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刘少奇的关系
他首先讲了他对刘少奇的认识的变化过程。
他说:“有人说我在东北就反对少奇,甚至说我在延安就反对少奇,这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少奇,从l947年到1952年冬天来北京之后,从有意见产生隔阂,到不满,到反对,有个发展过程。财经会议之后,才有反对少奇的活动。”“在延安、在东北,在1947年以前,我对少奇是尊重的。l946年初,当时东北局的意见分歧很大,争论很厉害,林彪跟我商量,让我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要求派少奇到东北来主持工作(后来因为形势紧张未成行)。这说明我当时对少奇是尊重和信任的。”
“对少奇产生隔阂,大概始于1947年。当时赵德尊去平山开土地会议,我们让他向少奇汇报东北的情况,其中包括对东北工作方针的争论、彭真等人的错误,以及根据中央决定对东北局进行调整等情况,希望少奇支持我们的工作。但是少奇听了汇报后,不说东北争论的是与非,只说‘要注意团结,不要落井下石。过去满洲党和朝解党就是因为不团结,结果被敌人搞垮了。’赵德尊回来传达少奇的谈话后,我们很不理解:明明是纠正错误,怎么说是‘落井下石’、‘不团结’?因此认为少奇对彭真等人的错误有些袒护,不支持我们的工作。从此对少奇产生了隔阂,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问题。”
“东北解放后,也只是在一些政策方面与少奇有些不同意见,认为他不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怎么服他。比如对待富农和东北的私人资本家问题、农村合作化问题等。但那时并没有想到要反对他。”
“到北京以后,我对少奇的隔阂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那时,我听到中央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少奇的议论,说他有圈圈、装假、政策不稳、左右摇摆;进城后没做什么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甚至说他是主席身边的隐患;尤其是讲到毛主席与少奇的思想分歧越来越明显等,这些都和我的思想认识很合拍。同时,我也看到一些情况,如新税制问题、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体制变革问题、‘有薄无林’的政治局名单问题和毛主席对少奇等人‘擅自以中央名义发文电’问题的批评等等,并亲眼看到毛主席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这些都使我错误地认为毛主席和许多同志都对少奇不满意,促使我错误判断当时的政治气候,遂形成了要把少奇从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犯了大错。”
“就在这时,毛主席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主席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主席对少奇的革命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主席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主席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说到这儿,他突然激动起来,提高声音说:“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主席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四中全会和座谈会,我采取错误态度,觉得很多人对少奇有意见,怎么现在都推到我身上,整我一个人?”
他停顿一下,抬头看着赵家梁:“说心里话,这是我的主要思想。”“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开脱自己的错误责任。”
这天下午和以后的几天里,高岗就这个问题反反复复谈了好多次,一再申明,反对少奇不是为了自己要“取而代之”,而是要帮助毛主席解决接班人问题,实现毛主席的一大心愿。或许他已经意识到,现在除了赵家梁,还有谁能这样耐心地听他讲这些心里话呢?更别奢望有谁会出来替他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