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刘少奇的关系

　　他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

　　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l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在延安、在东北，在1947年以前，我对少奇是尊重的。l946年初，当时东北局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厉害，林彪跟我商量，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要求派少奇到东北来主持工作（后来因为形势紧张未成行）。这说明我当时对少奇是尊重和信任的。”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解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这些都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电’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遂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说到这儿，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四中全会和座谈会，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

　　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赵家梁：“说心里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

　　这天下午和以后的几天里，高岗就这个问题反反复复谈了好多次，一再申明，反对少奇不是为了自己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问题，实现毛主席的一大心愿。或许他已经意识到，现在除了赵家梁，还有谁能这样耐心地听他讲这些心里话呢？更别奢望有谁会出来替他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