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绅权
胡庆钧
权力分配的不平均，在人类社会中早已存在，有的人获得了控制别人的权力，有的人却得受人家控制。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成为领导人物的绅士就获得了一种权力，这便是我们所了解的绅权。近些时日来，对于绅权的讨论已经发生了两派极端的意见，一派认为绅权是代表着地方人民说话的，它便是中国历史上的代议制，一派认为绅权是皇权的延长，绅士与官僚站在同样的地位剥削人民。我们现在不管这两种说法谁是谁非，让我们从云南农村的实地调查与观察里，去了解绅权的性质。
地方威权
绅权是一种地方威权，所谓地方威权是对于一个地方社区人民
150
的领导权力，这社区好比一个县或一个村落，能够领导一个县的我们可以叫做县绅，领导一乡或一个村落的可以叫做乡绅。绅权是有区域性的，区域性的意义是指出绅士的领导地位有一定范围的界限，虽然范围是有大有小的。一个绅士离开了他所在的社区，不会对别人的生活发生影响，便无从发生控制别人的权力。
地方威权的另一个意义，是绅权就代表地方上的一种长老权力，在一个以地缘为基础的复姓村落，它是村长权力。若是一个血缘结合的同姓社区，它是族长权力。无论是村长或族长，成为长老的意义是他对于地方的风俗习惯负有指导的责任。好比云南的呈贡的河村与安村，自从保甲制度推行后，虽然领头绅士已经不再保有村长或乡长的名义，可是他们的地位仍旧继承原来长老的部分。在传统的秩序下，特别是在社会文化还没有发生激烈变迁的时候，老一辈人的经验获得应有的尊重，年轻的人都得接受老辈所遗留下来的规律。规律的遵守就有赖于长老的教化。这教化的工作，每个家庭的家长负着很重要的一部分，好比吃饭穿衣和会客的规矩礼节等。社区里面有一套共同的规律，教化是以共同的规律做指针的。然而各家人所习的容许要发生歧异，如果歧异只是一些无关宏旨的技术事项，大家还不必去管它，若是歧异影响了伦理的生活，长老权力就得出来运用了。好比奸淫是不容许发生的，如果谁违犯
151
了不必诉诸法律制裁，长老根据当地的传统可以定出惩罚的规则，河村与安村的领头绅士都曾经处理过这一类的案件。特别是近代西洋文化没有输入以前，这一种传统规律是非常严格的，据安村的赵老爷告诉我：在前清乾隆年间，绅士郎老爷在世时，村中的妇女是不敢打伞过街的，若是有谁违犯了，给郎老爷发现，他就把这个妇女的家长叫了来，当面指斥，这就是长老权力的具体表现。
赵老爷是卸任的本村领头绅士。他带着感伤的色彩，显然在慨叹近些年来的“世风不古”！由于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和传统农业社会的伦理标准发生了性质上的冲突，河安二村都有不少的青年子弟，他们离开了本社区去接受了一些新式的教育，带着些新的观点回到本村来。他们反对传统，主张改革，在这种情形下，长老权力显然已经在逐渐发生动摇。长老即使要坚持传统，不愿向青
学习，可是他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仍然板起教诲别人的面孔。对于家庭生活的调协，伦常关系的维持，领头绅士就感到力不从心的痛苦，好比安村的领头绅士陈老爷，虽然是呈贡县一位著名县绅，连他自己的几个儿子都管不住，大儿子好赌，做老子的只好装做不知道。一个媳妇的丈夫去从军，有天得罪了公公，被气狠的公公打了两拳，这位媳妇哭哭啼啼地向陈老爷来投诉，竞使他不知如何处理这件案子！
152
绅权的产生
长老权力的产生是根据传统的，所谓传统是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里面传留下来的东西，它是从社会继替的过程里面发展出来，权力是依靠身份获得的。在不变的秩序下，传统的权力不易遭受别人的反对，人们可以乐于接受它的控制，绅权的大部分是根据于这一来源。
可是为什么绅士能获得这一种权力？什么人可以当绅士？绅士如何是长老，长老的资格是否根据年龄与经验来计算的呢？我们知道：在初民部落里面的长老权力，年龄与经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可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的绅士，它的意义就显得更为复杂。
在河村与安村，领头绅士并不见得是本村最年长的人，他们都还不过四五十岁左右，两个村落里七八十岁的老头子都还有好几位，很明显的年龄与经验并不是完全决定的因素。两个领头绅士的地位与能力虽不尽相同，他们却具备了相同的条件，这就是曾经受过相当的教育，具备着相同的经济基础—田产和房屋。
绅士的经济基础只有从他与地主的结合才能了解的，大多数绅士便是地主。土地、世袭财产与权力已经长时期的交织在控制严密
153
的结构中间，土地所有权带来了对于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的控制，地主是从控制佃农着手的。绅权的一部分显然是建立在这经济的锁钥上。“钱能通神！”“有钱可使鬼推磨！”这类的词句都描写经济本身具备有役使人的权力。
可是更重要的还在教育，教育就是知识的传授。在传统社会里，教育的性质和现代社会很不相同。教育或者知识的传授是以文字作工具的。现代社会里面的文字是用来传达意见，或者解释和分析一件科学的事实，教育的普及使文字不再成为一件稀罕的东西，它本身也不再具备有神秘的魔力。可是在传统社会里，只有少数绅土地主稳拿着地租，他们的弟子就获得了充分受教育的机会。大多数农民的子弟没有这种福分，文字知识几乎变成了绅士的独占品。对于一个大字也不识的农民，文字是具有神秘性的。“敬惜字纸，功德无量！”对于文字的敬重就附会在这种神秘性上面。文字是教条，绅士的话成为金科玉律，权力也从这种神秘性里面出来。
因此我们看出：独占了文字知识的绅士在任何场面下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能力也从这里面训练出来。因为只有绅士才知书识礼，懂得地方上的一切规矩。在河村与安村，我就深切地感觉到绅士的势力。一个农民从生到死，都得与绅士发生关系。这就是在满月酒、结婚酒以及丧事酒中，都得有绅士从场，他们指挥着仪式
154
的进行，要如此才不致发生失礼和错乱。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坐着首席，还得接受主人家的特殊款待。这样的绅士也便是本村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性就使得他在地方上获得了领导权力，领导权力不仅是传统伦理风俗的指导，而且进入到地方公务的处理上面。一个
村落社区生活的意义就表明各家人不可能只关着门管自家的事，修
桥补路就得与别家合作，公共事务总得要发生的。公共事务可以包括两部分：一是地方自治的公务，一是上级政府委托的公务。
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绅权不是从现代民权的概念所能解释的。他不是基于社区人民的同意信托，经过自由的推选。一个绅士的为好为歹，作正作劣，完全根据个人的修养与训练，而不受社区人民或者团体的约束。一般关于同意权力的看法，就是基于互相契约，从合作的过程里面产生的权力，在村落社区里面虽可找到踪迹。但是这种同意权力只存在于绅士与绅士，或者农民与农民之间，分化后的社会阶层之间是不可能产生同意权力的，绅权便是指对农民的控制而言。因此我们用不着追寻绅权的基础，而只需要了解绅权的实际运用，也就是分析绅士所做工作的性质。
经济利益
一切权力的运用都有一定的实际目的，这就是经济利益的获
155
得。我们要了解绅士所做的工作，就只需要知道绅权究竟保护了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利益。面对着政府权力，他是否真的以所在的社区为基础，保障了地方的利益。
现在我们先说地方利益，基于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地方利益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绅士地主的利益，一是农民的利益，农民的范围又可以包括各级的农工、佃农、自耕农等。在本质上，基于租佃关系，绅士地主利益与佃农利益是冲突的。这冲突至少可以归结到绅士的既得利益不容许别人染指，因此任何有损于既得利益，以改善农民生活的措施，必定要遭受绅士地主的反对。相反地，绅士地主只在如何设法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以免本身及其子孙沦于小农衣食不足的困厄惨境。绅士与农民的基本冲突的存在，也就是“耕者有其田”迟迟不能实行的根本原因。
农民利益与绅士利益虽是一个冲突的局面，传统社会秩序的安定却只在求得农民与绅士关系的和谐，和谐的获得却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在传统农业社会里面，农民的要求并没有太高的调子，他们并不要求获得绅士地主的既得利益。一个绅士，他领导推行地方的自治公务，只要他不利用特权，侵夺公产，而真能用之于公，做些有益地方的工作，他就可以获得公正绅士的美名，得到农民的赞仰与拥护。
156
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一个绅士所领导的地方武力，也可以尽保土卫乡的功用。太平天国战争的时候，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还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只要他真能够顾到本社区的利益，他就可以获得农民的拥护，这种例子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还不占少数。少数特殊的例子，为了宗教的虔诚，或者爱人的狂热，一个绅士地主毁家纾难，或者捐资兴学，修桥补路，大做功德，他的言行就成为地方社区各级人民的共同楷模。
然而，无论是平时或者战时的工作，一个绅士地主若只注意稳固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就与全社区的农民站在冲突的地位，这样的绅士攫握了地方的威权，他可以不必考虑农民的利益，而只顾及个人或者绅士阶层的利益，这种事例在过去曾数见不鲜，也就是今天充斥在农村里面的劣绅。
政府权力的加入
若使绅士只考虑到个人或者绅士阶层的利益，绅权的剥削性质是很明显的，劣绅的腕下所表现的是孤行权力，很显然的他会要遭到全社区农民的唾骂与反对。于是绅士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与政府官吏勾结，得到政府权力的支持。
157
在另一方面，当政府官吏要控制一个地区时，他第一得拉拢的便是绅士，因为绅士是地方上的代表人物。
政府权力的控制也有他的实际利益。与地方利益相对，这便是政府的利益。政府利益的获得向来是建立在对地方人民的压榨上，好比夫役的征派与租税的征收，它是跟着武力而来的，这是一种强暴权力。
如果政府权力的兵威不及，它不能达到县级以下的村落，也就不能实际控制基层社区。为了地方的利益，绅士还可以发挥反对的力量，对于政府委托的某种公务可以不加理睬，或者对于政府的差人施以苛暴。在今天的云南许多边地社区，强大的汉族绅士地主还有一部分保持着政令自行的方式。即使云南的中心地区玉溪，民国初年，一个县府差人还不敢单独下乡承办公事，至少得结合三人以上，携带武器，否则随时有丧失性命的危险。充其所极，这种地方威权或者土霸权力可以发展到政令自行的方式，他们就是政府或统治者，可以私征厘卡，购置军械，私订刑律，反抗政府的干涉，不受官家法律的制裁，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这种例子。
然而，即使在政府功令所及的范围之内，政府权力还没有透到基层，在上级政府委托的公务中，或者是地方社区人民向政府有所吁请时，绅士还可以表示他的倔强力量，保护地方利益。清乾隆年
158
间安村就有这么样一件故事：当时安村的领头绅士姓郎，是一个秀才，也是本村最大的地主，有一年村中发生水灾，房屋被淹倒塌的很多，郎向县官报灾，县官亲自坐着八人大轿下乡来勘查。勘查的结果认为灾情不严重，这就触怒了郎绅士。他说县官如此糊涂，着人把县官的坐轿打坏。县官在这阵难堪之下，只好溜出安村。后来呈报上去，省城派大员下乡来调查，郎率领全村人在离村三里处迎接，执礼非常恭谨，大员也就不再追究这件打轿子的事。
可是，当政府权力的压力加重，这种打轿子的事是不敢轻于尝试的，谁冒犯了也许还有砍头的危险。在这种情势下，绅权就得逐渐萎缩，公开反抗是不敢了，要保护地方利益，也只有用口头的请求或者书信往来的方式，以求得政府官吏的谅解，减轻对地方的压榨。在这里，绅士已经与政府官吏结合，他所具备的写信或者口头恳求的资格，与其说是根据他在本社区的领导地位，不如说是根据他与其他政府官吏的关系。一个县官并不怕得罪绅士，怕得罪的是支持在绅士后面的强有力的政府官吏。
官绅的结合表现在最有权力的绅士往往是退休的政府官吏一点上，因为只有他才可以结交许多在任的政府官吏。安村的马军门退隐归来，就曾经有过一件非常人所能的回护地方利益的故事。光绪十二年，云南的督抚衙门为了重办土地陈报，以作田赋征收的张
159
本，派了清丈员分赴各乡去作实地测量。这批清丈员到了安村，工作做得非常仔细，一寸一土都得计较。当时马军门退休归来，村人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很不高兴起来，把清丈员唤了来，粗着嗓子说：“你们要好好丈量，要不然的话，我要扎了你们的猪脚！”
几位清丈员都惧怕马军门的威势，也明白他说这几句话的用意，于是丈量工作就马虎了事。因为这几句话，安村的粮谷并没有征到实额，每年只有八十多石谷子，到民国二十一年云南省财政厅再度举办清丈，征谷增加到一倍以上。
谁也明白，这个场面里所表演的绅权，是依附了政府权力的。马军门虽然退休，可是他仍有政治上的潜势力，这样他才敢于以上级官吏的口吻来对付这几个清丈员，清丈员也得服从他的指示。
在这里，也就到了政府利益与地方利益的交点，马军门虽然保障了地方利益，可是官绅的结合，地方利益就逐渐要被政府利益所压倒。当政府权力继续往下面伸张，也就是保甲制度推行的今日，这种情形就更见明显，绅权只有逐渐减弱，甚至于整个投附于政府权力之下，绅士与官吏勾结。
在这种勾结的局面之下，统治者只有一个，绅士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尽管他现在还可以讨价还价，可是躺在统治者的怀里，也只有撒娇作态的份儿。政府权力的向下伸张是有某种目的的，这便是
160
榨取地方利益，可是他得通过绅士，于是在政府官吏与绅士的私下往来间，绅士利益与农民利益分开了，绅士利益得到尊重，政府的征派也可以不付，抽丁也抽不到绅士的子弟，从而转嫁到农民身上。
说绅权是政府权力或者皇权的延长，我想应当从这里面去了解，这是指属于政府权力的一部分。
不仅是政府权力的往下伸张，近些年来，由于时势的推移，传统伦理风俗的不易维持，长老权力的逐渐丧失也加强了绅权的依附性。在这社会改组的过程里，绅权只有依附着政府权力才能存在。
于是，一个传统的比较正直的绅士，他明白自己已成为这个时代的落伍分子，在政治上又遭受了前所未闻的压迫，若是他真能以社区人民的利益为重，为了不愿意得罪农民，或者基于慈善的心肠，他就宁愿洁身引退，不再过问地方的公务。即使有一天他被派着了差事，在贪官污吏横行的今日，得到了农民的拥护，就得不到政府官吏的支持。他不曾有实际的权力，也就不能忠实地执行自己的职务，结果也只有洁身引退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是与政府官吏勾结的劣绅。
一个劣绅，毫无疑问，他是地方人民攻击和怨恨的对象，他的权力不是建筑在人民自动的拥护上，而是依附在统治者的指挥刀底
161
下的，也就是强暴权力的具体表现。这种人主持了地方的公务，也就只知顾及绅土或者个人的利益，好比对于上级政府的征派，他们不但不能代表地方，吁请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巧立名目，滥收征粮，以求中饱，或者拒缴自己所应付的部分，转嫁在别人的身上。对于地方自治的公务，他们也可以想尽方法，侵吞公款，为所欲为！今天河村与安村的领头绅士，都是这一流人物！
劣绅继承了历史传统里最污秽的一面，官绅的勾结虽则使政府权力严密控制着基层社区的农民，阻碍着民权的发展，可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逼上梁山，造成集体农民的武装叛变。从农村到市镇，从市镇到都会，今日何处不演着这种官绅勾结压榨小民的例子！劣绅变成了腐化政治机构身上的一个毒瘤，如何能够割治这个瘤，这是今天中国政治上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