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权与兵

全慰天 力的统治

人类固然是具有理性的动物，多少能够用和平手段达到“群居和一”的目的，但是最后支配人类历史的毋宁还是力。人类历史充满了火药气味和鲜红的血渍。和平只是暴雨中间从云缝里筛下的阳光，少得可怜。而且这种和平的出现，或者是由一个主力统治了一切，或者是由几个力取得了暂时的平衡。“和平”始终被“武装”着。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有名写实。所谓“合”是由一个帝王统治全国的局面；帝王并非神授，也不崇伟，只是一个无敌于天下的力的象征。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关键系于力。假如这一个力发生动摇，甚或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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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则天下英雄蜂起，代之以许多力。这些力彼此不相上下，不相隶属，遂演成一个逐鹿中原的“分”的局面。由于这局面下田园荒芜，骨肉分离，等到人民把苦头尝够，发为“宁为太平犬，勿作乱离人”的愿望时，这几个分别独立的力又视人心之所向，见出一些高低，最后收拾残局，再度出现了由一个力统治的“合”的盛况。

传统社会里握有这种力，表现这种力，甚至于象征这种力的人就是兵。“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正因为兵就是力。秀才的理如没有另外更大的力作后盾，岂止是“说不清”，而愈说愈变得没有“理”。秀才碰兵，如卵碰石。传统社会的兴衰治乱，无疑是由兵所完全支持，至少兵在这演变中自始扮演着重要角色。天下的得失及其命运，都是兵在马上决定的。

孟子所谓“劳心者治人”的“劳心者”如果是指传统社会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而言，“治人”是指实际掌握统治权而言，这话是不正确的。孔子是“劳心者”的典型，何曾真正有过“治人”的机会？孔子始终是“素王”。孟子更连“司寇”都没做。这类“劳心者”万一学而优则仕，也不过为少数真正统治者帮助行政，受命从事而已。历史上视天下为私有产业的真正统治者，只是“不但能将兵，而且能将将”的刘邦一流人物。这类人物却并不需要读书五车。兵才是真正“治人”的人；其余无论“士农工商”，手无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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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是“治于人”的人。后四种人在相当限度内，多少要俯首贴耳，唯兵的命令是从。传统社会一般认为“士农工商”四民，而不包括兵并称为五民，或因兵非民，而是统治者的缘故。

就一般统治权力产生的性质说，概念上或分两类：同意权力与强暴权力。同意权力是由于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的，法儒卢梭的“民约论”代表此说。强暴权力是由统治者以武力征服被统治者而产生的，奥儒甘卜罗维其的“战争论”代表此说。王权无疑是由后一种性质产生的，虽然事实上王权的运用也不能过于失去民心。由于传统社会地广人多，民智不开，其王权与兵力的关系非常密切，是显而易见的。王权就是兵力的统治。

兵有两种

就兵与王权的关系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掌握的王权的兵，我名之为统治兵；一种是间接保卫王权的兵，我名之为工具兵。这两种兵的性质大不相同。传统社会里，战国以前可说是统治兵的时代，以后是工具兵的时代。

周初封建及春秋时代，社会截然划分为两个阶层：贵族是统治者，平民是被统治者。这些贵族男子都可以当兵为职务、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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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乐趣，视不当兵为莫大耻辱。他们军心的旺盛是无问题的。在全部《左传》中，我们找不到半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兵。连天子之尊也亲自出征，甚至在阵线上受伤。周桓王亲率诸侯伐郑时，即曾当场中箭。至于一般平民则没有充当这荣誉职务的机会。他们在军中只从事下贱的劳役，如烧饭之类。他们是小卒，不是兵。

上述贵族兵都直接掌握一部分统治权。换言之，这时代的王权是依封建原则分割与千千万万兵的。天子直辖王畿，“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卿大夫与士至少也类似今日大小地主。各个兵分别对其领地内的人民财物有独立的支配权，原则上不互相干涉。虽然每个兵管辖范围有大小之分，但不是没有，否则除非不是兵。兵与王权是合一的。他们起初是勇敢善战的兵，有力量，成了统治者；接着他们自己或其子孙为保卫甚至扩大王权，又不得不当兵。不被允许当兵的平民只能乖乖地听其役使。这时王权与平民无缘，错了也轮不到他们头上。

“治人”有两个必备条件：一是治的对象—“人”，二是治的方法—“治”。在分工不发达，也不需要细密分工的小王权领地内，这两个条件要求统治兵，不但能武，而且能文，不但是兵，而且是士，不但专会打仗，保卫或扩大王权，而且善理民事，运用或玩弄王权。统治兵必须文武合一。统治兵的力使他卸却了劳苦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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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换来了优游的闲暇，可是闲暇要拿来从事“庠序之教”。在其主要课程六艺中，武事方面的“射御”与文事方面的“礼乐书数”要兼容并包。这文武合一的风气直使春秋末期专门提倡文教的孔子，尚身佩宝剑，周游列国，孔子弟子也非常好斗，甚至弄得老师严正地说：“血气方刚，戒之在斗。”战时要驰逐疆场，平时要习文讲武，统治兵并不是容易当的。优裕生活之享受是有条件的。

由于这种贵族统治兵的独立性，其间难免不相互

和平相处的封建原则，好像系群虎的一条细线，迟早要失效，至于完全土崩瓦解。历史必然把他们带入列国残酷的战争。“退避三舍”与“请与君之士戏”的尚礼战争随时代过去后，必然代之以“坑降卒四十余万”的局面。统治兵所掌握的不受限制的力，不在这场合辨不出高下来，有什么办法呢？在战争过程中，许多统治兵国灭身死，幸而不死，也下降为平民。于是由“万国”而“八百诸侯”，由“八百诸侯”而“七雄”，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这样统治兵已只剩一个。这就是帝王。等到既不能文，又不能武的第二代帝王出现时，统治兵便可以说是退入历史舞台的幕后去了。

统治兵包括三要素：文、武、王权。“三”者合而为“一”才是统治兵。战国以前这样的统治兵是很多的。换言之：有很多这样的“一”。等到这许多“一”演变为一个“一”后，这个“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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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得不分化为“三”、即帝王、文臣、兵将。帝王掌握统治权或王权，文臣专理民事，兵将专司战争；三种人分工合作，以完成古代一个统治兵的任务。这“三”种之兵与统治兵的性质很不相同，虽然它是由统治兵蜕变出来。它与文臣同只是掌握王权的帝王的工具。这种兵即我所谓工具兵。

工具兵是王权少不了的工具。帝王的金龙宝殿主要建立于这种工具兵的基础之上。汉初南北军，隋唐府兵，明朝卫所兵，以至清代旗兵等，都曾为王权尽了这功能。等到这类兵及其兵制受时间腐蚀，或其他原因，失去了强大的战斗力，则王权也随之进入风烛残年的景况，至于完全坍毁。所以从这方面设想，工具兵应当常受帝王的重视与恩典，当王权受强敌威胁时更应如此。事实上如战国列王重视“耕战之士”其余皆属“五蠹”，刘邦为了制服楚霸王，不惜对韩信斋戒沐浴，设坛拜将；刘备愿与关张结为兄弟，并于风雪中三顾茅庐，聘请诸葛亮为军师；现政权掌握者当内忧外患之际大叫“军人第一”的口号，犒赏、劳军与颁勋章一类花样惮烦扮演；都无非是重视工具兵的表示。不过这只是工具兵的幸运一方面而已。它的悲惨那方面的情形是更加显著的，留待下文申论。

127 帝王的矛盾

独占王权的帝王，除了长生不老，可以要怎样便怎样，不要怎样便不怎样。无论德儒叔本华所谓人生的求生意志，尼采所谓求胜意志，王权都能给予充分的满足。王权万能，占有者要千方百计保卫它，否则也要千方百计夺取它。基于这个理由，如何维护并巩固

王权是每个帝王心里的唯一大事或第一原则。帝王的一切言行大都受这一原则的支配。所谓“为民为国”全都是谎语。这原则是本

节讨论的大前提。

基于上述帝王行为的第一原则，工具兵为帝王所器重是可能的事实，如上文所述。但这同一原则也很可能使工具兵遭遇悲惨的命运。因为一般工具兵与帝王是分开的生物个体。中间没有神经联系，各自祸福与命运并不是同一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工具兵在名分上分不到一杯羹。他们甚至是“君欲臣死，不得不死”的。因此，他们并不一定死心塌地为帝王作工具，甚至于常反过来变为对于王权的一大威胁。大司马王莽有机会“受禅”，何曾愿为年幼的平帝摄政？大将军赵匡胤有机会“陈桥兵变”，又何曾顾虑寡妇孤儿的福命？工具兵遭受帝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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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残害，原因在此。世上可爱的人也常是可恨的人，帝王眼底的工具兵就是一例。

威胁王权的力量有武臣，有文臣，甚至于全天下的人民。不过其中以武臣或即工具兵为最。兵的威胁大到可以使帝王不能一日高枕而至少宋太祖是如此。鲁迅所谓“一首诗唱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虽然语出滑稽却含无限真理。王权是力，只有用力才能把它打倒。所以从独占王权的帝王设想，最好是在天下大统一之后，使变为一个无兵的世界。除了他自己，再没有第二个兵，连自己的工具兵也没有一个，以满足他的“安全感”。韩信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确道破了帝王这一方面的思想。秦始皇“收天下兵，集之咸阳，铸金人十二，重各千斤”；汉高祖与明太祖大杀功臣；宋太祖干得比较聪明，很轻易地于杯酒之间就把其他大将的兵柄取消了；便是这类思想的铁证。

不幸无兵的世界只是帝王的一种空想，帝王不可能，也不愿意，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因为王权本身就建立在无敌于天下的兵力之上。帝王虽或是一个大兵，却还是人，生理上并没有什么特殊超越的地方，可以之制服天下人民，俯首称臣。在一般人随时可以揭竿而起的时代，他又不能独占特殊武器，以一敌万。楚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当其士兵闻箫逃散之后，也被迫不得不乌江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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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其他帝王在这一方面还不能和楚霸王相比！即使天下没有内乱，一条万里长城也抵挡不了“胡儿”。平时要有工具兵戍边，战时更要有工具兵平边。所以尽管帝王惧怕工具兵对于王权的夺取，不希望有兵，而事实上却除非他没有王权，或不希望保持这种王权，便不可一日无兵，甚至于不可一日无坚兵锐旅。所谓“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备”，这是帝王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

而且事实上兵又是消弭得了的吗？用飞机、炸弹、坦克车、大炮、原子弹等新式武器还没有被使用的时代，物物随时是可用之武器，因之人人随时是可战之兵将。犯上作乱虽是“禁忌”，但过了一定极限，这“禁忌”并不能彻底消灭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之徒。除非帝王把全国人民杀尽，无论当亭长的刘邦，屠狗的樊哙，贩布的徐寿辉，务农的徐达，做和尚的朱元璋，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否则兵是消弭不了的。但如此称孤道寡的局面，将使王权失却意义。或者王权本身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被软禁了的兵

兵不能不备，也不能使之没有，却可被软禁起来。这是帝王为免除矛盾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办法。所谓软禁的第一步骤是文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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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第二步骤是重文轻武。

职能分化原是社会演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文武分家即其一端。不过帝王更在文武分化的过程中起了加速作用。因为最能威胁并夺取王权的是文武合一的人才，这种人兼备智多星吴用与花和尚鲁智深两种本领于一身，天下没有难事干不起来。王权理当属于这种人。帝王在其第一原则之下，虽不能消灭所有的人，至少也要设法消灭这种文武合一的人才。少一个韩信，必然对于刘家王权多一份安全感。如果武人只有勇无谋，武人除了打仗，什么都不知道，文人则生得非常单瘦，手无缚鸡之力，便都不易干起大事来。人为自利计，既不易与权力作对，便幡然向权力贴伏，至少图谋推翻王权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这局面是帝王愿意有的，愿意的他就要使之出现。

由于文人只会吟风弄月，胆小如鼠，较“一介武夫”更摇动不了王权，所谓“秀子造反，三年不成”，故帝王进一步重文轻武。“楚王好细腰，宫中有饿殍”。只要帝王多选举几次“孝廉”，科考几次“明经”，把考选录取的文人予以官禄，这软禁天下兵的陷阱就算设置妥当了。历代盛世文官重于武官，同品文武二员，文员地位总是高些，更是帝王是有意为这陷阱筑好的铜墙铁壁。一般人在此情况下，自甘黄卷青灯，把毕生精力消磨在纸笔墨砚间。即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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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也要考一个文秀才，以光耀门庭。于是文风蔚起。

文风蔚起的反面就是一般人不愿当兵，也不愿习武。因为当兵习武是比较下贱的路子，遭人瞧不起。它的出身也不如学文来得大。并且习武当兵，多少带有生命危险，“古来争战几人回”？退一步说，一般安土重迁的人民，要他们在交通不便的情形下，子别爷娘夫别妻，千里迢迢去从军，即使不身为俘虏或骨暴沙砾，心上已够受离乡背井的痛苦。冒危险，受苦痛的事情，除非有特殊代价或诱惑，人是不愿意干的，而竞被认为卑贱，反不如坐在安乐的家里吟一首诗来得高贵，是好男儿，谁愿当兵？“好男不当兵”，是帝王重文轻武的锦囊妙计。

由于王权与兵的不可分割性，上述帝王锦囊妙计的成功只是一方面的。就另一方面说，这“计”可并不太“妙”。

传统社会稍有权势和财产的人都不愿当兵。平民迫不得已从军时，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恨的是拦不住。既去，“偷将大石捶折臂”的，又岂止“新丰折臂翁”一人？皇家事既不干己，更加上“好男不当兵”的风气从中作祟，征兵制的命运必然要被募兵制所替代，而所募集的兵丁不是“好男”，原是可想而知的。贫苦人民在走投无路时，才出此最后一策。目的还不在当兵；而是在“吃粮”。这种兵当人口压力甚大，生计维艰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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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还不感缺乏。否则连“室中更无人”的“老妪”也被捉去“备晨炊”；或“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或“发奴为兵”；或借用胡人充当兵卒；以期足供使用。这种兵与战国以前的统治兵比较，品质差劣太多。这使帝王金龙宝殿犹如建立在沙漠上。

假如历代没有强大的外族侵扰，这种品质卑下，战斗力薄弱，被王权软禁了的工具兵，或可勉强供帝王使用。用以镇压文弱的老百姓，还是绰有余裕。不过用以抵挡尚武精神的“胡儿”，则有如以卵投石。历史上汉高帝困厄于白登，吕后受辱于单于，宋徽钦二帝被金兵北掳，高宗偏安江左，至少一部分原因在此。王权自搬石头砸了脚，当内忧外患紧急时，痛得格外厉害。自种苦果自己吃，怨不得天，也尤不得人。

新足球赛

王权好比是兵的足球。传统社会里，这被踢足球也曾改变踢球者的品质与地位。统治兵与工具兵品质的优劣，地位的高低，相差如此悬殊，其主要决定力在于王权性质的不同。现在又面临一个新足球赛的高峰。它和传统社会足赛的差别，要从下列因素的分析去了解。由于现代科学进步，新武器使用，权力占有者可以设法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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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式武器；以一敌万，臣服天下人民。这比秦始皇收天下兵的效果要好得多。秦始皇收天下兵后，人民依然可以揭竿而起，而在新武器被独占的情况之下，单凭木棒与竹竿起事，却等于送肉上砧板。科学对于新统治者的恩赐是显而易见的。

当前列强竞争的局面与中国以前战国情形有点近似。秦汉以后只有匈奴、突厥、五胡等蛮族的侵扰，不足与今日列强相比拟。在现在局面下，由痞徒、流氓、囚犯、奴隶等所组成的工具兵队伍，绝对不堪使用。连一个日本也不曾招架得了。时势逼着新统治者不得不提倡尚武精神，以“好男要当兵”替代“好男不当兵”。否则新武器不得充分善用，士气不可能提高，将无以自存于今日。而人人尚武的局面又不能满足新统治者的“安全感”。

科学固然带给新统治者以独占的武器，但也诞生了“人民世纪”及其思想，这是当前统治权力发生动摇的主要根源。因为新统治者不能躬亲驾驶所有武器，仍需要头脑灵敏，知识丰富的工具兵的忠忱。而这类工具兵在“人民世纪”的今日，不可能不感受一些“人民思想”的刺激。他们的辨别能力与是非之心不容允一味忠忱，盲目开枪。假如师出无名，则士气不可能提高，甚至宁愿把机关枪向天射击，把炸弹投掷在崖山上。本来可以独占的新式武器，由于这漏洞的存在，效用并不能如所期望的大。有时甚至全师或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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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的新式武器，转眼间变成了对方的装备。

上述三因素对于今日新足球赛的表演都起着很大的作用。独占科学武器对于新统治者无疑是正作用。列强竞争及其所引起的人人尚武的局面，与人民思想的广布，则均是于新统治者不利的。三者正负作用相抵的结果，将是这次足球赛的胜负。这胜负自然还是取决于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