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马进京
1952年9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和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以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并准备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进京的五个大区书记(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中,高岗的职位最高。董必武赞叹道:“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呀!”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其一是把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其二是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人们戏称其为“经济内阁”。党中央接受毛泽东亲自点将,由高岗出任计委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计委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等。这个强大的领导班子包括11位中央委员(其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③这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心,也足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计委是何等重视。
注3这些委员的职位不全低于计委副主席,他们大部分属于顾问性质,如前十名,都在中央另有职务,不到计委办公。这些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主要职务是:高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书记等;邓子恢,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二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彭德怀,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西北局第一书记;林彪,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央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李富春,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黄克诚,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习仲勋,中央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二书记;刘澜涛,中央候补委员,华北局副书记。
毛泽东的这一招,可谓一石三鸟,用心良苦。他运筹帷幄,走一步看三步: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确实是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担任计委主席,主掌“经济内阁”,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恩来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财经委员会④薄一波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是制约、削弱刘少奇和周恩来权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1980年3月,邓小平所说:“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第三,毛泽东把各大区首领都调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随时观其动向,防其不轨。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也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于未然之举。虽然高岗也在被削弱的“诸侯”之列,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主要担心的还不是高岗。高岗到中央工作,在东北的原职务不变。这既可使高岗放心地接受新使命,也表明毛泽东对高岗的格外倚重。
注4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因陈云长期生病,实际上是薄一波主持财经委的工作。
然而,高岗对这一任命并不领情,他不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意。他牢记着1949年毛泽东对他嘱托,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办好,把东北建设成像陕甘宁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为毛泽东争气,为自己添彩。眼下,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虽然这样想,但他不能拒绝,否则,人家会说他不服从中央,闹独立性了。
开罢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岗即回东北。他要交代工作,还要参加1952年10月上旬召开的东北工业生产会议,迟迟没有到京赴任。
毛泽东对高岗来京工作,比其本人更为急切。
1952年9月13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请他早日来中央工作。9月23日、25日又连发两次电报,催促高岗速速来京。在25日的电报中,他特意问高岗何日来京,以及到京的具体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可见毛泽东简直有些不急不可待了。
相比之下,高岗对于到中央工作,心里似乎总有些矛盾和不安。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对中央内部的人事关系也不很熟悉。在收到毛泽东25日电报的第二天,他对两位秘书说:以后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谨慎,少说话,不写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辖的工作。这既是对秘书们的嘱咐,也是对自己的告诫和约束,他戏称之为“约法三章”。他在反省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来北京后,下决心三不:不写文章,不做报告,搞少不搞多。管多了容易出差错,怕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抓自己的小辩子。先把自己的事搞好,认为要搞,就绝不落人之后,有表现自己的思想。”可见他当时的心态是要好好工作,而不是要夺权。
1952年10月8日,高岗到京上任,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每天上午或召开会议布置组建计委的各项事务,或接待来访者;下午到中南海开会,或到一些同志家里去串门、熟悉情况;晚上有时参加中南海举行的晚会,既是休息,又可与中央各方人物进行交流。吃饭时间或上班途中,听秘书汇报,并交代当天要办的事。
当时,高岗暂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他用相当多的时间去看望一些老战友,如林彪、罗荣桓、陈云、彭德怀等,一来是叙旧,二来是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也有不少人来访,如邓子恢、李立三、陈正人、黄克诚,以及在西北一起工作的同志。通常,他不出迎来访者,但邓子恢却是个例外。那天,高岗特意叫秘书到门口去迎候。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他对秘书说:邓子恢同志长期负责农业方面的工作,这次毛主席叫他担任计委副主席,还是负责这方面(指农业)的工作。
后来得知,毛泽东曾对邓子恢说,高岗在东北,工业方面搞得不错,你们两人在一起,一工一农,搭配起来最合适。
李立三到高岗家来过多次,主要是谈工会问题。工会工作不归高岗管,但他还是很诚恳地与李立三交谈。他认为工会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并向李立三谈了自己对刘少奇的看法。
李立三说:我了解少奇同志,你可以找他谈谈。
这件事,李立三可能对毛泽东说了,不久,毛泽东叫高岗和刘少奇谈谈,但他没有谈。
在高岗反省期间,管教人员曾问他,为什么不和刘少奇谈?他说怕少奇问消息来源,因为许多意见都是来自于毛主席。
计委的筹建工作,包括制定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方案、调配干部,以及机关选址、购置房产、设备等等,也在紧张进行。
行政事务购置由原东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王光伟负责。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但大家上下齐心协力,艰苦朴素,不讲排场,踏实工作,效率很高。第一天到翠花湾东北驻京办事处,第二天就安装了与中央联系的电话,中南海各区的通行证很快也办下来了。选办公地,买宿舍房等,都得到中央和北京市很大的支持。办公地选在南河沿原北大三院,地方不大,房子也很破旧。羊尾巴胡同和奶子府各买一个楼房做宿舍,不够住,一部分人就把办公室兼做宿舍。高岗和秘书都住在翠花湾东北办事处。高岗的房间布置也很简单,没有地毯、沙发等。当时私人企业听说计委要购买家具及办公用品,认为有油水,很高兴。由于正是“三反、五反”运动以后,私商都很守规矩。大到桌椅橱柜,小到文具纸张,大批购进,质量好,且没有回扣。
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工作由安志文和马洪负责(他们二人都是新任命的计委委员),进行得很顺利。安志文根据陈云的意见,与中组部、中财委研究确定计委的机构设置和干部调配,把中财委计划局(宋劭文为局长)、统计局(薛暮桥为局长)和物资局(朱理治为局长)成建制地划归计委;专家局的全部专家和绝大部分翻译也划归计委。此外,中央组织部还从其他地区调配了一些领导干部,如河南省委书记张玺及副省长韩哲一,张玺担任计委专职委员,等等。马洪负责联系从东北地区调配干部,基本都是德才兼备,且有相当经济工作经验的骨干,经高岗同意后,再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东北局组织部对于此项工作给予了全力支持,凡是计委要的人,一律放行。仅从东北工业部就调来一百多人。
高岗对计委的班子非常满意,说计委的人都是优秀的,要文有文,有武有武;计委的哪一个局长都能当部长。后来,有人说他是在计委“拉山头”。他自己在反省时说:“看到中财委事多人少,我希望把计委机构加强,调一些人。想调陶铸、郭峰、伯达到计委做副主席。伯达来,理论上加以指导,有能力,有理论。派人下去能解决问题。人家说‘高岗你这个班子最健全、最强’,自己就沾沾自喜,表现自己管得不错。我经常提出经济方面的新问题,做得自己实际上不落人后。其实一切决议报告,都是开会商量一下,真正起草文稿的是各局局长和委员们。我剽窃人家的文稿,表现自己,个人突出,把计委当成自己的资本。”
可见,他既是从工作需要出发,也参杂着一些个人的成分,但还不是单纯的“拉山头”。爱才用人是他一贯的特点。东北的经济建设开展得较早,高岗又特别注意经济干部的培养,经过三年多,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工作骨干。在组建计委时,东北的干部多一些,主要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造成的。而且,把有经验、有能力的经济工作干部调到北京,是对中央工作的有力支援。
还有人说,高岗排斥某些干部。事实并非如此。如朱理治,过去在陕北曾执行过“左”倾路线,整过高岗。但高岗并没有因此而排挤他,仍把他留在物资局任局长。顾大川和宋劭文来自华北,高岗也没有排斥他们。宋劭文原是中财委的副秘书长和计划局局长,很有才干,对计划工作也很熟悉。但调入计委不久又调出去了。于是有人议论说,因为宋劭文是“薄一波的人”而被高岗排挤,进而推广说,高岗“排挤华北的干部”。其实这完全不符合事实,宋劭文调走另有原因。
1952年秋,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人去莫斯科,就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征求苏联的意见,宋劭文是随行人员之一。在当时这是绝密的事,但外国报刊却报导了。
是谁泄露了管教机密?中央查来查去,原来是宋劭文的妻子和妻兄(在印度大使馆工作)传出去的。因此,中央认为宋劭文不适于留在计委工作,决定调走。然而,调动的原因又不能对宋劭文明讲。为了不给宋劭文造成思想负担,高岗亲自找他谈话,说为了加强对轻工业部的领导,调他去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云云。这件事其实与“拉山头”、“排除异己”毫无关系。但高岗不能对别人讲明;宋劭文至死也不明白那次他调离计委的真正原因;旁人就更不明白了。于是产生了各种猜测和联想,以致引起对高岗的误解。
高岗精力充沛,生性好动,工作之余,常到办公楼前的球场与工作人员一起打球,到他们的住处串门聊天,询问工作和生活情况;和他们一起打牌下棋争输赢,赢了拍手大笑,输了照样钻桌子;新年团拜时,大家一起嘻嘻哈哈,十分快活。他与大家相处很融洽,毫无国家副主席的架子。
计委的筹建工作于1952年底基本完成,1953年1月,各部门的工作全面展开,高岗主要抓了四方面的工作:组织干部学习;编制年度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八个工业部的工作,以及中央交给他的其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