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改革发起派全面反攻

１９８９年以后三年改革的倒退，企业界和知识界感到十分压抑。１９９１年下半年，北京的理论界在小范围内不声不响起重新拨旺改革之火。这样的小会我参加了几次。我们自己也举办过这样的会。１９９１年１１月，经报社领导同意，《经济参考报》理论部（当时我是理论部主任）开了一次座谈会。会议是在新华社新闻大厦１０５会议室召开的。我们请来了薛暮桥、厉以宁、董辅（衣补加乃）、季崇威、戴园晨、张卓然、杨培新、陈吉元等１０多名头牌经济学家，当时薛暮桥、厉以宁还刚刚挨了左派领导人的批评。在座谈会上，他们一吐为快，发言激烈。我们还请他们每人带来一篇文章。第二天（我记得是１１月１６日）我们在头版用一整版的篇幅刊载了这些学者的发言摘要。在整理这篇摘要时，我把“十三大”赵紫阳的政治报告放在旁边作为“尺子”（“六．四”后邓小平曾肯定了这个报告），“把政策用足”，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表达出来。在这以后，每天在一版位置登一篇他们交来的文章。一连登了十多天。没想到，十多位学者的发言摘要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国外有四大通讯社发了消息，有的通讯社还以“中国的改革者发起了反攻”为题。有两家外国报纸还全文转载了我们的发言摘要。外电对中国事情这么强烈的反映，按过去通常作法，新华社应当收在《参考资料》中，但这次并没有收进去。因为这是新华社自己点的火，在当时那种反和平演变的气氛中，上面看到了可能给新华社带来麻烦。但在国内企业界反映强烈。后来厉以宁见了我说：“你们发了我的文章后，我收到了这么多读者来信，都是企业写来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足有半尺高！可见学者的发言表达了企业界的心声。

１９９２年春，邓小平旋风从南方刮到了北京。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１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真正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再没人提了。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三年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到处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石３月初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强调“左”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性。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田纪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更富有挑战性。他说：根本问题是把经济搞上去。苏联的垮台，绝不能把它仅仅视为一两个人的错误造成的，这方的原因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那个模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如果说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出现了戈尔巴乔夫，那么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并没有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也垮台了呢？东德的昂纳克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东德不也是柏林墙一拆，就垮台了吗？

如果我们不清理一下“左”的东西，不把小平同志关于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问题稍加具体化，光空喊加快改革步伐，实质上是加不快的。“左”的积习根深蒂固，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是来自这种“左”的积习。“左”的东西表现很多：你要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丧失治理整顿的成果，他没有想一想大好形是怎么来的，大好形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一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点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会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所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留恋阶级斗争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总之，“左”的积习对改革开放的阻力不可低估。干什么事情他都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让你什么都不敢干，什么事情也不能干。“左”的东西可以说比比皆是，而且，由于它带有革命色彩，是革命的言辞，欺骗性大，危害性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如此，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

邓小平同志谈话，光跟在那里重复，说上千遍万遍，没有用，重在落实和执行。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

有人攻击特区，１９８４年就有人给我提建议，让那些自认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的人，可以让他们承包一个地方，或者承包一个岛，让他们实行他们想要实行的那一套。搞他们的特区。不竞争就判别不出真理来。问题在于，谁去办这个特区？就是连那些一有机会就攻击改革开放的、自认为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人，他们也不去！

人们认为田纪云的讲话是一篇很好的“讨左檄文”，中央党校的这部录音带畅销一时。２００４年６月９日下午，在一个田纪云在座的饭桌上（本书作者也在座），有人称赞他在党校１９９２年的讲话，说这个讲话很有骨气，问田当时是不是感到有风险？田纪云说：“当然有风险。我讲的左的种种表现，都是有所指的。所以左派恨之入骨。”田纪云还说：“为了防止左派告黑状，我一作完报告，就从主持人那里要了一份录音和录相，托邓楠送给小平。后来，果然有人找小平告状，说田纪云在党校讲话不好。小平说，我听了录音，没有什么。多亏了这么做，不然我就出政治局了。

”邓小平已经８８岁了，来日无多。像毛泽东晚年担心他的路线会变化一样，邓小平也有这种担心。毛泽东是怕人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是怕他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夭折，也怕中国共产党失去领导权。他担心的还是“两个基本点”，对改革开放更为钟情。因为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功绩还是改革开放。所以，他对田纪云等批评左派是很满意的。

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原来传说的“南巡讲话”中对这一代领导集体流露出不大放心之处。经整理后正式传达的有“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这句话。不管怎么样，领导班子木已成舟，他不能再让他的第三个接班人下台。他唯一能做的是，让改革开放路线深入人心，并且形成具体的路线、方针。他要为将来的路铺好铁轨，并把第三代领导人推上这个铁轨。造就这样一种格局：你的列车只能在我这个轨道上开，离开这个轨道就要翻车。

除此以外，邓小平还在人事上作了安排：把年仅４９岁的胡锦涛定为江泽民的接班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接班人通常是由现任最高领导人这一代决定的。但是，在十四大上，邓小平把江泽民的接班人也定下了，提前为江泽民办了“后事”。这种隔代决定继承人的作法，为今后的高层政治增添了复杂因子。

南巡讲话已经为他这种努力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党代会上把这个思想体系确立起来，并制定出具体的路线、方针，从而用党的组织力量来推行。江泽民在这一点上是密切配合的。邓小平只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进而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总目标。邓小平称赞江泽民“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出席会议的有２０３５名代表。６００多名中外记者采访了这次盛会。江泽民作了《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充分肯定了十四年的改革开放；肯定了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确立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明确了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其中首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这个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就经过反复酝酿，易其稿。在这次会上，代表们又反复讨论后通过。

十四大撤消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这表示，老人们不再当现任领导人的保姆。他们在家里颐养天年。江泽民不必像胡耀邦、越紫阳那样，看老人们的脸色行事。不过，直到1994年邓小平和陈云因身体原因再也不能问事时，江泽民才走出老人政治的阴影。

十四大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对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完全采纳了邓小平南巡讲话中的解释。总纲完全体现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体现了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此时，陈云还继续保持强有力的影响。１９９３年３月，李铁映就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之前，先到杭州拜见陈云，听取陈关于改革的意见。但是，十四大以后，陈云没有继续坚持自己的意见。

“铺轨”到此还没有完成。再经过一年的酝酿，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１４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一共５０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轮廓框架作了设计。

这个设计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思想。这个决定还提出在本世纪末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个决定的产生，江泽民也出了很大的力气。这算是两代领导人对未来经济体制的共识，也是两代人的一种交接。

到现在，邓小平对身后的事更加放心了。

“十四大”以后，江泽民虽然名义上是军委主席，但杨氏兄弟不一定听他的话。所以，有杨家兄弟掌握重兵，江泽民还不算完全接班。这时，江泽民面对一个现实，两个机会。一个现实是，杨氏兄弟二人执掌军队，并且过于张扬，军内老将们对他们十分不满，他们提出的用军队“为改革保驾护航”的口号也得罪了很多人。两个机会是：一是张爱萍、李聚奎等七位上将在1989年春天上书中央反对动力用军队镇压学生，“六四”后他们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另一个机会是杨尚昆虽然是“六四”时动用军队镇压学生的执行者，但他内心深处还有不同看法（１９９８年他对３０１医院的蒋彦勇大夫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江泽民是这样利用这两个机会的：一方面他提高这七位上将的政治地位（如李聚奎逝世时以超乎寻常的规格举行追悼会），争取老将们在邓小平面前说话，批评杨尚昆兄弟的种种不是；另一方面通过某种方式让邓小平知道杨尚昆兄弟对“六四”心怀异见，使邓小平担心日后杨尚昆可能为“六四”翻案。经过努力，邓决定剥夺杨氏兄弟的兵权，但杨家兄弟还不知就里。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杨尚昆提出让他的弟弟杨白冰进政治局常委，江泽民坚决顶回去了。江泽民敢顶，是因为他事先从邓那里得到了承诺。江泽民借邓小平之手，赶走了杨家兄弟，换上了份量比杨家兄弟轻得多、且没有政治野心的刘华清、张震。从此，江泽民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军委主席。接着，江泽民在军队中大批提拔干部，大批任命上将，他的地位才算真正稳定。

作为接班人，要完成自己的史使命必须抓住六个字：“站住脚，做好事”。这六个字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即：“掌好权，治好国”。站住脚（即“掌好权”）是前提。国家最高领导岗位这个地方无风三尺浪。曹操把这个地方称之为“火炉”，没有几下子是不容易站得稳的。连脚都站不稳，就谈不上做好事（即“治好国”）。在权威政治条件下，新领导人要“站住脚，做好事”，他必须使自己强大。这就必须大胆而谨慎地抓住军队，大胆而谨慎地进行组织人事调整。江泽民在两、三年之内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权力的巩固，江泽民逐渐显出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注：“三个代表”的完整提法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常识，不是什么理论，不管谁执政都会向老百姓有类似的宣称。“三个代表”的提法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在新的形势下得到执政合法性。“三个代表”比“四项基本原则”前进了一步。在江泽民主政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按邓小平的意愿向市场化、全球化方向大步推进，国民经济也以较高的速度发展。

如果１９９２年邓小平用朱熔（金＋容）基顶替江泽民，情况会怎么样呢？朱熔（金＋容）基当5年总理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是计划经济思想很重的干部，在国企改革中不提产权改革，在粮食和棉花流通中取消了农民的卖粮自由，他扶持了一批行政垄断性大企业，影响了中国的市场化进展。这些是和邓小平的初衷相背的。如果让朱接班，其结果可能还不如江。可见，权威人物选择接班人，常常选出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人。

江泽民如果在十六大全身隐退，或许能留下一个好名声。可惜的是，不知什么人出的主意，他干了三件蠢事，使他的声望大大下降：一是大讲１３年（１９８９年到２００２年）的成就。这使人们产生了两个不好的印象：江泽民不顾事实地把这些年经济发展的功劳全记在自己帐上，其实，他完全执政并没有１３年，他虽然１９８９年当了总书记，但１９９４年开始摆脱邓小平的控制；他讲的１３年恰好是“六四”以后的１３年，人们认为他是在再一次肯定“六四”镇压。

二是自己在中央党校讲话把“三个代表”摆到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等地位。前三者是被后人或别人摆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神龛”、从而享受政治“香火”的，而江泽民却自己爬上了政治“神龛”。

三是十六大还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也许这不是江泽民的本人的意愿，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老江交班不交枪”、“恋权”的把柄。他保留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以后，有时还站在保守立场，对新领导人指指点点，群众也很反感。

而且，这三件蠢事是和大树特树江泽民的权威中连在一起的。对这种“造神”宣传，也许是“权威政治”的需要，但在老干部和知识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