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民主同盟与中共
当时中共与民盟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以后那样密切，的确是貌合神离的，中共对民盟的政策是，表面捧场，背后拆台；一面打击，一面拉拢；个别争取，分别离间；上层敷衍，下层分化。在基本上，他们很讨厌民主同盟，很不愿意民盟在组织上有所发展。当民盟接近瓦解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从旁托他一下，因为民盟这块招牌的存在，对中共是有利的，可以为中共壮壮声势，与中共的政策相呼应；但是当民盟一旦在组织上开展的时候，他们又从中阻挠，因为民盟的组织倘真有所发展，在中共又认为是个威胁。所以中共对民盟的态度是，在上
层扶持他，在群众中孤立他。
章伯钧是当时民盟组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时民盟的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实际上等于是个无兵的司令。他一方面要仰承中共的鼻息；一方面又得应付内部的责难，「民主同盟，组织散漫，又没有群众基础，太不成个样子。」有些人常常这样责备章伯钧，而章伦钧也只好叹口气，说声：「没有办法，环境太坏了。」言下大有把这个责任完全推在政府身上的意思。其实呢，说句公道话，发展民盟组织最大的障碍却是中共。
章伯钧整天满腹牢骚，骂这骂那，他说话粗鲁，声调宏亮，措词也毫不闪烁，赤裸裸的，我一到他家里，他总是留我吃饭，打开他的话匣子，把牢骚发泄完了，然后才肯放我回去。
「中国是一个流氓社会，搞政治的一批人没有七分流氓气是不成的。你看，蒋介石、毛泽东。一个是都市的流氓出身，一个是农村的流氓出身……。』他说着，口里喷着白沫，气愤愤地，「中国的士大夫没有气节，没有一点骨气，读书人一个个都变得这么无耻，你看—看黄老头子（指黄炎培）从前清秀才，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政府，那一个朝代没有他的份；沈老头子（指沈钧儒）表面上一副道学先生的样子，其实他的要求最简单，只要抓到他的痒处，一点小甜头他就不讲话了；再说谭平山，简直更无耻了，过去领导过共产党，以后
被中共赶出来，就和我们一起组织第三党，以后又参加国民党，成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最积极份子，现在又一变而为『前进』拥共的份子，开口闭口毛主席如何如何伟大。你想想，中国遇到这批士大夫干政治，一时怎能有办法？」
沈钧儒也时有怨言，不过他说得比较含蓄，不像章伯钧那么直率。
张申府逢人必骂「五十号」（即周恩来公馆），他说，「五十号」的人太看不起他。他又说，抽象的共产党都不错，具体的共产党个个不是东西，「五十号」的人更是混蛋。
「我们都老了，不行了，中国的希望就看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了。」每次他谈到最后，都是这么感喟的对我说。
中共对于自己的脱党份子参加民盟者，非常注意。除了一部份是奉命打入民盟，随时听党的命令的干部以外，对于我这种自动参加民盟的，采取严格的监视的态度。
「你参加民主同盟了，哈哈！」董必武有次见到我这样说。
「你参加民主同盟了，恭禧，恭禧！」陈家康见到我也这样对我冷嘲熟讽的说。我当时心理极端难过，因为我对于共产党虽然极感不满。而且也已经脱离了共产党，但是就对陈家康个人来说，我还是有些情感的。
唯一痛快的倒还是徐冰，他在我面前把民盟的各个领导人都骂遍了，然后他问我：
「这批臭官僚、烂政客、党棍子，你跟他们鬼混是什么意思？」
「统一战线呀！」我雅谑的回答他。
他一言不发，走开了。从此我和共产党人之间再见面时，彼此更觉得无话好说了。
我当时在民盟的工作主要是青年运动，也因此与当时中共在重庆的青年运动负责人刘光不断的发生摩擦，而我的活动范围要比他广阔些。
中共这时在一些青年团体中破坏我，开始对我从事人身攻击，如说我酗酒、玩女人，我不配领导青年运动等等，后来，中共进一步把我周围的一批基本朋友加以挑拨分化。
为了组织统一的青年团体问题，我和刘光由摩擦演至正面冲突。
「这是没必要的，这将暴露很多革命青年干部，给敌人以一网打尽的机会。」刘光说。
「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这批青年朋友的情绪很高，他们都具有这样的要求。」我向他解释说：「而且，这些参加的份子都是每个青年团体的负责干部。」
「那不行！」刘光坚决地说。
「但是，我只能尊重大家的意见。」
结果，我们建立统一的青年团体的计划，不顾中共的反对，终于实现了。我很明白，中共当时反对这个青年团体的实在理由是，唯恐失去他们在左翼青年运动中的直接领导权。同时这批青年与民盟结合起来，也可能给民主同盟输入年轻的血液和生命力，使民盟活跃起来，这是他们所最顾忌的。
我们在上清寺的「特园」举行了大会，成立了青年联谊会」。因此暴风雨一样的打击对我开始了，他们说我：伪装前进、欺骗青年。他们说我：表面上生活与青年共甘苦，背地里吃好的穿好的。我和几个女朋友往来，这时都被他们喧染得有声有色，说我整天都在闹桃色纠纷。而顶重要的是攻击我，办刊物、办书店、组织团体、资助许多青年，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起初以怀疑的口吻，后来索兴就武断的说，我是受国民党津贴的。这些谣言一个个都是从「五十号」的总谣言台发出的。
这些攻击，我从来没有加以答辩，关于我的经济来源，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起先是辛辛苦苦募来的。后来我有了初步的局面以后，热心朋友也自动捐助。再后，由于我们这个刊物多少还有些影响，我们在政府配给到许多平价物品，假如这算是「国民党的津贴」，我就无话好说了。
章伯钧起初相当卫护我，不过后来他也经不起中共的压力，再加上中共一再的警告他，说我在民盟内搞小组织。民盟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对我采取什么行动，只是章伯钧和我的往来逐渐疏远，民盟开会也不再通知我，章伯钧的秘书王新吾却为我挺身而出，指责章伯钧不义，和他大吵了一架，毅然脱离了他。
王新吾常常来安慰我，我说：「我个人在脱离共产党以后，采取了中间偏左的道路，参加了民主同盟。别人骂过我们是共产党的尾巴，我们也承认是尾巴，现在证明，做尾巴也是不容易的。」
王新吾长叹了一声，也感慨的说：
「做尾巴真是痛苦，我帮章伯钧多少年了，晓得共产党人的脸色是不容易侍候的，你想，一个当了多少年的共产党员对于他们党的政策都难以掌握，何况我们？我们刚摸清楚了他一点，他突然又来个十万八千里的大转弯。他们拿马克思的教条说得娓娓动听，好像马克思主义翻来覆去都好解释似的。你以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这样呢？」他睁大两只眼睛看着我，期待我的答复。我笑了笑，没有答话，于是他又继续说下去：章伯钧常常被他们叫去骂一顿，回来以后，总是他的老婆倒霉，他把气再出在他的老婆身上。」
「章伯钧也是一个党的领导者，他怎么也可以这样对共产党低声下气。」我说。
「不这样不行呀！」他继续说：「王炳南有次就教训了章伯钧一顿，你们民主同盟，国民党凭什么要买你们的账，还不是因为我们有五十万大军和一个强大的共产党。」
这时，另一个朋友走进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的意见是：和共产党人做朋友，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他干干脆脆就把你看作群众，你就得老老实实接受他的政治领导，你说他百分之九十对，百分之十不对，不行。信仰是不容许打折扣的，依照共产党人的规律，信仰应该变得像迷信一样，不管这个菩萨是泥做的、纸画的，你一见到就得屈膝下拜。共产党人自以为他们就是真神，做共产党群众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天真无邪的小伙子，他们像赶迎神赛会一样的凑热闹；另一种就是老眼昏花的失去生命自信的人，他们需要用来安慰自己快死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