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杀身亡
李力群躺在单人折叠床上，合上双眼很快就入睡。
高岗这时却毫无睡意，他两眼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是在想？在听着四周有什么动静？还是继续沉浸在永远无法解脱的哀怨、混乱的思绪之中？他就这样静静地，静静地躺着，一动不动，也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他活动身子，迅速取出他偷偷集藏的“速可眠”胶囊，大把地塞进口中，咽下肚子。在黑暗与匆忙中，有一粒药丸失落在床上（第二天在高岗身下发现）。这么一大把胶囊要咽下去，不是很太容易的。于是，他下床走过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三点20分。
高岗回到卧室，站在床前，深情地环顾了一下房间的一切，他试图看清小女儿甜睡的小脸，看清妻子卷曲的身躯。但房间里很暗，他没戴眼镜，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迷迷糊糊的。这就是高岗含冤饮恨离开人世之前眼中所看到的、心底所留下的最后的世界。
1954年8月17日，星期一，跟昨天一样，又是一个大晴天。
早上八点多钟，李力群一觉醒来，到隔壁漱洗，并招呼身边的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
女儿一面叫，一面推，没有反应。她喊道：“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马上意识到“不好！”急忙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仍沉睡不醒。她慌忙地奔出房间，猛敲赵家梁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房里看书的赵家梁大惊：“不好！出事了！”急奔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这时，董文彬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闻声跑了进来，李力群仍在继续边推喊。
砰砰的敲门声，急切的呼唤声，沉重的跑步声，惊动了整个大楼里的人们，于是，匆匆而起，慌慌张张，掀翻了椅子，推开了房门，冲向高岗的卧室……
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触摸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
于是，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九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抢救。
人们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期待着，都想为抢救出力，盼望着抢救生效。
可是，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也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地完全停止了。
一位大夫侧转高岗的身躯，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速可眠”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大夫说：“普通人服八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又察看其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
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十点17分。
不一会儿，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等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听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前，嘱咐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中午，周恩来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起赶来。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室内和遗体周围已经盛放了许多天然冰块，没有什么异味。他们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赵家梁首先作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周恩来挥一下手，赵家梁便扼要汇报了事发和抢救经过。
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作了检讨，然后详细汇报了1954年8月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她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恩来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让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又让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协助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进行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他口述，齐燕铭执笔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周总理非常细心，在齐燕铭写到倪伟时，总理说：“你把‘倪’字写得太潦草，不好认。”齐燕铭便在草写的“倪”字旁边又写了一个正楷的“倪”字。
这是一个经过仔细考虑的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7~10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11~17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18个高克林和第19个张苏，是周总理想了一会儿才提出来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最后，周总理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
齐燕铭立即去安排，打电话通知名单中的人，当晚八点半到东交民巷八号开会，说明是周总理召开的，只许本人准时前来参加，没有说明开什么会，为什么在这里开会。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都要事先告诉开什么会，为什么开会。唯独这次例外，是电话通知，这么紧急，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还只许本人参加。当时，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感到此会非同寻常。
晚上八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彭德怀站在高岗遗体旁久久不忍离去，含着泪，跺着脚说：“嗨！你刚强！你死得可惜，可惜了！”
人到齐了，大家静坐在楼下大厅中央，周总理向大家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
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在座的几位负责解剖检验尸体的大夫。在杨尚昆、安子文等起身带着一行人上楼去以后，周恩来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这时，高岗遗体和冰块等已经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理石桌面的红木写字台上，解剖和经验就在这里的强光下进行。整个过程进行顺利，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杨尚昆、安子文基本不在场，而是去听李力群汇报，检验快结束时才回来。
当晚十点多，大厅里四面的壁灯和中央的三盏树形玻璃大吊灯全亮着，而通往大厅的长长的走廊里，却灯光暗淡，显得有些凄惨。监督小组和大夫们一起下楼。来到敞亮的大厅时，一扫压抑的气氛。这时参加会议的人全部屏息静坐，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
一位穿白大褂的大夫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解剖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还残留有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散会后，人们没有立即散去。周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要坚强些，要跟党走，把孩子抚养好。你现在是从天上掉到地下，可能以后人家会不理你。你要有思想准备。”
他转身对杨尚昆小声说：“我已请燕铭同志告诉国管局的同志，不要火葬，要善殓厚葬，叫他们买最好的馆材，1200的那种；要立碑，碑上不刻别的，只刻‘高岗之墓’。他们可能已经去办了。”
可见总理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对待。后来经办的同志跑遍北京城，只买到一个1100元的柏木棺材，六大块板材的，也很好。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大量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仔细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一种可能是，高岗把平时服用的安眠药（基本上每天晚上都用）积攒起来。尽管高岗每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安眠药，其实，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再一种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在被管教之前就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把20粒“速可眠”亲手缝在毛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
那么，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第一个可能是高岗自己身上。不过，天热时，不能长时间放在身上。可能先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临用时取出放在身上。那么，这个隐蔽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事发前两天，工作人员还曾仔细检查过各个房间及被褥、沙发等，但却忽略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盥洗间挂满毛巾的那根金属管，它很容易卸下来，中间是空的，可以隐藏大量的安眠药。再一个可能是卧室隔壁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的某个地方，高岗在服药前12小时，曾偷偷去过那里。
这些，只是事后的推测，究竟高岗服用的安眠药事先隐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恒的谜。
1954年8月18日上午，从北戴河赶回北京的罗瑞卿把赵家梁叫到他的办公室，再次听了关于事情经过的详细汇报后说：毛主席知道高岗自杀身亡的消息以后很生气，说：“死了？死了拉倒，不如一条狗！”
罗检讨说：“高岗死了，我们有责任，工作没做好。”
主席说：“你不要检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要死，谁也挡不住。这事不关你们，你们检讨什么？不要检讨。”
从以上的话看，当时都没有把高岗当敌我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