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受抑制的服务业
3.4 受抑制的服务业(8)
前面说过，由于收入水平提高带来服务需求，而服务产品大多不可运输且不可储藏，那怎么通过城市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服务业需求呢？城市在发展中找到的答案是“高密度”。高密度有三种体现方式：城市化、大城市化和市中心集聚，这就是我讲的“向心城市”。
这里，我们展现一下城乡间和不同规模城市间的服务业占比的差异。城市地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远远高于农村地区（图3.2），大城市的第三产业GDP比重远远高于非大城市（图3.3）。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和外围之间的差别已经在第一章里展现过了，小伙伴们请自己复习。
图3.2 城乡间服务业就业占比对比
图3.3 城市间服务业GDP占比对比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在接下来几十年，服务业在就业和GDP中的占比都将会有一个持续提高的过程。然而，如果将今天的中国放到国际视野下，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业相对受到了抑制。
若将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拉到与中国可比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对比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比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就可以看出，随着中国人均GDP的提高，虽然我们的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的确在提高，但和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同阶段相比，仍有巨大的差距，甚至在服务业就业占比的维度上，差距还在拉大（图3.4）。
数据来源：https://www.rug.nl/ggdc/historicaldevelopment/maddison/releases/maddison-database-2010, Maddison Project Database, 2010版。人均GDP是购买力平价的GDP比上总人口（统一换算成1990年的国际美元价格）。由于该数据库仅给出2008年及以前的中国人均GDP，2009年及以后的中国人均GDP数据则基于世界银行的中国人均GDP增长率推算（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2&series=NY.GDP.PCAP.KD#）。中国三产GDP、总GDP、三产就业和总就业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拟合线是指不包括中国的其他10个国家的拟合线。
图3.4 服务业的GDP占比和就业占比
服务业发展依赖于人口密度，而我们城市发展的相关政策呢？户籍制度到今天仍然把人口阻隔在农村，阻碍农民进城，使得中国的城市化率偏低了10个百分点左右。同时，户籍制度还影响着城市之间的人口空间分布，尤其是长期以来控制着大型城市的人口。这些政策实际上在把人口引导到人口密度更低的农村和小城市。
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土地供应受到建设用地指标政策的控制，我们把大量的建设用地分配给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而沿海和大城市所分配的建设用地受到严格管制。获得大量建设用地指标的中西部城市有不少是人口流出地，同时也是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都比较低的地方。
再来看城市内部。中国城市面积在快速扩张，而城市人口增长相对比较慢，导致中国城市总体人口密度明显下降。在2000年之后的15年时间里，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下降了几乎一半。不仅如此，人们还认为，人口向市中心的集聚带来城市的拥堵、高房价等问题，于是，政策上限制中心城区开发，限制住宅用地比率，还严格限制建筑的容积率(9)。伴随着近年来个别大城市里的封墙堵洞、拆违、打击群租，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将人口向大城市郊区疏解的作用。
由于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而政策却试图将人口的空间分布引导到人口密度较低的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的郊区，这便导致服务业发展受到了抑制。
与此同时，城市内部有1/3的常住人口是非本地户籍的移民，户籍限制使他们很难融入本地生活，并且预期未来会回到农村老家。我们的研究发现，在人口学特征相同的情况下，外来移民预期自身未来收入将大幅度下降，又没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他们不愿意买耐用消费品，他们比本地户籍居民的消费开支低16%—20%。(10)因为衣、食、住、行方面能省下来的不多，于是他们就更多地减少服务开支。
上面这些因素到底会对整个中国服务业发展产生多大的抑制作用呢？我们估算了一下，假设中国的城市化率在现在的基础上提高10个百分点，假设中国没有户籍制度，所有非本地户籍人口同本地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公共服务，同时假设中国的土地供应速度能够减缓一半，如果这三方面对服务业不利的因素都能够得到消除，那么中国的服务业占比将提升3%—5%。换句话说，中国的服务业相对于发达国家历史同期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其中小一半和各种政策导致的人口向低密度地区分布有关。
总结一下：高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而政策却引导人口偏向于分布在低密度的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的郊区，从而抑制了服务业。
万幸的是，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从趋势上来看，人口向城市、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仍在继续。“向心城市”的规律还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