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　中国抗战时之财政

抗战开始的时后，中国尚是一个贫穷的、试图自立的国家。抗战是十分花钱的事，把中国挤干。一年接一年的赤字，加上又没有外债可借，与配得上称为“援助”的外援，使得国民政府只有依靠印刷机。于是纸币的膨胀越出控制以外，在胜利之日的前夕，重庆零售物价高达战前的一千七百六十三倍。

一、清朝末年的财政

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伤害了中国。英国逼迫清朝的帝国政府缴纳一千八百万元墨币的赔款，外加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广州当时并未被英军占领)，代偿商欠三百万元。总数是两千七百万元。清政府依照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南京条约的规定，在一八四五年年底以前便把这两千七百万元付了。(不过，商欠后来中国商人还了清政府，赎城费广州市民认了两百万，扬州盐商也捐献了一百万元，清政府事实上只负担了一千九百五十万元墨币。)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英国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久获得法国参加。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以北京条约结束；由清政府对英、法两国各赔八百万两。中国库平一两等于屈老埃的一两零三分，也就是墨币一元三角九分。清政府此时已由于太平天国之乱而穷过当年，却仍能按时以一千六百万两分赔英法两国；虽则不能像当年缴纳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之时那么痛快。

从财政的观点而论，第一个严重的打击是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第一次战争以后，日本对清政府要索的两亿三千万元赔款。我们可以说，清政府此后元气一直未能恢复。由于日本限令于七年半以内缴清，清政府不得不向俄法两国借一亿两，向英德两国借三千二百万镑。这些借款的利息都比当时国际金融市场的行情为高；而且都用了中国海关的收入作为抵押。从此以后，清政府及其后的国民政府，每年只能在扣完外债的本息以后方能动用海关的税收。

第二个严重的打击，也是更严重的打击，是拳乱及八国联军之后的庚子赔款。依照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赔款总数是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偿还，未还之数，年利百分之四。付款的方法，是直接由海关税收按年扣付，由充当中国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一位英国人经手，英国人当中国政府的海关总税务司，已经有了多年。

各国所分到的庚子赔款，虽则原数是写成银两，却要按照辛丑年的汇率核成各国的金币。每年在付款之时，又要把金币按照该年的汇率换算成中国银两。利息也是如此。银价一年不如一年(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中国付出的庚子赔款的本息便比辛丑条约的银两原数高出许多(条约规定赔银，事实付出为金。金价一年高于一年)。中国当时的关税是用银子收税，而税率又只是照价百分之五。所谓“价”不是其后每年的货价，而是若干年前签订“限制关税的条约”之时的货价！

八国联军出兵的只有八国，却有十三国共享赔款。未出兵的五国是由出兵的八国邀请来分赃的。这五个幸运的国家是比、荷、西、葡，及瑞典挪威联合国。

十三国的赔款数目彼此不同。俄国有一亿三千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德国次之，比九千万两略多；再其次是法、英、日、美、意、奥。美国分得了三千二百九十三万九千零五十五两，相当于美金二千四百四十三万六千三百二十六元八角一分(一九〇一年的汇率，是每两相当于美金七角四分二厘)；比国分得了八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五两，较奥国所得的四百万零三千九百二十两为多，大概是因为比国传教士遇害的较多。

从一九〇二到一九一〇年，每年由关税扣付庚子赔款及所欠俄、法、英、德四国有关甲午对日赔款而产生的外债，总数在四千万元左右。当时清政府的全部税收不超过八千三百万元。

二、民国初年的财政

从一九一二到一九二八年，北京中央政府在袁世凯及其继承人军阀统治之下，过一天算一天，从英国人海关总税务司与外国人盐税稽核官的手中，领取关余、盐余，不够开销，于是不断的举借大小外债，也向国内银行强行摊派一些管理不良的“内国公债”。

袁世凯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取得善后大借款两千五百万镑，以盐税作抵，因此而丧失中国关于盐税方面的国家主权(由外国人做盐税稽核官，并直接扣付善后大借款本息)。袁在一九一六年六月死的时后，已经把两千五百万镑花光。然后他做到了约束住各省军阀，也使得这些军阀把他们所僭收的田赋至少缴一部分给中央政府。田赋在当时，就法理来说，尚是一种属于中央政府的国税。

袁死以后，继任大总统的黎元洪是著名的软弱人物，一向受段祺瑞支配。段本人虽不是一省或两省的军事长官，却是若干省军事长官的领袖。这些军事长官都霸占田赋与别种的税，只知有强人段祺瑞，而不知有中央政府。段有时为国务总理，有时为陆军总长，很照顾各省的这些军事长官。段虽则受到各省军事长官的拥护，却收不到各省军事长官的款子，而仍须维持中央政府的门面，只得到处张罗，举借外债，摊派内国公债。

在段祺瑞以后，做北京政府幕后的强人的两个大军阀，曹锟与张作霖，做得不比段祺瑞好。这两个大军阀正如段祺瑞一样，所能借到的外债，只是小数目，所用的抵押品也只是不足道的小东西，例如无线电报放射台与有线电报杆子之类，以及无线电报局与有线电报局所收到的“发报费”。他们所摊派的内国公债，必须打很大的折扣(用若干铁路作抵押的外债信用较好，因为有货运与客运的收入，可用以付本付息)。在北京中央政府做大小官员与任教于国立大学及专科学校的教职员，很少能领到全薪或按时领薪。

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一度于一九二六年担任了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三个半月。他留下了一段话，证明当时应付开销如何困难。他说，他总共只收到了三百五十二万一千元，包括从海关总税务司及盐务稽核官送来的关余盐余一百四十六万二千元。换句话说，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只有一千八百万元左右，赶不上清朝末了两个皇帝之时的收入。各省军阀不向北京中央政府缴款，却不断的打电报向它要钱。

三、抗战前国民政府财政

国民政府于一九二五年七月成立；其前身为孙逸仙大元帅之大本营。它准备于或长或短的未来以其军队扫荡各省军阀，统一中国后，变成中央政府；在健全的财政基础之上成为行政中心。

胡汉民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大元帅北上之时，受任为代理大元帅。他削平了广东的霸占防区税收的地方军阀，为国民政府铺好了路。廖仲恺做广东省长兼财政厅长，贡献也大。

早在一九二四年，孙逸仙的大本营便已成立了中央银行。宋子文先做副行长，其后为行长。当时它还不是银行之银行，只是若干银行之一，却也做了政府收支的公库；随着孙胡二氏之时大本营力量的扩展，中央银行也获得成长；在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北伐军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其初期的成功，也颇得力于中央银行的支援。

中央银行在一九二七年武汉与南京分裂之时，不再能顺利进行。其后，宋子文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到南京担任财政部长，在同年七月举行全国财政会议，同年八月重建中央银行。于是中央银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银行，亦即银行之银行，管理国库，海关税收也不再存入英商汇丰银行，而存入中央银行。

由于美国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首先允诺对中国关税自主表示同意，只要别的国家也同意，各国(除了英、日两国附加了条件以外)也都一致同意，国民政府宣称从一九三〇年二月一日起关税不再收银元，而改收“关金”，每个关金单位(即“关金元”)规定为相等于美金四角。从此以后，中国对庚子赔款及若干外债付本付息，可以直接用金(关金)，而无须计算银元若干，合某国金币若干，于是不再因国际银价跌落而吃亏。

中央银行对进出口商人出售关金，也接受他们的关金存款。因此而积存了很多外汇，不久便与外国各大银行连络成功，指定外国银行为中央银行在外国之代理人(往来户)。

英日两国所提出的要求，获得顺利解决。第一、中国答应英国在自主的第一年对各国货品不实行新税率；第二、中国答应日本，在实行自主的头三年，对各国某些货品如鱼类、纺织品、面粉等等，不实行新税率(这些货品，以来自日本的为多)。中国同时也对各国保证，在全国各地一概废除“厘金”(厘金是曾国藩等人对太平天国作战之时，所创的一种遍及各城各大路交叉口的小关税。为了废除厘金，中央政府花不少钱补偿各省地方当局)。

于是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中国获得了完全的关税自主，提高了多数货品的进口税率，使得全年的关税收入达到两亿九千多万银元(由关金算成银元)，比起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的一亿二千一百万，与一九二一年的五千四百四十六万二千六百四十四元，不可同日而语。

国民政府从此直至一九三六会计年度(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每年的关余都不少于三亿银元，虽则由于日本野心家窃占东北而使得中国少收关税盐税五千万元之多。

王正廷于恢复关税自主的工作上，也是功不可没，他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主要贡献是把厘金真正废除干净，花了不少精神与地方当局商谈并拿出办法。倘若厘金废得不彻底，列强是不会同意关税自主的。

宋子文也是替中国收回盐税管理权的人。盐税依照一九一三年的合约规定，由外国人所组织的稽核处经管，直至付清两千五百万镑本息之时。盐税不像关税容易管。收盐税的地方遍及全国，非比关税之征收于各大海港。外国人要稽核或直接监收盐税，必须设置成百上千的办事处，开销很大(也没有那么多外国小职员可用)，况且各地的盐税税吏心目中只有地方长官，没有中央政府，也没有国家信誉，很使得少数的高级外国稽核头痛。事实上，在宋子文收回盐税管理权以前，洋稽核已经拜托总税务司代为在关余项下扣付这善后大借款的每年本息了。宋子文只费了一场坦白交谈，便从洋稽核的手中取回盐税管理权了。

宋子文的真正工作，是把盐税税款拿到，交给国民政府。北京政府时代，全国盐税约六千万元，各省缴到北京的只有三百万元。宋子文用“改在产地收税”的办法，给予所有靠中饱盐税为生的人一个致命打击。宋子文规定，盐税只收这产地所征的一次，其后运销各地，一概不许再抽。宋子文知道，各省地方政府因此所受的损失极大，他便经由全国财政会议把田赋由国税改为省税(其后因抗战而又改为国税)。这项改田赋为省税的措施，不使得国民政府损失多少，因为各省在北京政府时代早就据田赋为己有了。

国民政府于是在一九二八年收得了盐税五千四百万元之多。到了一九三七年一月至十二月，国民政府收到的盐税竟有两亿一千八百万元。那是北京政府的官员所从来不敢梦想到的。

宋子文的另一成就，是创行“统税”，收取租界上若干消费品如卷烟、火柴、水泥、啤酒、烈酒等等的出厂税，同时也收租界以外这些货品的出厂税。租界本不是割让给外国的土地，但是外国人倚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一向不肯对中国政府纳税；他们自处于中国法院的管辖之外，而中国政府无可奈何。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洋人，而且自设其所谓“上海市议会”(Shang hai Municipal Council)，故意讹译为“工部局”，中国政府一向也就装聋作哑，完全放任。

宋子文同租界上的洋人厂商说：他们不向中国政府纳税，其实很吃亏。因为卷烟、啤酒之类在运出租界之时，仍然被抽税，而且各地当局任意的抽，就厂商的立场而言，可谓毫无保障。宋子文劝他们，不如干脆纳一个“统税”，纳了以后，他宋子文保证全国任何地方的当局不敢再抽(如果抽了，则中央的国民政府一定偿还厂商)，洋人相信宋子文的话，果然踊跃纳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租界洋人对中国政府纳税的事；也是中国人收回国家主权的一大步。就财政而论，这统税不久便成为仅次于关税、盐税的第三项国税了。在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会计年度之时，统税的收入高达一亿二千五百万元(租界上的华人厂商当然也缴纳统税，毋庸赘说)。

宋子文与北京政府的财政总长们不同，他不喜欢借外债。一直到他在一九三三年十月辞职之时，他只借了两次外债，一次是赈灾借款九百万美元，另一次是剩余棉麦借款一千七百万美元。这两项都是向美国借的。

国民政府的支出超过收入，在抗战以前已是如此，因为有曾为军阀的人叛变，在江西及若干省分交界之处又有共产党人在作武装活动。宋子文只得向本国的人以公债票的方式借内债：

在一九二八年借一亿零六百万元，

在一九二九年借一亿六千三百万元，

在一九三〇年借一亿一千四百万元，

在一九三一年借三亿五千万元，

在一九三二年借一亿九千万元，

在一九三三年借三千万元。

宋子文也曾经在一九三二年二月，整理北京政府的若干旧公债，用专款担保付本付息，因此而提高了债信，同时减低了这些公债的利息与延长了还本的时间。

宋的继任人孔祥熙为山西金融世家子弟，曾经留学美国，先后修毕莪伯林大学学士与耶鲁大学硕士学位课程。宋于一九一五年在哈佛大学卒业。这两位对于美国的财政史均有根柢，均决心以承认中国旧债，适当处理新债，来提高国民政府的债信。

孔担任财政部长直至一九四四年年底；有时兼为行政院之院长或副院长。行政院院长相当于别国的内阁总理。孔在抗战以前的主要成就，是废除银元，改行法币。法币有充分的准备金，其价值定为美金三角。法币通常是不兑现，但商人为了买洋货进口，可以申请外汇，学生为了出国读书，官吏为了出国办事，或是另有其它正当理由需要出国的人，也都可以申请外汇。中国人民在国内只许持有法币，不得持有外汇或金银。

实行法币的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这件事是经由立法院以立法程序通过的。

孔的理由是：美国罗斯福施行购银政策，以济助美国的银矿人士，使得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从一九三四年七月至十月便流出了两亿银元之多。此外，民间的首饰之类，也被人收购，用走私的方式流出了六亿两左右。(当时的银元多数分两种，袁世凯一九一四年的重七钱二分；国民政府一九三三年的重七钱一分五厘，亦即二十六点六九七·一格兰姆。) 中国国民对法币甚为欢迎，他们猜想，政府一定是为了准备抗战才实行这个似乎很神秘的政策。大家很踊跃的缴出金条、银块、首饰、银元、外汇，共值八亿元之多。于是法币虽则一次发行了十八亿九千七百万元，而准备金高达百分之六十七。

国民政府确是在准备抗战。有了法币，政府便可以应付公开或秘密的支出。事实上，孔祥熙划出了十亿零三千四百万元法币，作为秘密的专款，作为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这三个年头，购买兵器与弹药，建筑铁路公路，改良水利设施等等与抗战有关的工作之用：

购买兵器弹药　一亿九千八百万元

重工业(钢厂，兵工厂等)　一亿七千五百万元

铁路　五亿五千五百万元

公路　三千七百万元

水利设施　六千九百万元

蒋介石委员长有一个秘密计划，包括建筑沿着未来战线与围着重要城市的国防工事，以新式武器装备六十个师，每年二十个师，并且雇用外国军官训练这六十个师。

扩展或新造各铁路、公路与水利设施，也都是与抗战有关的。不幸，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使得蒋的日记被张学良与杨虎城看到，把这计划的秘密泄漏了。很可能日本的间谍因此便知道了这个计划，报告日本当局，使得日本不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进攻波兰之时，而提前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便发动卢沟桥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之时，中国仅有新式装备与新式训练的部队二十个师。倘若能等到一九三九年九月，中国便有了这样的精兵六十个师。战争的情况便很不相同了。

为了准备抗战，孔祥熙也向国内银行与投资人大借内债。他在抗战开始以前一共借了八亿三千四百万元。他仿照宋子文的先例，在一九三六年二月整理了旧的公债，降低其利息，延长其还本期限，于是节省下每年的债务负担八千五百万元。他也正如宋子文一样，不喜欢借外债。直至抗战开始，他不曾借一元钱的外债(虽然于战争爆发前夕，他在欧美很活跃，接洽了不少外债，但皆因战事发生而终成罢论)。由于孔、宋先后提高中国债信的努力，抗战前夕伦敦市场中国债券的折现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二，高过了日本及许多别的国家的债券。

于筹措战费之余，孔祥熙也不避艰难，划出一亿二千四百万元，作为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发展教育的专款。此外，他也划出了一亿七千五百万元，发展工业，改良农业。这些数目虽不算庞大，却在战争气氛笼罩之下，助成了教育与工业、农业的新的开始。

四、战时的财政收支

抗战开始以后，孔祥熙仍为财政部长。他任职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有时兼任行政院院长或副院长。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孔在财政方面的努力，比起任何其它的人，更有功于使得抗战能进行如此之久。他遭受不少批评，也常常代替整个政府受过，甚至蒙受种种不堪入耳的恶名。现在真是应该为这位有心做好而十分爱国的人说几句公道话。

第一、他的职务根本不是普通人所能做得好的。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而对日本这头等的国家作战，没有那么多钱做如此的豪举。中国在战前的一年，政府税收总数不超过八亿七千万元，以每元等于三角美金计算，只不过是两亿六千一百万元而已。倘若珍珠港事变之时，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只有这么一点点，请问罗斯福与财长摩根索怎么办？再则，国民政府税收的大部分是关税、盐税、统税。这三种税都是在沿海大城与海岸盐场所征收的。战事开始不久，这些大城与盐场都被日本占了。中国没有近代化海军，无法阻止日本占这些大城与盐场。于是国民政府的税收由八亿一千万元在第一个年头便下降到五亿五千九百万元。当时零售物价涨了百分之二十二，这五亿五千九百万元的购买力，在事实上只等于四亿五千四百万元而已。

在这抗战第一个年头，亦即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六月，国民政府的开支是二十九亿又一百万元。孔祥熙用内债弥补赤字。他以后也这样做，直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卸职之时。内债的方式，先是公债，其后是向国家银行“透支”。

所谓国家银行有四个(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有联合办事处，称为四联总处，由四行的代表组成，由蒋介石兼任主席。这四行有权发行钞票。所谓给政府透支，是因为政府一向在四行存税收，有国库户头，户头的钱不够了，而政府需要用钱，于是便“透支”起来。换句话说，这是政府向本身借钱，所借的也是本身所印的纸币。

政府未尝不想借外债，然而一直借不到。“借到”的只是若干物物交易的暂付款。苏联、英国、美国给我们一个户头，说是若干万，而并不给我们现金，我们买他们的军用品，逐项随时记在户头的账上，然后运去桐油、钨、锡等等战略物资，也逐项随时记在户头账上冲销，真正的外债，要到珍珠港事变发生以后的两个月，才有美国给我们的五亿贷款，称为“美国国库信用放款”，却也不是一次拨付的。

以下是抗战八年每年国民政府的支出、非债收入(即税收与国营事业收入等等)、举债收入(单位：亿元)：

年　度支出(亿元)非债收入(亿元)举债收入(亿元)

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20.915.5915.32

1938年7月至1938年12月11.692.978.72

1939年(1月至12月)27.977.1520.82

1940年52.8813.1739.70

1941年100.039.1490.90

1942年245.1145.92199.19

1943年588.16158.82429.93

1944年1716.90356.091360.81

1945年1月至8月15日5346.39660.274686.12

总　数8110.041259.126850.92

五、关于控制通货膨胀的努力

在抗战的头四年，通货膨胀被控制得相当有效。国民政府尽量不发行太多新的法币。它尽量用公债及向四行透支来弥补赤字。

国民政府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仍办到了维持法币的规定价格，即每元等于美金三角，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三元三角。所以能办到如此，是因为有中英两国各有一个银行，共出两百万英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基金，对法币贱时买进，贵时卖出，颇为成功。其后增加基金为一千万英镑，中英两国各有两个银行参加。这两次基金把法币的汇价稳定住了，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七日才第一次降低法币汇价。(市场价格在一九四〇年达到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五元二角三分，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降到每美金一元等于法币八元六角五分。) 对内的举债，主要是采取发行公债的方式。前后一共借了一百五十亿法币、二十亿美元(美元公债)、两千万英镑(英镑公债)、一亿关金单位(关金公债)。用透支方式借的内债，常常是短期的，多在本年度终了以前归垫，或在下年度归垫。

国民政府对法币的发行额，也竭力限制。最初创行法币之时，总数是十八亿三千三百万元。到了抗战猛烈进行半年以后，亦即一九三七年年底，发行总数才只有二十一亿。到了打完八年，又遭遇到中共异动半年以后，亦即一九四五年年底，法币发行总数，才达到五千五百六十九亿。

物价随着战事的延长而逐渐上升，然而在开始三年是很慢的。第一次跳升，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丘吉尔封闭滇缅路以帮助日本“在三个月以内解决中国事件”。中国捱过了这三个月，日本未能如限解决其所谓中国事件，丘吉尔也重新开放了滇缅路，然而财政方面丘吉尔所给予中国的伤害，已成事实。很多只能由缅甸进入中国的货品，在这三个月以内价格跳升到高层；于滇缅路重新开放以后并不回降。

假定以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为一；一九四〇年六月之时，它是四点九；经过三个月的滇缅路封闭到一九四一年六月之时，它已经是由四点九升高为十一了。

第二次跳升是在日军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占领仰光，一九四二年五月占领腊戍之时。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国零售物价指数是三十六。

第二次大跳升，是国民政府应美国政府之请，动员了成百万的农民，为美国轰炸机建筑一打以上的大飞机场。杨格先生(Arthur N. Young)说：“使得(中国)通货膨胀恶化的一项主要因素是来自美国(中国为了替美国造大飞机场)。而于一九四四年上半年短短的六个月之内，骤然抛出六十亿法币(作为造大飞机场的农民的工资)。”零售物价指数于如此的震撼之下，便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升高到四百六十六(亦即一九三七年六月的四百六十六倍)。

通货膨胀显然已经进入“跑出了界”的阶段(Running away)。国民政府又尽了三次努力来加以处理。第一项是有小小的成功；其余两项都是失败。

第一项努力是在一九四一年把田赋从省政府手中，收归中央，作为国税，同时在中央的预算中列入补偿各省政府的费用，也准许各省政府征收有限度的地方税。不久以后，差不多立刻，国民政府又把田赋不收法币，而改收粮食，称为征实。再其后，国民政府于田赋以外，加行所谓“征购”，亦即强迫农田所有人再缴若干粮食，算是卖给政府的，由政府出“期票”，言明于抗战结束之时还钱。政府用这个方法，避免了以大量法币抛入粮食市场以购买粮食，供应一千四百万军人与应征壮丁以及很多的公务员与教职员及其眷属，与来自沦陷区的学生。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一年十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这一个“农业年度”之中，就这样取得了：两百一十九万五千公吨的米，四十八万七千公吨的麦。在其后的三个农业年度，亦即从一九四二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政府又于征实、征购之外加行“征借”，取得了：两百六十六万五千公吨的米，五十七万三千公吨的麦。

国民政府第二项遏阻通货膨胀的努力，是在香港设立一个平准基金委员会，中国出两千万美金，美国借一亿美金，英国借一千万英镑。这个委员会以法币一元等于英币三又十二分之五便士的汇率，向从事进口贸易的中外商人出售英币；也以法币一元等于美金零点零四又四分之三美元(亦即美金四分七厘五毫)出售美元。换句话说，以法币九十三元六角七分等于一镑，法币二十一元零五分等于美金一元的汇价出售英镑美元。在仅仅三个月又十三天的期间，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到同年十二月一日，这个平准基金会便卖掉了(也就是花掉了)一千五百万美元与两百万英镑。在香港的许多进口贸易商都成了暴富，其中有不少是来自上海，而且有受了日本人的唆使或雇用而来的。主持这个平准基金会的在表面上是陈光甫，但事实上是秘书长冀朝鼎。冀朝鼎对于来申请外汇的人，不论是谁，不论有无正当理由，一概有求必应。

国民政府第三项遏阻通货膨胀的努力，是运用美国在珍珠港事变后两个月“颁给中国”的五亿美元信用放款，挪出两亿购买美国的库存黄金，运到自由中国卖给人民以收回大量法币，免其留在市场兴风作浪。这些被收回的法币，在其后国民政府需要用钱之时可以拿出来用，免得又要印制新的纸钞票。

罗斯福的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于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用书面对中国做了承诺，说“美国财政部同意就五亿信用放款划出两亿美元，作为中国购买黄金之用。”

国民政府一向习惯于相信美国政府任何一个官员说出的话或写下来的字(在得到摩根索承诺之后)，差不多立刻就实施出卖黄金的计划，而且不等到从美国运来一镑或一两的黄金，就先把中国自己在重庆库存的黄金拿出来卖。那是一九四三年秋天某一日开始的大事。被授权出卖黄金的最先只有中国农民银行。人民听说政府用黄金来使得法币能够“兑现”，立刻对法币恢复了信心，却并不再急于把法币抛出手外；他们来买黄金的不多，中国农民银行卖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才卖掉了相当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而已。

国民政府倒反而是想多卖出黄金，多收回法币。它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改令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中央银行似乎比中国农民银行更会做这个生意。它在同年的五月，卖出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在六月也卖出这个数目；在七月卖出了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的黄金。

然而，由于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美国的黄金运来重庆极少。从一九四四年一月到六月，总共只运来了不多于一百万美元的黄金。其后，从一九四四年六月到一九四五年六月运来重庆的黄金也只不过是相当于一千一百万美元而已。而且极大多数是用船运来的，不是用飞机运来的。

中国政府及其驻华盛顿城的代表，每次向美国政府抗议都或是被置不答复，或是用下列的说法加以反驳：飞机缺乏可载黄金的吨位(虽则为了运大量在美印制的中国钞票，却有的是吨位)；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黄金，而是更多的货物；中国应该把黄金留做战后建设之用。

事实是，中国政府出售黄金政策十分有效，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一个月之中便收回了六十三亿元法币，而所花的黄金只是相当于四百四十万美元而已。中国在一九四三年年底积存于民间的法币，总共只有七百五十四亿元。倘若能有相当于四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便可以收回这七百五十四亿元法币之中的六百三十亿元法币。

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以当时每英两三十五美元计算，可买到五百七十一万四千二百八十五英两黄金，亦即三十五万七千一百四十三磅重的黄金，亦即一百六十二吨重的黄金。中国民航公司曾经在一九四四年一年之中，把两千吨之多的美国印制的中国法币钞票运过中印之间的驼峰，区区一百六十二吨重的黄金，对美国空军的飞机而言，算得什么？而且倘若每一次只运相当于两百万美元的黄金，其重量只有一点六二吨而已。

中国诚然也缺乏货物，正如战时的英国一样。美国能不能像帮助英国那样，以美国的强大海军护航，以成千的船装载货物到中国来呢？

把黄金留做战后建设之用，也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劝告。不过，更好的劝告是叫中国对日本单独媾和，以留下“人力”作为战后建设之用。

美国财政部对中国抽后腿的幕后人物，是摩根索最亲信的助手花埃特(Harry Dexter White)。据一度曾为美共党魁的简伯尔斯(Chambers)在国会做证时说，这位花埃特曾经是美共的最活跃的党员之一。我没有责任证明简伯尔斯的话是否属实。让我在此引用杨格先生的话：“无论怎样，花埃特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一方面阻挠中国政府买的黄金运往中国，同时却竭力促成对苏联给予一百亿美元的战后贷款。他显然是颇有亲苏与反华的成见。”

中国曾经向美国建议，用民间的飞机运黄金到中国。花埃特却坚持只能以军用飞机运黄金到中国，同时又说军用飞机无此吨位！花埃特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以书面向摩根索坦白报告：“我们尽胆量所及而对此(运黄金)之事多方延宕。……我们认为此时再以大量黄金运华，将是严重的错误。”

其后，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宋子文以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身分与美国国务院、陆军部与财政部的高官会谈，把摩根索自己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所写书面承诺拿给摩根索看，其中摩根索承诺从一九四二年五亿美元贷款之中提出两亿作为购运黄金之需。花埃特再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坦白承认“我们扣留黄金，绝对没有法律的根据。……我们是在薄薄的冰之上溜冰，而一再用种种借口搪塞，而尽力拖延时间，拖到不能再拖为止……。”

从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到同年六月十三日，又没有一两的黄金从美国运抵重庆。同时候，国民政府却以“预售黄金，定期交货”的方式从人民手中收回了大量的法币。事实上，由于美国不把黄金运来重庆，国民政府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已经失信于中国人民，而且付出了相当于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库存黄金。

国民政府又必须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按照人民所已经预缴的法币之数，付给人民以相当于五千万美元的黄金，在同年六月三十一日以前付给人民以相当于八千四百万美元的黄金。

人民在此以前，一向拥护国民政府，然而现在，人民花了法币预买黄金，而国民政府不守信用，不按期以约定之黄金重量十足交货，却被宋子文以一纸布告，打折扣交货，因此人民不仅对国民政府的可信度开始怀疑；而且在知道这件事是由于美国不肯合作以后，人民对由国民政府已失去美国的友谊，能否赢得对日本的战争也开始怀疑。

六、物价飞升，飞上了天

物价指数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的六十六点二，升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的二二八；飞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的七五五，又飞上了直冲霄汉的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的二一六七(胜利前夕在重庆一地的零售物价是一七六三)。

摩根索在宋子文把他摩根索自己所写的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三日书面承诺拿给他看以前，似乎忘记了这项承诺，错记了这项承诺，或被花埃特迷糊得忘记与错记。摩根索以为自己仅仅承诺了划出两千万美元供中国购运黄金，而不是划出两亿元购运黄金。

摩根索在被宋子文拿出那件书面承诺窘了他一阵以后，斥责花埃特与美国财政部其它官员：“我曾经以书面向中国政府承诺了，中国可以有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而你们把我陷于绝对不名誉的地位。我想，这是不可以原谅的。我今天好比是一个讲定了价钱又赖账的无聊的小贩子。”

摩根索竭力补过。他在一九四五年六月至十月输运了相当于两亿四千五百四十七万五千美元的黄金到中国，超过了当年中国购运两亿美元的黄金的申请。然而为时已晚，不能阻止中国在紧接着对日胜利之后的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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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上半年　指数　1.00

1937年底　指数　1.18

1938年底　指数　1.76

1939年底　指数　3.23

1940年底　指数　7.24

1941年底　指数　15.96

1942年底　指数　66.20

1943年底　指数　228.00

1944年底　指数　755.00

1945年底　指数　2,167.00

1945年8月14日　指数　1,763.00

七、美国对华租借法案

长话短说，美国对华租借法案开始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日，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所签的协定。美国在战时总共花了八亿四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战后又花了三亿美元作为运送日兵、日侨、韩人各回本国之费用，以及运送中国军队到日本占领区，光复故土。日兵的总数为一百二十八万三千二百四十人，日侨是七十七万九千八百七十四人。韩人有兵有民，数目比日兵日民要少得多。

中国人民对于美国在别国不想援华，也无力援华之时，对中国援助，一直十分感谢。中国人民也知道美国援苏援英，花钱极多，援苏花了九十亿美元，援英花了二百七十亿。没有一个中国人曾经说过什么话。

中国人由于也是一个富有自尊心的民族，而且又有很长久的文化背景，从来并未习惯于伸手向别的民族乞讨。中国人在领取租借法案物资之时，便已下了决心，将来有一天把这些物资的代价偿还给美国。果然，最后中国人用了“反租借法案”的金钱与劳务，偿还了美国对华租借法案的全部。没有一个中国人问过：苏联与英国曾否偿还美国给他们的租借法案物资之全部或一部分。因为那根本不是中国人想管的事。

有些记者以为美国对华租借法案是由中国人经管的，事实恰好相反。经管的是一位美国陆军的代表：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史迪威离开中国以后，经管的人是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

关于美国对中国及其它各国租借法案施行的细节，尚未在美国与中国公布，简单的说，中国获益良多。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十月至一九四五年三月在缅甸北部消灭日军的五个中国师，便是用了美国租借物资加以装备的。另外有十九个中国师，在萨尔温江上游(怒江)的西岸与中缅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上对日军作战；这十九个中国师也是用了美国租借物资装备的。

从另一方面来说，倘若史迪威能对他的中国长官更为诚心合作，则美国租借物资可能会发生了更令人佩服的效果。史迪威是在中印缅的美军之司令官，也是中国战区联军统帅蒋介石的美籍参谋长。在中国为了抵挡日本的“一号作战”，而极端需要汽油与武器之时，史迪威却把当时全部的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留下，用在缅甸北部的作战。史迪威的另一错误，是违反罗斯福所同意的蒋介石的一项决定，决定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开始缅甸北部之作战。史迪威把这个作战提前一年开始，并且不通知中国，甚至不在作战开始以前的几天通知中国。

八、中国对美国的反租借法案

这个项目所包含的是中国为了供应在华美军薪水及其它开销所花费的法币，与应了美国之请替美国空军建造的若干空军基地(大飞机场)。总数是一千零三十八亿法币。美国也曾经以或多或少的美元，存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银行户头，一共存入了三亿九千二百万美元。中美双方均想算清这笔账，但是从来不能在汇率的计算上取得互相一致的结论。中国坚持以政府所公布的官价汇率为主，酌量弥补官价与物价指数之间的差异。美国官员却主张完全按照黑市的汇率。

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中美双方终于签立了一项协定，写明中国不再追索一千零八十三亿法币与三亿九千二百万美元之间的尚未清偿之数；美国也承认中国已经偿还了全部对华租借法案物资与一九四二年二月的五亿美元信用放款。美国同时也把存放在太平洋若干岛屿之上的战事剩余物资，送给中国，由中国自己派船去拿，作为抵充所欠中国款项的尾数。

九、中美之间的几次物物交易契约

这类契约有过四次：

(一)一九三九年二月桐油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二)一九四〇年二月锡贷款，两千万美元。

(三)一九四〇年十月钨贷款，两千五百万美元。

(四)一九四一年四月金属矿物贷款，五千万美元。

这四项都只是物物交易的契约而已。称为贷款，是错误的。美国先把美元存入在美国银行的中国政府户头备中国代表买军用品。中国于万分困难之下，把桐油、锡、钨等等从各省各地的人民手中买来，集中在一起，小心翼翼的交运到美国，冲销户头之中所动支的美元，在此购买桐油、运送桐油之期间，美国照收利息不误，这哪里是贷款，只是物物交易而已。

中国把这四项所谓贷款总数一亿二千万美元，都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冲销净尽，只剩下七百二十万美元的尾数。由于中共异动，政府播迁，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又赖在南京不走，静候共军入城，中国政府想买齐尾数七百二十万美元的桐油、锡矿之类，也找不到美国政府的代表交货。

十、战后美国对华租借物资与其它美援

美国官员常常称那笔作为输送近两百万人的日兵日侨与韩人回国的三亿三千万美元为“战后对华租借物资”。输送中国军队去接管日本占领区的费用，也称为“战后对华租借物资”。

此项物资总数相当于美元多少，有三种不同的算法：

美国国务院的算法：二十八亿八千四百零六万五千美元。

中国驻美大使馆算法：十五亿零三百一十万美元。

美国对华外交协会算法：十亿零七千八百八十三万两千美元。美国并且下列四项应从十亿左右的总数之中剔除：

(甲)三亿三千万元——这是输送日兵日侨与亲日韩人各回本国的费用。中国没有对敌人如此客气的义务，是美国向中国申请的，这两百万人离开中国海岸以后，美国自愿用船送他们回国，事前更未向中国申请，中国没有负担此项费用的义务，所以不应该记在“对华租借物资”的账目之上。

(乙)六亿四千九百万美元——这是虚报太平洋各岛剩余物资的溢出之数。这些物资只值得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却列为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

(丙)四千九百六十万美元——这是从印度列多经过北缅，通到中国的油管制造费。然而油管刚刚造好，美国便移交了英国的在缅官员。这个费用应该记在英国账上，不该记在中国账上。

(丁)一千七百万美元——这是中国海军重建费。是美国为了自己而做的全球战略性的重建，并非对中国的一种特殊恩惠。

剔除了这四项以后，所谓战后对华租借物资，只剩下三千三百二十三万二千美元。可以视为已被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的协定所勾销。

十一、一九四一年的平准基金之美国部分

一九四一年平准基金之美国部分，常被人们误传。它表面上列为五千万美元，事实上只交付了一千万美元。这一千万美元的实数已经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还清。

十二、关于一九四二年五亿美元信用放款的澄清

这五亿美元是在珍珠港事变以后恰巧两个月的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由美国“颁给”的(granted)。到了抗战结束以后才被用完。其主要部分是用来购运黄金，以卖给人民，收回法币。此外，有两千五百万美元被用来购运纺织品。还有五千五百万美元，是用来在美国印制中国法币与运送法币。

十三、中苏与中英之间的物物交易契约

中苏之间如此的交易共有五次，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到一九四二年为止，总数相当于三亿零六百三十八万美元。中国得到飞机与其它军用品，付给苏联以原料及战略金属。已经全部结清。

中英之间的物物交易四次，也是如此。从一九三九年开始，到一九四一年为止，总数是相当于两千一百万英镑。

十四、第二次平准基金

这是珍珠港事变以后，中英美三国想合作设立的。言明中国出五亿美金，美国也出五亿美金，英国出五千万英镑。然而此事并未实现。

十五、别的外债

法国与比利时给予中国以有关铁路的贷款，德国与捷克和中国有过关于军事用品及战略原料物物交易。这些来往，没有一件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与金融。

十六、评语

中国在珍珠港事变以后，通货膨胀进入恶性，是不幸的。本书著者正如许多同事一样，一向是美国之友，现在仍是。著者于中美两国于业已携手对共同敌人作战之后，眼见两国关系恶化，十分痛苦。

先错的是中国。中国误信罗斯福的演讲与承诺，对美国期待太多。美国诚然可以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然而它在珍珠港以前的四个年头与其后的两个年头，尚不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美国甚至都顾不了在菲律宾对日作战的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美国允诺了给中国以六十六架轻轰炸机，二十四架B-29重轰炸机，四百五十六架战斗机。结果，除了两三打的轻轰炸机以外，其它一架也不曾来。最先的真正的援助不是来自美国政府，而是来自一个退休了的美国空军军官陈纳德上校(Colonel Claire C. Chennault)。陈纳德及其飞虎队所使用的飞机，是中国花钱买的；不是美国花钱买的。

在珍珠港事变以前，中国没有所谓美钞黑市。是美国阿兵哥带来了大量的美钞到中国。黑市美钞可以帮助任何人成为暴富，对于任何国家的多数人民皆可以构成抵挡不住的诱惑，包括中国、法国、德国、越南。中国政府试图防免这种黑市的腐蚀力，曾经与美国官方商量，以法币按照合理兑换率供应美国当局，以法币发薪水给在华的美国阿兵哥，以防止他们在街上用美钞买东西。然而这个办法不曾行得通，过了几个月便废止了，美方仍旧用美钞发薪水给美国阿兵哥。

另一件不幸的事，是应了美国之请，于极短时间之内造了许多大飞机场。剎那之间，中国政府发出几十亿的法币付给以百万计的农民，这些农民扮演了“业余的建筑工人”的角色。这件事，当然使得通货膨胀恶化。中国政府甘心吃闷亏，而有些美国官员，包括陆军部长史替姆生(Stirnson)却明白说出坚持以“黑市”的兑换率计账，不用中国政府的官价兑换率计账。这些美国官员不肯花费几秒钟的时间，替中国政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中国政府倘若接受这些美国官员的要求，等于承认“黑市”为合法，也等于承认官价兑换率为“不切事实”，为欺骗自己中国的人民。有些美国官员曾经向中国政府建议提高官价兑换率，使接近于黑市兑换率。中国政府照办了几次，然而每一次，官价兑换率刚刚提高，黑市却立刻又飞涨了几乎一倍。

中国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曾经向美国官员表示：倘若美方肯按照官价计账，则中国愿意提出大量美元还给美国，作为所谓“反租借之款项”，然而美国官员不肯接受。此事成为僵局，双方感情恶化，中美均受其害。要等到战事结束，此事才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日以协定方式予以解决。中国称此协定为“反租借法案协定”(Reverse Lendlease Agreement)。美国官员却仍然说：“反租借法案的事，迄今未有协定。”

一位星期一的足球健将，很容易对星期日的球赛发挥高论。我藉此就过去政治人物所犯的错误做大胆的讲评，以为也许有更好的办法，解决他们所曾经面临的问题。在印度的美国阿兵哥不曾有过黑市美钞的问题，美国政府于英国当局的同意之下，运了大批的黄金去印度，在市场卖出，换到很多的印币“卢比”(rupees)，然后就用这些卢比发薪水给美国阿兵哥。每一个与此事有关的人，都很高兴。

我另有一个建议，可惜不曾有机会提出。那便是请中国政府“先小人后君子”，不特于建筑大飞机场以前，估个价，加上风险费与中国政府应该取得的合法利润，写一个草约，请美国研究。倘若美国同意其中的条件，或修改一些而获得中国同意，则双方定一个合约，同时由美方先付款。款项不以法币计算，而是以美元计算。然后工程开始进行，以至完成，双方决不至于有所谓官价与黑市兑换率的争执。

可悲的结果是中国的通货膨胀越出控制，虽不完全是由于这官价与黑市兑换率的争执，却帮助了花埃特赢得若干美国人对他抽中国后腿的支持。花埃特阻挠黄金运来中国，这黄金本是中国花了一九四二年二月五亿美元信用放款之中的钱而购买的，其重量如以相当于两亿美元的黄金计算，全部不过是一百六十二吨而已。这一百六十二吨黄金足够消除法币膨胀之害。然而中国未能及时取得这一百六十二吨黄金，于是，大错铸成。人民买了预售黄金而拿不到货，文武公务员与教职员领不到最低的生活费；导致了大陆变色。

参考书目

周有璧：中国国民政府之税政改革。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一九四五年。(英文本)

克里夫兰：盐税稽核处之工作统计。上海盐税总署出版，一九三四年。(英文本)

李鸿一：中国之经济危机与钱币改革。巴黎，一九三六年。(法文本)

薛光前：艰苦建国的十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中文本)

杨格：中国及其所获援助。哈佛大学出版部，一九六三年。(英文本)

喇埃特：辛亥革命以来之中国关税 。上海，一九三五年。(英文本)

(原文载《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四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总经销，民国七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