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杀未遂
1954年的早春2月，高岗只感到严冬的冷酷，不觉得一丝春意。
揭批高岗的座谈会，每天下午在总理办公室东边隔壁的小会议室进行。连日来尖锐激烈的揭发批判使高岗极为震惊，寝食不安，每天开完会回来，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埋头深思、叹气。
他没有想到，刚刚开过强调团结的四中全会，怎么紧接着又开这个座谈会？又为什么一味地叫他“老实交代反党罪行”，不容他作任何解释和申辩，把他打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
真是墙倒众人推呀!——他愤愤地想。
他想起座谈会之前，黄克诚到他家里来对他说，讨论刘少奇的政策问题，最多是宗派情绪、自由主义。但反对刘少奇，可就是杀头之罪呀！高岗想对他说明反刘是毛主席的意图，但他不能说，也没法说。
他又想起，也是在座谈会前，陈云到他家里来的情景。因为陈云的身体不好，也因为他特别敬重陈云，平时陈云极少到他家来，都是他去找陈云。虽然他对陈云最近的表现很有意见，但在这艰难的日子里，他还是希望得到陈云的帮助。于是他请安志文转达了他的要求。经中央同意，陈云便来做高岗的思想工作。
高岗对陈云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没有野心，这你最清楚。大家都说了对少奇不满的话，怎么现在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
陈云说：毛主席发了脾气，现在正在气头上，一时说不清楚。你不如先承认下来，等主席的气消了以后，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说。
高岗一听就火了，气狠狠地说：“我没有野心，没有反对毛主席，叫我承认什么！我只是反对刘少奇，不想让他当主席的接班人，这一点你最清楚。况且，反对刘少奇的又不止我一个，你也是一个主要的，你自己心里明白！你们都说了反对刘少奇的话……为什么现在却叫我一个人承担责任！”
“我跟你不一样！少奇是有错误，但已经做了自我批评，就不应该再揪住不放嘛。”——陈云急忙辩解。
“可是，'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这话是不是你说的？现在叫我承认有野心，要夺权，自己却推得干干净净……”
两人争吵的声音越来越高，最后，高岗大骂陈云是“奸商”，是“小人”，说“我算认识你了，过去我怎么没看透你！”
陈云反击：“像你这样冥顽不化，只有死路一条！”他把高岗给毛主席的一封信稿往桌上一摔，忿忿而去，出门时满脸冰霜。
高岗也不送他，独自坐在沙发上抽烟、生闷气，脸红红的，十分激动。
高岗这样“死牛筋”，使自己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当然，这里所说的“机会”，只是一种可能性，因为毛泽东既然已经给他定了“造反”的死罪，他还能逃脱么？
每当他走进会议室，听到那些不实的“揭发”和强加给他的罪名，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悲哀，再次萌生了以死相抗的念头。
1954年2月16日的会上，陈云的发言，最后同他划清界限：23
注23《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7页。
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高岗的个人主义野心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由小到大。如果完全没有个人主义的根子，不会一下子就爆发出这样的问题。高岗现在应该脱掉自己华丽的外衣，重新做人。
听着陈云的发言，高岗脸色铁青，呼吸急促。愤怒到了极点。但他仍很清醒：无论如何不能把毛主席和他的谈话、让他办的事抖出来。可是不说，他自己就择理不清。他没有和陈云争辩，也无意去争辩了。什么阴谋呀，野心呀，反刘反党呀，随他们说去吧！不就是个死罪吗？就让一切都烂在我肚里吧！
第二天，1954年2月17日，是旧历正月十五，天气晴朗、干冷，春节的喜庆气氛还未过去，远处不时传来零星鞭炮声，人们有序地工作、生活着。座谈会进入第三天。可是，对高岗来说，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日子，是他生命的转折点。
高岗吃罢早饭，便打发身边的人分别外出办事。十点多，宿舍里只剩下他和值班的警卫战士。他来到值班室对卫士矫洪良说：走，到院子里散散步。
矫洪良是从沈阳一起来北京的老卫士，为人忠厚老实，他们一起沿院中的小路走着，高岗指着卫士腰间的枪问：“你这新枪性能咋样？”
“那还用说，好着呢！”
“给我看看！”
“那可不行！这枪不能给首长，有规定。”
“看看有什么关系，拿来！”
矫洪良没法，只得很不情愿地取出了弹夹和子弹，把枪递给高岗。
高岗端详一番，问：“好使不？”
“当然好使。”
“下午我也去练习打靶，枪就留在我这里吧。把子弹和弹夹也给我。”
矫洪良一听，急了，“首长，这可不行!不能给你!”
高岗沉着脸说，气呼呼地说：“亏你还是个老卫士！怎么？不相信我？”
“不是的，首长！这有规定，我要负责的。”
高岗不耐烦了：“怕什么！我负责嘛，拿来！”说着，伸手就把矫洪良手中的弹夹夺了过去。
矫洪良无奈，只得说：“那，首长可要小心呀，注意安全。”
矫洪良总觉得不放心，散完步一回到值班室，赶紧给计委保卫处打电话，找白俊杰卫士长报告。
“赵秘书他们呢？”
“都出去了！”
“李力群呢？”
“也不在！”
“你别急，注意他的动向，我马上回来！”
他急忙去找赵家梁。此时，赵家梁正在和贾拓夫谈事情，听白俊杰简单说了情况，大惊。对贾拓夫说：“我得赶紧回去看看！”说罢，匆匆出门，骑上自行车向东交民巷奔去。
赵家梁回来，刚跨进办公室，就听见电话铃响，他急奔两步，抓起话筒，只听是贾拓夫急切地说：“刚才忘记告诉你，你们千万要注意，他（高岗）力气大得很，你们不能硬来，要想个适当的办法把枪弄回来！”
正说着，机要秘书董文彬进来了，两人商量一下，一致赞同贾拓夫的意见，必须先稳住他，摸清枪在什么地方，再想办法。为防万一，他跟前一定不能离人！
“我先上去，待会儿你们再来！”董文彬说着，转身上楼。
高岗散步后独自回到楼上进办公室，脸上立即失去了刚才的轻松。他坐在办公室前，深思片刻，打开抽屉，取出一封抄写清楚的信稿，看了一遍，写上抬头“毛主席”，又写上落款“高岗”和日期“二月十七日”；套上信封，写上“毛主席亲启”，封好。然后把这封信又装进一个大信封，写上“刘少奇同志”，里面却没有片言只字给刘少奇。接着，他铺开信纸，给周恩来写信，大意是请总理念在多年的情谊上，照顾李力群和他的几个孩子。信很短，语气却很有感情，信封上只写“周总理”。
做完这一切，他舒了一口气，站起身，走过起居室和卧室，去洗漱间里刮胡子。他的手有点颤抖，刀片刮破了面颊，血沾到手指上，他也浑然不觉，在糊信封时，竟把血迹印到两个信封上！这时，他听到脚步声，匆匆把信放入抽屉，董文彬正好跨进门来。
高岗听着董文彬的汇报，表情漠然，心不在焉，什么也没说。董文彬只好下楼来。
赵家梁赶紧上去，说：“志文不在，下午的检讨搞，我们先搞，还是等志文来一起搞？”
高岗不在意地说：“等志文来再搞吧。”
停了一会儿，赵家梁又说：“拓夫认为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你要想开些。”
他满腹委屈地说：“人家说我反对毛主席，要夺权，我不承认也过不去呀！”
“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该检讨就检讨。应该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实事求是的。”
高岗低头不语，过了一会儿才说：“检讨就跟志文商量着写吧！”
又是长长的沉默。赵家梁没有理由再待下去，只好说了一句：“你千万要想开些！”就起身下楼。
这时，李力群从习仲勋那里回来，一进院子就听说高岗从警卫员手里要了枪，心里一惊，急忙奔上楼去。她两脚发软，好不容易上得楼来，却不见高岗的人影。
咦？人呢？她忙在楼上四处寻找。正好在走廊里遇见大儿媳，忙问：“看见你爸爸没有？”
“刚才他去我房里，亲亲孩子就走了。好像进餐室的里间去了。”
餐室里套间是堆放杂物的地方，平时很少有人去。李力群立即去拉开餐室的门，见门把手上系着一根很长的绳子，高岗正拿着绳子的另一头，猫着腰，躲藏在餐室门后的旮旯里。李力群强装陪笑说：“你这是干啥？这么大的人，还藏猫猫？”
高岗很尴尬地苦笑了一下，站起身，脸色发白。李力群拉他坐到餐桌边的沙发上，问：“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这时高岗的长子老虎跟着进了餐室。李力群向高岗讲她外出办事的情况，他似听非听，一面点头，一面说：“你马上去找师哲，看看他那里有什么情况。”
李力群只好把老虎拉到身边，悄声叮嘱他千万不要离开！
高岗盯着儿子发了一会呆，说：“老虎，你去把小张（服务员）找来！”
他回到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那两封信端详着，似在思考着什么。猛听小张喊一声“报告！”他抬头望着小张，似乎想不起叫他来干什么，又似乎在犹豫着，有顷，才站起来，边走便对小张说：“这两封信不要交秘书了，直接让小王（机要通讯员），马上送出去。”
此时楼上只有高岗和老虎。
李力群把刚才高岗的表现告诉赵、董二人，大家觉得形势严重！
赵家梁叮嘱李力群：“你赶快上去！就说电话联系了，师哲不在，现在去不成！”
李力群一转身，见小张拿着信进来，讲了情况。赵家梁吩咐小张：“你马上上楼，就说已交小王送走。无论如何不要离开！”
说着，赵家梁一眼瞥见两个信封上都沾有血迹，吓了一大跳！怎么办？大家一致同意不顾一切，拆信！先拆厚的，给刘少奇的，见里面是给毛主席的信；又拆薄的，是给周总理的托孤遗书！
正不知如何处置，小张又下楼来，说高岗叫把两封信追回来，不忙寄出去。
所有的人都意识到高岗并非真要追回信件，而是故意把小张支开。因为小王真的接了信，一定会立即骑摩托车送走，怎么追得上？。事不宜迟，不能再拖延了！必须马上把问题挑开！
于是赵家梁手里拿着两封拆开的信跑在前头，李力群、董文彬、小张等紧跟在后面，跑上楼去。冲进餐室，见高岗正坐在餐桌旁发呆，又见老虎也坐在他身旁，才轻舒了一口气。高老虎见他们进来，便起身退到门口。白俊杰和警卫班的同志见他们朝楼上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都紧张地跟着跑上楼，挤在餐室门口向里张望。
赵家梁一进餐室，就激动得语无伦次说：“我犯了错误，拆了你的两封信！但是，你绝不能这样做呀，绝不能呀！”
高岗见人们这样紧张地跑进来，赶忙站起来让开一步，让赵家梁坐在他刚才坐的椅子上，自己挨着他左边坐下来。听赵家梁如此说，马上惊惶地说：“不啦，不啦！烧掉吧，烧掉！”说着，他招呼李力群和董文彬把两封信拿到餐桌对面壁炉里烧掉。
赵家梁劝他：“如果你觉得冤，也不能这样，以后任何时候都可以向党中央申诉。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就是现在搞不清，将来我们也会帮你申诉的，你千万不能想不开！如果你信得过我，就请你把枪交给我。”说着，他拉着高岗的手，这时赵家梁和高岗都很激动，两人都哭了。赵家梁侧过脸，面向十号楼，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
餐室里非常寂静，只有壁炉里烧纸的嗦嗦声。突然，赵家梁眼角的余光看见高岗从裤兜里掏出手枪，迅速举起。他下意识地急忙左转身，右手也随之向上一搪。几乎同时，高岗向自己头上扣动了板机，“砰！”的一响，惊住了餐室内外所有的的人！
大家都以为发生了流血惨事，高岗自己也以为把头打了窟窿，完了！在枪响的瞬间，他的身子瘫软，手指松开；赵家梁紧紧地抱着他，双双向后侧倒下去，手枪掉落在背后的地毯上。事后，据高岗说，枪是被赵家梁磕掉的。可是赵家梁说，他只是向上磕了一下高岗的右臂，没有直接磕掉枪。不管怎么说，事实是子弹没有打在高岗的头上，而是向斜上方飞去，打在后面的墙壁上。
高岗很快清醒过来。发现并未击中自己，枪就掉在身边不远处，就拼命挣扎着去捡枪。可是他被赵家梁紧紧抱着上身和双臂，仰面压在赵的身上，挣不脱，动不得，他使劲用双脚顶住地毯，两人的身子一起向左侧滚过去，他终于用左手抓住了手枪！高岗的力气很大，但赵家梁年轻，两人谁也制服不了谁。幸亏高岗的双臂不能自由活动，左手里的枪转不到右手，否则，他肯定又会开枪，可能打到他自己，也可能打着赵家梁或其他人，后果不堪设想！
突然枪声及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极短的瞬间，人们都惊呆了。赵家梁紧紧抱着高岗，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其实谁也顾不上打电话。这时枪又被高岗抓在手里，赵家梁又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人们完全清醒过来了，董文彬从餐桌对面壁炉那边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也迅速从餐室门口奔过来，有抓高岗右手的，有掰其左手手指的，七手八脚，终于把枪从高岗手里夺了过来！这时，赵家梁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手上都因搏斗而擦破了。
枪一夺下来，高岗马上瘫软。人们把他和赵家梁扶起来，一起到隔壁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高岗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等一会儿就来人把我铐起来带走了”，“要把我铐起来带走了！”
尽管大家一再解释说，没有人打电话，高岗还是将信将疑，喃喃不休，显得有点神经质。
从赵家梁等人上楼、烧信、开枪、夺枪，到坐在沙发上，从极度的紧张到表面平静下来，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只有半个多钟头，这时刚刚下午一点三刻。
此时，安志文来了。见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感到奇怪，忙上楼来到办公室，见这么多人围在一起，更是惊讶：“怎么啦？都在这里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呀？”的确，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家属、秘书、许多卫士和服务员等，都聚在平时很少进去的二楼办公室，准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赵家梁手拿高岗给毛泽东的信第一个冲进餐室，李力群和董文彬紧随其后，其他人站在门外观望。当时高岗和高老虎坐在餐桌旁。
高老虎见他们进来，即起身站在餐桌与门之间。高岗让赵家梁坐在他的位子上，自己坐到第二个位子，并让他把信烧掉。李力群和董文彬在壁炉旁烧信。其他人仍在门口观望。
枪响了，枪掉在地上，赵家梁紧紧抱住高岗，滚倒在地，阻止高岗抢枪，椅子也碰翻了。其他人急奔上前从高岗手中夺下手枪。
董文彬、李力群和赵家梁简单扼要地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安志文一听，又气又急，瞪着高岗责怪道：“你怎么搞的嘛？”
高岗答非所问：“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要来人把我带走了！”
大家互相看一眼，有人想笑不敢笑，忙去安抚高岗：“你放心，没人打电话。”
安志文啼笑皆非，便问：“到底打电话没有？”
大家都郑重地说，确实没有人打电话。
安志文严肃地说：“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说！”
正说着，桌上的红色电话机骤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他愣了一下，慌慌张张、颤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喂？……”
“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话筒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
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眼巴巴地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急切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不参加了！”
高岗木讷讷地复述了一遍。
话筒里又传来总理的声音：“那好，你看大家的发言记录吧！”
“噢，好吧。”高岗慢慢放下话筒，似卸却千斤重负，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了。
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三刻。
见高岗放下话筒，安志文站起身来对他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赵家梁也说：“中午忙忙乱乱的，连中饭也没吃，够累的了，好好休息吧。”他这才真的感到十分疲惫，也才发现自己的两个手腕边有好几处被抓伤擦破，留下血迹，胸部也隐隐闷痛。
于是，李力群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赵、董二人跟着安志文一起下楼。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赵、董二人点头称是。
赵家梁对董文彬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董点头：“行，你放心去吧，我会注意的。”
赵家梁上车时故意大声说：“志文！我搭你的车，回去休息！”
一上车，安志文立即对司机老杨说：“去政务院西门！”
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安志文和赵家梁正焦急地等待着。刚才他们已给总理办公室的李琦打了电话，请求总理紧急接见。虽然只过了三四分钟，可他们却觉得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很快，李琦出来把我们接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坐下，自己到隔壁请总理过来。
时针指在下午三点一刻。
座谈会刚刚开始一会儿，大家注意到，高岗今天没来。
总理快步跨进办公室，坐在他的转椅上，带着严肃诧异的目光问道：“有什么急事？”
安志文说：“高岗开枪自杀未遂，我们特来报告！”
总理一惊：“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还通过电话嘛！”
“就在您打电话前不久发生的。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是我教他那样说的。”
总理沉吟片刻，点点头：“怪不得我觉得他说话有点不大一样！好吧，你说吧。”
“详细情况由赵家梁向您报告。”
总理侧过头来对赵家梁说：“好，你讲吧。”
赵家梁扼要地讲经过情况。刚讲了了十来分钟，总理说：“你等一等再讲！”
他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彭德怀、习仲勋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负责人从隔壁会议室进来，挨着三面墙边的椅子坐下，看到安、赵二人，都感到诧异。有认识他们的，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问，只点点头打个招呼。
待大家坐定，总理环视一周，说：“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
赵家梁又比较详细地从头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大家感到此事重大，来得突然，都不知该说什么。总理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来跟安、赵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赵），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外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有什么事，也会直接找你（指赵）。要密切注意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他想了想，又问：“高岗楼上有空房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两个，还有张秀山，都住到他楼上去。”最后，他问起那封已烧掉的信，并叮嘱赵家梁，尽快把那封信的内容复述出来，交给中央。
他们从总理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一刻了。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了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
这段时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同样坐卧不安、心情紧张，据罗瑞卿后来讲，那些日子，毛泽东几乎每天听京剧“逍遥津”（汉献帝时曹操逼宫的故事）的唱片。当他听到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时，既震惊又气恼。沉默片刻，说：“告诉高岗，他的错误严重，自杀更是错上加错！他必须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停了一会儿又说：“让他先休息三个月，好好反省，尽量挽救。”
下午五点多，周恩来给赵家梁打电话，要他向高岗转达毛泽东的指示。
下午六点半，书记处会议。会后，习仲勋、马明芳、马文瑞、张秀山代表中央向高岗正式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对他实行管教、待遇不变等决定。同时成立了管教组，并派公安部的干部进驻东交民巷八号院，增加了警卫队的力量。
晚上九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至此，毛泽东精心策划的“联刘除高”计划终于有惊无险地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