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262期：182亿罚款过后阿里还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不要用竞业限制来攻击大公司

2021年4月16日睡前消息文字版第262期

【睡前消息262】182亿罚款过后，阿里还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大家好，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欢迎收看262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新闻。

182亿罚款过后，阿里还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阿里巴巴公司被罚款182亿后，市场监督总局约谈了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要求严防垄断失序，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督工过去十几年，中国主流的互联网发展模式是构建互联网商务平台，现在国家是不是要扭转发展方向呢？

平台经济不会消失，反而会更紧密地融入中国经济，对于年轻网民来说，在情感和理智上可能都会拒绝这个说法，因为他们主要基于21世纪的记忆，尤其是2008年以来的直接生活经验下结论。但是对于我这个四十岁的人来说，类似的事情在我眼前至少发生了三四次，我必须基于历史规律来做判断。

21世纪的年轻人不会觉得电话号码是稀缺资源，往往是一个手机配不止一张手机卡，依然不断接到各家公司促销电话，推荐各种新套餐。不过只要在20世纪后期已经记事就应该有印象，电话公司曾经是对客户最盛气凌人的行业之一。1980年中国大陆的电话用户只有300万户左右，不如香港几百万人的电话多，1990年中国大陆的电话刚刚突破1000万户，其中大部分还是单位办公室的电话和公用电话，私人家庭拥有电话的比例在城市还不到1%，农村就更少见了。当时个人要装电话主要看申请人的行政级别，就算是一个正科级干部也不一定有指标，往往需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才能接通线路，需要到邮电部门找亲戚朋友才能减少排队时间。就算最后装上了电话，因为电信公司的交换机门数不足，直接拨号时还是经常占线，打不出去。

1990年邮电部和物价总局发出联合通知，允许电信企业给普通市民装电话收“初装费”。电话初装费相当不便宜，1990年一度有5000元，过了几年稳定下来，北京、上海、深圳的初装费都是三四千，比一个干部或者工程师的全年收入还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90年代三四千元的概念，上海最大的都市报新民晚报1993年登过一个广告，3万元一套房，均价980元，一个电话号码在当时意味着3到4平米房子，装七八部电话就能买一套小公寓。

初装费的定价原则是初装费可以抵偿新增用户的全部建设成本，而用这笔钱搭建的通信线路和交换设备只有一小部分专门服务于特定用户，其他的主体投资体现为骨干网和交换机，都是电信公司可以长期赚钱的资产。这意味着电信公司只需要有牌照，不用自己投入资本，就能不断扩大规模赚钱，投资全部找用户拿，但仍然向消费者正常收取服务费用，绝对的单方面定价，滥用垄断地位。所以电信公司的资产和覆盖用户快速膨胀，在2001年停止收初装费之前电话用户明显超过两亿，是1990年的20多倍。

当时的邮电电信总局还没有彻底改制，对外以中国电信公司的名义直接运营业务，在90年代末的通讯市场上电信网络绝对是一家独大。政府也意识到在这种条件下转向市场经济，垄断运营可能会失控。还好在邮电部系统之外，铁路为了保证沿线车站的沟通，有一套自己的长途电话系统，为了能随时找到铁路技术人员，铁路电信还覆盖了一部分铁路家属区的民用电话。二千年国家把这部分资产拿出来设立了铁通公司，希望能够制造积极的竞争环境。

可是电信公司并不喜欢公平的竞争游戏。前面提到2000年的时候，电信的固话用户已经超过两亿了，新入市的铁通如果不能和电信用户顺畅通话，在铁路家属不多的城市就只能算是一个局域网，就算是没有初装费也没有人愿意去装，浪费一部电话机。所以电信公司顶着主管部门的一再批评，反复声称联网接通有技术困难，能打通是运气，打不通也是正常，能拖多久拖多久，21世纪初很多装了廉价铁通电话的用户都体会过，打电信的号码通话质量和接通概率还不如打国际长途。

不过通讯网络有天然垄断性，铁通在自己占优势的地方也不会尊重用户选择权，很多靠近铁路的单位和铁通签了独家合作协议，凡是铁通已经入住的家属住宅区，不再允许电信进来铺线路。

接下来国家又把移动网络从固定的电信网拆出来，成立了移动公司，中国移动公司赶上了功能机快速普及的时代，快速搭建了国内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面对电信和网通的老同事，移动公司拿出了同样的手段限制网络之间互联互通，在收费方面歧视跨网的通话，靠自己的用户基数逼着新增用户“2选1”换成移动的号码。

电信巨头之间恶性竞争最严重的时候，除了限制跨网互联互通之外，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切断线路、破坏基站的暴力手段，半夜派出冷兵器的小队去砍光缆，几乎成了正常经营的一部分，使用定向的电子干扰设备也不稀奇，全国的类似对抗如果放到一起可能比很多科幻电影反映的战争都壮观，最后最高法院专门发布了破坏电信设施的司法定性解释，才勉强刹住了风气。

2014年人民日报发社论，标题是《为电信竞争破冰欢呼》，静静给大家读一段。

前些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竞争的白热化甚至到了双方互砍光揽，双方员工大打出手的地步，这让人们似乎觉得电信领域竞争甚至已经过度。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打归打闹归闹，如果在最关键的市场准入环节没有改变，让你干你才能干，或者只让某些人干，电信领域垄断的本质就没有彻底改变。

最近几年电信巨头之间分分合合，竞争逐渐规范化，随时畅通的电话、带号转网的套餐、公开透明的资费标准都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曾经被认为是低俗文化载体的短信，现在已经是最权威的个人传送工具。体制内给中老年领导汇报一定要用短信，而不是微信，这是体制内的一个职场潜规则。普通人已经很少关心电信、联通和移动之间还有哪些针对性的经营策略，90年代到21世纪初通讯市场的野蛮竞争算是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结果。

在满足了基本的通话功能之后，网络时代到来了，电信行业开始全面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为了抢夺用户获取垄断优势，曾经在电话网络上发生的所有不正当竞争手段又被重复了一遍。仅仅不到10年之前，山东东营市网络市场的潜规则还是砍小区光缆合理，抓到算失手，应该赔三杯酒道歉，要是对方追究到底，那就属于不懂江湖规则了。

这一轮的网络用户竞争依然爆发在三大寡头之间，从运营数据看中移动的稳定用户最多，中国电信排在第二位，联通最少，但是收入却是中国电信遥遥领先，联通和中移动几乎相当。这体现了中国电信和联通拥有强大的固话网络基础，拥有更多事实上垄断经营的小区，所以能够开出更高的垄断服务价，向更少的用户收更多的钱。直到最近几年，电信和联通公司还在软硬兼施，阻止对手抢夺自己的领地。

2007年中国有了《反垄断法》，2011年发改委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业务方面发起了反垄断调查，声势比今天罚阿里182亿还要大，媒体对这次调查称为中国反垄断第一案，央视、新华社和代表电信业发声的媒体都赤裸裸表达立场，争论案件的定性，人民邮电报直接发社论反驳央视，2021年的年轻网民可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当时比较中立的媒体都预测，反垄断法很有可能会重罚电信和联通，罚个几十亿，甚至拆掉组织垄断经营的公司总部，让全社会都看到反垄断的决心。但实际的处理结果让社会大吃一惊，监管机构最后只要求电信和联动公司扩大网络之间的互联带宽，不要给用户的选择设置障碍。也就是说纠正之前的部分错误行为就到此为止，最后甚至没有一份调查报告明确说两个公司是否滥用了垄断地位，是否在搞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但是整体的网络服务水平的确的持续提升，孵化了一大批基于稳定互联网服务的新产业，比如说现在的快递行业都是网上接单，即时显示货物的位置。现在的餐饮业都支持整个城区点单，现在打车基本都是网上下单，几乎看不到在街头挥手打车。就连我们的睡前消息视频节目，如果不是大家随时都能拿出手机看视频、发弹幕，我很难想象搬到传统的电视台会是什么样子。现在的互联网服务就像十几年前的电话服务，变成了鱼池里面的水，鱼平时感觉不到，但是又无所不在。

从过去30年的历史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中国政府对超级企业搞反垄断监管的模式。初期不会过多干预，总结出行业规律以后行政命令和法律处罚相结合，全国整顿，整顿以后既往不咎，鼓励规范运营的寡头继续为中国经济提供基础设施。阿里巴巴这次处罚以后，发展模式应该也差不多了。

过去几十年出现了这么多大型企业的事实垄断和普遍的不正当竞争，普遍到全国人民都看到了。那为什么政府不事先进行有效监管，事后也不解散这些大企业，反而容许他们继续发展呢？

一般来说大多数企业连续违规是政府监管不力的结果，但是对于那些在新领域快速发展，同时也给其他企业带来新生产模式的大企业来说，政府一方面缺乏监管经验，另一方面也必须考虑到大量连带企业的利益，还要考虑到保护创新，很难跟随企业扩张路径同步采取严厉的监管策略。从逻辑上来说恰恰是这些企业初期的野蛮生长给政府监管提供的经验，才让监管部门逐步试探出合理的监管模式。所以除非直接威胁人身安全和社会秩序，否则监管政策往往比大企业的野蛮生长期要晚几年到来。

至于说为什么不直接解散平台，是因为阿里巴巴这一类平台企业的发展总体上代表了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大方向。如果这些企业曾经有越线行为就要用新制定的条款彻底打死，以后未必有企业敢在新领域做拓荒式的发展。

回顾过去30年的历史可以看到，在新经济领域的拓荒阶段，无论国企、民企、外企，大胆创新的企业都很容易做大，用行政力量干预无非是暂缓这个过程，或者换一家企业承担类似的决策，很难改变最终的市场格局。这说明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合适的企业规模尺度，强行养一群安全的兔子来承担牛的角色，最终不是外来的牛踩死兔子，就是兔子相互吞并变成几百公斤的怪物。

至于说这些企业野蛮生长期的有一些做法现在看起来非常不合理，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些做法也是有互利互惠的合理性，让用户和整个社会都受益。前面提到90年代装电话要收很高的初装费，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电信企业得到了扩大通讯网的资金，打破了过去按行政级别分配电话的方式。而电话网络扩大导致新增用户得到便利，给华为这种组装交换机的企业带来了订单，原有的电话用户也能用电话联系到更多的人。随着电话用户越来越多，每一部电话的作用不会贬值，反而会升值，整个社会的效率都提高了。

当时提出初装费政策的邮电电信总局局长张立贵，后来当了中移动公司首任总经理，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承认回头看收取电话初装费并不合理，但是也希望社会注意初装费解决了当时的大问题，他感谢消费者给电信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又比如说前面还说过，互联网服务商早期的各种条款很霸道，仅仅在几年之前大多数居民小区都被某一家互联网服务商独占，不给用户选择服务商的权利。但是小区内部的通讯测试也是需要投资和维护的，早期互联网用户少，如果互联网服务商没有比较长久的利润回报预期，就不会进小区搞建设，已经建成的居民区只能拨号上网，享受56k猫的网速。在绝大多数居民小区都普及宽带基础设施之前，互联网服务商的圈地政策的确有一定的进步性，客观上让中产用户补贴普通用户，提前启动了全民上网时代，如果当初没有这条潜规则，我们的网络视频未必有这么多的播放量和弹幕。

所以国家每一次整治平台经济，规范通讯和信息服务业的秩序，无论处罚是轻是重，只要整改结束，总的原则是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以往的基础设施只要愿意向所有人公平开放服务，就能继续和整个经济体系融合，融合到你甚至感受不到平台经济的存在。当年的电信企业是这样，今天的阿里平台也会差不多。

如果只是罚款182亿，其他问题既往不究，阿里巴巴会不会觉得代价还可以承受，而不做出什么改变呢？

罚款和约谈既是直接的打击，也是政府提供的转型路标。去年201期睡前消息节目我们就提到，随着互联网用户新增的速度下降，全世界的互联网大企业都有偏保守化的趋势，所以各国政府不约而同发动了反垄断审查，阿里和其他平台被罚款、被约谈是全球大趋势的一部分。

但是各国政府很清楚，如果自己直接下场，不太可能在现有成本下维持互联网商业平台的运营，持续创新的能力也肯定比不上市场经济下拼出来的互联网巨头。所以只有互联网竞争力太差的欧洲真正考虑过赶走互联网平台，中美的反垄断整体上还是敲打一下互联网巨头，不让他们在现有的地盘上舒舒服服赚钱，逼他们去主动挑战风险，继续发挥之前的创新能力，开发更便利的互联网产品，探索更有效率的经济模式。

比如说201期睡前消息介绍过几个历史案例。1911年洛克菲勒的美国标准石油公司被强制拆分为38家公司，整体的股价反而暴涨。2001年微软和美国政府就反垄断诉讼达成了协议，之后微软产品升级的效率大大提升，行业地位比之前更巩固了。到了1998年中国的电信部门仍然敢于在光明日报发社论，论证初装费不可能快速取消，但是2001年取消初装费以后电信产业发展进入了爆发式发展期。这都是政府监管给企业注入活力的成功案例。

阿里巴巴作为一家市场经济自发产生的互联网巨头，也有很大的创新惯性，已经在一些新领域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比如说云计算降低了工商业企业的创业成本，以“数字化产地仓”为代表的“乡村新基建”降低了农民脱贫的门槛，都有可能是未来的新经济平台。所以说这次182亿的反垄断罚款既是惩罚也是教育，在证明国家法制建设成就的同时，也激发了阿里巴巴的潜在活力，如果国家和企业能保持一种良性互动，阿里巴巴未来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从过去几期睡前消息的观众评论来看，很多年轻观众非常不喜欢阿里巴巴，觉得182亿罚单太少了，甚至希望消灭对应的互联网平台。督工你对这样的舆论倾向怎么看呢？

我非常理解他们的情绪，对于人类来说社会不断进步是最近一两个世纪的偶然现象，停滞才是历史的常态。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训练，现代社会大多数人的潜意识都是保守主义，遇到新问题本能的会产生怀旧感，希望社会倒退到之前的状态来解决问题。比如说我见过很多人到了大学面对多样化的发展空间，遇到一点小挫折就希望回到中学的简单生活状态。这样的人自己也知道中学社会的特点是单调、压力大、乏味，但至少中学的艰苦是已知的，可以提供底线的心理安全感，所以他们感性上宁愿放弃选择权，退到自己熟悉的时代。

现在很多年轻人一方面在当下的社会找不到足够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并没有以成年人的身份体会过之前的时代，很容易低估当前的社会进步，高估过去社会的发展水平。但是从我和父辈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来看，虽然大企业开创的新经济模式存在很多问题，但就算是受批判最多的那些业务，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往往意味着更方便的生活、更多的发展机会。

比如说90年代几千块的电话初装费，相当于县城的一套房子，当然很夸张了。用户掏钱给电信公司建基础网络，听起来几乎等于抢钱，但千万不要以为初装费政策当年就被抵制。相反，电话初装费政策刚刚推出的时候得到的几乎完全都是赞美，在每个城市首批申请现场都是用户抢着交钱。这是因为平民因此获得了装电话的选项，只要你发现了商业机会，就可以通过电话快速和外界快速沟通信息，很多现在的大企业当年就是从一部固定电话贩卖土特产起家的。就算是不做生意，后来初装费逐步降低到1000多块，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年轻人去了外地可以随时和父母打电话，就能放心到东南沿海去打工，农民进城的比例明显提高了，90年代末的城市和乡村都因此更繁荣。

又比如说共享单车现在已经是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大家都默认这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典型的资本创意，同时说起老式的凤凰、永久、飞鸽牌自行车，很多人都会想起70年代80年代的生活，想起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风格。然而仔细想一下自行车的使用方式，我意识到共享单车放在街头，一辆车每天分时段让十几个人骑，要比一家一户购买大多数时间锁起来闲置的私有制自行车更“共享”，更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求，而且节约占地空间。如果要问我哪种自行车使用方式更接近于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当代的共享单车。我们对共享单车服务抱怨越多，说明我们越依赖于平台经济提供的便利，也说明全社会积累了更多的进步经验。

具体到阿里巴巴这个企业，平台经济的确给普通人制造了压力，但是也提升了全社会的消费体验，同时给屏幕之前努力的年轻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所以我认为虽然新经济模式存在问题，但是必须承认平台经济和社会总的进步方向是合拍的。我们在情感上可以怀念被淘汰的传统经济模式，但绝大多数人的购物选择非常诚实，自发选择了性价比更高的平台经济。

阿里巴巴因为滥用垄断地位受到了处罚，但至少在现阶段它在总体上还站在先进生产力的一边，其中一部分投资项目还显示出了创造更多生产力的潜能。我们支持国家提升监管能力是对的，但是最好不要期待退回没有阿里巴巴的旧时代。

最后我分享两条简讯。

不要用竞业限制来攻击大公司

3月初有一条新闻，腾讯游戏的两个员工离职以后入职米哈游公司，被腾讯各自索赔了100多万的竞业罚款。当时我看新闻下面的评论，大多数都在骂大资本霸道，骂腾讯滥用自己的行业优势地位欺负原创游戏公司。我当时也在知乎上写了回答，说大家可以把两个公司的地位交换一下，考虑一下自己的立场，逻辑就会更客观一点。

现在刚刚过去一个月，果然出现了反向的例子，一个小公司被科大讯飞收购，创始人辞职去了腾讯，结果被科大讯飞索赔竞业补偿，法院判了1200万的赔款。虽然索赔额度更高，但是这次事件的新闻热度显然不如上一次，这说明网民普遍对大资本抱有更多的敌意，这次阿里巴巴罚款事件也一样。

然而社会进步靠的是逻辑和事实，而不是情绪。在我3月份评价腾讯员工跳槽事件的回答下面还有一条高赞的评论，指出合理的竞业协议最大的受益者是有原创性的小公司，用竞业补偿限制核心员工跳槽，可以避免融资能力强的大公司瞬间击垮刚刚做出一点亮点的小公司，保证市场保持足够的竞争压力。这说明如果社会完全有情绪决定立场，用立场决定政策，最终的结果可能完全和预期相反。越是对大资本失控抱有警惕，我们越应该研究历史，尊重理性，避免站在生产力进步方向的反面。之前的\睡前消息112期](/cn/44/2020/5/112)139期睡前消息201期睡前消息节目都表达了我们对反垄断问题的看法，欢迎各位观众回去批判我们之前的观点。

好，感谢大家收看262期睡前消息，我们周日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