第1节“生活会”――宫廷政变
胡耀邦对学潮坚持疏导、说服、教育的办法，没有使学潮很快平息，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元老们对胡耀邦极为不满。
１２月２７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耀邦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邓小平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让秘书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常务副总理）、胡启立（书记处书记）、李鹏（副总理兼教委主任）、何东昌（主持工作的教委副主任）到他家来。
１２月３０日上午，这几位领导人应召到邓家，邓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在六中全会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第１９４－196页）了解背景情况的人都知道，这是批评胡耀邦几年来反对资产阶自由化不力，批评他没有传达邓在六中全会上和陆定一那次争论的核心内容（王震在党校传达了，他还批评胡耀邦不传达），批评今天这种局面正是胡耀邦这种消积极态度造成的。
当时北京关心政治的人们感到，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前夕的形势似乎来临。
邓小平这次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还提到“反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１９５７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这个谈话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时，删去了关于波兰的一段话：“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邓小平在维护共产党的领导这个问题上，态度一直是很坚决的。为此，必要时可以采取军事管制的手段。
胡耀邦对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毫无思想准备。他深思再三，觉得分歧之大，是以前没有想到的：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算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学潮、对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方针和自己完全不同。如今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甚至动用专政手段去处置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自己是无论如何不能做的。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好干部将受到连累，他彻夜难眠。他决心顾全大局，将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辞职下台，平息一切。1987年1月1日，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辞职信。
邓小平决定要立即把胡耀邦撤下来，得到几个重要老人的拥护。陈云早就对胡耀邦的一些主张看不顺眼了，他完全同意邓的决定。李先念当时在上海，邓小平打了个电话，李答：你们在北京定吧。
胡耀邦的政治命运，就这样被几位老人定夺了。
撤掉了胡耀邦这个总书记，党中央工作就无人主持了。邓小平又不愿自己走到前台来。于是，他指定赵紫阳（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薄一波（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杨尚昆（中央军委副主席）、万里（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组成五人小组，由赵紫阳牵头，在十三大召开前，主持中央工作，包括召开“生活会”解决胡耀邦的问题。当时有人提出：胡耀邦的总书记是十二大和一中全会选出来的，召开一个“生活会”来解决胡耀邦的问题，是否合法？让他再干几个月，十三大改选下台不是更好吗？但是邓小平一刻也不能等。
１月６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12月30日的谈话以中共中央１９８７年１号文件发出。在文件开头有这么一段话：“当前反对资产阶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关系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败，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站在斗争前列；绝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支持学生闹事，违者要给予党纪、团纪、政纪、校纪处分，情节严重，经教育不改的，要从重处理。”这个文件发到全党，也就是向全党公布了对胡耀邦的批评。
1月10日，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出面，召集了一个“生活会”。他说，这个会中央常委委托我们五个人主持召开。他没有说明这个会的参加者是什么范围、按什么规矩确定的，不少参加者都是被临时通知到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习仲勋事前一无所知，他一进会场见到这个态势，就质问：“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预先不告知？”胡耀邦也是被突然通知赴会，毫无精神准备。
根据老人们的意图，１月１０日，胡耀邦作了检查。胡耀邦在检查中大包大揽，上纲上线。他检查说：“我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在政治倾向上“我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用人方面“喜欢用同意自己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自己意见的人。”等等。他还提出了辞去总书记的职务的请求（这是事先已经确定的）。胡耀邦这样检查，是违心的，其本意“是为了顾全大局，为了保护一批干部”。如果胡耀邦知道有人蓄意整他，要把他批倒批臭，他是不会作这样的检查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不管地位多高，既然被摆上了被批判的地位，在批判会上，每个人都得搜罗他的各种问题，进行倾向一致的批评发言。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作了一个长篇发言。他说，胡耀邦不懂经济，没有好好学习陈云的经济思想，还到处自以为是。杨尚昆在批评中讲到陆铿当面吹捧胡耀邦，进行挑拨离间，贬低邓小平，批评胡耀邦对陆铿的胡言乱语没有抵制。胡耀邦于1985年5月10日会见陆铿的谈话录音作为“生活会参考材料之二”印发给与会者。
有人说说胡耀邦很注意树立自己的形象，有野心，要把邓小平挤下台。
本来许多重大人事决定是邓小平定的，却误会到胡耀邦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进中央，等等。批评者认为胡耀邦排斥异己，搞“青红帮”（青年团干部和红卫兵）。令胡耀邦痛心的是他过去的好朋友也不顾事实地揭发他。例如，王鹤寿和胡耀邦关系一直很好，在延安时胡耀邦、陶铸、王鹤寿三人关系密切，人称“桃园三结义”。在这次生活会上，王鹤寿列举“晋江假药案”、“要开除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事例，说胡耀邦“目无中央”，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说的话，胡耀邦和中央书记处顶着不办。还把胡耀邦对他讲的一些私房话也揭了出来。
有人在发言中讲了很多与事实不符的话，知情者没有一个人为胡辩解。万里、赵紫阳这样的改革者也作了批判性发言。
赵紫阳发言说：“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弱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
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人再好，也会发生变化。斯大林、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物，也出了问题。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好，就很难说了。”讲到这里，赵紫阳说：“早在１９８４年我给小平同志写过一封这样的信，讲党的领制度问题。”赵没有说信的内容。乔石发言提到1985年7月14日邓小平找胡启立和他谈话，批评耀邦和陆铿的谈话，批评耀邦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胡启立发言也讲了邓小平1985年7月14日同他与乔石的谈话。胡启立还谈到1984年6月28日邓小平单独和他谈话，说胡耀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比较软弱。而作为总书记，这方面的软弱是根本性缺点。小平托胡启立把这些话带给胡耀邦。但小平这次打招呼，对耀邦同志没起什么作用。
散会后，胡耀邦坐在怀仁堂门前台阶大哭一场，可见他在会上受到多么大的委曲。习仲勋把他扶了起来。万里知道胡耀邦爱吃狗肉，当天晚上，派人把烧好的狗肉送到胡耀邦家里。
这次生活会上发言时间最长、最为系统的是邓力群。
邓力群一开头就说：“耀邦同志1月10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他抓住了胡耀邦自己承认的“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这一点不放，还穷追不舍，向宽处和深处追击。接着，他围绕以下问题对胡耀邦进行揭发批判：１，关于统一思想。胡耀邦在统一思想中不讲四项基本原则。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还引起他反感。２，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力群说：“搞精神污染就是搞资产阶自由化，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他揭发胡耀邦“从１９８３年的二中全会到这次学潮以前，在对待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上，经了肯定、否定、再肯定，再否定几次反复。”“两次否定，对党的损害，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对于耀邦本人来说，也极大地损害了自己的形象。一阵子这么说，一阵子那么说，反复多次，很难说他哪次讲话是能够信任的。”３，关于“四项保证”和“四有”问题。这是小平同志提出的，但后来耀邦很少讲了。
４，关于“左”和右的问题。耀邦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在实际工作中只防左，反右是很不得力的。５，在用人方面，“对有错误思想的人和搞资产阶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常委中陈云同志分管干部工作。”但耀邦“实际上剥夺了陈云同志管干部的职权。”６，“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635－678页）
在这些问题上他又举例证，又作分析，上纲上线，使人感到，胡耀邦是资产阶自由化的总后台，邓力群的发言是对胡耀邦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一次全面、彻底的清算。
邓力群在发言中自我表白说：“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我是毫不动摇的，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是矢志不二的。别人骂毛主席、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他这段表白是什么意图呢？有人分析，一种意图是，他对胡耀邦批判如此严厉，是出于一种革命的义愤。可能还有一种意图：为争取接替胡耀邦的位置作舆论准备。
当时北京有陈云让邓力群当总书记的传闻。这是有可能的。邓力群“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在１９７５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表现好，社会上也没有他的子女搞腐败的传闻，对陈云的思想又很忠诚。对陈云阵线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人选。
邓力群对他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向下传达１９８３年3月17日会上陈云批评胡耀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为什么１９８３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１９８３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过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耀邦同志批评谅解。”接着，他把矛头指向了支持胡耀邦的一批人：“可是我也要向你说，你在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中说他讲了三个半小时）。
生活会上把胡耀邦批倒了，批臭了，现在该是执行程序的时候了。
1月16日，举行了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十八人、候补委员二人外，还有中央顾问委员会负责人十七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四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二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会上只通过公报，邓小平不让讨论，只有陈云发言。会议的决定是：“一、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同志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二、一致推选赵紫阳同志代理党中央总书记；三、以上两项决定，将提请党的下一次中央全会追认；四、继续保留胡耀邦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常委除了李先念以外都参加了。陈云说：“注意啊，我们这个会是合法的。”他怕日后说胡耀邦下台不合法，搞翻案，所以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话外的意思是，胡耀邦下台是铁案。
决定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去留，不开全委会，不开政治局会议，只是常委会几个人决定。而在常委会前，还通过“生活会”批倒批臭，而参加“生活会”的有很多是没有表决权的离休老人。陈云强调这个会的合法性，就是怕有人质疑胡耀邦下台的合法性。
接着，下发了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数胡耀邦的种种错误，进一步把胡耀邦搞臭。
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朱厚泽向我谈了当时的情况：１９８７年１月胡耀邦的生活会。薄一波主持，地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的有二三十个人。有中央书记处的人，有几位老同志，还有列席中央常委会的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有参加。薄一波讲了很一般的开场白，余秋里第一个发言，主要讲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邓力群第二个发言，一共讲了五六个小时。这两人是重炮。姚依林讲经济问题，重提１９８３年批胡耀邦的内容。杨尚昆提出胡耀邦接受陆铿采访的事，十分尖锐。生活会开完了后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邓小平和陈云都来了。李先念还是没有来。邓小平说：“今天的会，耀邦不便主持，我主持。会议就是通过这个公报，其它事都不谈。”邓说完后，只有宋任穷和胡乔林在文字上提了点不太重要的意见。陈云讲了很长的话。一是讲调查研究，批评胡耀邦跑的地方太多，陈云谈他自己的青浦调查的经验。二是讲用干部问题，他主张就地取才，到哪里就在哪里找干部。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邓小平。陈云讲话时，邓一动不动，两眼平视前方，不看人。陈讲完了，薄一波用手在邓前挥了挥，示意陈讲完了。挥了一次，没反应。再挥一次，邓像突然醒来一样，说：“我没听见。”接着又说：“没有意见，举手通过。”通过后就散会。
关于陈云在会上的发言，朱厚泽记得不全。据可靠资料，陈云在会上讲了四个问题，都是批评胡耀邦的。 第一，“在1983年3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提过9条意见，是好意。是对胡耀邦善意的帮助，没有什么坏的意思，是希望他改正。我看耀邦同志可能没有注意，没有了解我的意思。”第二，关于书记处的工作方法。他批评胡耀邦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听汇报的方法，也批评胡耀邦一个星期跑22个县的作法。第三，他批评胡耀邦不开常委会。“在政治局常委里，你是总书记啊，第一把手啊，名字排在剑英和小平前面，你工作不努力？不好这样说。我跟薄一波同志讲过，常委不常开会。”第四，提拔干部要五湖四海，就地取材。实际是批评胡耀邦较多地用共青团的干部。他发言时邓小平“没有听见。”显然，这些批评邓小平并不同意，万里的朋友吴象向本书作者透露，这次生活会，除了批评胡耀邦以外，有人还批评万里和习仲勋。邓力群指摘万里发表“坚持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文章，还指摘万里同意刘宾雁的“第二忠诚”的提法。对这些指摘，被万里顶了回去。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多次约他去打桥牌。１２月３０日胡耀邦应邀去了，邓也没谈什么，只是为了缓和关系。
“生活会”以后，薄一波让邓力群起草一个《通报》。《通报》列出了十个问题：1，统一思想问题；2；反对精神污染；3，“四个保证”和“四有”；4，经济工作；5，政法工作；6，外事工作；7，干部问题；9，集体领导和违反纪律问题；10，胡耀邦的表态。前9个问题都是集中罗列胡耀邦方方面面的错误。《通报》作为中共中央19号文件发下去以后，地方对如此匆忙让胡下台还是不理解，又增发了五个补充材料，进一步罗列胡耀邦的错误。第一个补充材料内容是：胡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态度，胡对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自由化的态度，胡只反左不反右。第二个补充材料是关于外事工作问题。第三个补充材料是胡和陆铿谈话问题。第四个补充材料是关于经济工作问题。这些都是出自邓力群之手。由于邓力群在生活会上的发言最系统，这些发下去的材料很多出自他的发言。经济工作问题主要来源于依林。
胡耀邦看到19号文件很伤心，认为很多与事实在不符，是对他的羞辱。胡启立看到这些材料以后，觉得有问题。
文件后面还说“耀邦同志作了一些文字修改”。胡启立问耀邦：“这些文件你修改过了吗？”胡耀邦说“我看都没有看过，谁送给我看！”胡启立觉得问题严重，6月2日，胡启立就给赵紫阳和薄一波写了一封信。指出胡耀邦1月15日《我的表态》多处修改，是文件起草同志改的。赵紫阳在胡启立信上批示：“我的意见是：1，同意启立同志意见；2、引用胡的表态，不应擅自改动；3，起草文件的人的违纪行为应当追查。”据说赵紫阳在批示前向邓小平汇报了这件事，邓小平说：“这事要查，查出来干这事的人不能在中央工作！”《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用了14个页码（683－697页）对这件事进行辩解。他说，胡耀邦《我的表态》有一个手写稿，有一个录音纪录。最后以录音稿为准。“以胡耀邦的发言录音为依据，校改了胡耀邦手写的《我的表态》。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这句话没有写主语。主语是谁？是邓力群手下负责整理的人，不是胡耀邦。为什么却写上“已由耀邦同志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呢？
胡启立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他写这封信是很慎重的。然而，他揭露这件事给自己惹了麻烦。不久，陈云的秘书给胡启立打电话：“陈云同志马上要去南方，走之前他要来看望你。”陈云是长辈，那有陈云看望胡启力的道理？所以，胡启立急忙说“还是我去看他老人家。”说完，放下电话就赶到了陈云家里。见面后，闲聊了几句，陈云突然问胡启立：“你读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吗？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你知道吗？”胡启立本想一条一条地回答，但转念一想，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还会提别的问题。就直率地对陈云说：“您老人家有什么话就直说。”陈云说：“你不懂马列，邓力群懂。以后你不要同他作对。”三年以后，胡启立随赵紫阳下了台，陈云那里送来了陈云同胡启立的这次谈话记录，上面注明“根据录音整理”，让胡启立签字，随后作为文件发给党内。胡启立没有想到他们谈话时背后有录音，庆幸自己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话。
邓力群1987年十三大落选。事隔若干年后的２００６年，胡耀邦的秘书李汉平讲了一件令人注意的事：1988年胡耀邦和邓力群两人都到湖南长沙参加刘少奇纪念馆落成典礼。邓力群通过他的秘书刘中海给李汉平打电话，说是首长想看望耀邦。李汉平按耀邦意见回绝了邓力群会面的要求。但邓力群执意要见，再次让秘书打电话。耀邦不好再回绝，只好勉强同意了。两人谈话进行了三个多小时。送走邓力群后，耀邦脸色很难看。不停地在房间里踱步，饭也不吃。李汉平就陪他一起散步。李汉平问耀邦：“你们谈这么长时间，谈了些什么？”胡耀邦面带忧虑地说：“他要我和他们一起倒赵。”李汉平未加思考地说：“那不好吗，咱们也报个仇嘛！”胡耀邦停下了脚步，严肃地说：“李秘书，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曲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选出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决不能’倒’。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李汉平：《胡耀邦和邓力群的最后一次见面》，原准备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上发表。
后撤稿）
“民主生活会”使胡耀邦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胡耀邦对他亲近的人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想把我搞臭。“１９号文件”是羞辱（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１９号文件，罗列了胡耀邦“在经济工作方的一些严重错误”，１月２日给邓小平的信和１月１０日、１５日在生活会上《我的检讨》、《我的表态》），其中许多话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３０００人来，是外交部的申报：到１９８９年来１万人，常委都圈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３０００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李锐：《耀邦去世前的谈话》，载《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３４页）
有许多重大人事问题都是邓定的，都误会到我头上。如廖志高调离福建，马文瑞调离陕西，胡启立调中央，等等。（同上，第３９页）
胡耀邦还说：（生活会）完全是意外突然的。原以为辞职书送上去后，事情就结束了。（生活会上）薄一波的开场白是一般化的，要大家各自谈谈，相互间有什么意见，从耀邦开始。第一个放炮的是余秋里。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没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道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他们还到各省收集资料，并没有收获。只有湖南一位同志讲了点过头话。生平不背后议论人，否则会更不得了。下来后，通看了自己这七八年的全部讲话、谈话和文章，都是已经印出来的，好几百万字。看了三个月，问心无愧。（同上，３６页）
将一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地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同上，３８页）
胡耀邦就对他不公正的处理，还对李锐说：有苦恼，但不是个人问题，是历史不公平。应当还历史本来目。希望有个符合事实本来目的结论。没有也不强求，去见马克思也是坦然的。当然，死了什么也不知道。．．．．．再出来工作已不可能。老夫耄矣。再工作两三年，又能做些什么？老人政治不行。希望有个新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同上，４３页）
胡耀邦为中国改革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的改革思想深得人心，他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将这样一位总书记不明不白地推下台，造成了不公平的史，会在群众心中留下什么呢？答案是：对胡耀邦的无限同情，对顽固力量的强烈不满。这种同情和不满，会凝聚成一种力量。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力量将会暴发出来，化成惊天动地的怒吼。
在解决胡耀邦问题的同时，中共中央对学潮采取了果断措施：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改组中国科技大学领导班子，免去管惟炎校长职务，撤消方励之副校长职务；１月１３日，中共上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开除老作家王若望党籍的决定，并于１４日向王若望和他所在支部宣布这一决定；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不管是谁违犯党的政治纪律，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要受到党纪处分”；１月１７日，中共安徽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作出决定，开除方励之党籍。这个决定事后通知方励之，并在他所在的党支部宣布；１月２３日，《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开除刘宾雁的党籍。
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的党籍，是邓小平在１２月３０日同胡耀邦等人谈话时定下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两次谈到要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这次被开除党籍的还有社科院的张显扬，但没有登报。吴祖光、王若水则是采取“劝退”的方式让他们离开了中国共产党。
对这次学潮的某些鼓动者、组织者，采取了专政手段。
这时学生也都放假回家过年去了。
这样，持续一个多月的、波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声势浩大的学潮终于平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