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上海「解放』期间所见
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左倾的朋友，形形式式。
「我已经是内定的上海市副市长（指解放以后），」其中一位一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对我说：「你怎么样，赶快表示政治态度呀！」
「你要贵为上海市副市长了，失敬！失敬！」我觉得有些近于滑稽，几乎要笑得合不拢口来。
「当然，当然，你的一切也包在我身上，」他失态得谈话有些近于语无伦次，继续对我说：「你呢，给你一个报社社长当当好不好，新闻报或者申报，你喜欢那一家？」
「沪西的洋房我已经看过几座了，我还在考虑，不知道那一处对我更适合些。」另一位说，他又十分关心地对我说：「反正解放军进来以后，我们接收的洋房汽车一定是用不完的。自然有你的份。」
还有一两个人他们本来的目的是要找我借钱，但是在说话中，也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终于伸出手来：
「赶快立功赎罪呀，……不过，现在你手头方便不方便，先借点现款给我。」
对于我的知心好友，我坦率的告诉他们我的预言：
共产党人不是好碰的，初来的时候，可能表示一点宽大，甚至还得借重你们对地方情形的熟悉，利用你们一阵。不过，这日子是没有多久好混的。
上海「解放」以后，我的预言都一一见诸事实：起初，我的朋友方秋苇等人，在中共的授命之下，拉出一批地方绅士，组织了一个类似日本人时代的「维持会」，他们兴高釆烈，接收许多大建筑，共军初入市的时候，因为需要他们合作，也放任他们，不久之后，这些朋友就以「伪装前进，假借名义」的罪名被捕，从此不知下落。
另一个朋友鲁觉吾，上海「解放」之后，在「解放日报」上，自称过去如何如何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作地下工作，反对蒋某的独裁，他的目的本来是希望藉此吸引中共的注意，向中共当局表功的，中共当局认为他的行为迹近可疑，把他逮捕，用各种残酷的刑法要他供出「阴谋」，被打断了一只腿。
这时在上海公开身份的共产党，连我这个过去做过共产党的，都感到惊讶，例如，有个叫王大超的，「解放」前是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的行动大队长，到处敲诈勒索，藉势凌人，并镇压真正的民主运动，他曾把我拘禁到他的队部里，警告我：「你再作政治活动，我就把你当共产党法办。」「解放」后证明他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且由他驾轻就熟主持审讯「反革命」案件。另一叫卢绪章，「解放」前他是上海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绝口不涉及政治，总说：「我们生意人，不谈政治。」并常和一群政府贪官污吏在花天酒地一起鬼混，当时有人曾怀疑过他有共产党嫌疑，总有许多贪官污吏为他洗脱。「解放」后他出任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并证明他是「解放」前中共在上海作金融斗争的领导者。
这时我躲在一个朋友家里，总有两个多月没有出过大门一步，有一天，我的朋友在夜深开收音机收听短波，遭到中共当局的注意，他们派了一队人来，翻箱倒箧，搜查了一夜，我的朋友受到警告，以后不准再收听，这次搜查虽然没有带去人，但是我们已经饱受虚惊了。同时我自己本来就是一只惊弓之鸟，因为不愿连累朋友，第二天就在「解放」后的上海抛头露面，找到另一个做生意的朋友。我一见面就直率的告诉他；「我是来找个事的。因为现在一则生活困难，二则没有一个事也不大方便。」
那个朋友倒很够义气，他起先告诉我现在生意几乎全部停顿了，「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还有点货存在那儿，就卖一段吃一段吧。这个年头儿，你老兄谈什么找事，有碗饭就大家吃吃，你就搬到我们这儿来住吧。假如你一定要个名义，那么我就请你当个副经理。」他很诚实的对我说。
从这时起，我就正式以一个商人身份在上海出现了。但是，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在路上碰到了刘人寿，他是在延安时我的枣园同学，如今，贵为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秘书了。
「啊，原来是x同志。」他叫了我一声「X同志」，倒把我吓了一跳，我对他的印象早巳很模糊了，但是他还是像在延安一样亲热的和我招呼。
「啊，你是——」我想了好一会，才记起他的名字，「啊，你是刘先生，刘人寿先生。」
「老同志了，还这么先生先生的做什么？」他大声的笑着，这时我敏感的有个警觉，凭着我过去当过共产党员的经验，当他愈对我客气和面带笑容，我愈感到不安，愈觉得有些不妙。他继续说：「我们找你好久了，你在上海住过的地方，我们那一处没找过？川公路、虬江路、威海卫路、卡德路，不是吗？」
我听到他背出这一连串的地址，内心感到极度的紧张，但在表面上，我还极力保持镇静。他问我当时的地址，我为了「安全」的理由，不愿再启他的疑窦，就老老实实的告诉了他，以后他每隔三两天就来看我一次。
「汉年同志很关心你，希望你一定得去看看他。」像提解一个犯人似的，他就把我带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去。
「上海市人民政府」仍是过去市政府的老地方，里面乱糟糟，茶几和写字枱堆在一边，另外用些破旧的木板临时隔成许多小房间，我等候在会客室，刘人寿先过去通报。
潘汉年摇摇摆摆的走出来，他比一般土干部老练得多，比以前多了几分官僚架子，他像预备好一篇训词似的，和我没多说几句敷衍话，就直截的对我说：
「你的情形我完全了解，你的路已经走错了，你像是一个大家庭中失散的子女，现在是浪子回头的时候了，你的个人英雄主义害了你，不过，你还年轻……」
「我现在只想做生意，对政治已经没有兴趣。」我回答他说。
「你考虑考虑，三天后再来答复我。」
走出「市政府」后，刘人寿说要请我吃晚饭。
「我们就在附近找一个小馆子吃便饭吧。」我说。
「小馆子怎么成，我请你进『五层楼』去。」
于是，他在「五层楼」大大破钞一番，同时一面和我开起谈判，他说，组织上很重视我，因为我对于反动派的情况知道得很多，「而且，你的才干应该继续贡献给革命，希望你考虑回到党的大家庭来。」
「我不是一再说过吗，我对政治已经没有兴趣。」我说：「而且，你们要问的，我的确什么都不明白。」
第四天，我又被刘人寿「押」到「市政府」去。
「你一定已经考虑了。」潘汉年说。
「是的，我考虑过了，我对政治实在没有兴趣，我觉得做生意……」
「做生意，做生意」，潘漠年立刻翻了脸，「你全是欺骗我们，根据我对你这个人，从你的性格和你的历史上了解你，你不会有一天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你也不会就消极下来，你不要不识好歹，我是一片好心拯救你，要你重靳做人，你如果不回到革命的道路，将来一定为反动派所利用。」
我的心是冰冷的，怎样的甜言蜜话也打动不了我，怎样的威胁恐吓也对我无可奈何，我已经打定了主意，最严重的不过一死吧，倘使如此，早一点或迟一点有什么分别呢！他们用笑面把你迎过去或恶狠狠的把你绑过去，又有什么不同呢！他们在把你置死以前，最后再让你苟活几天，利用你一阵，让你尽了对「革命」的最后一次的贡献以后，然后再把你折磨至死或者秘密处死，这比立刻枪毙不是更不好受吗？
但是；潘汉年的这次谈话，无异是提醒了我，要想在中共区域再挨些日子已不可能了。因此我下定了决心，立刻冒险逃出去。
我在生意上做得十分起劲，一方面为了使他们相信我确实是在做生意；一方面，由于我对于中共经济政策的熟悉，我帮这个朋友赚了不少钱，他也就更加信任我，中共一个经济政策上的变动，我往往先几天就有预感，我对于中共的一些知识，这时得到「学以致用」的机会，我很轻松的和中共在经济上斗法。
这时，我很早就留心到在我们公司前面，每天总是停着一辆三轮车，这个踏三轮车的「同志」，别人的生意是不肯做的，我一出门就迎过来，「这简直是你的私人包车了。」我的同事嘻笑地对我说。有时我没有坐上他的车或者步行时，他也一路跟在我后面，他的身份不是很明白吗？我应该感谢他，因为他为我证实了，我这时所往来的全是一批生意人，所谈的也全是一套生意经。
我的生意圈子愈做愈广阔，起先我押运了一批货到镇江，第二次我又运了一批货到南昌，我都获准领到通行证。我在生意中，接触过好多中共干部，他们对我的印象都说我是个老老实实的生意人。在第三次运货当中，我就领了到广州的通行证，一溜烟跑到香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