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浪漫洪流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酝酿着的重大变化,反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表现为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思潮。如果说,前述小说、木刻等市民文艺表现的是日常世俗的现实主义,那么,在传统文艺这里,则主要表现为反抗伪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下层的现实主义与上层的浪漫主义恰好彼此渗透,相辅相成。

李卓吾是这一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作为王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他自觉地、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学。他不服孔孟,宣讲童心,大倡异端,揭发道学…。由于符合了时代要求,故而轰动一时,“士翕然争拜门墙”,“南都士靡然向之”,“由之大江南北及燕蓟人士无不倾动”(《乾隆泉州府志·明文苑李贽传》。尽管他的著作被一焚再毁,悬为禁书,但他的声名和影响在当时却极为巨大。

李贽提倡讲真心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主张言私言利。“夫私者,人之心也”(《藏书·德业儒臣后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道古录》卷上)。他高度赞扬《西厢记》《水浒传》,把这些作品与正统文学经典相提并论,认为文学随时势而变化,“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焚书·童心说》)他以此为准则,撇开当时盛行的伪古典摹习之风,评点、赞扬了流传在市井之间的各种小说戏曲。李贽评点的剧本,据统计约有十五种之多,著名的小说评点也有数种。所有这一切都恰恰是针对正统思想的虚伪而言,他说:“…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翻思此时,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答耿司寇》)正是这种反道学反虚伪的思想基础,使他重视民间文艺,重视这种有真实性的人情世俗的现实文学,并把这种文学提到理论的髙度予以肯定。这个高度也就是“童心”。“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童心说》)这样,以“童心”——“真心”作为创作基础和方法,也就为本来建筑在现实世俗生活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艺,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文艺铺平了道路。“童心说”和李贽本人正是由下层市民文艺到上层浪漫文艺的重要的中介。李贽以“童心”为标准,反对一切传统的观念束缚,甚至包括无上权威的孔子在内。“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每人均自有其价值,自有其可贵的真实,不必依据圣人,更不应装模作样假道学,文艺之可贵就在于各人表达这种自己的真实,而不在其他。不在“代圣人立言”,不在摹拟前人,等等。这种以心灵觉醒为基础,真实的“提倡以自己的本心”为主,摒斥一切外在教条、道德做作,应该说是相当标准的个性解放思想。这对当时文艺无疑有发聩振聋的启蒙作用,李贽是这个领域解放之风的吹起者。并非偶然,当时文艺各领域中的主要的革新家和先进者,如袁中郎(文学)、汤显祖(戏曲)、冯梦龙(小说)等等,都恰好是李贽的朋友、学生或倾慕者,都直接或间接与他有关。

先生(袁中郎)既见龙湖,始知一切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袁小修文集·妙高山法寺碑》)有李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荡否?(汤显祖:《玉茗堂集·尺牍一》)听以李百泉之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同上)(冯梦龙)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许自昌:《樗斋漫录》卷6)。

如此等等。

并且这些人物之间,相互倾倒、赞赏、推引、交往,如袁中郎之于徐渭,汤显祖之于三袁,徐渭之于汤显祖…,都有意识地推动了这股浪漫思潮。可以先从公安派说起。

“公安派”的三袁兄弟的思想理论和文学实践直接受李贽影响,他们的作品描述日常,直抒胸臆,反对做作,平易近人,对抗前后七子,而开一代新风。如他们自己所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他们的创作,如传诵颇广的《满井游记》: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是冰波始解,波色乍明,鳞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初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峦为晴云所洗,娟然如拭,鲜艳明媚,如倩女之靧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许。……

这是一幅清新白描的北京早春天气。没有故作铿锵音调,没有甚么深厚象征,也没有壮阔场景、雄伟气势,然而,娓娓道来却动人意兴。它们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原因就在它们毕竟开始有了近代人文气息。从题材到表现,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日常生活、自然风景。如果用它来比较一下也写得很好的柳宗元的山水小品(见第八章),这种近代的清新朴素、平易近人的特点便更清楚。

不仅三袁,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思潮和共同的时代倾向,它甚至可以或追溯或波及到先后数十年或百年左右。例如,比三袁早数十年的唐寅、茅坤、唐顺之、归有光这样一大批完全不同的著名作家,却同样体现了这种时代必然倾向。像唐顺之提出,“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极力装作,丑态尽露”。这与“公安派”便显然合拍。像归有光的抒情散文,虽然内容和形式都是标准的正统派,然而,它们却以对家庭日常细节的朴实无华的描写而打动人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可以说是开“公安派”主张的先声。例如著名的《项脊轩记》: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阔四窗,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姗姗可爱。

…后五年,余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聊,乃使人修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透过这种细微而有选择的客观描景述事,抒情性却极为浓厚。它实际标志着正统古文也已走近末梢,一个要求在内容上、形式上和语言上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在出现,这与上述市民文学、小说戏曲和“公安派”的时代倾向是相一致的。这种散文,无论是描写自然(如袁)或抒情记事(如归),确已不同于唐宋八大家,不同于永州八记或前后《赤壁赋》。它的感慨、抒写和景物明显带有更为近代的日常气息,它们与世俗生活、与日常情感是更为接近了。正统文学在这时本已不能代表文艺新声,之所以举出这两段正统散文,正是为了证明整个时代心声的变异,这种变异也表现在传统文学中了。它当然也以种种不同方式呈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比李贽约早五十年的唐伯虎便也是这种变异的典型人物。他与归有光各方面都极不相同。一个是穷酸儒生,一个是风流才子,一个正经八板作正统古文,一个浪荡江湖吟花咏月。王士贞对归有光的文章相当折服,对唐伯虎的诗文却讥之为“如乞儿唱莲花落”。然而,唐寅以其风流解元的文艺全才,更明显地体现那个浪漫时代的心意,那种要求自由地表达愿望、抒发情感、描写和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近代呼声。其中也包括文体的革新、题材的解放。甚至后世编造出三笑姻缘之类的唐伯虎的故事和形象,也非偶然。并且,这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不是一个短时期,而是迁延百余年的一种潮流和倾向。如果要讲中国文艺思潮,这些就确乎够得上是一种具有近代解放气息的浪漫主义的时代思潮。

这个思潮还应该包括像吴承恩的《西游记》、像汤显袓的《牡丹亭》这样一些经典名作。《西游记》的基础也是长久流传的民间故事,在吴承恩笔下加工后,却成了不朽的浪漫作品。七十二变的神通,永远战斗的勇敢,机智灵活,翻江搅海,踢天打仙,雅谑乐观和开朗的孙猴子已经成为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它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永恒典范,将来很可能要在世界儿童文学里散发出重要影响。此外如愚笨而善良、自私而可爱的猪八戒,也始终是人们所嘲笑而又喜欢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象。《西游记》的雅谑滑稽中仍然充满了智慧的美。正如今天中国人民喜爱的相声艺术,是以智慧(理解)而不是单纯以动作形体的夸张(如外国丑角)来取悦一样,中国的浪漫主义仍然不脱古典的理性色彩和传统。

《牡丹亭》与《西游记》截然不同,但精神相当一致,其作者是李贽的敬佩者,徐渭的交往者,三袁的同路人。其作品与《西游记》共同构成明代浪漫文学的典范代表。

《牡丹亭》直接提出“情”作为创作的根本,并有意地把“情”与“理”对立了起来,他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记题词》)这个“情”没有局限于男女爱情,《牡丹亭》所以比《西厢记》更进了一步,就在于它虽以还魂的爱情故事为内容,却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在要求变易的时代心声。《牡丹亭》主题并不单纯是爱情,杜丽娘不只是为柳生而还魂再世的,它所不自觉的呈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的自由期望和憧憬。“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春归怎占先…。”整个剧本文词华丽,充满喜剧氛围。这个爱情故事所以成为当时浪漫思潮的最强音,正在于它呼唤一个个性解放的近代世界的到来。并且呼喊得那么高昂,甚至逸出中国传统理性主义传统,真人荒唐地死而复活(其他情节都又合常情)竟成了剧本主线。本文第一节中讲的世态人情、市民文艺的粗俗根苗,在这里最终升华为典雅骀荡的浪漫之花。它们以不同形式却同样反映了明中叶以来巨大变动着的社会动向、氛围和意绪。


(一)市民文艺(三)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