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卷（1762—1765）

黑暗的陷阱从这里开始了。我在这个陷阱里被幽禁了八年，不论我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弄清楚这黑暗的奥秘。在我身陷其中的痛苦的深渊里，我感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我虽然看出了用来打击我的直接工具，但我始终未看见那只使用这个工具的手和它采用的方法。耻辱和灾难好像是自动降落到我的头上，而且总是在我猝不及防的时候降落到我头上的。当我破碎的心发出几声哀鸣的时候，人家还把我看做是无病呻吟的人。那些使我身败名裂的人有一套令人难以窥透其奥秘的伎俩，因而使公众不知不觉地成了他们的同谋。公众既不了解那些人的诡计，更看不出他们的诡计将产生的后果。当我叙述那些与我有关的事情以及我遭受的种种迫害和遇到的奇怪现象时，我无法追根溯源找到那只操纵这一切的黑手，不能在说明事实的同时指出其中的原因。始初的原因我在前三卷书中已经讲过了，与我有关的问题和其中秘密的动机也都一一陈述了，但是，要我说明那些不同的原因是怎样结合起来使我遇到那么多离奇的事情，那我实在无法说清楚，甚至连猜也猜不出来。如果在我的读者中有人愿意深究其中的秘密，找出真相，那就请他们仔仔细细把前三卷书再读一下，以便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便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材料进行分析，从一个阴谋追溯到另一个阴谋，从这个参与阴谋的人追溯到另一个参与阴谋的人，最后追溯到元凶。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探索将达到什么样的终点，可惜我本人在那些引导他们达到终点的幽暗而曲折的地道里却始终是晕头转向找不到走出黑暗的方向。

在伊弗东居住期间，我同罗甘先生一家人都熟识了，也认识了他的侄女布瓦·德·拉都尔夫人和她的几个女儿。我记得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我在里昂同这几个女孩子的父亲曾经见过面。拉都尔夫人这次到伊弗东，是来看她的叔叔和姐姐的。她的大女儿大约有十五岁，很聪明，脾气也很好，我很喜欢。我同这位母亲和她的大女儿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这个女孩子已由罗甘先生做主，许配给了他的一位当上校的侄子。这位上校年纪已经不小了，对我也很敬重，不过，尽管罗甘先生很热衷于这门婚事，他的侄子也很乐意，我也希望他们两人都能如愿以偿，但由于年龄的悬殊和那个女孩子的极端厌恶，遂使我和她的母亲联合起来劝阻，使这桩婚事终于没有成功。上校后来娶了他的亲戚狄兰小姐，这位小姐的脾气和容貌都很好，必可成为上校的贤内助，并为他生儿育女。尽管如此，罗甘先生始终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拂逆他的意愿而对我耿耿于怀，但我心里很坦然，感到无论是对他和对他的家人都尽到了我作为一个朋友应当尽的最神圣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事事都顺他的心，而是事事都要从最好的方面为他着想，向他进献忠言。

我如果真的回到了日内瓦，日内瓦将对我采取什么态度，那是用不着怎样动脑筋，就可做出回答的。我的书在日内瓦被当众焚毁。6月18日，即巴黎下令逮捕我之后九天，日内瓦也下令逮捕我。在日内瓦发布的逮捕令里，荒谬绝伦的话太多了，连教会的法令也公然遭到如此严重的违背，以致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时，还不敢相信是真的。及至消息证实之后，我很担心：这样一种明目张胆和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首先将败坏日内瓦人的良知，使日内瓦人黑白颠倒、好坏不分的。对于这一切，我只好处之泰然，静观其变。虽说在一般的小民当中有些传言，那也只是对我说些闲言碎语而已，可是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和一帮老学究却公开斥责我，把我当作一个没有背好教理问答课本的小学生，口口声声说要拿鞭子打我。

这两道逮捕令是信号，把全欧洲的人都鼓动起来骂我。那种气势汹汹的劲头，还从来没有见过，所有的报刊和杂志都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我。尤其是法国人，这个原本那么温和，那么讲究礼仪，气量宽宏，对受苦的人们心存仁厚的民族，却一反常态，忘记了他们最好的美德，一窝蜂似的争先恐后对我大声咆哮，骂我亵渎宗教，骂我是无神论者，是狂人、疯子、野兽、豺狼。《特雷夫日报》的副主编撰文说我患有妄想变狼症。从他文章的语无伦次看，他本人倒真的是患了妄想变狼症。特别是在巴黎，情况竟发展到这种程度：无论就什么事情写文章，如果不在文章里骂我几句，就会遭到警察的骚扰。为什么会这样众口一词地骂我，我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觉得他们说不定全都是疯子。咳！说《永久的和平计划》的编订者挑起纷争，《一个萨瓦省的神甫的信仰自白》的作者是一个亵渎宗教者，《新爱洛伊丝》的作者是一只狼，《爱弥儿》的作者是一个狂人，这简直是一派胡言嘛！我的天啊，如果我发表了一本《精神论》(1)或其他类似的著作，我又将被骂成什么人呢？然而，在针对那本书的作者的那场风暴中，公众不仅没有和那些迫害者唱一个调，反而对作者极力称赞，替他打抱不平。请大家把他的书同我的书做个比较，把两本书受到的不同的对待和欧洲各国对两位作者不同的态度比一比，从中找出能使一个有头脑的人感到信服的理由，我所要求的，就是这一点；其他的话，我就不说了。

我在伊弗东过的日子很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和他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我决定就在这里住下去。这个城市的大法官穆瓦利·德·冉冉先生也盛情劝我留在他管辖的地方。上校在他的庭院与花园之间有一座小楼；他再三邀请我就住在小楼里。我同意了，于是他马上就去忙着摆放家具和配备我的小居室所需用的一切。旗牌官罗甘(2)更是成天围着我转来转去，寸步不离。我对所有这些人的殷勤照护，非常感激，不过有时候也感到他们过于殷勤，有点烦人。我迁居小楼的日子已经选定，而且也写信告诉了黛莱丝，叫她来与我会合。这时，突然听说在伯尔尼掀起了一场针对我的风暴，据说是那些虔诚的信徒挑动起来的，而其中最始初的原因，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参议院不知道是受了谁的鼓动，好像也不愿意让我安安稳稳地住下去。大法官先生一听到这个风声，就写信给好几位政府官员为我辩护，批评他们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对我采取不宽容的态度，说他们容许那么多匪徒留在他们管辖之地，却不让一个受压迫的才俊之士在他们的治下寻求庇护，实在可耻。据有些人推测，他那番严厉批评的话，不但没有起好作用，反而惹恼了那班人。不管这种推测对不对，总之，他的威信和辩才都没有办法阻止那些人对我的打击。他一听到针对我的命令即将下达的消息，便赶快通知我。为了不坐等这道命令，我决定第二天就动身。困难在于我不知道往哪里去：日内瓦和法国已经对我关上了大门。我看得很清楚，在这件事情上，每个国家都会仿照邻国的办法做的。

布瓦·德·拉都尔夫人建议我到一个家具齐全的空房子去权且安身。这是她儿子的房子，在纳沙泰尔邦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她的这个建议好极了，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各邦里，我会自然而然地得到保护，不遭迫害，至少宗教问题不会成为一些人迫害我的借口。但是，我的心里有一个为难之处，又不便说出来，因而使我犹豫不决。我天生就爱正义；这种爱，一直渗透到我的心灵，再加上我暗中对法国颇有好感，因此对普鲁士国王(3)有一种厌恶之心。我觉得从他的行事原则和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不尊重自然法的，是无视对人类的一切义务的。在我以前用来装饰蒙莫朗西那间小屋的带框的版画中，有一幅这位国王的肖像，我把一首二行诗的第二句抄写在他的肖像下边，诗曰：

他的思想像哲学家，但行事乃十足的君王。

这首二行诗，若是出自别人的笔下，是一句相当美妙的赞词，但出自我的笔下，它的意思就是另有所指，因为它的上一句(4)已经把它所指的意思明白无误地说出来了。这首二行诗，凡是到我家来看我的人都见过，而且见过的人是不少的。罗朗齐骑士还把它抄送给了达朗贝尔。我毫不怀疑，达朗贝尔准会把这句貌似恭维的话转送给那位国王。我一错再错，后来在《爱弥儿》里又写了一段话影射他；那段话里所说的多尼人的国王阿德腊斯特，大家一看就知道我指的是谁。(5)事实上，它也真的没有逃脱那些心明眼亮的人的眼睛，布弗勒夫人就曾多次向我谈起这件事情，因此我深信我的名字已经被这位国王用红色笔记在他的记事本上了。如果他行事的原则真像我说的那样，我的著作和我本人肯定是会招他讨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没有一个不是把我恨之入骨的；即使他们不认识我，单单读我的书，他们也会咬牙切齿地恨我的。

然而，我还是大着胆子去，看他怎样对我，因为我相信风险并不大。我知道：只有卑劣的人才是小肚鸡肠，而性格豪迈的人（我一直认为他是这种人）是不会气量狭小的。我认为，从他治国的才能看，在这件事情上，他一定会表现得雍容大度，做个样子给人看。就他的性格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我估计：在他的头脑里，卑劣的报复心是不会战胜他对光荣的追求的。我设身处地地替他想过，他不会不利用这次机会以他的慷慨表现来征服一个曾经背后说他坏话的人。经过这番考虑之后，我便决定到莫蒂埃去居住，充分相信他是能感到他的这一行为对他的意义的。我对我自己说：“我让-雅克都能像科里奥兰那样行事，难道他弗雷德里克还不如沃尔斯克人的那位将军吗？”(6)

罗甘上校坚持要陪我翻过山去，帮我在莫蒂埃把住处安顿好。拉都尔夫人的一个小姑子名叫吉拉尔迪埃夫人，我去住的那间屋子原来也归她使用，见我突然来了，便有点儿不高兴，不过，她还是很殷勤地让我住下了，而且，在等待黛莱丝到达期间，我就在她家吃饭。

从我离开蒙莫朗西之时起，我就知道我今后在这个世界上将四处飘零，居无定所，所以我很犹豫，是否让黛莱丝来和我一起过这种我注定要过的流浪生活。我觉得，由于这次大祸临头，我们的关系必将改变：以前是我照护她和保护她，今后将由她来照护我和保护我了。如果她对我的感情能经得起这场灾难的考验，她会因我的遭遇而伤心的，而她的伤心反过来又会加深我的痛苦。如果我的不幸使她对我的感情冷淡下来，她将觉得她照样跟着我，对她就是一种损失，不仅不会感到与我分享最后一块面包的乐趣，反而会居功自傲，以为她不论我的命运逼使我到哪里她都跟我到哪里，是一大美德。

我一定要有啥说啥，把话全都说出来。我过去没有隐瞒我那可怜的妈妈(7)的过错和我的过错，我对黛莱丝也不会格外留情。不论我多么想称道一个我如此疼爱的人，我也不愿意隐瞒她的过错，如果一个人的心中的情感不由自主地起了变化也算作一种过错的话。很久以来我就发现她对我的感情冷淡了，我感到她再也不像当初那样对我亲热了。我愈是像以前那样爱她，她反而对我愈冷淡。我又陷入了我在妈妈身边的那种力不从心的尴尬处境。我在黛莱丝身边也出现这种力不从心的情形。我们不要去寻求不属于自然的完美。这种情形，不论发生在哪个女人身边都是一样的。我对我那几个孩子的做法，不论我当时觉得考虑得多么周全，都未能使我始终感到问心无愧。在我专心对我那本《论教育》(8)进行构思的过程中，我已意识到我未尽到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我免除的义务。我的后悔之心竟变得如此强烈，以致我在《爱弥儿》的开头便公开承认我的过错，而且是讲得那么清楚，谁要是看了那段话(9)之后还责备我，那就太奇怪了。我眼下的情况同过去的情况是一样的，甚至比过去更糟，因为我的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寻找我的错误，伺机对我进行迫害。我生怕再犯过去的错误，不想再冒此危险。我宁肯忍受戒绝房事之苦，也不愿意让黛莱丝再受那种罪。此外，我还注意到房事使我的健康状况愈来愈明显地下降。这两个理由曾使我屡下决心不和她同房，但有时未能坚持；不过，最近三四年里我比较能够坚持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发现黛莱丝对我愈来愈冷淡。她虽然从女人的天职出发，对我还是那么依恋，但她对我已经没有情爱的要求了。这必然会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减少情趣。因此我猜想：说不定由于她深知无论她在哪里都能得到我的供养，她也许还宁肯留在巴黎而不愿意跟我一起颠沛流离。然而，鉴于她在我们分别的时候表现得那么难过，要求我明确许诺我们两人一定要重逢，而且在我走之后，她又向孔迪亲王和卢森堡先生再三表示了这个愿望，这就使我不仅没有勇气向她说从此永别，甚至连想都不敢往这方面想。当我心里意识到我说什么也不能没有她的时候，便心急如焚地想把她接到我这里来。我写信去叫她立刻动身；她来了。尽管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但这是我们相处多年之后第一次分居两地，我们两人都深深感到离别之苦，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啊，悲喜交加的眼泪是多么甜蜜！它使我的心深深陶醉！这样的眼泪，人们为什么竟让我流得那么少呢？

一到莫蒂埃，我就给纳沙泰尔邦总督、苏格兰元帅凯特先生写信，通知他说我已退隐到国王陛下的领土上来了，请求他对我提供保护。他以人所共知的而且也是我所期待的慷慨态度答复我。他邀请我去见他。我同马迪内先生一起去了；马迪内先生是特拉维尔山谷的领主，是总督的好友。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的可敬的风度深深感动了我的心，我们两人之间立刻就产生了互相倾慕之情。这种感情，在我这方面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方面，如果不是由于那些使我失去一切人生慰藉的宵小欺他年纪衰迈，辨别能力欠佳，便趁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使劲歪曲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他也会始终如一的。

乔治·凯特是一位苏格兰的世袭元帅，是那位赫赫有名的战死沙场的凯特将军的弟弟。他青年时期就离开了他的家乡，因投效斯图亚特王室而被他的祖国放逐。后来，他发现斯图亚特王室不行正义，以专横暴虐为能事，便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弃之而去。他在西班牙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同他的兄长一起投效普鲁士国王。国王慧眼识人，给了他们应得的接待。国王的热忱接待也得到了回报：凯特元帅为他屡立战功，尤其可贵的是，与他缔结了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的人的伟大胸怀服膺的是彻底的共和主义，但他素重友情，一旦成了朋友，便全心全意为友人效力。因此，尽管他同国王的思想方法是那样不同，但他一投效了弗雷德里克，便忠诚于弗雷德里克。国王委他以重任，派他到巴黎，到西班牙，最后，见他年事已高，需要颐养，便任命他为纳沙泰尔邦的总督，让他在这个闲适的岗位上把他的余年用来为这个小邦的居民造福。

然而，纳沙泰尔人重花里胡哨的外表而不识真才。他们把夸夸其谈的人当作才俊，把元帅稳重的举止看做是拿官架子，把他坦率的态度看做是对人粗鲁，把他说话的简略看做是笨嘴拙舌，因此对他施政的宽厚反而大为不满，而他只知道造福人民而不善于迎合人们的心理，不知道如何博取那些他所不理解的人的欢心。佩蒂皮埃尔牧师因为反对地狱永恒说，便被他的同事逐出了教会。在这桩可笑的案子里，元帅先生不赞成那些牧师们的越权行为而遭到全邦人民的反对；实际上，他是从全邦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当我到纳沙泰尔的时候，这种愚昧的反对声还没有完全平息。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在他受到的一切责难中，也许这条责难还不算不正确。我看到这个可敬的老人时，第一个感觉是怜惜他身体的瘦削，岁月已经使他成了一个干瘪老头儿。但是，抬眼一看他那高贵、开朗和神采奕奕的面容，我心里便油然对他产生了敬意，对他有一种胜过其他感情的信任感。他听完我初见面时的那几句寒暄话之后，竟对我谈别的事情，好像我已经在他跟前待了一个星期似的。他甚至连“请坐”这句客套话都没有对我们说，那位拘谨的领主只好直挺挺地一直站着，而我，我从元帅锐利而慈祥的目光中看出了一种难以形容的亲切感，因此也就毫不客气地走过去与他肩并肩地坐在他坐的那个长沙发椅上。一听他说话的音调很平和，我便知道我这种大大方方的举动使他感到很喜欢，他心里一定认为“这个人不是纳沙泰尔人。”

性格相投的效果真是奇妙啊！一般人在他那样的高龄，心中的天然情感已经消失，而这位仁厚的老人的心竟为我动了使世人都感到惊奇的真情。他到莫蒂埃来看我，说是来打山鸡，可是他待了两天，连枪都没有动一下。在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真实的友谊，使我们感到谁也离不开谁。他夏天住在科隆比埃府，离莫蒂埃只有六法里。我顶多隔两个星期就到他府上去侍一天一宿，然后又步行回到我自己的住处。我人回到了我自己的家，但心总惦记着他。我当年在退隐庐与奥波纳之间来来去去时的感觉，当然与现在的感觉有所不同，但它并不比我走到科隆比埃府时的感觉更为甜蜜。我每次在去科隆比埃的路上一想到这位可敬的老人对我慈父般的爱，一想到他高尚的美德和敦厚的对人态度，我便感动得流下了眼泪！我称他为“父亲”，他称我为“孩子”。这两个亲切的称呼虽部分表达了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亲密情谊，但还不能表达我们彼此都有互相需要时时相见的意愿。他一再要我搬到他府中去住，就住在我每次去住的那套房间里。我对他说：我住在自己家里比较自由，宁愿我这一生都这样去看他。他很赞赏我这种坦率的态度，以后就再也没有提这件事了。啊，忠厚的长者！啊，我可敬的父亲！我一想到你，我的心便依然是那么激动！那班别有用心的人！他们想方设法离间我们，这对我是多么大的打击啊！不，不，你这位伟大的人在我的心目中，现在是，将来也永是同从前一样的，我也将永远是同从前一样的。他们欺骗了你，但他们未能改变你。

元帅先生并不是没有缺点。他是贤者，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他头脑聪慧，有极敏锐的洞察力，行事的手腕也十分灵活，知人善任，但他有时候也受人欺骗，而且受了人家的欺骗还不觉醒。他的性情很古怪，心中有许多奇特的想法。他好像把天天见面的人忘记了，但在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时候又想到了他们。他对人的关心照顾很少做得恰合人意，送人家的礼物都是些花哨的小玩意儿，也不管合不合人家的用处。他头脑一热，就马上把一件东西送给人家或者寄给人家，也不管那件东西值钱或不值钱。有一个想投效普鲁士国王的年轻的日内瓦人来见他，元帅先生给他的不是一封用公文纸写的推荐信而是一小袋蚕豆，叫他拿去交给国王。国王一收到这个奇怪的推荐信，还真的立刻就给那个青年人安排了一个职务。天才出众的人之间有他们的特殊语言，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永远不能理解的。这些小小的怪癖，虽有点儿像美女的故意作态，但在我看来却觉得元帅先生别有风趣。我敢断定，而且也实地体验到他的那些怪癖不会在重大的事情上影响他对朋友的感情和关心。是的，在替人家帮忙的方式上，他的做法也非常奇特。在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说明他在无所谓的小事情上所表现的奇特之处。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府要一天走到，我实在感到太累，所以往往分两天走。午饭后启程，到布洛特歇一夜，恰好走了一半路。我住的那家客栈的主人名叫桑铎茨，需要向柏林请求一个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恩准；他托我请总督阁下替他关说。我满口答应，于是便领着桑铎茨到总督的府第，让他在客厅等着，由我一人进去向总督陈述事由。可是，我把事情讲完之后，总督却一声不吭。整个上午过去了；在我们经过客厅去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可怜的桑铎茨在那里等得焦躁不安。我以为元帅先生把这件事情忘了，于是在入席前又对他说了一遍，可是他还是默不作声。当时我虽然看出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让我明白这件事情有点令他感到厌烦，但总觉得他这种方式未免过于生硬。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闭口不言，暗中替可怜的桑铎茨叫苦。第二天，我回到布洛特时，桑铎茨向我表示感谢，这使我大感惊异，一问才知道他在总督的府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还留他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而且总督阁下还收下了他的呈文。三个星期之后，元帅先生就派人把桑铎茨所请求的恩准的批文送交给桑铎茨。批文是经国王签署，由一位大臣发出的。这件事情直到办完，元帅对我和桑铎茨都一直一字未提，而我还以为他不愿意帮这个忙呢。

我很想一直不停地谈乔治·凯特，因为我最后的美好回忆全都来自同他相处的日子，而我一生的其他时间全都充满了苦恼和令人痛心的事情：对于这些事情的回忆，是如此的令人伤感，心乱如麻和茫无头绪，因此不可能条分缕析和层次分明地讲述。往后，我只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

我在莫蒂埃避难，时时都怀着不安的心情，但不久之后，国王给元帅先生的一道批复便把我不安的心情全都打消了。各位读者，我告诉你们，元帅真是我的一个好律师；国王不但批准了他做的事，而且还托他（我必须把全部情况都说出来）送我十二个路易。好心的元帅先生觉得这项差事很难办，不知道怎样做，才做得冠冕堂皇而不伤我的尊严。他把钱换成实物，说是奉国王之命帮我买点柴和炭，以便把我的小家庭建立起来。他还说（这也许是出自他个人的意思）国王愿意替我盖一座小房子，样式由我定，地点由我选。这后一个馈赠使我很感动，抵消了前一个馈赠使我感到的国王的吝啬。虽然这两项馈赠我都没有接受，但我也把弗雷德里克看做是我的恩人和保护者，而且是那么真诚地敬仰他，以致使我此后关注他的光荣的心情之殷切，亦如我过去对他的成就之感到愤慨。此后不久，当他签订和平条约(10)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灯饰来表示我的高兴。我用一大串花环来装饰我住的房子；在这一套装饰上，我出手大方，不像他那样小气。我有意同他赌气：他吝啬，我大方。在灯饰上我花的钱差不多与他打算赠我的钱一样多。和约一签订，我便以为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就已达顶峰，会转而争取另外一种光荣：致力于使他的各个邦的居民休养生息，振兴商业和农业，开垦土地，安置移民，并保持与邻国的和平，由欧洲的霸主变为欧洲的仲裁人。他满可以放下宝剑，坐享太平，因为从今以后谁也不会再迫使他从事战争。然而，鉴于他不愿意解除武装，因此我很担心他不知道如何利用他的优势，只能成为半个伟人。我大着胆子，用他那种性格的人乐于接受的语气给他写了一封信，谈这个问题，以便把世上没有几个君主能听到的神圣的真理的声音传到他的耳里。我这封直言不讳的信是秘密写的，只有我和他知道，甚至连元帅先生我也没有告诉。我把信封好之后交给他转呈国王。他没有问一问信的内容就把信发出去了。国王一直没有回信。过了些时候，元帅先生到柏林去，国王也只是告诉他说我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由此可见，我那封信使他很不高兴，我的忠言被他看做是冬烘先生的村夫语。说不定他的看法是对的，因为我说了不该我说的话，用了不该我用的语气。不过，凭良心说，我之所以给他写那封信，完全是出自一片至诚。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定居之后不久，便感到今后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了，因此便穿上了亚美尼亚人的服装。这不是新主意；想穿这种衣服的念头在我这一生中曾经产生过好几次，尤其是在蒙莫朗西期间经常想穿这种衣服，因为那时我需要常常使用探条，必须待在卧室里；在卧室里穿这种长袍式的服装比较舒服。正好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时常到蒙莫朗西来看他的亲戚，我就请他给我做了几件这种衣服。人家对此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不过，在做这种衣服以前，我也征求过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表示完全赞成，于是我便做了一箱子这种衣服。时隔不久，冲着我来的那场风暴起来了，我又不得不收起来，等到风暴过去之后的平静时候再穿。几个月之后，由于我的旧病复发，不得不使用探条，必须穿这种衣服：我觉得在莫蒂埃穿这种衣服，没多大关系，尤其是征询了当地牧师的意见，他说：即使穿这种衣服进教堂，人家也不会说这有什么不妥。于是我便大着胆子身穿长袍、头戴圆皮帽、腰系丝绦带。我穿着这身衣服参加了圣事之后，觉得就这身装束到元帅先生家去也无妨。元帅阁下看见我这身打扮，只简单地打了一声招呼说“你好”，没有说别的。于是，从此以后我就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我既然不再从事文学活动，我就一心一意过着由我自己安排的宁静而美好的生活。当我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厌烦，即使在完全闲着无事的时候，也一样恬适。我的想象力可以海阔天空地驰骋。单单有了它，我就够忙的了。如果待在房间里瞎聊天，同几个人坐在那里耍嘴皮子，那才叫我受不了呢！出门去走走，散散步，这也不错，至少腿和眼睛都在活动，而抱着胳臂坐在那里说什么今天天气好呀，苍蝇在飞呀，或者，更糟糕的是，互相吹捧，你恭维我，我恭维你，这对我来说，简直是苦刑。为了不像无所事事的野蛮人那样生活，我就去学编织丝带。我带着我的坐垫去拜访邻居，或者像女人那样坐在门口干点手工活儿或者与过往的行人聊天；尽管说的也是废话，但我还能忍受。与女邻居们在一起消磨时光，我并不感到无聊；其中有几个女邻居也是很可爱的，很聪明的。有一个女邻居名叫伊萨贝尔·狄维尔卢瓦，是纳沙泰尔邦的检察长的女儿。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可钦佩的人，所以我同她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她也乐于和我交往，因为我常给她一些有益的忠告，并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帮她的忙。现在她已经是一位贤妻良母了，而她之有这样好的才智、这样好的丈夫和这样好的生活与幸福，也许还得自我对她的开导。至于我，我也很感谢她对我的温馨的安慰，尤其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病情加重，特别痛苦的时候，她经常来和黛莱丝与我一起度过漫长的夜晚，同我们谈心。她语言高雅，活泼健谈，使我们感到漫漫长夜也仿佛成了匆匆即逝的短短时光。她称我为爸爸，我称她为女儿，我们现在还这样互相称呼。我希望这两个称呼在她和我的心中将永远成为珍贵的记忆。为了使我编织的丝带能派上用场，我就在那些女孩子们结婚的时候当作礼物送给她们，但她们必须答应我：她们将来一定要亲自喂她们孩子的奶。伊萨贝尔的姐姐在结婚时就收到了一条作为结婚礼物的丝带；她没有辜负这份礼物。伊萨贝尔也收到了一条，她本心也很想不辜负这份礼物，但她没有实现她的愿望的幸运。我给她们两人送丝带的时候都写了一封信。给姐姐的信已到处流传，但给妹妹的信就没有那样广为人知了：好在友谊并不需要大事张扬。

在我家附近结交的那些朋友，我就不一一讲述了。但其中有一个人，我必须谈一下。这个人就是普利上校；他在山上有一座房子，每年夏天他都要到这座房子里来住。我本来不想跟他认识，因为我知道他和朝廷与元帅先生的关系都不太好；他根本不想见元帅先生的面。然而，由于他常来看我，而且十分诚心，所以我也去看他。我们一来一往，有时候还在他家或我家吃饭。我在他家中认识了迪佩鲁先生。后来我同迪佩鲁先生的交往变得如此密切，以致我在这里不能不谈一谈这位迪佩鲁。

迪佩鲁是美洲人(11)，是苏里南一位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继任者纳沙泰尔人尚布里埃就娶了司令官的遗孀。后来，她又再度寡居，便带着她的儿子到她后夫的家乡定居。迪佩鲁是独生子，十分富有，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疼爱和细心培养。他后来的成就，都得益于他母亲的教育。他有很多知识，但他在各方面的知识都是半瓶醋。他也喜欢艺术，尤其爱自诩善于推理。他那一副荷兰人的派头，冷漠的表情，低头沉思的姿势，黢黑的皮肤，沉默寡言的内向性格，使许多人都认为他真的善于推理。他年纪虽然很轻，但已两耳重听，又患痛风病，这就使他的举止动作显得很稳重。尽管他也爱争论，有时候还争得面红耳赤，但他平素说话不多，因为他耳背，听人家谈话很吃力。他这副外表令我肃然起敬。我对我自己说：“这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贤士，有这样一位朋友，真是幸运。”他经常与我交谈，但从来不对我说一句恭维话。他很少谈到我，也很少谈论我的书，也很少谈他自己。他很有见地，他说的话都相当正确。他的语言是那么简练，态度是那么稳重，这就使我对他产生了敬意。虽说他的思想不像元帅先生的思想那样高超，但一举一动都像元帅那样朴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真有点儿像元帅。我并没有对他入迷，但我由衷地敬佩他，由敬佩而逐渐产生友情。在他面前，我完全忘记了我当初之所以不愿意同霍尔巴赫交朋友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他太富有了。现在看来，我错了，我不该忘记这一点，因为我从经验中得知：一个拥有巨大财富的人，不论他是谁，是不大可能喜欢我和我在我的书中提出的那些言论的。(12)

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迪佩鲁了，因为我不到纳沙泰尔去，而他每年只到普利上校山上的房子来一次。我为什么不到纳泰尔去呢？说来虽有点像耍小孩子脾气，但不能不在这里提一提。

尽管我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先生的保护，在我的隐匿之地逃脱了敌人的迫害，但我并没有逃脱公众、政府官员和牧师们的暗中议论。自从法国对我挥舞大棒以后，谁要是不骂我几句，谁就不算好汉；谁要是不像那些迫害我的人那样迫害我，谁就会被看做是不与他们一条心。纳沙泰尔的高层人士，即那个城市的牧师们，首先起哄，试图策动邦议会反对我。他们的企图没有成功，就去找市政府的官员，官员们便立刻下令禁止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就攻击我，甚至放出风声，说什么：如果我想到城里去住的话，他们对我是不会客气的。牧师们在他们的《信使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那些荒谬绝伦的言论，虽然使稍有头脑的人都笑掉了牙，但他们的那一派胡言乱语却煽动了一般的民众起来反对我。不过，尽管他们那样摇旗呐喊，大声鼓噪，但我还是得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毕竟手下留情，让我在莫蒂埃住下去（实际上是他们的权力达不到莫蒂埃）。他们恨不得要我出高价才让我一小口一小口地吸此地的空气。他们想要我感谢他们的保护，但事实上，这种保护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给我的，而他们还暗中想方设法要取消呢。最后，在眼见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害我和骂我都不奏效之后，他们不但不明白他们的无能为力，拿我无可奈何，反而吹嘘他们是如何对我大发善心，允许我住在他们这个地方。对于他们的这一套，我本该嗤之以鼻，置之不理，但我竟蠢到生了一肚子气，说什么也不到纳沙泰尔城里去，而且坚持了将近两年之久。事实上，他们对我的态度不论是好是坏，我都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完全是听人家支使的，我若是太计较了，反倒抬高了他们，何况那帮既无教养又无眼光的人，是只知道权势和金钱的，他们哪里懂得尊重人才的大道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侮辱人才就是侮辱他们自己。

有一位因营私舞弊而被撤职的村长对伊萨贝尔的丈夫、特拉维尔山谷的警官说：“大家都说那个卢梭很聪明，你把他带来让我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聪明。”说这种话的人的不满情绪，当然是不会让遭受这种情绪打击的人听了生气的。

根据我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和纳沙泰尔受到的对待来看，我是不可能指望这里的首席牧师给我好脸色看的。布瓦·德·拉都尔夫人曾带我去见过这位首席牧师，他当时对我表示很欢迎。不过，在这个地方，谁对谁在表面上都是很亲热的，因此他口头上的那番客气话，是不能当真的。但是，既然我已正式重新皈依新教，又生活在一个信奉新教的国家，我就不能不参加我所信奉的宗教的公开活动，不能不去参加圣事，否则我就会违背我的誓言和做公民的义务。而另一方面，我又担心在我走到圣餐台的时刻遭到人家的拒绝，使我难堪。而且很有可能，在日内瓦的议会和纳沙泰尔的教会中的上层人士发出一片叫嚣之后，这位首席牧师想在他主管的教堂举行圣体瞻礼的时候狠狠地训我一通。眼见举行圣体瞻礼的时刻即将到来，我便决定写信给蒙莫兰先生（这是那位首席牧师的名字）表示一下我的意愿，说明我是始终诚心皈依新教的；而且，为了避免关于宗教信条的无谓争论，我还同时告诉他：我不愿意听任何人向我讲解什么信条问题。信一发出，我就静下心来做我的事情，以为蒙莫兰先生一定会表示拒绝，因为他不会让我不事先听一下他的讲解，便让我去参加圣体瞻礼的，而我又不愿意听他讲解，事情就会这样搁下来，不了了之，而且过错不在我。哪知事情的发展不是这样的，在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到我家来告诉我：他不但允许我照我提出的条件去参加圣体瞻礼，而且还说他和教堂的几位执事都以能有我这样一位教友为莫大的光荣。在我这一生中，我从来没有这样惊讶过，也从来没有这样欣慰过。我当时的感觉是：我此前总是孤孤单单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是很凄然的，尤其是身处逆境的时候更是如此，而现在，在屡遭排斥和迫害之后，我终于能极其开心地说一声：“我至少是同我的教友们在一起的。”我心情激动，眼中噙着热泪去参加了圣体瞻礼。我的心和我的眼泪也许是我能带给上帝的最美好的晋谒礼物。

没过几天，元帅给我送来一封布弗勒夫人给我的信。我估计是达朗贝尔托元帅转给我的，因为他认识元帅先生。这是我离开蒙莫朗西以后，布弗勒夫人写给我的第一封信。她在信中严厉批评我不该给蒙莫兰写那封信，尤其不该去参加圣体瞻礼。我真不明白她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因为自从我上次去日内瓦之后，我已一再公开表明我是新教徒，而且还公开参加过荷兰使馆礼拜堂的活动，当时谁也没有说我做得不对。布弗勒伯爵夫人想在宗教问题上教训我，这未免太可笑了，不过，我不怀疑她的用心是顶好的，虽然我不明白她的用心到底是什么。我对于她的这种没来由的责备，一点儿也不生气，心平气和地回了她一封信说明我的理由。

这时，谴责和辱骂我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出现在报刊和杂志上。这些文章的大作者们都批评当局对我太心慈手软了。这一幕乱哄哄的大合唱的指使者们还在幕后不断使劲鼓动，因而还真有点儿阴风逼人的可怕样子呢。而我，我岿然不动，由他们去嚎叫。有人告诉我说巴黎索尔邦神学院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我开头根本不相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索尔邦神学院有什么话可说的？它想宣布我不是天主教徒吗？而大家都早已知道我不是天主教徒了嘛。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信徒吗？我是不是好加尔文信徒，这关它什么事？它这是多管闲事，越俎代庖，替我们的牧师们办事嘛。在没有见到那篇文章以前，我还认为是别人假索尔邦神学院之名发表，用这个办法来开它一阵玩笑，而在看了那篇文章之后，我便更相信是这样了。然而在最后，当我弄清楚它的确是索尔邦神学院发表的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应当把索尔邦神学院的那帮人通通送到疯人院去。

不过，另外有一篇文章使我非常痛心，因为它是出自一个我一贯敬仰的人的笔下。他对宗教的虔诚我很钦佩，但他行事的孟浪，使我感到十分惋惜。我说的这篇文章，是巴黎大主教针对我发表的那道“训谕”。对这道训谕，我觉得必须予以答复，我要不卑不亢地答复他，就像我以前回答波兰国王一样(13)。我从来不喜欢像伏尔泰那样粗声粗气地争吵，我要十分严肃地进行斗争，所以，只有在确信那个攻击我的人硬要迫使我加以还击的时候，我才和他过招。我毫不怀疑那道训谕是出自耶稣会教士的主意，虽然他们当时已自身难保。我从那道训谕的语气中已经看出他们对受苦受难的人投井下石的一贯作风，因此我也按我一贯的行事原则，在尊重那个名义上的作者的同时，对那道训谕狠狠地予以驳斥。我这样做，我确信是做得很成功的(14)。

我在莫蒂埃的生活非常惬意，因此我决定我要终老于此。唯一缺乏的是可靠的生活来源。这里的东西很贵。我的家拆散了，因此我原来的计划也打乱了；现在要新安一个家，原来的家具有的扔了，有的卖了，再加上离开蒙莫朗西以后又花了好些钱，所以我手里的那一点点儿积蓄一天天减少，如果不想其他办法贴补，再过两三年就会全花光的，而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再从事写作，写文章出书，然而这个使我倒霉的职业，我早已放弃了。

我深深相信情况不久就会向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公众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狂热之后就会头脑清醒过来，使当权的人也将因自己的胡乱措施而感到羞愧。有了这个信念之后，我就想方设法节省开支，使我剩下的钱能够用到情况好转之时，以便在那些可能寻找的谋生的办法中挑选一个来挣钱吃饭。为此，我又拿起了我那部《音乐词典》。这部词典，我写了十年，已大体上完成，只差最后一次修改和誊清了。不久前朋友给我寄来的书，为我完成这部词典提供了所需要的资料。他们给我寄来的文稿，在我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时，也派上了用场。从此以后，我要把我的全部精力用来写这部著作。我首先准备把那些可以用来按照一定的顺序引导我回忆过去的事情和时间的信抄在一个本子上。我早已把我在这方面用得着的信件都挑出来了，前后衔接差不多有十年没有间断，然而在我重新整理和准备抄录的时候，我发现有一段时间是空的，一封信也没有。这使我很吃惊。这段空无一信的时间（从1756年10月到第二年3月）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我清楚地记得：我已经把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和舍农索夫人等人的信都挑选出来了，这些信正好是这段时间写的，现在都不见了。它们到哪里去了？我的文稿存放在卢森堡公馆那几个月里有人动过吗？这不可能，因为我亲眼看见元帅先生把存放文稿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已经取走了。由于几位夫人写给我的信和狄德罗写给我的信都没有写日期，我只好凭记忆给它们补上日期，以便按时间的顺序排列。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开始还以为是我把日期弄错了，因此又特地把那些没有日期和我代为补上日期的信拿出来重新检查一遍，看是否能找到那些能填补这段空白时间的信，结果一封也没有找到。于是我确信这段时间的信一定是被人偷走了。是被谁偷走的呢？他为什么要偷那些信呢？这，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信，是我和那些人大争吵之前，也就是说，是在我沉醉于撰写《朱莉》之时写的，跟谁也没有关系，信的内容顶多也只是狄德罗的一些牢骚话、德莱尔的玩笑话和舍农索夫人与埃皮奈夫人对我表述的友谊（那时候我和埃皮奈夫人的关系好得无以复加）。这些内容对谁有用呢？他偷这些信去干什么呢？一直到七年之后，我才猜想到这一偷盗行为的丑恶目的。

由于信件的短缺，我又检查了一下我的文稿，看是否也有短缺。我发现缺少了几份文稿，由于我的记性不好，因此我觉得在那堆文稿中还真的缺少好些稿子，例如《感性伦理学》和《爱德华绅士的爱情故事》都不见了。这后一部稿子，后来由卢森堡夫人的随身侍从拉罗什寄给了我，因此我当时怀疑稿子是卢森堡夫人拿去的。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对这些用破破烂烂的纸张起草的稿子感兴趣的人，只有她。而另一部稿子和那些信件为什么也引起了她的兴趣呢？即使她怀有恶意，她也无法利用它们来害我呀，除非她加以篡改。至于元帅先生，我很了解他，他是非常正直的，对我的友情也是很真诚的，我不能对他有半点疑心，甚至对元帅夫人也不能有此怀疑。我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发现谁是窃贼之后，我觉得，只有一个推测合乎情理。这个推测是：这件事情是达朗贝尔干的。我估计：他想了一个办法混进卢森堡夫人的家，去看那些文稿和信件，把其中他感兴趣的全都拿走：不管是稿子也好，信件也好，拿去造谣生事，或者把对他有用的材料据为己有。我看，他是被《感性伦理学》这部稿子弄昏了头脑，以为是发现了一部真正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的写作提纲。不难想象，他是想从其中找出点破绽来攻击我。我敢肯定，只要他仔细一看那部稿子，他很快就会发现他的想法错了。既然我已决定离开文坛，因此对于这类盗窃我的文稿的事情，也不怎么在乎，因为这种行为已不是此人第一次干了(15)，过去几次，我全都忍着，没有说过一句怨言。我很快就把人家的这种不忠厚的行为抛到一边，不去想它，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似的。我集中精力开始整理剩下的材料，以便安下心来写我的《忏悔录》。

我很久以来就以为日内瓦的宗教界人士，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会对那道逮捕我的命令中的违反教会法的地方提出异议。但一切都很平静，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其实，在日内瓦暗中有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一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我的朋友们，或者说那些自称为我的朋友的人，一封又一封地不断写信来催我回日内瓦去领导他们，并向我保证，公众一定会纠正小议会的错误。由于我担心我一出现在日内瓦就会引起骚动和混乱，所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我始终忠于我过去的誓言：绝不参与我国的任何一种内部纷争。我宁可让人们对我的侮辱继续存在，我继续在国外流亡，也不愿意用暴烈和危险的手段回到我的祖国。的确，我曾期望市民们用合法的与和平的方法对一个与他们有极大利害关系的违法行为表示反对，但他们迄今一点表示也没有。市民阶层的领袖们不致力于替不平之事伸张正义，而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显示他们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明知有人在搞阴谋，但他们却默不作声，让那些假虔诚或自称虔诚的人大喊大叫，把日内瓦闹得乌烟瘴气。其实，这些人都是小议会放出来制造舆论的，目的是使无知的小民把我看做是一个可憎的坏人，而把他们的胡作非为说成是出自对宗教的热忱。

我白白地等了一年多，一直没有人站出来抗议这一没有经过法律程序而发布的逮捕令，于是，我终于下定了我的决心：既然我的同胞抛弃了我，我也就决心放弃我那无情无义的祖国。我从来就没有在这个国家好好地生活过；我没有得到过它的任何好处和爱护。我曾努力为它争光，而它竟这样恶毒地对待我，而且是举国一致地这样对待我。那些应该站出来说话的人，都一个个一声不吭。因此我给那一年的首席执行官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通知他：我正式放弃我的市民权。不过，我在信中的措辞还是彬彬有礼的，是很有分寸的。在我落难的时候，我的敌人往往是残酷地对待我，而我对他们的那些行为始终是泰然处之，有礼有节地应对。

我的这一行动终于使公民们觉醒起来，认识到他们错了：他们撒手不管，不为我辩护，这不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因此他们立刻挺身出来为我鸣不平，虽然为时已晚。除这件事情以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不满意的事情。他们多次向小议会提出非常合情合理的申诉，但小议会自恃有法国政府的支持，对公民们的申诉毫不留情地严词拒绝。这样一来，遂使他们感到小议会将更加强硬地压迫他们。他们为自身的利益计，不得不扩大和加强他们继续申诉的行动。争吵的双方都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大打笔墨仗。正当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乡间来信》这本支持小议会的小册子突然问世，一下子就把反对派打得哑口无言，有一段时间几乎溃不成军。这本小册子写得实在好，文笔的巧妙堪称上乘，不愧是作者罕见的才能的不朽之作。它出自总检察官特农香之手，此人聪明干练，对共和国的法律和重大国策十分精通。大地一片沉寂。

反对派消沉一段时间之后，又振作起精神，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花的时间不少，写得也还可以。但是，他们都把眼睛转过来望着我，认为只有我才能与那样的对手较量，并把他打倒在地。我承认，我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的老同胞们认为，我用我这支笔帮助他们走出这个因我而产生的困境，是我的一个义不容辞的义务。在他们的敦促下，我便答应了承担这个批驳《乡间来信》的工作。首先，我要在文章的标题上与他唱对台戏，我针锋相对地用《山中来信》作我的文章的标题。这项工作，我进行得如此秘密，以致我在托隆与反对派的领队人商谈这件事情时，尽管他们把他们的那篇反驳文章给我看了，我也一字不提我的文章（当时已经写好了初稿），因为我怕走漏风声，让官员们或我的敌人知道之后，就会给文章的印刷工作制造麻烦。然而，我还是未能避免这部作品在出版前在法国就已经有人看到了。他们允许这部作品出版，但始终不让我知道他们是怎样发现我的秘密的。关于这件事情，我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已全都陈述如上。我所知有限，知道多少就说多少，至于纯属猜测而未经证实的情况，我一字不提。

在莫蒂埃期间，来看望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庐与蒙莫朗西期间一样多，只不过来看望我的目的，与从前来看望我的目的大不相同。以前来看我的人，多半都是在工作、爱好和信念方面有共同点，他们以此为借口来看我，因此，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谈我能够与他们交谈的事情。在莫蒂埃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来的人尤其如此。来的人都是些军官，或者是一些对文学毫无兴趣的人，甚至大部分人都没有读过我的作品。据他们说，他们之所以不惜走四十法里、六十法里甚至一百法里来看我，来拜访我，是因为我是一个名人、大名人、特大名人和特大伟人，等等，等等。从这以后，人们就不断对我当面大吹大捧，说许许多多庸俗不堪的奉承话。而在此以前来看我的人都是怀着敬意的，是从来不对我说那么多恭维话的。由于这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通名报姓，也不说明他们的身份，再加上他们关心的事情和我关心的事情都不相同，他们又没有研究或者看过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同他们谈什么才好。我等他们自己先开口，因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为什么来看我，应当由他们道明来意。不言而喻，我对这种谈话是不大感兴趣的，也许他们觉得很有趣，这就看他们想知道什么了。我这个人历来不耍心眼儿，我毫无保留地回答他们认为需要向我提出的问题，因此，他们回去的时候，对我的情况的了解，大体上都同我一样清楚。

举个例子：我就是用这个办法接待范斯先生的。他是王后的骑士级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他很有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而且牵着他的马同我一起一直步行到拉费里耶尔，而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和都会玩抛球游戏以外，便没有其他的共同点。在范斯先生之前或之后，我还接待过另外一次更为古怪的来客。有两个人步行而来，每一个人都牵着一头驴，驮着他们的小行李包。他们在旅店住下，亲自把驴刷洗干净之后，便登门来看我。人们一看他们的那身驴夫装束，便以为他们是走私贩。这个消息立刻传开了，说是有走私贩到了我家。但是，从他们走进我家时候的那种神情就可看出他们不是那种人。不过，虽说不是走私贩，但很可能是闯荡江湖的，因此我对他们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戒心。他们不久就使我放下心来。这两个人，一个是蒙铎邦先生，又称拉都尔·杜·班伯爵，是多菲勒省的一位绅士；另一个是达士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斯人，曾任军职，他把圣路易勋章放在衣兜里，不显示出来。这两位先生对人都挺和气，很有才华。他们的谈吐不俗，令人很感兴趣。他们的旅行方式很合我的胃口，他们的举止不像法国绅士的那种派头，因此使我对他们产生了好感，愈谈愈投缘。我们的交情到现在也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他们后来又来看过我几次，不过不是步行（开头一次是步行，不失为一件很有雅趣的事）。后来，我愈观察这两位先生，我便愈发现他们的情趣和我的情趣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他们的行事原则不同于我的行事原则；我发现他们并不熟悉我的著作，在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感情交流。然则，他们为什么来拜访我呢？为什么穿那身衣服来看我呢？为什么要在我这里盘桓好几天呢？为什么后来又来了好几次呢？为什么一再希望我到他们家去做客呢？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后来偶然想起来的。

他们的盛情感动了我，我就不假思索地把我的心交给了他们。尤其是达士蒂埃先生，我觉得他的性格开朗，很讨我喜欢，我后来甚至一直和他通信。当我准备把我的《山中来信》送去印刷的时候，我还想请他帮忙，以便瞒过那些打算在去荷兰的路上窃取我的稿件包裹的人。他同我几次谈到（也许是有某种企图）在阿维尼翁出书非常的自由。他说，如果我有什么作品要印的话，他可以帮我的忙，所以我就陆续把我的头几本稿件寄给他了。稿件在他手里放了很久之后，他寄还给了我，说没有任何一个书商敢承印。于是，我只好去找雷伊。我仔细安排，一本一本地寄，没有接到前一本已经妥收的回条，便不寄下一本。在这部作品尚未正式出版之前，我知道有人曾经在几位大臣的办公室里见过这部稿子。纳沙泰尔人德士舍尔尼对我谈到一部叫作《山中来人》的书；他说，霍尔巴赫告诉他说是我作的。我向他郑重申明我从未写过这样一个标题的书。当我的《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很生气，说我对他撒了谎，虽然我告诉他的全是真话。从以上情况看，我敢断定，我的稿子的确被人家看过。由于我确信雷伊是忠实的，所以我只好另作推测。我推测：我寄稿子的包裹在邮寄途中被人打开看过。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又结识了另外一个人。不过，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互相书信往还。这个人名叫拉里奥先生，是尼姆人。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要我给他寄一张我的侧面像。他说他准备用我这张侧面像请勒·穆瓦纳照着雕一个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房里。虽说这是为了笼络我而别出心裁想出来的一个讨好我的办法，但我觉得：一个人愿意把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房里，此人必定是熟读了我的著作，信奉我的学说的；他一定很爱我，他的心灵和我的心灵是相通的。他的这个想法当然是很有诱惑力的。后来，我见到了拉里奥先生。我发现他很想帮我一些小忙，插手我的一些小事情，但我怀疑在他这一生中所读过的为数不多的书里是否真有一本是我的著作。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有一个书房，说不定他所谓的书房只不过是一张他常用的书桌而已。至于那个半身像，其实是勒·穆瓦纳用黏土捏成的，做工很粗糙，而且还在上面附带雕了一个很难看的人头像。他用我的名字到处吹嘘，好像那个人头像和我真有几分相像似的。

我觉得：真正出于对我怀有敬意和喜欢我的著作而来看我的唯一法国人，是利穆赞团的一位青年军官，他的名字叫赛吉埃·德·圣布里松。他曾经以他的出众才能和过人的智慧在巴黎名噪一时，而且也许现在在巴黎还十分活跃。他在我大祸临头前的一个冬天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发现他热情奔放，使我感到很喜欢。后来他写信到莫蒂埃，不知道他是为了讨好我还是真的读《爱弥儿》读入了迷，他在信中告诉我说他想离开军队去过独立的生活，还说他已开始学木工的活计。他有一个哥哥，与他在同一个团里，是上尉；他说他的母亲特别偏爱他的这位哥哥。他的母亲是一位过分虔诚的信徒，不知道受了哪个伪善的神甫的教唆，对小儿子很不好，指摘小儿子不信宗教，还说他与我来往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过。由于有这些苦处，他想同他的母亲断绝关系，去过我在前面说的那种独立的生活，当一个小爱弥儿。

接到这封诉说衷曲的信以后，我赶紧回信，让他改变主意。经过我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终于回心转意，继续像从前那样对他母亲尽儿子的天职，并从团长那里收回了他的辞呈。幸亏他的团长很慎重，收到他的辞呈后并没有立即批准，给他留下时间让他考虑。圣布里松从他的这个糊涂念头清醒过来之后，又动了另外一个糊涂念头。这第二个糊涂念头虽不像前一个那么荒谬，但不大合我的口味；他想当作家。他接连写了两三本薄薄的书，从这两三个小小的作品看，他并不是一个没有才华的人，所以我以夸赞的语气鼓励他继续写下去。我这样做，是问心无愧的。

没过多久，他来看我，我们一起到圣皮埃尔岛游览。在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跟从前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时有明显的不同。他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装模作样的样子。我当时虽未感到太大的不快，但后来却时时回想起。后来，当我去英国途经巴黎时，他又到圣西门大楼(16)来看我一次。我在那里听人家说（他本人并没有对我说）他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并相当殷勤地去拜见卢森堡夫人。我到特里之后，他就杳无音信，也不托他的亲戚赛吉埃小姐（她是我的邻居，但对我始终没有好感）给我捎个口信。总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倾慕，就像范斯先生与我的交往一样，突然一下就结束了。不过，范斯先生并不欠我的情，而圣布里松曾得过我的帮助；莫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傻事，是他故意做出来跟我闹着玩的？看来很可能是这样。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就更多了。德吕克父子二人就先后让我当他们的护士。老德吕克是在路上病倒的，而小德吕克是从日内瓦一动身就生病了。他们两人都住在我家养病。除这两人以外，在此期间，什么牧师呀，亲友呀，装模作样的虔诚信徒和各种各样的人都从日内瓦和瑞士一窝蜂似的来了。他们不像从法国来的人那样，有的是因为仰慕我、有的是专门来嘲弄我；从日内瓦和瑞士来的人，则是为了责备我和向我宣讲教义。在这些人当中，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穆尔杜，他和我一起待了三四天，而我很想留他多住些日子。此外，在他们当中，最有耐性、最固执而且纠缠得使我不得不听他摆布的，是迪维尔卢瓦先生。他是日内瓦商人，是一个法国难民，是纳沙泰尔总检察长的亲戚。他每年从日内瓦到莫蒂埃来两次，都是专程为了看我而来的，每次在我家都要一连待好几天，从早晨到晚上寸步不离，同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式各样的小礼物，对我的情况总是刨根问底，最后弄得不由我不说出来。可是，在他和我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共同点，无论是性格、感情和学识都不是同一个类型。我怀疑他这一生中是否真的读完过我的任何一本书，我看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在书中谈了些什么问题。我去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我一起去，其实他对这件事情一点儿兴趣也没有。一路上，他对我一句话也不说，而我对他也一句话不说。他甚至有耐心同我在古穆瓦纳一家小酒馆里面对面地待三个整天。我以为用这个办法使他感到腻烦，并使他感到我对他是多么讨厌，从而把他赶走。但这一切都未能使我战胜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也猜不透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

在所有这些我无法推辞而不能不接待的人当中，我不应当略而不提那个唯一使我感到愉快并真正铭记在心的人。此人是一个年轻的匈牙利人，住在纳沙泰尔，后来从纳沙泰尔来到莫蒂埃。这是我在莫蒂埃住定以后几个月的事。当地的人都按照他从苏黎世来的时候用的名字称他为索特恩男爵。他身材高大，体态匀称，模样儿长得很俊，待人接物也挺随和。他对大家都说，而且使我本人也从他的话中听出他是因为我才到纳沙泰尔来的，其目的，是想通过与我交往，以便在他的青年时期培养品德。我觉得，他面部的表情、他说话的声调和他的一举一动都与他话中的意思是相符合的。一个如此可爱的青年人怀着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来求我，我若拒之门外，那是有亏做人的最大天职的。我与人交往，从来不半心半意；他很快就得到了我的友谊和信任，我们两人不久就变得形影不离了。我每次徒步旅行，他都跟我一起去，他也很喜欢徒步旅行。我带他到元帅先生府上去，元帅也很喜欢他。由于他不大会说法语，他便用拉丁语同我交谈和写信，而我则用法语回答他。尽管我们两人是混合使用这两种语言，但我们的谈话依然十分顺畅，十分高兴。他对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事业和他经历的事情；他还谈到了维也纳宫廷，他似乎对维也纳宫廷的内幕很熟悉。在我们亲密相处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发现他的性格一直是那么平和，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他为人不但诚实，而且品行高尚，衣着整洁，语言极其文雅。这一切表明他的确是一个世家子弟，令人十分钦佩，使我无法不喜欢他。

正当我们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的时候，迪维尔卢瓦从日内瓦写信告诉我，叫我提防这个住在我家的匈牙利青年，因为有人告诉他说，这个年轻人是法国政府派到我身边的密探。这个消息，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当然是有点令人不安的。大家都叫我多加小心，说有人在监视我，准备把我诱入法国领土就处置我。

为了一下子就封住那些造谣生事的人的口，我向索特恩建议到蓬塔利埃去做一次徒步旅行，但不向他透露去那里旅行的原因；他同意了。一到蓬塔利埃，我就把迪维尔卢瓦的信给他看。我使劲拥抱他，对他说：“索特恩不需要我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公众需要我证明我信任你。”这一拥抱使人感到十分温暖。这种暖人心田的情谊是那些迫害者们既无法理解，也无法从被压迫的人们的心中夺走的心灵的快乐之一。

我从来不相信索特恩是密探，也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但他欺骗了我。当我毫无保留地向他敞开心扉的时候，他却经常向我紧紧地关上了他的心，用了许多谎言来欺骗我。他对我瞎编了一段故事，使我认为他需要回国去。我催他赶快动身；他动身了。当我以为他已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我获悉他在斯特拉斯堡。这不是他第一次到斯特拉斯堡。他曾在那里给一个人的家庭制造不和。那家的男人知道我和他很熟，便写信给我，我也尽我的一切力量规劝那个当妻子的要守妇道，我还写信给索特恩，劝他对自己的行为应多加检点。当我以为他同那个女人已完全断绝关系的时候，他们两人反而更亲近了。那个当丈夫的，还大献殷勤，把索特恩请到他家里去。这样一来，我就无话可说了。我还发现这个所谓的男爵编了许多谎言骗我，他的名字根本不叫“索特恩”，他真实的名字是索特士海姆。至于“男爵”这个头衔，是他在瑞士的时候人们这样称呼他的。这，我不怪他冒用，因为他从来没有以“男爵”自称。不过，我不怀疑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就连善于识人并到过匈牙利的元帅先生也这么认为，一直把他当绅士看待。

他刚一动身，他在莫蒂埃经常去吃饭的那个小客栈的一个女佣便说怀孕了，怀的是他的孩子。那个女佣既长得丑，而且一身脏得要命，而索特恩在这个地方是一向以他的良好品行受到大家的尊敬的，而且他素来爱清洁，所以这个坏话一传出去，大家都感到很气愤。当地最漂亮的女人（她们都曾想方设法勾引他，但都没有成功）都快气疯了。我也气得不得了。我曾竭力阻止那个不要脸的女人再嚷嚷，答应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替索特士海姆作担保。我写信告诉他说，我深信那个女人的肚子不但不是他搞大的，而且是假怀孕，是他的敌人和我的敌人搞的鬼把戏。我希望他回到莫蒂埃来，当面拆穿那个又丑又邋遢的婆娘和幕后指使她的人。他回信的语气闪闪烁烁，这使我感到吃惊。他还写信给那个女人的教区牧师，请牧师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平息下去。既然他这样做，我就撒手不管了。不过，我心里一直纳闷：这么一个放荡的人怎么能如此克制，在我们最亲密无间的时候，居然以他端庄的外表骗过了我。

后来，索特士海姆从斯特拉斯堡到巴黎去寻求发展，但他在巴黎陷入了困境。他写信给我说他已真诚地认识到他自己的罪过。一回想到我们旧日的友谊，我便给他寄了一点儿钱。第二年，我路过巴黎时见他还是那样窘迫，不过，他已成了拉里奥的好朋友。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认识拉里奥的，不知道他们是新交还是旧友。两年以后他又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从斯特拉斯堡给我写过几封信，后来他就死在那里。以上就是我们交往的简单经过和我所知道的他经历的一些事情。尽管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的命运令人惋惜，但我还是相信他是出生在一个良好的家庭，他行为的放荡，是他所处的环境造成的。

我在莫蒂埃交往和结识的人就是这些。这是我的收获，但愿这样的收获能补偿我在这段期间遭到的惨痛损失！

我的第一个损失是卢森堡先生的去世，他是被医生长期误诊，被疾病折磨死的。他得的是痛风病，而医生硬说不是，说他患的是一种他们可以治好的病。如果卢森堡夫人的亲信拉罗什给我的信中讲述的情况是可信的话，我们应当从这个惨痛难忘的事例中看出：一个人不论多么伟大，也会遭遇令人扼腕叹息的苦难。

我之所以对失去这位仁厚的长者感到如此悲伤，是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朋友。他的性格是那样随和，以致使我完全忘记了他显赫的地位，把我看做是与他平等的人。我逃亡之后，我们的联系也没有因此而中断。他同从前一样，继续与我通信。不过，我也觉察到，由于我远遁他方，或者是由于我的不幸，因而使他对我的眷顾之情明显地减弱了。当然，要一个朝中大臣对一个他知道是不受各国君主喜欢的人永远保持那份情谊，对他来说也的确是很难做到的。此外，我还发现，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影响肯定是对我不利的。她将趁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向他说我的坏话。至于她，虽然有时候对我也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但这种表情是愈来愈少，很难掩盖她对我的感情已经起了变化。我在瑞士的时候，她给我断断续续写过四五封信之后，便杳无音信。看来我当时对她确实是太信任了，盲目地相信她对我的友情，所以才没有看出她对我的态度早已冷淡。

杜什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走之后，经常到卢森堡府上去。他写信告诉我说，在元帅先生的遗嘱上列有我的名字。这是很自然的，十分可信的，我对此毫不怀疑。这个消息使我在心里琢磨：对于这份遗赠，我应当持何种态度。经过通盘考虑之后，我决定：不论是什么遗赠，我都接受，以此表达我对一个正直的人的敬意。因为，像他这样地位的人，一般是不重友谊的，而他竟对我有这么一份真正的友情，这的确是出自真心的。不过，我这个想法并未实现，因为后来就再也没有听人谈起这项或真或假的遗赠。说实话，如果真有其事，如果我真的利用了一个我所敬仰的人的死亡而获得某种好处，那是有违我一贯遵循的道德原则的，我会感到十分难过的。在我们的朋友穆萨尔病危期间，勒涅普建议我趁这位朋友对我们对他的照料感激在心的时候，让他对我们做出有利的安排。“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道，“切莫使利欲之心来玷污我们对这位垂死的朋友应尽的伤心而又神圣的义务。我不愿意我的名字出现在任何一个朋友的遗嘱上。”也就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凯特元帅先生向我谈到他的遗嘱，说他打算在他的遗嘱里对我有所馈赠，我对他的回答，已经在本书上篇中说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伤心、更无法弥补的损失，是那位最善良的女人和最慈爱的母亲(17)的去世。她已年纪衰迈，疾病缠身，十分穷困，终于离开了这人间苦海，到那善人居住的乐土去了。在那里，她将享有人们对她在世上所做的善事的美好回忆，作为对她的永恒的回报。去吧，高洁而慈爱的灵魂，到费讷龙、贝尔奈和卡蒂纳这样一些人的身边去吧；到那些虽然地位卑微但同他们一样诚心行善的人的身边去吧，去享受你的善行所结的果实，并为你的学生(18)准备他盼望有朝一日能站在你的身边的位置！你真幸运啊，因为上天结束了你的厄运，免去了你看到你的学生的悲惨命运！由于担心她会为我先前那些不幸的遭遇感到痛苦，所以从我到瑞士以后就一直没有给她写过信，但我曾写信给孔济埃先生打听她的消息。孔济埃先生告诉我说，她已经无法关心那些受苦的人了，而且她自己也不再在人世受苦了。我本人也许不久也将不再在人世受苦，但是，如果我不相信我在另一个世界会见到她，我这微弱的想象力也就不会去想象我将在那里获得的完美幸福了。

我的第三个损失，也就是我的最后一个损失（因为在这个损失之后，我就没有朋友了），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和凯特元帅先生重逢。他没有死，但他已倦于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服务，离开了纳沙泰尔，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他。他现在还健在，我希望他的寿命比我活得长。幸亏有他健在，我在世上的依恋之情才没有完全断绝，在这个尘世上毕竟还剩下这么一个人配享我的友谊，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在心中感觉到的时候比在头脑里回忆的时候珍贵得多。我已经不可能再获得他的友谊给予我的甜蜜感觉了；我只能把他作为我依然敬爱但不可能再有联系的人看待了。他要到英国去接受国王对他的赦免，并收回他过去被没收的财产。我们在分别的时候并不是没有制订重逢的计划的；这个计划，他和我都同样感到很美好，他打算定居在阿伯丁附近的凯特庄园，我将来就到那里去看他。但是，这个计划在我看来是太过于乐观，所以反倒难以实现。后来，他并没有留在苏格兰。应普鲁士国王的盛情邀请，他又回到了柏林；人们不久即将看到我是怎样被迫不能到柏林去同他相见的。

他在离开纳沙泰尔之前，就已经预料到有人将鼓动一场反对我的风暴，所以主动派人给我送来一份入籍证书。有了这份证书，似乎就可以防止别人把我逐出这个地方。特拉维尔山谷的古维教会也仿效总督的做法，发给我一份入会证，同入籍证一样，也是免费的。这样一来，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谁也无权赶走我，即使是国王，也无此权力。但是，要想迫害一个最尊重法律的人，历来都是不采取合法的途径的。

我认为，我不能把马布里神甫之死看做是我在这个时期的损失之一。我在他的哥哥家住过，所以和他有些来往，但不亲密。我有理由相信，自从我的名气比他大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变了。他对我的恶意表现，是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我才感觉到的。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他写的。他在信中说我的这部作品通篇都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狂徒煽动暴乱的言论。我对马布里神甫是很敬重的，对他的学识是很钦佩的，所以开始我一点儿也不相信那封荒谬的信是他写的。我坦坦率率地按照我的想法办事，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给他，并告诉他有人说是他写的。他一直没有给我回信。他保持沉默，不回我的信，这已经使我吃惊了，及至接到舍农索夫人来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实是神甫写的，还说我的信使他感到很难堪，这时候，请大家想一想我吃惊的程度是多么大啊，因为，即使他在那封信中说的全有理，他为什么要那样大张旗鼓地公开嚷嚷呢？他那封信并不是人家强迫他非写不可嘛，他为什么竟欣然命笔大写特写呢？其目的，不是趁一个不曾辜负过他而又一向对他有好感的人在突遭横祸之时落井下石置之死地，又是什么呢？不久以后，他出版了一本书，标题为《弗西翁的言论》(19)。我发现，这本书完全是他不知羞耻地从我的著作中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而成的。一翻开这本书，我就感到此书的作者是冲着我而写的。像他这样凶恶的敌人，还没有第二个。我深深感到，他既不会原谅我写了一本远非他的能力所能撰写的《社会契约论》，也不会原谅我写了一本《永久的和平》。他以为我只能从圣皮埃尔的著作中摘录几句，而没有想到我居然写得那么好。

我愈往下写，便愈难于按事情的先后次序写。我这一生中，经受的风风雨雨太多，不允许我有足够的时间在脑子里把事情一件一件地按顺序排列。事情太多，又错综复杂，令人十分烦恼，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显得零乱。它们给我留下的唯一深刻印象是：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非常神秘，它们已经把我逼到了绝境。我往后的叙述只能是信笔写来，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我记得，就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正忙于写我的《忏悔录》，但我很不谨慎，对大家都说起这件事情，压根儿就没有料到居然有人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没有料到他们有能力并打定主意要横加阻挠。不过，即使我料到了，我也是不在乎的，因为我天生就不会隐瞒我所做的和我想做的事情。据我的判断，人们之所以掀起那场风暴，其中的真正原因是想把我赶出瑞士，把我交给那些有能力阻止我写这本书的人，使我无法进行这项工作。

我还有一项工作，也是那些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人十分嫉妒的。这项工作是：编印一部我的《全集》。在我看来，这项工作是完全必要的，目的是向公众表明，在那些标有我的名字的书中，哪些书真正是我写的，使公众能够识别哪些书是我的敌人为了败坏我的名声而冒用我的名字出的。此外，出这部全集，也是使我有钱买面包的既简单而又诚实的办法，而且也是唯一的办法。因为我已放弃写作，不再另撰新书，而我的回忆录又不能在我生前出版，再加上我又没有其他的办法挣钱，每天的开销又不能减少，我最后几部著作的收入一花完，吃饭的钱就没有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得不把我的《音乐词典》的稿子卖给书商，尽管它当时还不够完善。这部书使我得到了一百路易的现款和一笔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是，我一年要花六十多个路易，这一百个路易不久就会花完的；而那一百埃居的年金也经不起花，因为总有那么一帮穷鬼像麻雀似的跑来揩我的油，所以这一点点年金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的。

这时候，从纳沙泰尔来了一伙商人想承印我的全集，另外，从里昂也来了一个名叫雷基亚的印刷商或书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下子就钻到那一伙商人中间去主持起这项工作了。合同还订得比较合理，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作品，已经印出的和尚未印出的合在一起编成四开本六卷。编辑工作由我负责，他们每年付给我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和一次付清的一千埃居现款。

合同订了，但没有签字，这时，我的《山中来信》出版了。声讨这部邪恶的著作和它的罪在不赦的作者的汹涌浪潮席卷而来，吓坏了那些书商，出全集的工作便就此搁浅。我把这部作品产生的后果同《论法国音乐的信》产生的后果做了一个比较，虽说《论法国音乐的信》给我招来了一些人的仇恨和使我处于危险境地，但它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另外一些人的钦佩和尊敬。而《山中来信》一出版，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认为让我这样一个魔鬼活在人间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日内瓦的小议会在法国常驻代表的鼓动和总检察官的支使下，立即对我的作品发表了一个公告，不但以最恶毒的字眼宣称我这本书应当让刽子手拿去烧掉，而且以调侃的语气说：凡是看过甚至听说过这本书的人都应当感到羞耻。我很想把这篇令人好笑的奇文转录在此，可惜我手头没有，而且连一个字也记不得了。我热切希望在我的读者中有人能出于对真理和正义的热爱把我的《山中来信》全文再读一遍。我敢断言，他读过之后一定会感到：尽管这部作品的作者横遭人们的侮辱，但他全书的行文不急不躁，笔调十分平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小议会的那些人既不能破口骂我，因为我的书中根本就没有一句骂他们的话；也不能批驳我，因为我提出的论据都是不可辩驳的，他们便装出一副十分恼怒的样子，说什么不愿意驳斥我对他们的指摘。的确，有一点儿倒是真的，那就是：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看做是骂他们的话，他们可真的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顿啊。

然而，反对派的领袖们不仅没有对那份胡诌一气的公告表示不满，反而照着公告里说的话做；不仅没有把《山中来信》当做进攻的武器，反而遮遮掩掩，躲之唯恐不及。他们竟那样怯懦，对这部为保护他们而且是应他们的请求才写的作品，既不表示称赞，又不说一句公道话；既不引用，甚至连提都不提，尽管他们暗中从这部作品里摘取了许多论点，而且，他们之所以能获得安全与胜利，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完全遵循了这部作品在结尾中向他们提出的忠告。他们要求我尽的职责，我尽到了。我鞠躬尽瘁地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尽到了我的力量。我希望他们在争吵中不要涉及我，而只涉及他们自己。他们照我的话做了。我一再提醒他们要采取和平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坚持用他们的办法，他们一定会被法国打败的。后一种情况没有发生。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不过，这里不是谈这个原因的地方。

在纳沙泰尔，《山中来信》最初引起的反应很平静，我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欣然接受，而且，看了之后，也没有提什么反对的意见。他当时同我一样，也在病中，而在病愈之后还很友好地来看我，什么话也没有说。然而传言四起，有人说骚乱已经开始了；我的书被当众烧了，但我不知道是在哪里被烧的。骚乱的中心很快就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从凡尔赛移到了纳沙泰尔，尤其是移到了特拉维尔山谷。在特拉维尔山谷，甚至在宗教界还没有任何明显的行动以前，就已经有人在暗中鼓动民众了。我敢说，我是应当像我在所有我居住过的地方受到民众的爱戴那样受到这个地方的民众的爱戴的，因为我曾大把大把地布施金钱，不让我周围的任何一个穷苦的人得不到帮助。我从来不拒绝向任何一个人提供我力所能及的正义的声援。我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十分融洽，尽力避免显示任何一点足以引起他人讨厌的文人习气。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止当地的无知小民在某些人的暗中鼓动下，逐渐逐渐地对我产生不满情绪，以致后来竟发展到疯狂的仇视，在大庭广众之中公开侮辱我，不仅在乡下，在路上，甚至在大街上也如此。尤其是那些曾经得到过我的许多好处的人表现得最激烈。至于那些还继续得到我的好处的人，虽不敢公开出面反对我，但也在挑动其他人反对我，好像不这样做，就难以洗刷他们曾受过我的恩惠的耻辱。蒙莫兰假装什么也没有看见，也不露面表示他的态度。但是，由于即将举行一次圣餐礼，他到我家来劝我不要去参加，并向我保证说他对我毫无意见，不会对我有什么举动。我觉得他这番话简直是莫名其妙，猜不出他是什么意思。他还提到布弗勒夫人的那封信，我真不明白，我去不去领圣餐，这与谁有关系？我认为，如果我一声不吭地就这样听从了他的话，那是一种怯懦的表现，何况我不愿意给那帮小民一个新的口实，说我蔑视宗教的礼仪，因此我断然向他表示拒绝。他露出一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走了。他这副样子是在警告我：要趁早识相，否则会后悔的。

单凭他那点权力，是不能禁止我去参加领圣餐礼的；这要由那个接纳我重新皈依新教的教务会议说了才算数，而教务会议什么话也没有说，因此我尽可大胆去参加，不怕遭到拒绝。这时，宗教界人士交给蒙莫兰一个任务，让他传唤我到教务会议说明我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拒绝不去，就把我开除出教，而开除出教一事，只有教务会议才能办理，而且要由教务会议多数人表决通过才行。但是，这里的教务会议是由一些被称为“老教友”的乡民组成的，是受牧师指挥的，他们当然不会发表与牧师不同的意见的，何况牧师的意见主要是依据神学，那些乡民对神学没有他知道得那么多，他们哪里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呢。果然，我被传唤了，我决定去面对他们。

如果我有口才，如果我的嘴也像我的笔那样善于表达我的意思，这是多么好的机会，让我打一次多么漂亮的胜仗啊！我将以多么大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当着他那六个乡民的面把这个没多大学问的牧师搞得狼狈不堪啊！这位新教的牧师一心想制服我，竟公然践踏宗教改革的原则。为了提醒他尊重这些原则，我只需把《山中来信》中的头几封信端出来解说一番就行了，而他竟那么愚蠢，还要用那几封信作为攻击我的材料呢。我那几封信就在我手里，只稍加发挥就可以把我的对手搞得无言以对。我是不会傻到只采取守势的，我很容易采取攻势，既不让他看出我攻他哪一点，也不让他有办法预防。教会的那帮无名小卒，既轻率又无知，竟拱手把我想获得的最有利于击溃他们的地位奉送给我。唉！要想利用这个有利的地位，那也要能说会道才行呀，要当场口若悬河，在关键时刻找到恰当的字眼和措辞，侃侃而谈，头脑清醒，保持冷静，一点儿也不慌张才行呀！我自己深知我没有临机应变的能力，不能出口成章，这叫我怎么办呢？以前在日内瓦，面对那些支持我并已决定接纳我的人，尚且被弄得张口结舌，满面羞惭，而现在的情况却恰恰相反，我面对的是一个善耍花招的家伙。他的学问不大，但会使诡计，善挑毛病；他能给我布置一百个陷阱，而我一个也看不出来。我愈思考这种形势，便愈觉得风险太大，我根本就没有取胜的可能。因此我便另外想了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我准备写一份在教务会议宣读的发言稿，不承认他们有处分我的权力，因而也就用不着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写发言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把发言稿写好后，便使出全身的力气一遍又一遍地背诵。黛莱丝见我嘴里叽里咕噜地翻来覆去老是重复那几句话，想把它们塞进我的头脑里，便取笑我。我希望我能把发言稿的全文背出来。我知道此地的领主作为国王任命的官员是一定会参加教务会议的。虽然蒙莫兰诡计多端，但大部分“老教友”还是偏向我的，而且我有道理，有真理和正义做后盾，再加上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和一切关心这种宗教裁判制度的正确运用的爱国人士的支持，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都在鼓舞我。

在预定举行教务会议的日期的前夕，我把我的发言稿的全文已熟记在心，背得滚瓜烂熟，一字不差。我通宵都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默诵，可是一到早晨，我又全忘记了，背完一句之后，要等好一会儿才想得起下一句；我感到我好像是已经身在教务会议，心里发慌，说话结结巴巴，头也晕了，到了即将从家里去的时候，我的勇气完全消失了。我待在家里，决定写一封信给他们，用两三句话说明一下我不去的理由是因为身体不适。的确，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的身体也的确是支持不了的。

牧师接到我的信以后，感到很难办，便把教务会议改期举行。在此期间，他和他的同伙四处活动，到那些按自己的良心而不按他的意思行事的人中间去游说，但这些人依然不听他那一套，坚决不跟他唱一个调。不论他从他的旧书堆中找出来的论据对那些人是多么的娓娓动听，除了两三个已经投靠他充当打手的人以外，他就没有说动任何另外一个人。那位国王的官员和普利上校（他在这件事情上是积极主持公道的）一再敦促其他的人要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当蒙莫兰提议表决把我开除出教的时候，教务会议的多数人都干脆拒绝他的提议。这样一来，他就使出了他的最后一招：煽动无知的群众。他和他那一伙人公开在人群中活动，而且活动得那么成功，以致，尽管国王接连颁发了几道诏书，邦议会也发布了几道命令，我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以免使国王的官员因保护我而有被暗杀的危险。

关于这件事情，我的记忆已非常模糊，理不出一个前后连贯的线索，只能零零散散地想到一点写一点。我记得我同宗教界人士举行过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是由蒙莫兰牵的头。他谎称人们担心我的文章会扰乱地方的安宁，怕有人会责怪地方当局让我自由自在地乱写。他暗示我说，只要我答应以后不写了，以前的事就不提了。其实，我本人早有从此辍笔的打算，因此便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宗教界人士的要求，不过有个条件，那就是：只是不写涉及宗教问题的文章。他要求我在文字上做些改动，并写成一个书面保证，一式两份。可是这个条件被宗教界人士否定了，于是我就向他要回我写的保证，而他只还了我一份，他留了一份，说是搞丢了。从此以后，那帮愚民在牧师的公开煽动下，竟无视国王的诏书和邦议会的命令，肆无忌惮地攻击我。牧师在讲道坛上宣布我是一个反基督者，乡民们像驱赶狼妖那样驱赶我。我这身亚美尼亚人的衣服成了那帮无知小民辨认的标记。我感到穿这身衣服给我带来了麻烦，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脱掉它，又显得是一种怯懦的表现，所以我决定照样穿这身衣服，戴着皮圆帽，安安详详地在街上走来走去。周围的那些坏蛋都大声骂我，有时候还扔小石子打我。有好几次我从人家门前经过，听见屋里有人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但是，我并不因为他这么一嚷就赶快跑掉，因此他们便愈来愈生气。不过，他们也只是吓唬吓唬我，并没有真正开枪。

在这场骚乱中，也有两件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由于凯特元帅的关照，我受到了值得感激的对待。纳沙泰尔的正直的人们对我受到的侮辱和遭到的攻击十分气愤，恨透了那帮牧师，认为他们是受了外来势力的支使，他们只不过是那些幕后操纵的人的爪牙，是那些人的走狗。关心我的人都担心这件事情会导致一次实行宗教裁判的恶劣先例。官员们，尤其是继迪维尔卢瓦先生之后担任检察长的默隆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为我辩护。普利上校虽然现在只是个平民，也努力为我的事情多方奔走，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他说服了那几位“老教友”坚决履行他们的职责，把蒙莫兰在教务会议上搞得狼狈不堪。他很有威信，他利用他的威信防止了暴乱；不过，他只能运用法律、正义和公理的力量来对抗金钱和酒肉的势力。双方的力量不对等，所以最后还是蒙莫兰战胜了他。我对他的热心和努力十分感激，很想以同样的热心和努力报答他，用某种方式感谢他对我的恩情。我知道他很想在邦议会里担任一个职务，但由于他在佩蒂皮埃尔事件中的表现使宫廷感到不满，因此使他在国王和总督面前失去了宠信。尽管如此，我还是冒险给总督写信，为他说情，甚至直言提出他想担任的那个职务。真幸运啊：出乎大家的预料，国王马上就批准他担任那个职务。这全都是命运在起作用。命运既把我抬得太高，又把我贬得太低，不断把我从这个极端推到另一个极端。当那些无知小民给我满身抹黑和大声咒骂我的时候，我却帮一个人当上了邦议员。

另一件使我欣慰的事情是韦尔德兰夫人带着她的女儿到布尔朋温泉疗养之后特意绕道莫蒂埃来看我，在我家住了两三天。她对我是那么的关心和照顾，终于消除了我对她长时间的反感。我被她的情谊征服了，我的心回报了她长期以来对我怀抱的友谊。她这次来看我，使我很受感动，特别是在当时的环境里需要朋友的安慰来支持我的勇气。我担心她因我受到无知小民的侮辱而难过，我很想不让她看见这种情形，免得她为我伤心，但我办不到。尽管有她同我一起散步便使那帮暴徒收敛了一些，但她所看到的情景已足以使她想象得到其他时候的情景是什么样子。就在她住在我家期间，我夜里在我自己的屋子里也受到攻击。有一天早晨，她的侍女发现我的窗台上有许多石头，都是那帮人夜里扔来的。街上有一个很大的长石凳，原来是安放在我家的大门旁边的，而且是固定了的，可是却被人搬来靠在我家的门上，如果不是被我们发现了的话，谁第一个开门走出去，一定会被石凳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发生的这一切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除了她亲眼看见的以外，她的一个心腹仆人在村子里结识了许多人，甚至有人还看见他同蒙莫兰谈过话。然而，她对我遭遇的一切好像并不怎么在意。她对我既不谈蒙莫兰，也不谈其他人。我有时候对她谈，她也很少答话。不过，她似乎认为我到英国去住，比在任何其他地方住更合适。所以她老是一个劲儿地对我谈休谟先生（休谟先生当时在巴黎），说他对我很友好，很想在英国能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一下这位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很有名气，尤其是在《百科全书》派那帮人中间的名气更大，因为他写了一些关于商业和政治的论著，最近又出版了一本《斯图亚特家族史》。在他的著作中，我只粗略读过这部由普列伏神甫译成法文的作品。由于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所以我只能根据别人告诉我的情况判断。我认为他有彻底的共和主义思想，但又掺杂了英国崇尚奢侈的怪习气。根据这一点，我认为他为查理一世写的那篇赞词是非常公平的。此外，我对他的道德和才情也很欣赏。布弗勒夫人是休谟的好朋友；她劝我到英国去，我也很想结识这个罕见的人物，获得他的友谊。因此，在布弗勒夫人的敦促下，我也就很想到英国去了。我到瑞士之后，我收到他通过布弗勒夫人转给我的一封信，信中除对我说了许多仰慕和高度称赞我的天才的话以外，还非常急切地邀请我到英国去，说他愿意尽他的力量使我在英国生活得很愉快，并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绍给我。我曾经问过凯特元帅先生（他是休谟的同乡和朋友），元帅先生认为我对休谟的看法是不错的。元帅还告诉了我一则关于休谟的文学活动的故事。这个故事使他很受感动，也使我很受感动：华莱士曾撰文批评休谟关于古代人口问题的错误论述，当这篇文章付印时，华莱士不在，休谟便自告奋勇替他看校样，并监督印行。这种做法，我打心眼儿里佩服。我也这样做过：有人曾经写了一首歌来攻击我，我就去帮他卖那首歌的歌片儿，六个铜子一份。所以，当韦尔德兰夫人来同我谈休谟时，我是怀着对他十分钦佩的先入之见听的。她反复告诉我，说休谟对我十分友好，说他殷切希望能在英国为我效劳。她的原话就是这样说的。她催我赶快利用休谟先生的热忱写信给他。不过，由于我生来就对英国没有什么好感，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给他写信的，所以，我不仅当时拒绝写，而且也不许诺以后写。我让她自己拿主意，觉得怎样才不辜负休谟先生的美意，就怎样做。由于她把这位大名鼎鼎的人说得那么好，所以在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我便把休谟看做是我的朋友了，而她更是我的朋友之中的好朋友了。

她走之后，蒙莫兰便加紧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更是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不过，在他们的辱骂声中，我照样安安闲闲地散步。我在同迪维尔卢瓦医生(20)相处的日子里，开始对植物学产生了兴趣。这门学问给我的散步带来了一种新的乐趣。我走遍了这个地方的每一个角落去采集植物标本，根本就不去理睬那帮家伙的叫嚣。我这种镇静态度，简直把他们气得几乎发了疯。在使我痛心的那些事情中，最使我难过的是看见我的朋友(21)和自称是我的朋友的家属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那些迫害我的人的行列，例如迪维尔卢瓦一家，连我的伊萨贝尔的父亲和哥哥也不例外；还有我那位女友的亲戚布瓦·德·拉都尔和她的弟妹吉拉尔迪埃夫人。有一个名叫皮埃尔·布瓦的家伙，不但头脑愚笨，而且行事极其粗鲁。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不仅不生气，反而拿他开玩笑。我仿照《小先知》那样的笔调写了一篇只有几页纸的短文，标题叫作《号称通灵者的山中皮埃尔的幻觉》。当时对我的迫害的主要借口是我在宗教奇迹问题上发表的言论。我便针对他们所说的宗教奇迹，以诙谐的词句大事揶揄。迪佩鲁在日内瓦把这篇文章印了出来。这篇文章在这里产生的作用不大，因为纳沙泰尔人的那一点点儿才智，既看不懂文章中的那些措辞文雅的俏皮话，也领会不了那些雅谑语言的意思，只要把文字写得典雅一点儿，他们就看不懂了。

在这期间，我还写了另外一段短文（稿子存放在我的文稿箱中）。这段短文，我花的心思比较多，因此需要在这里谈一谈写这段短文的起因。

在通缉令和对我的迫害活动闹得甚嚣尘上的时候，日内瓦人表现得特别起劲，拼命大喊大叫。在那些喊叫得最厉害的人当中，有我的朋友维尔纳。他摆出一副神学家的样子，特意在这个时候抛出了几封攻击我的书信，(22)想以此证明我不是基督徒。那几封信的文字很好，但推理并不高明，虽说博物学家博奈还帮他修改过。这位博奈尽管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一旦在问题涉及我的时候，他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不容异端的正统派教徒。我当然是不会理睬这种文章的，因此只是趁着写《山中来信》的机会，在这部作品中以轻蔑的语气加写了一个脚注表明我的态度(23)，结果把维尔纳气得火冒三丈。他在日内瓦到处乱嚷乱叫，据迪维尔卢瓦说，他已经气得快发疯了。不久以后，又出现了一份匿名传单。这份传单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地狱里的河水写的。作者在传单中说我把我的几个孩子都抛弃在大街上，说我包养了一个随营娼妓，被酒色淘坏了身子，染了一身梅毒等胡说八道的话。要判断这张传单的作者是谁，这并不难。当我看到这张传单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必须努力捍卫人世上所说的名誉和尊严，必须弄清楚那个作者为什么要把我说得如此不堪。我一辈子都没有逛过窑子，而且素来腼腆得像一个处女，如今竟被他说成是一个爱寻花问柳的人。我不仅从来没有得过梅毒之类的性病，而且医生们都说我的体质强健，不会染上这种病，而他竟说我长了一身杨梅大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我觉得，要批驳这张传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它拿到我曾长期居住过的城市印出来公之于众。于是我便把它寄给杜什纳，请他照样付印；我加了一个按语，指名道姓地说传单是维尔纳写的，另外加了几个短短的注释，说明事情的真相。我不但让杜什纳把它印出来，而且还抄了几份分别寄给几个人，如路易·德·武腾贝格亲王；亲王待我以诚，我们常有书信往来。亲王、迪佩鲁和其他人似乎都不相信传单是维尔纳写的，批评我不该轻率地点他的名。经他们这样一提醒，我心里感到不安，于是写信给杜什纳，叫他不印了。居伊回信告诉我说已经不印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印了；我曾发现他好几次撒谎，这次再撒一回谎也不是不可能的。从此以后，我被阴沉的黑暗笼罩，我没有办法透过黑暗识破真相。

维尔纳先生以相当克制的态度忍受我对他的指摘。一个人在一阵狂怒之后竟然对不该受到的指摘如此克制，这的确是令人非常吃惊的。他给我写了两封措辞很平和的信。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试图通过我的回信看出我究竟知道些什么和我手里是否真有不利于他的证据。我给他写了两封简短的回信，直截了当地表述了我的意思，但措辞并不生硬。他对我这两封信并没有生气。在收到他的第三封信时，我看出他是希望与我长期保持通信关系，因此我就没有回他的信。于是他就托迪维尔卢瓦对我进行解释。克拉默夫人曾写信给迪佩鲁说她也认为那张传单不是维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不能改变我的看法。不过，我也可能弄错；如果我真的弄错了，我就应当正式向维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请迪维尔卢瓦转告他：如果他能指出那张传单到底是谁写的，或者至少证明不是他写的，我就向他道歉，直到他满意为止。我还采取了另外一个措施，那就是：由于我认为如果传单真的不是他写的话，我就无权要求他证明什么，因此我决定写一份相当详细的备忘录阐述我认为是他写的理由，请一个连维尔纳也不能拒绝的仲裁者来评判。人们是怎么也猜想不到我所挑选的仲裁者是谁——我挑选的是日内瓦的小议会。我在备忘录的末尾郑重声明：如果小议会仔细审查了我的备忘录。并且做了它认为必要的和力所能及的调查之后宣布维尔纳先生不是传单的作者，我便立刻心服口服地不再认为维尔纳先生是传单的作者，并赶快跑去跪在他脚前乞求他的宽恕，直到得到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正的热心，我的心灵的正直与宽厚，我对人人皆生而有之的对正义的爱，在这份明智而又感人的备忘录里已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毫不迟疑地请那个对我绝不手下留情的敌人做诬蔑者和我之间的仲裁人。我把备忘录读给迪佩鲁听。他不赞成提交，我也终于没有提交。他建议我等待维尔纳答应提出的证据；我就等待着，直到现在我还在等。他劝我在等待期间什么话也不说，我就什么话也没有说，而且终生不说，心甘情愿地听任人家骂我毫无根据地冤枉维尔纳，骂我把这么大的一个罪状加在他头上，尽管我内心深处就像确信我自身的存在那样确信那份传单是他写的。我这份备忘录现在还在迪佩鲁手里。万一有朝一日能公之于众，人们将看到我在其中陈述的理由；我希望后世的人们能从中认识我同世代的人一直不愿意认识的让-雅克的心灵。

现在该谈一谈我在莫蒂埃遭遇的那场大灾难，谈一谈我在特拉维尔山谷住了两年半并接着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忍受了八个月(24)最恶劣的对待之后是如何离开那个地方的。我在这段不愉快的时期中经历的详细情况，我已无法很清楚地回忆，但在迪佩鲁发表的那篇《大事纪要》中是可以看到的；关于这篇《纪要》，我在后文还要谈到。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乱便愈来愈激烈，尽管国王颁发了几道诏书，邦议会也发布了几道命令，当地的领主和官员也出面干涉，但那帮乡民还是把我看做是一个反基督者。他们眼见威胁不起作用，便准备下手，动真格的。在大路上有人开始向我扔石头，不过是从远处扔，打不着我。最后，在9月初的一次莫蒂埃集市的夜里，我住的屋子受到袭击，住在屋子里的人都有生命危险。

半夜时分，我听见房屋后面的长廊里有人大声嚷嚷，石头像冰雹似的扔向面对长廊的门和窗子，砰砰嘭嘭地落了一地。睡在长廊里的那条狗，开头还汪汪叫，后来吓得不敢叫了，躲在一个角落里，扒住板壁又咬又抓，拼命要逃出去。一听见从长廊传来的嘈杂声，我就起床。正当我要从卧室到厨房去时，有人使劲扔进一块石头，打坏了窗子，撞开了我的房间门，落到我的床脚下。如果当时我的脚步快一秒钟，石头就会打在我的肚子上了。我估计，他们在门外大声叫嚷，是想引我出去，以便我一出去，就当头扔那块石头来打我。我猛跨一步就冲进了厨房。我看见黛莱丝也起来了；她浑身哆嗦，跑到我跟前。我们两人赶快把身子紧紧贴着墙，远离窗户，以免被石头打着，并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因为，如果出门去呼唤求援，那准定会被那帮人用石头砸死的。幸亏我楼下住着一个老头儿；他的女仆一听见嘈杂声就起来，赶紧跑去叫领主先生（他的房子和我们是门对门）。领主马上起床，披上睡衣，带着警卫队赶来，因为有集市，警卫夜里要巡逻，所以一叫就赶来了。领主一见这破坏的情形，吓得脸色刷白；看见走廊里遍地是石头，便大声叫道：“我的天啦！这简直成了采石场嘛！”在查看楼下的院子时，他发现小院子的一扇门被撞开了，有人试图从走廊冲进屋里。在追查警卫队为什么没有发现或阻止这场骚乱发生时，结果发现那夜的巡逻任务本已轮到另一个村的警卫队，但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由他们自己来担任。第二天，领主把情况报告了邦议会，邦议会下令让他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并悬赏举报肇事者，还答应为检举人保守秘密，同时，由公家出钱，在我的房屋周围和与我的房屋毗连的领主的房屋周围设置警卫。

第二天，普利上校、检察长默隆、领主马尔蒂奈、税务官居耶奈和司库迪维尔卢瓦与他的父亲，一句话，这个地方的头面人物都来看我，一致劝我暂避风头，至少要暂时离开这个我再也不能安全地和体面地居住的教区。我发现领主被暴民们吓坏了，担心他们会迁怒到他头上，所以巴不得我赶快走，以免除他承担保护我的艰巨任务，而他自己也打算离开这个教区。我走之后，他真的离开了那里。我没有办法，只好走，不过，心里是有点儿难过的，因为那帮暴民表现的仇视样子，真叫我伤透了心，实在无法忍受。

可供我选择去的地方，不止一个。韦尔德兰夫人回巴黎之后，给我来过几封信，说一位名叫华尔波尔的先生（她称他为“绅士”）很关心我，愿意在他的庄子里为我提供一个住处。她把他的庄子描写得很优美，并把我在那里的吃住安排也讲得很详细，可见她是和这位华尔波尔绅士商量过的。凯特元帅一直劝我到英国或苏格兰去，他也愿意在他的庄园里给我提供一个住处，后来他又向我提供了另外一个更好的地方，在波茨坦，就在他身边。前不久他还把国王和他谈到我的话转达给我，表明国王有意邀请我去。萨克斯-戈特公爵夫人以为我准定会去，竟写信给我，一定要我顺道去看她，在她那里住些日子。但是，我对瑞士是如此的喜欢，只要我能在瑞士住下去，我就不想离开它，而且要利用在瑞士的时间执行我几个月前制订的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为了不打断我叙事的连贯，所以到现在还没有谈它。

这个计划是：到圣皮埃尔岛去居住。这个岛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位于碧茵纳湖中心，去年夏天，我和迪佩鲁徒步旅行时，曾去观赏过这个岛，我对它简直喜欢得入了迷。从那时以后，我就不断想办法，想把家安在这个岛上。最大的障碍是它属于伯尔尼人所有，三年前他们曾十分粗暴地把我驱逐出境。他们用那样恶劣的态度对我，如果我再回到他们那里去，不但面上无光，而且还担心他们不会让我在岛上有片刻的安宁，其情况比我在伊弗东还糟。我曾就这件事情征求过凯特元帅的意见，他也和我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说不定伯尔尼人巴不得我到这个岛上去住，好把我像囚徒似的限制在那里，以免我再对外界发表文章。他请他在科隆比埃的一个老邻居斯图尔勒先生去试探过伯尔尼人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去找过伯尔尼邦的几位首脑人物。根据他们的答复，斯图尔特先生写信给元帅说伯尔尼人对他们过去的做法感到羞愧，所以非常乐意看见我把家搬到岛上去，并保证让我安安稳稳地住在那里。为慎重起见，在冒险把家搬去之前，我还请沙耶上校去打听了一下，他向我证实了斯图尔勒的说法属实，岛上的税务官也接到了他的上级发给他的允许我住在岛上的通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既然伯尔尼邦的最高当局和这个岛的主管者都默许了，那么，我住在税务官的家就一点儿危险也没有了。能得到他们的默许，就很不错了，我哪里还敢指望伯尔尼的那些先生们公开承认他们过去对我的做法是不公正的，更不敢指望所有的当权者们违背那条不可违背的原则。

圣皮埃尔岛，纳沙泰尔人称它为拉莫特岛，位于碧茵纳湖中心，周缘长约半法里。但是，在这块狭小的面积上却能生产人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主要物品。岛上有农田、草地、果园、树林和葡萄园，等等。整个岛是一片丘陵地，地势变化多样，因而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看的景观。岛上有些地方被树木遮挡，有些地方又十分空旷，一览无遗，它们互相辉映，使人觉得这个岛的面积比它的实际面积大。岛的西部是一个很高的台地，正对着格拉赫斯和波纳维尔两个小镇。台地上种了很长一排树，中间有一块大空地。在收获葡萄的季节，人们每个星期天都从沿湖一带的各个地方聚集在空地上跳舞和娱乐。岛上有一幢又大又气派的房子，坐落在一处风吹不到的低地；房子的主人是这个岛上的税务官。

在离岛南边五六百步远，有另外一个小岛，比圣皮埃尔岛小得多，非常荒芜，既无人耕种，也无人居住，似乎是从前由于一场大风暴的袭击而从圣皮埃尔岛分离出来的。在一片砾石地上只生长着一些柳树和春蓼。不过，这里的地势较高，地上长满了嫩绿的细草，非常好看。这个湖的形状是一个很规整的椭圆形，湖岸虽不像日内瓦湖和纳沙泰尔湖的湖岸那样壮观，但也构成了一个相当秀丽的美景。尤其在西岸，居住的人很多，山脚下有一连串一个接一个的葡萄园，有点儿像科特霍迪(25)，只不过出产的酒没有那里出产的酒好。在湖西，从南往北走，有法院所在的圣让镇，有波纳维尔、碧茵纳和位于湖的尽头处的尼多镇。在这几个小镇的中间星罗棋布地到处是美丽的小村庄。

这就是我为我自己早就选好了的避难地，并决定在离开特拉维尔山谷(26)后就到这里定居。这个选择是如此的适合我喜欢宁静、孤独和懒闲的性格，以致我把它看做是我梦寐以求的福地。我觉得，我住在这个岛上便可以和世人更加隔绝，避免他们的侮辱，被他们愈来愈忘记。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可以尽情享受优哉游哉终日沉思的生活。我甚至希望我被严严实实地禁闭在这个岛上，从此不和任何人往来。当然，我也会采取一切可以想到的办法，使我尽量没有接触他人的必要。

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解决生活问题。生活来源问题是个大问题。这里的食品很贵，运输又困难，生活费用在这个岛上是很高的，一切开销都由税务官来安排。好在由迪佩鲁和我商定的办法，总算把生活来源问题解决了：由他来代替那帮先接手然后又放弃出版我的全集的商人，由他来担任我的全集的出版人。我把全集的全部材料交给他，编排工作由我负责。此外，我还答应他将来把我的回忆录也交给他，由他担任这部稿子的保管人。不过，我明确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稿子只能在我死之后才能付印，因为我想安安静静地度过我的余生，不想让世人再想起我。经过这番安排之后，他负责每年向我提供一笔足以在岛上生活的年金。凯特元帅收回了他的全部财产之后，想送我一笔每年一千二百法郎的终生年金。我只答应收一半，他要把钱全都寄给我，我拒绝了，因为存放很困难。他把这笔钱交给迪佩鲁（到现在这笔钱还在迪佩鲁手里），按迪佩鲁和馈赠人商定的数字以年金的形式支付给我。这样，把我与迪佩鲁订的合同上定的年金、元帅赠我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是准备在我死后支付给黛莱丝的）和杜什纳给我的三百法郎年金加在一起，我就满可以在岛上过一个像样的生活了。而且，我死之后，黛莱丝的生活也不成问题，因为，把雷伊提供的年金和元帅先生提供的年金加在一起，我就给她留下了七百法郎的年金，这样，我就不怕她没有饭吃，也不怕我没有饭吃。但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的，注定了荣誉将迫使我放弃幸运和我的劳动给我带到手边的生活来源，注定我死之时将同我在生之日一样贫穷。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有人处心积虑地想用切断我的一切生活来源的办法迫使我去做不顾荣誉的事，我能接受他们为了使我丢尽颜面而做出的安排吗？如果我接受了，我岂不成了一个最无耻的人了吗？他们哪能料到我的二者取一的时候所做的选择呢，他们总是拿他们的心来揣测我的心。

我在生活费用方面有了着落之后，在其他方面就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我听任我的敌人在这个世界上到处去自由活动，而让我高尚的写作热情和一贯的行事原则为我的灵魂留下一个让世人看得见的证据，证明我的一切行为是与我的天性相符合的。我不需要用其他的辩护方法去批驳那些诽谤我的人。他们尽可以盗用我的名字，把我描绘成另外一个人，但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行事拿给他们去从头到尾地进行批判，但我深信，通过对我的过失、弱点和我不能忍受任何羁绊的天性的分析，人们终将发现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人。我对任何人都无仇恨和嫉妒之心；我勇于承认我自己的过失，更容易忘记别人对我的不当行为。我在爱和甜蜜的激情中去寻求我的幸福；我对待任何事物的态度都十分真诚，甚至真诚到憨直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程度。

我现在要向我的时代和我同时代的人道别了，向所有的人道别了；我将把我禁锢在这个岛上度过我的余生：我已下此决心。在此以前我把上天赋予我的那一点点活动能力都用尽了也未能实现的过闲散生活的美好计划，我只有到这个岛上去才能最终实现。这个岛将成为我的巴比玛尼岛，成为我终日酣睡的幸福之地：

这里更自在，这里什么事情都不做。(27)

我要的就是这个“更自在”。我一向认为，睡不睡得着觉，这没多大关系，只要能懒懒闲闲地过日子，这就够了。只要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便宁可醒着做梦，也不愿意沉睡在梦乡。追求浪漫的年龄已经过去，虚荣的烟云曾使我一度兴奋，但并未使我心醉神迷，因此，我最后的希望是：无拘无束地生活，永远悠游自在。这是另一个世界的有福之人的生活。从此以后，我将把它作为我最大的幸福而在这个世界上终身享受。

那些责备我有许多矛盾的人难免又要责备我再一次自相矛盾了。我以前曾说社交场中的闲散使我感到无法忍受，而现在我又要使劲追求孤独的生活，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成天懒懒闲闲无所事事。我天生如此；如果这是矛盾的话，那也是大自然造成的，而不能怪我。实际上，这里并没有多大矛盾，而且恰恰要这样才能表明我之所以是我。社交场中的闲散是有害的，因为它是被迫的，非那样拘拘束束不可，而孤单生活中的闲逸则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因为它是自由的和自愿的。在高朋满座的大庭广众中，若我无事可做，我便感到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的，我待在那里死死板板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或者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像一根木桩似的，手不动，脚也不动，既不敢跑，也不敢跳、不敢唱、不敢大声说话，更不敢向人打手势，甚至连做梦都不敢。在这种场合，不仅无聊，而且很累，何况一方面还要聚精会神地听那些人言不及义的傻话和客套话，另一方面还要不断地开动自己的脑筋瞎编一套词儿，以便在轮到我时才能大放厥词，胡诌一番谎话。你们说说：这是“闲逸”吗？不，这是苦刑。

我所喜欢的悠闲，并不是像懒汉那样成天无所事事，抱着膀子，什么事情也不干，既不动脑，也不动手。我所喜欢的悠闲，是儿童的悠闲；儿童成天动个不停，但并不是在做什么事情。我所喜欢的悠闲，是幻想家的悠闲；幻想家的脑子海阔天空地乱想，但两只手却一动也不动。我喜欢做一些无聊的小事，什么事情都做，但什么事情也不彻底完成。我喜欢随兴之所至东游西荡，并时时改变主意，一会儿看苍蝇飞来飞去，一会儿又掀开一块石头看下面有什么东西。我喜欢做要十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开头干劲十足，但干不到十分钟我便毫不惋惜地把它放在一边不干了。最后，我还喜欢成天既无次序又不连贯地东想想、西想想，做了这件事又做那件事。总而言之一句话，无论做什么事情，我都只凭一时的高兴。

在我看来，植物学是最适合于悠闲的人研究的一门学问。它现在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爱好，占据了我全部的空闲时间，既不给我活跃的想象力留一点儿发挥的余地，也不让我闲得无聊的厌烦心情乘隙产生。我漫不经心地在树林和田野里转悠，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随手采一朵花或者摘一条小树枝，几乎是看见什么就采摘什么。同一样植物，我虽然观察它已经千百次，但始终是怀着同样的兴趣观察，因为我看过之后，一会儿便忘记了，所以就是看它千百年也不会感到厌腻。植物的组织无论多么奇妙和变化无穷，都是不会引起无知的人的兴趣和注意的。植物的组织虽然是既相类似而又变化万千，但只能使对植物的结构已经有了一定概念的人才对它感到惊奇。其他的人看到大自然的这些财宝虽连声叫绝，但又说不出它们绝在什么地方。他们既看不出其中微妙的差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当仔细观察什么；他们也看不到整体，因为他们对各种关系和组合之间的关系毫无概念。然而，正是这种关联的神奇才使观察家们啧啧称羡赞叹不已。由于我的记忆力很差，一会儿就忘记，所以这反倒使我经常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再加上我本来就所知有限，觉得所看到的植物全是美妙无比的新品种。这个岛虽然面积很小，但有好几种不同的土壤。不同的土壤向我提供的各种植物足够我研究一辈子，快乐一辈子。我对岛上的一草一木都要详加研究，一个也不漏掉，以便将来写一本厚厚的《皮埃尔岛植物志》。

我叫黛莱丝来的时候把我的书和衣物全都带来了。我们寄宿在岛上的税务官的家。他的妻子有几个妹妹在尼多，她们轮流来看她，与黛莱丝成了朋友。我开始过着恬静的生活，我希望在这种生活中度过我的一生。然而，这种生活的乐趣也使我深深感到即将到来的那种生活的辛酸。

我历来是喜欢水上的景色的，一见到水上的景色，我就陷入了美妙的遐想，尽管没有明确的目标。天气晴朗时，我一起床就跑到小土岗上去呼吸早晨有益健康的新鲜空气，极目眺望美丽的湖上风光；湖岸和沿湖一带的山峦景色使我愈看愈入迷。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恰当的词句才能描述这天工造化之美。在静观神的创造物时，我内心激起的无言的赞叹，是难以用文字所能表达的。我知道城市中的居民之所以没有多少宗教信仰，是由于他们所看到的只是房屋的墙壁、街市和人们的罪行，但是，我就不明白乡村的居民，尤其是那些与世隔绝的人，为什么也没有多少宗教信仰，他们的心怎么不天天千百次地悠然神往地赞美他们眼前的这些神奇景色的创造者呢？至于我，特别是在起床之后，尽管因一宿未能安眠而感到困倦，但已养成了习惯，总是对那些不让我有思索之苦的美景心向往之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我的眼睛看到大自然的奇观。我是不喜欢待在屋子里做祷告的，即使是做，也只是念几句干巴巴的祷告词。然而一看到湖光山色和乡村景象，我便激动得不知道如何赞叹才好了。我记得一本书上说有一位贤明的神甫去巡视他的教区，发现一位老太太在祷告时只会说一声“啊！”他就对她说：“老大娘，你就这样继续祷告吧。你的祷告词比我们的祷告词都好。”这个好的祷告词，也是我的祷告词。

早饭后，我抓紧时间匆匆写几封不得不写的信（我希望不需要再写信的快乐时光早日到来），然后绕着我的那些书和文稿转来转去，目的是为了打开包封，把它们拿出来整理，而不是为了读它们。这种整理工作，已经成了一种我永远也做不完的活儿，给我以消磨时间的快乐。整理一会儿之后，我便感到厌倦，扔下这个工作，把上午剩下来的那三四个小时用来研究植物学，尤其是研究林内所著的《自然体系》这本书，我简直是读得爱不释手，即使后来感到它有点儿空泛，我也喜欢读它。这个伟大的观察家，据我看，是到现在为止唯一一个（在他之后还有路德维格）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研究植物学的学者。不过，他在标本室和植物园里研究的时间多，而到大自然中去研究的时间少。至于我，我要把整个圣皮埃尔岛当做我的植物园。当我需要观察或验证某种植物的时候，我就跑到树林和草地去，胳臂下夹着林内的那本书；到了那儿，就在我要研究的植物旁边蹲下，详详细细地从它在地上生长的状态开始研究。这个方法大有助于我在观察植物未经人工培植或改变性质之前在自然环境中的样子。人们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医师法贡能认识王宫花园中所有的植物，并叫得出它们的名字，但他一到了乡下便那么无知，什么都不认识了。我同他恰恰相反，对大自然中的植物还略知一二，而对园丁栽培的植物便一无所知了。

下午，我随我懒散的性情行事，没有一定的规律，临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不刮风，我通常是吃完午饭便马上离开餐桌，跑到湖边，独自一人跳上一只小船（税务官已教会我用单桨划船了）一直划到湖中心。当我随水波飘荡的时候，我简直高兴得浑身都舒服极了。我说不清楚也不明白我这样高兴的原因，也许是暗自庆幸我这时已远离坏人魔掌的缘故。我独自在湖上荡漾，有时候也接近湖岸，但从不上岸。我让我的小船随风飘荡，水波把它推到哪里就到哪里。我在船中沉醉于漫无目标的遐想。这样遐想，虽然有点儿近似呆傻，但并不因之便不甜蜜。我有时候内心感动得大声喊道：“啊，大自然啊！我喜爱的大自然！我现在在你的单独保护下，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奸诈邪恶的人插身在你和我之间。”我就这样漂荡到离陆地半法里之远。我巴不得这个湖是一个大海洋，然而我的这条狗却不喜欢像我这样老待在水上。为了讨它的欢心，我通常有一个游览地，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岛上溜达一两个小时，或者走上台地，躺在绿油油的细草上，尽情欣赏这个湖和它周围的风光，观察或剖析近在我身边的小草；我想像鲁滨逊那样，在这个小岛上为我建造一个想象的小屋。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山丘。当我把黛莱丝和税务官的妻子与她的几个妹妹带到这里散步时，我是多么自豪地担任她们的向导啊！我们像办庆典似的送几只兔子到这个岛上生活。这对我让-雅克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这几个居民使我感到这个小岛更有情趣。从这时起，为了观察那几个新的居民的生活情况，我便经常到那里去，愈去兴趣愈浓。

除了这些消遣之外，在收获的季节来临时，我还有另外一种消遣；它使我回想起从前在夏梅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我说的这种消遣是干农活，收获蔬菜和水果。黛莱丝和我都以能同税务官的妻子与他的全家一起劳动为乐。我记得有一个名叫基尔克柏格的伯尔尼人来看我，看见我爬上一棵大树，腰带上系一个大口袋，口袋里的苹果已装得如此之满，以致无法动弹了。我对基尔克柏格的来访和其他几位类似的客人的来访并不感到生气。我希望伯尔尼人看见我怎样利用我的闲暇之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安宁，让我平平静静地过离群索居的生活。我真愿意他们主动把我幽禁在这个岛上，这比我自己主动好得多，因为这样，我就更可安心，不会有人来打扰我平静的生活。

写到这里，我就料到有些读者是不会相信我的这番真心话的，因为，尽管他们已经在我的一生中看到无数的内心感受与他们的内心感受迥然不同，但他们总是以他们的心度我的心。更奇怪的是，他们一方面不承认我有他们所没有的好的和公正无私的感情，另一方面却把一些坏到根本不可能在人心里产生的感情强加在我身上。他们认为，要贬损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我的言行与我的天性相矛盾，说我是一个世上从来没有过的恶魔。当他们想给我抹黑的时候，他们便以为任何荒谬的话都是可以使人相信的，而在他们想夸我的时候，他们总觉得我特立独行的行为没有一样是可能的。

不过，不论他们是怎么说和怎么想的，我依然要不折不扣地忠实陈述让-雅克·卢梭是怎样一个人，陈述他做了些什么和思考了些什么。对于他的思想和感情的奇特之处，我既不解释也不辩护，也不去琢磨别人是否同他一样想法。我对圣皮埃尔岛是如此喜爱，感觉到住在这个岛上是如此的适合我的心意，以致我决定把我的一切欲望都限制在这个岛上，下定决心不走出这个岛。我对我因事不得不到附近的地方去，不得不到纳沙泰尔或碧茵纳、伊弗东和尼多去办事，感到十分厌倦。到岛外去一天，我觉得我的幸福生活便少一天；走出这个湖的范围，我就觉得是离开了我的福地，何况过去的经验已经使我变得非常胆小：任何一个好的事物只要一称了我的心，我便生怕失掉它。所以我想在这个岛上了此一生的愿望是同我怕被迫离开它的担忧分不开的。我已经养成习惯，每天傍晚到湖滩上去坐在那里，特别是有风浪的时候，看见波涛冲打我的脚，水花四溅，我便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乐趣。我觉得，这种景象是人世的纷乱和我住所的宁静的象征。我有时候一想到这一景象心里便一阵辛酸，禁不住直流眼泪。我怀着强烈的感情享受这份宁静，我唯一担心的是怕失去它。我这种担心甚至发展到损害了心灵的平静。我感到我的处境是那样的不稳定，那样的没有长久的把握。“唉！”我长叹一声：“我甘愿拿自由出入此岛的权利（我一点儿也不希望有这种权利）去换取永留岛上的保证。我不希望人们恩准我住在这里，而是希望他们把我禁锢在这里，因为那些恩许我住在岛上的人是随时可以把我赶走的，那些迫害我的人见我在岛上生活得很愉快，能让我继续在这里悠游自在吗？啊！人们容许我住在岛上，这还不够；我希望他们把我关押在这里。若要对我采用强制手段的话，我希望他们强要我留在岛上，而不要强迫我离开这个岛。”我以艳羡的目光看米舍里·杜克雷，他安安静静地待在阿尔贝格城堡里，想怎么快活就怎么快活。总之，由于我一再这样思前想后地考虑，时时忐忑不安地感到新的风暴即将向我袭来，因此，我真心希望人们不只是容忍我住在这个岛上，而要把我终身监禁在这里。我敢发誓：如果可以由我决定让人们这样判处我的话，我将以最喜悦的心情这样做，因为我是衷心希望人们强迫把我拘禁在岛上度过我的余生，而不愿他们把我逐出这个小岛。

我担心的事情，不久就发生了。在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时候，尼多的法官先生（圣皮埃尔岛就属于他管辖的地区）给我发来了一个通知，转达邦政府官员的命令，要我离开这个岛和他们的辖区。我读着这个通知，以为是在做梦。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这道命令更不合情理和更出人意料的了。因为，我一直认为我的预感只不过是一个被苦难吓破了胆的人的不安的心情，而不是任何有根据的预见。我曾采取种种步骤获得主管官员的默许，岛上的人也让我平平安安地把家安置在岛上，好几位伯尔尼人和法官先生本人都曾来看望过我，对我关怀备至，何况时值寒冬，把一个体弱多病的人驱逐出境，这实在是太不近人情，太野蛮了。这一切使我和许多人都认为这道命令是出于某种误会，完全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趁收葡萄的季节和参议院休会期间给我来这么一下突然的打击。

如果凭我一时的气愤行事，我会马上就走的。但是，走到哪里去呢？在此入冬之际，既没有去处，又没有准备、没有车夫和车辆，怎么办呢？除非把我的书和文稿与衣物全扔掉，我才能走，否则，他们就该给我时间准备，但命令里没有说给不给我时间。接二连三的不幸事情已开始削弱了我的勇气。在我这一生中，这是我天生的骄傲心第一次被客观的现实情况压倒了。尽管我的心不愿意，但我还是低三下四地请求推迟一些时间。命令是格拉芬里德先生送来的，我请他转达我的要求。从他的回信看，他对这道命令是不赞成的，但这是命令，他只好怀着十分遗憾的心情送达给我。他的信中充满了痛心和敬仰的词句，表明他是诚心要我把我心里的想法告诉他的；我告诉他了。我毫不怀疑我的信一定会使那帮无义之人顿然醒悟，认识到他们不该这样野蛮地对待我，即使他们不收回那道残酷的命令，至少也应当往后推迟一个合理的时间，推迟到整个冬天过了之后，让我准备退路，选择一个去处。

在等待回信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处境和应当采取的对策。我发现各方面的困难很多，使我一筹莫展，加之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是那么糟糕，以致不由自主地陷于情绪消沉，十分灰心，我心中仅有的那一点点儿智谋完全消失，对我悲惨的处境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很显然，不论我逃到什么地方去避难，我都逃不脱人们采用的两种驱赶我的方式中的一种。这两种方式：一种是暗中鼓动一帮无知小民轰赶我，另一种是公开用强力驱逐我而不说明什么理由。因此，除了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退路以外，我是无法找到一个更安全的办法的。然而，从我的体力和当时的天气看，这是办不到的。这一切又使我回到原先的想法上来了：我大着胆子请他们甚至求他们判我终身监禁，而不要使我在世上到处流浪，一次又一次地把我逐出我所选择的避难处。我的头一封信发出两天之后，我又给格拉芬里德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请他向他的上司转达我的请求。伯尔尼对这两封信的回答是以最明确的措辞和最冷酷的语气写的一道命令，限我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圣皮埃尔岛和该共和国直接或间接管辖的领土，永远不许我再回来，否则定予严惩。

当时的形势是很可怕的。我曾经有过莫大的忧虑，但从来没有遇到过比这更束手无策的困难。不过，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放弃我想在圣皮埃尔岛上过冬的计划。现在该谈一下那件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了；这件事情使我的灾难达到了顶点，而且使一个不幸的民族同我一样惨遭毁灭，而这个民族一天天正发扬光大的美德，已经预示着它终将有朝一日可与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并驾齐驱。

我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28)认为他们是新兴的国家，是欧洲唯一不曾衰败而可为之立法治国的民族；我还指出，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贤明的立法者，人们就应当对这样一个民族寄予莫大的希望。我这部作品被几个科西嘉人读过了，他们对于我用赞美的词句谈论他们，感到十分欣慰。他们当时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共和国，因此他们的领袖们便来征求我对这一伟大事业的意见。有一位出身该国名门之一的布塔弗科先生当时在法国王家意大利团队任上尉，就这件事情写信给我，并按照我的要求向我提供了许多有关该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鲍利先生也给我写过几封信。尽管我觉得这项工作远非我的能力所能承担，但我认为，当我手中有了为进行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资料之后，我就不能拒绝他们，就不能不和他们一起为这一如此美好的大事业而努力。我就是按照这个意思答复他们的。我们的信函往来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才停止。

正在这个时候，我获悉法国派兵到科西嘉，并和热那亚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感到不安，压根儿没有想到我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我认为，为一个国家立法，是需要非常宁静的心情才能进行的，而在这个国家很可能被他国征服的时候来进行这个工作，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可笑的。我没有向布塔弗科先生隐瞒我不安的心情，而他叫我放心，并向我保证说，如果条约中有侵犯该国自由的条款，他这样一个好公民就绝对不会继续像他现在这样留在法国军队中效力。的确，他为科西嘉立法治国的热忱和他与鲍利先生的关系，都不允许我怀疑他说的话是否是真的。当我听说他常到凡尔赛和枫丹白露去，并和舒瓦瑟尔先生有联系，这时候，我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对法国宫廷的真实意图已了如指掌。这一点，他让我自己去领会，而他不便在他的信上公开说明。

这一切使我多少放下了一点儿心。但是，我不明白法国此次派兵去的理由。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看不出法国军队到那里去是为了保护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足够的力量抵抗热那亚人，所以我还是不能完全放心。在没有拿到确实证据证明人家不是在拿我开玩笑以前，我不能贸然接受为科西嘉人立法的工作。我很想同布塔弗科见一次面；只有这样，才能弄清楚我需要了解的情况。他回信也这样表示，因此，我怀着极大的耐心等他。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有一个方案，不过，即使他有，我目前正在遭难，也无法利用。

我愈考虑这个拟议中的工作，便愈加仔细研究我手中的资料，愈感到有必要去实地考察一下我要为之立法的那个民族，去考察一下他们所居住的土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种种法制关系。我一天比一天看得清楚，我人在远离他们的地方，根本就不可能获得我需要了解的情况来指导我的工作。我把这一点写信告诉了布塔弗科，他本人也有此同感。虽说我还没有决心到科西嘉去，但我也确实为去科西嘉做了许多准备。我去和达斯蒂耶先生商量，他以前曾在科西嘉在马耶布瓦先生手下工作过，对科西嘉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他极力劝我打消这个计划。我承认，他把科西嘉人和那里的风土人情描绘得十分可怕，给我想去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想法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但是，由于在莫蒂埃受到的迫害使我急于想离开瑞士，所以这个想法又浮上了我的脑际，希望到那个岛的人民中间去能最终找到有些人不让我获得的安宁。去科西嘉，只有一件事情使我感到憷头，那就是：我将不得不过一种紧张的生活，而我对这种生活是始终不适应和十分厌恶的。我生来就最适合于独自一人从容悠闲地思考，而不适合于在稠人广众之中说话和做事。大自然赋予我前一种才能，就不会让我有后一种才能。我觉得，万一我真的到了科西嘉，即使不直接参与公务，但不能不投入人民的热情活动中，不能不常常同领袖们会晤，何况此行的目的本身就不是寻求安宁，而是到人民群众中去了解我需要了解的情况。很显然，这样一来，我就再也不能支配我自己了，就不由我不被卷入一种我生来就不适应的旋涡，过一种与我的情趣完全相反的生活，不仅使我难有作为，而且于我很不利。我预料得到：虽说我的著作使科西嘉人以为我有才能，但我真的到了他们那里，他们一见到我就会大失所望，我在他们当中的声誉就会降低，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这对他们固然不利，对我也不利，因为，没有他们的信任，我就无法完成他们希望我为他们做的工作。我敢断定：脱离了适合于我工作的环境，我对他们便毫无用处，也使我自己感到苦恼。

我这几年屡遭各种各样狂风暴雨的袭击，颠沛流离，到处受人迫害，已经被弄得身心十分疲惫。我感到我非常需要休息，可是我的那些无情的敌人却以使我得不到休息为乐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得到那宁静的悠闲，希望得到我渴望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恬适。自从我从爱情和友谊的幻影中醒悟过来以后，我的心便以得到这种身心的恬适为最大的幸福。我怀着畏惧的心情思考我将承担的工作和我将陷入的纷纷扰扰鲜有宁时的生活。虽说这项工作的目标是伟大的、高尚的和有益的；它充分鼓舞着我的勇气，但一想到即使我全身心投入也难完成，我的勇气便完全消失。在人事的纷扰中紧紧张张地生活六个月，将比我单独一个人静心思考二十年所花的精力还多，而且还肯定不会获得成功。

我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变通办法；这个办法，在我看来对各方面都是适合的。由于我无论逃到什么地方去躲藏，都会被那些暗中迫害我的人用阴谋诡计驱赶我；由于我发现只有科西嘉岛才能获得他们不让我在其他地方获得的宁静，安度我的晚年，因此，我便决定：一有可能，我就按照布塔弗科所说的办法到科西嘉去。不过，为了能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生活，我不承担（至少在表面上不承担）立法工作，只在当地撰写他们的历史，作为对他们殷勤待客的回报。不过，当我看出有成功的可能时，我可以不声不响地做一些必要的调查，以便写出来的东西对他们更有用处。这样做，我便可以不事先做出任何承诺，悄悄地从容思考一个适合他们的方案，既不改变我喜欢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又不被迫去过那种我无法忍受也无才能应付的生活。

不过，就我目前的情况来说，到科西嘉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达斯蒂耶先生对我说的该岛的情况看，最简单的生活用品在当地都是很难买到的，例如内外衣服、锅碗瓢勺和文具纸张，这些东西都要随身带去；如果把黛莱丝也带去，要带着这一大堆行李翻越阿尔卑斯山，走二百法里，还要通过好几个主权国家的国境，而且，从当时全欧洲的风声看，我在遭受种种苦难之后，还会遇到许多其他障碍，还会看到许多人幸灾乐祸地给我以新的羞辱，而且不按照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对待我。此外，此行的巨额费用、旅途的劳累和沿途的风险，使我不得不预先衡量一下这种种困难。以我这样的年纪，形单影只，手中拮据，远离亲友，寄身于达斯蒂耶先生所描述的那么野蛮剽悍的民族，这种种因素当然会使我在执行这个计划之前要深思熟虑，通盘考虑一番的。我非常希望和布塔弗科会晤，当面谈谈，根据谈后的结果，做出我的决定。

正当我犹豫不决，难定行止的时候，莫蒂埃人动手了。他们加紧迫害我，逼我离开，可是我还没有做好长途旅行的准备，特别是去科西嘉的准备。我是在等待布塔弗科的消息的时候逃到圣皮埃尔岛上避难的。我在前面已经说了，我是在入冬之时被他们下令驱逐的，当时阿尔卑斯山上已盖满了大雪，我根本无法搬迁，何况限期又那么急迫。事实上，这道命令的荒唐，其本身就使我搬迁的计划无法实行。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岛搬出去，从命令下达之时起，只有二十四小时的准备，还要有船有车才能离开这个岛和这个国家，即使我长了翅膀，我也是难以办到的。我一方面把这些情形写信告诉尼多的法官先生，作为对他给我的通知的答复；另一方面也巴不得赶快离开这个不仁不义的国家。以上所说，是叙明我是怎样不得不放弃我心爱的计划，我是怎样在人家拒绝在岛上羁押我的时候，决定接受凯特元帅的邀请到柏林去的。我让黛莱丝保管我的衣物和书籍，在圣皮埃尔岛过冬，把我的文稿交给迪佩鲁保存。我处理得那么快，那么干脆利落，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了圣皮埃尔岛；到碧茵纳时，还没有到中午。若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到碧茵纳也许就停止了。这件偶然的事情，我不能略而不提。

我被命令离开圣皮埃尔岛的消息一传出去，附近地方的人都纷纷来看我，尤其是伯尔尼人，他们以最令人讨厌的虚情假意的话来安慰我、敷衍我，说什么这是有些人利用假日和参议院休会期间下达这道命令的，而二百人议会的全体议员是持反对态度的。在这一大群安慰者当中，有几个来自碧茵纳城（碧茵纳城是被圈在伯尔尼邦范围内的一个自由的小邦），另外还来了一个名叫韦尔德雷默的年轻人。他家是该城的第一豪门，在这个小城里享有极大的威信。他代表该城的公民一再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选择一个避难地，并向我保证说他们将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他们将以能使我在该城忘掉我遭受的迫害为一种光荣的义务，说我到了他们那里就用不着再害怕伯尔尼人了。他还说碧茵纳是一个自由城，不接受任何其他人的命令，全体公民一致决定不听从任何人的支使加害于我。

韦尔德雷默见我不为他所动摇，便找了另外一些人来帮他做我的工作。这些人，有的来自碧茵纳城和附近的地区，有的就是伯尔尼邦的，另外还有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基尔克伯格。自从我到瑞士以来，他就一直想同我交往，他的才能和行事原则也使我感到他是很不错的。而有点出人意料和比较令人惊异的是法国大使馆的秘书巴尔德先生对我的敦促。他同韦尔德雷默一起来看我，极力劝我接受韦尔德雷默的邀请。他对我表现的那股热乎劲儿，使我感到吃惊。我从来不认识巴尔德先生，但从他说话的热情态度看，我觉得他是真心想说服我留在碧茵纳的。他对我把这个城和它的居民大大夸奖了一番，他表示他与他们相处得那样亲密，以致有好几次在我面前竟称他们为他的“大哥”和“大叔”。

巴尔德的这番表现，使我对我以前的种种推测拿不准是对还是错。以前，我一直怀疑舒瓦瑟尔先生是我在瑞士遭受的迫害的幕后指使人。法国驻日内瓦的常驻代表的行径和驻索勒尔的大使的所作所为一再肯定了我的怀疑。我看得很清楚，我在伯尔尼、日内瓦和纳沙泰尔遭遇的一切，都是法国暗中施加影响所造成的。我不相信，在法国除了舒瓦瑟尔公爵以外，还有别的有势力的敌人。因此，我对巴尔德先生的来访和他对我的命运所表现的关心，哪能不多想一想呢？我的苦难虽然还没有完全摧毁我心灵中对人的朴实的信任，经验也没有使我学会在别人的花言巧语中看出他们对我布置的陷阱，但我仍然怀着惊异的心情琢磨巴尔德先生何以有那么一番好意的原因。我还没有傻到把他的这番举动看做是他主动采取的。我看出他有点儿言过其实，甚至有点儿故作姿态；这就表明他是别有用心的。我还从来没有在这类下级官员身上发现过我当年在类似的岗位上(29)所表现的那种满腔热忱的见义勇为的精神。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府上见过波特维尔骑士，他对我也有好感。他担任大使以后，对我也有过几次怀念昔日友情的表示，甚至邀请我到索勒尔去看他。他的邀请，我虽然没有接受，但令我十分感动，因为我还不习惯于受身居高位的人如此盛情的对待。我猜想波特维尔先生在日内瓦事件上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按上级的指示行事的，但他的内心对我的遭遇是很同情的，所以他现在在碧茵纳特意为我安排一个避难处，使我在他的照应下能安安静静地生活。对他给予我的这种关怀，我非常感谢，但我无意利用，因为我已决定到柏林去，深切盼望和凯特元帅重逢的时刻早日到来。我深深相信，只有在他的身边，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我离开圣皮埃尔岛以后，基尔克伯格一直陪我到碧茵纳。我在那里见到韦尔德雷默和其他几个碧茵纳人在码头上等我。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酒馆吃午饭。我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人去帮我雇一辆小马车，以便第二天上午就走。在午餐桌上，这几位先生恳切挽留我在他们那里住下，态度是那么的诚恳和热情，以致，尽管我已最后决定去柏林，但我的心被他们的好言好语感动了。他们一看我已动摇，便加倍努力劝说，我终于被他们战胜了，同意在碧茵纳留下，至少留到来年春天。

于是，韦尔德雷默马上去忙着为我找房子。他把一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吹嘘得像新屋似的。他给我找的是一个小房间，位置在四层楼的后楼，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供我观赏的是一个麂皮商人晾晒的一大串臭皮子。我的房东是一个矮子，样子很难看，相当狡猾。第二天我就听人家说他是一个既好色又好赌的家伙，在地方上的名声很坏。他没有妻子和儿女，也没有仆人。我冷冷清清地待在孤独的房间里，我在这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住的却是一间只需几天工夫就会把我闷死的小屋。最使我心有疑惧的是，尽管他们说当地的居民将多么热情地接待我，但我在街上却见不到任何人对我有以礼相待的表示，目光中也没有丝毫友好的神情。而且，就在我住下的第二天我就听说，甚至还看出和感觉到城里正酝酿着一场针对我的可怕的骚乱。有几个好心人特意来告诉我说，也许明天就会毫不留情地对我下达命令，命令我马上离开这个邦，也就是说马上离开这个城。我眼前没有一个可与之商量的人，所有那些挽留我的人都已散去；维尔德雷默不见了；人家也不告诉我巴尔德到哪里去了，他在我面前夸赞的那些大叔大哥也没有因为他的嘱托便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关照。有一个名叫伏-塔维尔的先生，伯尔尼人，在该城近郊有一座漂亮的房子，请我到那里去避避风头。他说，在他的房子里至少可以不挨人家的石头。对我来说，这个好处并没有好到足以使我愿意在这个以好客闻名的地方继续留下去。

在碧茵纳一住就住了三天，已经大大超过了伯尔尼限我二十四小时离开他们整个管辖之地的时间。我已吃过他们心狠手辣的苦头，此刻当然不能不感到有点儿焦虑，不知道他们将采用何种方式把我赶出他们的边境。正在这束手无策之时，尼多的法官先生来了，他为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对伯尔尼邦的当政者们的粗暴做法很不赞成，所以他认为应当坦坦率率地向我公开表明他并未插手这件事情，而且不惜走出他的司法辖区到碧茵纳来看我。他是在我动身的前一天来的，不但不是悄悄来的，而且还故意摆出官方姿态，穿着盛装，坐着高大的马车，带着他的秘书一起来，并给我一张由他亲自签发的通行证，使我能顺利穿越伯尔尼邦的边境，不怕受到刁难。他对我的拜访，比他给我的通行证还令我感动，即使他拜访的是别人而不是我，我也会同样感动的。像他这样为了支持一个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弱者而勇敢地及时伸出援手，这对我的心灵的震撼之大，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

最后，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找到了一辆小马车，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这个欲置我于死地的地方，没有等约定来向我致敬的代表团的到来，甚至没有等黛莱丝来同我会合——我原以为可以在碧茵纳久住，所以曾写信给她，叫她来与我会合，这时已经来不及给她写一短信把我遇到的新的灾难告诉她，叫她不要来了。如果我还有精力继续写续篇的话，人们将看到我原先是怎样准备去柏林，后来是怎样去英国的；人们还将看到那两位对我心怀叵测的夫人眼见我在瑞士还不完全在她们的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后，是怎样想方设法，玩弄诡计，把我逐出瑞士，终于达到目的，把我交给她们的那位朋友去摆布的。(30)

我向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比尼亚特里亲王先生、默士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朗读了这部作品之后，我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讲的都是事实。如果有人说他所知道的情况与我讲的情况相反，即使他说的情况是经过千百次验证的，他心里也明白，那全是谎言和诬蔑不实之词。如果他不去深入调查，并在我活着的时候给我把事情弄清楚，那他就是一个不公平正直和不尊重事实的人。至于我，我要在这里毫无畏惧地公开声明：将来无论什么人，即使他没有读过我的书，只要他亲自对我的天性、我的人品、我平日的作风、志趣、爱好与习惯进行一番考察之后，还硬说我为人不诚实的话，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被绞死的人。

我的朗读到此就结束了，这时，在场的人全都闭着嘴巴，默不作声。我发现，只有埃格蒙夫人好像受到感动，很明显地全身颤动了一下，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一句话也没有说，其他的人也同她一样，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这次朗读和发表了上面那段话以后，所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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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爱尔维修（1715—1771）1758年发表的一部唯物主义哲学著作。——译者

(2) 指罗甘的一个远房亲戚乔治·弗朗索瓦·罗甘。——译者

(3) 指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1712—1786）。——译者

(4) 这首二行诗的第一句是：“光荣和利益，是他的上帝和遵循的信条。”——译者

(5) 卢梭在《爱弥儿》中把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比作多尼人的国王阿德腊斯特的话，见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下卷，第718—719页。——译者

(6) 科里奥兰是公元前5世纪罗马的一员勇将，多次战胜沃尔斯克人的首领图鲁斯·奥西第乌斯。后来，科里奥兰在罗马遭人陷害，被处以流刑，逐出罗马，他毅然投奔他原来的对手图鲁斯·奥西第乌斯，奥西第乌斯不记前仇，对他表示热烈欢迎。——译者

(7) 指华伦夫人。——译者

(8) 即后文所说的《爱弥儿》；“论教育”三字是《爱弥儿》的副标题。——译者

(9) 那段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做父亲的，当他生养了孩子的时候，还只不过是完成了他的任务的三分之一。他对人类有生育人的义务；他对社会有培养合群的人的义务；他对国家有造就公民的义务。凡是能够偿付这三重债务而不偿付的人，就是有罪的。……读者诸君，请你们相信我这一番话。凡是有深情厚爱之心的人，如果他忽视了这些如此神圣的职责，我可以向他预言，他将因为他的错误而流许多辛酸的眼泪，而且永远也不能从哭泣中得到安慰。”（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27页）——译者

(10) 指1763年2月10日在巴黎签订的和平条约。这个条约一签订，就结束了1756年至1763年法国和奥地利为一方、英国和普鲁士为另一方的“七年战争”。——译者

(11) 迪佩鲁1729年生于荷属圭亚那的帕拉马里勃。——译者

(12) 卢梭对迪佩鲁的这段评论，有失公允，是他在处于焦虑不安的状态下写的。实际上，迪佩鲁是他的一个最真诚的朋友，在他身后竭力维护他的名声。1778年7月2日卢梭去世后，第二天迪佩鲁就同穆尔杜与吉拉尔丹侯爵一起承担编辑《卢梭文集》的工作。——译者

(13) 1750年，卢梭的《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发表后，引发了一场持续一年之久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波兰国王斯坦尼斯拉斯·勒辛斯基也撰文批评卢梭。针对这位国王的批评，1751年9月卢梭发表了一篇《答斯坦尼斯拉斯·勒辛斯基的驳难》。这篇文章，语气平和，析理透彻，是论战类文章中的一个典范。——译者

(14) 巴黎大主教博蒙的那道训谕发布于1762年8月20日。卢梭对他的训谕的答复发表于1762年11月18日，标题是：《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致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夫·德·博蒙》，这个标题就颇有声势。他问大主教为什么“全欧洲的国家都联合起来与一个钟表匠的儿子作对。”他向大主教明确表明：“我是基督徒，但我不是教士的门徒，而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卢梭对以博蒙为代表的教士们所持的鄙夷态度，溢于言表。——译者

(15) 我在他的《音乐初阶》中发现有许多论点都是从我给《百科全书》写的有关音乐的词条中抽取出来的。这些词条都是我在他的《初阶》出版之前好几年交给他的。我不知道他在那本标题为《艺术词典》的书中承担了多少工作，但我发现有些条目是逐字逐句抄自我早在《百科全书》中发表的词条。

(16) 孔迪亲王在巴黎居住的圣殿中的一座当教堂用的大楼。——译者

(17) 指华伦夫人。——译者

(18) 指卢梭本人。——译者

(19) 这是简称，马布里这本书原标题的全称是《弗西翁关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的言论》。——译者

(20) 指让-安托万·迪维尔卢瓦医生，这位医生是纳沙泰尔一位著名的汝拉山系草药学家。——译者

(21) 迫害我的阴谋，在我住在伊弗东的时候就开始了。罗甘骑士在我离开那个城市之后一两年就死了。罗甘老伯为人正直，他很痛心地告诉我说，他在他的这个亲属的文件中发现了他参加了那个试图把我逐出伊弗东和伯尔尼的阴谋的证据。这就很清楚地表明，这场阴谋的关键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一种信仰问题，因为罗甘骑士不仅不是一个虔诚的信徒，而且还把唯物论和无神论发展到了不容异己和疯狂的程度。在伊弗东，谁也不像这个罗甘骑士那样表面上对我十分关心，百般殷勤，说了许多夸赞和奉承的话，而暗地里却积极参加了那些迫害我的人精心策划的阴谋。

(22) 维尔纳以与友人通信的方式撰文攻击卢梭的几封信的标题是：《关于卢梭先生的基督教信仰问题的通信》。——译者

(23) 这个脚注，见《山中来信》第三封信。卢梭在脚注中正言厉色地告诉维尔纳：“……人们可以允许一个碎嘴唠叨的人爱怎么胡说就怎么胡说，但不允许一个好基督徒恶意诽谤他人。”——译者

(24) 卢梭在莫蒂埃共住了三年又两个月。——译者

(25) 科特霍迪：里昂南边罗讷河畔一处著名的葡萄种植地。——译者

(26) 有一件事情在这里说一下，也许并不是没有用处的。我在此地留下了一个特殊的敌人，此人名叫杜特罗，是维利埃尔村的村长。他在当地并不怎么受到人们的尊重，但他有一个兄弟，据说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在圣弗罗朗丹先生的事务所工作。我在这次遭难之前不久，村长曾去看过他。这类小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日后很可能有助于我们发现许多秘密的活动。

(27) 巴比玛尼岛是法国小说家拉伯雷《巨人传》中描写的一个传说中的小岛。据寓言作家拉封登在《巴普菲格的魔鬼》中说，这个岛上的人最懂得终日酣睡的乐趣：

弗朗索瓦先生说：巴比玛尼这个地方的人最幸福，他们终日大睡而特睡……

卢梭所引的这句诗，是拉封登的这首故事诗中的第7句。——译者

(28)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在欧洲有一个国家是有立法的能力的；这个国家就是科西嘉岛。勇敢的科西嘉人民在恢复和保卫自由方面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值得一位智者去教导他们如何保护他们的自由的。我有某种预感：这个小岛将来总有一天将震撼全欧洲。”（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卷第10章）——译者

(29) 指1743—1744年卢梭在法国驻威尼斯共和国担任秘书一职。——译者

(30) 这段话中所说的“那两位对我心怀叵测的夫人”，指韦尔德兰夫人和布弗勒夫人；“她们的那位朋友”，指休谟。

卢梭对这三个人的指摘，是错误的：两位夫人建议他接受休谟的邀请去英国，完全是出自一番好意；休谟对他的邀请，也是出于至诚。但是，由于这许多年卢梭屡遭迫害，到处被人驱赶，颠沛流离，身心极度疲惫，已成惊弓之鸟，因此，到英国之后，屡因小事，产生误会，便与休谟多次激烈争吵，并进而怀疑休谟与两位夫人和达朗贝尔等人共谋，将他诱至英国，对他继续加以迫害，因而在英国只住了一年多，便于1767年5月潜回法国，化名勒鲁，隐居在特里。关于卢梭与休谟等人争吵的经过，请参阅特鲁松：《卢梭传》，第15章《中圈套了吗？》，李平沤、何三雅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42—361页。——译者

(31) 卢梭朗读他的《忏悔录》，一共四次：第一次是1770年12月在佩泽侯爵家，第二次是同月在诗人多拉家，第三次是1771年2月读给瑞典王子听，第四次是1771年5月4至8日在埃格蒙伯爵夫人家。他每次朗读，都只读第7卷至第12卷，而没有读第1卷至第6卷，因为“这六卷的内容有些地方不适合于读给女士们听。”

可惜他朗读的次数不多。1771年5月10日，巴黎警察总局局长就应埃皮奈夫人的请求，下令禁止卢梭再向公众朗读，若再朗读，就会导致法院对他的旧案重提，执行1762年6月9日签发的逮捕《爱弥儿》的作者的命令。卢梭为《爱弥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道命令始终没有撤销，直到1778年7月2日卢梭在埃默农维尔逝世时，他的身份依然是一个“逃犯”。《爱弥儿》的作者的命运，竟不幸如此。——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