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创办「自由东方」杂志

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牢笼中飞出，我发现到，在这地球上，除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广大辽阔的世界，我惭愧和讥笑自己过去是多么无知和浅薄，我们过去被关在那样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小天地中，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竟是这么茫然。我们在共产党内，受的是偏见、武断和仇恨的训练，他们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的丑恶，但是却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丑恶的行为范畴中去；他们说另一个「天国」是如何如何的美丽，然而这批把我们引进「天国」的带路人，我一个个都见到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起初戴上和善的面具，和你接近时，都很温文有礼，然后，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渐渐就用毒药把你迷昏过去，于是，这时你沉醉在梦中，他们就乘机绑了你的手脚，给你加上镣铐，当你发现站在你面前的突然是这批青面獠牙的怪物时，你一时会感到诧异，但是他们都个个称呼你是「亲爱的同志」，或者，你和他们的厮混就会逐渐感到习惯了，于是，他们也把你装上青面，配上獠牙，加以「改造」，他们还会对你说：「对人的斗争，是需要残酤的。」

这是可怕的噩梦，可怕的长梦啊！多少人做过我这样相同的梦，又有多少人在这个梦中遭受了毁灭！

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着我的遍体鳞伤的身躯，终于勇敢的，不顾一叨的，从这个囚笼中挣扎出来。

「无疑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丑恶的，但在两种丑恶之间，我倒觉得这个现实的世界还可爱得多了，因为他至少还有一半的光明面。」有一天，我对郭春涛这么说。

「你说的光明面指的是什么？」他问。

「至少，我觉得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空气是不必化钱买的。而在另一个共产党的小天地中，连空气也被专有和统制起来了。」

郭春涛沉着脸，半天没有回答我的话。

「你不要误会，我绝不是为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辩护。」我接上去说：「我继续在寻找革命的道路，中国和世界都要换个样子的，但是总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国今天需要怎样的政府呢？第一要肃清贪污无能的官僚，第二要顾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计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什么，更多的自由，这个政府一点自由也没有给我们，这完全是个独裁的政府。」他激怒的说。

「郭先生，我以为你不必这样动肝火，意气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养，当然看问题要比我深刻得多。」我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涛的气平了下来，又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员，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可以高谈阔论的大骂国民党，你能说国民党独裁吗？如果国民党真有一套独裁的本领，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他微笑的点了点头，好像还同意我的说法，又听我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呢，我个人与国民党只有怨，没有一点缘分，但是，我们说一句话总得对国家对人民负责，那么我可以说，如果你指责国民党的政府人员无能则是天公地道，要说他们独裁，他们就太不够资格了。」

在我们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和他提出一个办刊物的计划，我的计划是由东方文化协会出面来主办，他起初表示极力支持我，后来听信了王炳南的话，就变卦了。我一怒而离开东方文化协会，我说：「这个刊物我决心办，现在我自己单独来。」

其实，我那时候能凭什么办一个刊物呢，我自己身边一个大钱也没有，但是，我下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办出这个刊物，我知道，有些朋友都在背后议论：这个穷小子发疯啦！

这个时期，正是重庆的雨季，我全身只有一套烂西装和一双破皮鞋，每天拖着沉重的脚步，从天明到黑夜，满街奔跑，回来的时候就像一个落汤鸡一样，把衣服和皮鞋吹吹干，第二天再照样出去……。

每一个朋友的地方，这样三元五元的募化，有的朋友为我的热情所感动，又为我介绍新朋友。一个月以后，我居然凑集了法币一万多块钱，我的创刊号出版了，这个刊物定名为「自由东方」，我们不谈中国的内政问题，专谈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获得了广泛普遍的支持，在刊物出版后，又陆续收到许多捐欵，我在这时又出版了一本「朝鲜革命史」的书。刊物不仅能够按期出版，而且逐渐扩充了两个书店——牛角沱的「东方书店」和民生路的「自由东方社门市部」，因为「自由东方」是中国唯一专门研究东方民族问题的刊物，当时在重庆的各国外交人员都十分重视我们的意见，我记得，有一篇关于越南问题的评论，受到英国保守党报纸的猛烈抨击，中国外交部还特为此给我们来了一封公函，要我们以后的评论谨慎一点，免得给他们外交上增加麻烦，我接到这封信后，奔到外交部找杨云竹司长理论，他倒说得很客气：「你们写你们的文章，我们外交部办我们的外交。」自由法国驻重庆的总领事（名字可惜我忘记了）对我说：「你们对越南问题的看法，甚至我们法国人也具有同感，但是，我要提醒你的，自由法国也绝不让旧法国的殖民政策重演。」另外，朝鲜的金若山，日本的青山和夫、鹿地亘，越南的胡志明和其它几个流亡在重庆的缅甸、泰国人士，都常在我们这个刊物写文章。胡志明当时在广西柳州，常和我通信，从他给我的来信中，我知道他在柳州的境遇很潦倒，也很苦闷。柳州有一个「越南革命同盟会」，几乎所有越南的革命流亡者全部排挤他，有人因为他到过苏联，做过共产党，骂他是苏联的间谍；有人因为他主张与中国合作，骂他是中国政府的间谍；有人又因为他主张与法国建立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又骂他是法国的间谍；有人又因为他主张利用日本与法国维琪政府在越南的矛盾，骂他是日本的间谍。他不堪烦扰，常常写些感伤的中国旧诗寄给我，后来在一气之下，就回国打游击去了。以我的判断，他在柳州时，可能已经与共产党失却组织关系，直到后来他在越南掌握武力的时候，才恢复党籍的。

「自由东方」虽然不评论中国内政问题，但是基本上还是一个中间偏左的杂志，写稿的作者中，还有不少左倾文化人如石啸冲、陈洪进、陈翰伯等，这时中共对我采取保留态度，我思想上比较接近和同情民主同盟，和章伯钧、邓初民、张申府，翦伯赞、沈钧儒等人常在一起，因此这时我就参加了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