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组织民主阵线的尝试
在抗战胜利的爆竹声中，我个人因为经营一部份商业，从昆明刚运到一批货物，这时货价惨跌，我几乎遭到破产。所以后来我要等到把一切的债务清理后，才能「复员」到上海去。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把我在重庆剩下的仅有的一点财产，全部留给继续在重庆的一批人民党青年朋友们，两手空空只身的跑到上海，当时在上海的一些人民党同志，也一样都是些穷鬼，他们还等待我到上海后有些苗头呢！我一到上海，房子立刻发生问题，开始几天住在朋友家里，后来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我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帮助一个朋友扩充了他的公司，这公司就提出一笔款子在川公路三义里替我租了房子，我又利用这个据点，在上海办了「大江通讯社」和「武训图书馆」，奠定了在上海活动的基础，以后我又在虬江路积善里顶下另一幢房子。
而在这同时期，当我一到上海的时候，香港编印，上海发行，由秦牧、陈子涛等主编的中共刊物「文萃」却撒出弥天大谎，硬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带了一大笔款项在上海活动，在同一期「文萃」上攻击我的文章有三篇之多，洋洋大观，简直说得上是一个专号了。这时我接读之下，不但没有一点激动，而只是哑然失笑，因为中共对我这种无聊的举动，我受得太多了。
有一段时期我在上海三两天就要大宴宾客一次，来客中不少都是汽车阶级的绅士。要好的朋友都诧异我钱从何来。然而，谁能知道我，当席终人散以后，我还要靠我的两腿跑回自己的家呢！谁又能了解我的苦衷，不请这些绅士们，我的钱又何能源源不断而来？当时法币一天天贬值，他们调一笔款子给我翻几个身就给我不少方便了。
另外，政府的配给物品和美国的剩余物资，凡是任何文化机关能得到的机会，我都能设法钻到门路。我很坦白的说，当时这些就是我的财源。
对于一个创业的青年来说，这些弄钱的办法当然不能说得上是顶合理的，然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政府并不留心青年的创业，社会风气也不能给青年以鼓励，更好的办法又是什么呢？
人民党召开过几次扩大干部会议，也不时的发表对国是的意见，在基本上，我们这时还是在中间路线上兜圈子。
东北的战争正在炽烈地进行，华北和中原也陷于遍地烽火，国共谈判也在不绝如缕，我们这时虽然痛恨共产党，但是觉得应该为国家多保留一分元气，为人民少受一分灾难，忧心如焚，迭次沉痛呼吁，坚决反对这个残酷的内战。可是当时共产党人嗜战如狂，不顾人民的死活，他们把人民的声音置若罔闻。而当时政府对我们这些新兴的政治团体也缺少认识，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苦心，为了拯救人民，也为了拯救国家。这个仗当时如果一定要打，正是上了共产党的圈套。因为一个经过八年抗战混乱糜烂的国家，正是共产党人夺取政权求之不
得的好机会。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特务人员把我们的活动情形在香港的中共报纸「华商报」发表了一篇通讯，极尽挖苦之能事。当时在香港的人民党同志正巧又用我的名义请客，请帖发出后，「华商报」又发表了一篇短评，题目也很俏皮，用的是一出京剧名「马义救主」，说这幕戏正在重演。
我和郭春涛偶尔在朋友家里碰到面，他这时正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兼上海市主任委员，我们彼此点点头过后，都苦笑笑，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愈拉愈远了。我从圈圈里钻出来，他从外面钻进去，我要救这个老朋友也无能为力了，他的苦闷，他的一股气无法发泄，已经接近一种政治的歇斯的里亚的个人自杀行为，这时他即使明知道这是一碗毒药，也要喝下去的。这时代的悲哀是：有的人是糊里糊涂的吸上了毒，变成了瘾君子；而另一些人，则明知道这是贻害终身的毒物，但是为了「发泄」，他也只好不顾一切的吞下去。
「所以说，天下的骗子是骗不完的，因为天下的人上当也是上不完的。」我有次终于忍不住，对郭春涛说：「即如像郭先生这样的聪明人，也甘愿上钓。」
「嘿，嘿，没有办法。」他依然在苦笑。「蒋介石反正不放过我。」
「我倒要问问你，」我严肃的对他说：「你现在还谈小资产阶级革命吗？假如你一直坚持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路线，我一定举起双手拥护你。」
他假装咳了好半天，显然他是考虑回答我的问题，因为我这个问题正击中他的要害。
「唉，现在情形不同了。」他费了好大的气力才吐出这句话。「现在顶重要的问题是迎接革命胜利，组织联合政府。」
郭春涛当时热中的是所谓「联合政府」。他说完了「联合政府」四个字以后，又眉飞色舞起来。
我决定不放松他，一句句逼上去。
「你以为共产党来，是你的革命胜利吗？你以为『联合政府』假使成立，就是共产党的革命月标吗？」
「周先生（指周恩来）说过，至少在二十年之内，中国共产党不会谈共产主义。」
「周恩来简直是骗三岁小孩子，」我气愤的说：「共产党只要一控制到政权，就要立刻实行独裁，他如果不如此，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独裁之下，新民主主义呀，社会主义呀，共产主义呀，什么名目都是一样的。」
我常常邀约一些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谈到组织阵线，屡次都无疾而终，主要的原因是：第一、我们力量单薄，还不可能领导一个发生巨大影响的运动；第二、我们在作风上还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做法；第三、我们彼此也都想吃掉对方，缺乏一种真正民主精神的互助、互让、互尊、互信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精神也成为民主的障碍，许多年高的老前辈，他们对于新生的势力和青年人的运动，并不加以鼓励，他们躲在一边讪笑、讥讽，甚至一遇到机会就投来几块石子，打击我们。「中国真正的民主运动还艰苦得很，因为守旧势力和共产党人都在夹攻我们。」我常常这么感触地说。
在中共渡江的前一年，我放弃了人民党的活动，我向我的旧同志和朋友们呼号，大家都应该放弃小圈子，牺牲小我的利益，来促成和推动一个真正的知识份子的民主大团结。
这时，上海的一批教授，作家和新闻记者，发表了「四一四宣言」，呼吁「停止内战，实行和平民主」，我热烈的赞助和支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在当时共产党人极力指斥为国民党所策动，真是寃枉。当时国民党政府也一样指这批人是「动摇人心影响戡乱」呢！「四一四宣言」发表以后，我就参加发起组织「和平民主同盟」，当时这批人中，不少是心地良善悲天悯人的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