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中国人民党的成立
我在连续遇到这些事以后，正在惊魂不定之际。有一天下午，我坐在心心茶室饮茶，我旁边的枱子上，也坐着另一个茶客，开始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好像记得样儿很熟，在哪儿见过呢？一时想不起，渐渐地，我们彼此都觉得拘束起来，我想起来了，他原来是我在延安枣园时的同组同学陈健民。
我大胆的移近他的位子，他很难为情似的起身和我招呼。
「你老得多了，我们在延安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他对我说。
他又告诉我，他决心不再干政治了，这一行太可怕了。我起初对他这话有几分怀疑，因为所有的旧同志一见面都是如此相互敷衍的。但是，当他知道了我确是一个脱党份子后，他却告诉了我一个下面的骇人的故事：
他这次从昆明来，在昆明的时候，他在政府的一个后勤机构中服务，同时担任中共的工作。有一天，党里命令他立刻逮捕一个人，逮捕以后，立刻处决。事后再向政府公布这个被处决的人是个图谋不轨，阴谋暴动的共党份子。
「我遵照党的命令，把这个人逮捕过来了，然后我又命令部下把这个人犯提来。
「啊，一见面之下，原来也是我们的枣园同学，你还记得吗？就是那个身体结实，矮个子，会唱山歌的李毓兹。
「开始，我们彼此都不讲话，他怀疑我是个党的叛徒，逮捕了他；在我，是奉了党的命令处决他的，当然也怀疑他一定是个出卖党的叛徒。
「但是，我看在旧同学的份上，待他很好，而他也渐渐发现到，至少在我个人，对他并无恶意。
「于是，我们之间交谈起来了。
「原来，当时在昆明的党的组织，经费很困难，他奉了组织上的命令，去抢劫了源昌公司，这是昆明的大公司之一。事发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有龙三公子的股份在内，龙云追缉甚力，限期破案。党的负责人知道闯了大祸，都慌了手脚。因为党在西南的活动完全是由龙主席掩护的，这个案子一旦破获，如何得了。
「因此，我这时才恍然，党命令我杀他，原来是为了灭口。我把我的任务告诉了他，我们彼此都拥抱在一起，流了好久的泪。
「我送了他一点路费，告诉他，走吧，你快走，走得愈远愈好。在一刹那间，我自己也提了一只小箱子，偷偷的逃来重庆。」
「我现在真的对政治完全灰心了。」他又重复了这么一句。「这一行真不是我们这种人干的，妈的，什么革命。」
陈健民又常常偷偷的问我：
「在延安的时候，我就听说你有托派的嫌疑，现在你可以老实告诉我了，你究竟是不是托派？」
「你这没有出息的家伙，」我骂他：「什么托派不托派，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半个影子，有胆量咱们自己干自己的，为什么老是在共产党呀，托派呀中间兜圈子。」
这几句话，大概很可以代表我当时的基本态度。
「不要相信任何一种魔道，不要相信任何一个救世主，他们都是骗人的。自己要怎么想就怎么想，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昂起头，走自己的路。」我继续说。
我离开民主同盟以后，许多同情我的朋友又聚拢起来，于是，我们就在「走自己的路」的精神下，开始组织了「中国人民社」。
「中国人民社」发行了自己的机关报「人民周报」，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加以公正无私的批评，国民党在这方面倒还表现得大方，对于我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时共产党对我的「谣言攻势」又起，他们说国民党支持我。
「中国人民社」不久就改组扩大为「中国人民党」，所以在中国政治上最初用「人民」两个字，我还是毛泽东的「老大哥」呢！
「中国人民党」最初的一批人，除我以外有：王新吾（原系章伯钧秘书）、赵公愚（时事新报记者，后来又担任上海申报的东北特派员）、丘斌存（后来一度担任台湾财政厅副厅长，现在还在台湾）、蔡力行（联合周报发行人，以后又主办联合编译社）、包直（重庆「新闻快报」的经理）、谭宇人（四川袍哥的活动份子，他变卖了全部家产，贡献给团体）、黄德树（是一位很精干的年轻人，他当时担任我的秘书）等七十余人，基干份子都是青年，以后参加的有大批袍哥弟兄。令我最感动难忘的是，有些袍哥弟兄给我写了血书，请求参加
我们的团体。
共产党人是最现实不过的，当我们的人民党成立后，他们又伸手要和我做「朋友」，有一天，石西民来找到我，对我说：
「家康（这时陈家康在陪同过董必武出席过旧金山会议后返重庆）想和你谈谈，你愿意吗？」
他们很聪明，知道我对陈家康还有些情感，想从这一点上来突破，以为如此一来，又可俘虏我了。
「我以为要谈谈的话，我们之间目前似乎没有什么好谈。」我直率的拒绝了他，我说：「如果他有便，来我这里坐坐，我一定买上好的龙井茶欵待他。你们共产党人之间虽然没有友谊，但在我，还依然把他看作朋友的。」
我们在「人民周报」上继续抨击共产党，石西民和陈家康以后都没有再来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整个共产国际的世界战略已在开始转变：在欧洲，他们过去需要发挥民族主义，以对抗希特勒的德国；在美国，他们过去需要散播两个世界长期和平共存的思想，以骗取更多的美援。代表这一个时期政策的最高峯是「德黑兰会义」。在「德黑兰会议」以后，斯大林在行动上已经开始了大转弯，从与盟国合作的政策转变到准备世界革命的政策。
因此，这时期，斯大林在国内清算了瓦尔加思想（瓦尔加原系苏联的权威经济学者，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可能继续保持经济繁荣。）；在欧洲，他们开始了打击受到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谓铁托主义；在美国，他们开始打击受到民主主义影响下的共产党——美国共产主义政治教育协会，白劳德的坚持德黑兰路线的思想。
在这斯大林的大转弯期间，我看到一群共产党员对于政策无法把握的可怜相。
当白劳德最初宣布美国共产党改称为美国共产主义政治教育协会的时候，当时，许多左倾份子甚至共产党员，对于这件事都很不了解，累得中共中央为此大力进行说服工作，他们印行了许多小册子，同时在新华日报上重复的解释，说这件事是美共的英明的措施，白劳德是如何伟大的天才的领导者。后来，正当乔木（即乔冠华）翻译了一篇白劳德的「德黑兰的道路」的长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时候，刊了两天就不见下文了。果然不久，白劳德就遭到清算，开除，和宣布为叛徒了。
南斯拉夫的铁托，过去被共产党人歌颂为南斯拉夫的英雄和南国之父，重庆的共产党人甚至唱过「我们跟着铁托走」的歌，当南斯拉夫早巳和苏联发生纠葛的时候，由于双方都没有公布真相，公开撕破脸。这些昏迷的共产党员还在继续歌颂铁托，等到共产国际情报局一旦宣布了铁托的「罪行」，第一天共产党报纸没有登载这项清息，他们还不相信这是事实呢。等到后来一经莫斯科证实，他们又大骂铁托为「匪徒」了。
这些跟着党的政策颠颠倒倒的共产党人，后来都成为党的大亨了。把他们一个个加以分析化验，其实都是很可怜的。
「共产党员一共分三等，」我有次对我的朋友说：「第一等共产党员善于揣摸领袖的心思，他的一举一动正像狗的嗅觉一样灵敏，成为主子最心爱的哈巴狗；第二等共产党员从来不用思想，他只须跟着党的政策变，成为一个机械的忠实的执行者，这种狗只会咬人和听候使唤，它们不一定获得主子的宠爱，但是主子却觉得它颇有用处，这种狗如看家狗和猎狗都是；第三等的共产党员，只会呆头呆脑的背诵教条，他们一遇到机会，就要作为党的清算下的牺牲者，通常吃的狗肉，都是宰的这种狗。最后还有一种自命为前进的左倾份子，他们不分昼夜的狂吠，这些都是属于满街撒粪的野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