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听毛泽东、刘少奇、王明的课
我找到曾希圣，他是个四十左右，一个文质彬彬的南方人，十分胆怯，说话吞吞吐吐，犹豫不决，有点婆婆腔，时而「这样呢」「那样呢」「好不好呢」，他不敢决定我的问题，又介绍我见潘汉年，潘汉年当时是中共「敌区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沉着老练，处事有魄力，他仅略问过我几句话，就招呼一个叫刘人寿的把我编到他的小组去，这就是枣园的敌区工作干部训练班，专门训练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为延安最神秘的机构之一。
我们一般的待遇在延安各机构中算是顶好的，和马列学院一样，每天有一毛五分钱的菜钱，菜里都瓢上几片肉，份量也多，可以够吃，每日一顿小米饭，一顿镆镆，或者面条，另外每月有两块零用钱。军服也是上好的。
枣园的学生，一般的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开始数星期，我们上课不多，多半发些油印资料给我们的小组讨论，其中特别要我们从许多生动的革命史料中去学习，了解党如何从两条战线中展开斗争（即党内的斗争）和革命技术，一般的说，我们的学习偏重在秘密组织和地下工作方面，有的同志还要学习一些特种技能。除几项基本课目由康生、刘少奇、陈云、杨松、李富春、高岗等人担任外，不少课程是临时流动加进的。
毛泽东给我们一两个星期作一次政治报告，他的湖南土音很重，声调很低，缺乏抑扬顿挫，但极富雅谑感，常常说得哄座大笑。他说话的时候，总是手不释烟，每说一两句话总要咳嗽一声，当时的健康不大好。我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对我们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同志们，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座漂亮的洋房，一部美丽的小汽车，和保证你们个个有出洋的机会。」这种话从一个党的领袖口中说出，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我听他亲口如此说过。他说得个个同志心花怒放，眉飞色舞。然后他又雅谑的说：「兄弟也还没有出过洋呢，届时也一定随同你们一道去长长见识。」
王明（陈绍禹）给我们讲联共党史，但是他只来过一次，其余的课一直是吴黎平代的，王明是一个漂亮的中共人物，讲话煽动有力，人极机警灵敏，他说话的时候，全场自始至终，掌声不绝。康生当时领导我们高呼：「我们党的天才的领袖王明同志万岁。」
吴黎平挟着书本一段一段的读，史诺在「西游漫记」一书中也曾把他描写成一个漂亮人物，他还像个书生，不过老是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刘少奇给我们讲中共党史，其人貌不惊人，不苟言笑，说话的声音像个女人。他常告诫我们不要存有「领袖欲」，他说：「我们的党，想当领袖的人，偏给他当不了领袖；一声不响的人，却可能一步步爬上。」
讲党的问题的是陈云和康生，陈云讲的部份是党的组织方面，康生讲的是党的秘密工作斗争技术方面。陈云在前面已经说到过他。康生在延安高级人士中有些洋行买办的样子，喜着马靴，骑马，携带洋狗，打猎，同时他也是延安最威风的人，每次出外，至少带上四个以上的警卫员。他说话的时候，也喜欢把中国话「洋化」，比如说「托洛斯基匪徒」，他偏要把音加重拉长，说成「托——洛——斯——基——匪——徒」。
另外几个讲课的是：李富春，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从没有半句自己的见解，专在文件上咬文嚼字用功夫，教我们「中国问题」。另一个是高岗，当时是边区党委书记与边区参议会议长，我们背地都叫他高大麻子，他给我们讲「群众运动」，只看他嘴唇上下移动，简直不知道他说些什么，他的官僚架子还很大，我们一发问，他总怀疑我们看不起他，故意和他捣蛋。值得我怀念和尊敬的是杨松，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过去担任过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委员，所以这时他给我们讲「统一战线」，他在讲课中爱用谈话的口吻，并常常问我们有什么意见，我们的发问，至少他在逻辑上回答得使我们满意。
给我们作过临时报告的很多，其中知名的有：王稼祥，当时的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讲「中国革命与武装问题」。李维汉，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给我们讲了半天对于中国社会团体与政治党派的调查与分析，据他说：「民社党党员一共二十四个人，青年党党员不出一百人。」他称张君励为「张排长」。邓发，当时的工运部长，讲「工人运动」，他说了几句意义深长的话：「我们的党是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份人（！）已经忘本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在「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的讲话中说：「我们放弃了阶级斗争了吗？没有，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部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民族斗争的领导权，第一个阶段打败外国的资产阶级和麻痹本国的资产阶级，第二个阶段打败本国的资产阶级和麻痹小资产阶级，建立工农社会主义的政权。」
我这时和「白区」的朋友还在通讯，我的通讯处是由一个商店的地址转交的，正在我快要离开枣园的时候，「白区」的朋友汇给我一笔零用钱，虽然只是八块钱小小的数目，但我够高兴了。我接到这封信后，不能不找学校当局说一说，包括我和这个朋友的关系及钱的数目，其实他们或许早知道了，但是倘若出于自己「疏忽」，将来发生「误会」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我和学校当局说明以后，顷刻之间，全校的同志都知道我已经成了一个「大富翁」，空气顿形活跃，这个拉我请客，那个要我「共产」，我被逼得无可奈柯，只好一起拿出请大家吃光了。
吃过以后，大家抹抹嘴，油腔滑调的「审问」起我来：
「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资本家啊？」
「不是，不是，人家汇来八块钱，怎么能算是资本家。」
「不是资木家，那一定是土豪了，哈哈！」
「这个朋友虽然比较算是有钱，但是他倒是很同情我们的。」
「有钱的——朋友，同情——我们，你真是见鬼了，哈哈！」他们冷笑一阵就一哄而散。
「哈哈！」我也陪着他们不自然的笑着，心里实际上很难过，觉得他们伤害了我的好心的朋友是不应当的，我无言的目送他们离去。
延安的天气，一过冬天，很快就接上夏天，这时的气候闷热而干燥，有时早晚和白天的温度相差距离很大，冷的时候，我们就穿上棉军服，热的时候，我们就一个个跳进延河洗个痛快的澡，延河洗澡，这是我们最爱的玩意儿，也是最高的乐趣。男男女女，河上作「鸳鸯戏水」之乐，往来水中追逐，有的女同志公开向我们挑战，她们首先用水泼在我们的头上，我们就追过去，一定要她吃口水，或者搂住她，直到她求饶为止。这种场合，每个人都脱得精光，等级高下的阶级身份一点都无从分别，男女间才算是享受了一点「共产主义」！
我离开枣园之后，被调到中央党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