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卷（1760—1762）

《朱莉》虽早已付印，但到1760年年底仍未出版。不过，这本书的消息已在巴黎广泛传开了。卢森堡夫人在宫中谈过它，乌德托夫人在巴黎谈过它，后者还得到我的允许，让圣朗贝尔把手抄本读给波兰国王听；国王十分欣赏。我也读给杜克洛听过，他在科学院向院士们也谈过这本书。全巴黎的人都急于想看到这部小说。圣雅克街上的几家书店和王宫近旁的那家书店，天天都有人川流不息地来打听这本书的消息。最后，它终于出版了。它的成功，非同寻常，没有辜负人们殷切的希望。太子妃是最早读到这本书的人之一，她告诉卢森堡先生说这本小说真使她读得入迷。文学界人士对这本书的看法不甚一致，不过在上流社会却只有一种意见，尤其是上流社会的女士们，无论是对这本书还是对它的作者，都倾倒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只要我愿意，即使是上层社会的女人，几乎没有一个不会被我征服的。在这一点上，我有许多证据，只不过我不想把它们公开出来就是了。这些证据，无须加以调查，就能证明我的论断。说来也很奇怪，这本书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更为成功，尽管法国人，无论男人或女人，在这本书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评说。与我的期望相反，瑞士人对这本书的评价甚糟，而巴黎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却非常之高。难道说友谊、爱情和美德在巴黎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受到人们的赞美吗？未见得。不过，巴黎人确有一种细腻的想象力，使人的心向往友谊、爱情和美德的形象，使我们喜爱我们没有而别人有的纯洁的、温馨的和真诚的感情。今天，到处都已腐败成风，良风美俗在欧洲已荡然无存；如果说迄今还有某些人热爱善良的风俗的话，这种人只有在巴黎才能找到了。(1)

必须透过许许多多偏见和虚假的激情，并善于分析人心，才能辨别真正自然的感情。我在这里斗胆直言：必须具有只有受过上流社会的教育才能获得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才能感觉得到洋溢在这部作品中的心灵的美。我敢拿它的第四卷同《克莱芙王妃》(2)相比。我敢断定，如果这两部作品的读者都是外省人的话，他们是永远也领会不到它们的全部价值的，因此这部作品之所以在宫中最受欣赏，就不足为奇了。书中到处都可看到文字生动但意思含蓄的段落。宫中的人对这种写法非常喜欢，因为他们比一般人更有素养，能体会出其中的深意。不过，在这里必须区别一下，有一种人诡计多端，他们的心眼儿虽多，但他们只能看出恶事之恶，而对善事之善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举例来说，如果《朱莉》是在我估计的某个国家(3)出版的话，我认为，而且敢断定：没有一个人能把它从头看到尾的，书一出版就会遭到封杀的。

我把人们就这部书给我写的信，大部分都收集在一个卷宗里，交给拉达雅克夫人保管。如果有朝一日这些信件能公之于世的话，人们将看到许多奇奇怪怪、莫衷一是的评论。看法的分歧表明，我们应当注意的是公众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在这部书中最未觉察到的，并将永远使这部书成为独一无二的作品的，是它的题材的简单和中心思想的连贯，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三个人物身上，贯穿六卷，既无题外的插曲，也无浪漫的奇遇，而且，无论在人物或情节方面都没有任何邪恶的描写。狄德罗大肆吹捧理查森(4)的小说中的场面变化多，登场的人物多。不错，理查森有他的长处，他把场面和人物都描写得很细致，然而，正是由于他书中的场面和人物的众多，他犯了一般缺乏才情的小说家的通病，用大量的人物和场景来弥补他们的思想的贫乏。接二连三地用新奇的事件和走马灯似的一晃即过的新面孔来吸引读者的注意，这是很容易的，而要不添加其他稀奇古怪的情况渲染，从而使读者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同一个对象上，这就十分困难了。在其他各方面都相等的情况下，如果题材的简单有助于作品的美的话，那么，即使理查森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都高人一等，但在这一点上，他的作品便很难与我的作品并驾齐驱了。我这部作品现在已经死亡，这我知道，而且详细知道其中的原因何在，不过，它将来是会复活的。

我唯一担心的是，由于题材的单纯，故事的进展缓慢，因而会使人们感到沉闷，加之我又无法给它添加其他有趣的东西，使读者能津津有味地从头读到尾。好在有一件事情比这部作品所获得的其他称赞更使我感到欣喜。

这部作品是狂欢节刚开始的时候出版的。一个挨户兜售货品的商贩把它送到塔尔蒙王妃(5)手里，那天，歌剧院正要举办舞会。晚饭后，她让仆人们给她上妆，准备去跳舞。这时她拿起这本新出版的小说，开始读了起来。夜半时，她一边命人准备马车，一边又继续阅读。仆人来告诉她说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她没有答话。仆人们见她读得入神，便提醒她说时间已经深夜两点了，她回答说：“别着急。”说完又继续读个不停。过了一会儿，发现她的表停了，她按铃问几点钟了，仆人告诉她说已经4点了。“既然如此，”她说道：“去参加舞会的时间已经太晚了，把马卸下吧。”说完，她便让仆人给她卸妆，一直读到天亮。

自从人家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之后，我就想见一见塔尔蒙夫人，不仅是为了想从她本人那里知道人家告诉我的事情是否属实，同时也因为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第六感觉，是不可能对《新爱洛伊丝》有如此浓厚的兴趣的。这第六感觉，就是道德的感觉。具有这种感觉的人不多；没有这个第六感觉，就不可能了解我的心灵。

妇女们之所以对我如此青睐，是因为她们认为我这本书写的就是我本人的故事，我就是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她们的这种看法是如此坚定，以致波里尼雅克夫人写信给韦尔德兰夫人，托她求我让她看一看朱莉的肖像。所有的人都认为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些感情，就不可能把那些感情表述得那么生动，就不可能根据自己的心灵把爱的激情描绘得那么真切。在这一点上，人们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这部小说的确是在我心醉神迷的那段热恋期间写的。不过，如果以为必须有真实的对象才能产生这种感情，那就错了。人们永远也想象不到我对我想象中的人物是多么热情奔放地爱恋。如果没有我青年时期的某些往事和乌德托夫人，我所感受到的和我所描写的爱情便只能是以空中飘游不定的女精灵为对象了。我既不肯定也不否认任何一个曾经给我带来教训的错误。人们从我另外发表的那篇对话体序言(6)就可看出我是怎样让公众自己去猜测这个问题的。那些行事一板一眼的道德学家们认为我应当把真相痛痛快快地和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而我却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这样做，这与其说是坦率，还不如说是愚蠢。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永久的和平》(7)出版了。我是去年把稿子交给一个名叫巴士蒂德的先生的。他是《世界报》的主编，他不管我愿不愿意，硬要把我的稿子在他的报纸上发表。他是杜克洛先生的朋友；他以杜克洛的名义来要我给他的《世界报》写文章。他听人谈起我的《朱莉》，便要我把它拿到他的报纸上发表。他还要我的《爱弥儿》，如果他打听到我还有一部稿子叫《社会契约论》的话，他还要我把这部稿子交给他呢。最后，我被他纠缠得实在没有办法，便决定以十二个路易的代价，把《〈永久的和平〉摘要》给了他。我们商定的合同是：这部稿子只能在他的报纸上发表。可是稿子一到了他的手里，他认为，把图书审查官要求删节的段落删节之后出单行本更为有利，所以他就出了单行本。幸亏我没有告诉巴士蒂德先生我对这本书还写了一篇评论，因此我们商谈时没有提到它。如果我把这篇评论也一起给了他，那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呢？这篇评论现在还是手稿，与我的其他文稿存放在一起，如果将来有朝一日能发表的话，人们将看到伏尔泰对这个问题发表的那些插科打诨的话和自以为是的见解曾经使我感到多么好笑。(8)这个可怜的人在政治问题上发表的那些胡说一气的言论，我认为真是不值一驳。

正当我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并得到贵妇们的垂青之际，我感到我在卢森堡府中受到的礼遇一天比一天减少了；倒不是卢森堡元帅对我的态度有了变化，因为他对我的盛情与友谊似乎还在日益增加，而是元帅夫人对我不如以前那样热情了。自从我不再有什么作品读给她听以后，她的房间对我就不像从前那样敞开了。她到蒙莫朗西小住期间，虽然我还是常常到她府上去，但除了在吃饭的时候与她同桌用餐以外，其他时间便很少和她在一起，而且，我在餐桌上的位置也不再安排在她旁边了。既然她不愿意把这个位置给我，很少同我说话，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就宁愿坐在另一个位置，这样反倒更舒服一些，尤其是在晚上，久而久之我便不知不觉地养成了坐在元帅身边的习惯。

提到晚上，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我是不在他们府上吃晚饭的，这在我同他们相识之初是这样的。由于卢森堡先生向来不吃午饭，甚至不到午餐席上坐一坐，因此，我虽然已经到他府上走动了好几个月，同他们已经相当熟了，我却没有和他一起吃过饭。这一点，他自己也讲过好几次，这就使我决定：当宾客不多的时候，我就偶尔在他府上吃晚饭。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他们的午饭差不多都是在露天吃，而且是像人们所说的随便吃点东西就完事的，而晚餐吃的时间特别长，因为长时间散步之后要一边吃饭一边休息。卢森堡先生在吃的方面很讲究，而卢森堡夫人又殷勤待客，所以晚饭席上大家都吃得很开心。不先说明这些情况，读者就很难懂得卢森堡先生在一封信的末尾所说的那段话的意思（见卷宗C，No. 36）。他说他一回想起我们散步时的情景就感到十分高兴，尤其是晚上回到大院时已经看不到车轮的痕迹，心里更高兴。每天上午仆人们都要用耙把院子里的沙耙平，我根据新的车辙的数目，就可判断当天下午来的客人多不多。

自从我荣幸地认识这位和蔼可亲的高官以来，他就接连遭受丧失亲人的痛苦，而1761这一年，他的这一痛苦达到了顶点。好像命运给我安排的种种苦难就是要从这位我最敬爱而且也值得敬爱的人遭受的痛苦开始。第一年，他失去了他的妹妹维尔赫瓦公爵夫人，第二年失去了他的女儿罗伯克王妃，第三年失去了他的独生子蒙莫朗西公爵和孙子卢森堡伯爵。从此，他这个家族就断了后嗣。他表面上是十分平静地忍受着亲人的离去，但他晚年心里却一直不断地在流血。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十分明显地衰弱了。他的儿子的突然去世之所以那么使他感到悲伤，是因为那时国王刚刚告诉他要继续委派他的儿子去担当重任，任近卫军司令，并许诺这个职位将来可以由他的孙子继承。看见他这个最有前途的孙子身子一天天衰弱，最后瘦弱得终于病死，他真是痛心之极。这要怪孩子的母亲盲目信任医生的主意，把药当饭吃，以致营养不良，使这个可怜的孩子身体虚弱而夭亡。唉！如果他们当初听我的话，这祖孙二人也许至今还依然健在。医生主张忌口，这也不让他的孙子吃，那也不让他的孙子吃，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关于这一点，我不知道对元帅先生谈过多少次，也写过多少信啊。我舌敝唇焦地对蒙莫朗西夫人也讲解过这种饮食禁忌太多的危害，可是她依然盲目听从医生的话。卢森堡夫人的看法同我是一致的，但她不愿意滥用她当婆婆的权威，不愿意强要儿媳不听从医生的话，而卢森堡先生又为人软弱，不愿意强要人家改变主意。蒙莫朗西夫人对波尔斗的话深信不疑，结果使她的儿子断送在他的手里。有时候这个可怜的孩子获得允许跟布弗勒夫人到蒙路易来，并得到允许吃黛莱丝给他的食品，他狼吞虎咽一下子就把东西咽进了他饥饿的肚子。你看他吃得多么高兴啊。我看到一个偌大家业、偌大门第和许多头衔与地位的唯一继承人竟饿得像乞丐那样不加咀嚼就把一小块面包吞进了肚子，我对人世浮华的虚幻真是感慨万千啊！最后的结局是：我的忠言他们不听，我的努力白费了，医生胜利了，孩子饿死了。

对江湖医生盲信的结果，先是葬送了孙子，接着又为祖父挖掘了坟墓。这一次，除了对医生的盲目信任以外，还有讳言年老体衰的羞怯心理在作祟。卢森堡先生每隔一段时间就感到大脚趾有点疼。他在蒙莫朗西犯过一次，疼得他彻夜难眠，而且还发烧。我大着胆子说这是痛风病。卢森堡夫人不以为然，还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元帅先生的侍从外科大夫硬说这不是痛风病，仅仅敷了点止痛膏，把大脚趾包扎起来。不幸的是，痛是暂时止住了，而在再痛的时候，又照老办法治，体质亏损了，疼痛增加了，药量也随之愈来愈加大。最后，卢森堡夫人终于认识到元帅得的是痛风病，便开始反对医生的错误的治疗方法。可是大家瞒着她，依然用那个外科大夫的处方。结果，元帅先生由于自己盲信医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老办法，没过几年便去世了。现在，让我们把这方面的许多不幸的事情按下不表，转而叙述其他不幸的事情。

说来也很奇怪，凡是我认为该说的和该做的事情，似乎都使卢森堡夫人感到不快，尽管我是衷心想博得她的欢心。由于卢森堡先生接二连三地遭受到那么多痛苦，因而使我更加爱戴他，也更加爱戴卢森堡夫人：我始终认为他们两人是那么真诚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对这个人的感情必然要扩延到另一个人。元帅先生年事已高，经常在宫中忙于公务，事情很多，还要常常陪国王行猎，尤其是每年有三个月在军中工作的劳累，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青年人的精力才行。从他的精力看，他已经不适合于再担任这个职务了。他那几个显要的官职终归是要由别人接替的。他辛勤工作的主要目的，是想得到国王的恩宠，荫及子孙，可是他的儿子和孙子已相继故去，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再继续那么劳累从公了。有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他诉说他在宫中是多么辛苦，脸上流露出失去亲人的悲伤，我便大胆劝他退休，向他讲述西内阿斯对皮鲁士(9)进献的忠言。他叹了一口气，未置可否。后来，当卢森堡夫人单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把我责备了一通，说我提出的建议不合时宜。看来，我对元帅先生提出的忠告曾使她感到不安。她举出的理由，我认为是很正确的，使我决定从此不再提让元帅退休的事。她说：宫中生活的长期习惯已经变成了一种真正的需要，甚至在目前对卢森堡先生来说还是一种排忧解闷的办法。我劝他退休，这对他不是休息，而是放逐，使他远离宫廷，终日闲散无聊，忧忧郁郁，很快就会使他闷得要死的。虽然她已经看出她说服了我，而且相信我向她许下的诺言，不再提退休之事，但她还是不大放心。我记得，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单独同元帅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便愈来愈少了，而且差不多总是有人来打断我们的谈话。

我处事的笨拙和命运的不济，使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愈来愈失去她的垂青，而她经常见面和最喜欢的人又不给我以援手。尤其是布弗勒神甫，这个锋芒毕露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对我抱过好感，不但在元帅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是唯一不怎么答理我的人，而且我发现，他每到蒙莫朗西来一次，我在元帅夫人那里就要倒一次霉。是的，即使他不故意损害我，但只要他在场，他那风度翩翩、能说会道的样子，就会把我这笨嘴笨舌的傻相比下去。头两年，他很少到蒙莫朗西来，因此，承元帅夫人对我的厚爱，我在蒙莫朗西过的日子还算可以；然而，自从他经常到蒙莫朗西来以后，我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复返了。我本想依靠他，求他助我一臂之力，并待我以友谊，但用我这副呆头呆脑的样子去博取他的欢心，反而使我更加不能成功。最后，既彻底失去了元帅夫人的宠爱，又无助于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他那么聪明，本来是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做出一番事业的，但是，由于他事事都不专心，又耽于游乐，因此使他在各方面都只是个半瓶醋。是的，他有了这半瓶醋，到社交界去出风头，已经足够了。他的小诗做得很好，豆腐块似的文章也写得不错，也会拉几下四弦琴，画几笔彩笔画。他给卢森堡夫人画了一幅画像，画得真难看。她认为这幅画一点也不像她。她说得不错，的确是一点也不像她。这个狡猾的神甫来问我，而我装疯卖傻说假话，说这幅画画得很像。我讨了神甫的好，却没有讨元帅夫人的好。她在她的记事本上记了我这一笔。而神甫套出我这句话之后，反而嘲笑我。我吃了这次亏之后才知道：千万别不顾事实而胡乱吹捧，这种犯傻的事儿干不得。

我的才能是：以相当辛辣的文笔和相当勇敢的精神向人们阐述颠扑不破的和有益世人的真理。我必须坚定不移地这样做下去。我生来就不会吹牛拍马，也不会歌功颂德。当我想说几句歌功颂德的话的时候，我这笨嘴笨舌的样儿给我带来的麻烦比我因批评人家而给我招来的灾祸还多。我在这里仅举一例为证。这个例子是如此之可怕，以致它的后果不仅影响了我的后半生，而且说不定还会影响我身后的名声。

在卢森堡先生夫妇来蒙莫朗西期间，舒瓦瑟尔先生有时候也到元帅府来吃晚饭。有一天，他到元帅府来，正碰上我从府中出去。他们谈起了我，卢森堡先生把我在威尼斯跟蒙台居先生相处的经过告诉了他。舒瓦瑟尔先生认为我丢了这份工作，实在太可惜。他说，如果我愿意再从事这种工作的话，他愿意帮我的忙。卢森堡先生把舒瓦瑟尔先生的话转告了我。我非常感动，因为我迄今还从来没有受到过任何一个大臣的关照。不过，我是早已下了决心的，即使我的健康状况能允许我考虑这件事件，我也是不会傻到接受舒瓦瑟尔先生的好意的。我这个人，即使没有别的向往占据我的心，追求功名利禄的念头在我心中也是会转瞬即逝的；当然，就是这短短的一瞬间也是有可能促使我走进名利场的。舒瓦瑟尔先生的这番好意使我对他产生了感激之情，从而加深了我对他的敬意。自从他当大臣以来，他有好几个措施都令我十分钦佩，尤其是那个《家族协定》(10)表明他的确是一个第一流的政治家。他在我的心目中之所以那么崇高，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一直看不起他的几位前任，就连蓬巴杜夫人也不例外（我总是把她当作首相看待的）。当谣传他们两人互相排挤、总有一个要倒台的时候，我便认为：预祝舒瓦瑟尔先生的胜利，就是预祝法国的光荣。我对蓬巴杜夫人历来没有好感：在她风光耀眼，不可一世之前，我在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家见到她时（那时她还名叫德蒂奥尔夫人），就不喜欢她。后来，她对狄德罗的问题保持沉默，这就使我对她更加不满了，再加上几件与我有关的事情，例如她对《拉米尔的庆祝会》、《风流的缪斯》和《乡村巫师》的做法，就使我对她更有意见了。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乡村巫师》都没有给我带来与它的成功相称的收益。我还发现，无论在什么事情上，她都不愿意帮我的忙。可是罗朗齐骑士还一个劲儿地建议我写点文章颂扬这个女人，说这样做对我有好处。这个建议，使我愤慨极了，因为我看得很清楚，这不是他自己提出的。他这个人，没有别人的授意，是想不到这一点的，更不会主动向我提出这个建议的。我太不控制自己的感情了，以致让他看出我的脸上露出了对他的建议不屑一顾的神情。我对那个受国王宠幸的女人缺乏好感，没有瞒过任何一个人；我敢肯定，她自己也知道。这几件关于我切身利益的事情凑合起来，再加上我天生的个性，当然就使我巴不得舒瓦瑟尔成功。我对他的才能（我对他的了解也只是限于他的才能）早有敬佩之心，对他对我的好意十分感谢，再加上我在隐居之地对他的爱好和生活方式一点也不了解，因此便有了先入之见，认为他在公众面前替我报了仇、出了气。那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进行最后的修改，就顺笔在书中写了一段话来表达我对前几任大臣和这位超过前几任大臣的现任大臣的评论(11)。写这段评论的时候，我没有按我一贯的原则行事，尤其是，我没有考虑到在同一段文字里强烈地称颂或谴责某些人而又不指出他们的姓名时，就必须使称颂之词明确表明它称颂的是谁，以免那些多疑多惑的人张冠李戴，弄错了对象。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太大意了，以为不会有问题，压根儿没有想到有人会误解。大家不久就可看出我说得对还是不对。

我还遇到了另外一个麻烦，这个麻烦是：我总是和女作家打交道。我以为至少在大人物当中可以避免的这个麻烦，却总跟着我。就我所知，卢森堡夫人是没有这个坏毛病的，而布弗勒伯爵夫人却有。她用散文写了一出悲剧，开头是在孔迪亲王的社交圈子里朗读和传阅，并得到了人们的赞赏。得到了那么多人的称赞，她还不满足，还要来问一问我的意见，指望我也称赞她几句。她得到了我的赞词。但我的赞词平平，因为她这个作品只能得到这样的评语。此外，我认为还应当向她指出，她这个标题为《忠厚的奴隶》的悲剧，跟一个英国剧本很相似。这个剧本不太出名，但已经有人将它译成了法文，题名叫作《奥努洛科》。(12)布弗勒夫人感谢我提的意见，并保证说她的剧本和那个剧本毫无相似之处。这一模仿别人的做法，除了对她一个人讲过以外，我没有向任何其他人谈过。而我之所以告诉她，也只是为了做她要求我做的事罢了。这件事情从此以后就在我的头脑里回荡，使我回想起吉尔·布拉斯向大主教说了他该说的话而得到的不幸结果。(13)

不只是布弗勒神甫（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和布弗勒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许多不论是女人还是作家都不能原谅的错误），我觉得元帅夫人的其他朋友都不愿意和我交朋友，如埃诺议长，自从他加入了作家的行列之后，便染上了作家的那种通病；还有杜德芳夫人和勒庇纳丝小姐。这两个女人和伏尔泰的关系很密切，又是达朗贝尔的密友，后者甚至还同达朗贝尔同居了，而且相处得很好，很体面。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只能这么说，而不能说别的。开头，我曾经非常关心杜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因而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但她的生活习惯与我的生活习惯恰恰相反，我起床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她刚就寝的时间。她非常喜欢那些小机灵鬼，简直喜欢得了不得，他们随便发表一篇胡诌的文章，她就认为了不起，是好是坏全由她说了算。她说话非常武断和专横，无论什么事情，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她都爱走极端，一说起话来便全身抽搐。她的偏见甚深，又十分固执；明明无理她也硬说她有理。所有这一切，我都很讨厌，不久以后，我就不再关心她了。我疏远她，她也觉察到了，于是大生我的气。尽管我知道这样一种性格的女人是非常可怕的，但我还是宁肯忍受她的忌恨给我带来的害处，也不愿意接受她的友谊给我带来的麻烦。

说我在卢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里没有交到什么朋友，这个话还不够全面，因为我在她的家里还有敌人。我只有一个敌人。不过，就我今天所处的境况而言，这一个敌人就可以当一百个。这个敌人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赫瓦公爵先生，因为他不仅曾来看望过我，而且还几次邀请我到维尔赫瓦去。由于我回答他的邀请的复信措辞十分婉转和客气，他便根据这种含糊的措辞认为我是同意了，于是便安排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到他府上去住半个月，并要我同行，也在他府上住半个月。从我当时的健康状况看，出门远行很可能发生危险。于是，我请卢森堡先生代我婉言谢绝。人们从他的回信（卷宗D，No.3）就可看出他对我是非常体谅的。维尔赫瓦公爵也不因此就不像从前那样友好对我，而他的侄子兼继承人维尔赫瓦侯爵，这个年轻人就不像他的叔叔那样殷勤对我了。而我，我承认，我也不像对他叔叔那样敬重他。他轻浮的样子，我看不惯，而我冷淡的态度也招得他讨厌我。有一天晚上在吃晚饭的时候我还被他捉弄了一番，由于我应付得不好，结果弄得我很狼狈。因为我的头脑很笨，缺乏机智，一生气，不但语言不犀利，而且脑袋瓜也不听使唤，连一个恰当的应对方法也想不出来。我有一条狗，是别人在它很小的时候，也就是我刚住进退隐庐的时候送我的。我给它取名叫“公爵”。这条狗虽不漂亮，但却是不多见的稀有品种。我把它当作我的伙伴和朋友，而它也的确比大多数自称为我的朋友的人配称为“朋友”。它在蒙莫朗西很出名，因为它的脾气好，对人很亲热，我和它都互相喜爱。后来，由于我的胆子小，怕得罪人，便把它的名字改为“杜尔克”。其实，有很多狗的名字都叫“侯爵”，没见哪一个侯爵为此而生气的。维尔赫瓦侯爵知道我给狗改名字的事情以后，便硬要我讲一下其中的原因，于是我只好当着满桌的人把前后的经过讲了一遍。在这件事情上，“公爵”这个词儿在这里之所以有侮辱的意味，不在于给狗取这个名字，而在于给它取消这个名字。最糟糕不过的是，在同桌用餐的人当中有好几位都是公爵，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的儿子也是公爵，维尔赫瓦侯爵即将成为公爵（他今天已经是公爵了）。他看见把我搞得如此尴尬，简直高兴得乐不可支。第二天，有人告诉我说，他的姨妈为此事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真的挨了一顿批评的话，这顿批评是否有助于改善我同他的关系。

面对这一切，无论是在卢森堡先生府上还是在圣殿(14)，我都只有一个人支持我；这个人就是罗朗齐骑士。他说他是我的朋友，但他与达朗贝尔的关系更为密切，靠达朗贝尔替他宣传，他才在女人的圈子里被视为大几何学家。此外，他还是一个女人的跟屁虫，说得更确切一点，他乃是布弗勒伯爵夫人的应声虫，而布弗勒夫人与达朗贝尔过从甚密，因此，罗朗齐骑士的一言一行都完全听她的。这样一来，我不但在外界没有谁来给我的笨拙的表现打圆场和说好话，帮我维持我在卢森堡夫人心目中的地位，而且，她身边所有的人似乎全都联合起来损害我。不过，她在这个时期除了自愿帮我出版《爱弥儿》以外，还给了我另外一个关怀，从而使我深信，虽然她对我已经感到厌倦，但她依然保持而且将永远保持她对我多次许诺的终生不渝的友谊。

我一看出并坚信她对我的友谊的确是坚定不移以后，便决定把我从前的一切过错全都向她坦白说出来，以减轻我心中的愧疚。我有一个永不违背的原则，那就是：在朋友面前，我是怎样一个人，就如实地表现我是怎样一个人，既不表现得比真实的我更好，也不比真实的我更坏。我向她坦白叙述了我和黛莱丝的关系与由此产生的后果，连我处置我那几个孩子的办法，也一点不漏地全都说了。她非常耐心地听我的忏悔，耐心极了，对我该受谴责的过错，一句责备的话也没有说。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她对黛莱丝的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经常给她送些小礼物，派人来看望她，还邀请黛莱丝到她那里去，亲切地接待黛莱丝，并当着众人的面一再拥抱她。可怜的黛莱丝真是高兴极了；她衷心感谢夫人的盛情，我也感谢夫人对她的厚爱。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因爱我而爱及黛莱丝，这种爱屋及乌的友情，比他们直接爱我，更使我感激万分。

这件事情对他们谈过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提。后来，元帅夫人提出想帮我找回一个孩子。她知道我在大孩子的襁褓里塞了一张写有孩子生辰年月日的纸片，她要我把这个纸片的底本交给她；我给她了。她派她的随身仆人和亲信拉罗什去寻找，但拉罗什找了好几个地方都没有找到。不过，事情到现在也只不过相隔十二三年，如果育婴堂的记录保存完好，或者寻找得仔细一些，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样，我对这次没有找到孩子一事，并不感到多么不快，因为，如果我从这个孩子出生之后就一直关心他的命运，那才令我不快，麻烦多多哩。再说了，如果根据某个线索，人家随便领一个孩子来说是我的，我一定会怀疑他真的是我的孩子，还是别人拿另一个孩子来掉了包；如果出现这种情形，那才令我心里疑神疑鬼，难受得很，根本就领略不到天然的亲情的甜蜜，要想领略这种甜蜜，就必须从孩子童年时候起就与他朝夕相处在一起。你不认识的孩子，与你是那么陌生，这就会削弱并最终导致当父亲和当母亲的人完全失去对孩子的感情。对于一个由别人养大的孩子，总是不如由自己养大的孩子那么疼爱的。我在这里说的这些话，虽可以开脱我对我的过错造成的后果应负的罪责，但却加深了我对我所做的事情的动机的自责心。

有一件事情在这里提一下，也许是有用的。由于黛莱丝的介绍，这个拉罗什认识了勒瓦赛尔太太。这时，她仍由格里姆供养，住在德耶，离舍夫雷特很近，离蒙莫朗西也不远。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便托拉罗什转交我给这位老太太的钱，一直没有断过。我知道他也不时替元帅夫人捎一些礼物给老太太。可是这个老太太还是经常诉苦，尽管她没有诉苦的理由。至于格里姆，由于我不愿意谈起我所憎恨的人，所以只是在不得已时才向卢森堡夫人谈起他。但是，她曾经好几次故意在我面前把话题转到格里姆身上，而又不讲一讲她对这个人的看法，不告诉我她和这个人是否相识。我的性格不允许我对我所喜欢的人吞吞吐吐不实话实说，特别是在他们对我们无话不谈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在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不坦述实情。因此，从那个时候起，我有时候就想起了她当时并未对我畅所欲言。当然，这也只是因为有其他一些事情才使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这一点。

自从我把《爱弥儿》的稿子交给卢森堡夫人以后，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得到有关这部稿子的消息了。后来我获悉：事情已经在巴黎与书商杜什纳谈妥，并通过杜什纳与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勒奥姆也谈妥了。卢森堡夫人把我和杜什纳待签的合同一式两份寄给我，要我签字。我一看笔迹就知道是那个在马尔泽尔布先生不亲笔写信时替他代笔的人草拟的，因此深信这份合同是经过这位官员过目和同意的，于是便马上签了字。对于这部稿子，杜什纳付给我六千法郎，先付一半，另外还给我一百或两百本书。我把这一式两份的合同签字之后，便按照卢森堡夫人的意思寄给了她；她给杜什纳一份，她自己留下一份，没有寄给我，而我以后也一直没有见过。

自从我同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相识以后，我离群索居的计划虽多多少少受了一些影响，但我并未因此就放弃这个计划。即使在我最受元帅夫人宠爱的时候，我始终认为：只是由于我对元帅先生和夫人真诚的敬重，我才忍受了他们周围的人对我的态度。我感到困难的是：要如何才能把我对他们的敬爱与符合我的口味而又不损害我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虽然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身体，但他们府中的拘束之多和晚宴的时间之长，仍然使我的健康状况不断往坏的方面发展。在这方面，如同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们对我的关怀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举例来说：每天晚饭后，元帅先生要早睡，他不管我同意或不同意，总是要我也早早就寝。他对我的这种关心，直到我的灾祸临头之前不久才停止，至于停止的原因，我始终不清楚。

甚至在发觉元帅夫人对我的态度开始冷淡之前，我就认为：要不看她的冷面孔，我就只有继续执行我原先的计划。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不能不等《爱弥儿》的合同的签订。在等待期间，我对《社会契约论》进行了最后的修改，改完之后，就把稿子交给了雷伊，商定的稿酬是一千法郎，他也照付了。有一件与这部稿子有关的小事，我认为是不能不在这里说一下的。我是把这部稿子包封得严严实实，并在封皮上盖了图章之后交给杜武瓦赞的。此人原先在沃州当牧师，后来在荷兰驻法大使馆当经师。他有时候来看我。他同雷伊有联系，所以答应代我把稿子交给雷伊。这部稿子是用小字写的，所以整个稿子的体积不大，还装不满他的口袋。但是，在过关卡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的包裹怎么就落到了关卡官员的手里。官员把包裹打开进行检查。当他以荷兰大使的名义索要包裹的时候，那位官员便把包裹还给了他，这就使他有机会看这部稿子。后来，他坦率告诉我，他的确看过我的稿子，并满口称赞，没有说任何一句批评或指摘的话。其实，他当时就已经心怀鬼胎了：等这部书一出版，他便撰文批驳，替基督教报仇。他把稿子照原样封好之后，交给了雷伊。他在给我讲述这件事情的信中所说的情况，大致就是这些，而我知道的情况也只有这些。

除了这两部书和我的《音乐词典》（这本词典，我一直是时辍时作的），我还有几个次要的作品都已撰写完毕，随时可以出版，或者出单行本，或者，如果我出我的全集的话，就收入我的全集。这些已经定稿的作品，大部分都存放在迪佩鲁手里。其中最主要的是我的《论语言的起源》。这部稿子，我给马尔泽尔布先生看过，也给罗朗齐骑士看过，他说写得很好。我估计，这些作品的收益加起来，除了必要的开支以外，至少有八千到一万法郎。我要以我和黛莱丝两人的名义存起来，作为终身年金。此后，我将像我以前说过的，我们两人一起到外省的一个偏僻地方生活，不再让大家为我操心，而我本人也不操心任何事情，只求平平静静地度过我这一生，就我的力之所能，在我的周围做一些好事，悠悠闲闲地写我思考已久的回忆录。

我的计划就是如此。这个计划之能顺利进行，多亏了雷伊的慷慨帮助，这一点，我是绝对不能略而不提的。这个书商，我在巴黎的时候曾听到许多人说他的坏话。其实，在所有我曾打过交道的书商中，他是唯一值得我称道的好人。(15)是的，我们经常在有关我的作品的出版方面发生争执。他做事不细心，而我的脾气很暴躁，但在钱财以及与钱财有关的事情方面，尽管我从来没有与他订过正式合同，但我认为，他的确是一丝不苟，十分诚实的。在那么多与我打交道的书商中，只有他曾坦然承认与我打交道最顺利，而且经常对我说，他之所以能发财，要归功于我，愿意把他赚的钱分一部分给我。他不直接向我表示感激之情，而是在黛莱丝身上表达他对我的情意。他赠给她每年三百法郎的终身年金，在契约上订明是为了感谢我给他带来的好处。这件事情，是他主动向我提出的，既没有对他人炫耀，也没有大事声张，要不是我先逢人便说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我太受感动了，所以从那时起，我与雷伊便结下了真正的友谊。不久以后，他请我做他的一个孩子的教父，我同意了。在有些人迫使我所处的境遇里，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办法在今后使我的情谊有益于我的教女和她的双亲。我为什么对这个书商的小小的慷慨帮助是如此的感激，而对那么多有钱有势的人大肆宣扬的浓情厚谊却无动于衷呢？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全世界的人说他们对我如何如何好，而我心里为什么对他们吹嘘的那一套一点也不受感动呢？是他们的过错，还是我的过错？是他们虚情假意，还是我忘恩负义？各位贤明的读者，请你们自己分析和判断，而我，我什么话都不说。

这笔年金，对维持黛莱丝的生活是大有帮助的，也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但是，我从来没有从她的这笔年金中抽取过一分钱花在我身上。凡是人家送她的礼物，我一件也不动用，一切由她自己支配。当我替她保管她的钱的时候，我一定要向她详详细细地把每笔账目说清楚。即使在她比我富有的时候，我也从来不用她一分钱作我们共同的开支。我对她说：“我的钱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而你的钱则是属于你一个人的。”这句话，我经常对她说，而且一直就按这个原则行事。有些人很卑鄙，说我利用她的手接受我表面上拒绝接受的钱财。他们简直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太不了解我了。我可以高高兴兴地同她一起吃她劳动挣来的面包，但我绝不吃人家送给她的面包。这一点，我现在就可以让她来为我作证。如果按照自然的规律我死在她前面，她也是可以为我作证的。不幸的是，她在各方面都不懂得节约，大手大脚乱花钱。这倒不是因为她好虚荣和贪吃，而唯一的原因是她不动脑子。世上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完人。既然她的一些绝好的优点必须有所抵消，那我就宁肯让她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而不愿意她有这样或那样的恶习，尽管这些缺点会给我们两人带来许多害处。就像从前对她妈妈一样，我总想为她积蓄一点，以备她日后之用。我在这方面操的心是难以想象的，但全都白费了。她和她母亲都不会精打细算；尽管我拼命挣钱，但总是我挣多少，她们就花多少。虽然黛莱丝穿得很简朴，但雷伊给她的那笔年金还是不够她买衣服。我每年都要用我的钱贴补她。无论是她还是我，我们两人生来都没有发财的命。不过，我并不把这一点看做是我的许许多多不幸的事情之一。

《社会契约论》的印刷工作进行得相当快，而《爱弥儿》的印刷工作进行得就不快了；而我是要等到这本书出版之后才执行我的退隐计划的。杜什纳时不时地给我寄来一些样张，让我选择。我选好之后，他还是不开机印刷，又给我寄来一些别的样张。当我们对版本的大小和采用的字体都最后商定并已经印出几页之后，我只是在校样上稍稍做了一点改动，他就要我全都重新校订，以致费时半年之后，印刷工作的进展还不如开头一天。我从历次试印的过程中发现，这本书既在法国印，也在荷兰印，同时出两个版本，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已经不是这部书稿的主人了，我不仅无法插手法国版的印刷工作，甚至还反对在法国出版。既然这本书不管我愿意或不愿意，都要在法国出，而且还要用它作荷兰版的样本，那么，我就不能不亲自看一下样张，以免这本书被搞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我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本书是经过主管官员批准才印刷的，甚至可以说整个工作都是由他主持，他还经常给我写信，并曾亲自来与我商谈此事。至于在什么情况下来找我商谈，我过一会儿再叙述。

杜什纳像乌龟那样爬行，勒奥姆受到他的牵制，进度就更慢了。杜什纳并不是样张一出来就寄给他的；他看出杜什纳在捣鬼（也就是说居伊在捣鬼，因为印刷工作是由他承担的），不履行合同，于是便一封又一封地给我写信诉苦，而我也有一肚子苦没地方诉，对他真是爱莫能助。他的朋友格兰常来看我，并一再对我谈起这本书，但他的话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他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这本书在法国印刷；他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是主管的官员在主持此事。他对这本书将给我带来的麻烦感到担忧；他似乎在责备我行事太欠考虑，而又不说明我欠考虑的是什么问题。他拐弯抹角好像是在套我说出点什么。我那时觉得我的靠山挺硬，一切没有问题，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说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实在好笑，认为他经常和大臣与官员们来往，沾染了他们说话打官腔的怪毛病，所以才对我这样东一句西一句地乱说一气。我很放心地认为这部作品在各方面都符合出版的规定，不仅得到了主管官员的同意与保护，而且值得而实际上也的确受到了主管部门的支持，所以我深深相信我有把握把这件事情办好。我笑那些为我担心的朋友。杜克洛就是其中之一。我承认：如果我不深信这部作品对世人有益和它的保护人都是办事认真的人，我见杜克洛那样严肃和聪明的人都感到惊惶不安，我也会跟着像他那样惊惶不安的。当《爱弥儿》正在印刷的时候，他从巴耶先生家里来看我，对我谈起这本书，我就把《一个萨瓦省的神甫的信仰自白》读给他听。他听得很仔细，似乎很欣赏。可是我一读完，他就对我说道：“好家伙，公民，在巴黎印的一本书中竟有这么一段文字？”“是的，”我对他说道，“这本书，值得国王下令拿到卢浮宫去印呢。”(16)“你说得对，”他对我说道，“可是，请你千万别告诉别人说你读给我听过。”他这个话说得如此的郑重其事，虽使我吃了一惊，但并没有使我感到害怕。我知道杜克洛经常同马尔泽尔布先生见面，我真想象不出在这同一件事情上，他的看法为什么竟同马尔泽尔布先生的看法迥然不同。

我在蒙莫朗西已经居住四年多了。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的身体没有一天不是病病歪歪的。虽然这里的空气很好，但水不好，也许这就是使我的老毛病一天天加重的原因之一。到1761年秋末时，我彻底病倒了，整个冬天几乎都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不仅我的身体不好，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烦心事来加重我的病情。有一些不祥的预感已经隐隐困扰我一些时候了，但又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收到许多相当奇怪的匿名信，而有些署名信也很奇怪。我收到巴黎议会一位参议员的信，他说他对当前的社会状况不满，他预料长此下去，后果将很糟糕。他问我到哪里去找一个安全之地，是举家迁到日内瓦还是迁到瑞士，问我哪一处更适宜。我还收到某法院的首席法官某某先生的来信，他请我为该法院（它当时正与宫中闹矛盾）草拟一份呈送国王的陈情表和谏书，并愿向我提供一切必要的文件和资料。当我卧床不起的时候，我容易发脾气，因此，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给他的回信语气就很不客气，断然拒绝他请求我做的事。在这件事情上，我至今感到歉然的，不是我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这些信也许说不定是我的敌人为我布置的陷阱(17)，而且他们要求我做的事也与我坚定不移地奉行的原则相违背；我感到歉然的是，本可婉言谢绝的事，我却以粗暴的态度来处理。我错就错在这里。

人们在我的文稿箱中还可以找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两封信。其实，那位参议员给我的信，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因为我的看法和他的看法与其他许多人的看法都是相同的：腐朽的制度正威胁着法兰西，使它不久就将崩溃。由于政府的决策错误，一场不幸的战争，给法国带来了种种灾难。(18)国家的财政状况简直混乱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政府至今依然由两三个大臣掌管，他们分庭抗礼，你争我斗，彼此攻讦，互相拆台，使王国陷入了无底的深渊。人民大众和全国各阶层人士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再加上还有一个脾气执拗的女人，(19)她把她仅有的一点点聪明全都糟踏在追逐享乐上了。她固执己见，硬把所有能干的官员全都一脚踢开，安插上她最宠信的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那位参议员以及公众和我本人的担忧不无道理。这一预见，甚至曾多次使我犹豫不决，拿不准是否应当在威胁王国的动乱来临之前就跑到王国之外去寻找一个安全的栖身之处。然而，鉴于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又秉性平和，与世无争，因此深信在我自愿生活的这片隐居之地，任何暴风雨都是不会波及到我这里来的。我唯一遗憾的是，在这种形势下，卢森堡先生竟接受了一些对他有害无益的任务。我希望他在那个庞大的机器像人们担忧的那样垮台之前早做抽身之计。即使是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政府的一切权力不落在一个人(20)的手里的话，法兰西王国今天早已陷入绝境了。

当我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的时候，《爱弥儿》的印刷工作也一天天慢下来，到最后竟完全停顿了。我打听不到停顿的原因。居伊既不给我写信，也不回我的信。我无法得到任何人的消息，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时马尔泽尔布先生正在乡下。其实，我这个人无论什么不幸的事情，只要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我都沉得住气，不会慌乱的。但是，我天生就怕黑暗，我害怕而且憎恨黑暗阴森可怖的样子；我对神秘莫测的事情总是感到不安的。我生性坦率，甚至坦率到行事往往欠考虑的程度。神秘的气氛和我的天性是永远不相容的。最狰狞的魔鬼我不怕，而在夜里见到一个用白布蒙头的人，我却十分害怕。因此，这么长时间得不到一点消息，这就使我的想象力活跃起来，觉得此事凶多吉少，到处是幽灵的影子。我愈是担心我最后的，也是我最好的这部著作的出版，我便愈是苦苦思索使它的出版工作陷于停顿的原因。我遇事总爱往坏处想。眼见这本书的印刷工作陷于停顿，便以为它一定是被禁止出版了。由于我猜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被禁止和怎样被禁止，我便一封又一封地给居伊、给马尔泽尔布先生、给卢森堡夫人写信，但始终不见他们回信，或者不按我计算的时间收到回信。我惶惶不安，着急得发疯。更糟糕的是，这时候我获悉耶稣会教士格里费神甫曾和人家谈论过《爱弥儿》，而且还引用了书中的一些话。于是，我的想象力立刻便像闪电似的来回翻腾，满脑子想的都是敌人的秘密勾当：我把他们的行为看得清清楚楚，就好像发生在我眼前一样。我仿佛看见那些耶稣会教士看见我用轻蔑的词句谈论他们的教学方法便大发雷霆，便扣压我的稿子，百般阻挠出版工作的进行。他们从他们的朋友格兰那里得知我当时的病情，以为我即将死去（连我自己也认为我的死期已近），因此打算把出版工作推迟到我死了以后才进行。这样，他们就可以阉割和篡改我的作品，把他们胡乱塞进去的论点说成是我的论点。令人惊奇的是，我一开动脑筋回想，就发现可以用来印证我这种胡思乱想的事实和情节真是多得很；我越想越觉得是真的。岂止是真的，而且是明摆着的，是一目了然的！格兰已经完全倒向耶稣会教士一边，这我知道。我认为，他过去之所以向我做出友好的表示，就是出于耶稣会教士的授意。我深信，正是由于耶稣会教士的推动，他才一再催促我同勒奥姆签订合同。通过这个勒奥姆，他们获得了我这部作品的开头几页。后来，他们又想办法阻止杜什纳的出版工作的进行，说不定还把我的原稿拿了去按照他们的意思篡改，在我死之后，按照他们的方式出版发行。不论贝尔蒂埃怎样花言巧语和虚情假意，我总觉得耶稣会的教士对我是不喜欢的，这不仅是因为我是《百科全书》派的一分子，而且还因为我的观点和他们的教义与信仰是完全相反的，而且相反的程度比我的那些朋友们的不信神的论点还严重。无神论的狂热与信徒们的狂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不宽容的和排斥异己的，因此，他们是互相接近的，甚至是可以联合在一起的，他们过去在中国是这样，他们现在联合起来反对我，也是这样。反之，一切合乎理性和道德原则的宗教是不主张任何人有决定他人信仰的权威的，是不让掌握这种权威的专断者有行使这种权力的可能的。我知道掌玺大臣先生(21)是耶稣会教士的忠实的朋友，我担心那个当儿子的人(22)在他的父亲的威吓之下，会被迫把他所保护的这部作品交给耶稣会教士。我从人们对我这部书的头两卷的那些故意找麻烦的做法就可看出他撒手不管的后果。在头两卷里，他们为了一点儿微不足道的问题就要求改版重写，而另外两卷中的犀利的词句和论点更多（这一点他们当然是知道的），如果都像头两卷那样审查的话，那就非全部重新改写不可。此外，我还知道，而且马尔泽尔布先生也曾亲自告诉过我，他是委托格拉夫神甫去监印这部书的，而这位神甫恰恰是耶稣会的支持者。我发现到处都有耶稣会的人；真没有想到他们已处于被取缔的前夕，正忙于保护他们自己，竟还有工夫去干预一本与他们无关的书的出版工作。我说“真没有想到”，这个话其实说得不对，因为我是早就想到了他们会这么干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尔泽尔布先生一知道我在胡思乱想，便写信来批评我。当然，一个深居简出的人若想对他一无所知的国家机密大事做出判断，那必然会判断错误的。那时，我根本没有料到耶稣会已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之中。我把社会上的那些传言看做是他们玩弄的诡计，目的在麻痹他们的敌人。他们曾连连得手，节节胜利，从来没有失败过，因此我对他们的势力十分害怕，对议会的必将失败感到叹息。我知道舒瓦瑟尔先生曾经在耶稣会办的学校里读过书，蓬巴杜夫人与他们的关系也不坏。他们与宫中的宠幸和大臣结成同盟，在反对他们的共同敌人方面，对他们是有利的。宫中似乎不愿意插手这些事情，因此我认为，即使将来有一天耶稣会受到沉重的打击，打击他们的，也不是议会，尽管议会相当强大，足以打击他们。我根据宫中袖手旁观的态度，断定耶稣会的教士们是信心十足的，他们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23)然而，我当时虽然看出社会上流传的种种谣言是他们故意散布的，是他们布置的陷阱，但我认为他们一定会平安无事，从容应对，不久就会打垮冉森派，击败议会和《百科全书》派，摧毁一切不愿受他们奴役的人的反抗。最后，即使他们能让我的书出版，那也只是在把它篡改得面目全非，为了把它作为他们手中使用的武器之后，利用我的名字去欺骗读者。

我觉得我快要死了。我真不明白我的这一连串荒谬的想法怎么没有使我忧愁而死。一想到我写得最好的这部书将使我身后名誉扫地时，我便不寒而栗。我从来不怕死，但是，如果我是在这种情况下死，我是死不瞑目的。虽然今天我发现敌人为败坏我的名声而玩弄的恶毒阴谋依然在毫无阻碍地进行，但我也将死得十分平静，比我那时候死安详得多，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著作中已经留下了迟早会战胜敌人阴谋的证据。

马尔泽尔布先生获悉我这么不安和焦躁，便想尽一切办法使我安下心来。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足以证明他的心是多么善良和厚道。卢森堡夫人为这件事情也花了不少力气，她曾多次到杜什纳那里去了解情况。最后，印刷工作终于又开始了，而且进行得相当顺利，而过去为什么停顿下来，我始终没有搞清楚。马尔泽尔布先生曾专程到蒙莫朗西来安慰我，他的力气没有白费，我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我对他为人正直，完全信任，这就克服了我可怜的头脑中的那些胡思乱想。他见我是那样的忧虑和心神不安，自然就觉得我是很可怜的，因此对我十分关切。他又提到了他周围的那一帮哲学家不断在他耳边唠唠叨叨讲的那些话。我已经说过，自从我住进退隐庐以后，那帮哲学家就放出风声，说我在那里住不长久。及至看见我要坚持住下去，他们又说这是由于我生性固执、骄傲，不好意思翻悔，还说我实际上在退隐庐闷得要死，生活得很糟糕。马尔泽尔布先生信了他们的话，并写信把他们的话告诉我。看到我那么尊敬的人也有这种错误的看法，我十分痛心，便接连给他写了四封信，向他阐明我此举的真正动机，并向他如实地讲述了我的爱好、我的习性、我的性格和我心中的一切想法。这四封信没有打草稿，奋笔疾书，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写完之后连看都没有再看一遍就发出去了；这也许是我一生中唯一信笔写来、直抒胸怀的作品，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它们都是在我疾病缠身，心情十分低沉的时候写的。(24)我感到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一想到我在诚实的人们的心中会留下一个对我不正确的看法，我便不寒而栗，因此，我打算用我在这四封信中仓促陈述的梗概来暂时代替我计划中的回忆录。马尔泽尔布先生看了这四封信，很高兴，还在巴黎拿给别人看过。它们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详细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存的。他应我的要求给我抄写了一份，几年后他把抄件寄给我了，现在收存在我的文稿箱中。

在我死期将临之际，唯一使我感到难过的事情是，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有文学修养的人替我保存我的文稿，并在我死之后分门别类地加以编订。我上次去日内瓦，同穆尔杜结下了友谊，我对这个青年人很有好感，我希望他能为我送终，我曾把我的这个愿望告诉过他。如果他的事务和他的家人允许的话，我相信他是乐于做这件充满仁爱之心的事情的。由于我目前见不到他的面，因此我决定，在《爱弥儿》出版前，先把《一个萨瓦省的神甫的信仰自白》寄一份给他，以表示我对他的信任。他看了这篇文章虽很满意，但他在回信中似乎不像我这样对文章将产生的效果充满信心。他希望我再给他寄去几篇别人没有看过的文章，我就把《致奥尔良公爵的悼词》寄给了他。这篇悼词是我替帕蒂神甫写的，但他没有拿去宣读，因为出乎他的意外，被派去致悼词的人，不是他。

《爱弥儿》的印刷工作恢复以后，就一直不停地继续下去，而且相当顺利地完成了。不过，我注意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人们对头两卷的审查极其严格，而对后两卷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放过去了。它们的内容没有给出版工作造成任何障碍。但是，我还是有点儿担心，应当在这里提一提：我起先是怕耶稣会教士捣鬼，后来又怕冉森派教士和那帮哲学家(25)耍花招。我历来是反对什么帮呀派呀或集团之类的东西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这个帮或那个派的人的好感。那两个“管得宽”(26)早已迁离他们原来住的地方，搬到我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了。他们住的地方与我住的地方近在咫尺，在他们的房间里就可以听到我房间里和花坛上的说话声；从他们的园子轻易就可翻过那道把他们的园子和我的花坛尽头处的那间小屋隔开的矮墙。我把这间小屋当作我的工作室，在里面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样张。人家陆续把样张寄来，我就随收随装订成册，所以在书正式出版以前，我早就有了一本完整的书。由于我的粗心和麻痹大意，再加上我对马塔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园里的），所以晚上我经常忘记锁上我的工作室的门，第二天去一看，门是敞开着的，如果没有发现有人翻动我的文稿，我倒也不感到不安。自从有好几次发现翻动的痕迹之后，我晚上就把门锁起来。但门上的锁不好，钥匙只能转半圈。后来我比较细心了，发现桌上的东西比让房间门大开着的时候还被翻动得厉害。我装订成册的书，有一册不见了，有一天两夜我都无法知道它到哪里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我的桌上发现。我不怀疑马塔斯先生，也不怀疑他的侄子杜姆兰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们两个人都爱我，我完全信任他们。可是我对那两个“管得宽”就不那么信任了，尽管他们是冉森派教士，但我知道他们同达朗贝尔有密切的联系，并曾经住在同一座房子里。

这就使我心里有点不安，使我要更加小心提防。我把我的文稿全都拿回到我的卧室里。我曾经一时不慎，把《爱弥儿》的第一卷借给他们看过。我知道他们曾把这卷书拿到好几个人的家中去显示过。因此，我决定从此不再和他们见面。尽管在我离开蒙莫朗西以前，他们都一直住在我旁边，是我的近邻，但我从那时以后，便同他们无任何往来。

《社会契约论》比《爱弥儿》早一两个月出版。我早就告诫过雷伊，叫他千万别悄悄把这本书运到法国，而他却向主管官员申请，请批准他将书从海路运至卢昂报关进入法国；他没有得到批复。(27)他托运的包裹在卢昂被扣留了好几个月，原是要没收的，只因他大吵大闹，人家才把包裹发还给了他。有几个好奇的人在阿姆斯特丹买了几本，于是就在法国悄悄地流传开了。摩勒翁听说过这本书，而且还看过几页。他见到我，同我谈起这本书时，吞吞吐吐，这使我吃了一惊。要不是我确信这本书的出版在各方面都符合规定，无可指摘，因而按照我一贯的行事原则放下心来的话，他那种神秘的样子会使我心里大为不安的。好在舒瓦瑟尔先生对我早有好感，对我在书中对他的赞扬一定会十分感激，因此他在这件事情上必然会帮助我对付蓬巴杜夫人使出的坏招。

我在这个时候比在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卢森堡先生在必要时会帮助我，因为他给予我的友好的表示不但比以往任何时候多，而且更加感人。在复活节他来蒙莫朗西期间，我因身体不好，没有到他府上去拜望他，而他却没有一天不来看我。他见我病痛难忍，便极力劝我请科姆修士来诊治。他派人去请科姆，并亲自把他领到我家里，而且在科姆给我动手术时（那次手术的时间很长），他一直陪着我。像他那样显赫的高官这样做，确实是很少的，令人十分钦佩的。不过，这次手术只不过是用探条探查了一下病因，而我受不了这种手术给我带来的疼痛。过去，莫朗曾试过几次，都没有成功。科姆的手很巧，技术高明，他用一根很细的探条插进尿道。尽管我在这次两个多小时的手术时间里痛得死去活来，但我还是忍着，一声也没有呻吟，以免使心慈的元帅为我焦心。第一次检查，科姆修士告诉我说探查到了一个大结石，而第二次检查，又说没有探查到，于是再做第三次探查。这一次，做得很仔细，花的时间也特别长。手术完毕之后他宣布说没有结石，而是前列腺患硬性肿瘤，肿块特别大。他还说我的膀胱特别大，但情况良好。他最后的结论是：我将来要吃不少苦头，但我的寿命将活得很长。如果他的第二个预言也像第一个预言那样实现的话，我的痛苦很可能这一生都没有完的时候了。

就这样，我一直不断地求医问药，前前后后经过了许多年。医生诊断出来的病，不下二十种之多。其实，我什么病都没有。最后，我总算明白了：我的病虽然是永远也治不好，但不会要我的命。我活多少年，就得痛多少年。我的想象力便停留在这一点上，不再为我将来因结石病而疼死预先担忧。至于很久以前断在我尿道里的那一小截探条是否会成为结石的结核，我也不再害怕了。这些想象的病比真正的病还更令人难受。摆脱了它们，我反而能平平静静地对待真正的病。的确如此。从那时起，我对我的病的痛苦的感觉比以前轻多了。因此，我每一想起卢森堡先生，便不能不心怀感激，因为我的病痛之所以能减轻，都得益于他对我的关怀。

我现在可以说是又恢复了生的乐趣，于是又开始筹划我安度晚年的计划，等到《爱弥儿》一出版，就开始实行。我想搬迁到都兰。我曾经去过那里，很中我的意，不但气候宜人，而且那里的居民也很淳朴：

此处的土地肥沃，易耕作，

居民与它的风光一样美。(28)

此前，我已经把我的计划向卢森堡先生谈过。他希望我打消这个念头。我对他说，这件事情已经决定，不能更改。于是他建议我到离巴黎十五法里的梅尔鲁庄园，认为那里对我很合适。他们夫妇两人都希望我住在那里。他们的话使我很受感动，我对他们向我提出的建议也很满意。现在，要做的事情是，先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我们约好了日子，元帅先生派他的亲随驾车领我去。可是到了那天，我的身体很不舒服，不得不把此事往后推迟；接着又接二连三地遇到好些不巧的事，以致最终没有去成。后来我打听到梅尔鲁那片产业不是元帅先生的，而是元帅夫人的，因此，我对于我没有去成，就不怎么感到歉然于心了。

最后，《爱弥儿》终于出版了，我没有听说它遇到什么改版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在出版前，元帅先生要我把马尔泽尔布先生关于这部著作的信全都交还给他。由于我对他们两人都非常信任，再加上我感到我自己一切顺利，什么事儿都没有，因此一点也不觉得他们问我要那些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更没有想到其中必有令人不安的原因。我把全部信件都交还给了他们，只有一两封信因疏忽而压在我的书堆里没有交还。此前不久，马尔泽尔布先生来信告诉我说，他将把我在为耶稣会教士的事情而忧心忡忡的时候写给杜什纳的信全都收回来。应当承认，那些信都是不会令人佩服我的理智的。我回信告诉他说，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比我的实际情况更好，因此他尽可以让那些信留在杜什纳手里，不必要回。后来他是否要回了，我就不知道了。

这本书出版以后，并不像我的其他著作那样赢得人们的一片喝彩声。从来没有哪一本书是像这本书这样获得的私下赞扬是那么多，而获得的公开称许却那么少。最有资格评论这本书的人对我说的话和写的信都明确指出：这是我写得最好的一部书，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部书。但他们在发表这些意见的时候，都带有一种非常奇怪的谨慎样子，好像要说这部书好，就非悄悄说不可似的。布弗勒夫人来信告诉我说，这部书的作者值得人们为他塑一尊铜像，对他表示崇敬，但在信末却毫不客气地要我把信看过之后退还给她，达朗贝尔来信对我说，这部书显示了我高人一等的才华，显示我有资格居于文学家的首位；但他在信的末尾却不署名，而他在此前给我的信中都是署了名的。杜克洛是一位真诚可靠的朋友，行事十分谨慎，他虽然很欣赏这部书，但不白纸黑字把他欣赏的话写信告诉我。拉孔达米纳非常仔细地把《信仰自白》看了一遍又一遍，但在一谈论这篇文章时，却东拉西扯，不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看得那么仔细的原因。克勒贺也只是看了书中的《信仰自白》，但他在给我的信中却敢于述说他读后受到的感动。他以明白无误的词句告诉我，这篇文章温暖了他衰老的心。在我寄赠这本书的人当中，只有他一个人毫无保留地坦然告诉人们他对这本书的好评。

在这本书公开销售之前，我也送了一本给马塔斯。他把书借给斯特拉斯堡地方长官的父亲、参议员布莱尔看了。布莱尔先生在圣格拉蒂安乡下有座别墅，马塔斯是他的老熟人，有空就去看望他，所以在《爱弥儿》公开销售之前，就让他先读为快，可是，布莱尔在把书还给他的时候，却说了这么一句话：“马塔斯先生，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书，但它不久就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议论纷纷，对它的评说之激烈，将远远超过作者的想象。”当马塔斯向我转述这句话的时候，我只是好笑，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当官的人在打官腔，不论谈什么事情都要带一点神秘的色彩。所有一切传到我耳朵里的令人不安的话，都没有布莱尔先生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这么深。当时我不仅没有预见到大祸即将临头，反而深信这本书既对世人有益，而且又写得那么美，又完全合乎出版的规定，再加上有卢森堡夫人的支持和主管官员的庇护，因此，我深自庆幸，我所作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把所有一切嫉妒我的人打垮之后，在大获全胜的凯歌声中退隐山林。

这本书出版之后，只有一件事情令我担心。我担心的，不是我的安全，而是心灵的平静。在退隐庐，在蒙莫朗西，我非常气愤地亲眼看到亲王们只顾自己行乐，使可怜的农民遭殃，听任猎物在他们的地里毁坏他们的庄稼。他们不敢用别的办法保护他们的作物，只能用敲打响器之类的东西吓跑它们。他们带着小锅、小鼓和铃铛之类的东西在蚕豆地和豌豆地里守夜，用这些东西吓跑野猪。我目睹沙贺莱伯爵那么野蛮地对待那些可怜的农民，便在《爱弥儿》的末尾含沙射影地把这种暴行骂了几句(29)。这几句违背我出言要厚道的原则的话，后来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我听说孔迪亲王的官员们在亲王的田产上也是那么野蛮的对待农民，我生怕我深深敬爱和感激的这位亲王把我出于人道之心骂他叔叔的话误认为是骂他而生我的气。然而我的良心一再告诉我不要对这件事情那么挂怀，于是我放下了心，泰然处之。至少，我从来没有听人说过这位亲王注意到了那段话。事实上，那段话是我荣幸地和亲王相识之前写的。

在这本书正式出版之前或之后几天（我记不清楚了），出版了另外一本同样题材的书。一看它的内容，除逐字逐句照抄我的第一卷以外，还夹杂了一些庸俗无聊的文字。这本书的作者署名叫巴勒克塞尔，是一个日内瓦人；在书的标题下还注了一行字说是获得了哈勒姆科学院的奖金。我一看就明白，这个科学院和奖金是凭空捏造的，其目的是为了对公众掩盖他的剽窃行为。但是，我也看出其中有我当时还不清楚的阴谋。我既不明白我的原稿是怎样传出去的（原稿不传出去就不会被人剽窃），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伪造这个所谓的获得奖金的故事，因为这多多少少总要有点根据才行嘛。只是在多少年以后，从狄费尔卢瓦无意中漏出的一句话，我才看穿了其中的奥秘，大体上知道盗用“巴勒克塞尔”这位先生的大名出书的是哪些人。

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隐隐约约的雷声，已开始传入我的耳里。凡是稍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一场针对我这本书和我本人的阴谋正在酝酿，不久就要实施。而我，我竟然心里是如此的泰然和愚蠢，以致，不仅没有预见到我的灾难，而且在感到了灾难的后果之后，也猜不出其中的原因。有些人开始鼓噪，说什么在严厉惩办耶稣会教士的同时，也不能放过那些攻击宗教的书和它们的作者。人们责备我不该在《爱弥儿》这本书上署我的名字，好像我过去在我的其他著作上没有署过名似的，但事实上，我过去在我的其他著作上都署了我的名字，而谁也没有说什么不对嘛。大家似乎很担心，形势将迫使人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本来不想采取的必要的措施，而我行事又不谨慎。这就给有些人提供了机会。我虽听到了这些传言，但并不感到惊慌。我心里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与我本人有什么关系。因为我觉得我是无可指摘的，既有可靠的后盾，又一切都是按规矩办的。我一点也不担心卢森堡夫人会让我因某一过失而陷入困境，何况这一过失如果真有的话，那也是她一个人造成的。我知道，在这类事情上，历来的做法是严惩书商而不追究作者。因此，我非常担心可怜的杜什纳，万一马尔泽尔布先生把他抛弃不管的话，他的处境就岌岌可危了。

我很沉着，很冷静；但传言一天比一天多，而且不久就升高了调门。公众，尤其是议会，似乎对我沉着冷静的态度很生气。没过几天，风云突变，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我头上来了。议会里已经有人公开主张把我的书都烧了，不但要烧书，而且还要把书的作者扔到火里烧死。当这样一种像果阿的宗教裁判官说的而不像一个议员说的话第一次传到我耳里的时候，我还认为是霍尔巴赫一伙耍的花招，其目的是想把我吓得逃跑。因此我觉得这种小孩子玩的伎俩实在可笑，根本就没有把他们这一套传言当回事，我对我自己说，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别的办法吓唬我的。可是后来传言愈来愈像真话，他们似乎真的要这样干。这一年，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第二次来蒙莫朗西的时间比往年早，六月初就来了。虽然我那两部新出版的书在巴黎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但在这里却很少有人谈论；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在我面前更是一字未提。然而有一天上午，当我单独和卢森堡先生在一起的时候，他问我：“你在《社会契约论》中是不是说了舒瓦瑟尔先生的坏话？”“我说他的坏话？”我吃惊得往后退了一步说道，“没有，我敢向你发誓。恰恰相反，我还说了他的好话。我这支从来不恭维任何人的笔还对他写下了任何一个大臣都没有受到过的高度赞扬。”我立刻把那段话述说给他听。“在《爱弥儿》中呢？”他又说道。“也没有，”我回答道，“在《爱弥儿》中没有一句话涉及他。”“唉！”他以比平时更激动的声调说道：“你在那本书里也最好是没有任何一句话涉及他，但是，如果你真是想说，那就把话说清楚嘛。”“我认为我是说清楚了的，”我说道，“我相信他也会看明白的。”他好像又要说什么。我见他想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可是刚一张嘴，便把话又咽了回去，一句话也不说了。这就是在朝为官的人的政治警惕性。有话不敢说，真可怜啊；它在最仁厚的人的心中也压倒了友谊。

这次对话虽然很简短，但至少在某些方面使我看清了我的处境，使我看出那些人针对的，是我。我叹息我的命不好，倒霉透了：它把我说的好话和做的好事全都变成了我的祸根。不过，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卢森堡夫人和马尔泽尔布先生做我的护身符，人家就没有办法绕过他们而直接攻击到我头上。但是，从那时起，我也看得很清楚，现在已经不是谈公正和法理的时候了，人家是不会花力气去审查我的书是不是真的错了。风声越来越紧，就连勒奥姆也在他唠唠叨叨的谈话中向我表示他悔不该承印这本书，而且确信那种威胁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祸事已经是不可幸免的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使我放下了心：我发现卢森堡夫人还是那么平静，甚至很高兴，始终是一副笑容。这表明她深深相信这件事情她做得对，所以才用不着为我担心，用不着对我说什么同情或抱歉之类的话，才那么冷静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就好像她与此事无关似的，对我的命运也用不着担忧似的。不过，使我感到惊异的是，她对我什么话也不说，而我觉得她倒是应当对我说点什么。布弗勒夫人就不显得那么平静了，她焦躁不安地一会儿来，一会儿去，忙得不亦乐乎。她告诉我说，孔迪亲王正在多方想办法消弭人家准备给我的打击。她认为这都是由于当前的形势造成的，因为巴黎地方法院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才不会被耶稣会教士指摘他们对宗教问题无动于衷。然而，对于亲王和她自己的活动，她好像并没有多大的成功的把握。她几次和我谈话的语气，不但不使我安心，反而使我忧心，每句话都倾向于劝我远走高飞。他劝我到英国去，她可以向我介绍许多英国的朋友，例如她的老朋友、大名鼎鼎的休谟。她见我安安静静地待在原地不动，便采取了另外一个能动摇我的决心的说法。她让我了解到，万一我被逮捕并受审讯，我就必然会把卢森堡夫人供出来。从夫人和我的友谊出发，我是绝对不能把她牵连进去的。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她尽可放心，我是不会连累她的。她反驳我说：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这一点上，她说得对，因为像我这样一个人，不论说真话将带来多大的危险，我在法官面前都是绝对不会发伪誓或说假话的。

她发现她的话虽然对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还不能使我下决心逃走，便对我提到巴士底狱，说到巴士底狱去待几个星期，这也是逃避地方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办法，因为地方法院是管不到国事犯的。对于这种奇怪的恩典，只要不用我的名义去乞求，我就不反对，可是她后来又不提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认为，她提这个建议只不过是为了试探我，人家并没有用这个办法把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的打算。

几天以后，元帅先生收到德耶神甫一封信。这位神甫是格里姆和埃皮奈夫人的朋友。他在信中说，他从可靠的方面获悉法院将采取极严厉的措施对付我，并注明某月某日就要下令逮捕我。我认为，他这个话是霍尔巴赫一伙捏造的，因为，据我所知，法院是严格按照程序办事的，在这件事情上，不先按司法程序弄清楚我是否承认我写过这本书，我是否真的是这本书的作者，不先弄清楚这些问题就贸然下令逮捕，是违反程序的。我对布弗勒夫人说：“只有危害公众安全的犯人，法院才能根据一点点犯罪的迹象下令逮捕，以防他逃跑。至于惩罚像我这样只能算作过错的行为（其实我的所作所为是应当得到荣誉和奖赏的），便只能对书起诉，而尽可能不牵连作者。”关于这一点，她给我指出了一个微妙的区别（我现在忘记了）以表明对我不先传讯就下令逮捕，已经是对我的一种照顾了。第二天，我收到居伊一封信，信上说：他那天到检察长那里去，在检察长的办公桌上看见一份对《爱弥儿》和它的作者的起诉书的草稿。需要指出的是，这位居伊是杜什纳的合伙人，书就是他印制的。他本人倒不感到什么，而只是出于恻隐之心给我通个消息。人们可以想象得到，他的话怎能叫我相信呢？！一个书商竟能到检察长的办公室去，从从容容地翻看他办公桌上那一堆文件和草稿，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嘛！而布弗勒夫人和其他一些人也告诉我说确有其事，证实居伊的话是真的。根据人们不断向我说的那些听起来十分荒谬的话，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成了疯子。

我看得很清楚，这里边一定有人家不愿意告诉我的秘密。我很安静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深信在这件事情上我清清白白，一切都是按正当的程序办的。不论我将遭到什么样的迫害，我为真理而受苦，这对我来说，还真的是极大的光荣呢。我不但不害怕，不躲藏，而且每天都到元帅府上去，下午照常去散步。6月8日，即逮捕令下达的前一天，我还同奥拉托利会的教士阿拉马尼神甫和芒达尔神甫一起去远足。我们带了许多点心到尚波去吃，吃得很开心；我们忘了带酒杯，就用麦秆从酒瓶里吸，每个人都挑选最粗的麦秆管，以便多吸酒，比赛看谁吸的酒多。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快乐过。

我已说过，我青年时候是常常失眠的。从青年时候起，我就养成了每天晚上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直看到眼睛发困，才吹熄蜡烛，勉强眯瞪一会儿，眯瞪的时间不长。我晚上一般是读《圣经》。我用这个办法读《圣经》，至少来回通读了五六遍。那天夜里，我比平常更兴奋，睡不着，我就延长了阅读的时间，把结尾是讲以法莲山地利未人的故事那一卷从头到尾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一卷是《士师记》（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读过这卷书）。这段故事使我很受感动。正当我迷迷糊糊回忆这段故事时，忽然一阵响声和一道灯光把我惊醒了。黛莱丝掌着灯领着拉罗什先生。拉罗什先生看见我突然坐起身来，便对我说：“别紧张，是元帅夫人派我来的。她给你写了一封信，还有孔迪亲王的一封信，也一起给你。”在卢森堡夫人的信里，我见到了亲王派专人给她送来的信，告诉她说：尽管他做了许多努力，但法院还是决定要严厉惩办我。他对她说：“情况已危急万分，谁也无法阻挡。宫里主张严办，法院也决定严惩，早晨7点钟就将签发逮捕令，并立即派人捉拿他。我已央求人家答应，如果他走了，就不追捕了。如果他执意不走，愿意让人家抓住，他是一定会被捉拿归案的。”拉罗什还说，元帅夫人让我立刻起床去同她商量。当时已是深夜两点，她刚就寝。“她在等你，”拉罗什说道：“不见到你，她就不去睡觉。”于是，我赶快穿好衣服，跑步到元帅府。

她显得焦虑不安。她表现出这个样子，这还是第一次。她慌乱的神情感动了我。在这出乎意料的时刻，又是在深夜，我本人也免不了有点激动。但是，一见到她，我就忘了我自己而只想到她，想到如果我被捕，她将担任的可悲的角色。因为，虽然我觉得我有足够的勇气说实话，即使说实话于我不利，会毁掉我，我也要说，但我没有足够的机智和应变的能力和毅力，在被严厉的追问下不把她供出来。这就使我决心要为她的安全而牺牲我的荣誉。在这件事情上，我一定要为她做我怎么也不愿意为我自己做的事。我的决心一下，便立刻告诉她：我所做的牺牲是应该的，绝不会让她替我为难。我相信她是不会误解我的意思的，然而她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说。我对她这样满不在乎的态度极为不满，以致使我犹豫起来，差一点儿就想改口，收回我刚才的承诺。这时，元帅先生来了，不一会儿，布弗勒夫人也从巴黎赶来了。他们做了本应该由卢森堡夫人做的事。我得到了他们的称赞，于是便不好意思改口。现在，剩下的问题是研究逃往何处，什么时候动身。卢森堡先生建议我改名换姓，在他府上躲几天，以便从容商讨下一步的措施。我不同意，也不同意悄悄到圣殿躲起来。我坚持当天就走，不愿到任何地方去藏匿。

我知道我在这个王国有许多势力强大的隐秘的敌人，所以我认为，尽管我喜欢法兰西，但还是以逃出法国才比较安全。我起先是想逃到日内瓦，但稍一思索，便看出这是个蠢主意，因为我知道法国的内阁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有威信，如果它决定要迫害我的话，是不会让我在日内瓦比在巴黎更安宁的，何况我的《论不平等》已经招惹了日内瓦小议会对我的愤恨，虽然它没有公开说出来，但它愈是闷在心里不说，对我的仇恨之心便愈凶狠。我还知道，我的《新爱洛伊丝》出版以后，在特农香医生的鼓动下，小议会便赶紧下令禁止发行，但一看连巴黎也没有人学他们的样子，便自惭愚蠢，收回了禁令。我毫不怀疑，他们觉得这一次对他们有利，他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整我；尽管他们表面上很大度，但所有的日内瓦人对我都怀有一种嫉妒心，一有机会就会对我发泄出来。尽管出于对祖国的爱，我愿意回到我的祖国去，如果我能在祖国平平静静地生活，我是绝不犹豫，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荣誉和理智不允许我以一个逃犯的身份回去，因此我只能到离日内瓦尽可能近的地方，到瑞士去看看，看日内瓦对我采取什么态度。读者不久就可看到，我犹豫不决的时间是不会持续太久的。

布弗勒夫人极不赞成这个决定，再次苦口婆心地劝我到英国去。我不为她的话所动摇。我既不喜欢英国，也不喜欢英国人。无论布弗勒夫人多么会说，她不但没有使我消除对英国和英国人的厌恶心理，反而使我更加讨厌他们。这当中的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虽然是决定当天动身，但从大清早起便对外说我已经动身走了。我派拉罗什到我家去取我的文稿，并叮嘱他对黛莱丝也不要明确说明我是动身了还是没有动身。自从我决定我将来要写我的回忆录之后，便收集了许多来往信件和其他材料，要来回好几次才能拿完。我把已经挑好的那部分材料单独放在一个地方，早上剩下的时间就忙着挑选其他的材料，以便把有用的材料都带走，把其余的材料都烧掉。卢森堡先生乐于帮我做这个工作，帮我挑选，但需要的时间太多，早上挑不完，哪有时间去烧那些不带走的材料呢。元帅先生对我说：剩下的材料由他来帮我挑选，以后打包裹寄给我，把不要的材料全都烧掉，不交给任何人。我很高兴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由他去办，我就可以把剩下不多的时间用来同我即将永别的最亲爱的人待在一起。他拿去我存放那些材料的房间的钥匙。我请他派人去把黛莱丝找来；她此刻正焦急得要死，既不知道我怎么样了，也不知道她将来会怎么样，更不知道法院的人来了她该怎么办，该怎么回答他们的话。拉罗什把她领到了元帅府，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她原以为我已经走了，现在一见到我，便呼天抢地大声喊叫，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啊，友谊、心灵的结合、朝夕相处的习惯和亲密无间的感情，在这一刹那间全都表现出来了！在这甜蜜而又悲伤的刹那间，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幸福、美好和宁静的时光。我们形影不离地在一起生活了将近十七年，两人别离，这还是第一次，如何叫我不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啊。元帅见我们这样拥抱在一起，也流下了眼泪，远远走开。黛莱丝不愿意离开我。我告诉她这个时候跟着我走，是很不便当的，而且，她也必须留下来，收拾我的东西，收取我该收的款子。按惯例，逮捕一个人，首先就是收缴他来往的信件和文件，查封他的财产，并开列清单，指定一个人保管，因此她必须留下来办理这些事情，尽可能妥善处理。我答应她不久以后就来接她。元帅先生也保证我一定会实践诺言。但是，我对她闭口不谈我准备到哪里去，以便在来抓我的人问她时，她可以如实说不知道。在临别拥抱她时，我内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触，我情绪激动地（唉！岂止是激动，其实就是在预言似的）对她说：“亲爱的，鼓起勇气来。在我顺利时你曾与我共安乐，往后，既然你愿意，那就要与我一起共患难了。从今以后，你也将跟我一起遭受欺凌和苦难。从今天这个可悲的日子开始为我安排的命运，将一直把我追逼到我最后一息。”

现在是到了该动身的时候了。法院的执达吏本该上午10点到，可是在我下午4点动身时，他们还没有来。我原来是决定坐驿车的，因为我自己没有车。这时，元帅先生决定送给我一辆两轮小篷车，并借给我一匹马和一名车夫，把我送到第一个驿站；到了那里，由于他事先的安排，自然有人向我提供拉车的马。

由于我没有到餐厅吃午饭，也没有在府中的其他地方露面，夫人们便到我一整天都没有离开的底楼来向我送别。元帅夫人拥抱我好几次，面容十分忧愁。但是，在她这几次拥抱中，我已经不再感到两三年前她拥抱我时的那种亲切之情了。布弗勒夫人也拥抱我，并对我说了许多嘱咐的话。米尔普瓦夫人也在场，她对我的拥抱当时真是使我吃了一惊；因为她素来对人极其冷淡，态度总是那么端庄和矜持，没有完全摆脱洛林家族的那种天生的高傲习气。她从来没有向我表示过热情。至于我，也许是由于我没有料到她会拥抱我，因而有受宠若惊之感，所以对她给我的这一拥抱特别感到珍贵；也或者是在这一拥抱中确实传递了心灵高尚的人天生的怜悯心，所以我才在她的动作和眼神中看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强大的感染力。后来，每当我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时，便这样猜测：正是由于她知道我未来的命运，才情不自禁地在刹那之间对我的命运动了怜悯之情。

元帅先生一言不发，脸色苍白得像个死人。他坚持要把我送到停在饮马槽旁边的车子那里，看着我上车。我们穿过花园，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身上带有花园的钥匙，用钥匙把门打开之后，默默无言地把钥匙交还给他。他接过钥匙的那一刹那间，情绪之激动，令我十分吃惊。从那时以后，我经常情不自禁地回想当时的情景。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和他离别时的那种痛苦心情。我们两人默默无言地长时间拥抱。我们两人都感到这是我们今生的最后一次拥抱了。

在巴尔和蒙莫朗西之间，我碰见了一辆四轮大马车，车上坐着四个穿黑色衣服的人，他们一边微笑，一边举手向我致意。根据黛莱丝后来向我讲述的法院执达吏的面孔样子和他们到达的时间与说话的神情，我敢断定，他们就是我碰见的那四个人。后来我还获悉，下达逮捕令的时间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午7点钟，而是中午12点。我的车子要穿过整个巴黎城，在一辆敞篷小马车里，当然不可能藏得很严密。我看见街上有几个人向我打招呼，好像是熟人，可是我又一个也不认识。当天晚上我绕道经过维尔赫瓦庄园。在里昂，来往的驿车通常都要被带到城防司令部去盘查，这对一个既不愿意也不会撒谎或使用假名的人来说，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我带着卢森堡夫人的信去见维尔赫瓦先生，请他设法使我免掉这一麻烦的手续。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但这封信我没有使用，因为我没有经过里昂。这封信现在还封得好好的，放在我的文件箱里。公爵先生一再留我在维尔赫瓦庄园住一晚上，但我想继续赶路；当天我又走了两站路。

我的小马车的座位很硬，我的身体又不好，不能多赶路，加之我的外表又不够神气，不能让人家好好地听我使唤。而在法国，大家都知道，马跑得快还是跑得慢，全由车夫操纵。我以为多给车夫钱，就可以弥补我外表寒碜和不善言辞的缺点，然而结果却反而更糟：他们以为我是奉主人之命去办事的下人，是平生第一次坐驿车，因此他们用来给我拉车的马，全是劣马。我只好耐着性子听车夫的摆布，什么话也不说，他们爱怎么办就由他们怎么办。其实，我一开始就应当采取这种态度。

我这一路上也有排忧解愁的办法，那就是：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加以思考和分析。不过，这不合我的性格，我没有这个兴趣。说来也很奇怪，我这个人，灾难一过去，我是很快就会把它忘记的，尽管它是不久前才发生的。在灾难发生之前，我稍一想及，便惊惶失措，而在它发生之后，我对它的记忆便一天天淡薄，甚至不久就会消失。我活跃的想象力无止无休地思考如何防止未来的灾祸，因而分散了我的记忆力，使我无法集中精力回忆过去的事情。其实，事情既然已经过去，就用不着再担惊受怕，就用不着再去回想它了。从某一方面说，我的苦早已受完了。我受的苦愈大，我愈容易忘记，反之，我愈回忆我过去的幸福，便愈感到它有甜蜜的回味。可以说，我什么时候愿意，我什么时候就可以重新再享受一次过去的幸福。我觉得，正是由于我有这种美好的禀赋，我才从来没有产生过仇恨心，因为，如果对受到的伤害老是耿耿于怀的话，那首先就会使自己感到痛苦，结果是：敌人尚未受到报复，自己就受到了一番仇恨心的熬煎。我天生就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爱发脾气，甚至动不动就火冒三丈，但我从来没有记仇报复之心。别人对我的冒犯，我很少记在心里，因而也很少去理会那些冒犯我的人。我之所以有时候回想他人对我的伤害，只是为了防备他再次给我以伤害。如果我确信他不再伤害我了，我立刻就会把他对我的伤害忘掉的。有些人对我们唠唠叨叨地说教，要我们宽恕别人对我们的冒犯。他们的说法当然是好，但对我却没有用处。我不知道我的心是否能抑制仇恨的念头，因为它还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念头。我从来不把我的敌人记挂在我的心里，因此也就不会产生什么对他们是否宽恕的问题。我的敌人为了折磨我而首先使他们自己劳神费力到何种程度，这我不知道。我是听他们摆布的，他们手中有种种权力，他们正在使用这些权力。但有一件事情是超出他们的权力之外的，我敢说，他们对这件事情是无能为力的。这件事情是：他们为了整我，冥思苦想，伤透了脑筋，但他们没有办法使我为了整他们而伤我自己的脑筋。

从动身之后的第二天起，我就完全忘记了刚刚发生的一切。我把法院、蓬巴杜夫人、舒瓦瑟尔先生、格里姆、达朗贝尔和他们的阴谋与同伙，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在整个旅途中，除了注意应当小心提防的事情以外，对我的那些敌人，我连想都不去想他们。这时候，萦怀在我脑际的，是我动身前夕所读的那段《圣经》。我还想起了格士纳的《牧歌》，这是不久前这本书的译者于贝尔送给我的。《圣经》上的故事和格士纳的《牧歌》是如此清晰地浮现在我脑海里，以致使我想把它们结合起来，用格士纳那样的笔调写一篇《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不过，用田园诗的那种朴素笔调来描写一个如此悲壮的故事，似乎不太合适，何况以我当时的处境，我也没有多少轻松的心情用活泼的笔调来描写。不过，我还是尽力而为，唯一的目的是在车中消遣，而不抱任何成功的希望。然而，我刚一试写，我便惊奇地发现我的思想是那么活跃，信笔写来，十分顺手，三天工夫我就把这首短诗的前三章写好了，其余部分是后来在莫蒂埃完成的。我敢说，虽然这篇作品的内容是可怕的，甚至是令人憎恨的，但我还是克服了旅途中的种种困难，写出了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如此哀艳、如此清丽和充满天真与古朴的笔调的作品。《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虽不能说是我最好的作品，但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我过去是，也许将来还是，每次重读这篇作品都感到一种无怨无恨的内心的喜悦。我的心，不仅没有因为遭受许多灾难便怨天尤人，反而自己宽慰自己，在我本身找到一种能抵消灾祸带来的痛苦的慰藉。读者诸君，请你们把所有那些虽说在莫大的逆境中也曾写过许多好作品的大哲学家都召集起来，把他们放在我这样的处境里，在荣誉受到侮辱的悲愤中，也写一部这样的作品，看他们怎样落笔。

从蒙莫朗西启程到瑞士时，我便决定要到伊弗东我的老朋友罗甘先生家去住几天。他在伊弗东已退休好几年了，曾多次来信请我去看他。我在路上听说从里昂去，要走许多弯路，因此我便决定不经过里昂。但是，不经过里昂，就要经过贝藏松。贝藏松是一个要塞之地，所以也将遇到许多麻烦事。最后，我决定绕道萨兰，借口说是去看麦朗先生。他是杜宾先生的侄子，在萨兰工作，曾几次来信邀请我去看他。这个办法很成功。我没有见到麦朗先生，因此也就用不着停留；我继续赶我的路，谁也没有盘问我。

一进入伯尔尼的境界，我就叫车夫停下来。我走下马车，跪在地上，俯身亲吻大地，激动得大声叫喊道：“上天啊！你是美德的保护者，我现在可算是到了自由之地了！”我历来是这么傻，稍稍有点希望便以为万事大吉，对即将成为我的灾难之地的地方也充满了激情。我的车夫见我那样激动，以为我疯了。我又登上马车，几小时以后，我就被可敬的罗甘紧紧地抱在怀里，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快乐。啊！我需要在这位贤明的主人家里歇息歇息，我需要在这里恢复我的勇气和精力，并筹划如何尽快使用它们。

在以上的叙述中，我之所以对我所能记得的事情讲得那么详细，不是没有理由的。虽然那些事情的细节似乎不够清楚，但一抓住了其中的线索，就可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大致的掌握。举例来说，虽说它们对我提出的问题不能说明最初的起因，但它们可以大大帮助我们解答问题。

现在假定：为了施展以我为目标的阴谋，人家非要迫使我远走不可，一切差不多都是像实际经过的情况那样进行，才终于迫使我离开了蒙莫朗西，但是，如果我不被卢森堡夫人半夜派来的人吓一跳，不被她那种焦虑不安的样子弄得六神无主，而是继续像以往那样保持镇定，不留在她的府中，而是回到我自己家里的床上安安静静地睡到大天亮，我真的会被逮捕吗？这是个关键问题，其他许多问题的解答，都将以这个问题为转移；而要研究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警告性的谴责令下达的时间和真正的逮捕令下达的时间。这是一个浅显的但是很有启发性的具体事例。它说明在事实的陈述中，若想找出其中秘密的原因，就连最微小的细节也应当加以注意，最后用归纳法把秘密的原因揭示出来。

————————————————————

(1) *这段话，是我1769年写的。

(2) 法国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写的一部描述爱情故事的心理小说。——译者

(3) 指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日内瓦。——译者

(4) 理查森（1689—1761）：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帕梅拉》和《克拉丽莎·哈尔罗》等。——译者

(5) *不是她，而是另外一位我不知道其姓名的贵妇人。

(6) 见卢梭：《新爱洛伊丝》，附录一《第二篇序言，或：关于小说的谈话》，李平沤、何三雅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61—794页。——译者

(7) 《永久的和平》是简称，全称是：《圣皮埃尔神甫的〈永久的和平计划〉摘要》。——译者

(8) 卢梭对圣皮埃尔神甫的《永久的和平计划》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他写的评论中指出这个计划纯粹是神甫一相情愿的空想。伏尔泰只看了《世界报》上刊登的《〈永久的和平〉摘要》，便于1761年5月1日在《〈百科全书〉报》上发表了一篇游戏文章，题为《中国皇帝的诏书》，对卢梭大加嘲讽，说卢梭只知道给欧洲以“永久的和平”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东方，还有中国；说卢梭的计划如果让中国的皇帝看了的话，中国的皇帝一定会龙心大悦，将它颁行天下，使各国君王共享太平。伏尔泰的文章通篇都是调侃的词句，没有一句严肃谈论政治问题的话，卢梭看了，只好付之一笑。——译者

(9) 皮鲁士（公元前318—前272）是古埃皮鲁斯国国王。他野心很大，想征服全世界；他不听他的谋臣西内阿斯的劝告早日罢兵息战，结果在公元前272年攻占希腊阿尔果城时，被一个老妇从屋顶上向他扔下的瓦片击中头部而死。——译者

(10) 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三个由波旁家族统治的国家为了对抗英国的海上实力而于1761年签订的军事协定。这个协定是由时任法国海军大臣的舒瓦瑟尔提出并一手推动而签订的，故卢梭在这里十分赞赏他。——译者

(11) 这段评论是这样说的：“如果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一个天生治国的人物居然在一个几乎被一群矫揉造作的执政者们弄得举国陆沉的国君制里执掌了国政的话，他所发挥的才能一定会使人们大为惊讶；这就会给那个国家开辟一个新时代。”（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3页）——译者

(12) 指根据英国小说家阿芙娜·布恩的《奥努洛科的故事》改编的剧本。这个剧本于1751年由杜·博嘉日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译者

(13) 吉尔·布拉斯是法国小说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中的主人公。大主教格内拉德问吉尔·布拉斯听了他的讲道词以后有何感想，吉尔·布拉斯说了实话，说主教的讲道词并不怎么好，结果被主教训斥一通，赶出了教堂。——译者

(14) 指孔迪亲王的府第。圣殿原为古时圣殿骑士团驻扎的一个城堡式建筑，后来成为孔迪亲王的府第。——译者

(15) *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我万万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料到，而且也很难令人相信，他在出版我的作品方面也玩弄过花招；这一点，他也被迫承认了。

(16) 指拿到王家印刷局去印（当时的王家印刷局设在卢浮宫）。——译者

(17) *例如，就我所知，某某议长就同《百科全书》派的那些人及霍尔巴赫一伙关系十分密切。

(18) 指英法两国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的结果，使法国失去了印度和加拿大两个殖民地。——译者

(19) 指蓬巴杜夫人，这位夫人，正如卢梭在前面说的，参与朝政，俨如“首相”。——译者

(20) 指舒瓦瑟尔。——译者

(21) 指吉尧姆·拉穆瓦尼翁·马尔泽尔布（1683—1772）。——译者

(22) 指担任法国图书总监的克雷蒂安·吉·拉穆瓦尼翁·马尔泽尔布（1721—1794）。——译者

(23) 卢梭的这些揣测和估计，是错误的。事实上，法国官方对耶稣会的活动早已不满，认为它的教义是“荒谬的和有害的”。1761年8月6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解散耶稣会，并关闭该会开办的学校和其他机构。——译者

(24) 这四封信，见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85—207页。——译者

(25) 指《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等人。——译者

(26) 指本书第十卷中所说的那两个“爱管闲事”的冉森派教士。——译者

(27) 详细的情况是：1762年4月13日，雷伊从阿姆斯特丹发了两大包《社会契约论》，从海路运至敦刻尔克，然后由敦刻尔克经河道运至卢昂，4月30日雷伊寄了一本《社会契约论》给法国图书总监马尔泽尔布；5月7日马尔泽尔布通过卢梭转告雷伊，不许将此书运到法国销售。——译者

(28) 塔索：《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第一章，第六十二节。——译者

(29) 见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下卷，第521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