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改善“人口的素质结构”？
讲到这里，读者朋友可能要问：按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概念，大城市是否就应该多留一些大学生。这样的想法已被付诸实践，比如，在一些地方的城市规划里，便提了这样的目标：要改善“人口的素质结构”。
什么叫“素质结构”？我们一些城市的政府觉得城市里的低技能劳动者(11)太多了，希望提高当地的大学生比重。
前些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拨“抢人大战”。在城市引进人才政策中，大多数城市给予引进人才购房优惠、租房补贴等条件，同时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予以倾斜。而且，学历越高的人才享受的政策优惠越多，优惠力度也越大。
在各城市的“引才”政策中，与以前相比，落户条件明显放松，但放松落户限制的主要是专科及以上教育水平人群。对人才的定义以学历划分，实际上便将大部分已经在城市中稳定就业居住多年的低学历人口排除在外。此外，部分大城市实施的“积分落户”政策，也给教育水平赋予了一定的权重。
这样做有没有道理？这就涉及现代城市发展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技能互补性”。
什么是技能互补性？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个城市不光需要大学毕业生，它也需要初中毕业生。比如说，在上海陆家嘴这个高大上的金融区，是不是需要保洁、保安、快递小哥？都需要，对吗？一个城市越多地吸引“高大上”的人群，就越需要辅助性的岗位来与之配套。
此外，当收入水平提高了以后，会产生越来越多的服务需求。比如说家政服务，如果你收入足够高，你会希望有人帮你来做家务，或者经常到外面去吃饭，不愿意在家自己做饭，然后你可以用省下来的时间去学习、工作，甚至娱乐。收入越高的人群，他的服务需求就越多。而从事生活服务业的人群，大量是低技能劳动力。
城市要有多样性，而恰恰是移民，特别是其中的低技能劳动力，是多样化的服务消费的供给者。
所以，全世界的那些大城市，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同时往大城市迁移。但是中间教育水平的人，比如说高中毕业生或专科毕业生，他可能就不会移民到大城市去了。为什么呢？一个高中生到金融街找工作，他缺乏竞争力。但是如果让他去餐馆里当服务员，或者去做家政服务员，他又不愿意。那么这部分“高不成、低不就”的人，可能安安稳稳地在一个中等城市里做个职员，他会觉得更合适。
在上海，有件事很让人困惑。一看数据，上海的外来人口里，有大量是初中学历的，于是，相关部门就被吓到了，觉得人口素质这么低，不行啊。其实，如果理解了“技能互补性”的含义，就释然了，上海能够给大量初中毕业生提供就业岗位，恰恰是因为上海的高技能劳动力收入高，对辅助岗位和服务消费有需求。上海这样的城市有大量初中学历的就业者，恰恰体现了它的竞争力。
让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有两个大学毕业生，一个优秀，另一个平庸。如果你真的以提高大学生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为目标，你要哪一个？
答案是，平庸的那个。为什么？因为他收入不高，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进来一个是一个。优秀的那个呢？他收入更高，他来了，可能要雇个司机，再雇个家政服务员，还经常去外面吃饭，进来一个需要几个低技能劳动力提供服务，大学生比例反而降低了！
这样，你就明白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要以提高人均教育水平为目标，中国将来也会普及12年的教育。但是，给定一个国家人口的教育水平，如果一个城市能够给低技能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恰恰是它具有竞争力的体现。
对于低技能劳动力进城这件事，还有个话题值得说说，那就是进城的时间。人们对于人力资本的理解，往往偏重于教育水平，但其实，城市生活的经验会教会你很多“默会”的知识，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比如，如何与人打交道。我们的研究发现，越早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越可能进入服务业，特别是较高收入的现代服务业，而且更可能自己创业。对于跨省和跨方言区的移民来说，早进城产生的“学习效应”更大。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在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中越来越重要。尽可能地消除制度障碍，让年轻的农村居民早点进城学习和就业，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都是有利的。(12)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特大、超大城市真正面临的挑战是其内部收入差距会比较大，因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是生活和工作在一起的。那么一个城市如何来应对收入差距问题呢？公共政策可以做一些再分配，比如累进式的个人所得税，也就是收入越高，个人所得税税率越高。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使人和人之间福利水平差距缩小。比如说，在公立的教育和医疗体系里，可以对低收入者进行补贴。这样的话，那些低收入者在城市里生活着，不至于觉得自己的生活状况太差。
而在“抢人大战”中，将公共服务倾向于较高学历人才的做法，或者优先给高技能劳动力户籍的做法，实际上是将公共服务作为了一种对于高收入者（或潜在的高收入者）的补贴，这只会加剧同一城市内部“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福利差距，是有违公共服务的公平原则的。
如果在“抢人大战”中只要高技能者，那么结果就是，高技能者带来了对于低技能者的需求，但低技能者的供给却被政策抑制了。然后，必然就是劳动力的短缺。你从生活当中也可以感受得到，北京和上海的服务价格特别贵，而价格恰恰反映出了这一短缺。
改善人口素质是整个国家的目标，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应该通过提供教育和技能培训来做贡献，而把低技能劳动者排斥在外则是帮倒忙。片面强调一个城市要提高人口素质，反而会把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给抬高，而最终的结果，高生活成本其实会相应地削弱这个城市对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吸引力。(13)
一个城市，如果你不喜欢低技能劳动者，那高技能劳动者就不喜欢你了。
经过多年的呼吁，国家在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时，已经注意到了教育歧视的问题。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言下之意是，对于获得常住地的户籍，关于教育水平的要求要逐步被淡化甚至取消。
国家层面已经动起来了，地方上要做到，估计还有距离。国家卫健委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在城市里已经居住五年的外来人口占外来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已经居住十年的外来人口约占外来人口总数的20%。我想借机再呼吁一下，现代化城市的本质是丰富多彩的服务业，而其中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往往是低技能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你的，也是我的，是所有人的。每一个在城市里工作的人都是这个城市的英雄。
趋势是挡不住的。
(1)中商产业研究院：《2017年主要城市发明专利授权量排行榜》，中商情报网，2018年8月7日，https://top.askci.com/news/20180807/1743511128071.shtml。
(2)参见李兵、郭冬梅、刘思勤：《城市规模、人口结构与不可贸易品多样性——基于“大众点评网”的大数据分析》，《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第150—164页。
(3)夜间订单比重为夜晚20点至凌晨2点的滴滴订单数在总订单中的占比，这个指标以出行用户渗透率校正，而出行渗透率是指滴滴注册用户（乘客）数在城市总常住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根据专家打分，两者在进入活力指数时的权重分别为0.52和0.48。我们用滴滴大数据做的城市发展报告和各类指数可以在我的主页www.profluming.com下载。
(4)新闻参见https://www.sohu.com/a/315733236_120128077。
(5)注意，这里说的大城市收入水平更高是由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带来的。而上文在讲到纽约的例子时，是假定其他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下（包括生产率、教育水平），工作在纽约的人愿意为其生活品质放弃一部分收入。这两者并不矛盾。
(6)参见陆铭、高虹、佐藤宏：《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47—66页；陆铭：《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第2版）》，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7)“街道眼”（Eyes upon the Street）这个词，是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本书出版于1961年，中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8)这一节基于钟粤俊、陆铭、奚锡灿：《集聚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人口空间分布的视角》，《管理世界》，2020年第11期，第35—47页。
(9)容积率就是建筑物总体的建筑面积和它所占土地面积之间的比值。
(10)参见Chen, Binkai, Ming Lu, and Ninghua Zhong, “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 World Development, 2015, Vol. 70, 133-146。
(11)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高低技能不是指职业技能，而仅指教育水平。不少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劳动者，却可能具有很高的职业技能。
(12)魏东霞、陆铭：《早进城的回报：农村移民的城市经历和就业表现》，《经济研究》，2021年第12期，第168—186页。
(13)有研究证实，在户籍管制比较严的城市，家政服务员的工资更高。参见Xiaobo He, Zijun Luo, “Does Hukou Pay? Evidence from Nanny Markets in Urban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Vol.63, 10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