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权的继替
史靖
由费孝通先生的“双轨政治”所引起的讨论，不久前曾极其热烈。其中关于绅权的部分，更引起讨论战，大致上一种意见是认为绅权完全要不得，一种意见则认为在缺乏民权的中国，绅权在地方自治上多少有一点功用。本文的目的不在讨论这些，只在指出一个事实，不管我们怎样去估价或希望绅权怎样，而绅权是在日渐衰微了。这在民权抬头的地方绅权固必然要趋于消灭，即在民权依然脆弱的地方由于豪门集权加强的外在因素和绅权继替常轨中断的内在因素双重影响下，也不得不宣告没落了。关于前者费先生曾详论之，此文仅就后者稍叙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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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替的常轨
农业社会阶层流动的艰难，造成了社区的稳定，在稳定的社区中，一切依照既存的传统秩序生活，很少有什么变动，在一般的地方控制传统和秩序的人始终不出各该地方现存绅士族姓的范围，在正常情形之下，大都数脉相承直到今天还看不出有什么变动的迹象。作为绅士的人除了纯粹依据家人戚族权势者外，大都是在外面做过一些时候的事情，约莫在不惑或知命之年回到家乡，收拾田园结束宦游，承担起他们父祖们创造的或世袭的遗业。
向上推去，他们的父祖也大都是在相近的年龄自外归乡或者把在外经营的收获带到故乡作扩大产业的资本，或者利用在外的声誉官位维持既得的利益，在这一定的地区之内充分地发挥他们剩余的生命的效用，一直至于衰老死亡，而在正常的状况之下，当他们衰老死亡之时必然有子孙继承其地位，使家族之光不致随己身之逝而泯灭。基于这个不可免的生命的循环，便必然要自觉的或不自觉地确定一个轨道来完成两代之间的继替，这个轨道如何安排，我们从一般乡间既存的事实中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一）按照一般绅士们过去的家规，家里都经常请有东席，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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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孩子就开始发蒙，从三字经读到四书五经都已熟悉，应付考试的格式文章也已熟练，大约已快近弱冠。就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都得结婚，然后去功名场中竞赛，胜利的自然是按部就班的青云直上，失败的也多半要在外面奔走若干时候。在过去读书的人不多，考试的制度对应试者似留有一个巧合的比例，虽然是一种淘汰的形式，但由于人数有节制规规矩矩念书的今年不取明年或后年总可考取，这一届下届或再下届总有机会考取。自然愈向上的考试时间距离愈长名额限制愈严考取也就愈难，不过普通只要能考过秀才在家乡也就够有面子，如果他不能取得更高的功名，他也得到外面去做点事情，做幕僚，做有地位的人家的东席，尽可能地去得个一官半职，转瞬之间大约就该到不惑或知命之年，在这个年纪除非已作了大官不便立时退休外，通常都得迅速返家，因为这时候应该是他们下辈开始出头向上考升的时候，也是他们上辈快近衰老死亡的时候。他们的归来一方面是逐渐接替上代人的地位和声誉，建立自己的地位和声誉，并从上代人的指示中去熟悉社区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指引下辈人上进的机宜，假定这种情况是全国性的话，他们的引退正是对于职业机会均等有效的实行，自己回家保产让另一代的人有爬升的机会。这就是一条轨道，所以一般乡间的绅士都是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仿效他们的父祖一齐回到故乡，继承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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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算一下三代的成长，必需有六七十年的时候才能有效地配合，不能做这种长时间的有效配合的人家，他们的结果是没落破败。不能作这种有效配合的大约有三种情形：1．上一代人早死，自己的功名地位皆未确定，向外发展吧，家乡无人照顾；留在家乡吧，自己的威望不够，社区情形不熟，在社区人心中声势实不免降落。2．自己突然天逝，使老少两代来不及衔接，当上一代人一旦逝去，孤儿寡妇正是乡里欺凌的对象，尽管以后下代可以挣扎起来既得的权势则必须中落。3．自己和上代人已做到有效的配合，却缺少下一代的接替。前两种情形除了挣扎和补教而外唯诉诸天命，后一种情形则必然要造成权势以致香烟的中断。因此情形最为严重也就最需要作有效的补救和防治。补救和防治之道一是早婚鼓励生育，一是纳妾过继。然而补教和防治的结果，固然有的时候可以继续香烟和权势，但伴随而来的却是另一些不幸的后果。我们曾经说过社区中阶层的流动艰难，上升固不易，下降的情形也少有。所有的下降的人家除了有因子弟堕落破败者外，主要的则是上述的两个原因，第一是生命成长的常轨失去有效的配合，第二是由于鼓励生育造成人口的过剩，纳妾过继酿成家族之内的许多纠纷，纠纷固足以削减自己的声誉地位，人口的过剩尤为衰落的要因。
中国习惯上都认为世家不过三代或五代多半衰微，而兴人事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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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之感慨，其实这其中实有必然的原因存在。正如农夫希望增加劳力而愿意增殖人口，一旦人口增加生产品并不增加遂更沦于贫困一样。绅士之家为了继替有人香烟茂盛而鼓励生育，生育既多，增产有限，在中国弟兄平均继承遗产的原则之下，两代之后子孙渐繁，
原来万贯之家几经分割，各别所得自然越分越少，拥有的家产愈少也就是表示其权势愈小，这因为在构成绅士的若干必备的条件之中财产是最基本而先决的条件。许多富绅巨室是这样分散的，至于乡中另一些寒微的小地主也都由于上述各个原因所造成（这都是就正常的情况而言，至于人事的变幻天灾的袭击和兵祸匪祸等意外因素更毋庸赘述了）。
这就是绅士继替之常轨，和几种破败没落的可能情形，这些情形和常轨很久以来一直存在于社区之中，循环演递。但时代变迁，西洋文化的急達输入，已促使中国社会不能不有所改变，在中国社会改变的过程中关于绅士的破数没落原因虽然还在，那继替的常轨却发生了阻障，不能再如往昔作有效的配合，因此在绅士的自身产生了一种无以为继的苦衷，其结果对于个别的绅士来说在才能的选择上有了显著的降低，对于整个阶层来说配合上近代豪门集权的强势乃更加速了衰微的命运。
究竟中国有了什么改变影响了绅士的继替呢？这是我们在下208
节中所要讨论的。 二、城乡关系的脱节
在近代显著的社会变迁尚未明朗之前，传统为绅士世家的子弟安排好了稳固的道路，只要不自暴自弃按部就班地走去，就一定可以长期保持既得的权势，学而优则仕固然可以立于庙堂之上，学而不优仍旧可以回到故乡控制基层的权力，二者巧妙地运用使中央和地方都能受同一阶层的支配。自从千年不变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之后，新的制度自西方搬来，学校教育代替了科举教育。虽然这个改变并没有妨害既得阶层的优势，但这个改变却有了如下重要的表现：
（一）把从前分散在城乡村镇的教学方式改变成集中于城市，特别是集中于大都会的学校。
（二）把过去的八股经义一类的教学科目改变为近代学校中的许多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学程。
（三）这些新的学程都是近代西洋工业社会的产物，却被移植在仍然停留在农业（而且是落后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中国，在缺乏有计划的全盘改造适应之前，无疑地要和中国实际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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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节。
在改变之初一切都不显著，这些情形的严重性自不易为人重视，昔年把持着科举阶梯的阶层，尽管仍不免对旧制度有依恋，却也很快的转向于新制度的占有，因此一批批绅士世家的子弟遂纷纷进入新式学校。学校是近代仅有的传授知识的机关，只有有能力进得起学校的人才能得到知识，学校和昔年分散教育方式比较起来，似乎更有利于绅士这一阶层。因为学校既非任何人都可设立，进学校的限制也就很多，特别是在学校制度初创之时，学校数目太少，想进学校实非易事。物以稀为贵，最先取得学校资格的人自然可以优先得到许多权利，就在这种情形之下，旧日的绅士阶层遂大多得以维持和扩展原有的权势地位。不过时间愈向后推移，前举的改变也就愈益明朗而显著，浸假而至发生一种有趣的矛盾—原来所以利于绅士阶层者终于成为腐蚀绅士阶层的重要原因之一。试简单地加以说明：
第一，城市与乡村自然一向就有差异，但在早年无论城乡既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之上，所以仅有的一些差异也只限于程度。近代社会变迁之后，通都大邑完全接受了西洋文明的洗礼，工业设施西方习俗日渐传人，影响所及遂使城乡之间由程度之差变为性质的不同（从而造成了近几十年来城乡的脱节和对立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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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进一步地更变成仇恨和斗争了）。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既大多设立于通都大邑，乃使分散于各地的求学青年逐渐集中于少数都会。都市与农村的习俗不尽相同，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必要受到都市习俗的熏染终至不能与农村的习俗谐调；畸形发展的近代都市其物质设备又特别富于诱惑，比起农村中的简陋单调自然使人留恋都市，而不肯回到农村，这不仅绅士的子弟如此，连那些辛苦挣起来的农家子弟一旦走进新式教育的领域，也往往要尽量留在都市不愿回乡。这在开始固无妨于绅士之权势，久之则不免要破坏绅士继替常轨的有效配合。
第二，过去教学的主要内容如诗书五经八股帖式等等全国一律，并无什么城乡的分别，这些科目虽和农业生产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分散于各个地方，因此单从教学内容上不足以造成城乡地域上的脱节，所学的都是为了应付考试，无论考取与否，落叶归根，他终必回到他原来出身的地方，在当时不仅是应当如此的，也是事实上可能的。学校制度代兴后，都市生活即造成了上述的现象，教学内容的改变又造成了另一个事实上的困难。那就是中国社会实际的情况还停留在农业生产的阶段上，而学校里所灌输的大部分都是适应工业文明的观念意识和技术，一个自农村进入都市的青年经过这种长期的教育，自觉的或不自觉的都会受到很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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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育和影响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工作自然是必需的，不过由于缺乏全盘的计划，教育虽然赶上了时代，别的部门却依然落后。教育固然可以发生一些启蒙领导的作用，而大部分的时候终不得不受其他部门的拖累或停滞不进或和其他部门脱节。无论如何这种教育的所得除了能在都市中稍有所用外，在少数都市以外的地方是无法施展其本领的。这种情形更随着教育程度而显著，教育程度愈高的愈集中于大都市，再等差的分散于省城县城和镇集。这种人才分布不平均的现象将造成多少不良的后果此地不想多加讨论，但这种不平均的现象却促使绅士继替的常轨发生阻障。在现状下只有绅士以上的阶层有能力培护子女享受新式的及高等的教育，绅士们的子弟既一批批地送了出去，却很少能够回来，这在及身之年尚不致感到不便，到了要衰老死亡的时候就会感到原来所引为炫耀者已成为继替中断的主要原因。
第三，学而优则仕的心理虽至今日仍深印中国人心，这自然是因为做官有特殊的好处而这种好处现今依然存在才使人产生这种心理。学而优则仕的正途在过去由科举考试作有计划地控制，虽然时间久了也逐渐有了官吏候补者过剩的现象，但严重的程度既不如今日之显著，而且还有生命自然的调节去配合绅士继替的常轨，所以得意的人都跻于庙堂之上，不得意的或退休的人则回到出生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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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近代的新式学校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作风自然符合工业社会的要求，对于知识分子的训练是大规模的生产，官吏候补者大大增加，而职业的机会反而相对地减少，过剩的现象既然严重，竞争的情况也就激烈。因为职业的机会多限于都市，便更要集中在都市才能取得职业的可能。
第四，既基于以上的原因不肯回到乡间去，他们和乡间的距离
也就愈远愈显得生疏，对于乡间的情况也就愈不熟悉，而在形式上
表现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极不易于谐调。一旦当他们在都市里一再碰壁而兴归去之念，立刻会发现另一个壁垒也在阻挡着他们归去—第一他们不能适应乡村的生活；第二他们不能适应乡村社区中人事的环境；第三当大家都挤向都市的时候，从都市里退避出来不免意味着一种失败被淘汰的遭遇，他在乡里人士的心目中暗地或半公开的要感到自尊心的损害，第四多年教育的结果使一个人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些改变，从都市里带回的生活习惯固然和家乡人格格不入，从新式教育中所吸取的知识思想意识，更要和传统发生冲突。两代之间对于许多问题都有分歧，而自身又充满许多矛盾，这原是社会变迁中必然要发生的时代悲剧，但是如果他不能自己去接受传统的约束便只有再转到都市。于是原来是不肯回去的又弄得不能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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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就事论事，在中国基层社区中民权的力量非常脆弱，把握或治理基层社区的人一向有赖于绅士阶层，绅士的继替常轨既发生了阻障，绅士的本身就不免要有些变化，原来应该继承绅士地位的人都纷纷离去，结果便只好听滥竽者充数，绅士的人选品质自必随之降低，昔日的神圣威望乃日渐动摇。正绅大都年迈力衰，继替无人，社区大小事务无法躬亲指示，宵小遂趁机操纵，开始还顾全一些面子对正绅多少有点顾忌，一旦有更高的权力为之庇护，便为所欲为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了。横行鱼肉的结果必然引致农村的不安，一方面更加强了受新式教育不能回不肯回的因素，一方面是基层行政更每况愈下，在新的理想的社会未建立之前，比起过去绅治的情形也相去很远了。所以我们说这种继替常轨的中断，是绅士阶层式微的重要的内在原因。
这些情形都是可以在各个乡间清清楚楚见出的，试以湖北的一个乡区为例，中年以上的人曾经进过大学的并不太多，他们大都已在社会上稍有地位正在盛年都已在都市里立下了事业的基础，最显著的例子如像某著名地质学家，不仅多年没有归去，根本遗忘了自己的故乡，连母亲的垂危都不足以使他兴一点归念，这是在亲朋中最感为遗憾的事情。还有一位留德的工程师，久经风霜之后，想回去躲避休息借此为地方兴办一点事业，但跟着治安的混乱也无法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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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了。年轻的一代已经在大学毕业的有十五六个，直到三十五年为止还不曾有一个人回去，偶然回去的也多是利用假期当作游历休养的性质，实在想为地方服务的固然没有，地方上需要他们也留不住他们。三十五年夏末秋初，绅士们利用地方上的公产庙产创办了一所中学，仗着绅士们的人事关系，学校很快地就受政府批准立案，四乡聚拢的学生顷刻就有三百五六十人。开办的经费也还充裕，规模也都不错，但是却缺乏师资，结果校长固然可以由绅士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充任，干部则不易聘请。绅士们满以为只要本乡毕业的大学生归来一半阵容就够精彩，结果竟一个也没回去，大都挤在武汉和南京。
这些挤在武汉和南京的人所担任的工作，其中小部分在做公务员，大部分都在武汉做教员，由于都市里人浮于事，好些都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职位，其名义并不一定好，实际得到的待遇也许还没有乡下教书多，只因为这中学是设立在一个小的乡镇上，大家最先提出感想都是嫌乡下没有电灯，看不到当天的报纸，并且因为几年在后方多半住在小城镇，一旦回到大都市是再也不想下乡“受罪”了。
绅士们是很苦恼的，以往他们要仗着子弟在外面的成就来装点自己，但现在他们已到了没落的时候，看看这些刚长大的大学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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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也不会出什么奇迹，便极希望大学毕了业干脆回家来壮壮自己的声势，既创办了一个学校便希望它成为地方上有势力的重心，首先要有年轻精干的干部帮忙才行。而年轻的一代却都另有打算，乡下的发展有限谁都不甘于在乡间工作，在中国正迈向现代化的时候，建立在土地上的权势虚荣已失去诱惑知识青年的力量，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大都有一点目中无人胸怀大志的模样，自不屑于去参与一个小乡中的社区活动。这一点理想很显然的同上一代人的现实性发生冲突，“养子等于无”，许多绅士都有过如此的慨叹。
学校自然不易办好，势力又日渐衰微，绅士们的慨叹是无穷的，主要的原因是时代变了，豪门权势的加紧剥削，和昔年有效配合的继替常轨已宣告中断，绅权因不免要变质和没落，一旦民权伸张，是更势不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