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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一年》译者序
我在英国过了一个冬，春天回到北平。十多个星期的留居，事实上不能对这正在剧变中的英国有充分的认识。旅行了一趟回来，朋友们一定会问起我关于英国战后的情形，我既是抱了要看看工党在英国实施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去的，回来了自然也不能都以“不知道”三字作答，所以到我快要动身返国时，心里不免有点慌张了。正在那时候《企鹅丛书》出了一本J. E. D. Hall的Labour's First Year。读了一遍之后，真是高兴，我可以交得出账了。这本小册子写得非常流利动人，把英国国会里的空气都充分传达了出来。当然，这本书里所写的都是巴力门的门内事，门外的情形只从辩论节要中间接写到；可是英国的巴力门确是英国政治的首脑，反映着全国各种利益、意见和政策，所以从巴力门门内也很可以看到这一年英国社会的重大改革了。
我喜欢这本书的另一原因是在它和我在英国所寄回来的通讯刚刚互相配合。我那本《重访英伦》是依我在民间和朋友们接触所得到的印象写成的，因之决不能把英国社会现在正在改革中的各方面原原本本地从历史发展上加以叙述，同时也极难周全，把各方面都看到说到。我自然希望看我的通讯的读者可以得到比较亲切的印象，而且我在英国时所寄回来的话也不免是和我们自己的处境特别有关的，甚至很多是针对着中国而说的，《工党一年》在这些方面正和《重访英伦》相反。它的长处却在能在这样小的篇幅中叙述出英国这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既周到又有根有据。一个要知道英国战后情形的读者可以在这几百页的小册子中，费一个黄昏，得到一个很具体、又相当公允的印象。为了要补足我那本《重访英伦》之短，所以我决定了翻译《工党一年》。
我一到北平就开始翻译这本书。可是这半年我教书的工作却因补课而加重了一倍，所以只能在清晨和深夜课事完毕之后从事翻译。我怕这件工作会耽搁得太久，所以把第十五章起到第二十一章止请史靖先生替我分劳，因之，能在一个半月中把译稿杀青。我又费了两个星期校订了一遍，才寄出去给书店印行。――这是翻译的经过。前面四章又经北平《雪风》半月刊拿去发表过，附带声明。
《工党一年》 的著者J. E. D. Hall，是剑桥大学念英国文学出身的。他出了校门常为各报写稿，同时在学校里教书。后来他的文名渐渐高了，才放弃了教员的职业，专门做记者。他现在常驻在国会里写专论给各报发表。战时，他在军队里担负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演讲，后来写了一套有系统的专论叫《没有泪的威斯敏斯特》，风行一时。他是个政治观察者，并不是政党的宣传员。他像其他忠实于职务的记者一般，相信读者可以在没有歪曲的事实中自己去下判断的。当然，这是个理想。有多少记者真能为读者服务不做歪曲事实的报道？但是在英国一般不由报馆雇用的记者，他职业的保障是靠在读者群中的声誉，而英国读者政治意识的成熟，使他们不能不在有意无意中，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换一句话说，在有言论自由的国家，读者有选择记者的权力，记者不会有欺骗人民的勇气。我认为这本书的记者就是这一种记者。如果他有偏见，这偏见也一定相当普遍于英国人民之中的。我选译这本书的原因也有一部分在此。我看过不少工党自己的报告，也看过反对党的小册子，都很言之有理，但是要有一本能把各种意见，从保守党到共产党，都加以介绍的却很少，这本《工党一年》是很少中的一本比较成功的书。
作者是一个念英国文学出身的，这本书在文字上的优美、笔调的简洁扼要，加上英国文人绝不会缺少的幽默风趣，虽则是这本书风行的资本，可是却给我翻译时很多的困难。英国的巴力门又不是个墨匣纷飞、喧嚣漫骂的场合。议员们在这里面不但做到了彬彬有礼的态度，而且多以文采风流互相竞耀。我以前在英国读书时，每天早上总要费半个钟头读《泰晤士报》的巴力门辩论节略，我的目的不在政治，而在学英文。这里面有着最漂亮、最动人的现代文学。我们尽管可以不赞成丘吉尔的政治见解，但是他的演说，从文学观点上去欣赏，没有人能否认他的成就。议员们演说时的声调、用字和论据都十分考究。而且英国人最喜欢掌故、幽默，甚至在谈话中用些有韵的诗文。在国会记录中，没有一届不能编出一本佳句集。《工党一年》原书的最后一章就是《佳句集锦》，我对此实在没有翻译的能力，不能不割爱了。只要看唐尔登财长在辩论最严重的预算时，会用一篇诗来做结论，就可以窥见巴力门的雍雍文采了。别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这类韵事发生的。
我提到这些琐事，一则是想告宥于读者，我文学的造诣不够应付这些佳句，而幽默是富于国家性的。硬要翻出来，不但毫无意义，反而会肉麻难堪，有失幽默本意。有不少原书的精彩处，因为这个缘故而节略了。二则我想借此说明英国政治是很别致的，也很难使别国人了解的。他们不但不会因为有人反对自己而弄得涨紫了脸，满面臭汗地叫嚣起来；更不会派了某种人向反对者加以软硬的威胁，甚至闹出丑恶的惨案。这些在英国政治里是不能想象的。他们相反地，在朝的觉得非有个反对党辩一下不够劲，不足以把各项政策的要义取悦于人民，不足以表演自己的口才与热心，所以他们不但尊重反对党，而且还要拿薪俸给反对党领袖，说他是和执政者一样在为人民服役。反对党如果反对得不尽力，会受人瞧不起，因为他没有尽责。在本书中作者屡次暗示到保守党的窘态，为的是保守党找不出好题目，好立场来攻击政府。工党不但不感激他们的“合作”，反而觉得他们“无能”。有这基本的民主修养，他们才能像两队足球队在球场上比球一般考究艺术了。巴力门是一个政治球场。议员们不但不感到辩论是“被骂”或是“应试受考”，而把这看成一个表演的机会。没有一个政治家不是在这政治球场上被人民挑出来负国家行政责任的。在这球场上不用手，不用脚，更不用墨匣、枪炮和手榴弹，只用嘴，只用话。于是，口才上的艺术也必然发达了。英国的文学，至少是散文和辩论文的发展，是有这种政治背景的。在别国，政治可以变成一个火坑、一个宦海，一个清清白白的人可以望望而去；但是在英国，只要有这彬彬而文、温文尔雅的巴力门，就够吸引人才到政治里去了。以政治技术说，我总觉得英国确有独到之处。――可是正因为这个原因，使我这缺乏文采的笔在翻译这本描写英国政治球场的书时感觉到呆板和枯涩了。我虽竭力做到“达意”的标准，但决不够“传神”两字。
这本书是作者写给英美人看的。我在翻译时时常觉得它对于一个不太熟悉英国政治制度的人也许会有很多的隔膜。我自己虽则也是外行，但是既要翻译这本书，似乎有责任为普通读者预备一点必需的常识，使读这书时可以增加一点兴趣。
在上面我所提到翻译时所逢着的困难，其实并不是我个人能力太差所致，我如果想推却一部分责任的话，我想说在我翻译时所遇到的困难有甚于文字者在。在内容本身我们中国人是并不太熟悉的，我们没有看见过这套东西，没有尝过这套滋味，要我用中国文字翻译一套中国所没有的政治制度，怎能不感到举笔难下呢？形式尽管变，精神可以依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易。
英国的政治别致的地方却在形式不很变，而精神却永远像流水般后浪推前浪。在表面上看起来，英国的政治是最不容易明了了。他们明明有一个国王，而且是个人民大家很尊敬的国王。――尊敬两字并不是虚话，皇宫门前的确有许多人民，在等候着一瞻御容的。御车开出宫门时，人民都会不自制地报以欢呼。尊敬到有感情，委实不容易。――可是皇帝的用款，一项一项要受人民代表的检阅，甚至恋爱都没有自由。我们不是还记得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逊帝么？国王的仪表依旧，权力却没有了。
旧瓶里装新酒是英国政治的法宝。他们喜欢古雅的瓶，但是，喜欢喝新的酒。让我再讲几件巴力门内的小事件来说明这相当别致的精神。
英国以前的国王也是很专制的，要杀人就杀人。巴力门是人民的组织，目的在剥夺国王的权力。在好几百年前，议员们在巴力门里辩论时，墙上也有耳朵，谁骂了皇帝，出了门也可能失踪的。所以在巴力门内发生一种避讳的规矩，在辩论时从不称名道姓，而用“The honourable member”（这位议员先生）。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虽则议员的保障已是绝对稳固的了。要有言论自由，人权保障是绝不能少的。巴力门是个代议机关，是用辩论来代替内战的保险机构。这避讳名字的习俗，虽则已失时效，徒具形式，但是却成了一种有意义的象征。在巴力门内议员的言论须有绝对保障，不论说什么话都不能引用来构成说话者任何罪名的。我记得在1938年，有一个议员同时在防空部队当军官的，在巴力门内质问政府时列举事实说明防空准备的空虚，他所引用的数字却和军部秘密文件里的计划完全相合。军部大为震惊，认为秘密文件一定已经泄露，不能不赶紧彻查，所以用命令要这位议员穿了军服出席军事法庭。他拒绝了这命令，一口气跑到巴力门里报告被传经过，认为政府违反了基本宪法精神，干涉了议员在巴力门内言论的自由。那时欧洲风云虽然很紧急，国会却因为这案子停止了其他的讨论，临时划出三天来辩论这违宪案，所有的议员差不多全体认为军部大逆不道，甚至要求张伯伦内阁立即辞职。结果是政府引咎，但是因为时局关系，准免辞职。这场风波表示了英国政治对于基本民主精神的认真。国会永远不放心政府，片刻不肯轻易疏于防范。在极小的事体里，好像议员间辩论时的称呼，还是保留着那种象征性的避讳。
下院和上院间的关系又是一例。在早年，由贵族所组成的上院的权力大过于平民代表所组成的下院。平民和贵族间曾经长期的争斗。结果是平民胜利了，到现在上院只是一个舆论机关，没有实际政治权力了。上院尽管可以全体一致不信任政府，内阁可以一笑置之，不必辞职。但在平民和贵族争斗时期，上下两院形如敌人，互相不通话的。所以在下院说起上院时，只是“议会的那边”（Other House），好像一个受气的媳妇用指头指指隔壁，代表婆婆的意思。到现在下院在政治上完全制服了上院，但是照例还是用“那边”来指上院。我有一次去找上院的一个议员，走到了下院的通报室（下院的议院在战时被炸正修理中，所以借用了上院的议院），那位警察看了看名字，摇摇头，向我说：“我们不管他们的。”把条子还给了我。后来我问起朋友为什么这位警察这样不客气？他和我说，这是习惯，上院和下院表面上是没有往来的。他们“算”是冤家的呀！
每届国会开幕时，国王要发表他当时施政方针――国王训词――这篇训词在现在其实是下院多数党推出来的首相和他阁僚商量好之后起草的。议员们听了之后，政府党动议接受，反对党起立反对，于是开始常年施政方针最重要的辩论。我在这里想提到的是那个仪式。这篇训词是由国王向上院宣读的。国王和王后坐在宝座上，贵族们都穿了紫的红的礼服坐在两旁。后面站着下院的议员和他们的主席，这些人是来“窃听”的，所以没有座位。国王宣读了预备下的训词后，这些站在后面“窃听”的下院议员赶紧回去，主席就宣布“我已听到国王的演说，而且为了准备起见，我也取得了一份记录……”于是他开始念这篇由下院多数党领袖所起草的施政方针。这一套传统是早年下院地位低落、人民和政权站在相对立场时所产生的，但是这些形式并没有因为下院权力的扩大而有所改变。他们喜欢这些传统。在我看来一方面固然是表示英国人在政治上富于艺术性的趣味。把这些仪式化成纪念品、象征物，使大家永远想到现在人民的权力是经过一番努力才争得的。这样才使人民宝贵已有的收获，不肯轻易放松。另一方面不注重形式上的变化的人也正是重视内容的人。形式上的变化时常会给人一种内容也已经改变了的幻觉。譬如在中国，我们是最会改名字的。一个孩子多病，假装给了别人，另题一个名字，说是可以骗得住鬼。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如此，争取民主的革命只完成了个名字上的改变。名字变了好像内容也必然跟着变了。民主到现在还是这样渺茫。这和英国刚相反，他们可以容忍任何名字，但是内容上却不肯马虎。从专制政体变成了民主，从封建主义变成了资本主义，现在又在从资本主义要想变成社会主义了。别人总觉得奇怪，为什么英国人能逐渐改变，不需要流血的革命。这历史上的疑案，答案可能是很多的，但是重内容、容忍旧的形式也是使他们不会发生突变的原因之一。
英国那种厌恶暴力革命和不怕改革的政治精神是很基本的。可是他们尽管有这精神，如果没有个政治机构使社会可以不断地改革，还是没有用的，暴力革命还是避免不了的。英国在政治制度中有着避免革命的安全机构，那就是责任内阁制。在中国这个名字并不生疏，但是只是个名字，内容上和英国的所谓内阁制完全不同的。英国的责任内阁制是这样：负责治理国家的首相自己必须是下院的议员，而且是下院多数党的领袖。下院的议员是由公民直接选举的。全国分成很多的选举区，每区合格的选民选举他们的代表，就是议员。在举行选举时，凡是有被选资格的都可以参加竞选。普通候选人是由政党支持的。每个政党在竞选前发表政纲，就是向人民许诺：如果执政将实施某种政策。选民依他们自由的意志秘密投票。在国会中某党得到最多议席的就有执政的权利和责任。在英国虽有若干政党（本届国会中的议员所代表的有工党、保守党、国家自由党、自由党、曷尔斯脱联合党、共产党、独立劳工党，此外还有若干无党无派的独立议员），但目前主要的是两党：工党和保守党。工党以三百九十三席为执政的政府党，保守党一百八十九席为反对党的首领。第二在野党是自由党共二十五席，共产党只有两席。政府党提案必须得到国会里多数的支持，如果得不到多数，内阁必须辞职，或是解散国会重新普选。首相在必要时可以解散国会，这是因为可能当时反对政府的那些议员并不能代表人民的意见，首相可以有一次机会让人民直接表示一次意见，是否支持他的政策。如果新国会还是反对政府的提案那就算是定局，内阁非辞职不可了，这是所谓责任内阁。这是指政府必须向人民负责，执行人民大多数同意的政策。人民不同意，他们必须下台。
读者也许会问，假如某党议员一定支持该党的政策，又假如该党得了多数议席，事实上怎么会发生倒阁的事呢？这里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党的性质是怎样的？
议员是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他是向选举他的人负责的。在英国做议员实在是件苦差，薪水极低，而且事务极忙。在他选举区里任何人都可以找他去和政府办交涉。如果公共汽车的路线离家太远，也可以写信给议员，议员就得去信市政府询问为什么某街某村没有经常的公共汽车。诸如此类的事一天不知要发生多少。当一件重要的议案在讨论时，他一定会见到许多选举区的人来表示意见，收到很多的信，要他说话。他就得常常体察选民的意向，如果他不顺从多数选民的意见，他下次就不易再度被选。每个议员投票时，不能不考虑到这票投下去之后，他的选举区里会对他有什么批评。每次投票的名单是都要公开的。
政党不过是政见相同者的组织，并不能限制人民的政见，因之在人民中间并没有“党籍”。每次选举时，每个投票者可以自由选择他支持的对象。候选人却必须公布他的政见好让人民投票。为了选举时便利起见，各候选人公开表示他所支持的政党，同时也可以受到政党机构的支持，而且可以避免相同政见的人在同一选举区里竞选，减少被选机会。受到某党支持而被选的议员在名义上是某党的议员，同党的议员组织成一个团体，决定国会里的各种问题。多数党的国会党团决定政府人选、政策和辩论时的技术等。在普通情形下，政府的政策总是能得到本党议员的同情的。但是我在这里要指出的就是议员并不是非接受政党支配不可。在本书中曾说到在社会保险法案两读过程中曾有一百九十九个工党议员因为已签过字向友谊社的保证，不能支持政府政策，引起过很大的周折。最后有十二个工党议员还是投反对票。每个议员都有投反对票或赞成票的自由。换一句话说，他们是可以尊重他们对选民的意见而反对自己政党所组成的政府的。
工党第二年中在外交政策上引起了许多工党议员的反对，又发生过一次严重的“反叛”。他们公开在议会里指斥贝文一味做美国帝国主义小伙计的危险。那次反叛而且正发生在贝文在纽约参加外长会议的时候。这使政府很窘。政府不能不要求信任投票，反叛的八十多人拒绝投票，贝文政策以多数的票子获得国会的支持。但是从此贝文口口声声要独立外交了。最近他在莫斯科已经和苏联恢复商约，在经济上逐渐脱离美国的牵绊。假如贝文完全不顾反叛派的意见，一意孤行，这八十多人可以投反对票，加上了反对党的票子很可能造成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了。
议员是向选民负责的，必要时可以反对自己政党的政策。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民主政治并不是政党政治，而是人民政治。政党只是个人民表示意见的机构，不是控制人民意见的机构。议员处于政党和人民两者之间，他们尊重人民意见的传统使英国民主可以不致流入寡头政治的陷阱。
政治不能没有从政者的良知作基础，但是也不能完全依靠个人的良知来支持的。议员们可能和人民脱离关系的。英国选民并没有召回或罢免议员的权利。如果国会里三百多个议员都为了自己小集团利益打算，靠了国会里的多数地位，违反民意地倒行逆施起来怎么办呢？在英国这种情形从没有发生过，即使发生了，也至多五年。五年必须举行一次普选，除非有紧急情势好像战争等才可以延期。这里又有一个英国政治的微妙关键。依理论说，国会是最高的主权，他除了不能使男变成女之外，一切都可以立法。他自己可以立法延长议员的任期，甚至可以立法都自称为皇帝。假如多数议员突然发疯了，要这样，他们也可以。那时英国不流血革命的传统也就会结束了。英国能不流血而得到不断的改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个可以容纳改变的政治机构，另一方面还是有传统的政治风度。没有人想流血，没有人想以身试试人民的力量。丘吉尔在风云叱咤之际，一旦不能在国会里得到多数议员的支持，立刻辞职了，没有一点犹豫，这种精神才保证了英国不流血革命的传统。
在本书里常常提到立法的程序。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提案有两种，一种是政府的提案，一种是议员私人的提案。在本书里提到过目前私人提案受到限制所引起的反感。但是不论过去或现在，国会里重要的议案大多是由政府提出来的。一个政府上了台，有许多在竞选时许诺的政策必须实施，政府必须根据这些政策制成许多法案，向国会要钱要权。譬如说工党政府决定要实行公医制度，第一他们要有钱去造医院，去请医生。这份支出须由国库担负，就得加入预算里。预算必须在国会里通过。政府要收税，每种课税，税率如何，项项都须立法。预算通过了，公医制度本身一项一项的办法要明白写出来，成为一个法案，又要在国会里通过。政府的一举一动不能不先得到国会的同意。立法就是得到国会同意的手续。
法案是政策的具体化。政策本身在竞选时早已由政党提了出来。他们得到了人民的批准，就得实施这些政策。这是内阁全体负责的事。所以一切法案都得先在内阁里讨论。内阁决定了原则才把这件事交给哪一部去执行，或是成立一个新部来专司其事。假如所提的法案不能在国会里通过，内阁就得全体辞职（内阁包括重要的部长，并不是全体部长）。内阁所决定的是原则问题，至于实施时的技术问题必须是由有专门知识的人来设计，那是政府里常务官的事。英国的“文官制度”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在英国政务和常务分得十分清楚。政务官是决定政策的，都得由人民选举出来的议员充任。在数目上很少。大部分在政府里办事的都是常务官，和政党无关的。他们接受政务官的指示，执行事务。一切法案的技术问题都是由常务官经办的。英国政府里的常务官有六十万人。这些职业的官吏，依他们的才能，不是政见，去服务于人民。他们有职业上的保障，政务官不能以政治原因去开除他们的职务。也因为常务官和政党无关，所以没有人以猎官的动机去加入政党，政府才能成为一种意见的团体，不是一种职业的团体。在英国并不像美国一般，一朝天子一朝臣，重要常务官的任命一一都要在国会里去通过，受政党政治的影响。当然更不像我们，政党和官场不分。英国政务官的首脑是首相，名义上是国王任命，实际是由国会里多数党推出来的领袖。他有权选择政府里的政务官，但是所有的常务官却都由考试和铨叙中选择出来的。首相不能任意取舍。
“文官制度”的长处使政策决定者和执行政策者分开，政策可以常因人民的意见而改变，政策的执行机构却是经常不动，所以没有脱节生手之弊。这本是政治制度上的一大贡献，但是在政策变得极快的时候，常务官要完全没有政见是不容易办到的。譬如说，一个握有很多铁路股票的交通部常务次长是否会忠实地执行铁路国有政策是很有问题的。当然英国政治传统可能使他公私分开，但这种情形中常务官的私人利益和“政见”也可能阻碍政策的顺利推行。工党执政后，在殖民和外交政策上表现得最为落后，曾引起许多工党议员的激烈批评，甚至“反叛”。这两部表现得最保守的原因之一是在这两部里所派出到海外去的常务官对于工党社会主义的精神很隔膜，甚至是反对的。在殖民地做官的人要甘心情愿去执行殖民地独立政策是很难的。而同时这些官吏又必须有相当专门知识和实地经验，工党在野时代很少有机会训练这些人才。结果在短期间无法推行他们在竞选时所许诺的政策了。
很多观察者常批评贝文的外交是保守成分多于工党成分。事实上，支持贝文的保守党也可能比工党为热烈。有一位朋友和我说：贝文依靠驻外使馆供给情报，而这些使节多是保守党执政时代训练出来的。他们的看法和这新时代不合，即使他们很忠实的报道，但是他们对于事实所做的解释还是用着传统“强权政治”的公式。贝文和其他政务官不能自己去找情报，结果自然不能不被保守观点所束缚住了。在本书中所描写的英国对苏联的态度很可能就是这样引起的。贝文所表现的是“不明白苏联”，他缺乏个能明了一个新时代所必需的耳目。英国的外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是世界共同的不幸。
贝文为什么不起用工党人才去出使外国呢？他受了“文官制度”传统的限制。他不能派出议员去做大使，政务和常务是不许混杂的。要当大使必须经过很长的服务年代。而现在在这些部门内的官吏却正是“上层社会”子弟所包办的。他们在“贵族学校”里训练出来，在保守的上司手上传下来的一套看法，决不是一年半载可以改变得了的。英国的作风决不会性急的，他们宁可慢一些，决不愿意因为这个弊病而取消文官制度。我的朋友告诉我：“慢慢地教育他们，慢慢地我们可以有个不会阻碍社会主义的文官机构。”慢慢地，一切似乎都能以时间来医治。我不知道这是否智慧，但是我很相信，他们的稳重，宁愿以时间去换取纷乱的代价，确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常务官把一个法案的技术问题都弄好了，部长就要考虑到在舆论上对这法案可能引起的攻击了。在这个阶段，他得征集在政府之外的各种专家和有关团体的意见了。英国民主的基础不只在巴力门和认真投票的选民，而也在无数有关于各种利益和兴趣的组织。我很想说，在英国任何有关公共的事都是有组织的。三个房东老太婆可以每星期聚一次讨论怎样对付房客。一个和某房东吵过嘴的房客很难在附近租得到房子。钓鱼、下棋有社，扫街的、捡垃圾的有会。会社之间又有各种各式的联合会。一层层把英国人民组织得井井有条。这个有组织的社会才是民主的、有效力的政府的重要基础。政府有任何政策想实行，开始就是由这许多基层的组织推动的，到了具体的立法阶段时，政府必然又要找他们去磋商。
有一位朋友很得意地告诉我，她现在年纪已老了，但是平生至少做过一件事，就是改良监狱。她起初组织了一个改良监狱的会，聚了几个同志宣传这个主张。这是和政党无关的。他们来调查监狱，写文章为囚犯呼吁。后来给他们说服了的议员就去向政府讲，决定立法了。司法部就请这会的负责人去详细讨论，把法案写定，结果在国会里通过了。她现在想起了这成就觉得很安慰。“我没有白活这一生，至少有不少囚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得到合理的待遇了。”――我记下这事来说明政府怎么和社会团体合作。这样的政府才是代表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政府并不能依靠政党的机构保证法案的通过。它一定要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由社会有关团体去说服议员，去要求议员支持这法案。这是叫Lobby。Lobby本来是指会客室。巴力门内有一个大的圆形的通道，在这里总是有很多人等着和议员说话，运动他们要他们支持或反对某个法案。因之这个字成了“拉票”的意思了。这并不是个坏名词，而是指人民怎样直接去影响议员的方式，是舆论和政治直接接触的地方。一到付表决时，议员们都要先退到这通道里，那时紧张极了。最后他们决定了自己的态度才走入支持或反对的一面，据说有时，这种吵闹会把他们弄昏了头脑，走错阵线，丘吉尔自己承认平生不止走错过一次。
经过了事先和有关团体接触过，在Lobby里开始活动了一阵，政府可以有把握向国会正式提出这法案了。每个法案在国会里一共要宣读三次。初读只是一种形式，表示这法案提出了。两读是最紧要。反对党从初读之后就开始准备怎样攻击、研究、讨论、分配工作，摆出阵势。两读之后，辩论就开始了。可是这次辩论是限于原则问题。一阵辩论之后，这法案就交到“委员会”。如果这法案太重要了，全体议员都是委员会的委员，在议院里继续辩论细节。不然各党提出参加委员会的议员，在小房间里从长讨论。一字一句都得讨论一番。政府方面不断地依攻击的重量加以必要的修正。三读也是一种形式，付表决，否决或通过。一旦否决，问题就大了，以上已说过。通过了就成为法律。
下院通过了法案之后，然后送到上院。上院的议员是贵族，凡是贵族（由国王封的）都是议员。他们并不是由人民选举的。英国上院目前一共大约有八百个议员，但实际到会的不过几十个。在三十七年前上院还保持着对下院所通过的法案的否决权。在1910年这项否决权被下院取消了。现在上院对于立法上可能做到的至多不过延迟一项法案的成立，但不能超过两年。事实上，上院在过去的三十七年里从来没有利用过这拖延权，因为政府时常自动地迁就一些上院的意见，上院也从不表示不肯妥协的决心。
上院虽则是贵族政治，或是封建制度的遗留，但是民主的英国并没有取消它，只是不断地剥削它的实权。到现在上院绝不能再危害代表人民的政府了。同时却表示出了它对于英国政治的贡献了。上院的议员一部分是世袭的，一部分是社会有功绩的人被封的。后者的数目日渐加多。他们不愁失去议席，所以说话可以毫无顾虑。他们既是各行里的杰出人才，对于各个问题都可能有很远大的看法，远大到一时不易为普通人民所能接受。也因之不是下院的议员所敢发表的，他们可以自由地发表。可是一旦发表，社会上就跟着可以讨论，提引舆论，这可说是一种启蒙性的工作。最近牛津贝利奥学院院长林赛贵族对中国问题的发言即属此类。现在工党政府绝没有废除上院的意思，他们正在想充实上院，从世袭性的贵族变为社会性的贵族。上院的性质在改变中，形式是依旧。
一个法案须在上院同样的经过三读，习惯上只能在政府同意中有一些稍稍的修正，通过后交给国王，经国王签署之后成了法律。国王除签字之外，别无其他事可做。从1708年以后从来没有否决过一条法律。
本书描写了英国怎样开始他们“社会主义”的试验。英国人所谓的“社会主义”已有很长的历史。自从资本主义在英国兴起，英国的都市毫无计划地随着扩大，多雾的岛国氤氲着窒息的煤灰，在那些工业区的贫民窟里造出了人间地狱，这种情形对于西洋传统的宗教观念太不相合，于是发生了富于道德意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固然不切实际，但是维持了人类生活应该达到的价值标准，他们否定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秩序是个完善的秩序。
资本主义在英国的早期虽则在工人阶级中产生了可怕的贫民窟，但是它促进了技术的改良和海外的拓殖，在这工业中心累积了财富。这巨额财富固然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却也有一些流入平民中去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英国的工人成了无产阶级中的优裕人物。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宣传也使在资本主义中兴起的资产阶级感觉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所谓社会工作就是像救济、保险、社会服务等工作。我们不能否认现在工党政府的许多重要社会主义的政策是以已往社会工作的成就作基础的。譬如社会保险是自由党劳合·乔治执政时实行的，现在不过是把这原则推广，把范围扩大罢了。
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生产工具的私有。在生产技术很简单的时代，生产工具成本便宜，大家可以备得起，私有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科学发达、生产技术复杂之后，巨大的机器决非普通人可以买得起来，生产工具如果仍属私有，必然属于少数人了。这少数人靠了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可以支配生产过程、分配的比率和整个经济的内容。这些少数人如果为了他们自己财富的累积，必须要在生产盈利中划出一大部分归入资本项下，劳工的工资也就无法提高，造下了贫富的鸿沟。
以谋利或累积资本而生产的经济机构最后会遭遇困难。生产而要谋利，价格一定要超过成本，所出的货物必须保持在一定数量上，使社会上老是有着在这价格下要买这货物的人数，换一句话说，在市场上一定得保有相当的购买力用以维持一种货物的价格。如果购买力降低，要维持价格就得减少生产。资本主义在这里有着个微妙的关键。社会购买力的大小相当于工业里分配给劳工做工资的数目。劳工们拿到钱必然要很快地去买东西，所以他们的收入是最有效的购买力。但是工资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项生产成本。成本愈低，盈利可以愈高。为了提高盈利，必须压低成本，工资不能提高，购买力也不能和生产力一样提高了，结果发生了在有利可得的价格下，没有足够的购买力了。于是生产停顿，发生不景气。――当然为了要避免不景气，资本主义的经济已采取了很多的补救办法。他们可以在海外找市场，以廉价，甚至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货品；他们可以在技术上压低成本，使工资方面可以松动一些，他们可以借政府力量控制投资，创造购买力；他们甚至可以走上法西斯的道路以国库来购买军火及其他生产品，维持资本家的盈利。――这些我不能在这里详论。但是资本主义不肯改变的是生产工具的私有制。而且再加上企业家的自由竞争，使科学所给人类的庞大的生产力不能顺利地和有效力地去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
资本主义在历史过程中有它的贡献，它能比封建制度更有效地提高生产力，但是也有它的限制。英国的煤业是个很好的实例。英国的煤业发达得最早。煤矿的所有权是分散在很多矿主手上。各个矿主，或各个矿主的集团，分别经营他们的业务。投资到矿业里去的资本目的并不是在发展煤业，而是想在煤业里得到盈利。于是煤业的消长随着其他工业部门所能给的相对盈利而决定了。英国的煤业所能吸收资本的力量因其他工业兴起而减少了。在旧技术下产生的煤业除非有大量的长期投资已没有能力改良生产技术；生产技术不加改良，所得到盈利也愈少，愈不能吸收资本。矿工的工资也因之不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无法改善，年轻的工人们凡是有其他办法的都不愿做矿工了。煤业的萧条，使英国从上次世界大战起产量日渐降低，到目前稍遇交通阻碍就会发生煤荒。这是说，如果把这动力来源的工业交给分散的私人矿主去经营，就很少复兴的机会了。但是如果英国的煤业一任其式微，对整个的工业都会发生不良的影响。为了国家的利益起见，要有效地重兴煤业，显然不能依靠私人投资和分别经营的资本主义了。当然，他们可以由国家垫款给矿主，并组织联合机构来经营以保持企业私营的原则，但是问题是国家为什么一定要让矿主们取了一部分盈利之后才去整理煤业呢？这样不是增加了纳税人的担负了么？为什么不直接以公平的价格收买了矿产，直接由国家投资和统一经营呢？为什么不把煤业里可能得到的利益分别用于改良技术和提高工资呢？――这样，资本主义的原则被改变了，成了社会主义的企业。
社会主义的界说是很难下的。英国现在所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是企图把有关国计民生的基本生产工具收归国有，使一国的资源能充分地为国家的利益而做有效的利用。他们也将逐步使人民生活上基本的需要，衣食住行，得到保障；必需品的分配要根据需要而不根据各人的财富。他们也将以政府的权力计划经济的繁荣，一方面使生产力增高，另一方面使生产品做合理的分配，以避免资本主义中常常发生的不景气。
英国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常被称为温和性的，因为他们并不像苏联一般没收所有的生产工具。他们只逐步地收买基本的工业为国有。其实他们是想以扩充公用事业的范围，使很多的重要生产和服务的事业在政府的监督和计划下，尽量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
温和的社会主义不但在性质上并不是全盘的，在步骤上并不是突然的，而且在达到这目的的手段上也并不是暴力的。斯大林最近和英国工党的访苏团说，英苏两国是异途而同归。英国的注解是：“我们虽费时，但是不必流血。”意思是各有长短。
英国所以能采取温和的“社会主义”自有它的历史背景。英国工业发达得最早，而且因为它的地理关系，建造了一个偏重于工业的国家。他们十个人中只有两个不住在城市里。英国的工业是在资本主义中发达起来的，贫富的鸿沟就划在有没有生产工具的界线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大部分是根据19世纪的英国社会。在英国确是有个广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将在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发生，可是并没有实现。原因固然是很复杂，但是有一点可以提到的是英国劳工组织的强大足以利用原有民主机构达到执政的机会。而且我们也不应忘记，英国工党的真正得到执政机会是在这一次反法西斯战争之后。在战争中，为了英国各阶层共同的安全，资产阶级不能不和广大劳工阶级密切合作共同应付国难。工党得到执政机会是以他们捍卫祖国的坚韧和牺牲换来的。战后英国经济的危急使资产阶级很容易明白，除非把复兴的责任交给劳工阶级，很难有复兴的机会。英国经济的复兴是英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在去冬煤荒时，保守党议员公开承认，如果保守党在朝，这问题可能更为严重，因为他们很难得到劳工的合作去克服这危机；甚至可能在劳资间引起冲突，发生罢工，打击经济复兴的基础。――战后的现实，加上了英国政治的传统，和资产阶级的远见，使英国可以不必经过暴力的过程而进入了温和社会主义的阶段。
劳工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传下来的遗产。英国人民本是个有组织能力的人民，而且他们在政治上有着长期争取民主的历史，言论和组织的自由是全社会所共同重视的权利。劳工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很早就团结起来争取“较高工资，较低工作时间”。他们工会的目标是很具体的。他们最初认为这些目标可以用集体交涉的手段，压迫资本家，就可以得到。但是问题并不是在资本家的心肠里，而是在经济制度本身，在原有制度中劳工的待遇是无法充分提高的。所以工会运动到最后演化成了工党。劳工已认清非从政治入手不能达到他们的要求了。在这里，我愿意提到英国知识分子对工党的贡献。英国的工党是由工会的机构和实力加上费边社的才智和热忱而成熟的。费边社是少数知识分子研究政治经济的团体。著名的学者如韦伯夫妇、格来亨姆、华莱士、柯尔夫妇、拉斯基教授等，文学家如萧伯纳，都是费边社的台柱。费边社到现在还不是工党的一部分，它不是个政治的团体，而是个研究学术的团体。他们研究工作的对象是现实的社会，他们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几十年来，他们对于英国社会每一个问题都有专刊讨论。他们教育了英国的劳工大众，使他们知道只有从政治入手方能改变英国的经济制度，才能解决劳工的生活问题。工党成为一个重要的政党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五十年前工党在国会里的地位等于现在的共产党，只有两个议席。
代表劳工利益的政党在政治民主中本来是很容易获得政权的。因为在这些工业国家，劳工在人数上必然比任何其他阶级的人为多。但是在这些劳工阶级中占有优裕地位的英国工人，政治见解却相当落后。他们在这次世界大战之前，普选中并不一定支持工党。工党本身领袖人才的缺乏也是不易获得人民信任的原因之一。握有财权和舆论机关的上层阶级，加上他们知识的特权，和政治的内行，很能左右着选民的意志。即使工党有了执政机会，好像麦克唐纳时代，他们可以发动他们的金融力量，随时予政府致命的打击，使工党的领袖向保守势力投降。工党在政治上的地位最后还是要依靠劳工阶级政治意识和教育程度的成熟。所以一直等到这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才初次出现了拥有下院绝对多数的地位的工党政府。
正如本书开始所说的，工党这次成功是出于一般预料之外的。这也可以说明工党的上台多少是缺乏充分准备的。而他们上台之后所逢着的问题实在是严重和复杂。即以上台后一年另十个月的今天说，英国的经济危机还是没有过去。在这战后的惊涛骇浪里，一辈并没有太多行政经验的人物，要使英国积重的传统社会，蜕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困难的情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不必在这里叙述他们所逢着的各种问题，因为本书将逐一说明。我可以在这里特别先提到的是英国政府并不能在内政外交各方面同时有种种合于社会主义的改革。他们在国会里虽有着绝对的多数，但是在国会之外却还是有几百年传下来的有力的资产阶级。这个势力反对国营政策，反对必需品的配给，反对国际贸易的统制。我一次在上院旁听他们的辩论，有一位老贵族愈说愈气，转过头来向我们旁听席说：“中国多好！一切都比我们英国好，你们有自由，我们已经什么自由都没有了！”――这种人自然不会太顺眼于工党的政策，而他们在英国还是握着经济的权力。不但在国内，在国外也多着阻力。借钱给他们的美国，尽管血浓于水，“社会主义”的英国多少是美国在朝者、拥有财力者的眼中钉。英国工党政府的处境并不是太容易的。因之，他们得妥协，得迁就，到现在在许多对内的主要政策上还是不能贯彻他们原来的主张。
我们对于英国所特别关心的自然是他们的外交，不是他们的内政。不幸地，工党上台后一年在外交上可以说一点没有新的作风。于是英国很使国外的人失望了。工党外交和保守党外交有什么分别呢？希腊的维持反动政府是贝文所支持的。在列强间，英国并不能成为美苏间的桥梁，而一贯是美国的小伙计。这些都是事实。不但我们在国外身受战后反动势力之害的人如此看法，即是工党议员中也有近四分之一的人公开反对过贝文的外交。我们要了解英国的外交应当从他们的处境着眼。贝文已屡次表示，英国若不能恢复战前的经济地位，很难有健全的外交。这是实话。他们要恢复经济地位就得向国外去乞援，美国成了他们的债主，在过去连粮食都得依靠美国。他们怎能不向美国低头？这是贝文的烦闷。但是他的烦闷显然不像我们那样望不见底。一旦他们经济上有了办法，他们还是可以不必事事看美国颜色的。当然，我们还是无法预测什么时候英国的经济能安定，更不能预测工党是否能在国内和国外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下维持到安定经济的时候。这些只能留到工党第二年、第三年时候再说了。
这本书记着一个被战事所破坏过的国家怎样走上建设道路的故事。他们要在痛苦中造出一个比战前更公平、更繁荣的国家。这不但应该使我们羡慕，而且更应该使我们警惕，我们怎样？――当我在写这篇序文的几天里，门外的学生们正为了“反内战，反饥饿”在受压迫。愤恨的声音不断地传来，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1947年5月24日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