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自我封闭，还是走向世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接受了苏联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虚构的理论，还加上了毛泽东的“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指导思想，扩军备战，与发达国家冷战对峙。
虽然中国还很穷，但还不遗余力地输出革命，给不发达国家“无私地援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又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毛泽东高举“反帝反修”的两面旗帜，使中国和世界隔绝。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中国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互动的结果。
１９７２年，虽然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对付苏联的威胁，为了打“美国牌”，是“以夷制夷”的策略。他这种国际斗争的权力游戏和后来的对外开放有着不同的含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洋奴哲学”、“崇洋媚外”，虽然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但在人们中造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这种恐惧心理直到改革之初还没有消除。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以来，也同时提出了对外开放。但邓小平和陈云在开放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邓小平访问美国和日本时表现出的那种开放思想不同的是，陈云在多种场合向干部们强调要记住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五个基本特征。这五个特征是：生产和资本集中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垄断组织；在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的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瓜分完毕。这五个特征是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概括的。
列宁的这五点论断和改革开放格格不入。如果强调这五点论断，就无法对外开放。如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是掠夺和奴役其它国家的手段，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却要大力吸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
陈云的思想在基层也有反映。在８０年代初，有一些单位把和外商的经贸谈判当作“一场特殊的国际阶斗争”，在谈判桌上设“前线政委”。这样的谈判成功率当然很低。一些引进国外技术的工厂，把来厂履行合同的外国专家当成“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用阶级斗争观念来对待他们。职工不敢单独接近这些外国专家，怕被人说成“里通外国”。
所以，这些单位和外国专家的关系十分紧张，常常影响工程进展。１９８０年６月，我到天津化纤厂采访。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生前批准的大型引进项目，我采访时正是施工高潮，有不少外国专家在这里工作。我发现这个厂和其它单位不一样。厂党委明确向职工指出，外国专家不是“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而是“受雇于外国资本家的劳动者”。鼓励职工和外国专家交朋友，虚心做外国专家的学生。这在当时算是了不起的经验。我很快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胡耀邦看到后立即批给有关部门，他写道：“这样的经验应当采取有效的办法使有外国专家的单位都能掌握”。７月中旬，国务院为推广这个经验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将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下发全国所有各单位。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贯彻这个文件，都召开了专门会议。
尽管中央做了很多工作，报刊也为树立开放观念进行了大量宣传，但是，人们的封闭观念还是难以打破。１９８２年，我到中外合作开发的渤海油田采访，看到了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例如，在外方工作人员每天上班都要经过的路旁，有一块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中英文的双语界牌。为此，外国人每天要绕行１０多公里路程。海洋石油局请求有关部门把界牌移动一下，有关部门回答说：“这块牌子是１９５３年中央军委定的，要移动得找中央军委批准。”石油勘探需要测量人工地震的回波，要在海边要建立电台，有关部门出面制止，理由是怕外国人搞“特务活动”。９月１６日，我发出了一篇《外国专家在渤海油田遇到的难题》的调查报告。胡耀邦当天就作了长篇批示：这个材料反映了一些荒唐事，看了以后真是使人又气又好笑。现在全党都同意开创新局，要提高经济效益，如果不重创这些可恶的东西，新局如何开创得出来？效益怎么能提高？几年来，我深感我们许多规定、做法，不适应开创新局的需要，加上某些人根本不是为了搞社会主义，而是妨害社会主义，这些问题要下决心，有多少，扫多少。否则，一切都会流于空谈。
４天以后，赵紫阳也作了批示，并对解决海洋石油开发中的各种涉外问题作了安排。１０月，国务院召集了十几个有关部门在北京开了５天会，研究解决这篇调查报告中提出的所有问题。会议纪要以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地。文件中指出，解决上述问题的原则，其它对外开放的单位可以参照办理。
围绕对外开放开展的政治斗争是全面的，仅从广东就可以看到其复杂和激烈的程度。
１９７８年盛夏，污浊的深圳河畔酷热难熬。
建国以来第二次偷渡浪潮正在这里出现。第一次偷渡浪潮是１９６２年。那时因为饥饿，人们被迫逃到香港寻找生路。这一次偷渡浪潮比上一次更加汹涌。人们成群结队地躲过边境哨所严密的监视，穿过双层密实的铁丝网，不顾死活地逃向香港。下面是我的采访本上的记载：据宝安县反映，１９７８年１月到１１月２０日止，全县共外逃１．３８万人，逃出７０３７人。其中８月份以后外逃的１万多人，逃出５４００多人。全县逃出大、小队干部１２１人，党员２９人，团员１６１人。
这一年，据有关方面不完全统计，在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４．６万多人。仅沙头角一个小镇就逃出２５００多人。
有的外逃者是从海上走的。他们不顾深圳湾的惊涛骇浪，用气枕连起来做成小船，用球拍子划向对岸。其中不少人被海浪吞没。在８０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了４００多具偷渡者的尸骨。还有的人选定梧桐山作为逃港路线。一位成功的偷渡者事后写下了这条路线的情况：梧桐山海拔９９８米，高峻挺拔，山道崎岖，荒草萋萋，成为港九的天然屏障。由于山高坡陡，攀越艰难，这里的边防线相对较松，也就成为偷渡者冒险之地。山的两侧各有一道铁丝网，有边防部队和民兵巡逻，狼狗开道。越境者一旦被发现，轻者遣送回原籍，重者当场丢命。梧桐山的山上山下，不知留下了多少偷渡者的白骨。在这虚幻迷离的深山里，这些死者，有摔死的，有饿死的，也有被同伴害死的。为了争夺最后一点余粮，偷渡者常常在这里互相残杀。（庄永竟：《洋参丸大王自传》第６０页）
１９７８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都在这里等待外逃的机会。有关部门为了防止烈日下中暑，只好把剧院打开，让大家进去休息，发干，做工作，买来车票动员大家回家。但送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
在香港那边被抓获的偷渡者，男人光着上身，满身污秽；女人被撕破了衣衫，裸露出乳房，像牲畜一样挤在卡车上，一车又一车地遣送过来。
为什么１９７８年外逃的人这么多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两边的经济差距太大了。这边劳动一天只有几角钱，香港一个打零工的，一个月可得２０００多元。宝安县大鹏公社西贡生产队林美兴逃到香港第三天就寄回３０００元港币。
不过，当时还有一个诱导因素，这就是当时对“侨汇”的优惠政策。侨汇，即华侨汇回来的外币，换算成人民币称为“侨汇人民币”。外逃香港人员寄回来的港币也享受同样的优惠。每１００元侨汇人民币可以优待购买３０元市场上十分短缺的“统销”商品。宝安县大鹏公社水头大队肖全珍７月份收到了９０００元侨汇商品供应证，８月１０日用４５００元买了４５０公斤粮食、３３．５公斤花生油和一批建筑材料。这使左邻右舍羡慕不已。
当时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到深圳来解决偷渡问题。他在干部会上说：“这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位党支部书记马上站起来反对：“我们这边整年没日没夜地劳动，还是没吃没穿；逃到那边去的人，只干一年就什么都有了。
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那里？你是高干部，请你解释这个问题。”习仲勋说：“你受党的教育多年，连社会主义都不理解，我撤你的职！”这位支部书记很硬气：“我不用你撤职，我现在就不干！”习仲勋是一位十分务实的高干部，会后，他了解了一些实际情况，第二天就在干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习仲勋知道，深圳河两边差距这么大的根本原因是那边能放手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这边统得太死。这不能责怪基层干部。只怪我们政策不灵活。如果不采取特殊政策，两边的差距还要拉大。
参加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回来以后，１９７９年１月８日到２５日，习仲勋就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会后，省委领导人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调研的结论是：一定要根据广东的特点，充分发挥优势，要求中央给广东放权，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此后，习仲勋和吴南生向当时在广东的叶剑英副主席汇报了省委的意见，叶剑英听了十分赞成，并让广东省委快些向中央汇报。
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在北京听取广东省委的汇会。习仲勋，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中共西北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凭他的革命资历和在党内的地位，他是敢说话的。他直截了当地对华国锋说：“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华国锋问广东要些什么权，习仲勋说：“广东作为一个省，等于人家一个或几个国，得多给点自主权，类似联邦制。否则，广东就很难搞好。”华国锋回答说：“不要搞联邦了，给广东放点权吧！”习仲勋进一步提出：“允许华侨、港澳商人直接投资办厂，也允许外国厂商来投资办厂，或兴办合营企业和旅游企业等。” 静心倾听的邓小平插话说：“这个想法不错嘛！”说着，他示意习仲勋继续讲下去。
邓小平早就思考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得找一个突破口，一个试验场。在这里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为大面积改革开放探路子。这个试验万一失败了也不要紧。就那么一块小地方，关系不大。在那里试验呢？从习仲勋的汇报中，他想到了深圳。
散会以后，邓小平和习仲勋交谈。把深圳划出来，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场，这块地方叫什么呢？邓小平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习仲勋认为这个名字好。
邓小平说：“对，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
”大政方针一定，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就率领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段云，国家进出口委副秘书长李灏等飞往广东、福建，具体落实。他们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返京后，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就是著名的中发【１９７９】５０号文件。
５０号文件给广东、福建两省在计划、财政、金融、物价等方面以较多的自主权。特别在外贸方面，允许广东有权安排和经营自己的对外贸易，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和合资经营等项目，省里可以自行审批。还确定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但是，对外开放不是一帆风顺。８０年代初，国门打开以后，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
最突出的是走私。当时没有想到走私是高额关税造成的，而当作阶级斗争的表现。
１９８１年，海丰走私猖獗。大量洋货通过各种方式走私进来。这么多走私洋货怎么办？省里廉价买下来了，再卖出去，得到的利润交给地方财政。广东省就背上了走私贩私的罪名。广东出口，超计划部分的利润全部留给省里，这样，广东外贸部门就可以用较高的价格收购出口商品，外省的出口货源大量流进广东。各省意见很大。关闭了几十年的国门刚刚打开的时候，未免泥沙俱下。在广东、福建两省，各种经济犯罪活动一下子泛滥起来，引起了国人震惊。
这些问题的出现使得有恐外、排外思想的人找到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实。他们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中共中央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先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广东进行检查。接着中央把广东的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三次召进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广东的领导干部面对面地交谈。福建省委领导人也被召进了北京。１９８２年２月２１日到２３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中央书记处、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有关部门和两省省委负责人共６８人，出席了会议。重点讨论了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座谈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各地。
这个文件指出：“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和集体财产窃为己有等严重违法活动，已经比１９５２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各种恶性刑事犯罪案件增加。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现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及时指出这些问题，并采取打击措施是十分必要的。这个文件对减少对外开放中的犯罪活动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人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开放，因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路上去。即不去努力建立市场法规，反而强化计划经济的审批权，因而权钱交易的现象反而日益严重。
胡木在两省座谈会上的一个插话中强调：“我认为，对反走私贩私的活动不能孤立地看。应该看成是我们全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面临着一场资本主义思想腐蚀与社会主义思想反腐蚀的严重斗争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胡木的这些话使得处于开放前沿的干部感到十分紧张。１０多年后，广东省一位老干部向本书作者回忆说：“当时听到这段话，我感到背心发凉。”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一、必须充分认识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一定要在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和斗争中，做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正确掌握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把打击经济领域中的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三、必须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中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
如何“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文件中最能落到实处的措施是：根据广东情况，当前要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１）加强计划管理，坚持综合平衡，把一切重要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
（２）加强对外经济活动的统一领导，除经国家批准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
（３）采取有效措施稳定物价。办法是，一是逐步增加国家对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比重。二是制止滥发奖金。三是基本建设要量力而行。
（４）大力整顿党风，严肃党纪。
看来，所谓健康发展，除了整顿党风等以外，主要还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办法上去。而党风、党纪也是实现前３条的组织保证。
如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文件中转述了陈云的一段话：“今年春节，陈云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中指出：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陈云这段话是１９８２年春节讲的。
使广东人感到更大的压力是，这个文件有一个附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胡乔木在座谈会上解释说：“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值得看一下，也可以发下去。那些外国租界，本来不是条约明文规定的，而是糊里糊涂地上了外国人的当，愈陷愈深，最后成了‘国中之国’。这对我们，特别是现在搞特区的地方，很有教育意义。”陈云在这个附件上批示：“此件发全国各省市。对于经济特区，要警惕这类问题。”这就使人们把经济特区和过去的租界联系起来了。
10多年后的1998年春，本书作者就这次两省会议访问了任仲夷。这时他已离休在家。
他对本书作者说，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胡耀邦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两省会议以后，书记处向政治局常委作了一个汇报。我想把汇报时常委的意见向你谈一下。我本想到广州亲自和你谈，因为太忙，很难离开。所以请你和刘田夫到北京来一趟。”任仲夷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和省长刘田夫一起飞到北京。胡耀邦和赵紫阳同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胡耀邦对任仲夷说：“你给政治局写一个检查好吗？”任仲夷想：“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工作上当然不会一点缺点也没有，写个检查当然是可以的。”他连夜写了检查。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他到广东以后注意了搞活，在加强管理方面注意少了，今后要注意加强管理等等。
任仲夷等从北京回来后，两省会议的文件就发下来了。在省委讨论之前，他把谋士们找去，让他们就如何贯彻这个文件发表意见。大家谈了一整天，他静静地听了一整天，一言不发。最后说：“谢谢，散会。”为了贯彻这个文件，广东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任仲夷说：“中央指出广东有这样的错误，那样的错误，不同程度地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我们要坚决拥护。回去后要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搞运动，不分任务。
我们坚决反对走私贩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我们坚持排污不排外。过去出的问题由省委负责。省委由我任仲夷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第一书记。下面没有责任。”任仲夷在总结报告中还把原来提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改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常务副省长主张搞若干个治理整顿的文件，并提名让省政府副秘书长王琢牵头来办。一共搞了七八个文件。如果执行这些文件，很多东西都要退回去。这些文件上面看了很高兴，但对广东干部来说，有任仲夷的话在先，在执行中把这些文件不当回事。南海县委书记广大坚决不走回头路。广东取消了鸡的“派购”。要不要恢复“统购派购”？有人说：“鸡的‘派购’必须恢复。不恢复解放军战士哪有平价鸡吃？”广大说：“我办个养鸡场。‘派购’的鸡我全包了。”在贯彻中央这个文件时，对广东的供销员压力最大。当时外地几乎天天有人到南海抓供销人员。广大对来人说：“你把材料放下，我们也是一政权，有问题我们自己依法处理。”广大还专门召开供销人员大会，奖励有贡献的供销人员。指出供销人员在发展南海经济中立了大功。
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什么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时，就有人把这问题归罪于改革，从而使改革走回头路。广东这次也有这种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事后有人说，这一次如果不是任仲夷稳住阵脚，不是有像广大这样一批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干部顶着，广东的改革开放就要遭受很大挫折。
不管怎么样，这次事件给广东的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在社会上的确有一些对广东不利的舆论。１９８３年，在六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采访了当时的广东省省长灵光。我直率地向他转述了社会上对广东的一些看法。
灵光说：“有人把经济犯罪和对外开放联系起来，这是不公道的。当然，对外开放以后，对管理要求更高一些。”他当时向我介绍，由于加强了管理，广州现在社会秩序较好。广州市每年春节除夕前都有花市活动，通常有一两百万人走上街头。过去这样的活动难免要出些事，而这两年的花市秩序很好。他还对我说：“不信，请你去广州看看！”第二天，我以他这句话为标题发了一篇访问记。
为了对外开放，当年邓小平派了两位思想解放的干部分赴两省，一个是任仲夷，任广东省委书记，一个是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他们两人上任以后，陈云阵线一直盯着他们，从而酿成批评两省的专门会议。他们两人这次算是过了关，但陈云阵线并没有放过他们。后来他们抓住了“晋江假药案”大兴问罪之师。其实，那时的所谓假药就是银耳加白糖。胡耀邦建议让项南再留任一届，有人坚决不同意，最后还是罢了项南的官。这是后话。
为了挽回两省会议文件对开放的负面影响，１９８４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他全面肯定特区的成绩。他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大力支持和肯定广东的改革开放。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他建议增加开放城市。这无疑是对特区政策的指摘和怀疑的明确回答。
邓小平从南方回到北京以后，就和几个中央领导人谈话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不顾陈云怕“口子开得太多”的忧虑，说：“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样，就出现了沿海１４个开放城市。
1987年６月１２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们正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特区。”１９８７年，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承包开发３２平方公里的洋浦，建立自由贸易区。１９８８年，１月１７日，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率国家有关部门到海南进行了考察论证。田纪云和正在筹建中的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湘与“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达成共识，确定了洋浦整体开发的总体方案。这个方案既给予开发者的自主经营权，又保证了中国的主权完整。保守派针锋相对，就在田纪云在海南考察之后，政协主席李先念派出的全国政协工作组到了海南。田纪云前面走，他们在后面到；田纪云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就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全国政协工作组按他们的调查结论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写了报告。这样，田纪云主持搞的开发方案被搁置起来，还传出了丧权辱国的咒骂声。
1989年8月11日，邓力群在山东烟台说：“现在，确实现出了一些吃外国人饭、替外国人办事、帮外国人讲话的中国人。其中少数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变成了外国人在中国的代理人。．．．．不能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买办阶级，但他们确实是新时代的洋奴。”邓力群认为，这样一些人是赵紫阳的社会基础，赵紫阳是这个社会基础的代理人。邓力群还透露，李先念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说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看，赵紫阳像不像一个走资派呢？陈云同志说：什么像不像，他就是走资派。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他的政见，证明他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第812页）
然而，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的忧虑无法阻档经济运行的力量。在今日的世界，经济是跨越国界的。只有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才能实现高效率；只有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才能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另一个角度看，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是那么容易。第一，为保证本国居民的就业率，不能把市场全部让给外国商品。市场就是就业机会。商品出口就是变相的劳动力出口。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最怕失去市场。第二，与前一个问题相关的是，为了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不能将全部市场让给外国商品。民族工业系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就有种种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自由贸易和贸易壁垒的斗争将是长期的。总的趋势是自由度越来越大，贸易壁垒越来越少。１９４７年成立的关贸总协定时，中国是缔约国之一。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即ＷＴＯ。
１９８６年，中国提出了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申请，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支持的和反对的。以后，这两种态度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支持和反对的主要原因除了对中国加入ＷＴＯ以后的利弊的评估不同，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自20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很多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加入ＷＴＯ的利弊研究。他们一个一个行业地分析损益，一个一个地区的权衡利弊。研究者出版的分析成果汗牛充栋。但还是两种态度：支持者和反对者。支持者认为利大于弊，反对者认为弊大于利。
反对意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他为此写了一本专著，名曰《碰撞》（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北京）。这本书强烈批评“市场浪漫主义”。认为WTO是经济强国拆除经济弱国自我保护屏障的战略工具。跨国公司不是激活中国经济的“鲶鱼”，而是吞并中国企业的“鲨鱼”。ＷＴＯ规定的幼稚工业保护期实际是死缓期。美国企图在全球化的旗帜下让各国把经济主权交给由它操纵的各类全球经济组织，这样，美国将成为各国的中央政府，这就是淘汰各国政府，实现美国赢家通吃的美梦。韩德强警告说：如果听任“市场浪漫主义”，中国经济未及起飞，就可能被击毁在跑道上。作为经济弱国的中国，可能会成为经济强国的食物。
虽然反对的声音很强烈，但占主流地位的看法是利大于弊。中央政府持利大于弊的看法。中国政府一直是积极争取尽快加入ＷＴＯ的。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参加了数十次多边工作组会议，进行了数百场双边谈判。人们通常把这个漫长的过程以1993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９３年以前，参加谈判的中国代表团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既不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又要说明中国是能够履行ＷＴＯ那一套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为了向别人说清这个不可能说清的问题，整整花了六年时间。一直到邓小平讲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代表团1993年才痛痛快快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年后主要是在开放的范围、条件、速度等方面不断地讨价还价，无非是利益的博弈。能否得到更多的利益不是决定于主观愿望，而是自己的谈判地位。由于中国的发展程度较低，谈判地位不是很有利的。要完全按国际贸易原则办事，中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但是，中国尽可能缩短这个过程。一边谈判，一边创造加入ＷＴＯ的条件。进入十年代，中国在开放贸易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关税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逐渐减少。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经过十五年漫长的谈判，中国终于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１日正式成为ＷＴＯ的成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从政策层面向制度层面转变。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中国全面接受了世界贸易规则。
加入ＷＴＯ，意味着将用世界通行的规则来约束中国政府和企业的行为。
此时，十多年的恐惧和期盼变成了现实。
从入世后不久的实践来看，当初的有些恐惧是多余的。例如，加入ＷＴＯ以前，利弊分析者认为，由于中国商品竞争力不如发达国家，头几年出口会大幅度下降。但是，入世第二年的２００２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比上一年增长了２４．７％，顺差比上一年增长了３４．７％。又如，不少利弊分析者认为，加入ＷＴＯ以后，中国的汽车工业可能全军覆没，但是，２００２年中国的汽车产销达３２０万辆，比上一年增长８６万辆。媒体用“火爆”、“井喷”、“春风得意”、“春光满面”来描述这一年的中国汽车业。
这时人们才发现，过去看轻了中国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只相当于欧洲国家的十分之一，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过去这种优势被关在国门之内，“养在深闺人未识”。加入ＷＴＯ以后，这个优势才在国际比较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