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学术新风气

首先谢谢北大领导给我在这次汇报会上一个旁听的机会。我所以来参加这个会，是一个感情问题，想看看自己培养出来的孩子（北大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长得怎么样了。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书名是《北大校长和中国文化》（三联书店出版），从京师大学堂的校长讲起，讲到了蔡元培、胡适、马寅初等，很受感动。同时也想到了北大当前的定位问题。怎样去认识北京大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文化任务。看来到这时候北大又要再开创一代学术的新风气了。

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有如欧美文化、伊斯兰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等，都在接触、在碰头。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地球村，形成一个全球多元文化的时代。这是北京大学应当能够开创一代新风气的时机。

开创什么新风气呢？我想用“文化自觉”四个字来表达。我意识到中国正走上了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四个现代化，开创出一个新的精神文明。北大应抓准这个机会。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就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和一群人来发扬一种新风气。我想当前的新风气就是文化自觉，各民族开始要求自己认识自己的文化，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生活？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怎样发展下去？人文科学负有答复这一系列问题的重大责任。现在自然科学发展很快，人对人类本身生物学的研究已进入到了绘制基因图谱，科技研究的空间发展已从地球扩大到了太空。以人文科学来说，就要看我们如何跟上时代，认真地各自认识自己的文化了。

在中国开创学术风气，北大一直是带头的，五四时代北大出了个蔡元培。北大和清华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新的发展中，理应出现一个相适应的文化自觉，也就是认识文化的自觉行动。我感觉到这个风气不仅限于中国，而且正在许多先进国家中酝酿和展开。我们中国要抓住这个机遇，参与和推动这个学术的新风气。19世纪在西方出现了文艺复兴“人的自觉”，看来21世纪将开始出现“人类文化的自觉”了，人类开始要求认识自己的文化了。

社会学是研究人在集体中的生活。社会人类学就是研究人在集体生活中所创制的文化。文化在哪里？就在集体生活的人的行为和意识中。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有孙的，它靠一个个人在他们生活中表现、改变和发展着，日新不已。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当深入到中国的文化中和中国人的生活中去认识自己文化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没有用科学的态度去体会、去认识、去解释，那是不自觉的文化。我们需要懂得各国、各地区的文化为什么不同，只有抓住了比较研究，才能谈得到自觉。以中国来说，开展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的希望在北大。因为北大有这方面的传统，也有成就。现在要的是善于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一向在名片上不印任何公职，只写某某大学教授，这说明了我自己对于学术工作的重视和偏爱。大家知道我已辞去民盟主席的职务，明年人大副委员长的工作也到届了。如果我还能多活几年，我想用我一生中最后的那段时间继续做我的学术工作。我想到了北大应当开创学术新风的问题，也愿意有机会参与。

去年在我家乡召开的学术活动60周年的欢聚会上，我发表了《重读〈江村经济〉序言》的论文。60年后重温当年老师给我这篇论文出版时写的序言，我理解到他当时已看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的几位人类学导师都教我要直接去观察人的生活，从人的实际生活中去理解社会和文化。科学资料必须从实际中来。早期的人类学大多主张到异文化中去认识人如何生活。而我的论文却采用了从本乡人的生活中去做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在人类学这门学科开了一个新风气，把这门学科推进了一步，就是把原来只研究所谓“野蛮人”的人类学推进到用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来研究自己熟悉的本乡“文明人”的生活。我当时还是刚刚踏进这门学科的年轻学生，并不是有意识地跨过这限制西方人类学发展的那条“文野之别”的门槛。所以我说这是我“无心插柳柳成荫”。60年后重读老师的序言，才有豁然贯通之感，明白了马老师为什么说这本书是人类学发展中的“里程碑”。他赞扬的是我开始自觉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了。我把中国一个农村中农民如何生活、生产、分配的过程按我自己直接观察中得到的理解写了出来。这种研究本土文化的尝试，对这门学科来说，是前进了一步。

我们中国用文字来描述人们的生活方式早已有之。《红楼梦》是一个例子，可是它采取的是用小说来表达的方式，写出的是作家个人的体会。人类学却要在观察人的生活实践中，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系统地去表达人们的人文世界，也就是用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去认识人的文化。所以我认为人类学所起的作用就是在促进人的文化自觉。

人类依靠文化而得到生存和生活。文化是一个民族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经过不断改革的集体生活经验。我们每一个人无时无刻不能离开自己从小学得的文化。正如《西游记》里的孙行者自以为本领大，翻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但终于发现翻来翻去还是在如来佛的手掌里。人同样跳不出文化，但人有智力可以认识它，有能力去改造它。人类学就是想用现代科学方法来认识人类文化的学科。以中国来说，最先把人类学从西方介绍过来的就是早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

以我本人来说，60多年前就在这未名湖畔接触到社会学和人类学。当时在这里办学的燕京大学请来几位国外的访问学者。一位是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大学学派的奠基人R. Park教授。他引导我们直接到北京市民的生活中去学习社会学。另一位是英国人类学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A. R. Radcliffe-Brown教授，他鼓励我们下乡去实地调查中国农民。我有幸碰到当时开拓这两门学科的前沿学者。在他们影响下，我接受在燕京时的老师吴文藻先生提倡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和“社区研究”的方法；又由他介绍我去师从清华的史禄国教授和伦敦的B. Malinowski教授学人类学。在这条学术道路上我走了60多年，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

通过我这60多年的经历，我深深体会到我们生活在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中，而对中国文化本身至今还缺乏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我们的社会生活还处于“由之”的状态而还没有达到“知之”的境界。而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却已进入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转型期，难免使人们陷入困惑的境地，其实不仅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这是面临21世纪的世界人类共同的危机。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寻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

正因为我是个以研究社会和文化为职志的人文学科的学者，对当前的人类的困惑特别敏感，对这种新形势所提出急迫的问题特别感到严重。所以我到了耄耋之年，还是忍不住要呼吁人文学科的同行们及时集中智力，首先在我们学术范围里开创这个适应当前局势的新风气，就是致力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科学反思，用实证主义的态度，也就是用实事求是的精神来认识我们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社会和文化。

这是件艰巨而伟大的工程，需要多种学科的共同努力。包括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生物学、心理学、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们共同从各自已有学术基础上向这个“文化自觉”的目标进军，合力形成一个新学风。在我们国内有这个条件的看来只有北京大学，所以我今天不愿放弃这个和北大领导会晤的机会，不自量力，提出这个“文化自觉”的设想，请予批评指正。

最后让我表示对各位校长的同情，我深知现在当校长很不容易，事务上的工作已使他成了一个公司的经理，天天忙着创收。怎样能把校长们解放出来，多多在学术本身的发展上打算打算，为中国的精神文明多动动脑筋。校长的责任确实不小，不能辜负我们国家的这个伟大的改革开放时期。我衷心希望北大的校长们站出来，带头在学术上树立一个“文化自觉”的新风气。

言有不尽，不当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北大的各位领导同志。

以上是潘乃谷同志在汇报会上现场的记录稿，我只在文字上略加修改。自己重读一遍，觉得对“文化自觉”这个概念还应加一些注释。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出现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7年前在我80岁生日在东京和老朋友欢叙会上的答谢词中，我瞻望人类学的前途时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一句话，其实就是今天我提出的文化自觉历程的概括。

1997年1月4日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重点学科汇报会上的讲话）

注释

〔1〕 　1947年，联合国通过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1948年，以色列建国——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