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创新之城
2019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来到了位于深圳蛇口的一个“网谷”。蛇口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端地，如今早已不是工厂林立的景象。现在，蛇口所在的深圳已是一个站在创新前沿的城市。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工厂改造成了文创园区，从那里出发，不用走多远，就可以到达这家由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共同创办的“网谷”，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数字创意、网络游戏、物联网，各种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正在这里形成集落。
“那么，在这里创业的人群是什么背景？”我问园区负责人。
“大多数都是在深圳其他互联网公司（特别是那些网络巨头）有过一定从业经历的人。”
“这些企业为什么不去成本更加低的城市创业呢？”
原因并不复杂。“这些企业在深圳能够有更好的创业氛围，更多的相关从业人才源源不断进入深圳。不仅如此，大量小企业仍然和大公司有业务往来。”
创新很讲究外部性。“外部性”这个词，原本是指一个人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好处，却没有直接获得回报（正外部性），或者一个人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坏处，却没有直接得到惩罚（负外部性）。在创新行业里，大量的人在一起工作，不断地交流创新的想法，产生了巨大的“正外部性”。
创新不在书本里，而在空气里，在走廊和咖啡馆里。
同样位于“网谷”的，有一幢楼，更加有趣。这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联合办公场所，很多初创的小微企业，在这里迈开第一步。他们甚至并不需要独立的办公间，而只需要租若干个办公位。办公设备是共享的，会议室也是共享的。对于初创企业来讲，这大大地节省了创业成本。而对园区来说，同样的办公空间，通过增加共享的比重，反而集聚了更多的小微企业和人才，办公场所的利用效率和平均产出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高。联合办公场所还给一些互联网企业提供了合适的场景，一些智能办公的新产品，就在这里得到了最初的应用。
不仅如此，在联合办公场所逐渐长大的企业，接着就进入到周边的园区办公楼，由此产生良性的循环。人才的集聚，又是形成良好社区的条件，从而带动了周边的住房需求。产业园和城市真正地融合在了一起，实现了所谓“产城融合”的发展。
联合办公加小微企业创业园的模式，正在大城市里逐渐兴起。在上海，这样联合办公的模式，可以将成本降到使小微企业能够负担得起在外滩附近的“豪华”地段办公。在西安，联合办公的模式，也成为吸引小微企业进驻的一种手段。
产业园区、联合办公这样的一些模式，最好地体现了支撑城市活力的集聚效应的三个重要机制：
第一是分享。不同的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联合办公场所，通过共享办公设备和会议室，企业运营成本得以降低。
第二，学习效应。大量的创新人才集聚在一起，在工作场所相互交流，甚至下班之后一起喝杯咖啡，都是在学习。这在经济学里叫“人力资本外部性”。
第三，匹配效应。只有企业和员工大量聚集在一起，才更加容易相互找到适合自己的对方，产生高效率的匹配。
在大城市里，和大量优秀人才在一起，难免相互之间有激烈的竞争。但同样也因为能够有机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年轻人才更有可能获得更快的成长。
本书开头说过，直播带货的网红小伙，事业在南昌起步，月入七位数时，搬到了上海，并最终落户。小房子换成了大房子，但他也说自己没了私生活。记者问他，为什么不能休息一下，他回答说，自己的团队里，每个人都不休息。
我并不艳羡“要钱不要命”的生活。我们前面提到的两位“网红”年轻人，一个在大城市，一个在农村（表面上）。每一种生活都是自己选择的，都是值得尊重的。
你可以厌倦大城市，但也许，等你的职业生涯到了需要一个优秀团队的阶段，你会发现大城市有它的好。
即使直播这样看似通过网络来工作的职业，如果自己一个人做全流程，或者直播的货品是当地的农产品、海鲜或玉石，那对于大城市的依赖还比较小。但是，如果是直播平台上的那些头部主播，就需要有一个团队来运作了，包括商务洽谈、选品、直播运营，等等。完成这些工作的可是人力资本密集的职业啊。而且，那些成功的主播几乎都是先在城市的相关行业里积累了经验，才转到直播带货上来的。他们曾经是营业员，或者淘宝店主。
我差点忘了说一件事，网红小伙小李虽然落户在上海的郊区，但他的工作室却在上海的市中心。因为他需要一个团队一起工作，而且要接近消费品的各种品类。
我有个医生朋友，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要换工作去个中小城市，后来放弃了。为什么呢？他告诉我，在上海的大医院，有来自全国的病人，病例丰富，能加快经验的积累。而且，他就在全国最好的科室，周围的同事也是最优秀的，可以相互切磋。不仅如此，他动手术的时候，周围配合的护士团队，一个眼神过去，他们就知道需要什么配合。
这个医生的例子也可以举一反三用于教育、文化、设计、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在现代经济里，有很多人“宁做凤尾，不做鸡头”。我希望这个例子能够说明，大城市的现代服务业优势，不是政策或者国家的投入决定的，哪怕真有政策或者国家投入的支持，背后也必须以集聚效应作为支撑。
前面说过，从数据上来看，人口是逐渐向大城市集中的。而专利作为创新的具体指标，它的集中程度，要远远超过人口的集中程度。有媒体早就注意到了这件事：
数据显示，2017年，深圳国内专利申请量为177 103件，同比增长21.89%；其中，发明专利申请60 258件，申请量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名，同比增长6.96%。
在2017年主要城市发明专利授权量排行榜中，北京市排名第一，发明专利授权量为46 091件；其次为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为20 681件；排名第三的是深圳，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8 926件，其后分别为南京、杭州、广州、武汉、西安、成都、重庆、青岛、天津、济南以及宁波。(1)
所以，世界长成什么样，是由人们的选择决定的。城乡发展的路子不是谁主张出来的，而是人们用脚投票选出来的。有的人可能怕竞争，而另外一拨人却偏偏喜欢迎接挑战。喜欢迎接挑战的人去了大城市，而城市成了整个中国创新发展的引擎。
由分享、学习、匹配这三个机制共同形成的城市规模经济效应，不仅在联合办公这样的小例子里存在着，在整个城市层面，同样明显。
在一次调研中，我听说了一件事。有一家德资大企业，将自己的企业选址定在上海。这件事情被中部某省知道了，就问企业为什么。企业回答说，因为上海有直飞德国法兰克福的航班，选址上海便于跟公司的欧洲总部进行交流。中部省份的主政官员立即说，那我们很快就在省会开通直飞德国的航班，来适应企业的需要。
大城市在开通国际航线方面的优势，也是规模经济的例子。人口多，航班就多，同样的航线，频率也更密集。即使中部省份要开通国际航线，也会开通在省会（敲一下黑板，这可不完全是因为省会城市级别高、政策好啊！）。相比于更小的城市而言，二线城市可以许下增加国际航班的承诺，但即便如此，要将国际航班的线路数量和密集程度增加到一线城市那样，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本质上，这也是一个城市需要通过成本和收益比较才能做出的决策。
同样的道理也体现在国内航班上。经常乘坐飞机的朋友可能有这样一个体会，有一些省内的支线航班是从省会飞到周边的中小城市，但它的票价甚至远远超过几个一线城市之间的长途航班票价。为什么会这样？答案仍然是那四个字：规模经济。建设机场的固定投入，运营机场的成本，都可以被更多的航班数量摊薄。
再看看家政服务员市场，也很有趣。在大城市，家政服务员的工资比较高，这并不奇怪，和生活成本有关。但有意思的是，也有朋友观察到，在一些小城市，家政服务员的工资却并不低。这个现象就耐人寻味了。了解下来，原因之一是，小城市对家政服务员的需求总体来说比较少。所以，相关从业人员往往是一段时间有活儿做，一段时间没活儿做。所以专门做家政服务，会面临收入不稳定的状况。而要提高收入，就必须在不同的职业之间不断地转换，这对于个人来讲，就是额外的成本。于是乎，在小城市支付的家政服务价格，就必须要弥补在不同职业之间进行转换这样一个额外成本，以及弥补家政行业从业者面临的收入不稳定性。这个额外成本，就与当地相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规模不够大有关。
不仅城市之间存在规模经济的差异，城市内部也是如此。而城市内部的规模经济则体现在人口密度上——在同样的面积上，人口多，则分享、学习和匹配的效应更强。那么，大城市内部，哪里人口密度更高呢？就是市中心，因为这是平均而言到城市各个方位距离最近的地方，大家都到这里来和别人见面。这股力量驱动了第一章讲到的“向心城市”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