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1748—1755）

在写完前卷书之后，我要暂时歇一下。从本卷开始，我要从头讲述我长长的一连串不幸的遭遇。

我曾在巴黎两个最显赫的人家生活过。虽然我不怎么善于交际，但也结识了几个人：我在杜宾夫人家里结识了萨克斯-戈特公国年轻的储君和他的师傅图恩男爵；在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家里结识了图恩男爵的朋友塞基先生，他因编了一本精美的《卢梭(1)诗集》而享誉文坛。男爵邀请塞基先生和我到储君在封特奈——苏布瓦的那座府第去玩一两天。我们两人都去了。在经过万森纳时，一看见那座监狱，我的心就如同刀绞一般难过。男爵注意到了我脸上的这一表情。在吃晚饭的时候，储君谈到了狄德罗被关押之事；男爵批评狄德罗笔下太不谨慎。他这样说，显然是为了挑动我发表意见。于是，我便为狄德罗辩护，而且情绪非常激动。我的态度和言辞虽然偏激，但这是为了一个遭难的朋友，所以他们也就原谅了我，并把话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当时，同席用餐的还有两个随侍储君的德国人：一个名叫克鲁普费尔，此人很有头脑，是储君的私人教堂的主管神甫，后来还接替男爵成了储君的师傅。另一个是一位青年人，名叫格里姆，是储君的侍读，正在寻找机会另谋高就；他的穿着很寒酸，这表明他是急需找一份好工作的。那天晚上，克鲁普费尔和我谈得很投机，我们不久就成了朋友。我同格里姆的友谊进展得没有这么快。他很少站在人前显示自己，与他后来小有名气时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完全两样。第二天午饭时，大家谈论起音乐，他发表了许多意见。我听说他能用羽管键琴伴奏，便很高兴。饭后，主人派人去拿乐谱来，我们就用储君的羽管键琴演奏，玩了一整天，就这样结下了我们深厚的友谊。我们的友谊开始是这么甜蜜，后来竟变得那么苦涩：我以后在这方面有许多话要说。

一回到巴黎，我就得到好消息说狄德罗已经不关在单间牢房里了，可以在万森纳监狱的看管区内和花园里自由活动，而且，只要他不乱说话，还可以会见朋友。可是，我当时不能立刻去看他，心里真是难过极了！我在杜宾夫人家被一些非办不可的事耽搁了两三天，急得我像过了三四百年似的，随后，我便马上飞也似的跑到万森纳，一下子就投入我的朋友的怀抱。这一刹那之间的百感交集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啊！他当时不是单独一个人，还有达朗贝尔和圣堂的司库与他在一起，但我一进门，我眼睛里只看见他一个人。我大喊一声，猛冲几步，跑过去紧紧抱住他，把我的脸贴在他的脸上，除了哭哭啼啼直流眼泪以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心情激动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挣脱我的胳臂以后，他的第一个动作是转过身去对那位教士说：“先生，你看，我的朋友是多么爱我。”我当时正心情激动，对他这样利用我的友情来自夸的做法没有怎么多想，不过，后来有时候想起此事时，总觉得：如果我是狄德罗，从我嘴里说出的第一句话，绝不会是如此。

我发现：监狱生活对他的影响很大，牢房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印象。虽然他在监狱里相当舒适，可以在花园里自由自在地散步，这个花园虽然连围墙都没有，但他需要朋友陪伴，才不感到郁闷。当时，最同情他的苦恼的人，是我。我相信，只要他一见到我，他就会感到最大的安慰。所以，不管事情多么忙，我最多每隔两天就去看他一次，有时候我单独一个人去，有时候又同他的妻子一起去，同他一起度过一个下午。

1749年的夏天特别热。从巴黎到万森纳有两法里。我手中拮据，没钱坐马车，所以，如果是我一个人去，我就步行。下午两点出发，快步前进，以便早一点到那里。路边的树，按照当地的通常做法，总是把枝叶剪得秃秃的，几乎没有阴凉的地方。每当我又热又累的时候，便躺在地上，全身都动不了了。为了放慢脚步，我往往是随身带一本书，可是有一天，我随身带的是一份《法兰西信使报》，我边走边看，突然看到第戎科学院刊登的下一年的有奖征文题目：《科学与艺术的进步是助长了风俗的败坏还是促进了风俗的净化》(2)。

在看到这个题目的那一刹那，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管我对当时得到的印象记得很清楚，但详细情况，自从我在给马尔泽尔布先生的四封信中的有一封信里(3)讲过之后，便完全忘记了。这是我的记忆力的奇特现象之一，值得在这里讲一下。当我用它的时候，我能把我记得的事情回忆得清清楚楚，而一旦把我回忆的事情写在了纸上之后，我的记忆便离我而去，一切都再也想不起来了。这种奇怪的现象，甚至在音乐方面也有。在开始学音乐以前，我能背许多歌曲，而在我一开始能按谱唱歌以后，我便一首歌也记不住了；我以前最喜欢的歌曲，今天我一个也背不出来了。

这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到万森纳时，心情激动得近似疯狂。狄德罗看出了我的这种心情。我向他说明了原因，我把我在那棵橡树下面用铅笔写下的那几句法布里西乌斯(4)式的话读给他听。他鼓励我大胆发挥我的观点，把文章寄去参加比赛。我照他的话做了。然而，没有料到的是，从那时那刻起，我就坠入了万丈深渊；我一生不可避免的灾难，就是从这一念之差开始的。

我的情感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升华起来，与我的思想同步前进。我所有一切其他的欲望，都被我对真理、自由和美德的积极追求打消了。而更令人惊异的是，这种狂热的状态在我心中一连持续了四五年之久，其高昂的程度也许在别人的心中还从来没有过。

我写这篇文章的方法也是很奇特的。这个方法，我后来在撰写其他著作时也采用。我把我的失眠之夜全都用来写这篇文章。我闭着眼睛在床上沉思，我把文章的布局和各段的内容翻来覆去地琢磨，到满意的时候我就把它们存在脑子里，直到我认为能写在纸上为止。但是，在我起床穿衣的时候，又全忘记了；等我拿起笔来要写时，我编排好的段落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了。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让勒瓦赛尔太太充当我的秘书。幸亏我早就让她和她的丈夫与女儿搬到离我近的地方住了。为了少用一个仆人，她每天早晨来生炉子和做些杂事。她一到，我就把我夜里在床上想好的文章内容口授给她笔录。这个办法，我用了很久，使我少忘掉许多构思好了的词句。

文章写好后，我拿给狄德罗看。他很满意，并提出了几处修改的意见。不过，这篇文章尽管文字激昂，但缺乏逻辑，段落铺叙的层次不够分明。在所有出自我笔下的作品中，就数它推理的说服力最弱，词句修饰的美也参差不齐，不甚匀称。可见一个人不论天资多高，写作的艺术不是一下子就能学好的。

我把文章寄出去以后，除格里姆以外，我就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过。自从他到弗里埃茨伯爵家以后，我们的来往就密切起来了。他有一台羽管键琴，这就成了我们聚会的地点。我有空就到他那里去，由他用羽管键琴伴奏，我们一起唱意大利歌曲和威尼斯船夫曲，从早唱到晚，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一刻不停地从晚上唱到早晨。那段时间，如果在杜宾夫人家找不到我，到格里姆的住处准能找到；即使不在他那里，也是和他一起出去散步或者看戏去了。我有意大利喜剧院的免费入场券，因他不喜欢那个剧院，我只好和他一起到他喜欢的法兰西喜剧院花钱买票进去看。那时，使我和这个年轻人交往密切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强，以致使我变得和他须臾不可分离了，和我可怜的黛莱丝也疏远了；我说的“疏远”，只不过是说我去看她的时候少了，而我对她的依恋之情，在我这一生中没有一时一刻减弱过。

由于我空闲的时间不多，不能各方面都兼顾到，所以我又想起了要如何安排，才能使我和黛莱丝经常在一起。其实，这个想法我早就有了的，但因她家人口太多，尤其是因为我无钱购置家具，便一直把这个计划搁了下来。现在有了在这方面做一番努力的机会，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我的计划。弗兰克耶先生和杜宾夫人觉得每年八九百法郎不够我的花销，便主动把我的年薪提高到五十路易，而且，杜宾夫人听说我要购置家具，也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帮助，加上黛莱丝原有的家具，我们便在格莱内尔——圣奥诺雷街的隆格多克公寓租了一套小房间。在这座公寓住的，都是正派人。我们尽力之所能布置了一下，就在那里一直住到搬家到退隐庐。

黛莱丝的父亲是一个脾气很好的老人，性格很温和，特别怕他的老婆，因此他给他的老婆起了个绰号叫做“刑警队长”，后来，格里姆还用这个绰号来戏称我的黛莱丝。勒瓦赛尔太太不是不聪明，也就是说，她并不缺乏才能，她甚至还以她懂得上流社会的礼仪和做派而自夸呢。但她有一种爱讨好巴结人的诡秘样子，这就叫我实在受不了了。她经常给她的女儿出坏主意，教她的女儿对我不说真话，见到我的每一个朋友都假意奉承，挑拨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我之间的关系。不过，她真的是一个好母亲，因为她发现当一个好母亲，对她是有利的。她想方设法掩盖她女儿的过失，从中得到好处。这个女人，尽管我无微不至地关怀她和照顾她，送她许多小礼品，一心想使她喜欢我，但结果纯属徒劳。我这个小家庭中发生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情，唯一的罪魁祸首就是她。不过，我应当承认这六七年间我还是享受到了脆弱的人心所能品尝到的美满的家庭幸福。我的黛莱丝的心是一颗天使的心。我们的感情随着我们关系的密切而增加。我们一天比一天感觉到我们彼此是互相为对方而生的。如果要把我们的快乐生活加以描写的话，那简直简单得令人好笑。我们两人经常到城外去肩并肩地散步，在小酒馆里花八九个苏吃点儿小吃。我们紧靠窗口，面对面地坐在两把小椅子上吃晚饭：把椅子放在一个与窗子一样宽的大木箱上，窗台就是我们的饭桌，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观赏窗外的景色和行人，虽然是在第五层楼，但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感觉到是置身街中。我们的晚餐，吃的喝的总共就是四分之一块大面包、几个樱桃、一小块奶酪和四品脱葡萄酒。我们吃得很开心；这种乐趣，谁能描写得出和感觉得到呢？我们之所以吃得那么津津有味，靠的是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信任和心灵的亲密与温馨！有时候，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半夜，如果不是她母亲来提醒我们，我们还不知道已更阑人静，时间已是深夜了。现在，让我们放下这些细小的事情不谈，因为它们既乏味又令人好笑。我早就说过，而且也确实体验到：真正的乐趣，不是文字所能描写的。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有过一次粗俗的享乐，也是我应该自己责备自己的最后一次这类享乐。我在前面曾经说过，克鲁普费尔神甫是很可爱的。我和他的交往之密切，不亚于与格里姆的交往，而且同样亲密。他们两人有时在我家吃饭。我们的饭菜虽然简单，但却被克鲁普费尔疯疯癫癫的玩笑话和格里姆带德国口音的令人好笑的法语（那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法语纯正癖者）搞得乐不可支。我们小小的宴会不在乎菜肴是否精致，而在于大家吃得高兴。我们相处得如此之好，以致大家都感到须臾不可分离。克鲁普费尔在他常去的一个暗娼家包养了一个姑娘，但她仍然可以接客，因为他一个人养活不了她。有一天晚上，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碰见他从咖啡馆出来，准备到那个姑娘那里去吃晚饭。我们嘲笑他，于是他存心报复，邀我们同他一起到那个姑娘家吃饭；这时，轮到他来嘲笑我们了，因为他终于把我们像他那样拉下了水。我发现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天性相当善良，性格很温柔，不像干那一行的人。有个老鸨和她在一起，正在努力调教她。闲谈和酒足饭饱使我们乐得忘乎所以。好心的克鲁普费尔不打算请客只光请吃饭，于是我们三个人便一个接一个地同那个可怜的姑娘哭笑不得地到隔壁那个房间去了。格里姆一再说他没有碰她，说他之所以和她待那么久，是拿我们开心，让我们着急。可是，如果他真的没有碰她的话，这也不像是因为他不好意思，因为他在搬进弗里埃茨伯爵家之前就住在圣洛什区的一些妓女家里。

我走出那个姑娘住的穆瓦洛街时，同圣普乐(5)走出他被人灌醉的屋子时一样的羞愧。我写他的故事时(6)，便回想到了我这段往事。黛莱丝从某些迹象，特别是从我慌乱的样子，看出我好像是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为了减轻我心中的负担，我马上向她坦白了一切。我这样主动，还真是做对了，因为第二天格里姆一来就绘声绘色地向她讲述了我的丑行，而且从此以后，他一有机会就故意添油加醋地向她重提此事。他不应当那样做，因为我是那样衷心信任他，我就有权利期待他不要做任何令我后悔不该那么相信他的事。没有任何事情是像这件事情这样令我感到我的黛莱丝的心地的忠厚。她对格里姆的那种做法的憎恨，比对我的不忠的责备更有甚之。她只含情脉脉地批评了我几句，而没有丝毫恼怒的样子。

这个好女人的头脑，同她的心地一样的单纯。对她的头脑的描述，单单这句就够了。不过，有一件事情还是值得讲一下的。我曾告诉她说：克鲁普费尔是萨克斯-戈特公国储君的私人礼拜堂的主管神甫。在她看来，一个主管神甫当然是一个特殊人物，以致令人好笑地把许多不相干的概念混淆在一起，认为克鲁普费尔就是教皇。有一天我回家时，她告诉我说教皇曾经来找过我。我开头还以为她疯了。我让她把详细的情况讲给我听，于是我才恍然大悟。我赶快跑去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格里姆和克鲁普费尔。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称克鲁普费尔为“教皇”，我们还把穆瓦洛街的那个姑娘叫做“教皇皇后珍妮”。这个名称，使我们笑得气都喘不过来。有些人硬说我自己曾经在一封信中承认我平生只笑过两次。他们显然是既不了解那个时候的我，也不了解青年时代的我；如果了解的话，他们是不会这样说的。

第二年，即1750年，当我差不多已经忘记了我写的那篇文章时，忽然获悉它在第戎得奖了。这个消息使我回想起当初促使我写那篇文章的那些思想，并赋予它们以新的力量，使我的父亲、我的祖国和普鲁塔克在我童年时候在我心中播下的英雄主义和道德观念的种子开始萌芽生长了。我从此认为，人生在世，只有做一个自由的和有道德的人才是最伟大的和最高尚的。我一定要把财富与他人的评说不放在眼里，一切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虽然我对他人的嘲笑仍然感到不应有的羞惧，因而妨碍了我按这些原则行事，并与我那个时代的处世信条毅然决裂，但我已下定决心，如果再遇到违背我心意的事情，我一定要意志坚定地抱着必胜的信心，毫不迟疑地按我的意志行事。

正当我从哲学的角度对做人的种种义务进行探讨时，有一件事情使我对我自己的义务更加深入地思考。黛莱丝第三次怀孕了。由于我对自己太真诚，内心太自尊，不能以我自己的行为来否定我自己的原则，我便开始仔细思考我的孩子们的命运和我与他们的母亲的关系。我是本着自然的、正义的和理性的法则进行思考的，是按照这个与它的创立者同样纯洁、神圣和永恒的宗教的教义进行思考的。这个宗教，人们表面上说是要净化它，实际上是在玷污它，用他们的那一套办法把它变成了尽说空话的宗教。他们规定了许多本来就不可能做到的规章，所以大家只好空谈一阵，谁也不实行。

我对我的做法的后果的严重性固然是估计错了，但我是怀着宁静的心灵那样做的，而且，当时的心灵的泰然，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如果我生来就是恶人，从来不听从大自然温馨的呼声，心中没有萌生过真正的正义感和人道感，那么，这种铁石心肠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就极其简单了。然而，我的心是火热的，我的感情是那样强烈，那样容易产生依恋之情，容易听从这种感情的驱使，而在需要割断这种感情时我是感到那样摧肝裂胆般的心碎；我对人抱有天生的同情心，我热爱伟大的真、美与正义，对任何种类的邪恶都十分痛恨；我不记仇，不害人，甚至连这种念头都从未产生过；我看到刚强、豁达和可敬的行为，真诚的仰慕之情便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这一切表现，能和那种肆意践踏最崇高的义务的邪恶思想在同一个人的心灵中并存吗？我认为不能；我要坦率地说：这是不可能的。让-雅克一生中没有一时一刻是这种没有心肝的人，没有一时一刻是这种天性败坏的父亲。我也许是做错了，但我的心绝非铁石。如果要我讲述我的理由的话，那说起来就话长了，何况这些理由既然能使我那样做，它们当然也能使别人那样做。我不想让那些将来读我这本书的青年人犯同样的错误。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错误在于：由于我自己无力抚养我的孩子，因而把他们交给国家去教育，让他们成为工人或农民，而不成为游民或追逐钱财的人。我当时这样做，还以为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和父亲应该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做是柏拉图的书中描写的共和国的一分子。而从那时以后，我内心的后悔曾不止一次使我认识到我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错了。由于我那时的理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还常常感谢上苍保佑了他们：由于我这样做，他们才没有遭到他们的父亲的这种命运，才没有因为我迫不得已而抛弃他们，使他们很有可能沦落到我如此穷愁潦倒的境地。埃皮奈夫人和卢森堡夫人出于友谊，或者是出于慷慨或其他动机，曾表示愿意替我抚养我的孩子，但是，他们是不是因此就会幸福，或者，至少成为诚实的人呢？这，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人们将促使他们怨恨或背弃他们自己的父母。与其如此，那就不如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为好。

因此，我把我的第三个孩子也像头两个孩子那样送到育婴堂去了；后来，第四个和第五个孩子也照此办理。我一共有五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合情合理又合法，而我之所以没有公开宣扬，这纯粹是为了照顾到黛莱丝的面子。但是，我向所有知道我们关系的人都讲了。我向狄德罗和格里姆讲过此事，后来又告诉过埃皮奈夫人，再后来还告诉过卢森堡夫人。我在向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态度非常坦率，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当时，如果我想保密，不告诉任何人，那也是很容易的，因为古安小姐人挺老实，不会泄密，我完全信得过她。在我的朋友当中，我因有事求他而必须向他说出实情的，只有梯耶黎医生一个人，因为有一次黛莱丝在坐蓐期间生病，我曾去求他来为她治病。总之，我对我的行为从来不保密，这不仅是因为我从来就不知道我有什么事该瞒住我的朋友，同时还因为我看不出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在通盘权衡利弊之后，我为我的孩子选择了最好的安置办法，或者说我认为是最好的办法。我曾愿意，而且现在还依然愿意我小时候也受到他们那样的抚养和教育呢。

当我这样对人无话不谈的时候，勒瓦赛尔太太也在对人无话不谈，不过，其目的就不是没有私心了。我曾把她和她的女儿带进杜宾夫人府上，把她们两人介绍给夫人认识。夫人出于对我的友谊，对她们殷勤招待，十分欢迎。她把她女儿的秘密全都告诉了杜宾夫人，但她没有告诉夫人尽管我的工薪微薄但已尽了我的全力供养她们一家。夫人为人厚道大方，便另外给了她一些钱。这一点，黛莱丝受她母亲的指使，在我住在巴黎期间一直瞒着我，等我搬到退隐庐以后，有一次在谈别的事情时，她才告诉我。我不知道杜宾夫人对我们的事情竟了解得那么清楚，因为她在我面前没有表露过半点知道内情的样子。我不知道她的儿媳舍农索夫人是否也知道我们的事，但弗兰克耶夫人是知道的，她肚子里留不住话，第二年就向我谈起这件事情，那时我已离开她们家了。于是，我不得不就这件事情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我的文稿箱中存有一份抄件）。我在信中说的，都是我可以说而又不伤害勒瓦赛尔太太和她家人的理由，而最关键的理由，我却一字未提。

我对杜宾夫人的语言谨慎和舍农索夫人对我的友谊是深信不疑的；弗兰克耶夫人对我的友情也是很真实的，何况在我的秘密泄露之前她早就去世了。我这个秘密，只有那些私下听我讲过的人才能泄露出去，而且是在我与他们绝交之后才泄露的；单凭这一点，人们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用心何在了。我不想逃避我应当受到的谴责。我宁肯受这种谴责，也不愿接受他们出于恶意而对我冷嘲热讽的批评。我的错误虽大，但这只不过是一种过失。我无视了我的天职，但伤天害理之心却一点也没有。我对我那几个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固然谈不上有什么慈父的爱，但是，他们那种背叛朋友的友谊，破坏最神圣的信义，故意泄露我们心中的秘密，恣意诋毁一个虽然离开了他们但依然尊重他们的朋友的名誉的行为，就不是错误或过失，而是灵魂的卑污和邪恶了。

我向各位读者许诺的，是如实忏悔我做过的一切，而不是为我辩护，因此，关于这件事情，就谈到这里为止。讲实情在我，而秉公评判在读者；我永远不向读者提更多的要求。

舍农索先生结婚以后，由于新娘子为人贤惠，这就使得我在她婆婆家的生活更加愉快了。这个可爱的年轻女人，对我特别关照，认为在替杜宾先生办理文书工作的人当中，我的工作做得最好。她是罗什舒雅尔子爵夫人的独生女儿。罗什舒雅尔子爵夫人是弗里埃茨伯爵的好友，因此，通过伯爵，也成了格里姆的好友。而格里姆之所以能进她的女儿家的门，还是我介绍的，但是，他们两人的个性不大合得来，所以往后没有进一步深交。从此时起，格里姆就开始讨好权贵，一心想同她的母亲来往，而不同她来往，因为她的母亲在上流社会中的交游甚广，而她的女儿的交友原则是：脾气要相投，人要老实，不搞阴谋，也不巴结权贵。杜宾夫人发现舍农索夫人不像她希望的那样听话和顺从，便想方设法使她在家里过冷冷清清的日子，而舍农索夫人也心高气傲，也许是由于出身高贵，宁肯独自一人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也不愿意到社交界去寻找什么乐趣，不愿意受那种她天生就不喜欢的约束。她这种孤芳自赏的性格，使我对她更加敬慕，因为我的天性历来是对不幸的人十分同情的。我发现她爱空想，好思辨，虽然有时候有点儿喜欢强词夺理。她的谈吐，一点儿也不像那些从女修道院出来的少女，我听起来十分入耳。她那时还不到二十岁，肤色白嫩；如果她多注意一下姿势的话，她的身材是非常苗条动人的。她的头发金黄而略带灰色，十分好看；这使我想起了我那可怜的妈妈(7)风华正茂时候的头发，因而搅得我心猿意马，不得安宁。但是，由于我刚给我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严格遵守，所以保证了我不对她抱非分之想，不被她的美色所迷惑。在整整一个夏天，我每天都要和她单独在一起待三四个小时，严肃认真地教她学数学。虽然那些枯燥无味的数目字弄得她很讨厌，但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不正经的话或使过一个不正经的眼色。而五六年以后的我，就没有这么老实，或者说就没有这么傻了。这也是命中注定，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一个让我倾情相爱的女人：我心灵中最初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万缕情丝，不是向她，而是向另外一个女人吐露的。

自从我住进杜宾夫人家以后，我对我的生活已感到十分满足，没有产生过任何试图进一步改善的心。她和弗兰克耶先生一起增加我的薪金，完全是出于他们的主动。这一年，弗兰克耶先生对我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想让我手头再宽裕一些，境况不那么窘迫。他是府中的财务总管。他的出纳员迪杜瓦耶先生年事已高，而且家境富足，因此想退休。弗兰克耶先生让我去接替他。为了能胜任这个工作，我有几个星期到迪杜瓦耶先生那里去学习必要的知识。然而，要么是由于我没有担任这个工作的才能，也或者是由于迪杜瓦耶想另外推荐一个他自己的人，因而不认真教我，我学习的进步很慢，效果很糟，对那一大堆被故意弄得乱七八糟的账目一看就头疼。不过，虽说我没有全盘掌握这个工作的奥秘，但对其中的要点也粗略学到一些，对担任这个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于是我就接手干这个工作了。我既管记账，又管日常的现金收支，还要核算和保存票据。尽管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也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但我的年龄已大，因此也就逐渐安下心来，克服厌恶情绪，下定决心要做好这个工作。不幸的是，正当我的工作开始做得非常顺手的时候，弗兰克耶先生要到外地去旅行。在他离家期间，就由我负责掌管银库，款数大约有二万五到三万法郎之多。保管这么多钱，使我日夜操心，担惊受怕，精神十分紧张。因此，我深深感到我不适合干出纳工作。我毫不怀疑，在他离家这段期间，我日夜不安的心情，是他回家之后我生病的原因之一。

我在本书的上篇已经说了，我生下来就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孩子。我的膀胱有一处先天的畸形，使我幼年时候就几乎不断地患尿潴留症。我的苏逊姑母照护我；她为了保全我的生命，真是操尽了心。她把我的生命保住了。我健壮的体魄终于战胜了疾病。我的健康竟是那么的好，除了我在前边讲过的那次虚弱症以及稍微受热便感到频频尿急有点不舒服以外，我一直到三十岁就几乎没有再犯过我幼年时候的那种病。我的病第一次复发，是在我到威尼斯之后。旅途的劳累和气候的炎热，使我患上了尿道炎和腰疼，直到入冬以后才好。我和潘多阿娜姑娘干了那档子事以后，以为必死无疑了，但结果却没有感到身体有任何不适之处。我对朱莉达虽曾一度朝思暮想，茶饭不思，但毕竟只是心动而身体未受损害，单相思一阵之后，身体反而比从前更结实。只是在狄德罗被捕入狱之后，我在那可怕的大热天常去万森纳看他，受了暑热，我才得了严重的肾绞痛，从那场病以后，我就一直没有恢复得像我原先那样健康。

在我目前谈的这个时期，也许是由于保管那个令人烦心的银库，工作繁重而稍微劳累了一些，我又病倒了，病得比前几次还厉害，在床上躺了五六个星期之久，病情严重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杜宾夫人请名医莫朗来瞧我的病。尽管他医术高明，又十分细心，但也使我疼得难以忍受。他用探条探查，始终未能查出我的病因。他建议我去找达朗医生。达朗用的探条比较柔软，果然插进了患处。可是莫朗向杜宾夫人讲述我的病情时，说我顶多只能活六个月。他的话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这就使我开始认真思考我的处境：我能活的日子既然不多了，为了继续担任我本来就不喜欢的工作而牺牲我剩余不多的日子的闲暇和乐趣，这的确是太愚蠢。还有，我自己制定的严格的行为准则，和一个与这些行为准则不相适合的职位，怎么能调和得起来呢？我当了财务总管的出纳员，还有脸面去向别人宣讲做人要无私和安于贫穷与不慕名利吗？这些想法，随着体温的高烧，在我的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琢磨，而且，从此以后它们就在我的脑子里扎下了根，再也无法消除。在我病愈之后的休养期间，我又冷静地把我在高烧之时所产生的这些想法重新思考了一遍，我认为我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永远抛弃一切飞黄腾达和发财的念头，并下定决心无论多么贫穷都要独立自持地度过我的余生。我一定要不顾他人的议论，毫不考虑他人的毁誉，勇敢地做一切我认为是美好的事情。为此，我要克服的障碍，以及我为了克服这些障碍而做的努力，真是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尽量做到了，而且成功的程度超过了我自己的预期。如果我能像摆脱他人的议论的束缚那样摆脱友谊的束缚，我的计划就一定成功了。我的计划，也许是世人从未有过的最伟大的计划，或者，至少是最有益于培养道德的计划。可是，当我一方面把庸俗的人们所说的大人物或贤者的一切荒谬的评说不放在眼里的时候，另一方面却被那些自称为朋友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我像一个孩子似的听凭他们的摆布。他们不愿意看见我独自一个人另辟新路。他们表面上是在处处关心我的幸福，而实际上是在想尽一切办法使我成为笑柄：首先让世人看不起我，最后达到他们败坏我的名誉的目的。引起他们忌恨的，不是我在文坛上的名气，而是我在那时开始实行的个人生活方式的改革。我在写作艺术上标新立异，他们是可以原谅我的，而他们不能原谅我的是：我在生活方式上树立了一个似乎使他们大为不满的榜样。我是素重友谊的，我的个性随和而文静，是很容易增进友谊的。在我默默无闻的时候，凡是认识我的人，无一个不喜欢我，我没有任何一个仇人，而我一出了名，就一个朋友也没有了，这真是大不幸啊。而更糟糕的是，我周围的那些自称为我的朋友的人却千方百计借朋友之名，行置我于绝境之实。我将在本书的后面几卷中揭露这个卑鄙的阴谋。我在这里讲的这番话，只不过是指出其中的原因。读者不久即将看到它的第一个圈套是怎样设置的。

要独立生活，就需要有谋生的手段。我想出了这样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替人抄写乐谱，按页数计酬。如果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我当然是会采取的，但这个办法最适合我的兴趣，也是唯一不受他人的约束而又天天可挣到买面包的钱的办法，因此我就决定采取这个办法了。从今以后，我就用不着去考虑我的前途如何了，也没有去追求虚荣之心了。我从财务总管手下的一个出纳员变成了一个以替人抄写乐谱为业的人。我认为我的这个选择给我带来了许多好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将来被迫不干这个工作，但只要一有可能，我还是会回头再干这一行的。我的第一篇论文(8)获得的成功，使我实行这个决定更加容易了。它获奖以后，狄德罗便想办法把它印了出来。那时我正卧病在床；他给我写了一个便笺，告诉我文章出版的经过和它产生的效果。“这篇论文已轰动九霄，”他写道，“像这样成功的例子，以前还没有过。”公众对一个无名作家的好评，绝不是用欺世盗名的办法获得的。因此，这就使我对自己的才能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信心，而过去，尽管我内心对我自己的才能有所感觉，但一直是十分怀疑的。我发现，这次成功，对于执行我制订的计划是大有好处的。我断定：一个在文坛上已有点名气的乐谱抄写员，肯定是不会没有活儿干的。

我一下定了决心，便写了一封短信给弗兰克耶先生，把我的打算告诉了他，并感谢他和杜宾夫人对我的关爱；请他们有乐谱要抄写，就来找我。弗兰克耶先生不明白我这封信的意思，以为我还在发高烧说胡话，于是赶快跑到我家里来。但是，他发现我的决心是如此的坚决，无法挽回，便立刻去告诉杜宾夫人和其他人说我疯了。我由他们去说，我照我的决定行事。我首先从我的穿戴上开始改革：我再也不戴镀金的饰物，不穿白色袜子；我头上戴顶圆假发，摘下佩剑，把表也卖了。我心里异常高兴地说：“我用不着看表上是几点钟，只看天色就知道是什么时间了。”弗兰克耶先生很厚道，等了许多日子，都没有把出纳工作交给别人。最后，他见我决心已定，才把它交给达里巴尔先生。达里巴尔先生是舍农索青年时候的老师，曾以《巴黎植物志》一书而享誉植物学界(9)。

不论我这宏伟的改革行动是多么严厉，但开始的时候还没触及到我的内衣。我的内衣很漂亮，数量也多，是我在威尼斯的时候置办的。我对它们非常喜欢。内衣一定要干净。为了保持内衣的干净，我舍得花钱，因此，它们竟变成了一种奢侈品。幸亏有人帮忙，替我解除了这一重负。圣诞节前一天的晚上，当勒瓦赛尔太太和她的女儿去做晚祷、我去听圣歌大合唱时，有人撬开了顶楼的门，把刚洗干净放在里边晾着的所有的内衣全都偷走了，其中有我的四十二件衬衣，都是细布做的，是我的衣橱里存放的主要衣服。据邻居们说，他们看见一个人提着几大包东西走出公寓，时间正好是她们去做晚祷和我去听大合唱的时候。黛莱丝和我都怀疑那个人是她的哥哥，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坏人。勒瓦赛尔太太矢口否认我们的怀疑。但是，不管她怎么说，能证实我们的怀疑的迹象是很多的。我不敢去做周密的调查，怕发现的证据超过我的估计。那个哥哥从此就没有再到过我的家，最后竟完全失踪了。我哀叹黛莱丝和我的命不好，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复杂的家庭。我极力劝她早日摆脱这个危险的家庭的束缚。这件意外的事情改正了我喜欢漂亮衬衣的癖好。从此以后，我就只穿普通的衬衣，这样反倒与我的其他衣服更加协调。

我这样完善了我的改革计划以后，就一心使它的效果更加巩固和持久。我把别人对我的议论不放在眼里，只要我认定是好的或合理的事情，我做起来就不怕别人指手画脚地批评。我的文章引起轰动，我的决心令人啧啧称奇，这就给我招揽了许多活儿，一开张便相当成功。然而有好几个原因使我不能像在其他情况下干得那样更加出色。首先，我的身体不好。我前不久得的那场病，给我带来的痛苦还没有完全消失，因而不能使我恢复到从前那样健康，而且我深信：给我治病的那些医生让我受的罪，同疾病让我受的罪是一样的多。先后为我治病的医生有：莫朗、达朗、爱尔维修斯、马鲁安和梯耶黎。他们都很有学问，都是我的朋友，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法诊治，不仅未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使我的身体更加虚弱。我愈按照他们的方法吃药，我愈是变得面黄肌瘦，身体衰弱得不像样子。他们说的话，句句使我胆战心惊。我根据他们给我吃的药来衡量我的病情，我发现，他们是要我把尿潴留症、肾结石和砂淋这一连串疾病给我带来的痛苦受完之后才让我死。对他人有效的办法，如汤剂、药水浴和放血疗法，对我不但无效，反而加剧我的痛苦。我发现，只有达朗的探条对我还有点效果，能暂时减轻我的疼痛；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我恐怕就没命了，因此我花了许多钱买了一大堆探条存着，以备达朗万一去世，我这一生都有探条可用。我一连用了八九年，累计在这方面花的钱大约有五十路易之多。人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么昂贵又这么痛苦的医疗办法是不可能不分散我的工作精力的。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哪里能精力充沛地去挣每天的饭钱呢。

我的文学活动是分散我的精力的另一个原因，它对我的日常工作的妨碍，并不比疾病对我的妨碍少。我的论文一发表，文学界的卫道士们便一窝蜂似的向我发动围攻。看见那些小小的若斯(10)先生连问题都没有弄清楚就以大师的语气乱发议论，我真是气愤极了，于是，我拿起笔来把其中的几个人狠批了一通，使那些跟着他们叫嚣的人再也不敢胡说一气。第一个被我批倒的，是一个名叫戈蒂埃的南锡人，我在写给格里姆的一封信中把他驳得体无完肤。第二个被我批倒的，是斯坦尼斯拉斯国王本人(11)，我一炮就把他轰倒了，使得他不敢再同我继续较量下去。他以国王之尊撰文批评我的文章，这是我的一大荣幸，因此我对他的回答也不得不改变笔调。我采取了一种行文更加庄重但笔锋毫不减弱的写法，一方面保持了对他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全面驳斥了他对我的批评。我知道有一个名叫梅鲁的神甫对国王的文章提供了一些意见；我把国王的意见和那位神甫的意见分辨得清清楚楚，对出自那个耶稣会教士之口的论调，我毫不留情地集中火力猛批，而且还指出他把有一件事情发生的年代弄错了；这个错误，我相信，只有那个神甫才会犯。我对波兰国王的回答，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像我的其他文章那样引起轰动，其实，它在论战类文章中直到现在也是一篇独一无二的作品。我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让公众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为了捍卫真理也敢于和一个君王对阵。对他的回答，要把文章既写得很有声势，同时又显得很敬重，这是相当难的。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向我心中充满敬意的对手既表达了我的尊重之忱而又未向他说任何阿谀奉承之词。这一点，我做得很成功，而且始终保持了我的尊严。我的朋友们替我感到担忧，认为我一定会被抓进巴士底狱。我本人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做得很对。这位气量宽宏的国王看了我的回答以后说：“我认输；我以后再也不惹他了。”后来我又多次受到他对我好意的表示，其中有几次表示，我将来是要提到的。从这时以后，我那篇文章便在法国和欧洲顺顺当当地广为流传，谁也没有从其中找出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可是时隔不久，我又碰到了另外一个我万万没有料到的对手。这个对手名叫波尔德，里昂人。十年前他对我很友好，还帮过我许多忙呢。我从来没有忘记他，但由于我的懒惰，便对他疏于问候。另外，由于没有适当的机会，所以我也没有把我写的文章寄送给他；这，我当然是做得不对。他撰文攻击我，不过，语气还算平和；我对他的回答，语气也同样平和。接着，他又对我的答复进行反驳，语气就很强硬了，这就逼使我对他写了一篇《我的最后回答》(12)。他对我的这篇答复，虽然没有进行反驳，但从此以后就成了我的最凶恶的敌人，在我倒霉的时候写了许多诽谤性的文章攻击我，而且，为了达到损害我的目的，还特意到伦敦去了一趟。

这场论战花费了我不少的精力，使我损失了许多抄乐谱的时间，既无助于真理的弘扬，又没有为我的钱袋挣到一个铜子儿。书商皮索给我的文章的报酬一直是很少的，甚至常常是什么也不给。就拿我的第一篇论文来说吧，我就没有得到一文钱，狄德罗是白送给他的。有时候即使给一点儿钱，也要等很长时间之后问他要，他才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给我。这时候，我抄乐谱的工作已陷于停顿：我同时做两件事情，哪一件事情也没有做好。

这两种工作有时候还互相矛盾，逼得我不得不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开头几篇文章的成功，使我成了名人，我采取的生活方式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都想来看一看我这个万事不求人的怪人是怎样无忧无虑和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快快乐乐生活的。这一下糟了，我每天的安排全被打乱了。我的房间来客不断，以种种不同的借口来浪费我的时间。女士们还玩弄花招，想方设法请我去吃饭。我越是对来看我的人不客气，他们越是缠着我不放。我总不能把所有的人都拒之门外吧；如果都拒绝，就会招来无数的敌人；如果都笑脸相迎，我就会听凭他们任意摆布。总之，不管我怎样应付，每天就没有一个小时是属于我的。

这时我感觉到要想过清贫和独立的生活，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我想靠抄乐谱谋生，公众却不让我这么做。人们想了许多办法来补偿他们使我损失的时间，他们让我像木偶戏中的小丑那样出现在公众面前，看我一次就得付几个钱。我真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比这种做法更羞辱人和更糟践人的了。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拒绝一切大大小小的馈赠，对谁也不例外。殊不知，我这样做，反而招来更多的送礼的人。他们都自鸣得意地以为打消了我的拒绝，不管我愿意或不愿意，硬是强迫我领他们的情。有些人，过去即使我向他们要，他们一文钱也不会给我的，可如今却不断来纠缠，向我送这样或那样的东西。一看我把所有的礼物都退了，便指摘我这样做是矫情，是故作姿态。

我的决定和我采取的生活方式，当然是不合勒瓦赛尔太太的口味的。虽然黛莱丝不贪私利，但也经不住她母亲的怂恿。这母女两人（高福古称她们为“管家”）对别人送来的礼物，就不像我这样坚决拒绝了。她们虽然对我隐瞒了许多事情，但我还是看出了相当多的蛛丝马迹，足以使我判断其中的情形。我心里非常难过。我难过的，不是我预料得到人家会说我与她们母女两人串通作假，而是我在我自己家里做不了主，甚至对我自己也不能做主。我请求，我苦劝她们不要这样做，甚至对她们大发脾气，但全都不起作用。勒瓦赛尔太太说我成天唠唠叨叨，是个粗人。她们和我的朋友老是没完没了地说悄悄话。我家里的一切，对我来说，全都是谜，全都是秘密。为了避免成天和她们吵吵闹闹过日子，家里的事情我甚至不敢打听。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果断行事，可是我又办不到。我只会嚷嚷，但没有采取措施，因此，她们就让我嚷我的，她们照样干她们的。

家中的人闹得我不得安宁，加上每天不断来访的不速之客，终于使我感到待在家里和住在巴黎，实在太不愉快了。当我的病体允许我可以出门，又没有熟人硬拽我到这里或那里的时候，我便独自一个人出去散步，思考我那庞大的写作计划，取出我随身带的白纸本子和铅笔，把我想到的要点写在纸上。这就是为什么我自己选择的职业所遇到的诸多未曾料到的烦恼使我为了排遣郁闷而重新把我推向文学这条道路上来的原因。我之所以把我心中的不快和恼恨全都写进了我早期的作品，其原因就在这里。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不由自主地被拉进了社交场合，然而我没有那种善于交际的气派，而且也不愿意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派头反而使自己处处感到拘束。因此我就采取了一种我自己特有的做法，而不去学他人的样子。既然我无法克服的愚蠢的羞涩心使我时刻害怕对人有失礼仪，我反而干脆大着胆子无视礼仪。我心里害羞，表面上反而装出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我不懂礼节，反而故意蔑视礼节。这种与我的新的行为准则相符合的粗鲁态度，使我的心灵变得愈来愈高雅，敢于大胆地实践美德，而且，我敢说，正是由于它有那么巩固的基础，我这种违背我的天性而故意作出来的粗鲁态度才保持得出人意料的好和长久。不过，尽管我的外表和朴实的语言使我在社交界的人看来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但在个人交往中，我却不是这样的人。我的朋友和相识的人都把我这头如此凶猛的熊像一只羔羊似的牵着走。我说的那些带针带刺儿的话，尽管听起来十分刺耳，但却是普遍的真理，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一句冒犯的话。

《乡村巫师》这部歌剧使我更加成了一个风头人物。在巴黎城中，谁也没有我这样受人追捧。这个剧本在我的一生中有里程碑的意义，它的故事与我当时结交的人有关系。其中的详细情况，我必须在这里讲一讲，以便使读者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

我认识的人相当多，但好朋友只有两个，即狄德罗和格里姆。我一直想把我所喜欢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我既然与他们两人都好，当然也希望他们两人很快成为知交。我介绍他们两人相识，他们一见就很投缘，而且他们两人之间的来往比和我的来往还更密切。狄德罗认识的人不计其数，而格里姆是一个外国人，又是新到巴黎，所以需要多交朋友。我当然愿意给他多介绍一些人。我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高福古，我还把他带到舍农索夫人家里，带到埃皮奈夫人家里和霍尔巴赫男爵家里（顺便说明一下：我同这位男爵的交往可以说是不甚情愿的）。我所有的朋友也都成了他的朋友；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而他的朋友却没有一个成为我的朋友，这当中的原因就不简单了。当他住在弗里埃茨伯爵家的时候，他常常请我们到他那里去吃饭，但我从来没有见到弗里埃茨伯爵对我有任何友谊和亲切的表示，他的亲戚朔姆贝格伯爵（他和格里姆是非常熟悉的）对我也是如此。总之，凡是与格里姆交往密切的人，不论是男是女，对我都是如此。只有雷纳尔神甫是例外。这位神甫虽然是格里姆的朋友，但对我也以朋友相待，在我手中拮据时，还解囊相助，十分慷慨。在格里姆认识雷纳尔以前，我早就同这位神甫相识了；在有一件事情上，他还曾经对我有过非常亲切的和尊重的表示。那件事情虽然不大，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对他一直抱有敬意。

这位雷纳尔神甫，的确是一个热心的朋友，我可以举出一件差不多就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事情来证明。这件事情与格里姆有关，那时候雷纳尔神甫与他交往甚为密切。格里姆同菲尔小姐来往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发疯似的爱上了她，想把卡于萨顶掉。可是这个美人儿自炫贞洁，拒绝了这个新来的追求者。于是，这个追求者把这看做是一件令人悲伤的事情，打算一死了之。他突然害起一种谁也没有听说过的怪病，一连好几天，他无论白天和夜里都一直神情麻木，眼睛睁得大大的，脉搏正常，就是不说话，不进饮食，不动弹，有时也好像能听见人家说话，但不搭腔，连个示意的表情也没有，既不烦躁不安，也不痛苦，也不发烧，躺在那里就像死人似的。雷纳尔神甫和我轮班看护他；神甫身体好，值夜班，我值白班，从来没有两个人都同时离开他；另一个人不来接班，这个人就不走。弗里埃茨伯爵认为病情严重，便把塞纳克请来。塞纳克仔细检查之后，说什么病也没有，连药方也没有开。出于对朋友的担心，我仔细观察了医生的表情，我看见他出门时还面带微笑呢。可是这个病人还是一连几天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连一口米汤也不进，只吃了几个蜜饯樱桃。我把樱桃一个一个地放在他的舌头上，他一下子就咽下去了。一天早晨，他忽然起床了，穿上衣服，恢复了他往常的样子。他此后一直没有对我，就我所知，也没有对雷纳尔神甫和其他任何人再谈起那场离奇的怪病，也没有提起过他生病期间我们对他的照顾。

这件事情难免不引起人们的议论。如果一个歌剧女演员板着面孔拒绝他，就使他这个男人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一条绝妙的新闻呢。这段美妙的爱情故事使格里姆出了名，不久就被大家看做是爱情、友情和种种依恋之情的奇迹。人们的这种看法，使他在上流社会里大出风头，到处受人欢迎，由此也就使他疏远了我；在他看来，我这个朋友是可有可无的了。我发现他准备完全离开我。他到处夸口说他对我是多么地重感情，而我却从来不像他那样逢人便吹嘘我对他的感情。我愿意看到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我不愿意看到他一成功之后便忘掉了他的朋友。有一天，我对他说：“格里姆，你疏远我，我可以原谅你，但是，将来有一天，在你得意扬扬的成功使你产生的陶醉心情的飘飘然的感觉过去之后；你感到空虚时，我希望你再回到我这里来，你随时都能找到我。至于目前，你也不必勉强；一切由你自己决定，我等待着你。”他说我说得对，就照我的话办，而且露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从此以后，除了与我们共同的朋友在一起时见到他以外，就再也没有单独同他见过面。

在他后来跟埃皮奈夫人交往密切之前，我和他见面的地点多半是在霍尔巴赫男爵家里。这位男爵是一个暴发户的儿子，家资富有，花钱很大方，经常在家里招待文学界人士和社会才俊，而他自己也很有学问和智慧，与那班人相比，并不逊色。他和狄德罗早有往来；在我成名之前，曾托狄德罗介绍，想和我认识。但是，由于我对富人有一种天然的厌恶之心，所以迟迟没有接受他的好意，后来，有一天他问我这当中的原因何在，我回答他说：“因为你太富了。”他依然坚持要和我交往，而且终于战胜了我的拒绝。我最大的弱点是抵抗不住人家的百般殷勤。每一次屈服于他人殷勤的结果，都没有落到好的收场。

另外有一个人，在我一有机会接近他时，便立刻成了朋友。这个人就是杜克洛。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几年以前的事了，地点是在舍夫雷特，在埃皮奈夫人家里。他同夫人的交情甚厚。我们只是在一起吃过一顿饭，饭后交谈了一会儿之后，他当天就离开了埃皮奈夫人的家。夫人以前对他谈起过我和我的歌舞剧《风流的缪斯》，杜克洛本人很有才情，而且也很喜欢其他有才情的人。他对我早有好感，邀请我到他家去看他。不过，尽管我对他早有敬慕之心，而且不久前又有一面之缘，但是，由于我的胆怯和懒惰，所以一直没有去看他，何况我觉得，单凭他的好意，而自己拿不出任何能证明我够做他的朋友的成就，是不宜于去见他的。后来，由于我的第一篇论文获得了成功，而他对我的赞赏之词又传到了我的耳里，我才鼓起勇气去看他了。他也来看我，于是我们两人之间就开始结下了友谊。在我们的友好交往中，我感到他为人非常和蔼可亲。正是在我同他的交往中，我发现，为人正直与坦诚有时候是与文学修养相辅相成的。

还有许多相识的人，但来往的时间不长，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因为他们都是由于我早先的成功而出于好奇之心来看我的；好奇心一满足，他们就再也不来了。我这个人是一眼就可看透的，只要看过一次，第二次就没有什么新鲜之处可看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个女人想同我深交，其情意比其他任何人的情意都更真诚。这个女人就是克雷基夫人。她是驻马耳他的大使弗鲁勒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哥哥是驻威尼斯的大使蒙台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后，曾去看望过他。克雷基夫人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就到她家去拜访了。她对我很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我在她家认识了好几位文学界人士，其中有索罕先生。他是《斯巴达克斯》和《巴尔恩维尔特》等剧本的作者，后来成了我凶恶的敌人。他与我为敌的原因，除了我与那个被他的父亲卑鄙地迫害过的人同姓(13)以外，我怎么想也想不出来。

本来，一个以抄乐谱为业的人是应当从早到晚都专心致志地干他这一行的，可是我分心的事情太多，它们既不能增加我的收入，反而妨碍我做好我的工作，而剩下来的那一点点儿时间又大都用来修改我抄错的地方，有时候甚至整页重抄。这些烦心的事情使我一天比一天感到在巴黎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极力想到乡下去。我有几次到马尔古西去住了几天。勒瓦赛尔太太认识那里的小教堂的神甫，我们就住在他家，我们安排得没有让主人感到不便；格里姆也同我们一起去过一次(14)。那位神甫的嗓子很好，唱得也不错，他虽然不懂音乐，但学起来又快又准确。我们成天把时间都消磨在唱我在舍农索作的三重唱歌曲。我另外还根据格里姆和那位神甫临时编的歌词做了两三首新曲子。我感到惋惜的是：这几首在天真无邪的欢乐气氛中作的和唱的三重唱曲子的谱子和我的其他音乐作品都留在伍顿，也许达文波尔小姐把它们拿去当包糖纸用了，然而，它们是值得保存的，用对位法作的那几首曲子，大部分都写得很好。在这几次短途旅行中，我发现黛莱丝心情很舒畅，很快活，我也很快活。在有一次短途旅行之后，我拿起笔一会儿就潦潦草草地写了一首诗献给那位神甫。这首诗的底稿，在我的文稿箱里可以找到。

在离巴黎更近的地方，我还有另外一个更合我口味的去处，那就是穆萨尔先生的家里。穆萨尔先生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我的朋友。他在帕西修了一幢漂亮的别墅，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宁静的时光。穆萨尔先生原来是个珠宝商，人很精明，做买卖挣了一份家产。在把他的独生女儿嫁给一个银钱兑换商的儿子、宫中总务官瓦尔玛勒特先生之后，便做了一个决定：脱离商业和杂事的缠扰，在生活的忙乱与死亡之间安排一段时间专门用来休闲和享乐。这位忠厚的穆萨尔先生是一个重实践的哲学家，在自己修建的漂亮的房子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每天在一个美丽的园子里亲手种花锄草。在深挖园子的花畦时，他发现了贝壳化石，数量特别多，以致使他兴奋的想象力竟认为自然界到处是贝壳，宇宙里也到处是贝壳和贝壳的残余，整个地球是由含贝壳的泥土构成的。他成天都在思考这种东西，思考他这些奇怪的发现。他愈思考，便愈兴奋，最后在他的脑子里竟产生了一套理论，一套胡说八道的话，如果死神不从他的朋友们的手中把他夺走的话，他准会成疯子。他的死，对他的理智来说是一大幸事，但对他的朋友们来说则是个大不幸，因为他们都喜欢他，在他家里小住，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他的病很奇怪，也很痛苦：他的胃里长了一个瘤，不断地增大，使他不能吃东西。人们始终找不出他不能进食的原因。这个病把他折磨了几年之后，终于使他饿死在病榻上。我一想起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人最后那几天的情景，便十分伤心。那时候，他还非常高兴地接待勒涅普和我；在他病危期间，一直守在他病榻旁边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的，只有勒涅普和我两个朋友。他看见我们吃他吩咐仆人给我们送来的饭菜时，真是馋极了，可是他连一点淡茶水都不能喝，喝了之后就马上呕吐出来。然而，在他病重之前，我在他家和他结交的那些好友中间度过了多么多愉快的时光啊！在他的朋友中，为首一个最出色的，是一位神甫，名叫普列伏。他为人和蔼，很朴实；他的思想使他的作品富有生命力，足可成为万世不朽之作，而他的个性和他在社交界的表现，却丝毫没有他在他的作品中所描写的那种忧郁色彩；普洛戈卜医生很受女士们的宠爱，大家都称他为“小伊索”；布朗热是《东方专制制度》（他死后才发表的）一书的著名作者，他曾试图把穆萨尔的那一套理论用来说明地球存在的时间。在女士当中，有伏尔泰的侄女丹妮丝夫人，那时候，她还是一个很朴实的女人，从不装出一副才女的样子；汪努夫人当然说不上美，但模样儿却楚楚可人，唱起歌来声音像个天使；瓦尔玛勒特夫人也爱唱歌，虽然身材很瘦，但只要她不那么装模作样，还是挺可爱的。经常在穆萨尔先生家聚会的，差不多就是这些人。他们使我感到相当愉快，如果不是穆萨尔先生老跟我谈他那一套胡诌的贝壳学理论的话，我会更感到愉快。我可以说，我在他的书斋里工作的那六个月中，我的心情之舒畅，不亚于他本人。

他早就对我说过喝帕西的矿泉水，对我的身体有好处，并劝我到他家里去喝。为了躲避乱哄哄的城市生活，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到帕西去住了八九天。我的身体确实大有起色，不过其中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我这八九天是住在乡下，而不是由于我喝了矿泉水。穆萨尔会拉大提琴，非常喜欢意大利音乐。有一天夜里，我们在就寝前谈意大利音乐谈了很久，尤其是对我们两人都在意大利看过的喜歌剧谈得更起劲。我们两人对这种歌剧真是看入了迷。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就开始思考如何让法国人也了解一下这种歌剧的特点，因为《拉贡德的爱情》(15)根本就不像意大利的这种歌剧。第二天早晨，我在一边散步一边喝矿泉水的时候，匆匆忙忙写了几行像诗句似的歌词，配上我写这几句歌词时想到的曲子。我在花园的高处那个穹隆式的小亭子里赶快把它们写在纸上。早茶时，我情不自禁地把我写的歌曲拿给穆萨尔先生和他的女管家杜维尔努瓦小姐看；这位女管家是一个很可爱的女人。我匆匆忙忙写的歌词：第一段是独白《我失去了我的仆人》，第二段是巫师唱的一首小曲《情人不安，爱情便会增长》，最后一段是一首二重唱《科兰，我要你永远……》等等。我自己并不认为这点东西值得花工夫继续写下去，要不是他们二人的称赞和鼓励，我就把这几张破破烂烂的纸扔到火里，不再去想它们了。我写了好多曲子，都同这几段曲子一样好，但都被我扔到火里烧了。但是，他们一个劲儿地鼓励我，于是我花了六天时间就把全部歌词写完了，只差几行诗没有写；音乐部分也有了初稿，回巴黎之后再补充点儿宣叙曲和中音部就行了。我写得如此之快，仅仅三个星期就把整个剧本的词和曲都誊清，可以排演了；所缺的只是一段幕间剧，这个幕间剧是很久以后才写出来的。

这部作品写好后，我心中非常高兴，巴不得马上听一遍。这时，我想起了吕利当年曾请乐师把《阿尔米德》单独为他一个人演奏一遍(16)，我希望我也能像他那样花巨资请人按照我的心意把这部作品单独为我演奏一遍。由于我无力办到这一点，我只好与公众一起欣赏，让巴黎歌剧院来演出我的这部作品。困难之处在于，这部作品的格调是全新的，公众的耳朵当然不习惯，再加上《风流的缪斯》的失败使我感到，如果以我的名字把《乡村巫师》拿去演，它还是注定要失败的。杜克洛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自告奋勇把这部歌舞剧拿去试演，而不让观众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为了不暴露我，试演那天我没有到场。领奏这部戏的“那两个小提琴手”(17)也只是在全场一片掌声证明作品确实是好之后，才知道它的作者是谁。凡是听过这部作品的人都称赞不已。第二天，各个社交场合谈论的话题不是别的，全是这部音乐作品。宫廷乐坊总管居利先生听过试演之后说，他想把这部戏拿到宫中去演出。杜克洛是了解我的心意的，他看出，剧本一拿到宫中去，就不能像在巴黎这样由我做主了，因此没有把剧本交给他。居利仗势硬要，杜克洛坚决不给。两人争执得那样激烈，以致有一天，如果不是有人把他们拉开的话，他们会走出剧院去打起来的。有人来找我，我就把事情推给杜克洛去决定，因此他们又去找他。最后，阿蒙公爵先生亲自出马，杜克洛只好向权威让步，交出剧本，准备拿到枫丹白露去演出。

我最满意的部分，同时也是最不合常规的部分，是剧中的宣叙曲。我的宣叙曲以全新的调式决定声音的抑扬，一开始就同歌词韵味相一致。别人不敢这样大胆革新，生怕那些听惯了老调式的人听起来刺耳。我同意弗兰克耶和耶尔约特另写一套宣叙曲，但我不愿插手他们写的东西。

当一切准备就绪并决定了排演的日期时，大家建议我到枫丹白露去一趟，至少要参加最后一次排练。我同菲尔小姐、格里姆，我记得还有雷纳尔神甫，同乘一辆宫中的马车去的。最后这次排练还不错，比我预料的还好。乐队的人数很多：有歌剧院的乐师，还有国王的乐队。耶尔约特演科兰，菲尔小姐演柯丽特，居尔维里耶演巫师。合唱队是歌剧院的合唱队。我没有说多少话，一切由耶尔约特提调，我不愿意更改已经安排好了的事情。尽管我的表情严肃得像个罗马人，但在这一群人中间却害羞得像个小学生。

第二天，即正式演出那一天，我到大众咖啡馆去吃早点。那里的人很多，大家都在谈论昨晚的彩排和入场的困难。其中有一个军官说他没有费多大的劲就入场了，并且把场内的情况说了一遍，把作者描述了一番，并且有鼻子有眼儿地把作者的动作和说的话大加渲染，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他那段长长的叙述尽管语气肯定和自然，但没有一句是真的。我看得出来：对彩排的情况讲得那么详细的这个人，当时根本就不在场，因为他所描述的作者就在他眼前而他却没有认出来。更奇怪的反倒是那位军官对我产生的影响。他的年龄相当大了，表情和语气都不矜夸，而且像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佩戴的圣路易勋章表明他是一个老军官。尽管他那么胡说一气，尽管我也不乐意听，但我对他这个人还是很感兴趣的。他在那里大吹牛皮，而我却羞得一脸通红，真是如坐针毡。我在心里琢磨：想个什么办法把他的那番话看做是因弄错了而说的，而不是存心吹牛。最后，我生怕我被人认出来，当面使他下不了台，便赶快喝完我的那杯可可，一声不响地低着头从他面前走过，赶快走出咖啡馆，这时，在场的人还在对他讲的情况津津有味地谈论呢。到了街上，我发现我满身大汗；我敢断言：当时如果有人把我认出来，在我走出咖啡馆以前叫出我的名字，使那位可怜的军官因牛皮被拆穿而难为情，我一定会心里不安得像一个罪人。

现在，我正处在我一生中最严重的关键时刻之一，很难做到只单纯地叙述事实，而不在叙述过程中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加上一些或褒或贬之词。不过，我还是要尝试一下不褒不贬地只讲述我当天的表现和我是出于什么动机而那样表现的。

那天，我穿的还是我平时穿的那套衣服，一脸大胡子，假发也梳得很不整齐。我把这种不修边幅的打扮当作是一种勇敢的表现。我就这样走进国王、王后、王室成员和宫中大小官员一会儿就要来临的大厅。我坐在居利先生领我去坐的那个包厢里。这是他自己的包厢，是剧场中的一个大包厢，对面有一个位置较高的小包厢，国王和蓬巴杜夫人坐在那里。我四周都是贵妇人，只有我一个男人坐在包厢前排的位子上。我毫不怀疑，他们把我安排在这里，是让大家都能看见我。灯光一亮，我立刻发现：在那么多打扮得非常漂亮的人当中，我竟穿这么一身衣服；我开始感到局促不安。我心里琢磨：我是不是该坐在这里？我的穿扮是否合适？但是，经过几分钟的不安之后，我以一种大无畏的心态做出回答：“是的，我该坐在这里。”其实，我当时的这种心态来自无法脱身者多，来自心安理得者少。我对我自己说：“我该坐在这个位子，因为演的是我写的剧本。我是他们邀请来的。我写这个剧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演出，而且，不管怎么说，谁也不能比我更有权利享受我的劳动和才能的成果。我穿我平时穿的衣服，既不穿得更好，也不穿得更坏。如果我在某件事情上又听从他人议论的话，我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将听别人的摆布了。我要始终保持我的本色，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因为按照我选择的职业穿扮而感到羞愧。我的外表虽然朴朴素素、大大咧咧，但并不邋遢肋脦。我的胡子也不难看嘛；胡子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按照时代和风尚的不同，它有时候还是一种装饰品呢。你们觉得我可笑，不懂礼仪，哼！我才不在乎呢！我要经得起别人的嘲笑和指摘，只要别人的嘲笑和指摘不是我应该得的。”经过这一段内心的自言自语之后，我马上挺直腰板儿，信心十足，如果必要的话，我甚至还敢做出神气活现的样子。不过，或者是由于国王在场，或者是由于心灵的自然倾向，人们虽然以好奇的目光看我，但都表现得很喜悦和尊敬。我深受感动，以致又开始对我自己和我的剧本的命运感到不安，担心人们对它如此赞赏的表示不久就会消失，因为大家都好像只是因为我在现场才鼓一阵掌罢了。对于他们的嘲笑，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而对于他们的热情，我是没有料到的，因此使我感到惶恐不安，很不好意思，以致在开始演出的时候，我竟像一个小孩子似的直哆嗦。

过了一会儿，我就定下心来了。演员的演技虽然不怎么好，但就音乐来说，都唱得好，演奏得也好。第一场就十分动人。从第一场起，我就听见包厢里有人啧啧称羡，一个劲儿地叫好。这样的赞美声，以前在这类演出中从未听见过。人们的激动情绪很快就出现在整个剧场上，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就是：“用效果本身来提高效果。”在两个情人对话那一场，这种效果达到了顶点。有国王在场，是不许鼓掌的，所以每一句台词和每一段音乐都听得清清楚楚，这就使剧本和它的作者想达到的效果全都达到了，我听见我周围美若天仙的贵妇们在交头接耳地窃窃私语：“真美啊，真好听，没有一句歌词不打动我的心。”那么可爱的人儿都被我感动，我心中怡然自得，竟使我自己也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到第一段二重唱时，我实在控制不住，眼泪噗噜噜地直往下流。我发现，当时泪流满面的人，不止我一个。我有一阵子回想起过去在特雷托朗先生家开音乐会时的情形，于是感到飘飘然，就像奴隶忽然一下子戴上了胜利的桂冠。好在这一心态持续的时间很短暂，我又定下心来咀嚼我的成功的滋味。我认为，在此时刻使我如此冲动的，是女士们的赏识，而不是作者的虚荣心。我敢肯定，如果场中都是男人，我就不会那么冲动了。我恨不得用我的嘴唇去舔我让她们流出的甘美的泪水。我曾经见过有些戏剧赢得的赞美比这还要热烈，但从来没有见过哪一部戏是像我的《乡村巫师》这样使全场的观众全都陶醉，称赞和感动之情洋溢着整个剧场，尤其是在王宫，又是首场演出。凡是见过这个场面的人，想必都还记得，因为它产生的效果之奇伟，是独一无二的。

当天晚上，阿蒙公爵派人通知我：让我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到宫中去，他要领我去觐见国王。给我送这个口信的人是居利先生，他还补充一句话说他相信会赐给我一笔年金，而且由国王亲自宣布。

谁会相信，在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之日的那天晚上，对我竟然是一个焦虑和惶惶不安之夜呢？一提到要觐见国王，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今后就要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那天晚上我出现在剧场时候的情景已经使我够受的了，还要第二天再去受这种罪：到长廊或国王的接见大厅里，夹在那么多显要人物当中等候国王，这就更叫人难受了。这一心理上的弱点，是使我避免社交和不愿意与女人老待在屋子里的主要原因。一想到这种场面，我浑身就不自在，一不自在，被人家看见就至少会引起哄堂大笑，而我是宁死也不愿意陷入这种令人难堪的局面的。只有经历过这种情况的人才了解我不敢冒此危险的原因。

后来我又这样想象了一下：我走到国王面前，被介绍给国王陛下，国王陛下惠然对我说话，这时候就需要镇定和机智才能向国王答话。可是我这可气的羞涩心理使我在最不足道的生人面前也感到手足无措，到了法国国王面前还能让我谈笑自若地从容对答吗？我非常希望我能在既不改变我一贯庄重的表情和说话的语气的情况下对如此伟大的国君给予我的荣耀表示感谢，在美好而又恰如其分的颂词中包含一些伟大而有益的真理。但是，为了事先准备这样一套巧妙的答词，就必须准确地估计到他会向我说些什么。我敢肯定，即使估计对了，但一到了国王面前，我也会忘得一干二净，一句也想不起来的。这时候，当着宫中官员的面，万一我慌乱，又露出一两句我平时的那些蠢话，我会成什么样子呢？这种危险使我感到惊慌和害怕，甚至怕得全身发抖，因此，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去冒这个险。

是的，我失去了那笔可以说是已经到手的年金，但是，我也免掉了年金给我带来的束缚。一领了年金，我就不敢说真话，就失去了言行的自由，就不能勇敢行事了。我往后还能独立自主和远离名利吗？一接受了年金，我往后就得阿谀奉迎，或者闭着嘴巴，什么话也别说。还有，谁能保证年金一定会发到我手里？要办多么多的手续和求多么多的人，才能拿到手啊！何况为了保有这笔年金，我要花多少心思和遇到多少不愉快的事情啊，与其如此，干脆以不要为好。因此我认为，放弃这笔年金，这个决定是符合我的行为原则的；我要踏踏实实地为人而不慕虚荣。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格里姆，他毫不反对；对别人，我以我的身体不适为由，于当天早晨就走了。

我离开枫丹白露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受到了普遍的谴责。我提出的理由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同。有些人指摘我此举是出于愚蠢的骄傲心，而那些自己不会这样做的人却巴不得我这样做。第二天，耶尔约特给我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我这部作品取得的成功和国王本人是看得多么入迷。他告诉我说：“国王陛下用他在全王国最难听的左嗓子把‘我失去了我的仆人’和‘我失去了我的全部幸福’这两段歌词唱了一整天。”他还说，不出半个月，《乡村巫师》还要再演一次。这第二次演出，将对公众充分证实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

两天后，当我晚上9点左右正要走进埃皮奈夫人家吃晚饭的时候，忽然看见一辆马车迎面而来，停在门口。马车里的人向我招手，示意我上车。我上车一看，原来是狄德罗。他向我谈起年金的事情，表情十分热衷。我没有料到一个哲学家竟对这个问题谈得如此起劲儿。他虽然认为我不愿意觐见国王算不上是什么罪过，但不要年金，这罪过可就大了。他对我说：如果从我的角度考虑，不要这笔年金，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从勒瓦赛尔太太和她的女儿的角度考虑，那就不能这样做；他认为我应当采取一切可能而又正当的办法为她们挣钱买面包。他还说，趁现在人家还没有宣布我已经拒绝这笔年金，而且仍愿意给我的时候，我赶快提出请求，不惜一切代价把它拿到手。尽管我感谢他的热心，但我并不赞同他那番话。我同他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争吵。我们两人后来的历次争吵，都属于这种类型：他硬要我做他认为我该做的事，而我却偏不做，因为我认为不应该那样做。

我们分手时，时间已经很晚了。我想带他到埃皮奈夫人家去吃饭，他不愿去。我很想把我喜欢的人都联络在一起，而且多次提出让他去看她，他都不去，甚至在我已经把她带到了他的家门口，他也让我们吃了闭门羹，不愿意见她，而且一谈起她，他总带着一种鄙视的样子，只是在我同她，后来又与他闹翻之后，他们才开始有了来往，在谈到她的时候，他才带着尊敬的表情。

从那个时候起，狄德罗和格里姆似乎就在下工夫离间我和我的两位女管家的关系，暗示她们：她们之所以生活得不宽裕，全怪我做错了事，跟着我是永远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他们想方设法怂恿她们离开我，说什么凭埃皮奈夫人的面子，可以帮她们在一个食盐分销店或烟草店找一份工作。他们还想把杜克洛和霍尔巴赫也拉进他们一伙，但杜克洛始终表示拒绝。当时，我已经看出了他们的这套阴谋的苗头，但只是在很久以后才了解得十分清楚。我经常抱怨我的朋友们的这种没事找事的瞎操心。像我这样病病歪歪的样子，他们还一心要把我投入孤苦伶仃的境地。他们以为是在为我谋幸福，但他们采用的方法将反而使我愈来愈不幸福。

1753年狂欢节，《乡村巫师》在巴黎公演。在这之前，我抽空写了一首序曲和一场幕间剧。这个幕间剧，正如印出来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是以动作表演为主，贯穿一个题材。据我看，这样表现的场景是很好看的。可是，当我把这个设想向歌剧院提出时，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因此只好照通常的做法穿插一些歌唱和舞蹈。这样一来，尽管这个幕间剧充满了美妙的情趣，也无损于正剧的气氛，但取得的成功并不突出，只能说是一般。我删去了耶尔约特所写的宣叙曲，而用我写的宣叙曲，也就是歌篇儿上印出来的那一首。我承认，这首宣叙曲有点儿带法国味儿，也就是说，由演员们拖腔拖调地唱出来。不过，它不但没有使听众感到不快，而且它取得的效果并不亚于咏叹曲，甚至在听众们看来至少和咏叹曲一样好，我把我的这个剧本献给杜克洛，因为他曾经保护过它。我要在此声明：在我的作品中，向他人题写献词的，这将是唯一的一次。(18)不过后来又破了例，在他的同意下，我又写过第二篇献词。(19)我觉得，他将感到有这个例外比没有这个例外更光荣。

关于这个剧本，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可讲，但由于我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说，所以在这里就没有时间谈它们，留待将来有一天写一个补遗来叙述。不过，有一件事情我不能不在这里提一下，因为它和以后发生的事情有关。有一天，我在霍尔巴赫男爵的小书房里翻看他的乐谱，他向我展示了各种各样的乐谱之后，指着一本羽管键琴的乐谱对我说：“这些曲子是人家专门为我作的，每一首都写得很好，很有特色。除我一个人以外，谁也不知道，也没谁见过。你可以从其中选几首用在你写的那个幕间剧里。”我脑子里的歌曲与合奏曲根本就用不完，所以对他的那些曲子一点也不感兴趣。但他再三要我选，碍于情面，我选了一首田园曲，稍加压缩，把它写成一首三重唱，让柯丽特的女伴们上场时唱。几个月以后，当《乡村巫师》上演的时候，有一天我走进格里姆的家，发现有许多人站在他的羽管键琴旁边。他一看见我，突然一下站起身来，我无意识地把他的乐谱架瞧了一眼，我发现，乐谱架上放的正是霍尔巴赫的那本乐谱，翻开的那一页正是他再三要我选的曲子，而这首曲子，他曾经说过他是永远不会让其他人知道的。不久以后，埃皮奈先生家中举办音乐会，我发现他的乐谱架上放的也是霍尔巴赫的那本乐谱。无论是格里姆或任何其他人都没有对我谈过那首曲子，要不是不久以后有人散布谣言说我不是《乡村巫师》的作者，我在这里是不会谈这件事情的。我从来没有自夸过我是“音乐大师”；我深信，要不是我有一本《音乐词典》问世的话，有人也许会说我根本就不懂音乐呢。(20)

在《乡村巫师》演出之前不久，巴黎来了一拨意大利滑稽剧团的演员。人们让他们在歌剧院演出，而没有事先考虑到它将产生的后果。尽管演员们的演技很拙劣，乐队演奏得也不好，把他们演的戏搞得乱七八糟，但他们的演出还是使法国的歌剧受到了冲击，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过来。人们同一天在同一个剧场听了法国的音乐和意大利的音乐之后，一对比，便比出了高低。在听了意大利音乐的那种活泼和节奏分明的曲调之后，没有谁的耳朵还能忍受法国音乐的那种拖腔拖调了。意大利的滑稽演员一演完，观众们便纷纷走了。人们不得不改变演出次序，让滑稽演员最后演出。歌剧院接连演出《艾格勒》、《皮格马利翁》和《空中的精灵》，都不叫座，一个一个地败下阵来，只有《乡村巫师》还能和意大利的歌舞剧唱对台戏，虽然是排在他们的《当家女仆》演出之后才演，还是有人看，而且比看《当家女仆》的人还多。当我写这个芭蕾舞剧的时候，我的头脑里是充满了那类曲子的；它们给我以启发。但我没有料到的是，竟有人把我作的曲子和那些曲子一个一个地加以核对。如果我是一个剽窃者，我该有多少剽窃的乐段被揭露出来，他们将多么幸灾乐祸地把这些把柄公之于众啊！可是一个把柄也没有，他们枉费心机。他们在我的作品里连任何一点别人音乐的痕迹都找不出来。把我所作的歌曲，同那些所谓的原本一加比较，就可看出，我这次所作的歌曲和我以前的音乐作品都是全新的。如果把蒙东维尔(21)或拉摩也叫来经受这样的检验的话，我看，他们将被人们指指点点，弄得体无完肤的。

滑稽剧团的意大利音乐，赢得了许多非常热心的追捧者。全巴黎的人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还吵得激烈。有一派的人数比较多，势力也较强，都是达官显宦、富豪和贵妇人。他们捍卫法国音乐。另一派人则比较活跃，更专业，都是些行家和有才学的人；这一派人都聚在歌剧院里的王后的包厢下边(22)。另一派人在整个剧场和走廊里到处都是，但核心人物都在国王的包厢下边。壁垒如此分明，于是便产生了当时颇为风行的两个著名的派别名称：“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23)争论愈来愈激烈，两派的文章满天飞，“国王之角”用玩笑的口吻指斥对方，但立马就遭到《小先知》(24)的嘲讽；他们想从理论上阐述他们的观点，但被《论法国音乐的信》(25)批驳得哑口无言。这两个作品，前一个是格里姆写的，后一个是我写的。在两派争论之后唯一流传下来的，就是这两个作品，其余的文章便湮没无闻了。

不过，《小先知》（很久以来许多人硬说是我写的，尽管我再三否认）一直被人们看做是一篇游戏文章，所以没有给它的作者带来任何麻烦，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受到了人们的认真对待，全法国的人都行动起来反对我，认为他们国家的音乐遭到了侮辱。这本小册子产生了难以置信的效果，是值得用塔西佗(26)的史家之笔加以描写的。当时，议会和教会正吵得不可开交；议会被解散，人心浮动的局面达到了顶点，大有爆发一场全国骚乱之势。恰恰在这个时候，我的文章发表了。我的文章一出来，其他的争论马上就被人遗忘，大家都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法国音乐遭遇的危机上了。群情激昂，都起来反对我，把矛头对准我一个人。举国上下的愤慨之气，到现在也没有平息。当时法院已经在考虑是把我关进巴士底狱还是把我逐出法国。如果不是武瓦耶先生提醒他们这样做会让人取笑的话，逮捕令就下达了。后来，我说我这篇文章也许阻止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动乱，有些人还以为这个话是夸大其词的梦话，但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的人想必都还记得，都能证明，因为这件稀奇的事情距今只不过十五年多一点。

人们虽然没有剥夺我的自由，但却没有让我少受侮辱，有些人甚至说要干掉我的老命。歌剧院的乐队公然打算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把我暗杀掉。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反而愈勤去歌剧院。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对我很友好的火枪队军官安塞勒先生在我看完戏走出剧场时，曾暗中派人保护我，因此歌剧院的阴谋才没有得逞。当时，市政当局刚把歌剧院的管理权抓在手里，市长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取消我的免费入场券，而且手段极其恶劣：在我入场时，公然不承认我入场的权利，以致我不得不买一张池座票入场，才未遭到被拒之门外的羞辱。这种不公正的做法之所以令人气愤，是因为我把剧本交给他们去演出的时候，我得到的唯一报酬就是一张永久免费入场券。这种免费入场券是所有的作者都享有的权利，而且我有双重资格获得这种权利，何况我还当着杜克洛的面向他们明确提过的。是的，歌剧院的出纳员曾给我送来五十路易作为酬金（不是我开口向他们要的）。但这五十路易不仅远远不够按规定应给我的款数，而且与免费入场的权利毫无关系，因为这项权利是有明文规定的，与酬金完全是两码事。他们的这种做法是如此的不公正和如此的粗暴，以致当时对我还抱有极大敌意的公众都感到震惊，昨天还骂我的人，今天在大厅里也嚷了起来，不仅指摘这样剥夺一个作者的入场权实在可耻，而且还说这个作者理应得到这种权利，甚至应当得到双份权利。意大利的谚语说得对：每个人都能对别人的事情主持公道。

在这件事情上，我只有一个办法：把我的剧本要回来。既然他们不给我约定的报酬，我就要索还我的剧本。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主管歌剧院的达让松先生，信中还附有一份备忘录，列举的事实和理由都是无可辩驳的，但始终没有得到他的答复，也不见他采取什么措施，我那封信就这样石沉大海。我对这个不公正的人的沉默，始终耿耿于怀。我对他的人品和才能本来就不甚佩服，现在他不回我的信，这就使我更不佩服他了。就这样，他们把我的剧本扣留在歌剧院，而且不给我把剧本交给他们时所商定的报酬。弱者对强者这样做，叫做抢劫，而强者对弱者这样做，就只能叫做侵占他人的财产。

拿钱数来说，这部作品给我带来的收入，虽然只有它在别人手里可能获得的钱数的四分之一，但仍然是相当多的，足够我几年生活之用，完全弥补了我抄写乐谱的微薄收入之不足，因为这项业务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所以收入非常少。我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一百路易，又收到蓬巴杜夫人（她在美景宫的那次演出中亲自扮演科兰）给的五十路易，皮索出刻印本的五百法郎。这个剧本给我带来的收入是够丰厚的了。虽然我的时运不济，行事又笨拙，但我只花了五六个星期时间写的这个剧本给我带来的收入，差不多和后来的《爱弥儿》给我带来的收入一样多，而《爱弥儿》却花了我二十年心血思考和三年时间写作，才全稿完成。不过，我对这个剧本给我带来的经济上的宽裕，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它给我招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它是很久以后才爆发出来的暗中嫉妒的祸根。自从这个剧本取得成功以后，在狄德罗、格里姆以及和我相识的文化界人士身上，就再也见不到从前那种亲切、坦率和乐于与我相见的表示了。只要我一走进霍尔巴赫男爵的家，大家就不聚集在一起谈话，而是三五成群地扎堆儿交谈，叽叽咕咕地窃窃私语，撇下我单独一个人不知道和谁谈话才好。这样令人难堪地孤立我，我一直忍受着，因为霍尔巴赫夫人非常和蔼，始终亲切地接待我，只要她的丈夫的那种粗暴态度不太过分，我就忍着。可是有一天，他毫无道理和毫无借口地当着狄德罗和马尔让西的面攻击我。那么无礼的对待，无异于下逐客令，于是，我立即走出他家的门，决心从此不去他家。面对这种情形，狄德罗一句话也没有说，而马尔让西后来多次对我说他非常钦佩我当时的克制和对霍尔巴赫所说的那几句颇有分寸的话。尽管发生了这件事情，但我在谈到他和他的家人时，还是十分尊重的，而他谈到我，总是带着不屑的神情，措辞非常难听。他一直称我为“小学究”，而他又说不出我对他和他的亲朋有任何失敬的地方。这就证明了我当初的那些预言和担心。在我看来，我的那些朋友会原谅我出书，会原谅我出好书，因为这种光荣他们也能争取到，而他们不能原谅我的，是我写了一部歌剧和这部歌剧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写出这类作品，他们根本没有得到这种光荣的可能。只有杜克洛没有这一妒忌心，而且表现得更加深了对我的友谊，他把我领进纪萝小姐的家，在那里，我受到了尊重、真诚和亲切的接待，而在霍尔巴赫家里，这些礼遇我一样也没有得到过。

当歌剧院上演《乡村巫师》的时候，法兰西喜剧院也在谈论它的作者，不过，说好话的人不那么多。由于我的《纳尔西斯》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得到机会在意大利剧院演出，我对这个剧院便不甚喜欢，觉得它的演员们用法语演出的效果极差，因此我就想把我的剧本拿给法国演员演，而不拿给意大利人演。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喜剧演员拉努。我同他早就认识；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此人的人品很好，又是一个作家。他觉得《纳尔西斯》这部戏很有意思，于是答应设法演出，不过，不说明它的作者是谁，另外，他还答应给我弄到免费入场券，这使我高兴极了，因为我一直认为法兰西剧院比另外两家剧院好。剧本被鼓掌通过，并被演出，只是没有宣布它的作者的姓名。不过，我有理由相信喜剧演员们和其他人不是不知道的。戈桑和格朗瓦尔两位小姐扮演多情女子。虽然在我看来全剧的精神并未表达入微，但不能因此就说演得不好。我对观众的宽厚感到吃惊，也深受感动。他们耐心地和静静地从头看到尾，甚至还让它再重演一次，而丝毫没有不耐烦的表示。至于我，第一次演出时我已经感到如此的厌烦，以致戏还没有演完，我就走出剧场，到普洛歌普咖啡馆去喝咖啡，在咖啡馆里，我见到了布瓦西和其他几个人。他们大概也同我一样厌烦得不愿意看，才到这里来喝咖啡。我在咖啡馆里坦然指出我的剧本中的那些“败笔”，并谦卑地或者说公开地承认我是这个剧本的作者，并且发表了跟大家同样的看法。我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糟糕的剧本的作者，得到了大家的赞赏，而我自己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难为情的地方。我这种勇于认错的表示，有助于增强我的自尊心。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直截了当地自己评说，比因为害羞而不说反而痛快得多。这个剧本，演出的效果虽然平平，但读起来还是很够味儿的，所以我把它印了出来，前面加写的那篇序言，是我的佳作之一。在这篇序言里，我对我遵循的原理的阐述，比我在直到那时为止的其他文章中的阐述详细得多。(27)

没过多久，我又有了一次机会在一部更为重要的作品里把它们加以更详细的发挥。我记得是1753年，第戎科学院公布了一则以“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28)为题的征文启事。这个大题目使我深感震惊。我没有料到这个科学院竟敢提出这么一个题目。好嘛，它既然有胆量提，我就有胆量写，于是我就着手写了。

为了静下心来从容思考这个重大的题目，我带着黛莱丝和我们的女房东（一个很正派的女人）及她的一个女友到圣热尔曼去小住了七八天。我把这次郊游看做是我一生最愉快的旅游之一。天空晴朗，万里无云。几个女人负责安排每天的生活和掌管开销。黛莱丝和她们一起玩，而我什么事情也不管，到吃饭的时候和她们无拘无束地说说笑笑，十分开心。我每天走进树林深处，我在林中寻找，而且终于找到了远古时候的情景，我奋笔疾书，描述当初真正的史实。我要驳斥人们胡言乱语的谎言，我要如实展现人原本的天性，充分揭露使人的天性大变其样的时代和事物演变的过程。我要把生活在人类社会中的人和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的人加以比较，以便使人们看到他们在所谓人的完善化的过程中所遭到的苦难的真正原因。我的灵魂被这种高洁的沉思所振奋，竟致上升到了神明的境界。从那里，我看见我的同胞盲目地在那条充满偏见、谬误、苦难和罪恶的道路上前进。我以微弱到他们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向他们说道：“你们这些冥顽不灵的人呀，你们天天抱怨大自然对你们不好，其实，你们应当知道，你们的痛苦都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这样沉思的结果，遂产生了《论不平等》(29)这篇论文。这篇文章比我的其他作品都更合狄德罗的口味；他对这篇文章提出的意见也很有用(30)。可惜的是，这篇文章在全欧洲只有很少几个人读懂了，而在读懂了的读者当中，也没人对它发表什么意见。它是为了参加有奖征文竞赛而写的，所以我把它寄出去了。不过，我早已料到它不会得奖，因为我知道各个科学院的奖品，不是为按照我这样的文笔和内容写的论文设置的。

这次郊游和这篇文章的写作，对我的心情和身体都大有好处。几年前我深受尿潴留症折磨之苦。我完全听从医生的摆布；他们不但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反而耗尽了我的体力，败坏了我的体质。从圣热尔曼回来以后，我恢复了体力，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我按照这个办法继续做下去，决心不论是死是活，我都不去找医生，也不吃药，永远不与他们打交道，活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门，我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一有力气活动，我就马上出门去走动走动。在巴黎同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在一起，实在不合我的脾气。文学界人士党同伐异，经常无耻地争争吵吵；他们写的书，没有几句是他们心里的话，而且还摆出一副自以为了不起的样子。所有这些，在我看来实在是太丑恶和太可憎了。甚至在和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很少发现温馨、坦诚和率真的态度；我讨厌这种乌烟瘴气的生活环境，我急切想到乡下去住。虽说我的职业不容许我真的住在农村，但目前我至少要把我空闲的时间消磨在乡下。因此，我一连几个月，一吃过午饭，便独自一人到布洛涅森林中去散步，在那里思考我准备写的作品，直到夜里才回家。

那时，我同高福古来往极其密切。他因为有事要去日内瓦一趟，特邀我同行。我的身体不太好，需要黛莱丝照顾，于是决定她也跟我们一起去，留下她母亲看家。一切安排妥当以后，1754年6月1日，我们三人便一起起程了。

我应当讲述一下这次旅行，因为这是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难忘的事情，它伤害了我生来就有的对人毫无保留地充分信任的天性。我们坐的是一辆四轮华丽马车，途中不换马，每天只走很短一段路。我经常下车步行；刚走了一半路程，黛莱丝就很不愿意单独一个人同高福古待在车里。当我不顾她的阻拦，还是照样下车步行的时候，她也要下车步行。我一个劲儿地骂她这样任性，坚决不让她下车，直到最后她才不得不向我说明了原因。当我听说我这位已年过六旬、身患足痛风病、步履蹒跚，而且因寻欢作乐而戕害了身体的朋友高福古先生从我们起程之时起，就想勾引一个既不漂亮又不年轻而且是他的朋友的女人时，我简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好像是坠入了五里雾中。他采用的手段极其卑鄙可耻，甚至用金钱诱惑，拿他随身带的淫书和淫画挑逗她。黛莱丝非常气愤，甚至有一次把他的淫书从车窗扔了出去。黛莱丝还告诉我，在起程的第一天，在我因一阵剧烈的头痛没有吃晚饭就去睡了的时候，他公然趁只有他们两人之机，对她动手动脚，样子像个色鬼，像个骚公羊，而不像一个受我信赖且托以我的女伴的正人君子。这是多么令人吃惊啊！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伤心事。在此以前，我一直认为友谊和使友谊具有魅力的高尚情操是分不开的。现在，我平生第一次不能不认为这个人的友谊是不可信赖的，不能不对这个我曾深深爱戴而且以为他也爱我的人失去信任和尊重之情。这个可恶的家伙还想在我面前隐瞒他卑鄙的行径。为了不让他看出黛莱丝已向我讲了他卑鄙的行为，我不得不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我心中对他的蔑视掩盖起来，把他尚未看出我对他的反感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温柔的和神圣的友谊的幻象啊，是高福古第一个向我揭开了你的面纱。从那时起，又有多少残酷无情的手不让面纱重新把幻象遮挡起来！

到了里昂，我就和高福古分手，踏上了去萨瓦的那条路，因为我不忍心经过离妈妈那么近的地方而不去看她。我见到她了……天啦，她的境况多么糟糕啊！简直糟糕到难以言状了！她原先的那种风采，到哪里去了？她还是当年德·朋维尔神甫介绍我去找的那个光艳照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都碎了！我看她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早日离开这个环境为宜。我曾经多次在我给她的信中请她来同我一起安安静静地生活，我愿和黛莱丝尽全力让她安享幸福。这一次，我又再三表示了我的这个心愿，但终归无效。她舍不得她的年金（虽如数照发，但早已一文钱也到不了她的手里了），她不听我的话。我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不是我断定我给她的钱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话，我是应当而且一定会多分给她一点的。当我在日内瓦期间，她曾到沙布勒一行，并到格朗日运河来看我。她没有多住些日子，而我也没有钱承担这笔费用。一小时以后，我让黛莱丝给她送了点钱去。我慈爱的妈妈，她的心是多么的有情有义啊！我要告诉世人：她当时剩下的最后一件首饰是一枚小戒指，她把它从手指上取下来戴在黛莱丝的手指上，黛莱丝立刻又把它取下来戴在她的手指上，并流着眼泪亲吻她那只温柔的手。唉，当时正是我偿还我欠她的债的好时机！我应当抛弃一切跟她走，与她朝夕相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论她的命运如何，我都要与她同甘共苦，可是我没有这样做。现在，另一个人分了我的心，我对她的感情自然就有所减弱，对她就起不到多大作用了。我为她叹息，但没有跟她一起走。在我一生所有应受责备的事情中，要数这件事情最应受谴责，是一辈子也后悔不尽的。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我此后不断遭到的可怕的惩罚，的确是我的罪有应得；愿它们能赎偿我的罪过！我做了忘恩负义之事；这种行为使我内疚到心都碎了；然而我的心绝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的心。

在从巴黎起程之前，我已开始起草添加在《论不平等》的正文之前的“献词”，这篇献词，我是在尚贝里写完的，并注明“1754年6月12日于尚贝里”。因为我认为，为了避免有人风言风语说闲话，最好是既不注为“写于法国”也不注为“写于日内瓦”。一到了日内瓦，我就沉浸在我向往的这个城市的共和主义的激情之中。人们对我的欢迎，使我的这种激情更加高涨。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款待和关怀。这一方面使我产生了满腔的爱国热忱，另一方面也使我因改宗他教而被取消了公民权感到羞愧，因此我决心公开回到我的先辈奉行的宗教。我认为：既然所有的基督徒读的都是同样的《福音书》，可见，不同教派的信条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人们对他们所不理解的地方所作的解释不同。因此，在每个国家里，只有主权者有权规定敬拜的仪式和难以理解的信条，而公民则有义务奉行由法律规定的信条，并按照法律规定的敬拜仪式行事。我同《百科全书》派的朋友们往来，不但没有动摇反而坚定了我的信仰，因为我对教义的争论和教派的党同伐异有一种天然的厌恶情绪。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的结果，使我到处都发现那主宰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和智慧。我读了《圣经》之后，尤其是这几年精研了《福音书》之后，我对那些根本就不理解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基督所作的荒谬的和愚昧的解释感到鄙夷。总之，哲学使我深研了宗教的精髓，抛弃了人们用来曲解宗教的那些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我认为，一个有理智的人是不能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的。因此，在每一个国家里，凡是与形式和纪律有关的事情，都应按法律的规定办理。尽管这个如此之合乎情理、如此之符合社会的要求和如此之平易的原理给我招来了许多残酷的迫害，但我根据这个原理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要想成为公民，我首先就应当成为新教的教徒，重新皈依我们国家奉行的宗教。我决心这样做，而且还到我居住的那个堂区的教堂（它那时候位于日内瓦城外）去听取了牧师的训诲，只希望不到教务会议厅去接受“询问”。虽然这一步骤在教士法中有明文规定，但人们特地为我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指定一个由五六个人组成的委员会单独听我发表一篇重新皈依新教的声明，就可以了。不幸的是，佩尔德利欧牧师（他为人和蔼，与我很有交情）特意向我透露说：他们以能听到我在这个人数不多的会上发表声明为快。他们的期待使我感到如此之害怕，以致我夜以继日地花了三个星期时间准备的那篇短短的声明，到了会上竟慌乱得一个字也背不出来，在会上表现得像一个笨头笨脑的小学生。虽然委员们一再替我打圆场，但我始终只能傻乎乎地简单回答说“是”或“不是”。会后，我便被批准入教，恢复了我的公民权。作为公民，我的名字也被登入了保安税册；这种税，只有公民和有产者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一次小议会为听取穆萨尔议员(31)宣誓就任首席谈判代表而召开的特别大会。小议会和教务会议对我表示的盛情，以及全体官员、牧师和公民对我表示的诚挚的和友好的态度，使我受到如此之大的感动，以致一方面在好心的德吕克的催促下，再加上我自己内心倾向的驱使，我真想立刻赶回巴黎，把家中的东西通通处理了，把一切琐碎的事情都告一了结，安置好勒瓦赛尔太太和她的丈夫，给他们留下一些生活费，然后带着黛莱丝回到日内瓦安度余年。这样决定之后，我就把该办的正事暂时停下来，以便和朋友们一直玩到起程的时候。在所有的玩乐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和德吕克、他的儿媳和两个儿子以及我的黛莱丝一起乘船环湖游览。这次环湖之游一共花了七天时间。这七天的天气非常好，我对沿湖景色的美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几年之后，我撰写《新爱洛伊丝》时，就在书中对它们做了一番详细的描述。

我在日内瓦交往密切的人，除了前边说的德吕克一家以外，还有年轻的牧师维尔纳，我在巴黎就已经和他相识了，我当时对他的评价比后来对他的评价好；还有佩尔德利欧先生，他当时是乡村牧师，现在是文学教授，和他交往，充满了乐趣，是永远值得怀念的，虽然他后来故作姿态与我保持距离；还有雅拉贝尔先生，他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担任议员和行政委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读给他听过（但没有读献词），他似乎很赞赏；还有吕兰教授，我同他一直有书信往还，直到他去世以后才停止，他还曾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买过书；还有维尔勒教授，我曾多次向他表示亲近和信任，这本该感动他（如果一个神学家能被感动的话，他应当是有所感动的），然而，他和别人一样，后来也和我断绝了来往；还有沙皮伊，他是高福古的伙计和接班人，他本来想接替高福古，但时隔不久，他自己倒被别人顶掉了；还有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朋友，后来又同我结下了友谊，他为国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之后，就从事戏剧写作，还想当二百人院议员，自从产生这个想法以后，他就改变了往日的作风，在临死前还做了一件可笑的事情。不过，在我所交往的人中，我最器重的是穆尔杜；他很有才能，为人干练，确实是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虽然他对我的态度不明朗，而且同我最凶恶的敌人有联系，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并且深信将来终有一天他会为我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为他的朋友鸣不平。

虽然和朋友们的交往十分频繁，但我还是保持了独自一人散步的爱好和习惯，经常在湖边漫步，走得很远很远。在散步中，我这活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过，反复思考如何撰写我的《政治制度论》，关于这部书的写作的起因，我不久就要谈到。另外，我还打算写一部《瓦勒地方志》，用散文写一部悲剧，题目叫做《卢克莱修》(32)。尽管我明明知道这个不幸的女人的故事不能在任何一个法国剧场上演，我还是要写。我相信，我这个大胆的题目一定会使那些嘲笑我的人大吃一惊的。与此同时，我还拿塔西佗的作品来试手，把他的《编年史》第一卷译成了法文，译文收存在我的文稿箱中。

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之后，我于10月间回到巴黎。我没有取道里昂，以免碰上那个高福古。按照我原来的安排是来年春天回日内瓦，所以这年冬天我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日常工作，主要是校对我的《论不平等》的清样。这部作品，由我在日内瓦新认识的书商雷伊在荷兰印刷。由于这部作品是献给共和国的，(33)那篇献词难免不使小议会感到不快，因此，在回日内瓦之前，我想观望一下，看它在日内瓦将产生怎样的效果之后再说。它产生的效果果然于我不利。纯粹是出于一片爱国热忱而写的这篇献词，在小议会中给我招来了许多敌人，在有产者中也招来了不满。首席行政官舒埃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表面客气但语气却很冷淡的信（原件见卷宗A，No.3）。说我的文章写得好的，只有少数几个人，如德吕克和雅拉贝尔，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一个日内瓦人感谢我在这部作品中所流露的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的态度使有识之士感到气愤。我记得，有一天到克里西，在杜宾夫人家吃饭，同桌的有日内瓦共和国常驻法国代表克罗姆兰，还有麦朗先生。麦朗先生当着满桌的人说小议会应当为这本书给我一件礼品，并公开表扬，它不这样做，就有失体面。个子矮小、肤色暗黑的克罗姆兰，人很阴险，他不敢当着我的面说什么，便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逗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这部作品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我的心愿以外，就是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是我的朋友们给我的，接着，公众也仿效我的朋友给予我这个称号，但后来由于我太配享有这个称号，反而失去了这个称号。

不过，如果没有其他对我的内心更有影响力的原因，单单这点儿挫折是不会使我改变我回日内瓦的计划的。埃皮奈先生要把他在舍夫雷特的府第的厢房旁边原先缺少的那个耳房添修起来，为此，他花了很大一笔钱。有一天，我同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修建的情形，并顺便散散步。我们往前大约走了四分之一里，一直走到了邻近蒙莫朗西森林的那个花园的蓄水池旁边，那里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菜园和一座破烂不堪的小房子，人们称它为“退隐庐”。这个清幽宜人的地方，我上次去日内瓦之前第一次看见时，就喜欢上了。当时，我不知不觉地随口说出了我心中的喜悦：“啊！夫人，这是多么美好的住家之地呀！真是一个现成的供我隐居的地方嘛。”埃皮奈夫人当时没有对我的话表示什么态度。但这一次来，我吃惊地发现，这座破旧的房子已粉刷一新，布置得整整齐齐，可舒舒服服地足够三口之家住。原来，这是埃皮奈夫人不声不响地叫人修的，花钱不多，从府中的工地上抽出几个工人和一点材料，就修起来了。这次重来此地，她看见我惊异的样子，便对我说道：“我的熊(34)啊，这座房子给你作隐居之地，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出于我们的友谊，我把它奉献给你。我希望这份情谊能打消你老想离开我的念头。”就我的记忆所及，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比我当时更强烈和更愉快的感动。我的眼泪沾满了我这位女友的慷慨之手。虽说我当时没有立即接受她的好意，但我的心已极其动摇了。埃皮奈夫人巴不得她的愿望马上实现，于是便使劲催促我，用了好多方法并托了好多人来劝说我，甚至通过勒瓦赛尔太太和她的女儿来强迫我。最后，她胜利了，终于使我改变了我的决心，放弃了回日内瓦定居的计划，答应住进退隐庐。在等新修的房子干燥期间，她忙着为我准备家具，等一切准备妥当后，来年春天就可迁入了。

还有一件事情也大大促使我下定这个决心。这件事情是：伏尔泰在日内瓦定居了。我很清楚，这个人在日内瓦一定会兴风作浪，制造事端。我若回去，又会在我的祖国遇到我在巴黎极力躲避的那种乌烟瘴气的氛围和环境，我又要不断地和人争吵不休。在这种环境里，我为人处世，别无选择：要么做一个俗不可耐的乡愿，否则就只好当一个胆小怕事的坏公民。伏尔泰针对我最近发表的那部作品写的信(35)，使我有理由在我给他的回信中婉转说明我的担心(36)。这封信产生的效果，证实了我的隐忧(37)。从这个时候起，我就认为日内瓦完了。我这个看法没有错。如果我有本事的话，我当然是应当去抵抗这场暴风雨的。可是我孤身一人，既腼腆又木讷寡言，能去和一个傲气十足、家财万贯又有大人物撑腰的伏尔泰对阵吗？能去同这个既有能说会道的辩才，如今又成了仕女们和青年人崇拜的偶像的伏尔泰一比高低吗？我认为，凭一时的勇气去冒险，是于事无补的。在这件事情上，我是完全听从我和平的天性和爱好宁静的个性行事的；如果说我对宁静的爱好当初曾使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它今天在同样的问题上也会使我做出同样错误的决定。如果当初我回到了日内瓦隐居，虽说我可以免遭后来的许多大灾大难，但我毫不怀疑，即使我有满腔的爱国热忱，我对我的国家也是做不出任何伟大而又有益的贡献的。

特农香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到日内瓦定居的，不久以后又到巴黎挂牌行医，而且挣了一大笔钱。他一到巴黎，就和德·若古尔骑士一起来看我。埃皮奈夫人很想请他专门为她诊治，但求诊的人太多，排不上队。她来求我想办法，我只好生拉硬拽，强要特农香去看她。他们在我拉线搭桥的帮助下，就这样开始了往来。没有料到他们后来竟联起手来整我。我的命运总是这样的：一当我使两个本来不相识的人成了朋友，他们准定会联合起来与我作对。不过，尽管特农香家族中的人从那时起就参与了使他们的祖国被奴役的阴谋，他们各个对我都恨之入骨，但特农香本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是对我很亲切的。他回到日内瓦以后，还写信给我，说他想推荐我担任日内瓦图书馆荣誉馆长之职，但我的决心早已下定，我没有被他的盛情所动摇。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又到霍尔巴赫先生家去看望他了，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尔巴赫夫人和弗兰克耶夫人都是我在日内瓦期间去世的。狄德罗把霍尔巴赫夫人去世的消息告诉我时，说她的丈夫是多么的悲恸；他的哀伤感动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深怀念这位可敬的夫人。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巴赫先生。这件令人悲伤的事情，使我忘记了他的过错。当我从日内瓦回到巴黎的时候，他也同格里姆及其他几位朋友为了排遣心中的哀伤而周游法国一圈之后回来，于是我就去看他，以后又继续去看他，直到我迁居退隐庐为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当有人知道埃皮奈夫人（那时他同埃皮奈夫人还没有往来）正在为我准备房子时，一阵风言风语和挖苦嘲笑之声就像冰雹似的向我袭来，说我已经过惯了城市喧嚣快乐的生活，连半个月的寂寞也熬不过，就得重新回到巴黎。我心里明白他们的意思。我让他们说他们的，我按我的主意行事，霍尔巴赫先生对我还是大有帮助的：(38)他给勒瓦赛尔老头找到了一个安置的地方。老头已年过八旬，他的太太早已觉得他是个累赘，一再求我把他甩掉。他被送到一个慈善院去；一到那里不久，衰老之年和思念家人之苦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的老伴和另外几个孩子都不怎么怀念他，只有黛莱丝心疼他，对他的去世哀伤不已，后悔自己不该在他垂暮之年远离他，没有守在他身边为他送终而抱恨终天。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客人来拜访我。虽然他是我的旧相识，但他这次来，是我一点也没有料到的。我说的这位客人，是我的朋友汪杜尔。有一天早晨，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在一起。他的变化是多么大啊！不但昔日的风采一点也没有了，而且一脸流气，像个二流子。这就使我不敢对他过多地畅叙友情。这也许是因为我的眼光变了，也可能是浪荡的生活消磨了他的才气，再不然就是他当初的帅气是青春的光彩，现在这道光彩已随青春的逝去而消失。我几乎是面无表情地接待他。我们道别时，表情也相当冷淡。不过，在他走了之后，我们昔日的情谊又强烈地勾起了我青年时期的往事；我把我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真诚地献给了那个天使般的女人(39)，而现在这个女人的变化之大，也不亚于他；我还想起了那段时期的许多欢乐的小故事，想起了在图讷度过的那浪漫的一天，我是那么天真无邪而又满心喜悦地和两个迷人的女孩子在一起，而得到的唯一恩赐，就是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让我吻了一下她的手。不过，尽管只是这么一点点恩赐，它也给我留下了如此强烈、如此动人和如此持久的思念之情。我当时充分感受到的，是一个青年人的心的令人陶醉的痴情。现在，这幸福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所有这些温馨的回忆，使我为逝去的青春和失去的激情流下了眼泪。唉！如果这种铭心刻骨的激情再次发生，如果我能预见到它们将给我带来多么大的痛苦，我不知道又要流多少眼泪啊！

在离开巴黎之前，在迁居退隐庐前的那个冬天，有一件非常称心的事情使我看到人们对它的处理，真是出于一秉大公之心。南锡科学院院士帕里索以写过几本剧作而知名，最近又在吕勒维尔上演了他的一个剧本，波兰国王也特地去看了这出戏。戏中表演了一个敢于一手执笔宣称要同国王较量的人。他以为这样可以讨国王的好。斯坦尼斯拉斯为人虽宽厚，但不喜欢讽刺的言行，一看剧中竟敢这样在他面前含沙射影地讥笑他人(40)，便非常气愤。特里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尔和我，告诉我说，国王陛下认为帕里索先生应当被逐出南锡科学院。我在给特里桑先生的回信中，再三请他向波兰国王关说，求国王饶恕帕里索先生。国王果然饶了帕里索，但特里桑先生以国王的名义通知我说：这件事情应当记录在科学院的档案里。我回信给特里桑先生表示反对。我说，那样一来，不仅没有饶恕帕里索先生，反而使他终生受惩罚，死后还要留下千古骂名。由于我的坚持，最后终于没有把这件事记入档案，没有在公众中留下任何痕迹。在办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无论是国王还是特里桑先生，都对我表示了敬意和尊重，使我深感荣幸。通过这件事情，我深深感到：值得受人尊敬的人所表示的敬意，在他人心中产生的影响，比虚荣心所产生的影响更加令人受到振奋和激励。我已把特里桑的来信和我给他的回信的抄件收存在我的文稿箱里，原件见卷宗A.No.9、10和11。

我深深知道，万一我写的这部回忆录将来有朝一日得以发表，我反倒使这件我本想使之湮没无闻的事情传之后世。有什么办法呢？它们传之后世，完全是迫不得已嘛。我写这部《忏悔录》所始终追求的伟大目标，以及我要把一切事情都如实描述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心，不容许我瞻前顾后而偏离我的目的。在我所处的奇异而独特的境遇中，我一心专注的，是事实的真相，因而对任何人都顾不上那么多了。为了要彻底了解我，就必须从各个方面了解我，不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都要了解。我忏悔的事情，必然和其他许多人有牵连。凡是涉及我的事情，我对我自己的叙述和对他人的叙述，都同样坦率。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任何其他人，我都不会笔下留情。我要永远公平和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只是在别人对我确实做了不好的事情时，我才说别人的坏处，而且是在非说不可的时候才说。在别人迫使我所处的这个环境中，谁有权利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呢？我这部《忏悔录》，既不准备在我在世之时发表，也不准备在有关的人在世之时发表。如果我的命运和这部著作能由我做主的话，它应当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以后才发表。那些有钱有势的迫害我的人怕我说出事实的真相，因此千方百计地想抹掉事实的痕迹，这就迫使我为了保存这些痕迹而不得不采取最明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允许我采取的一切办法。如果我死之后就没有人再谈论我，我就宁愿不牵连别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他们施加于我的不公正的和故意轻慢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要流传后世，我就应当把我这个遭受奇耻大辱的不幸的人所经历的事情按照事实的真相而不是按照那些不公正的敌人胡说的那样告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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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诗人让-巴普蒂斯特·卢梭。——译者

(2) 1749年10月第戎科学院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公布的原题是：《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译者

(3) 指卢梭写给马尔泽尔布四封信中的第二封信。（见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90页）——译者

(4) 公元前3世纪罗马政治家。——译者

(5) 卢梭著《新爱洛伊丝》中的男主人公。——译者

(6) 这段故事，见卢梭：《新爱洛伊丝》卷二书信26。（卢梭：《新爱洛伊丝》，李平沤、何三雅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289页）——译者

(7) 指华伦夫人。——译者

(8) 指《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简称《论科学与艺术》）。——译者

(9) 我毫不怀疑，弗兰克耶先生和他那一伙人现在对这一切的说法已不一样了。但我在这里叙述的，是他当时的说法，而且对大家都这样讲了许久，直到开始搞阴谋的时候为止。对他原来的说法，诚信而有良心的人，想必是还记得的。

(10) 莫里哀的喜剧《医生的爱心》中的一个银器商，是一个典型的以私利为重的伪善者。——译者

(11) 指斯坦尼斯拉斯·勒辛斯基（1677—1766）：波兰国王（1704—1709和1733—1736年在位）。——译者

(12) 这篇文章的全题是：《日内瓦的让-雅克·卢梭的最后回答》。——译者

(13) 指诗人让-巴普蒂斯特·卢梭。——译者

(14) 既然我在这里忘了叙述我同格里姆一起到圣汪德里耶温泉去吃饭的那天早晨发生的一件虽然是很小但值得记忆的事情，我以后就不再提它了。不过，我后来一稍加回忆，便可断定他从那个时候起就在心中策划他后来执行得非常成功的阴谋了。

(15) 1742年在法兰西歌剧院上演的一部芭蕾舞剧，勒里戈-德都什作词，穆雷作曲。——译者

(16) 吕利（1632—1687）：意大利籍法国作曲家，文中提到的《阿尔米德》全名是《阿尔米德和雷诺》。1686年2月15日此剧在法兰西歌剧院上演，效果不佳，吕利便请乐师单独为他一个人再演奏一遍。法王路易十四知道此事后，下令将此剧在宫中重演，结果大获成功。——译者

(17) 这两个小提琴手名叫雷贝尔和弗朗科尔，他们从年轻时候起，到各处去演奏时两人总是在一起，因而被人们称为“那两个小提琴手”。

(18) 卢梭在《乡村巫师》篇首写给杜克洛的献词中说：“……这是我的第一篇也是唯一的一篇献词。”——译者

(19) 这“第二篇献词”，指卢梭在他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中所写的“献词”：《献给日内瓦共和国》。（见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9－31页）——译者

(20) 我没有料到，在我的《音乐词典》问世之后，还是有人在说。

(21) 蒙东维尔（1715—1773）：法国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译者

(22) 这一派的核心人物有：狄德罗、达朗贝尔、格里姆和卢梭。——译者

(23) 此处的“角”原文为“coin”，意为“角落”。——译者

(24) 《小先知》：格里姆匿名发表的一篇讽刺性文章，全题是《洛米施布洛达的小先知》，仿照《圣经》的笔调描写一个大学生在睡梦中被人从布拉格弄到了巴黎，结果被法国“咕哝咕哝的歌曲”吵醒。——译者

(25) 卢梭在《论法国音乐的信》这篇文章中指出，音乐的根本要素是悦耳的音调，而不是和声。他认为法国的音乐拖拖沓沓靠和声来“拼凑”，求助于复调，结果弄成一片“嘈杂的声音”。——译者

(26) 塔西佗（约公元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译者

(27) 卢梭说他给《纳尔西斯》加写的那篇序言是他的“佳作之一”。其实，那篇序言与这个剧本毫无关系，他只不过是借这个剧本出版的机会，写那篇序言来回答人们对他提出的批评，从而结束他1750年的获奖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发表之后引起的一场大论战。在那篇序言中，卢梭作为政治著述家的思想已开始显露端倪。他说：“荒谬的社会制度极有利于富人找到聚集更多财富的手段，而一无所有的人想得到点什么好处，简直比登天还难；在这种制度下，善良的人无法走出困境，而坏人却备受尊敬，不干好事，反倒成了好人！……这些弊病的根源不在人，而在于人被治理得不好”。（《卢梭散文选》，李平沤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译者

(28) 第戎科学院公布的题目，全文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是什么；这一现象是否为自然法所容许？”——译者

(29) 此处的《论不平等》是简称，这篇文章的全题是：《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译者

(30) 在我写这段话的时候，我还没有觉察到狄德罗和格里姆的大阴谋；如果觉察到了，我就会很容易地看出狄德罗是多么狡诈地滥用我对他的信任，以致使我的这篇文章的笔调十分尖刻。后来，当他不再指导我的时候，我的笔调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在这篇文章中针对那位为了不听受难者的哭声而捂着耳朵大发议论的哲学家写的那段话，是按照他的笔调写的。他还向我提供了许多措辞更尖刻的片段，我都没有采用。我把这种怨气十足的笔调归因于万森纳监狱使他受到的委屈。这种情绪在他笔下的克莱尔瓦尔身上表现得相当明显，我那时一点也没有想到他在指导我的时候会怀有恶意。

(31) 指皮埃尔·穆萨尔。——译者

(32) 全题是《卢克莱修之死》。卢克莱修是古罗马的一位贞烈女子，因遭罗马皇帝塔尔昆尼乌斯之子的凌辱，愤而自杀，她的死引起了罗马人民的起义，推翻了塔尔昆尼乌斯的统治。——译者

(33) 把书标明“献给共和国”，这就表明是献给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大议会，而不是献给由二十五人组成的实际执掌权力的小议会，因此引起了小议会的不满。——译者

(34) 卢梭的朋友们对他的戏称。——译者

(35) “最近发表的那部作品”指《论不平等》这部作品发表后，卢梭寄了一本给伏尔泰。伏尔泰于1755年8月30日写信指摘卢梭说：“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花这么多心思使我们变成野兽。”——译者

(36) 卢梭1755年9月10日给伏尔泰的回信，措辞相当“婉转”，他说：“……你为我的祖国带来了荣誉，所以我和我的同胞们一样，对你满怀感激之情……我深信他们将从你给予他们的教诲中深深获益，请你美化你所选择的休闲之地，开导值得你去教诲的人们；请你这位善于描绘美德和自由的人教导我们如何在我们的城市里也像在你的著作中那样去珍惜美德和自由。……”（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1页）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卢梭“担心”的是信奉加尔文教义的日内瓦淳朴的民风和美德将受到败坏。——译者

(37) 果然，伏尔泰到日内瓦定居不久，就在他的新宅“谐趣精舍”的小型剧场演出他的《扎伊尔》邀请日内瓦的高层人士观看，因此，遭到教规督导委员会的下令停演。——译者

(38) 这又是我的记忆力跟我开玩笑的一个例子。在我写完这段话以后很久，有一天在同我的妻子谈到她的老爸的时候，我才知道帮我安置她父亲的，不是霍尔巴赫，而是舍农索先生。舍农索先生当时是圣堂的理事之一，是他派人把勒瓦赛尔老头儿送到慈善院去的。对这件事情的经过，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当时不知怎么就一下子想到了霍尔巴赫，以为是他帮我办了这件事情。

(39) 指华伦夫人。——译者

(40) 指卢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