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纪律与干部仕途

党的纪律是干部仕途的清洁剂和防腐剂，党的这把伸向内部的刀子主要是教育和威慑，因此，纪委干部一直认为纪委是保护干部，而不是惩罚干部。但是，纪委工作的实际表现形态却是惩罚干部，它对干部的仕途影响深且巨。轻者使得干部胆战心惊，重者使得干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社会上家破人亡。所以，纪律对于干部仕途，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干部提拔，需要纪委参与干部廉洁方面的意见，也就是纪委无权提拔你，但却有权不让你提拔。同时，纪委书记也是书记办公会酝酿干部的核心成员之一，这无疑加大了纪委对于干部仕途的影响。

根据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对于党员的的纪律处分包括：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和开除党籍。与之相对应的仕途影响是：受到警告处分的党员，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受到严重警告处分的党员，一年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撤销党内职务指撤销受处分党员的由党内选举或者组织任命担任的党组织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职务，在受处分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原任的职务。留党察看处分，分为留党察看一年、留党察看二年。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党内职务自然撤销。对于在党外组织担任领导职务的，应当建议党外组织撤销其党外职务。受到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恢复党员权利后二年内，不得在党内担任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原任的职务。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五年内不得重新入党。

党纪处分往往和相应的政纪处分对应，警告一般对应行政记过，严重警告对应行政记大过，撤销党内职务对应行政撤职，留党察看对应行政撤职，开除党籍对应开除公职。这些党纪政纪处分，基本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干部，比如，对于非党干部和只担任行政职务的干部，则给与相应的政纪处分。

下面对中县1993年以来的副科级正科级干部的纪律处分类型进行统计分析。

表8-3 中县副科级正科级干部纪律处分类型统计表（1993—2009年）

	警告	严重警告	撤职	留党察看	开除党籍	汇总
副科级	28	20	2	8	11	69
正科级	8	8	2	2	12	32
汇总	36	28	4	10	23	101
百分比	35%	28%	4%	10%	23%	100%

资料来源：中县纪委

这个统计充分说明了纪委的教育和惩罚并举的职能，在1993年以来受到纪律处分的101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中，6成以上是警告和严重警告，这意味着他们的仕途不会中止，但处分起到了延缓仕途发展的作用，这种处分更多地体现了警戒和教育的作用。3成以上干部受到了撤职乃至开除党籍的处分，这意味着他们仕途的中止，或者说一些是仕途的暂时中止，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开除党籍则意味着干部政治生命的结束，因为与开除党籍相随的往往是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也就是不仅仕途结束，还要承受法律惩罚的牢狱之灾。

这个统计也说明纪委的内部监督力度和强度过小，这也正是当下反腐败面临的重大困境之一。在干部大面积贪腐的今天，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形成查办干部的高压态势，当平时喝酒聊天的同事被查办，甚至进入牢狱，这是比任何说教都有效的警戒，也是最为有效的反腐措施。现在的干部腐败盛行，体制性因素是根，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则是表，查处干部力度过小，惩罚力度过弱则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重典治吏，群众监督，这是毛时代留给后人的行之有效的反腐措施。

下面根据上几节被查处的干部的命运来具体说明纪律与干部仕途的关系。

王封文1983年6月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的处分，他当时思想上想不通，但还是接受了组织的处理。后来，他写了诉讼书，为自己辩白和喊冤。纪委收到诉讼书后，纪委领导和他谈了话，他就此表示算了，不再上诉。一年后，王向卫生局党委写了关于请求恢复党员权利的申请，申请书提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也是极不应该的，愿意接受沉痛的教训，并以此为戒。之后，经过县纪检委批准，王的党员权利得到恢复。但王之后瘫痪在床，在50岁之年政治生命就此结束，并在10年后抑郁而终。

贾本声2005年7月被中县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12月被中县纪委开除党籍。按照新的公务员法，受到刑事处罚的干部要开除党籍和公职，这意味着贾本声不仅政治生命结束，工资之类的从此也不会再有，需要自谋职业。一次我和几个干部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饭店吃饭，县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小声对我说，旁边桌上的就是贾本声。我望过去，一位身材臃肿的男子正在喝酒，我问他现在干什么，这位工作人员说，他在做生意，准备把中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猴戏发扬光大，因为他曾经担任党委书记的一个乡镇是猴戏的发源地，而他又做过文化局长。这倒也是正事。

徐庆中1990年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的处分。在此之前的物价局支部处理会上，徐庆中对自己的经济问题作了解释，对作风问题则说“感到可笑”。之后，徐一直认为陈从丽是对自己诬陷陷害，并不断上诉。上诉理由是：陈从丽之所以告自己是因为请托调动工作一事自己没有办，之后陈恼羞成怒告发；发生关系的时间地点不符，自己当时在做别的事情；三个证人要么是陈的亲戚，要么是自己得罪之人。但徐的多次申诉都被纪委驳回，并警告说如果再申诉，还要加重处分。所以，徐的党籍也一直没有恢复。但陈道白任县委书记后，徐庆中的命运得到大逆转。陈道白与徐庆中曾经在干部培训班一同受训，在陈道白的指示下，撤职后成为物价局普通工作人员的徐庆中被恢复党籍和副主任科员待遇，并一直干到退休。

刘军元2001年受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然后，刘回到曾经工作的县直某部门，成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成为县直部门下属局的副局长，现在则是部门下属中心的党支部书记。郑云波则被调到另一县直部门，后来出任办公室主任(股级岗位)，但级别仍然是副科级。一次我和她们领导一块吃饭，她也作陪。当领导介绍到她时，我仔细端详了一番，她显然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气色很好。其领导在吃饭中对我小声说，她干的很好，早就该成为实职副科级领导，希望我也能呼吁一下。而因为论文中一些组织人事政策上的事情，我和刘军元也有过一次访谈，在谈完人事政策后，话题就转到当年的事件上，他很平静，说，没有想到我会提及这个话题。当我谈到这个事件的影响时，他沈默了一会，然后说：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当时如果不去招惹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由于事件的敏感性，我也不好再问一些更深的细节问题，但显然，那个事件毁了2个人的仕途，并给每个人心灵上留下了终生的阴影。

陶勤先、叶理时1996年11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2个月后，陶勤先被调任夏店乡党委副书记，1998年2月，陶勤先晋升为夏店乡乡长，也就是在处分之后的1年3个月后被提拔为乡长，显然，陶勤先的仕途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其提拔也不违反纪律条例。叶理时则在处分之后仍然出任信访局副局长，直至退休。我在西城乡挂职锻炼时，陶勤先正好是党委书记，成为我的直接领导。从我的观察来看，陶很有能力，工作思路也清晰，工作作风也很扎实，对我的调研也很支持，并为我的调研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从其仕途来看，晋升为副处级干部是没有问题的。

岳安达2005年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行政降级的处分。之后，岳调任另外一个乡镇出任副乡长，后到县城的新华街道办出任副主任，2009年晋升为新华街道办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显然，从其出任纪工委书记一职来看，纪律处分并没有对其仕途产生太大影响：他已经成为乡镇纪委的领导。

从以上受到纪律处分的干部的仕途发展来看，干部的纪律处分体现非常明显的公私分明：因公务活动受到的纪律处分明显要比因私人活动受到的纪律处分轻，并且对干部的仕途往往影响不大。这正如一位干部对我所说：吃点喝点，都没有什么。但你往兜里装，性质就变了，就有问题了。同时，干部的仕途与受到的处分类型关联极大，一般来说，警告、严重警告处分对仕途影响较小；但撤职以上等纪律处分一般宣告干部仕途的中止或者结束。

1978年以后，县乡政治格局的一大趋势就是“一把手政治”的形成，小到一个单位，大到一个乡镇，一把手掌控了主要的权力和资源。对于一个县来说，一把手政治的突出表现就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过于集中，这使得干部的进退主要系于县委书记一身。而对干部的惩罚，县委书记也是主要的把门者，对于违纪干部的惩处，没有县委书记的同意，是很难实施的。中县一位纪委领导对我说，他们对一些干部的查处都是因为过不了县委书记这一关而最后不了了之。当很多干部特别是主要干部的进退主要取决于县委书记的时候，也就造成了严重的干部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与县委书记的关系问题，不仅关系到干部的晋升，也关系到干部是否受到惩处。

下面来看2000年的卫生局党委书记周国飞受处分一案。

周国飞是一位基层上来的工农干部，曾经任过西城乡党委书记，后因身体原因调任卫生局党委书记，因为权力问题，和当时军队出身的卫生局长严重不和。在组织干预不果的情况下，中县县委决定解散卫生局领导班子，局长和党委书记分别到人大政协任职。周国飞不同意到政协的任命，和县委书记李朝中当面发生了严重冲突，当时，在李朝中的办公室，在交涉未果的情况下，周国飞怒气冲冲地对李朝中说：我不干了！然后甩门而出。

周国飞后来给我说，他当时因为好几件事情得罪了李朝中，其中之一就是他任乡党委书记的时候，李朝中可能受人之托让他免去一个村的妇联主任，同时让另外一个妇女做妇联主任。他认为这个妇联主任没有什么错误，免掉没有理由，就没有办。后来还有其他几个事情也让李朝中很不满意，最后的翻脸只不过是矛盾的总爆发。周国飞说，反正自己也快到站了，无所谓了。

几个月后，中县纪委根据群众举报，对周国飞的经济问题进行调查，认为在他任卫生局党委书记期间，挪用卫生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而实施的农村卫生人力开发项目专款，而用于卫生局的日常开支和招待经费等。同时认定他挪用项目专用的一台彩电。据周国飞说，这台彩电当时从北山市卫生局拉回来后，由于太晚了，就放在自己家中，用了一年多，没有及时交给局里。最后，纪委调查的结果是，挪用28万专款（其中吃喝招待10万）的行为是卫生局领导班子集体决定，因此要对领导班子提出严肃批评。而周国飞占用彩电1年零8个月，属于长期占用公物，并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决定给予周国飞党内警告处分。

周国飞受到处分后，一直也没有到政协上班，等于变相退休。然后，他不断地给上级部门写信，举报揭发李朝中的各种问题，显然，密集而又大当量的举报，也给李朝中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后来李朝中托人做周国飞的工作，同时警告周国飞说要注意自己的女婿的仕途，周国飞这才逐渐放弃了举报。

周国飞在和我访谈时，仍然愤愤不平，认为自己受处分完全是李朝中的打击报复，他在交给我的《关于周国飞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上愤然写到：

“这是李朝中打击报复的产物。李朝中这种连狗都不如的人竟当上了县委书记，真是我们党的耻辱！标准的买官卖官专家。”

周国飞案是典型的政治问题经济化解决的标本。周国飞之所以敢和县委书记翻脸，仕途接近尾声，是很重要的因素。而其破釜沉舟式的举报，实际上也为县委书记李朝中的仕途埋下地雷，所以官场斗争，不少最后都会演化为鱼死网破，一同毁灭。而好在纪委调查时，并没有发现周国飞的重大经济问题，不然等待他的可能就是牢狱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