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1741—1747）

我虽然早已决心辍笔，但沉默和忍耐两年之后，我又拿起笔来。各位读者，请先别急于评说我不得不再执笔撰文的理由，因为你们只有在把我的书看完之后，才能作出评论。

你们已经看到，我的青年时期是在一种平静而又相当美满的生活中度过的，既无大不幸，也无大喜事。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大部分是由于我虽易激动但又十分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天性难于坚持而易于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驱动才能走出悠闲的状态，而稍一感到厌倦，便又懒怠如初，因此，它使我既无大美德，也无大恶行，经常处于我自认为生来就挺适合的优哉游哉的宁静生活，因而不容许我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而走得太远。

我在后面展示的画面，与以前的画面是多么不同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处处有利于我的天性的发展，而在后三十年，却事事与我的天性发生冲突。在我的处境与我的倾向继续不断的冲突中，我犯了许多巨大的过错，遭遇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不幸，但其间除了没有使我养成坚强的性格以外，也确实培养了许多能给我遭到的不幸带来荣誉的美德。

本书的上册，完全是凭记忆写的，因此必然有许多错误；而下册也要凭记忆来写，其中的错误说不定比上册还多。我美好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既宁静而又淳朴的环境中度过的。当年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使我不断地时时回忆。然而，人们即将看到，对我后半生的回忆，我心中的感受是多么不同啊。再回忆这段时间的往事，那等于是让我重新再遭受一次痛苦。我不能拿痛苦的回忆来增加我现在的景况的艰难。我要尽量避免；我这种想法是对的，所以使我在需要回顾往事时，有些痛苦的往事就回忆不起来了。易于忘记痛苦，这是上天在命运使我陷入痛苦的泥淖时给我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让我单单地只回忆那些愉快的事情，因而抵消了我只往坏处想的想象力，没有把未来只看作是一片漆黑。

为了弥补我的记忆力之不足和提示我如何写作本书而收集的材料，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唯一能依靠的忠实向导，是我有线索可循的一系列感情；它们给我的人生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我的感情，便可以推知我这一生遭遇的事情的原因和后果。我很容易忘记我的痛苦，但我不能忘记我的过错，更不能忘记我的美好的感情。对我的过失和美好感情的回忆真是刻骨铭心，是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消失的。我很可能遗漏一些事情，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在那里发生的，也可能把时间弄错了。但是，对于我深有感触的事，对于我的感情驱使我去做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弄错的。我要在书中讲述的，主要是这些。我这本《忏悔录》的目的，是要人们准确了解我这一生在种种不同的境遇中的内心感情。我向读者许诺的，是我的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记述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材料，只需像我迄今所做的这样反躬自问、吐露心声就行了。

幸运的是，我从一个信函抄录本里找到了一些记录这六七年间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迪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截止于1760年，包括了我在退隐庐居住以及我和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不断争吵的整个时期。这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忘怀的；我的种种不幸的根源都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至于比较近期的一些信件的原件，我手中留存的已为数不多，所以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这个本子里，以免分量过重，无法逃脱我的那些阿耳戈斯(1)式的敌人的觉察。不过，当我觉得它们能提供某些情况的时候，不论它们提供的情况对我有利或不利，我都会把它们转录在这本书里。我不怕读者指摘我不是在写《忏悔录》而是在写自辩书。当事实为我申辩的时候，谁也休想我不说实情。

本书的下册，只是在如实讲述事情的经过方面与上册相同，而它之所以显得写得比较好，是由于它讲述的事情非常重要；除此以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如上册美。上册是在伍顿和特里堡写的，当时的心情怡然自得，非常愉快。我所回忆的往事件件都给我带来新的欢乐；我愈回忆它们，便愈感到新的乐趣。我可以无拘无束地谋篇布局、斟酌词句，直到把文字写得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子已经衰退，几乎不能工作了，因此，下册的写作是勉力为之的，心中是怀着无限忧伤的。文中记述的全是灾祸和一些人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全是令人痛心的往事。我本想把我要讲的事情全都埋葬在沉沉的黑夜里，然而，由于有些事情又不由我不说，所以我在写下册的时候不能不躲躲藏藏悄悄地写，不能不耍花招示人以假象，自甘堕落地做出一些我生来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头上的天花板有眼睛，房间的四面墙壁有耳朵，再加上我周围都有密探和心怀恶意的监视人，所以我时时感到不安、心绪不宁，把断断续续想说的话匆匆写在纸上，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细心修改和润色了。我当然知道，人们之所以在我的周围设置无数的屏障，是由于他们害怕真理会从某个缝隙透露出去。我应当怎样做，才能使真理穿过他们设置的屏障呢？我想过一些办法，但成功的希望甚微。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写出动人的文字，给它们加上引人入胜的色彩，那是何等的艰难啊！因此我要把话说在前头：凡是已经开始阅读本册的人，我无法担保他们在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不感到腻烦，除非他们真的想了解一个人和真诚热爱正义与真理。

我在上册写到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动身去巴黎就搁笔了。不过，我的身虽往巴黎行进，但却把我的心留在了夏梅特，在那里建立了我最后一座空中楼阁，打算有朝一日把我获得的钱带回去交给我那头脑重新清醒的妈妈。我已经把我那套新的记谱法看做是一笔准可到手的财富了。

我在里昂停留了些时间，一是为了去看看朋友，其次是想请人为我给巴黎的熟人写几封介绍信，再则是想把我随身带的几本几何学的书卖掉。马布里先生和夫人见到我，非常高兴，并请我吃了几次饭。我在他家结识了马布里神甫，还见到了孔狄亚克神甫（我和他是早已相识的），他们都是来看望他们的兄长的。马布里神甫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给封特奈尔先生，另一封给克吕斯伯爵。我同这两位先生相识以后，交往得非常愉快；尤其是封特奈尔，他在去世前一直同我保持很好的友谊，并在他和我促膝谈心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可惜我没有完全照着他的话去做。

我又见到了波尔德先生。我和他已相识很久了，他曾经非常热心地多次帮助过我。这一次，他依然是那样的热心，帮我把那几本几何学的书卖掉了，并亲自或托人给我写了几封带到巴黎去的介绍信。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此前是通过波尔德先生和他相识的，后来，通过他，我又认识了黎歇留公爵。现在，公爵正在里昂，于是，巴吕先生领我去见他。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到巴黎之后去见他。后来，我真的去看了他几次，不过，和这样的大人物（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交往，对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

我还见到了音乐家达维。在我有一次旅行遇到困难时，他曾经帮助过我。他曾借给我（或者说送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常常见面，但我一直没有还他，他也没有问我要。不过，我后来也送了他一件礼物，其价值和他那顶帽子与几双袜子差不多。如果这里讲的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可以把我讲得更好一些的；可是这里讲的是我实际做的事情，唉，在性质上就不一样了。

我还见到了慷慨大方的佩里雄先生。这一次，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豪爽气魄；他像从前给文雅的贝尔纳付马车费那样，也替我付了马车费。我也见到了外科医生帕里索。这位医生的确是一个顶好的好心人；我还见到了他供养了十年的可爱的果德弗瓦；这个女人并无他长，只是性格温柔和心地善良；无论是谁，只要一到她身边，就不会不喜欢她；一离开她，就不会不思念她。那时她已到了肺痨病晚期，不久以后就去世了。观其友便知其人(2)，此话的确不虚。只要你见过温柔的果德弗瓦，你就知道好心的帕里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对于这几位好友，我都心存感激之情，可是后来，我把他们都淡忘了。其中的原因，绝对不是由于我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一贯的疏懒成性（这往往令人看起来是忘恩负义）。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从未忘记，但我认为今后用行动来报答他们，比不断用书信感谢他们要好得多。勤写书信，这是我力所不能之事。而我一疏于音问之后，便感到羞愧，不知道如何弥补我的过失，因此愧上加愧，就索性不写信了，于是与他们音信杳无，好像把他们全都忘记了。帕里索和佩里雄对此并不介意，对我依然如故，而波尔德则不然；二十年后人们将看到一个有才学的人以为被人忘怀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将如何寻求报复。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忘记一个可爱的人。我又见到了她，心中感到十分高兴；她的身影在我心中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记忆。这个人是我在上册中提到过的赛尔小姐；后来，我住在马布里先生家里时，又再见到过她一次。我这一次到里昂，有许多空闲的时间，所以和她见面的次数就比较多了。我对她动了心，而且很强烈，我有理由相信她也不会不动心的。但是，由于她对我那么真诚，使我反倒不敢产生滥用她的真诚的念头。她没有任何家产，我也身无长物，我们的境况太相似了，所以不能结合，何况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办，因而根本没有想和她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个名叫日勒弗的年轻商人似乎很喜欢她；我在她家见过他一两次，人挺老实的，大家都说他是个老实人。我相信她和他结合一定会很幸福。我希望他赶快娶她（后来他果然娶她了）。为了不影响他们纯真的爱情，我决定赶快离开里昂，我衷心祝愿这个可爱的人婚后的生活美满幸福（唉！可惜我对他们祝愿的幸福在世上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婚后两三年就去世了）。我一路之上都对她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我感到，而且以后每一想到她都会感到：为义务和美德而做出牺牲固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种牺牲在心中留下的甜蜜回忆，就是对我的最好的补偿。

我上次到巴黎，看到的大部分是它糟糕的一面，而这次到巴黎，看到的大多是它漂亮的一面。不过，我所住的旅店不在漂亮之列。按照波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邦神学院不远的科尔迪埃街的圣冈丹旅馆。乱糟糟的街，乱糟糟的旅馆，乱糟糟的房间。然而，在这个乱糟糟的旅馆里，却曾经住过许多有才学的人，例如格雷塞、波尔德、马布里神甫、孔狄亚克神甫和其他一些名人。可惜的是，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着。我在旅馆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他是一位小乡绅，腿有点瘸，好争论，说起话来爱咬文嚼字。通过博纳丰的介绍，我认识了罗甘先生（现在，在我的朋友当中，就数他的年龄最大），通过罗甘先生的介绍，我认识了哲学家狄德罗；关于狄德罗，我以后还要多次谈到他。

我是1741年秋天到达巴黎的。当时我身上只有十五个路易，除此以外，就是我写的喜剧《纳尔西斯》和我的新的音乐记谱法：这些就是我的全部家当。因此，我必须抓紧时间，用这两样东西去打开一条出路。我赶紧取出我带来的介绍信。一个五官端正又有点才能的青年人来到巴黎，一定会受欢迎的。我受到了一些人的热情接待；他们对我虽然热情，但不给我实际的帮助。在带着介绍信去会见的人当中，只有三个人对我有用处。这三个人，一个是来自萨瓦的绅士德梅桑先生，他当时是王室侍从，我看出他是莎丽妮安公主的宠信；另一个是铭文研究院的秘书博茨先生，是国王勋章局的司库；第三个是耶稣会教士卡斯特尔神甫，他曾发明一种表音管键琴。除德梅桑先生外，其余二人是马布里神甫介绍的。

德梅桑先生有鉴于我急需人帮助，便给我介绍了两个人：一个是加斯克先生，他是波尔多法院的院长，小提琴拉得很好；另一个是勒翁神甫，他当时住在索尔邦神学院，是一个很可爱的年轻贵族；他以诺汉骑士这个称号在上流社会出过一阵风头之后便英年早逝了。这两个人都曾经脑子热过一阵想学作曲。我教了他们几个月，聊补我行将花光的钱袋。勒翁神甫和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想让我当他的秘书，但他并不富裕，只能给我八百法郎，我很歉然地推辞了，因为这点钱实在不够我吃住和其他花销。

博茨先生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他爱有学问的人，他本人也有学问，只不过稍微有点儿学究气。博茨夫人简直是像他的女儿，长得光艳照人，身材娇小。我在他们家吃过几次饭，再也没有什么人是像我这样在她面前显得一副笨相和蠢相了。她举止大方，而我却十分羞怯，一举一动都令人好笑。当她把菜盘送到我面前时，我总是羞羞答答地用叉子去叉一小块菜，如此接连几次以后，她只好把菜盘交给她的仆人送到我面前，她自己转过身去怕我看见她在笑我。她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乡下人并不真的是一个草包。博茨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雷沃穆尔先生，雷沃穆尔先生在每个星期五研究院院务会的日子都要来他家吃午饭。博茨先生把我想将我的音乐改革计划提交科学院审查的想法告诉了他。雷沃穆尔先生代我提交了我的计划，并被科学院接受了。到了预定的日子，雷沃穆尔先生把我领进科学院，并向在场的人做了介绍。就在当天——1742年8月22日——我荣幸地在科学院宣读了我的论文。尽管这个名气很大的科学院的确是十分庄严，但我并没有像在博茨夫人面前那样显得拘谨；我从从容容地宣读了我的论文，并回答了所有的提问。我的论文很成功，并得到了好评；这既使我吃惊，也使我感到飘飘然。真没有想到科学院的院士们也承认一个不是科学院的人通晓音乐。负责审查我的论文的院士是麦朗、埃洛和弗什三位先生。他们固然都是饱学之士，但没一个是真正懂音乐的，至少懂的程度还不足以审查我的计划。

在我和这几位先生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而且非常吃惊和深信不疑地发现，虽说学者们的偏见有时候比其他人少，但他们一旦有了偏见，他们就比任何人都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偏见。尽管他们的反对意见大部分都软弱无力和不正确，尽管我回答问题时显得胆怯、措辞欠妥当，但我提出的理由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我却没有一次使他们真正听懂了我的话，没有一次使他们感到满意。他们那种自以为是的草率态度简直使我惊讶到了极点。他们夸夸其谈，还没有听明白我的话，就对我进行反驳。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搬出一个名叫苏艾迪的修士来，说什么这位修士早就提出了用数字记谱的办法，因此便硬说我的这套办法不是新发明。这简直是胡下结论、乱弹琴嘛，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苏艾迪修士，何况他那套七音记谱法中没有八度音，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能和我这套又简单又方便的记谱法相比。我的记谱法可以用数字记录音乐中的一切标识，如谱号、休止符、八度音、节拍、速度和音值，等等。所有这些，在苏艾迪的记谱法里都是没有的，当然，如果只就七个音符的基本表达法而论，说他是第一个发明人，那也是很合适的。但是，那几位先生不但对那位修士的初浅的发明的评价过高，更有甚者，在谈到记谱法的基本内容时，他们发表的意见简直是离题万里、一派胡言。我的记谱法的最大的优点是省掉了变调和更改音符的麻烦，因而可以使同一首曲子不论用什么调演唱，只要在曲子的开头换一个字母，整个曲子就可以按照你的意思记录下来和改变调式。那几位先生听信了巴黎的那些蹩脚音乐家的胡言乱语，说什么变调演奏法毫无价值，因而使劲反对我的方法中的这一最大优点，硬说我的方法用在声乐上是好的，而用在器乐上则不行，尽管他们本想说我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声乐，而且更适合于器乐。根据那几位先生的报告，科学院发给我一张奖状；奖状上的话虽对我颇为夸赞，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我的方法既不新颖又无用处。我后来写了一本《论现代音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公之于众，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张奖状作为插图印在书中。

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为了正确评判一件事物，一个人即使对各门学科都有渊博的知识，但如果对该事物没有专门的研究，那么，他的判断是远不如一个知识有限但对该事物有深入了解的人的判断中肯的。对我这套记谱法，唯一说得有道理的反对意见，是拉摩提出的。我刚一向他解释，他便看出了它的弱点。“你的那些符号，”他对我说道，“在简单而又明了地确定音值方面，是很好的，而且能非常清楚地表明音程，将复杂的东西用简单的符号表示出来。这些都是一般的记谱法做不到的。但你的方法的不好之处是，它要求脑子必须非常灵活，然而脑子总是跟不上演奏速度的。而我们的音符的位置明摆在眼前，用不着动脑筋去想。如果把两个音符，一个特别高，另一个特别低，用一串中间音符连起来，那么，我一眼就可看出由此到彼依次进行的速度，而用你的记谱法，要我一下子就弄清楚这一串中间音符的音值，就必须把那些数字一个一个地读出来，这是目力做不到的。”我觉得拉摩的反对意见是无可辩驳的，因此就马上表示赞同。这个反对意见虽既简单而又明了，但是，我认为是只有对音乐这门艺术造诣很深的人才能提出来。当时，没有任何一个院士看出这一点，这是不足为奇的，而奇怪的是，这些大学问家尽管一肚子学问，但他们却不知道每个人只有对自己那一行才能发表正确的见解。

由于我经常去拜访那几位审查我的论文的院士和其他人，我便结识了许多当时享誉巴黎文坛的杰出人物，所以，当我后来一跃而跻身学界，虽是新秀，但论交情，我与他们已经是老熟人了。至于目前，我还是集中精力搞我的记谱法，我决心要用它在音乐界掀起一场革命，从而一举成名；在艺术领域有了成就，在巴黎就一定能发财。我关起房门，花了两三个月的工夫，以无比的热情把我向科学院提交的论文改写成一本以公众为对象的作品。现在的困难是要铸造许多新的符号，这要花一大笔钱，而书商们是不愿意随便把他们的钱花在新手头上的，而我要用这部作品捞回我为了写作它而花去买面包的钱，这也是完全应该的，所以，要找到一个肯出版我这部作品的书商，是很不容易的。

博纳丰帮我找到了老基约，老基约与我订了一个合同，赚了钱平分，而申请出版许可证的费用，则由我一个人负担。但结果是，老基约没赚到钱，我为申请出版许可证而花的钱也没捞回来。第一版书出版后，我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拿到手。尽管德封登神甫为我努力宣传，有些报纸对这本书也有好评，但销路一直不佳。

我的记谱法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人们担心这种方法不会得到广泛应用，这样一来，学这种方法所花的时间就白浪费了。对于人们的这种担心，我回答说：我的方法能使音符表示的意思非常清楚，先学好我的方法，然后才去按照一般的方法学音乐，就可以省许多时间。为了用实际的例子来证明，我免费教了一个名叫德鲁琳的美国姑娘学音乐。这位姑娘是罗甘先生给我介绍的。她只学了三个月，就能够看懂按照我的音符记录的任何乐曲，一打开谱子就能唱出一首不太难的歌，而且比我唱得还好。这次试验的成功，是很惊人的，但却没有人知道。要是别人，那是一定要在报纸上大肆宣扬的。我做有益的事情的才能，略有几分，但自吹自擂的本事，却一点儿也没有。

就这样，像上次想用埃农喷水器发财结果大失败一样，我这次想用我的记谱法发财，也失败了，而这第二次失败时，我已年满三十。在巴黎街头，没有钱就无法生活。我在这极端窘迫的情况下采取的办法，只有不曾读过本书上册的人才会感到吃惊。前一阵子，我花了那么多力气，结果是纯属徒劳，现在，我需要歇一口气了。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优哉游哉地过日子，把一切交给上天去安排。为了让老天爷有时间去从容办理，我一点儿也不着急，就靠着身上仅有的几个路易度日。该玩的，还是要玩，只是稍微节省了一些：我两天才上一次咖啡馆，一个星期只去看两次戏；至于寻花问柳的事，我没有什么要改变的，因为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在这方面花过一文钱；只有一次例外，这次例外，我以后即将谈到。

我手里的钱尽管维持不到三个月，但我依然成天懒洋洋地孤单一个人过日子，而且过得很安闲、舒适和充满信心。这是我的生活中的一大奇特之处，也是我的性格中的一个怪异之处。现在我非常需要人家想到我，然而恰恰是这种需要使我失去了到处去求人的勇气。越是需要去登门拜访，我却偏不上人家的门，以致连科学院的院士以及我已经拉上关系的文人，我也懒得去看他们了；只有马利伏、马布里神甫和封特奈尔，我有时候还到他们家去。我还把我写的喜剧《纳尔西斯》拿给马利伏看过，他很喜欢，并在几个地方做了修改。狄德罗比他们年轻，同我的岁数差不多；他喜欢音乐，并懂音乐理论，我们常在一起谈论音乐问题。他还向我谈到了他的写作计划，这样，我们不久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十五年，要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使我像他那样投入了作家这一行，我们的友谊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人们很可能想象不到我在迫不得已去向人乞讨面包之前是怎样利用那段短暂而又很宝贵的时间的。我利用这段时间练习背诵诗人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我曾经学了一百次，也忘了一百次。每天上午10点左右我就到卢森堡公园去散步，随身带一本维吉尔或卢梭(3)的诗集，在那里一直待到吃午饭的时候。我有时背一首颂歌，有时背一首田园诗；虽然背熟了今天的就忘了昨天的，但我一点儿也不灰心。我还记得尼西阿斯(4)在叙拉古打了败仗之后，被俘的雅典人就靠向人咏诵荷马的史诗谋生。我从这种博闻强记的榜样中得出的教益是：努力锻炼好我的记忆力，把所有诗人的作品都牢记在心，以备将来穷得没有饭吃时，以向人咏诵诗歌挣碗饭吃。

我还有另外一种消磨时间的办法，就是去下棋。这个办法的效果也不错。每天下午只要不去看戏，我便到摩日咖啡馆去与人对弈。在这家咖啡馆里，我结识了勒加尔先生、于松先生和菲里多尔。尽管和这几位当时的棋界高手下过多次棋，我的棋艺也没有太大的长进。不过，我毫不怀疑我最终一定会超过他们。我认为到那时我就可以靠下棋吃饭了。总之，不论我迷上了哪一行，我都按同样的思想方法对待那一行。我对我自己说：“无论干哪一行，只要我能拔尖，就准定会有人来找我，因此，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成为尖子。一成了尖子，我就会时来运转、诸事亨通、无往而不利的。”我有这种幼稚的想法，不是由于我的头脑出了毛病，而是由于我的懒惰使我这样一厢情愿地想当然。而一想到要奋发图强，就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这就使我非常害怕。因此，我就尽量为我的懒惰找借口，想出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为我可耻的懒惰习性辩解。

我就这样静静地等我的钱花光为止。要不是卡斯特尔神甫（我有时候在咖啡馆碰见他，便和他聊天）及时把我从糊里糊涂过日子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我深信，我终有一天会弄得囊空如洗没饭吃的。卡斯特尔神甫有点儿疯疯癫癫，但真是个好人。他看见我这样虚度时光，便感到很惊异。他对我说：“既然那些音乐家和学者不赏识你，你就要另辟蹊径，去走女人的路子好了。也许你走这条路子会成功的。我曾经对贝桑瓦尔夫人谈起过你，你代表我去看她。这个女人对人很和蔼，看见你是她的儿子和丈夫的同乡，一定会很高兴的。你在她家一定会见到她的女儿布洛格里夫人；这个女人很聪明。另外，我还向杜宾夫人谈到过你，把你的作品带去给她看。她很想见你，一定会欢迎你去的。在巴黎不依靠女人，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女人好比曲线，而聪明人就是渐近线。他们不断地接近她们，但永远也挨不到她们。”

去拜访女人，这等于是叫我去受苦刑嘛，这太可怕了。因此，我把此事往后推迟了一天又一天，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去拜访贝桑瓦尔夫人。她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正巧这时，布洛格里夫人走进她的房间，她便对布洛格里夫人说：“女儿，这位就是卡斯特尔神甫对我们说的卢梭先生。”布洛格里夫人说我的记谱法很好，并把我领到她的羽管键琴旁边，看她演奏，以表示她的确研究过我的方法。我一看她家的挂钟快一点了，便想告辞。这时，贝桑瓦尔夫人对我说：“你住的地方远，就别走了，就在这里吃午饭吧。”我不客气地留下了。一刻钟以后，我从她们的谈话中听出：她是让我到下人的房里去吃饭。贝桑瓦尔夫人为人虽好，但见识有限，处处显示出波兰贵族的傲慢气，根本不懂得对有才学的人应当十分尊重。这一次，她是根据我的举止而不是根据我的一身衣着来评判我这个人。我的衣着虽很简朴，但非常整洁，绝不是一个应该安排到下人的房里去吃饭的人。我久已不到下人的房里去了；今天她叫我去，我是绝对不去的，不过，我并未露出我心里的不快，只对贝桑瓦尔夫人说我突然想起有点儿事情不能不回去办理。说完就起身要走。这时，布洛格里夫人走到她母亲身边，附耳说了几句话便改变了她母亲的态度。贝桑瓦尔夫人站起身来拦着我说：“你若留下来同我们一起用餐，我们将感到十分荣幸。”这时，如果我再赌气，那就太蠢了。于是，我留了下来。布洛格里夫人的好意感动了我，使我对她产生了敬意，和她一起吃这顿饭，我感到很愉快。我希望她将来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以后，将对她此次使我获得这份荣幸不感到后悔。此次同桌用餐的，还有这家人的老朋友德·拉穆瓦尼翁院长。他和布洛格里夫人讲的是巴黎社交界的行话，用词典雅、含含糊糊，令人摸不着头脑。可怜的让-雅克在这方面可就拿不出半点可炫耀的货色了。我很识相，不敢信口开河、不懂装懂，因此一句话也没有说。如果我一直是这样老实，那就好了，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跌入深渊了。

对于我所表现的这副笨相，对于我不能在布洛格里夫人面前表现才华，以证明我无负于她对我的关照，我心里非常难过。饭后，我又想起了我的那一套老办法。我的衣兜里有一首我在里昂写的献给帕里索的颂诗。这首诗表达了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我在朗诵时把这份情意表达得淋漓尽致，使三个人都流下了眼泪。我从布洛格里夫人的眼神中看出（也许我看得对，也可能看得不对），她好像是在对她的母亲说：“怎么样，妈妈，我说这个人应当与你同桌用餐，而不应当让他去同仆人一起吃饭，我的话没有说错吧？！”直到此时，我心里都是憋着一肚子气的；在这样报复了他们一番之后，我心里才舒服了。布洛格里夫人把她对我的好评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她认为我将来一定会名扬巴黎，成为一个大有前途的人。她发现我缺乏经验；为了指导我，便送给我一本《某某伯爵的回忆录》(5)，“这本书”，她对我说道，“可以说是一位良师益友，对你以后到社会上去如何为人处世很有用，你可以时不时地看一看。”鉴于这位夫人对我的好意，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把这本书保存了二十年之久；但对于她似乎认为我有了不起的才华，又时时感到好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便想和它的作者交个朋友。我的这个出自本能的愿望真不错，这位作者后来真的成了我在文人当中唯一一位真正的朋友。(6)

鉴于贝桑瓦尔男爵夫人和布洛格里侯爵夫人那么关心我，所以我相信她们是不会让我老是这样穷困潦倒的。我的这个看法没有错。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我登上杜宾夫人家门的经过。这次登门拜访，后来引发了许多长长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杜宾夫人是萨穆尔·贝尔纳和封丹夫人的女儿。杜宾夫人姊妹共三人，这三姊妹堪称三朵金花：拉都什夫人跟金斯顿公爵私奔到了英国；达尔蒂夫人是孔迪亲王的情妇，而且，不只是情妇，还是他唯一真诚的朋友，这个可爱的女人的脾气很好，既温柔又忠厚和聪明，成天乐呵呵的，总是一脸的笑容。最后是杜宾夫人，在三人当中只有她最漂亮，也只有她没有招得人们对她的行为指指点点说闲话。她是杜宾先生殷勤待客所得到的奖品：她的母亲为了感谢他在他的家乡对她的盛情款待，便把女儿嫁给了他，并设法让他当上了包税人，还给了他一大笔财产。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她接待我时，正在梳妆，裸着胳臂，头发散披在肩上，披肩也没有整整齐齐地系好。这样打扮，我从来没有见过。太美了，我可怜的脑袋瓜儿真受不了啦；我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总而言之一句话：我爱上杜宾夫人了。

我慌乱的样子似乎没有使她对我产生不好的印象，因为她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来。她看过我的书，现在又见到书的作者，她表现得很高兴。她谈到了我的音乐改革计划。她的见解，我一听就知道她是懂音乐的。她边唱边用羽管键琴伴奏。她留我吃饭，并安排我就坐在她旁边。我受宠若惊，高兴得头脑都迷糊了。她许诺我以后可以再去看她。我后来真的去看她，甚至滥用了她的许诺。我几乎天天都去，每个星期在她家吃两三次饭。我很想向她诉说衷肠，但又不敢开口。有好几个原因使我本来就胆小的天性更加胆小了。能出入豪门大宅，这就打开了走向好运的大门。从我现在的景况来说，我是绝不愿意有个一差二错让人家关闭这个大门的。杜宾夫人虽然很随和，但也很严肃、很庄重。我在她的言谈举止中找不到一丁点儿挑逗我胆大妄为的样子。她的家，无论和哪一个人的家相比，都说得上是最豪华的，经常是高朋满座，人数虽然不多，但已经把各界的精英都汇集齐了：其中有才华出众的人和大名鼎鼎的人，也有文学界人士和巴黎的美人。来她家的客人都是王公贵族和各国使节。洛昂王妃、弗尔卡基埃伯爵夫人、米尔布瓦夫人、布里尼约勒夫人和赫尔维夫人可以说都是她的好朋友；封特奈尔先生、圣皮埃尔神甫、萨里耶神甫、弗尔蒙先生、贝尼先生、布封先生和伏尔泰先生都是她家的常客和座上宾。虽说她那矜持的态度不吸引年轻人，但和她家来往的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个个都是挺有身份的。在这些人中间，可怜的让-雅克自惭形秽，拿不出一星半点值得夸耀的东西，因此我不敢对她说什么。但是，我也不甘沉默，我大着胆子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把我的信压了两天，一直没有对我提起。第三天，她把信退回给我，并以冷峻得令我直打寒战的态度对我说了几句规劝的话。我想回答几句，但话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我一时冲动的爱恋之情连同我的希望全都破灭了。我向她泛泛地解释了一下之后，便继续像此前那样和她见面。我不仅从此绝口不谈什么爱呀情呀之类的事，而且甚至自我约束到非礼莫乱看的程度。

我以为我的蠢事被人忘掉了。其实没有。弗兰克耶先生是杜宾先生前妻的儿子；杜宾夫人是他的继母。他同我的年龄差不多，人很聪明，长相很漂亮，而且有野心。有人说他曾打过他后母的主意，唯一的根据是她给他娶了一个很丑的媳妇。不过，这个媳妇的脾气很温柔，与她的后母和丈夫都相处得很好。弗兰克耶先生多才多艺，又喜欢读书。他颇懂音乐，音乐就成了我们之间交往的纽带。我常去看他，也很喜欢他。有一天，他突然暗示我：杜宾夫人嫌我去看她的次数太频繁，让我以后不要再去看她了。这个意思，如果在她退还我的信的时候表示，那是合适的，而在事情已经过去十来天之后突然提出，又没有说有什么其他的理由，我觉得，这就不对了。更为奇怪的是，弗兰克耶先生和弗兰克耶夫人并未因此就不欢迎我。当然，我此后到杜宾夫人家去的次数也的确少了。真的，如果不是由于杜宾夫人有一个谁也没有料到的奇怪想法忽然产生，我也许从此就不再到她家去了。她请我照管她的儿子八天到十天，因为他的老师要换人，在这期间，她的儿子孤孤单单，没有人陪伴。我在这八九天里简直是如受苦刑，只是想到这是杜宾夫人交代的差事，心里才感到一点儿快慰，才咬着牙干了下去。这个可怜的舍农索那时候就满脑子的坏主意，后来差一点儿就因为他的坏主意而使他家蒙羞；不过，虽未使他家蒙羞，但却使他自己在波旁岛丧了命。在我照管他期间，我的任务是防止他捣乱，害人又害己；就这点儿工作。尽管工作非常少，但已把我弄得筋疲力尽。如果再要我照管他八九天，即使杜宾夫人以身相许，我也不干。

弗兰克耶先生和我结下了友谊，我经常同他一起学习：到卢埃勒先生家去上化学课。为了住得离他近一点儿，我从圣冈丹旅馆迁到维尔德勒路的网球场附近；网球场的对面就是弗兰克耶先生居住的普拉特里埃街。在网球场附近住的时候，我因粗心大意而得了感冒，后来转成了肺炎，差一点儿要了我的命。我青年时期常常患这类炎症，如胸膜炎，尤其是咽喉炎，我最容易得；至于其他炎症，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些病把我折腾得九死一生，使我和死神已经打过好几次照面，彼此都已熟识了。在养病期间，我有充足的时间对我的境况进行思考。我怨我太腼腆、太优柔和太疏懒。由于有了这些弱点，所以，尽管我有火热的心，但依然成天没精打采、死气沉沉，始终处于贫困的境地。在我生病的前夕，我去看了当时正在上演的罗瓦耶写的一部歌剧（歌剧的名称我忘记了），虽说我对他人的才能历来都称赞，而对自己的才能信心不足，但看了罗瓦耶这部歌剧以后，我总觉得他的音乐太软弱，没有激情，缺乏创意。我有时候甚至自言自语地说：“我觉得我可以比他写得好。”但是，一想到创作歌剧实在太难了，再加上听这一行的人把这门艺术说得深不可测，我立刻就泄了气，连想都不敢想了。更困难的是，到哪里去找一个愿意按照我的心意填写歌词的人呢？在我生病期间，这种谱写音乐和写作歌剧的念头又浮现在我的脑际，甚至在我发烧迷迷糊糊的时候，我还写了好几首小曲、二重唱和合唱曲。我有两三首即兴曲，如果音乐大师们愿意听我演唱的话，他们一定会赞不绝口的。啊！如果人们把一个发高烧的病人的梦呓记录下来，人们将发现他有时候迷迷糊糊说的话，竟然是伟大的作品呢！

作曲和写歌剧这两件事情，在我养病期间一直在我心里萦回，只不过不像以前那样激动。由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不由自主地翻来覆去在心里估量，看能不能够由我单独一个人写一部歌剧，连词带曲都由我一个人来写。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尝试了，我以前在尚贝里就写过一部悲歌剧，剧名叫做《伊菲克思和阿纳克萨雷特》。由于我自知写得不好，就把它扔进火里烧了；后来在里昂又写过一部《新大陆的发现》，还念给波尔德先生、马布里神甫和特鲁布勒神甫及其他几个人听过。尽管我已经为序幕和第一幕配了曲子，而且达维说曲子中的有些片段可以同彪龙奇尼(7)的作品相比，我还是把它扔进火里烧了。

这一次，在动笔以前，我花了好些时间把全剧的布局通盘筹划了一下。我要在一部壮观的芭蕾舞剧里，用各自独立的三幕表现三个不同的题材；每个题材所配的音乐都不相同。因为三个题材分别写三个诗人的爱情故事，所以我把这部歌剧的标题定为《风流的缪斯(8)》。第一幕的音乐的调子非常刚劲，表现塔索(9)；第二幕的音乐的调子十分柔和，表现奥维德(10)；第三幕的标题是《阿纳克列翁(11)》，曲调中弥漫着赞美酒神的欢乐气氛。我拿第一幕试手，怀着巨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幕的写作，第一次使我品尝到写芭蕾舞剧的极大乐趣。有一天晚上，在我快要走进歌剧院的时候，突然感到我的思路大开，心里涌出一股写作狂热，于是，我把准备用来买票的钱放回衣兜里，一口气跑回家去关好房门，把所有的窗帘都拉得紧紧的，不让有一丝光线进入我的房间，然后躺在床上，完全沉醉在诗兴和乐兴之中，花了七八个小时就把第一幕的大部分内容想好了，我可以说我是沉浸在对菲娜尔公主的爱（因为我当时就把我当作塔索）和我在她那位行事不公的兄长面前表现的高尚和坚定的感情中度过了美妙的一夜的，比我真正躺在公主怀里感到的乐趣还美妙一百倍。到了早晨，我所构思的曲子只有一小部分我还记得，但是，就这么一小部分（它差一点儿被我的困倦和睡意驱散）也能使人看出那几段曲子的气势的雄伟了。

不过这一次，我没有把这部芭蕾舞剧继续写下去，因为其他事情把我的精力和时间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当我经常出入杜宾夫人府第的时候，我有时也去看望贝桑瓦尔夫人和布洛格里夫人；她们也经常想到我。禁卫军首脑德·蒙台居伯爵新近被任命为驻威尼斯的大使。这是一位靠经常巴结巴尔雅克而被任命的大使。他的哥哥蒙台居骑士（当时是世子的近侍）认识贝桑瓦尔夫人和布洛格里夫人与法兰西学院院士阿拉利神甫；我有时候也和这位神甫见面。布洛格里夫人知道德·蒙台居大使要物色一位秘书，便把我推荐给他。我们就此事进行了几次商谈。我要求的薪金是五十路易，因为担任这个职务就必须衣着华丽、讲究气派，所以我要求的数目不算多，但他只肯给我一百个皮斯托尔，而且到威尼斯上任的路费由我自己出。他这个条件太可笑了。我们无法达成协议。而这时弗兰克耶先生又尽力挽留我，并终于把我留下了。德·蒙台居先生带着另外一个秘书走了。此人名叫福洛，是外交部派给他的。刚一到威尼斯，两人就发生了争吵。福洛发现，与他共事的这个人是个疯子，便撂挑子不干了。德·蒙台居先生身边只有一个名叫比尼士的年轻神甫；此人只能在秘书领导下做点抄抄写写的工作而不能胜任秘书之职。于是，德·蒙台居先生又想到了我。他的骑士哥哥很聪明，多次劝说我，并暗示干秘书这个工作还有其他的好处。我终于被他说服，接受了这个工作。讲定薪金是一千法郎，给我二十路易作路费，于是我就动身了。

到了里昂，我本想取道蒙塞里斯顺便去看望我可怜的妈妈。可是，由于当时正在打仗，我又想节约一点儿路费，再加上还要到米尔普瓦先生（他当时在普罗旺斯指挥军队）那里去领取护照，所以我就坐船从罗讷河顺流而下到土伦去搭海船。德·蒙台居先生少不了我，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催我赶紧去。可是，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反倒把我的行程延误了。

这时候，在墨西拿正流行瘟疫，停在那里的英国军舰来检查了我们坐的这只帆船，硬要我们在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航程之后，到热那亚去接受二十一天的检疫隔离。他们让我们自己选择检疫期间居住的地方，或者留在船上，或者到检疫所去。不过，他们也预先告诉我们：因为来不及布置，所以检疫所除四面墙壁以外，便空无一物。大家都选择留在船上，而我则鉴于天气热得实在令人难以忍受，船上的空间又狭窄，无法走动，蚤虱又多，所以便甘冒一切风险，住到检疫所去。我被引进一座三层楼的大房子里，房子里真是空无一物：没有窗玻璃，没有床，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想坐，连一张小凳也没有，想睡，连一把稻草也没有。他们把我的大衣、旅行袋和两口箱子送来之后，就用大锁把门锁上。我在房子里随意走动，从这间屋子走到那间屋子，从这一层楼走到那一层楼，到处都是静悄悄的，到处都是空空如也。

尽管如此，我也不后悔我选择了检疫所而不愿意留在船上。我像一个新鲁滨逊那样开始安排我这二十一天的生活，就好像我要在那里待一辈子似的。我首先用捉虱子来消磨时光，这些虱子都是我从船上带来的，接着便把内衣和外衣全都换了。身上一个虱子也没有了之后，我便开始布置我的房间。我用几件外衣拼成一个床垫，用几条毛巾缝成一条床单，用睡衣做被子，把大衣卷起来做枕头，把一口箱子平放在地板上做坐凳，另一口箱子立起来当桌子；我把纸和写字用具取出来，把我带来的书排列整齐，摆放成一个书架的样子。总之，除了没有窗玻璃和窗帘以外，我觉得住在空无一物的检疫所里，同我住在维尔德勒路网球场附近的屋子里一样的舒服。我的一日三餐供应得很好，而且送饭菜来时还有隆重的仪式：两个士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枪护送我的饭菜。楼梯就是我的餐厅，楼梯的最上边的梯级就是我的餐桌，它下边的一个梯级就是我的椅子。饭菜一摆好，送饭人临走时把铃子一摇，就请我入席。饭后，在我不看书或不写作或不整理我的东西时，我便到新教徒公墓去散步。这个公墓成了我的庭院，我登上一个面对海港的灯台观赏进出海港的船只。我就这样在检疫所里度过了十四天，如果不是法国公使容维尔先生的从中帮助，缩短了我在检疫所居住的时间八天，我会在那里一直待满二十一天也不会感到厌烦的。他之所以来帮助我，是因为我用一张洒了醋和香水而且熏得半焦彻底消了毒的信纸给他写了一封信；这缩短的八天时间，我是在他家度过的。在他家，我承认，比在检疫所舒服多了。他盛情款待我；他的秘书杜邦先生是一个好年轻人，领我把热那亚城里城外全转了一遍，拜访了好几户人家，玩得相当愉快。我和杜邦先生结下了友谊，而且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通信。我取道横贯伦巴第的那条路继续我的行程；我经过米兰、维罗纳、布雷西亚和帕多瓦，最后到达威尼斯，这时，大使先生已经等得很着急了。

我的办公桌上公文已经堆成了山，有来自朝廷的，也有来自其他大使馆的。这些公文都是用密码写的，他都看不懂，尽管译这些密码的密码本他都有。由于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办公室工作过，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大臣的密码，所以开头办起来还感到有些麻烦，但后来我发现，这件事情太简单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把全部密码文件译出来了。这件事情根本就不费力，因为驻威尼斯的大使是相当清闲的，即使有交涉要办，也不会交给德·蒙台居这样的人去办的。在我到威尼斯以前，他成天被弄得焦头烂额，因为他既不会口授文件，自己又不会写，所以我来了之后，对他很有用；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因此对我很好。他之所以对我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自从他的前任弗鲁勒先生因精神失常离职后，就由法国领事勒布隆先生代行大使职务；德·蒙台居来了以后，勒布隆先生依然代行此职，直到德·蒙台居先生熟悉馆务以后才停止。德·蒙台居先生尽管自己不会办事，但又嫉恨别人代他办事，所以对这位领事很不满意。我到馆以后，他便把勒布隆先生担任的使馆秘书的职务交给我担任。由于职务与头衔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也给了我秘书的头衔。我在他身边工作的时候，他一直让我用这个头衔去和参议院与参议院的外交部门打交道。事实上，他宁肯要一个自己的人当使馆的秘书，而不要一个领事或朝廷派来的办事员当秘书，这也是很自然的。

这使我所处的地位相当有利，可以防止他所用的那几个意大利籍雇员、仆人和大部分职员在使馆里和我争权夺利。我相当成功地利用我的秘书权力维护了使馆的特权，例如：有好几次有人想侵占使馆的地界，都被我阻止了。对于这类事情，他那几个威尼斯籍雇员向来是不管的；另外，我还不允许使馆包庇匪徒，尽管包庇匪徒我可以从中得到好处，而大使阁下也可以从我得到的好处中分得一部分利益。

大使阁下甚至公然敢伸手来分那笔向来属于秘书的外快（人们美其名曰“手续费”）。当时正在打仗，免不了要签发许多护照，每份护照都要由秘书办理和副署，并由秘书收取一个西昆(12)，所有我的前任都不加区别地收一西昆，不论来办护照的是法国人还是外国人。我觉得这个惯例不公平。虽说我不是法国人，我却为法国人免掉了这一西昆费用，但是，只要不是法国人，我就一定要他交这笔钱，例如西班牙王后宠幸的弟弟斯科提侯爵没有交这一西昆就派人来要我给他护照，我就派人去向他索取。我办事竟这么大胆，那个好报复的意大利人是不会忘记的。自从人们知道我在护照收费方面进行的改革以后，来办护照的人全都自称是法国人。他们一个个南腔北调，语音难听极了；有的自称是普罗旺斯人，有的自称是庇卡底人，有的自称是勃艮第人。我的耳朵相当灵，是不会受骗的；我不相信哪个意大利人能用这个办法少交这一西昆，也不相信有哪个法国人误交这一西昆。我进行的这项改革，德·蒙台居先生本来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然而我竟做了傻事，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他一听“西昆”二字，就竖起了耳朵。对于免法国人交这笔费用，他没有提什么意见，但对于其他人交的这笔钱，他提出要同我平分。对于他这个意见，我一听就火了。不过，我冒火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是因为他这种想法太卑鄙了，因此我断然拒绝。他还要坚持，于是我便大着嗓门对他说：“不，先生，阁下有阁下的利益，而属于我的利益，我是一分钱也不会给你的。”眼见在这笔钱上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他便另外想办法，不知羞耻地对我说什么他给了我办公费，办公室的开支就理应由我负担。我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和他斤斤计较，便决定从此以后办公室用的墨水、纸张、火漆、蜡烛和丝绳，甚至叫人刻个图章，都由我掏腰包，他连一个铜子儿也没有补偿我。虽然我不给德·蒙台居先生，但我还是把办护照的收入分了一小部分给比尼士神甫。他的确是一个好年轻人；对于这一类钱财，他从来没有想要过。他对我好，我也对他很真诚；我们两人一直相处得很愉快。

在工作中经过一番摸索以后，我觉得它并不像我担心的那么难。开头，我担心我没有经验，而这位大使也同样没有经验。他不但无知，而且性情还非常执拗；凡是我从良知上判断对他和对国王都是有益的事，他都故意刁难和反对。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只有一件事情做得对，那就是：他和西班牙大使马利侯爵相交甚好。马利侯爵很精明能干；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牵着德·蒙台居的鼻子走。他以两个王室的共同利益为重，给德·蒙台居先生提了许多好的建议，但是，由于德·蒙台居先生在执行中添加了他自己的主意，结果把马利先生的建议办得很糟糕。他们两人唯一要齐心协力做好的事情是：使威尼斯人保持中立。威尼斯人尽管口头上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实际上却公开把军火卖给奥地利军队，甚至替奥军输送兵员，谎称是抓获的逃兵。我看得很清楚，德·蒙台居先生是想讨好威尼斯共和国，他不顾我的一再劝阻，硬要我在他的每一件公文中都强调威尼斯共和国不会违反中立。这个可怜的家伙既非常固执，又很愚昧，经常要我写许多荒唐的文件和办许多荒唐的事。既然他要那样办，我只好遵命照办。然而，这却使我的工作有时候变得令人难以忍受，甚至几乎难以进行。举个例子：他硬要我给国王和外交大臣的报告大部分都用密码写，尽管给这两者的报告都无此必要。我告诉他，朝廷的公文是星期五到，而我们的回文必须星期六发出，所以没有足够的时间把报告都用密码写，何况还有许多信件要赶在同一个邮班发出。他真有妙招：他叫我在星期四就预先对星期五到的文件拟好回文。他觉得这个办法很巧妙，虽然我一再告诉他不能这样做，而且做起来也文不对题，但最后还是不能不按照他的意见去做。在整个我在他手下工作的那段期间，我都是把他一周之内东一句、西一句告诉我的话记下来之后，加上我在这里或那里听到的一些微不足道的新闻，拼凑成报告的材料，在星期四上午把星期六发出的回文的草稿送给他过目，除了添加几个字或做几处修改以外，就这样马马虎虎把给星期五才到的公文的回文办好了。他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怪毛病，使他的函件可笑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把收到的每一条信息都发回原地，而不转送其他地方。他把来自朝廷的公文批转给阿默罗先生(13)，向莫尔巴先生报告来自巴黎的消息(14)，向达弗兰古尔先生报告来自瑞典的消息(15)，把来自彼得堡的函件批转给拉·什塔尔先生(16)；有时候甚至把收到的信件批转给发信人本人，只是由我在用词上稍加改动而已。在我送请他签署的文件中，他只浮皮潦草地看一下给朝廷的报告，而给其他大使的公文，他连看都不看便签字了。这就使我可以把给其他大使的公文按照我的意思稍加改动，至少可以把其中的信息互相交流。但是，我无法对重要的公文做合理的修改，因为他经常心血来潮在公文中添加他临时想到的莫名其妙的话，这就使我不得不把已经写好的公文拿回去加上他胡诌的荒唐话，用密码把全文重抄一遍，否则他就不签字。为了他的荣誉，我曾经无数次想把他说的话用另外一种措辞以密码发出去，但又觉得这样不忠于他的原话的确不妥，因此，最后还是照着他原来胡说八道的话原样发出；责任由他自己去负，而我也只是坦率地向他提出来，好好地尽我的职责罢了。

我始终这样实心实意热情地工作，的确值得从他那里得到一种与他最后给予我的回报完全不同的回报。上天曾赋予我美好的天性，又受过几位善良的女人的养育，再加上我本人的努力进修，现在正是我一展身手、表现这几方面优点的时候；目前，我正是这样做的。当时，我孤身一人，没有朋友，没有人指导，又缺乏经验，远在异乡，服务于异国(17)，周围是一群宵小无赖之徒，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不让我良好的模范行为显现他们的丑行，便极力怂恿我与他们同流合污，而我没有这样做。我一心一意为法国服务（尽管我并未从这个国家得到任何特别的好处），全力为大使效劳，凡是该做的事情，我都不遗余力地去做，在一个相当突出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得那样无可指摘，我理应得到而且也确实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与所有和我们有联系的大使们的赞赏，受到了所有在威尼斯的法国人的爱戴，就连那个被我取代的领事也不例外。我知道，有好些工作本来是属于他的职权范围，我越俎代庖，实在歉然，尽管那些工作给我带来的麻烦多于愉快。

德·蒙台居先生毫无主见，完全依赖马利侯爵，但马利侯爵是不可能过问他工作中的一切细节的，因此德·蒙台居先生就对使馆的工作索性撒手不管，若不是有我出面应付，在威尼斯的法国人就感觉不到这里有一位他们国家的大使。当他们来求他保护的时候，他不等人家把话说完，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们对他大失所望，因此后来便没有任何一个法国人来找他或者与他同席用餐。他是从来不请法国人吃饭的；我经常主动办理本应由他办理的事。凡是来求他或者求我的法国人，我都尽我所能为他们服务。在其他国家里，我也许还能做更多的事；而在这里，由于我的职位不高而不能去见任何一个有权势的人，所以不得不经常去求助于领事，而这位领事因其家眷在威尼斯，故而办事总是有点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做他想做的事。有时候我见他细声细气不敢发表意见，我就自告奋勇去办一些十分棘手的事情，而且有几次办得很成功。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可笑。谁也不会想到巴黎的戏迷之能看到科娜琳和她的姐姐卡米叶的表演，还是我的功劳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她们的父亲维洛勒茨和她的两个女儿已经跟一个意大利戏班子签订了合同，然而在收到了两千法郎的路费之后，不但不动身到法国，反而一声不吭地来到威尼斯，在圣吕克戏院(18)演出。科娜琳当时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但一炮打响，捧她的人非常之多。热弗雷公爵以王室首席侍从的身份写信给德·蒙台居大使，让他去找这个女孩子和她的父亲。德·蒙台居先生把信递给我看，唯一的指示只有五个字：“你看这封信。”我去找勒布隆先生，请他去和圣吕克戏院的老板（是一位贵族，我记得他的名字叫什么朱斯提涅阿尼）交涉，叫他把维洛勒茨打发走，因为他已签了合约，要为国王演出。勒布隆对我交给他去办的这件事情一点儿也不重视，因而交涉的结果很糟糕。朱斯提涅阿尼一再借故搪塞，而维洛勒茨也没有被打发走。我很生气。那时正值狂欢节，我披上斗篷，戴上面具，坐上一只平底小船，命船夫划船直奔朱斯提涅阿尼的住宅。所有看见我这条挂着大使旗号的船的人都大吃一惊，因为这种情形在威尼斯还从未有人见过。我一进门就叫人去通报说：“一位戴面具的女士求见。”我被领进客厅之后，便摘去面具，说出我的真实姓名。那位参议员立时脸色刷白，呆若木鸡。“先生，”我用威尼斯腔调对他说道，“我来打扰阁下，实在很抱歉。事情是：你开的圣吕克戏院请了一个名叫维洛勒茨的人演戏，而此人已经签了合约，要为法兰西国王演出。我曾派人来向你要这个人，而你总是推托。现在，我是奉国王陛下之命来向你要这个人的。”我这短短的两三句话产生了效果。我一离开他的住宅，他便立即跑到大法官那里去报告刚才发生的事情，结果被大法官狠狠地训斥了一通。他当天就把维洛勒茨辞退了。我派人去告诉维洛勒茨，如果他一星期内不动身，我就要派人去把他抓起来。于是，他赶快离开了威尼斯。

还有一次，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我单独一个人替一个商船的船长解决了一大难题。这位船长的名字叫奥利维，马赛人，船的名字我忘记了。他的船员同威尼斯共和国雇用的斯洛文尼亚人发生了争吵，并动手打人，于是船被扣留，严加看管；除船长以外，未经许可，任何人均不准上船或下船。奥利维船长去向大使求助；大使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接着，他又去向领事求助，领事说这不属于商务上的事情，他不便插手。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船长就来找我。我向德·蒙台居先生提出，请他允许我就这件事情给参议院去一件公文。他是不是同意了我的意见，我是否写了这件公文，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去交涉了几次，都毫无结果。船继续被扣。于是，我就另想办法，结果成功了。我的办法是：就这件事情写一份报告附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公文里；就是这样办，我也是费了许多唇舌，才得到德·蒙台居先生的同意的。我知道我们的公文虽可免予拆检，但在威尼斯却往往被人拆开检查。对于这种拆阅我们公文的事情，我是有证据的，因为我发现报纸上的有些消息都是照抄我们的公文，一字不改的。这种非法行为，我曾多次请大使提出抗议，但他始终没有照办。我之所以把威尼斯对商船的处分不公的报告附在给莫尔巴先生的公文里，就是利用他们爱拆阅公文的好奇心，让他们看到我的报告便感到害怕，迫使他们不得不释放被扣押的商船。如果此事真要等到朝廷的复文来了之后才开始交涉，那么，朝廷的复文还没到，船主早就破产了。另外，我还亲自到那条船去询问船员，我请领事办公室的巴迪策勒神甫同我一起去，他勉勉强强地同我一起去了。这帮可怜的家伙生怕得罪参议院啦！由于有禁令，我不能上船，我只好在我的平底小船上一边大声一个一个地问船员、一边做笔录，引导他们对我的询问做出有利于他们的回答。我本想让巴迪策勒询问和做笔录，因为这项工作由他做比由我做更合适，可是他坚决不同意。他不仅一言不发，而且让他在笔录上我的名字后面副署他的名字，他也几乎不答应。我这稍嫌有些冒失的行动，很幸运地成功了；外交大臣的复文还没有到，商船早就被释放了。船长要送我一件礼物，我和颜悦色地拍一拍他的肩头说：“奥利维船长，请你想一想，我连早有定规的护照手续费都不向法国人收，怎么能借国王保护之功收你的礼物呢？”他请我无论如何都要到他船上去吃顿饭，我同意了，我带着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卡里欧一起去了。卡里欧很聪明能干，后来还担任过驻巴黎大使馆的秘书和代办。我像我们的大使们那样，和卡里欧先生相处得很好。

当我毫无半点私心、尽职尽责的时候，如果我能把一切大小公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十分周密，不至于上当受骗，帮了人家的忙而自己受到损害，那就好了！然而，在我所处的岗位上，哪怕是一点点小差错，也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所以，我总是十分细心，以免在工作中因粗心而出纰漏。凡是与我主要的工作有关的事情，我都有条有理地做得一丝不苟、分毫不差。是的，我在匆匆忙忙译密码时出现过几处错误。这一点，阿默罗先生的属员有一次抱怨过。除此以外，无论是大使或其他人都没有说过我在工作中有任何一个疏忽的地方。就一个像我这样大大咧咧的人来说，能做到这个程度，就算不错了。当然，在我经办的一些个人的私事中，有时候确实有健忘和不够细心的地方。不过，由于我办事一贯公正，所以，有亏总是我自己吃，而不让别人来抱怨我。在这方面，我只举一个例子。此事与我离开威尼斯一事有关，而它对我的影响，在我回到巴黎以后还存在。

我们的厨师名叫鲁塞罗，从法国带来了一张二百法郎的欠条。这是一个名叫扎勒托·纳尼的威尼斯贵族从他的朋友那里赊购一副假发而开的欠条。鲁塞罗把欠条交给我，求我去和纳尼好说歹说多少要几个钱回来。我知道，他也知道，威尼斯的贵族有个老习惯，就是在国外欠的钱，一回国之后就照例不还的。如果你逼他们还，他们就借故拖延，让倒霉的债权人耗费许多时间和金钱，最后只好放弃或者要回一点点儿便了事。我请勒布隆先生去和扎勒托谈。扎勒托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欠条是他打的，但现在没有钱还。谈来谈去他最后答应付三个西昆。当勒布隆把欠条带去时，他的三个西昆还没有准备好，只好再等待。在此期间，我同大使发生了争吵，准备离开大使馆。我把大使馆的文件收拾得整整齐齐放在办公室里，但鲁塞罗的那张欠条却找不到了。勒布隆说已经交还给我了。我知道他为人诚实，所以对他说的话并不怀疑。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欠条究竟放到哪里去了。既然扎勒托承认这笔欠款，我就请勒布隆先生去要回这三西昆，然后给他一张收据，或者由他重新另写一张欠条，予以注销。扎勒托知道那张欠条丢了，便对这两个办法都不接受。于是我便自掏腰包给鲁塞罗三个西昆，以便了结此事。他拒不接受，并把债权人的地址给我，要我回巴黎后去和他商量如何了结。那个假发商知道事情的经过以后，便硬要他那张欠条，否则就照欠条上的金额如数全额还他。我当时非常生气，真想翻箱倒柜把那张可恶的欠条找到！没有办法，我只好付给他两百法郎。那时，我手里的钱本来就不多啊。就这样，那张欠条丢了，让债权人获得了全额欠款；反之，如果那张欠条当时找到了，我看，该倒霉的就是他，他连扎勒托·纳尼答应的十个埃居恐怕也要不到手。

我自信我的才干能完全胜任我的工作，所以对办理公务很感兴趣。除了同我的朋友卡里欧和品德高尚的阿尔图纳（我以后还要谈到他）常相过从，或者到圣马克广场去闲逛和看戏以及与他们两位一起去拜访朋友以外，我便把做我的工作当作我唯一的乐趣。虽然我的工作并不繁重，而且有比尼士神甫做助手，但要处理的公文还是很多的，再加上是在战争时期，所以我的工作还是相当忙的。我每天的工作大部分都是上午做；在有邮班的日子，我有时候就要干到半夜；其余的时间，我就用来研究我开始从事的这门职业，希望凭这起始的成绩往后获得提升。对于我的工作，人人都说好，首先是大使说我好。他对于我的工作态度一再高度赞扬，从未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他后来之所以对我很生气，完全是因为我多次提意见都没有被采纳便愤而辞职的缘故。所有和我们有通信关系的大使和大臣都向他称赞他的秘书的才能。这些称赞的话，他本应感到高兴，然而在他的糊涂脑瓜子里产生的效果却恰恰相反，特别是在有一次重大的场合里，他听到一句人家称赞我的话，竟生气得永远也不原谅我。这件事情，值得花点儿时间讲一讲。

他这个人缺乏耐性，总静不下来，就连星期六几乎所有的公文都要发出的日子，他也不能等到工作做完就要出去。他不断地催我把给国王和大臣们的报告发出去；他匆匆忙忙在报告上签字之后，便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而留下大部分信件都没有签。如果信件的内容只涉及一些消息的话，我可以把它们改成通报，无须签署；但是，如果涉及国家大事，那就非要有人签署不可了，而他出去了，便只好由我来签。我们从法国驻维也纳代办万森那里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我就是这样办的。那时，罗布科维茨亲王(19)正在向那不勒斯进军，而嘉日伯爵却从容有序地转移了阵地。这是本世纪战争史上最漂亮的一次军事行动，但欧洲人知道的还不多。情报说：有一个人（万森先生对他的面貌特征都讲得很清楚）已从维也纳动身，要经过威尼斯潜入阿布鲁士煽动民众在奥地利军队到达时乘机闹事，里应外合。由于德·蒙台居伯爵不在（即使他在，他也是什么事情也不管的），我便签字把这份情报转发给德·洛比塔尔侯爵(20)。情报转发得非常及时，波旁王朝之能保住那不勒斯王国，也许还多亏我这个经常被人呵斥的可怜的让-雅克果断地签转这一情报呢。

德·洛比塔尔侯爵十分感谢他的同僚（这当然是应该的），并向他谈到他的秘书和这位秘书对共同事业做出的贡献，但这个本该自己责备自己玩忽职守的德·蒙台居先生却认为德·洛比塔尔的称赞话中含有批评他的意思，因此对我谈起这件事情时便很不高兴。我曾经对发给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卡斯特拉纳伯爵的文件，也像对发给德·洛比塔尔侯爵的文件那样权宜行事，虽然事情没有这么重要。那时候，到君士坦丁堡没有别的邮班，只有参议院有时候派的一名专差给它的外交特派员送公文；专差在出发前总是先通知一下法国大使，问他有没有公文给他在君士坦丁堡的同僚，以便顺便带去。通知一般是提前一天或两天送到，但是，由于他们根本就没有把德·蒙台居先生看在眼里，所以对他只是走个形式，在出发前一个或两个小时才把通知送给他，这就使我只好越俎代庖，有好几次他不在使馆的时候由我备函签名把公文发出。德·卡斯特拉纳先生在给他的复信中一再用赞许的词句提到我；在热那亚的容维尔先生在复信中也是如此，结果，次次都使德·蒙台居先生很不高兴。

我承认，凡是有出头露面的机会，我都是不放过的，但是，不该我露面的时候，我也绝不乱出风头。工作做得好，想得到人们的良好评价，得到有资格评论的人的赏识和褒奖，这也是很正常的。我虽然不认为我的尽职尽责是导致这位大使埋怨我的原因，但我敢肯定，直到我和他分手那天为止，他能举出的对我不满的理由，就只有这么一条。

他那个大使馆，根本就不像一个大使馆，里面尽是些品行不端的无赖之徒。馆中的法国人受欺负，而意大利人则占上风；就是在意大利人当中，那些在馆中已工作多年的好属员，也全都被无端辞退，如他的第一随员，此人在弗鲁勒任职的时候就当第一随员了，我记得他的名字叫贝阿提伯爵或者叫一个近似这个音的名字。他的第二随员是德·蒙台居先生自己挑选的，此人名叫多米里克·维塔利，原是芒杜城的一个地痞，而德·蒙台居先生却把馆中的总务工作交给他；他吹牛拍马，用不择手段地克扣雇员薪金的办法赢得了大使的信任，成了他的宠儿，使仅有的几个正直的人和作为全馆属员之首的秘书都大吃苦头。一个正直的人的目光总是使那些坏蛋感到惴惴不安的；单单这一点，就足以使维塔利对我怀恨在心了；此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他对我恨上加恨。这个原因必须在这里讲一下，以便大家秉公判断，如果我真的错了，就说我错了。

按惯例，大使在五个戏院中的每一个戏院都有包厢；每天吃午饭的时候，他就选定他当天到哪个戏院去看戏。他选了之后，就该我选，其余包厢就由其他随员去分配。我出门时就拿走我所选的那个包厢的钥匙。有一天，维塔利不在我跟前，我就叫我的听差把钥匙送到我指定的那个屋子里，而维塔利不给，说他已经分配完了。我非常生气，特别是我的听差当着众人的面讲他去要钥匙的经过，我就更生气了。晚上，维塔利想对我说几句道歉的话，我不接受。“先生，”我告诉他，“明天，你在我派听差去取钥匙的那个钟点到我受侮辱的那个房间当着那些看见我受侮辱的人的面向我道歉。否则，后天不管情况如何，我告诉你，不是你便是我离开这个大使馆。”我斩钉截铁的语气把他吓着了。到了指定的钟点，他来到我指定的地方向我公开道歉，表情之卑鄙，只有他才做得出来。但是，他后来却暗使阴招，表面上对我恭恭敬敬，背地里却按照意大利人的方式对付我。结果，他虽未能说动大使辞退我，但却弄得我最后不得不主动辞职。

这样一个可鄙的人当然是不了解我的为人的，但他发现我身上有可以被他攻破的弱点。他发现我对于无心的过错可以极其宽宏大量地忍之又忍，而对于故意的冒犯行为则一点儿也不能忍受。他知道我在处理公务时非常认真和严肃，时刻保持对别人的尊重，同时也要求别人对我表示尊重。他针对我这种对人和对事的态度，故意制造麻烦，终于使我被困扰到不知如何应付的程度。他把大使馆搞得乌烟瘴气；他把我为了保持使馆的肃穆、上下级关系和房舍的整洁而订的规章破坏无遗。一个家庭没有主妇，就需要稍微严格的纪律才能保持与它的尊严分不开的肃静气氛，而他却把我们的使馆搞成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和流氓与无赖麇集的场所。他设法把第二随员解雇后，给大使找来一个跟他是一路货色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而此人是在马耳他十字街开妓院的。这两个坏蛋沆瀣一气，在馆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除了大使的办公室（就连大使的办公室也不像以前整洁了），在馆里就没有一个能让正人君子安静的角落。

大使阁下通常是不在馆里吃晚饭的，我和随员们就单开一桌，比尼士神甫和其他工作人员也与我们同桌用餐。在这简陋的小饭厅里，餐具还比较干净和整齐，桌布也没有那么脏，吃得也比较好些，桌上只点一支光线昏暗的小蜡烛，用的是锡碟子和铁叉子；好在是在这个小饭厅里吃，这也没多大关系。可是，连我专用的平底小船也被取消了，在所有各大使馆的秘书当中，只有我外出时要临时雇用平底小船，否则就只好步行，而且，从此以后，除了到参议院以外，我就没有大使阁下的仆从跟随了。使馆里发生的一切事情，传得全城无不知晓。馆里的官员们都大声抱怨，表示不满。这种情形是多米里克一手制造的，而他却比任何人都嚷得凶，因为他知道，我们受到的这种嘲弄，我比谁都更感到难堪。使馆里只有我一个人不在外面谈论馆里的事。我向大使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我埋怨其他的人，也埋怨他本人，而他心胸狭窄，暗中使坏，每天都要让我受一次新的侮辱。为了要在其他大使馆的秘书面前保持体面，穿着得适合我的职位，我就不得不有许多额外的花费，把薪金花得光光的，一文也不剩，而当我去向他要钱时，他却闭口不谈钱，而只谈他对我的器重和信任，好像有了这两样就可以代替钱应付我的一切开销似的。

那两个坏蛋最后竟把他们这位头脑本来就不清楚的主人弄得晕头转向，撺掇他不断地去买卖古董，明明是让他去上了人家的当，两个坏蛋却对他说是占了大便宜，结果弄得赔了老本。他们还让他花双倍的租金在布伦塔河边租了一座乡间别墅，他们把他多付的钱与别墅的主人平分。别墅的房间都按当地的习惯镶嵌了瓷砖，并配有用上等的大理石做的圆柱和方柱。而德·蒙台居先生却让人用杉木板把这些都包起来，唯一的理由是巴黎的房间都是这样加了护板的。在各国驻威尼斯的大使中，只有他一个人不允许他的随员佩剑，不允许他的仆从执杖，其理由，和前面讲的差不多。这个人就是这么怪。也许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他总看我不顺眼，唯一的原因是我对他处处都公事公办。

对于他对我的傲慢态度和粗暴对待，我都尽量忍耐，看做是他的性格使然，而不是对我有什么怨恨。但是，一当我发现他是存心剥夺我尽忠职守而应当享受的荣誉后，我就不再忍耐了。我第一次发现他存心歧视我，是在他宴请当时在威尼斯的摩德纳公爵及其家眷吃饭这件事情上。他通知我这次宴请没有我的席位。我虽然没有生气，但满心不快地回答他说：“既然我很荣幸地天天与你同桌用餐，那么，当摩德纳公爵来赴宴时，即使他本人要求不让我同席，为了大使阁下和我的职位的尊严，你也应当拒绝。”他怒气冲冲地对我说：“这次盛宴，连我的高级同僚都不能入席，而你这个秘书，连同僚的资格都不够，怎么能妄想同一个公国(21)的元首同桌用餐呢？”“是吗？先生，”我反驳道，“我荣幸地担任阁下让我担任的这个职务表明，只要我在职一天，我比你的那些同僚，不论他们真的是贵族或自称是贵族，都高一级，他们不能参加的场合，我能参加。你不是不知道，将来你任满回国那一天，按照宫中的礼仪和自古以来的规矩，我都要穿着礼服跟着你到圣马克宫荣幸地与你同席用餐。我就不明白，一个人能够而且应该参加威尼斯元首和参议院举行的国宴，为什么反而不能参加招待摩德纳公爵先生的私人宴会。”尽管我讲的道理无可辩驳，大使还是不同意。不过，我们没有再次就此事争吵的机会，因为摩德纳公爵根本就没有来大使馆赴宴。

从此以后，他就继续不断地给我找麻烦，处处歧视我，想方设法把本来属于我的职位应当享受的一些小特权剥夺掉，让他的亲信维塔利去享受。我确信，如果他真有胆子派他代替我到参议院去办事的话，他一定会这样干的。原先，他让比尼士神甫到他的办公室替他写的通常是私人信件，而现在，他竟让他给莫尔巴先生写有关奥利维船长的案件的报告了。这个案子是我一个人解决的，但他在报告中不但对我只字未提，甚至连那份笔录（他在报告中附有一个笔录副本）也不说是我写的，而说是巴迪策勒写的，而巴迪策勒当时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这样处处排挤我和讨他的亲信的欢心的目的，倒不是想赶走我，因为他知道，要想找一个人来接替我，也不会像当初找我来接替弗洛先生那么容易。弗洛先生已经把他待人处事的劣行到处宣扬，广为人知了。他绝对需要一个懂意大利文的秘书替他经办与参议院往来的公文。他需要的这个秘书是：既能替他办公文和一切事务，不让他有所操心，而且还要对他的那些随员老爷们卑躬屈膝、百般奉迎，因此，他要留我，又要整我，让我待在离我的国家和他的国家都远的地方，没有路费回去。如果他的做法不过分，他也许能够成功，但是，维塔利另有图谋，一心想逼我走人，结果他成功了。此时，我已很清楚地发现我的种种辛苦都是白费劲，大使对我的工作不仅不感谢，反而百般指摘；我不但在馆内不愉快，在馆外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何况他本人已到处声名狼藉，无论他恶待我还是善待我，都只对我有害无益，因此，我便下定决心向他提出辞呈，并给他留下时间，让他另找一位新秘书。对于我的辞呈，他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态度一如往常。当我发现情况并无好转，他又不加紧找人的时候，我便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详细说明我辞职的原因，请他转告大使阁下准许我辞职，并着重说明我无论如何是不能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我等了很久没有收到回信，我开始感到不安。不久，大使终于收到了他哥哥的信，信中的话一定很难听，因为，尽管他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我从来没有见他像这一次的火气这么凶：他脏话连篇地破口大骂一阵之后，便愣在那里无话可说，最后竟瞎编一气，说我出卖了他的密码。我哈哈大笑，以讥讽的口吻问他是不是相信在威尼斯有哪一个人愿出一个埃居买它。我的话把他气得口吐白沫，装出一副架势，说是要叫他的仆人来把我从窗子扔出去。到此时为止，我一直非常冷静，但一见他威胁我的样子，便猛地一下怒从心上起，轮到我发火了。我冲到门口，用插销把门从里边关起来，然后迈着方步走到他面前对他说：“伯爵先生，别这样，这件事情用不着你的仆人来掺和，最好是由我们两人来解决。”我的动作和我的气势立刻使他蔫头耷脑起来。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已经感到吃惊和害怕。我看他的火气消了，就随便说几句话向他告辞，而且，不等他回答，我走过去把门打开，跨出房门，昂首阔步地走进大厅，从他的仆从中穿过，他们照例马上站起来；看样子，他们是准备帮我对付他，而不是帮他对付我。我没有上楼回到我的房间，径直走下大门的台阶，离开使馆，从此不再回去。

我直接走到勒布隆先生家里，向他说明事情的经过。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德·蒙台居的为人。他留我吃午饭；这顿午饭虽然是临时做的，但菜肴非常丰盛。所有在威尼斯有身份的法国人都请到了，而大使手下的那帮家伙，一个也没有。领事向在座的人详细讲述了我的情况，大家一听，就大声叫了起来；这一叫声，显然不是支持大使阁下的。大使没有结算我的薪金，没有给我一分钱，而我身上的全部家当只有几个路易，连回法国的路费都成问题。于是，大家解囊相助：勒布隆先生给了我大约二十个西昆；圣西尔先生也大约给了我二十个西昆。除了勒布隆先生，我和圣西尔的交往是最密切的。对于其他人的帮助，我都谢绝了。在等待起程期间，我住在领事馆的秘书家里，以此向公众表明法国人是不赞成大使对我的种种不公正行为的。德·蒙台居看见我丢了差事反而受到大家的庆贺，而他尽管是大使，却无人答理，便气急败坏，一举一动像个疯子。他居然忘了自己的身份，竟给参议院写了一封公函，要求逮捕我。我得到比尼士神甫给我传来的这个消息之后，反而决定再多待十五天，而不照原来的计划后天就动身。大家对我的决定都很赞成。我受到人们普遍的钦佩。参议院认为大使那封莫名其妙的公函不值得答复，并请领事转告我愿在威尼斯待多久就待多久，用不着担心一个疯子对我耍什么花招。我继续去拜访我的朋友。我去向西班牙大使辞行，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还到那不勒斯公使费罗奇蒂伯爵府上辞行；他不在家，我便给他留了一封信，他回了我一封措辞非常亲切和客气的信。最后，我起程了。虽然我手头拮据，却没有留下别的债务；只有我在前面讲的那两笔借款和欠一个名叫莫朗狄的商人五十来个埃居。这笔欠款，由卡里欧替我付清了。虽然后来我同卡里欧经常见面，但我一直没有还他；而前面所说的那两笔借款，在我的境况稍好时，我都如数还清了。

在离开威尼斯之前，我应当向各位读者讲述一下它五光十色的娱乐活动，或者，至少应把我曾经参加过的那一小部分活动讲一下之后才离开这个城市。读过本书上册的人都知道，我在青年时期是很少玩适合我的年龄的游戏的，或者说，我至少是很少去玩一般人所说的青年人喜欢玩的那些游戏的。这种性格，我在威尼斯并没有改变。我的工作很多，也没有时间去玩。不过，对于那些比较简单的娱乐活动，我倒是很喜欢的。第一个活动，同时也是最愉快的活动，是同那些有才学的人交往。例如勒布隆先生、圣西尔先生、卡里欧先生、阿尔图纳先生和一个孚尔兰地方的绅士。可惜这位绅士的名字我忘记了，对此，我每每想起都不能不深感遗憾；在我平生所认识的人中，这位绅士的心和我的心是最相似的。我们还同两三个英国人过从甚密，他们都饱有才学，而且同我们一样喜欢音乐。这几位先生都有他们的妻子、女友或情妇；他们的情妇几乎个个都是有教养的女人，我们就在她们家中弹琴、唱歌和跳舞。大家也在她们家中赌博，但次数很少，因为我们有高雅的兴趣和艺术追求，又喜欢戏剧，所以觉得赌博是最乏味的；赌博是那些无聊的人玩的游戏。巴黎人对意大利音乐是抱有成见的，我把这种成见也带到威尼斯来了。但是，大自然赐予了我一种能破除一切成见的敏锐感，因此，我不久就对意大利音乐产生了一种只有懂这种音乐的人才有的热爱。听了威尼斯的船夫曲以后，我就觉得在此以前就没有听到过哪一个人能像他们那样善于唱歌。不久，我又对意大利歌剧入迷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当我一心想听音乐时，如果在包厢里有人唧唧喳喳闲聊或吃东西弄得我心烦，我便离开他们到另一个包厢去听。虽然歌剧很长，我还是饶有兴味地一直听到末尾。有一天，我在圣克里索斯托姆戏院竟睡着了，比在我的床上睡得还香，就连清脆嘹亮的歌声也没有把我吵醒，但最后终于把我惊醒的那首歌曲的甜美的和声与天仙般的歌声所给予我的如醉如痴的感觉，有谁能表达得出来呢？我一下子竖起耳朵，睁开眼睛，我从沉睡中醒来的精神为之一振，立刻心醉神迷，飘然若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仿佛我此身已进入天堂。那段迷人的歌曲我至今还记得，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它的开头两句是：

那个美人细心护持我，

她的柔情温暖了我的心。

我想得到这首歌的谱子，后来还真的得到了，而且在我手中保存了很久。不过，纸上的歌谱和我心中的印象毕竟不一样。音符是那首歌的音符，但给我的感受就不一样了。这首歌的神韵只能在我的脑子里才能像那天把我惊醒之时那样唱得出来。

还有一种音乐，我觉得它比歌剧的音乐还美；不但在意大利，就是在全世界也堪称是独一无二的。这种音乐名叫“善堂音乐”。所谓“善堂”，其实是一些慈善机构，是为了教育贫苦的女孩子而设立的。这些贫苦的女孩子长大之后，由共和国资助，或者嫁人，或者进女修院。在这些女孩子所受的教育中，音乐占第一位。每个星期天，在四个善堂的每一善堂的教堂里做晚祷时，都有大合唱队由大交响乐队伴奏演唱经文歌，由意大利的音乐大师指挥，担任演唱的，全是女孩子，其中年龄最大的，还不到二十岁，她们站在装有护栏的演台上演唱。我想象不出哪种音乐是像她们的歌声那样悦耳和动人：音色之丰富、曲调之幽雅、歌喉之婉转和演唱之准确，这一切给人的印象当然和台上的那道护栏不相协调。不过，我深深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不为歌声所打动。卡里欧和我对芒迪冈蒂善堂的晚祷没有一次不去的，而且去的不只是我们两个人。教堂里坐满了爱好音乐的听众，就连歌剧院的演员也来听她们演唱，仿照她们美好的唱法培养自己的才能。使我扫兴的，是那些难看的护栏：它们只让歌声从它们当中传送出来，却不让我一睹那些歌声只有美若天仙的女子才有的演唱者的芳容。别的我都满意，只有对这一点感到遗憾。有一天，我在勒布隆先生家里谈起此事，他对我说：“如果你真的那么好奇，一定要看一看那些女孩子，这很容易嘛。我是这个善堂的董事之一，我请你到善堂去和她们一起吃点心。”他这个话一天不兑现，我就缠得他一天不得安宁。当我走进那个关着这些我急想一见的美女的大厅时，我感到一种我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爱的冲动。勒布隆为我一一介绍这些我只听过其声音和名字的美妙歌手：“这位是苏菲”，这个苏菲的样子真难看；“这位是卡蒂娜”，这个卡蒂娜一脸的麻子。几乎没有一个女孩子没有明显的缺陷。我那位爱恶作剧的勒布隆先生看见我吃惊的样子便暗自好笑。不过，也有两三个女孩子的脸蛋儿还长得可以；她们只是在大合唱的时候才出场演唱。我感到失望。在吃点心的时候，人们捉弄她们，她们也嘻嘻哈哈地直笑。丑陋并不排除心灵的美；我发现她们各个的心灵都很美。我对我自己说：“没有心灵美，歌声就不可能唱得这么美。她们的心灵是很美的。”最后，我对她们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在快走出善堂的时候，我差不多把所有这些丑姑娘全都爱上了。我几乎不敢再去听她们晚祷的歌声。但后来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听。我依然觉得她们的歌唱得很好。她们的歌声把她们的容貌装点得如此之美，以致她们一开口演唱，不管我的眼睛看到的样子如何，我都把她们想象成美女。

在意大利听音乐花钱不多，只要你喜欢，那是随处都可听到的。我租了一架管羽键琴，花一个小埃居就可以请四五位乐师每星期到我的住处来一次；我和他们一起演奏我最喜欢的歌舞剧中的一些片段。我在家里也试演奏了几次我的《风流的缪斯》中的几首合唱曲。也许是它们真的好听，也或许是他们奉承我，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剧院的芭蕾舞教师派人来向我要了两首曲子。后来，我很高兴地听过他们让一个著名的交响乐队演奏这两首曲子，由一个名叫贝蒂娜的小姑娘担任舞蹈。这个小姑娘很漂亮、很可爱，由我们的一个名叫法戈亚加的西班牙朋友包养。我们经常在她家举行晚会。

谈到女人，在威尼斯这样一个城市，谁都不可能不和女人有沾染。人们也许会问我：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没有什么要忏悔的吗？我回答说：有。在这个问题上，我有几件事情一定要像以前那样以十分坦诚的态度来忏悔。

对于妓女，我始终是很厌恶的。在威尼斯，我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让我接触女人；由于职务的关系，当地大部分上等人家我都无法出入。勒布隆先生有三个可爱的女儿，但不容易接近，何况我非常尊敬她们的父亲和母亲，所以从来没有产生过觊觎她们的心。我对一个名叫卡塔尼奥的女子倒是有过爱慕之意；她是普鲁士国王的外交代表的女儿，但卡里欧已经爱上了她，而且已经在谈论结婚的问题了。卡里欧很阔气，而我是个穷光蛋；他的薪金是一百路易，而我的薪金只有一百皮斯托尔。除了我不愿意夺朋友之所爱以外，我知道，在任何地方，尤其是在威尼斯，像我这样一个囊中羞涩的人是不应当硬着头皮像花花公子那样乱花钱的。我虽然没有改掉用自伤身体的办法满足情欲的坏习惯，但因工作太忙，加之天气又热，所以对此种需要的感觉并不强烈。因此，我在威尼斯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像在巴黎那样循规蹈矩，到十八个月之后我离开那里的时候(22)，只有两次由于特殊的机会接触过女性。

第一次机会是馆里炙手可热的红人维塔利给我的，时间是在我逼迫他向我正式道歉之后不久。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大家谈起威尼斯的各种好玩的事情，他们说我不该对一切好玩的事情中最刺激人的一种乐事一点儿也没有兴趣。他们对威尼斯的妓女的温存赞不绝口，说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妓女能和她们相比。多米里克·维塔利说我应该见识一下那个最可爱的妓女，还说他愿意带我去，保证我满意。我一听他这种献殷勤讨好的话，便笑了起来；这时，出人意料的是，那个上了年纪而又受人尊重的皮阿蒂伯爵居然以一个意大利人少有的坦率态度说他相信我是一个老实人，是不会让我的敌人带去逛窑子的。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我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然而，由于一种连我自己也不明白的思想作怪，我最后竟违背了我的理智，甚至违背了我的意志，禁不住跟着他去了。个中的原因，纯粹是由于我的意志不坚定，不好意思让对方看出我对他不信任，同时也由于像当地人所说的“为了不至于让人家说我太迂腐”。我们去的那家妓院的姑娘名叫潘多阿娜，模样儿相当漂亮，甚至可以说是美人；不过，她的那种美，我并不喜欢。多米里克把我带到她那里之后就走了。我叫人去买了一些冰糕，我让潘多阿娜唱歌，待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把一个杜卡特(23)放在桌上，准备起身离去，但她的表情简直犹豫得出奇，说没有干那种事儿，就不收那份钱。而我也傻得出奇，立马便同她干了那种事。我回到使馆后感到自己染上了梅毒。我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请一位外科医生，请他来给我处方开药。接连三个星期，我不安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虽然没有任何身体上的不适和明显的症候表明我真的染上了梅毒。我不相信有谁被潘多阿娜拥抱之后能不被传染。尽管那位外科医生一再解释，我还是不放心。后来，他告诉我说这是因为我的体质特别好，不容易感染，这才使我放下心来。医生的话很有道理，因为我比别人贪欢的时间少，所以我的健康没有受到损害。不过，我并没有因为他这样解释，就大胆行事；虽说我得天独厚，但我敢说，我从来没有滥用过上天的恩赐。

我第二次接触女人，虽然也是一个妓女，但原因和结果都和第一次不同。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奥利维船长曾请我到他船上去吃饭，我还带了西班牙大使馆的秘书一起去。我以为船上会为我鸣礼炮，船员们会列队相迎。但是，礼炮一声也没响，这使我很不痛快；我发现卡里欧也面露愠色。可不是么，在商船上，对那些身份不如我们的人还鸣礼炮呢，何况我为船长的事尽了心出了力，更应当受到他特别的礼遇才对嘛。我无法掩饰我不高兴的心情，因为这是我做不到的，所以，尽管菜肴很丰盛，奥利维也殷勤招待，但我一入席就面露不愉之色，吃得很少，话说得更少。到第一次敬酒的时候，我想，总该鸣一发礼炮了吧；还是没有。卡里欧明白我的心情，看见我像孩子似的嘟嘟囔囔嘴皮一个劲儿地动，便暗自好笑。饭吃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看见来了一条平底小船。“天哪，先生，”船长对我说道，“当心呀，你的冤家来了。”我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用一句笑话回答我。那条小船一靠近我们的大船，便从船中走出一个年轻的女人。她光艳照人，穿扮妖冶，步履轻盈，三脚两步就走进了房间里；还没有等人在我旁边摆餐具，她就在我旁边坐下了。她既漂亮又活泼，棕色头发，年龄顶多二十岁。她只会讲意大利语，单单她的声音就已经把我迷得晕头转向了。她一边吃，一边说个不停，盯着我瞧了好一会儿之后，突然说道：“圣母呀！唉！我亲爱的布雷蒙，我有好久没有看见你了！”说着说着一下子就坐在我怀里，把她的嘴唇贴在我的嘴唇上，弄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她那一双只有东方人才有的大黑眼睛，把火一样热烈的温情射入了我的心里。这一阵惊喜立时使我感到心慌意乱，再加上肉感的欢乐，更是使我神魂颠倒了。尽管有许多人在座，但还是需要这个美人儿亲口叫我不要慌乱，我才镇定了下来，因为我已经醉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儿，我已经疯了。当她看见我已经入迷到她所希望的程度，她对我的那股亲热劲儿才缓和了一些，不过，她那种活泼的样子仍然照旧。她向我解释她这么兴奋的原因（谁知道她的话是真是假）：她说我的样子像托斯卡纳海关关长布雷蒙，所以把我看做是他了。她说她曾经迷恋过布雷蒙，而且现在还依然迷恋他；可是，只怪她当初太傻，把他抛弃了，现在她就要我来代替布雷蒙。她说她爱我，因为我很合她的心意；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得爱她：她想爱我多久，我就得爱她多久。万一将来她把我甩了，我也得像她亲爱的布雷蒙那样忍耐。她这样说，也这样做。她把我当下人使唤，她把她的手套、扇子、腰带和帽子交给我看管，命令我到这里又到那里，做了这件事情又做那件事情。我乖乖地完全服从。她让我去把她那条小船打发走，因为她想坐我的小船，我马上照办。她让我把我的位子让给卡里欧坐，因为她有话要对他说，我也马上照办。他们两人低声谈了很久，我只好让他们谈。她一开口叫我，我马上回到她跟前。“听着，扎奈托，”她对我说道，“我不愿意你用法国人的方式爱我，那样爱法没有意思。要是你现在觉得玩腻了，你就走；切不可人在这里而心不在这里，这个话，我要说在前头。”饭后，我们去参观缪拉诺玻璃厂，她买了许多小玩意儿，毫不客气地叫我们付钱。她到处给人家小费：她花的钱比我们还多。看她自己花钱和让我们花钱都满不在乎的样子，她显然是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人。她之所以让人家替她付账，我看，其原因不是出于贪心，而是出于摆谱儿、好面子。她要人家捧她，她才感到开心。

晚上，我们把她送回家去。谈话间，我看她梳妆台上有两把手枪。“啊呀！”我拿起一把来，对她说道，“这是一盒新生产的香粉，请告诉我它是干什么用的？其实，你有许多别的武器，比这个玩意儿的火力强得多嘛。”她用同样的语气说了几句玩笑话之后，便带着使她更加妩媚的天真样子对我说道：“我不喜欢的人，我也好言好语对他们，只不过让他们多花几个钱来补偿他们给我带来的麻烦；这样做，才公平嘛。我可以忍受他们对我的那种肉麻劲儿，但不能容忍他们对我的侮辱。谁对我不尊重，我也不尊重谁。”

在离开她的时候，我同她约好了第二天去看她的时间。我准时到达。我发现她穿一身只有南欧的人才有的虽花哨但不妖艳的便装。这种服装的样子，我虽然记得很清楚，但没有兴趣去描写它。我只指出它的袖口和领口都镶有一道缀有玫瑰色小绒球的丝边，使她本来已经很美的皮肤更显得柔嫩。后来我发现这样穿扮是威尼斯的一种时尚；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么好看的衣服怎么就没有传到法国。对于这一次我将享受到何等的肉体快乐，我没有过多地去想它。拉尔纳日夫人给我的快乐，我有时候回想起来虽依然感到十分甜蜜，但和我眼前这位朱莉达相比，她已经又老又丑，在感情上已冷漠了！这个迷人的朱莉达究竟是多么妩媚和动人，读者是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任你怎样想来想去，也是想象不出她美丽的姿容的。修道院的童贞女也没有她那么娇嫩，后宫的嫔妃也没有她那么妖娆，天堂的仙女也没有她那么令人神魂颠倒；像这样的美女，凡人的心灵和感官何曾如此尽情享受过。啊！如今，只要我能完完全全和美美满满地享受一分钟也好呀！……后来，我终于享受到了，但毫不甜蜜。本来是快乐的事情，我却感到不快乐；我好像是有意要把快乐的心情全都抹杀掉似的。不，大自然绝不是单单为了我享乐才生我的。它让我心里渴望得到难以形容的美妙的幸福，但又在我混乱的头脑里放置了损害这种幸福的毒药。

在我这一生中，如果有什么事情最能反映我的天性的话，那就是我即将在这里讲述的这件事情了。我此时此刻一再想起了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因此我要抛掉那种妨碍我实现这个目的的假正经。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想了解我这个人，就请你大着胆子读一下后面这两三页文字，读完之后，你就能充分认识让-雅克·卢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我走进一个妓女的卧室，就仿佛觉得走进了爱和美的圣殿，觉得她就是爱和美的化身。我不相信哪一个人在领略到她使我感受到的那种柔情之后不产生爱慕和尊重之心。当我刚一和她亲昵之时，我便感到她的温柔和妩媚是如此的甜蜜，使我生怕失去了这个果实，巴不得立刻就去摘取。然而突然一下，我感到的不是欲火在我身上燃烧，而是一股冰凉的血在我的血管中奔流。我的两腿发抖，差一点儿晕倒了，我赶快坐下，眼泪汪汪，哭得像个孩子。

我哭泣的原因和我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谁能猜出来呢？我心里在这样思量：“我即将占有的这个人是大自然和爱神的杰作；她的头脑，她的身子，她的一切都是十全十美的；她不仅既美且慧，而且心地善良、仪态万方；王公贵族只配当她的奴隶，手执权杖的君主也将拜倒在她的脚下，然而如今竟沦为烟花，供人玩弄，听一个商船船长的吩咐来博取我的欢心。她知道我一无所有，而我的才能她又不了解，因此在她眼里便等于零。这当中一定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要么是我的心欺骗了我，迷惑了我的感官，把一个下贱的妓女看成为天仙，否则就是她有某种隐秘的缺陷破坏了她柔媚的效果，使那些原来想争夺她的人觉得她令人讨厌。”我开始仔仔细细地探寻这个缺陷，我并不认为这个缺陷来自梅毒，因为她肌肤的光泽、脸色的红润、牙齿的洁白和呼吸的清新，以及全身的整洁，这一切不仅使我断定她的缺陷与梅毒毫无关系，反倒使我认为自从我与潘多阿娜发生关系以后，我的身体出了问题，应付不了她。我深信，在这一点上我的看法是不会错的。

这些思虑，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个时候产生，搅得我心绪不宁，竟至使我哭了起来。朱莉达看见在她房中出现的这一情景，感到十分新奇，一时竟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在房间里转了一圈之后走到她的梳妆镜前，她看出来了，而且我的眼神也向她表明我哭泣的原因不是由于我感到不高兴。对她来说，要使我高兴，消除那小小的害羞之心，这并不困难。但是，当我准备去亲吻她那仿佛是第一次让一个男人的嘴和手接触的胸脯时，我突然发现她有一个乳房是瘪的，我吃了一惊，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乳房和另一个乳房完全不一样。我在心里琢磨她怎么会有一个乳房是瘪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天生的大缺陷。我翻来覆去思考一阵之后，终于明白：我想象中的这个美人，我抱在怀中的这个美人，原来是一个怪物，是大自然的弃儿，是男人嫌恶的女人，是谁也不愿意与之有肌肤之亲的丑婆子。我竟傻到问她那个乳房为什么是瘪的。她开头以为我的话是开玩笑，依然高高兴兴地边说边做出一些动作使我的欲火上升。不过，我始终有一种无法向她掩饰的不安的心情，使她一下子脸红了。她整理了一下衣裳，站起身来，一言不发地走过去伏在窗口。我走过去想站在她的身边，她马上走开，一会儿坐在一张躺椅上，一会儿又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摇着扇子，以冷冰冰的轻蔑的语气对我说：“书呆子，别再泡女人了，快回去看你的书吧。”

在离开她家的时候，我想跟她约定第二天再见一次面，但她推迟到第三天，并面带讥笑的样子说我也需要歇一歇了。这两三天我过得很不舒服。心里老想着她美丽的容貌和绰约的风姿，痛感我行事的荒唐。我自己责备我自己不应该把那段只要我稍许聪明一点儿就能使之成为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白白浪掷了。我焦急万分地等待着弥补这一损失的时间的到来，另外，我还要弄个水落石出的是，这个可爱的女人处处那么完美，为什么会沦落风尘。我按照约定的时间一口气跑到甚至可以说是飞到了她那里。我虽不知道她那火热的心是否会对我这次赴约感到满意，但她的骄傲心至少该满意了吧。我对我能以这样的方式向她表明我诚心弥补我的过失而感到欣慰。可是，她让我扑了一个空：小船一靠岸，我就派船夫去通报，船夫回来告诉我说她昨天就到佛罗伦萨去了。如果说我在占有她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我是多么爱她，而在失去她的时候却强烈地感觉到了。我后悔不已。不论她在我看来是多么可爱和多么楚楚可人，我都能够自我排遣我失去她的难过心情，而我无法自我消除的，是她心中从此对我产生的鄙视。

以上是我两次嫖娼狎妓的经过。除此以外，我在威尼斯的那十八个月里就只有一段简单的包养女人的插曲要讲了。卡里欧是个风流人物，他觉得老是到别人包养的女人那里去玩，实在没有意思，因此他忽发奇想，打算自己也包养一个女人。由于我们两人经常在一起，他便提出一个在威尼斯常见的办法：由我们两人合包一个姑娘。我同意了，问题是怎样找到一个上好的女子。他找来找去，终于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她那狠心的母亲正想办法把她卖掉。我们两人去看了她，我见她还是一个孩子，我的心肠便软了。她一头金黄色头发，温顺得像一只羔羊，怎么看也看不出她是一个意大利人。意大利的生活程度很低，我们给了她母亲几个钱，此后，这个女孩子就由我们养起来。她的嗓子很好；为了使她学一门谋生的本事，我们给她买了一台小羽管键琴，还给她请了一个教唱歌的老师。所有这一切，我们每人每月顶多只花两个西昆，但却省下了许多其他费用。不过，要等到她成年以后我们才能享用。所以，从播种到收获，这段时间是很长的。我们只是晚上到她那里去，和那个女孩子天真无邪地说说话和玩玩游戏。我们觉得这样消遣，比真正占有她更快乐。的确，我们在生活中之所以感到女人不可或缺，不完全是为了发泄肉欲，而大部分还是由于只要有她们在身边，就会感到某种乐趣！我的心不知不觉地对安卓莉达这个小姑娘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过，是慈父般的感情，其中毫不掺杂感官享乐的成分：感情愈深，感官享乐的成分便愈少。我甚至认为，即使将来在这个女孩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如果想占有她，那也等于是乱伦。这太可耻了；一想到这一点，我便惊惶万分。我发现善良的卡里欧也有此同感。我们没有想到：我们得到的快乐与我们原先设想的快乐虽同样有趣，但性质却完全不同。我深信，不论这个可怜的女孩子将来长得多么美，我们不仅不会破坏她的处女身，反而会全力保护她的童贞。可惜，时隔不久，我的灾难来临，使我没有时间继续参与这一美好的事情。在这件事情上，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心中的想法始终是很端正的。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谈我从威尼斯出发之后的旅途情形。

从德·蒙台居先生那里出来以后，我开头的打算是回日内瓦，等我运气好转、没有障碍以后，回到我可怜的妈妈身边。但是，由于我同德·蒙台居先生的争吵已到处传开，再加上他愚蠢地把此事报告了朝廷，我便决定回巴黎亲自陈述我在大使馆的工作情形，并诉说那个疯子对我的种种不公。我从威尼斯写信把我的决定通知了在阿默罗先生去世后担任代理外交大臣的杜德耶先生。信一发出，我就起程。我取道贝加姆、科摩和多摩多索拉，穿过圣普隆隘口。在锡翁，法国代办舍尼翁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在日内瓦，德·拉·克洛苏尔先生也对我非常友好。我又见到了高福古先生（我有一点钱要从他手里取回）。经过尼翁的时候，我没有去看我的父亲，心里虽极其难过，但我还是决定在我倒霉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在我的继母跟前露面，因为她肯定不会听我解释，而一味怪我。我父亲的老朋友杜维亚尔是开书店的，他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我不该不去看我的父亲。我向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之后，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同时为了避免见到我的继母，我就雇了一辆车，同他一起回到尼翁，住在一家小酒店里。杜维亚尔去找我的父亲，我的父亲赶快跑来拥抱我；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很愉快地过了一夜之后，便于第二天早晨同杜维亚尔一起回到日内瓦。他在这件事情上对我的帮助，我始终铭记在心。

如果抄近道，我就不必经过里昂，但我还是去了里昂，为的是去查清楚德·蒙台居先生对我搞的一桩非常卑鄙的讹诈钱财的行为。我托人从巴黎给我寄一只小箱子，里面装有一件绣有金边的上衣、几副套袖和六双白丝袜子，就这几样东西。按照德·蒙台居先生主动向我提出的建议，我把这口箱子，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儿，我把这个盒子附在他的行李里。在他亲手写的那张开有许多浮报款数的单子上列有我那口箱子的运费。他说我那口箱子是大件行李，重十一担(24)，他替我付了一大笔运费，这笔钱要从我的薪金中扣还。承罗甘先生的侄子布瓦·德·拉都尔先生帮助，在里昂和马赛两处海关的记事本上查实，德·蒙台居先生所说的那个大件行李只有四十五斤(25)，并按这个重量收的运费。我把这个证明附在德·蒙台居先生给我的运费单上，带着这份材料和其他几件有同等效力的文件到巴黎去，想赶快用这些材料去揭露德·蒙台居先生的卑鄙行径。在这次长途旅行中，在科摩、瓦勒和其他地方都见到过一些小小的有趣的事情。我游览了好几个地方，其中值得详细描写的是波若美四小岛，但是，由于时间紧迫，又有暗探跟踪我，我只好匆匆忙忙速描式地写了一篇游记，而写这些东西，是需要有闲暇和宁静的，我那时缺少的，恰恰是这两个条件。如果上天眷顾，将来我有比较安宁的日子，我一定要把那篇游记重写一遍，或者，至少要给它加写一个“补遗”；我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26)

我在威尼斯和大使争吵的事情，早就传到了法国。一到巴黎，我就发现，无论是部里的人还是公众，大家都在议论大使的荒谬。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威尼斯的公众也同声谴责，尽管我提出的证据是无可辩驳的，但我还是得不到公正的处理，不仅不给我满意的答复和相应的补偿，连大使任意克扣我的薪金这件事也不予以纠正，唯一的理由是：我不是法国人，所以无权得到法国的保护，薪金问题是他和我之间的私人事情，公家不予过问。大家都认为我受到了欺负和伤害，认为大使是个大浑人，行事不公，他的所作所为将成为他一生的耻辱。但是，这又能把他怎么样呢？！他是大使，而我只不过是一个秘书。官场的规矩，正如大家所说的，是官官相护，注定了我得不到公正的处理，我有冤无处申。我以为只要我大声呼吁，到处斥责那个疯子（他本来就是个疯子），到最后总会有人来告诉我：既然他是疯子，你就别同他一般见识了（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人们说句公道话之后才停止。但是，当时没有外交大臣，他们虽让我大吵大闹，甚至还鼓励我，与我唱一个调，但事情毫无进展。尽管我有理，但始终讨不回公道。最后，我终于失掉了勇气，只好罢手，不了了之。

唯一对我态度恶劣的人，是贝桑瓦尔夫人。我怎么也没有料到她会这样对待我。她满脑子的等级特权观念和贵族思想，总认为一个大使是不会亏待他的秘书的。她接待我时的那个态度，表明她的这种成见非常之深。我很生气，所以，从她那里回到我的住处以后，便给她写了一封我一生中写的措辞最不客气的信，而且从此以后就不再登她家的门。卡斯特尔神甫对我的态度比较好，但是，一听他那套耶稣会教士油腔滑调的话，我就发现，他遵循的还是社会上那种以强凌弱的老规矩。我生性高傲，而且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错，所以对卡斯特尔神甫的那种偏袒态度不能忍受，因而从此以后就不再去看他了，也不再到耶稣会去了（我在那里本来就只认识他一个人）。再加上耶稣会的人各个都很专横和阴险，与好心的埃默神甫大不一样，所以我对他们只好敬而远之，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只有贝尔蒂埃神甫例外，我在杜宾先生家见过他两三次；那时候，他同杜宾先生一起，在撰文猛批孟德斯鸠。

关于我和德·蒙台居先生之间的纠纷，就谈到这里为止，以后就不再谈它了。在我同他争吵的那段期间，我曾对他说过，他需要的不是秘书，而是账房先生。果然，我走了之后，他还真的请了一个账房先生；而那位账房先生不到一年便贪污了他三万利弗尔。他把他赶走了，并把他送进了监牢。他还赶走了好几个随员；他和随员们大吵大闹，丑态百出；他到处与人发生争执，遭到连一个仆人也不能忍受的侮辱。由于他干的荒唐事太多，他被召回国，解除了职务。在他所受到的朝廷的谴责中，他同我的纠纷也没有被忘记：他回巴黎不久，就派他的管家来和我结账，把该给我的钱付给了我。那时候，我正缺钱用；我在威尼斯欠的债，都是凭信用借的，时时刻刻压在我心头，因此，我一收到德·蒙台居先生付给我的钱，便马上把债还清了；扎勒托·纳尼那笔账，我也了清了。人家愿付给我多少钱，我不计较，但我欠人家的钱，必须分文不少地还清。把债还清之后，我虽然又同从前一样囊空如洗，但总算摆脱了压得我难以忍受的重负。此后，我就没有听谁谈起过德·蒙台居先生；他逝世的消息，我还是从别人口中听说的。愿上帝宽恕这个可怜的人！他当大使，如同我少年时候当诉讼承揽人一样，真是入错了行。不过，事在人为，只要他好好地干，在我的帮助下，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大使，并很快地把我提拔到古丰伯爵在我青年时期准备分派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今后只有靠我自己在年岁稍长时去争取了。

我尽管有理，但申诉无门，这就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对我们愚蠢的社会制度的愤恨。在这种社会制度里，真正的公众利益和真正的正义总是被某种我只看到它的表面但不明白其实质的秩序所牺牲，而这种秩序，实际上是破坏性的：它将摧毁一切秩序，任由官府压迫弱者和袒护强者。有两个原因阻止了我的这一愤恨的种子，当时不像它后来那样发芽生长。这两个原因，一个是由于这件事情只涉及我个人，而个人利益是永远不会产生伟大和崇高的效果的，因此它在我心中未能引发只有对正义和美好的事物抱有纯洁的爱才能产生的圣洁的内心冲动。第二个原因是真诚的友谊以一种美好的感情的影响力，缓解和平息了我的愤怒。我在威尼斯结识了一个比斯开人，他是我的朋友卡里欧的朋友，同时也称得上是一切善良的人的朋友。这个可爱的年轻人多才多艺，品德高尚，前不久为了增长美术鉴赏力到意大利各地去周游了一趟之后，觉得没有什么可学的了，便打算回到他的家乡。我对他说，就他的天赋来说，他应当用他的天才来研究学问，而只能把艺术当作一种业余的消遣。为了培养他做学问的兴趣，我建议他到巴黎去住半年。他信了我的话，果然到巴黎去了。我到巴黎时，他已先期到达，正在那里等我。他住的房间一个人住太大，让我分住半间；我同意了。我发现他正在努力地研究高深的学问。没有一门学科是他无法弄懂的；他博闻强记，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读了许许多多的书。他渴望求知，而他本人又不知道如何着手。现在，我向他提供了那么多精神食粮，因此他很感谢我！我发现，这个性格坚强的人不但学识丰富，而且人品也很高尚；我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朋友：我们两人不久就成了知交。我们的看法不同，老是争辩；我们都很固执，所以对许多问题都各持己见。不过，尽管如此，但我们两人还是谁也离不开谁；我们虽不断争辩，但谁也不希望对方是一个有不同的看法却不开诚布公地说出来讨论的人。

伊格纳西奥·埃马努埃尔·德·阿尔图纳是西班牙才有的那种罕见的人；像他这样为国争光的西班牙人真是太少了。他没有他那个国家普遍存在的偏激的民族心理；他头脑里不记仇，他心里没有贪欲，他心胸非常豁达，不屑于记仇。我经常听见他十分冷静地说：“世上的凡人休想惹得我生气。”他风流倜傥，但不沉湎女色；他同女人们游玩，就如同跟小孩子们游玩一样。他喜欢同朋友们的情妇在一起，但我从来没有看见他有过情妇，他甚至连找一个情妇的念头也没有。他心里强烈的道德观念不允许他的感官的欲念产生。他到许多国家游历之后就结婚了；他英年早逝，留下几个孩子。我深信，甚至敢断定，他的妻子是第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使他感到两情相爱之乐的女人。从外表上看，他是一个像西班牙人那样的信徒，但内心里却有天使般的虔诚。除我以外，我这一生只见过他对信仰问题是持宽容态度的。他从来没有打听过任何一个人在宗教问题上的看法。他的朋友是犹太人也好，是新教徒也好，是土耳其人也好，是虔诚的信徒或无神论者也好，对他来说，都毫无关系，只要他为人诚实就行了。虽然他对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看法非常固执，但一涉及宗教问题或道德问题，他便慎重起来，甚至闭口不谈，或者只简单说一句：“我只管我自己的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心胸是那样的开阔，但对一些小事却精细入微。他每天几点几分做什么事，都安排得如此严格，以致只要时间一到，铃声一响，即使书中的某段文字还没有看完，他也马上把书合上。他对时间的使用，事先都有一个分配：什么时候研究这个问题，什么时候研究那个问题，什么时候思考，什么时候与别人谈话，什么时候做日课，什么时候读洛克的著作，什么时候念经书，什么时候访友、听音乐或作画，都是事先定好了的。任何娱乐之事或分心旁骛之事，都休想打乱这个次序；只有急待履行的职责才不受这个次序的约束。他把他的时间分配表给我看，要我也像他那样做，我先是觉得好笑，后来竟佩服得流下了眼泪。他从不打扰别人，也不允许别人来打扰他。对于那些出于礼貌来看他的人，他竟板着面孔，一脸不高兴。他的性子急，但从来不和人家斗气。我经常看见他生气，但从来没见过他冒火。他成天都是乐呵呵的。他从不计较别人对他开玩笑，他自己也喜欢开玩笑。他开的玩笑很精彩，他有说俏皮话的天才。他一来了兴致，他的话就像连珠炮似的叽里呱啦没个完，声音老远就能听见。他一边闹闹嚷嚷，一边又面露微笑，情绪激动到极点时，会突然说出一句笑话来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笑破了肚皮。他没有西班牙人那种肤色，也不像西班牙人那样对人对事都很冷漠。他肤色白皙，脸色红润，头发栗色而近似金黄；他的身材高大，体态匀称，他的身体就是为了寄托他的灵魂才长得那么魁梧的。

这个心地善良和头脑聪慧的人，得到了大家的敬慕，因此成了我的朋友。我要以他为例子，反过来说明那些不是我的朋友的人是何许样人。我们相处得如此之好，以致计划我们一生都要在一起，再过几年我就到阿士科细亚他家里。这个计划在他离开巴黎前夕就安排好了，而我们无法安排的，是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这类事情，无论计划多么周密，都是难以避免的。果然，后来我遇到了大灾难，他结了婚，最后，他去世了，终于把我们永久地分开了。

天下的事情就是这样：坏人的阴谋处处得逞，而好人美好的计划反倒事事落空。

我已经深感依附他人之苦，因此决定：从此以后再也不去投靠任何人。此前，我在某些情况下制订的宏伟计划，往往是一开始就被推翻；我开头干得那么顺利的工作，人家不让我继续干下去，并把我逐出了大门。有鉴于这一切，我下定决心从此以后不再去依靠任何人，我要保持独立，靠我自己的才能。我以前总是把我的才能估计得过低，而现在，我究竟有多大的才能，我已心中有数。我又把我在威尼斯没有写完的那部歌舞剧(27)重新拿出来继续写。为了能全力投入这个工作，在阿尔图纳走了以后，我又回到了我过去住的圣冈丹旅馆。这家旅馆在一个偏僻的小区，离卢森堡公园不远，比住在闹闹嚷嚷的圣奥诺雷街更能让我静静地工作。在那里，有一个上天让我在苦难中唯一得到的大安慰正在等我。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安慰，我才度过了我的苦难。这不是一次匆匆相识又匆匆分离的偶遇。我要把我们结识的经过详细讲一讲。

这家旅馆的新老板娘是奥尔良人，她从她家乡雇了一个约莫二十二三岁的姑娘专做洗洗缝缝的活儿。她也同老板娘一样，与我们同桌吃饭。这个姑娘名叫黛莱丝·勒瓦赛尔，出生在一个良好人家；她的父亲曾担任过奥尔良造币厂的官员，母亲做小买卖。他们家孩子多。造币厂关门以后，他的父亲就没有工作，她的母亲也因经营不善破了产，不再做生意，跟丈夫和女儿一起到巴黎。这一家三口，就靠女儿一个人的工钱吃饭。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姑娘出现在餐桌上的时候，就被她那种羞羞答答的样子所打动，尤其是她那一对又温柔又活泼的眼睛，在我看来，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同桌吃饭的人，除了博纳丰先先以外，还有几个爱尔兰神甫、几个加斯科尼人与另外几个与他们相似的人。我们的老板娘本人就是一个调情的老手；在餐桌上，只有我一个人言行还比较庄重。看见有人逗弄这个小姑娘，我就护着她。于是，大家一个劲儿地嘲笑我。这样一来，即使我对这个小姑娘本来没有兴趣，但出于同情之心和对那些人的不满，我也会对她产生兴趣的。我的言谈举止历来是很端庄的，尤其是对女人。我公开成了她的保护人。我发现她已经感觉到了我对她的关心，她充满感激之情（这种感情，她嘴里不敢说）的目光就更加动人了。

她非常腼腆，我也很腼腆。我们两人都有的这种秉性，似乎使我们不可能接近，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很快，我们不久就有了往来。老板娘发现了我们的秘密，便大发雷霆。她这种粗暴的做法，反倒使这个小姑娘对我的心事有进一步的理解。在旅馆中，她只有我这个唯一的保护者，因此，她一见我出去，心里便感到难过，巴不得我早些回来。我们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很快就产生了情理之中的效果。她在我的一言一行中看出我是一个正派人，她没有看错。我从她的一举一动中也看出她是一个心地单纯、重感情但不风骚的女人，我也没有看错。我事先对她声明：我永远不会抛弃她，但也永远不和她结婚。我对她的爱、尊重和真诚，是我取得成功的法宝；我的胆子不大但却很幸运的原因，是她的心地忠厚和温柔。

她担心我会因在她身上找不到她以为我一定要找到的东西而不高兴，这种心理成了推迟我享受快乐的主要原因。在她献身于我之前，我发现她成天惶惶不安，想说点儿什么而又不敢大胆地说出来，我不仅想不出她如此犹豫的真正原因，反而既不正确而又有辱她的品德地认为她这种表情是在警告我：如果和她接触，我的健康就有受到损害之虞。我不知道如何办才好。这种心理虽未妨碍我对她亲近，但有好几天使我总感到闷闷不乐。由于我们互不了解对方心里的想法，所以一谈起话来句句都像是在打哑谜，吞吞吐吐，令人好笑之极。她几乎以为我完全疯了，我也几乎不知道怎样看待她才好。最后，我们终于把话挑明了。她哭着向我说，她刚刚成年的时候犯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错误：由于她的无知和一个诱奸者的诡计，她失去了童贞。我一明白个中的原因原来如此，便乐得叫了起来：“什么童贞不童贞的！在巴黎，一满了二十岁，哪个姑娘还是黄花女？！啊，我的黛莱丝呀，我占有了又诚实又健康的你，就够幸福了！干吗还要去找我从来不想找的东西？”

我开头只不过是想和她玩玩而已，但后来我发现，我不只是想和她玩，我还想把她当作我的伴侣。在我和这个绝妙的姑娘更熟悉并对我当前的境况稍加思考之后，我发现，我心中原本只不过是想寻求一点儿欢乐，但事情的发展却大大有助于我的幸福。在我的雄心壮志消失之后，我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情感来填补我的心，简单说来就是：我需要一个接替妈妈的人。既然我已经不能和她生活在一起了，那就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和她的学生生活在一起，而且在这个人的身上必须具有她当年在我身上发现的那种心灵的单纯和温柔。我需要我个人的和家庭的生活的美满来补偿我所失去的锦绣前程。当我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的时候，我的心是空虚的，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心来充实它。大自然正是为了使我得到那颗心而让我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然而命运却使我失去了它，或者说至少是使我远远地离开了它。不过，如今我虽孤身一人，但对我来说，要么就完全得到它，否则就宁可一点儿也不要，其间是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的。我在黛莱丝身上找到了我所需要的那种能够代替华伦夫人的人。有了她，我就有了就当前的情况来说最大的幸福了。

我开头想培养她的智慧，结果却白费劲，她的头脑始终是大自然原先造成的那个样子，无论怎么教，都不起作用。我毫不羞愧地承认，她虽然多多少少能识几个字，但一直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当我住在新小田路朋沙特兰旅店的时候，我的窗子对面有一个大时钟，我花了一个月的工夫教她辨认时钟的钟点，但她直到现在还是不怎么会；她始终不会按顺序说出一年十二个月的名字。她不认识任何一个数目字；尽管我费了牛劲教她，她还是不会。她既不会算账，也不知道买一样东西究竟花了多少钱。她说话颠三倒四，不但词不达意，而且往往把意思与她想表达的意思恰恰说反了。我曾经把她说的那些话编成一本小册子送给卢森堡夫人取乐。她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话已经在我经常出入的社交圈里成为笑柄了。可是，这个智力如此有限甚至可以说是如此愚笨的人却往往能在关键时刻给我出许多好主意。在瑞士，在英国，在法国，每当我遇到极大的困难时，她都能看出我本人没有看出的问题，并给我提出好的建议。她曾把我从盲目地走进的险境中挽救出来。在高贵的夫人们面前，在王公贵族们面前，她的谈吐，她的见识，她的应对和举止，都为她赢得了普遍的称赞，许多人都对我夸奖她的优点。人们夸奖她的话都是出自真诚的。

在我们所喜爱的人的身边，感情就能润育我们的智慧和心灵，而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寻求行事的指南。我同我的黛莱丝生活在一起，就如同和世上最聪明的天才生活在一起那样愉快。她的母亲以自己曾经和蒙比波侯爵夫人一起受过教育而感到骄傲，自以为了不起，经常对她的女儿指指点点、乱说一气。她花样百出，结果败坏了我们两人之间的淳朴关系。我原来不好意思带黛莱丝出门，但由于讨厌她母亲那张碎嘴子，便逐渐克服了我那种不好意思的心理，带着黛莱丝到乡间去散步、吃点心，这使我非常快乐。我发现她是真心实意地爱我，这就使我对她更加温存。对我来说，和她这样亲密相处，就已经知足了，至于前途如何，我已不再操心了，这就是说：只要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便是我最美好的前途了。我别无他求，只希望现在的状况能永远保持下去就好了。

有了对黛莱丝的这份爱恋之情，我觉得其他一切逸乐之事都是多余的、淡而无味的。除了到黛莱丝的家，我便不出门；她的家几乎成了我的家。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方式对我的工作很有利，不到三个月，我就连词带曲把那部歌舞剧写完了，剩下的只是再写几首伴奏曲和中音部了。这种难度不大的工作，我觉得做起来没多大意思，便请费里多尔承担，将来分给他一部分收益。他到我这里来过两次，在《奥维德》那一幕里配了几段中音部。但是，他对这个既艰苦而收益又遥遥无期的工作不感兴趣，以后就不再到我这里来了，最后还是由我自己来完成。

这部歌舞剧终于全部写好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想办法使它得到演出；这比另写一部歌剧还难。在巴黎，一个人与世隔绝，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高福古上次从日内瓦到巴黎来，曾带我到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家去过，因此我想借这位先生之力崭露头角。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是拉摩先生的音乐事业的热心支持者，他的夫人又是拉摩先生最忠实的学生。正如人们所说的，拉摩先生在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家中享有巨大的威信：他说往东，大家就往东；他说往西，大家就往西。我见他很赏识他的学生的作品，便想把我的作品也给他看。他表示拒绝，说他不能看谱，看谱太累。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说可以演奏给他听，并表示愿意替我去找几个乐师来演奏几个片段。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拉摩先生也同意了，但嘴里却嘟嘟囔囔地说什么一个没有经过名师指点全靠自学的人作的曲子是好不到哪里去的。我赶忙挑了五六段最精彩的曲子；他们找来了十几个乐师，由阿尔贝、贝哈尔和布尔波勒小姐担任演唱。序曲一开始，拉摩就赞不绝口，但他赞美的口气显然是说这段曲子不可能是我作的。每演奏一段，他都表现出不耐烦的样子。在演唱到那首歌声既雄壮嘹亮且伴奏也非常精彩的男高音合唱曲时，他按捺不住了，他粗声粗气地直呼我的名字，声音高得使大家都吃了一惊。他对我说，他刚才听的那段曲子，一部分是出自音乐界的高手，其余部分则是一个根本不懂音乐的人作的。是的，我的作品质量很不均匀，有些地方非常出色，有些地方又很平庸。一个人全靠灵机一动而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这个样子。拉摩说我是一个小剽窃者，既无音乐才能，又无音乐鉴赏力。在座的人，特别是主人，和他的看法却不同。黎歇留先生那时常和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见面，而且也常见到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他曾听人讲起过我的作品，而且很想把我的全部作品都听一遍，如果满意的话，还打算拿到宫中去演出。后来，果然由宫中出资，请了一个大乐队和大合唱队，在宫廷游乐总监波勒瓦尔先生家里演出，指挥是弗兰克尔。演出的效果好极了。公爵先生不断叫好和鼓掌。在《塔索》那一幕的合唱曲结束时，他站起身来，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说：“卢梭先生，那段和声真令人听得入迷，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么美的音乐。我要把这部作品拿到凡尔赛宫去演出。”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当时在场，但她一言不发；拉摩尽管也受到邀请，但他却没有来。第二天，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在她的梳妆室接待我，态度十分冷峻，一个劲儿地贬低我的作品，说什么尽管音乐中的那些花里花哨的调子开头把黎歇留先生迷惑了一下，但后来却醒悟过来了。她劝我不要指望这部歌舞剧会一炮打响。过了一会儿，公爵先生也到了。他说的话，与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说的话完全不同；他对我的才能着实夸奖了一番。听他的口气，他依然是想把这部歌舞剧拿到宫中给国王演出。他对我说：“只有《塔索》那一幕不适合在宫中表演，要另外写一幕。”听了这句话，我回家关起门来，花了三个星期另写一幕来替换《塔索》。这一幕的主题是描述赫西奥德(28)如何受一位女诗神启发的故事。在这一幕里，我巧妙地把我的音乐天才发展的过程和拉摩对我的才华的嫉妒都用音乐表达出来了。这新写的一幕，昂扬高亢的气势不如《塔索》，但浑厚凝重的音色则有过之。它的音乐很高雅优美，如果其他两幕也这么好的话，则全剧的演出一定会成功。可是，当我正要把这部歌舞剧最后润色杀青的时候，另一件事情把它的演出推迟了。

丰特努瓦战役(29)之后的那个冬天，在凡尔赛举行了多次庆祝活动。在小赛马厅演了几次歌剧，其中有拉摩作曲和伏尔泰作词的《纳瓦尔公主》。这部歌剧经过改编之后更名为《拉米尔的庆祝会》。这个新题材，要求把原剧的几个幕间剧在歌词和音乐方面都要加以修改，但问题是，要马上找一个人来承担这项双重任务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伏尔泰（当时在洛林）和拉摩两人都在搞歌剧《光荣的圣殿》的创作，忙不过来，黎歇留先生想起了我，请我来承担。为了让我考虑如何着手，他把歌词和乐曲分开给我。我认为，我应当先征得歌词作者的同意之后，才能动笔。于是，我给伏尔泰写了一封信，信中的措辞很谦逊和恭敬，他的回信的原件见卷宗A，No.1，全文如下：

1745年12月15日

先生：

作词和作曲这两项工作，历来是分别由两个人承担，而你一个人竟具有担任这两项工作的才能。有了这两条充分的理由，我认为，我应当钦佩你和仰慕你。我感到歉然的是，你把这两种才能用在这部作品上，实属不值。几个月前，黎歇留公爵先生一定要我在极短的时间内写出几场既乏味又支离破碎的戏的草稿，说是作为歌舞剧的幕间剧，而这个幕间剧与全剧的情调又不太协调。我只好遵命照办。我写得很匆促，写得很不好。我把那份匆匆写成的草稿寄给了黎歇留先生，原以为他不会采用，或者退回给我，由我加以修改。幸而他把它交给了你，如何处理，那就由你完全做主好了，因为它的内容我早已忘记。在一份写得如此匆促和简略的初稿里，必然有许多错误，我深信你一定会把它们改正过来，并补充一些不足之处。

我记得，在许多不足之处中，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在场与场之间的幕间剧里没有交代格蕾纳迪娜公主是怎样从监牢里出来一下子就到了一座花园或宫殿里。既然为她举行欢庆仪式的人不是魔术师而是一个西班牙的贵族，所以我觉得，剧中的一切都以不带上魔术色彩为宜。先生，这个情节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我请你再检查一下。我请你斟酌一下是不是要加写这样一个场景：牢房的门一打开，公主就被人从牢里请到特意为她布置的金碧辉煌的宫殿。我知道，这一切都没有多大的意义，不值得一个有思想的人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当作主要的事情来做。不过，既然是要尽可能使人不感到不愉快，那就把它修改得尽可能合理一些，虽然它是一场不重要的幕间剧。

这一切，就拜托你和巴罗先生酌情办理。我希望不久就有机会向你当面致谢。专此，顺致敬意。

这封信写得很客气，和他后来写给我的那些措辞傲慢的信对照起来一看，是多么令人惊异啊。那时候，他以为我在黎歇留先生那里很受宠信，再加上他为人十分圆滑（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就对我这个新露头角的人大套近乎，等他摸清了我究竟有多大身份以后，态度就变了。

得到伏尔泰先生的授权以后，我就不再理会拉摩（他总是想方设法损害我），立即开始放手地干起来，花了两个月工夫就全部完成了。歌词方面改动不大，而且，即使有改动，也尽量使人感觉不到风格上的不同，我自信我在这一点上是做得很好的。我在音乐方面花的时间比较多，难度也较大，除了要另写几首包括序曲在内的几段过门儿以外，由我负责写的宣叙调都非常困难，因为有许多合奏曲和合唱曲的调子不一样，要用短短的几句歌词和极快的转调把它们连起来。为了不让拉摩说我篡改原作，我就没有更改或挪动他的任何一段曲子。我作的那套宣叙调，音调高昂、气势恢弘、转折十分自然。一想到人们看得起我，让我与两位高手合作，我的才情就迸发出来了。我可以说，在这个无名无利而且公众全然不知内情的工作中，我几乎总是全力以赴，可与我那两位榜样并驾齐驱的。

这个剧本就按照我改写的样子在大歌剧院彩排。三位作者中，只有我一人在场，伏尔泰当时不在巴黎，拉摩没有来或者是故意躲开了。

第一段独白很悲怆，开头一句是：

死神啊！快来结束我这多灾多难的一生。

情调如此，当然要配上与之相应的音乐，但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却批评我，用尖酸的语气说我写的是送葬曲。黎歇留先生很公正，主张查一查这段独白是谁写的。我把他交与我的原稿给他看，证明是出自伏尔泰的手笔。“既然这样，”他说道，“这过错，要怪就怪伏尔泰一个人。”在彩排过程中，凡是我作的曲子，都受到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的批评，而得到黎歇留先生的首肯。然而，毕竟我遇到的对手太强大了，我接到通知说，我的曲子中有好几处要修改，而且一定要去请教拉摩先生如何修改。我不但没有得到我所期待的称赞（我理应得到人们的称赞），反而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我真是伤透了心。我心灰意冷地回到家里；我筋疲力尽，愁肠百结，一下子就病倒了，足足六个星期，我出不了门。

拉摩只不过是负责修改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指出的那几个地方，却派人来问我要我那部大歌舞剧的序曲，说是用它来代替我这次写的序曲。我感到其中必有蹊跷；我拒绝了。由于离正式演出只有五六天时间，已来不及另外写一个，所以只好仍旧用我写的那首序曲。这是一首带意大利风格的序曲；这种风格当时在法国还非常新颖，故而得到了普遍的好评。我的亲戚穆萨尔先生的女婿瓦尔玛勒特先生是宫廷总管，他告诉我说，音乐爱好者们对我的音乐都很满意，听众没有分辨出来哪些曲子是我作的、哪些曲子是拉摩作的。可是，拉摩和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串通一气，想了许多办法不让人们知道我参加了这部作品的写作。在散发给观众的小册子上，所有作者的名字通常都是要一个一个地列出来的，但在这本小册子上却只有伏尔泰一个人的名字。拉摩宁愿他自己的名字不写上，也不愿意把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当我的身体一恢复到能出门的时候，我就想去见黎歇留先生。但为时已晚，他已经动身去敦刻尔克指挥开往苏格兰的部队的登陆行动了。在他回巴黎后，我又懒病发作，心想现在去找他，已经太晚了。自此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再见到过他，以致使我失去了我的作品应当为我赢得的荣誉和应得的报酬；我的时间，我的劳动，我的愁苦，我的疾病和我为了治病所花的钱，全都由我自己承担，而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好处或补偿。不过，我始终觉得黎歇留先生对我是真诚的，对我的才能是赞赏的，只怪我倒了八辈子大霉和拉·波普里尼埃尔夫人的从中捣鬼，所以才使他的好心没有对我产生好的效果。

我对这个女人曾百般讨好，并经常去看望她，而她对我却如此憎恨，我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高福古告诉了我其中的原因。他说：“这首先是因为她与拉摩之间的友谊；她对拉摩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容许任何人与他竞争。何况你是日内瓦人，单单这一点，就是你的一大罪过，在她看来就该打入地狱，永远不会原谅你。”接着，他就给我讲了于贝尔神甫的故事。于贝尔神甫也是日内瓦人，是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的好朋友。他深知她的为人，曾花了许多力气想阻止他娶这个女人。因此，在结婚之后，她对于贝尔神甫便恨之入骨，而且恨所有的日内瓦人。高福古还说：“尽管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对你很好，但依我看，你以后别再指望他会支持你了，因为他很爱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又恨你。她的心眼儿很坏，手段又高明，你和他们一家是永远也相处不好的。”我把高福古的话牢记在心；我和那一家人的往来就到此为止。

差不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高福古在我正需要人帮助之际帮了我一个大忙。我慈爱的父亲前不久去世了，享年约六十岁。要是在别的时候，我处境的艰难没有这样使我困扰，我对父亲的去世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感到悲伤。当他在世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分得我母亲留下的一部分遗产，这一部分遗产的收益一直由他享用。现在他去世了，我就没有什么要顾虑的了，而麻烦在于：关于我哥哥的死亡，迄今一直没有弄到一个有效的证明。高福古答应帮我解决这个难题。他通过罗尔姆律师的协助，这个问题果然解决了。那时，由于我正急需这笔小小的款子，而事情的进展情况我当时还不知道，所以我非常焦急地等待着最后的消息。有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家，收到了那封告诉这个消息的信。我拿起信来就想拆开，急得手都发抖了，但突然一下心里却责怪我自己干吗这么着急。“唉，怎么啦！”我羞愧地对自己说道，“我让-雅克难道就为了几个钱的事儿急成这个样子吗？”于是我马上把信放在壁炉台上，脱下衣服，安安静静地躺下，睡得比平时还香。第二天早晨很晚才起床，也没有想起那封信，直到穿衣服的时候才看见它。我不慌不忙地把信拆开，发现里边有一张汇票，我很高兴，而最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在昨天夜里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做到了控制我的心情。我一生中像这样控制自己心情的事，是很多的，但我实在太忙，就不一一详述了。我从这笔款子中拿出一小部分钱寄给我可怜的妈妈。回想起过去我有一次把全部所得交给她时的快乐情景，我禁不住怆然泪下。她给我的信，每一封都谈到了她的窘境。她给我寄来了许多配制药剂的秘方，告诉我可以靠这些东西发财，也可以给她带来好处。穷困已经使她心力交瘁，想不出别的办法了。我寄给她的那一点点儿钱，肯定会落入她身边的那些骗子之手，她是一点儿也享受不到的。一想到我这点活命钱竟让那些坏蛋来分享，尤其是在我极力想把她从那些坏人手中救出而终归无效的时候，我的心就沉痛之极。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讲到。

时光一天一天地过去，我手中的钱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花光。我们本该是两个人生活，而实际上却是四个人生活，更正确地说，是七八个人生活。尽管黛莱丝毫无私心（像她这样没有私心的人是不多的），但她的母亲就同她不一样了。她一看有我接济，境况稍好一点儿，就把她的全家搬来分享成果。什么二姐三姐呀，儿子女儿呀，孙儿孙女呀，全都来了；只有她的大女儿因为嫁给了昂热市的一个车马行的老板没有来。我给黛莱丝购置的东西，全部由她的母亲拿去分给那些饿鬼了。由于和我生活在一起的这个女人没有贪心，而我也没有被疯狂的情欲所迷惑，所以我从来没有因此便乱发脾气。只要黛莱丝生活上过得好（但不奢华）、经济上不紧张，我就满足了。我同意她把她的全部劳动所得都交给她的母亲，此外，我对他们还有别的照顾。可是，倒霉的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发生：妈妈(30)成了一群骗子掠夺的对象，而黛莱丝成了她一家人掠夺的对象。对她们两个人，我都白帮助了，没有一个人得到了我的好处。说来也真奇怪，黛莱丝是勒瓦赛尔太太的最小的女儿，在女儿当中只有她没有得到父母给的嫁妆。可是，她的父亲和母亲却靠她一个人供养。这个可怜的孩子，不仅过去常挨她哥哥和姐姐们的打骂，甚至还受她的侄女们的欺负，如今又遭到他们的掠夺。正如她过去无法抵御他们的打骂一样，现在也无法抵御他们的掠夺。只有一个名叫戈登·勒杜克的侄女儿性格比较温和可爱，可是后来也跟着别人的榜样学坏了，被别人教唆坏了。由于我常同她们两人在一起，我也就跟着她们那样称呼她们两个人：我叫戈登为“我的侄女儿”，叫黛莱丝为“姨妈”，她们两人都称我为“姨父”。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叫黛莱丝为“姨妈”以及我的朋友有时候也跟着我戏称她为“姨妈”的由来。

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赶快想办法改变我困难的处境。鉴于黎歇留先生已经把我忘记，又不能指望宫中对我做些什么，我就试图把我写的歌剧拿到巴黎去演出。但是，我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相当多的时间才能克服。我一天比一天着急；这时，我想起了我写的小喜剧《纳尔西斯》，打算把它拿到意大利歌剧院去上演。剧本被接受了，我得到几张免费入场券，这使我很高兴。但也仅此而已，剧本始终无法演出。我天天去找喜剧演员们，弄得我都厌烦了，以后干脆就不去找他们了。我又回到最后剩下的一条门路，也是我本来就该走的门路。当我常去拉·波普里尼埃尔先生家的时候，我就很少去杜宾先生家了。两家的夫人虽说是亲戚，但相处得很不好，彼此很少见面，两家的客人也互不往来，只有迪埃利约两家都去。他受托要想办法把我拉到杜宾先生家去。那时，弗兰克耶先生在学博物学和化学，办了一个实验室。我看得出来，他想一跃而进科学院。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要著一本书。他认为我在这项工作中能对他有用。杜宾夫人也想写一本书，在我身上也打着差不多同样的主意。他们两人想合请我做秘书之类的工作。这时我才恍然大悟迪埃利约先生之所以要我到杜宾先生家去，原来是为了这件事。我首先要求弗兰克耶先生利用他和耶尔约的影响力把我的作品拿到歌剧院去排演，他同意了。《风流的缪斯》先在后台、后来在大剧场排演了好几次。彩排那一天，到的人很多，有好几段音乐都得到了观众的喝彩。然而在演出过程中（雷贝尔指挥得很不好），我本人感到这个剧本是通不过的，不经过重大的修改，是不能演出的，因此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就把剧本收回了，免得遭人家来退给我。但是，有许多迹象使我很清楚地看出，我的作品即使写得十全十美也是通不过的。弗兰克耶先生承诺的是拿去排演而不是演出。他严格遵守了他的诺言。我在这件事情和其他许多事情上看出，他和杜宾夫人都不想我在社会上出名，以免将来人们看他们写的书的时候怀疑我是他们的捉刀人。杜宾夫人始终认为我的才具平常，只让我替她做一些笔录她口授的文件或查找资料的工作。我这番话，对她来说，也许有失公平。

最后这次失败，使我完全失去了信心，我完全放弃了一切进取和成名的计划，再也不想什么凭我的才能就能如何如何了，因为不论我的才能是真也好假也好，反正不会使我显身扬名。从今以后，我要把我的时间和精力用来为我和黛莱丝谋求生计。谁给我们饭吃，我就讨谁的欢心。我今后要完全投靠杜宾夫人和弗兰克耶先生。这当然不能生活得很富裕，因为头两年他们每年只给我八九百法郎，勉勉强强只够我生活的基本需要，何况我还不能不到离他们家近的地方租房子住，房间要装修，那个地段的房租又贵，另外还要在巴黎城边的圣雅克街的尽头处租一套房子，不论晴天或雨天，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得回到那里去吃饭。对于这种生活方式，我不久就习惯了，而且也喜欢上了我的新的工作。我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跟弗兰克耶一起到卢埃勒先生家去听了几次课之后，便开始对这门我们只学了点儿皮毛的学科深一句浅一句地撰写起论文来了。1747年我们到都兰去度秋季，住在舍农索城堡。这座城堡是舍尔河畔的王家府第，是昂利二世为狄亚娜·德·普瓦蒂埃修建的；用她的名字的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还依稀可见。现在，这座府第归包税人杜宾先生所有了。在这个漂亮的地方，我们玩得很开心，吃得也很好，我变成了一个像和尚似的胖子。我们天天搞音乐，我作了几首三重唱，音调相当和谐。如果将来我有机会写补遗的话，我还要重提一下这几首曲子。我们还演喜剧，我用十五天时间写了一部三幕剧，题目叫做《冒失的婚约》。读者可以在我的文稿中找到这个剧本；它除了让大家乐一阵子以外，便没有别的优点。我还写了几个短小的作品，其中有一首诗，题名叫做《茜尔维的林荫道》。这个名字取自舍尔河畔一座公园的一条林荫小道。我写这些东西，都没有耽误我对化学的研究工作与杜宾夫人安排我做的工作。

当我在舍农索发胖的时候，我那可爱的黛莱丝在巴黎也发胖了，只不过她是另外一种胖法。我回家时发现，我干的那件事儿竟比我估计的时间提前显露出来了。以我当时的境况而论，要不是同桌吃饭的伙伴给我想出了一个唯一能使我摆脱困境的办法，我会被弄得焦头烂额、不知如何是好的。这是我在书中要讲述的重要事情之一，所以不能叙述得过于简略，因为，如果要我对此事加以解说的话，我只好要么为自己辩护，要么自己责备自己，而我现在在这里既不做前者，也不做后者。

在阿尔图纳在巴黎期间，我们不到饭馆用餐，通常是就近吃饭，在歌剧院这条死胡同对面一个裁缝师傅的妻子拉赛尔大娘家吃包伙。她做的饭菜很差，但由于在她那里吃饭的都是正派人，所以还是很受欢迎的。她不接受不相识的生人，必须要有一个平常在她家吃饭的人介绍，她才接纳。格拉维尔队长是个老风流人物，对人彬彬有礼，头脑也很聪明，但说话总带脏字儿。他住在那个裁缝家，经常招来一批衣着华丽的警卫队和长枪队的年轻军官。诺朗队长是歌剧院全体舞女的保护人，天天都要把那帮美人儿的新鲜事儿带来讲给大家听。杜·普勒西斯是一位退休中校，是一位秉性善良的老人；昂塞勒(31)是长枪队的军官。全靠他们两人维持，那帮青年人才守一点儿规矩。到这里吃饭的，也有商人、经纪人和食品商；他们都很有礼貌、很正派，是各行各业中的体面人物，如贝斯先生和弗尔卡德先生；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总之，在这里吃饭的，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只有教士和司法界的人例外，我一个也没有见到过。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规矩，那就是：不要把这类人介绍到这里来。吃包饭的人很多，大家谈笑风生但不喧哗，笑话连篇但不粗俗。那个老队长的话，内容很花哨，但从来不失去宫廷里的那种高雅的语气。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俏皮话，虽有伤大雅，但很风趣，所以连女人也能原谅。他谈话的方式给大家定了标准，所以那些青年人在大谈他们的艳遇时，话虽放肆，但用词却很文雅。涉及姑娘们的故事是很多的，因为拉赛尔大娘家所在的那条街正对着著名的时装商杜莎太太的铺子。她的铺子里雇有许多漂亮的姑娘，我们这帮年轻人饭前或饭后都喜欢去和她们聊天。如果我的胆子大一点儿，也一定会像他们那样去寻开心的，只要敢跟他们一起去就行了，可是我从来不敢。在阿尔图纳走后，我还是常到拉赛尔大娘那里去吃饭，我在那里听到了许多有趣的新鲜事儿，也逐渐学到了一些处世的箴言（多亏老天庇佑，我没有学他们的那一套生活作风）。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哪个老实人受了气，哪个男人戴了绿帽子，哪个女人被诱奸，哪个女人有了私生子；他们还说什么谁给育婴堂送去的孩子最多，谁的功劳就最大。这句话很中我的意，因此我也打算采取这种在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当中流行的办法。我对我自己说：“既然此地有这种风俗，我生活在这里，就照此办理好了。”我到处寻找的就是这个办法。我毫不犹豫而且痛痛快快地决定采取这个办法。唯一要做的工作，是如何打消黛莱丝的顾虑。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说服她采取这个唯一能保全她的面子的办法。她的母亲担心有了孩子会增添许多新的麻烦，也来帮我说话。黛莱丝终于被说服了。我们找了一个稳妥可靠的接生婆，名叫古安小姐，住在圣欧士塔什街的尽头处。我们把这件事情交给她去办理。到了生产那一天，黛莱丝就由她母亲陪着到古安小姐家去分娩了。我到古安家去看了黛莱丝好几次。我给她送去了两张卡片，把孩子的生辰年月日一式两份分别写在这两张卡片上，其中一张放在婴儿的襁褓里，由接生婆按通常的办法送到育婴堂去。第二年又出现了同样的难题，我如法炮制，同样办理，只不过忘了放一张记有孩子生辰年月日的卡片罢了。这一回，我依然不加考虑，而她也依然不赞同，最后还是唉声叹气地听了我的话，照我的话办。各位读者以后将不断看到这一严重的错误行为对我的思想方法和命运产生的后果；至于目前，此事就暂时谈到这里为止。它的后果既十分惨重又完全非我的始料所及，竟一再使我不得不回过头来谈它。

在这里，我要谈一下我第一次见到埃皮奈夫人的经过。她的名字在本书中将经常出现。她原名德士克拉维尔小姐，不久前和包税人拉里夫·德·贝勒加尔德先生的儿子埃皮奈结婚。她的丈夫，同弗兰克耶先生一样，是一位音乐家，她本人也是一位音乐家；由于都喜欢音乐，所以三个人非常亲密。弗兰克耶先生把我介绍给埃皮奈夫人，我有时候同他一起在她家吃晚饭。她对人很亲切，头脑很聪明，办事也挺能干。和这样一个女人相识，当然是件好事。不过，她有一位名叫艾特小姐的女朋友，人们都说这个女人很坏。艾特和瓦罗里骑士同居，这个骑士的名声也不好。我认为，同这样两个人交往，对埃皮奈夫人是有害的。埃皮奈夫人对人虽十分苛求，但她有许多优点足以调节或弥补行事过头的地方。弗兰克耶先生对我的友谊也感动了她，她因此对我也很友好。弗兰克耶先生还向我讲了他和她的暧昧关系。如果不是已经成了连埃皮奈先生也知道的公开秘密，我在这里是不会提到的。弗兰克耶先生还给我讲了这位夫人的许多奇怪的隐私。这些隐私，她本人从来没有向我讲过，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会知道，因为我无论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向她或另外的人讲的。由于她同弗兰克耶先生对我都很信任，所以我的处境很尴尬，在弗兰克耶夫人面前，因为她对我很了解，所以虽然知道我和她的情敌有往来，但并不因此就对我有猜疑。我尽力安慰这个可怜的女人；她的丈夫的确辜负了她对他的恩情。这三个人的话我都听，但我守口如瓶，不泄露他们的半点儿隐私。他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休想从我口中套出其他两个人的秘密；我也不向两个女人中的任何一个隐瞒我与她的情敌的友谊。弗兰克耶夫人多次想利用我帮她办事，都被我严词拒绝了。埃皮奈夫人有一次想让我帮她捎一封信给弗兰克耶先生，不但遭到同样的拒绝，而且我还向她郑重声明，只要她再次要我替她办这类事，我将从此不再进她家的门。应该替埃皮奈夫人说句公道话，我这种态度不但没有使她感到不快，她反而向弗兰克耶先生十分称赞我，以后依然很热情地接待我。在这三个我必须不偏不倚地对待的人的风波迭起的关系中，我就是这样行事的。虽然我在某些方面要依靠他们，对他们都有深厚的情谊，但我处处表现得既亲切又一秉大公，所以赢得了他们的友谊、尊重和信任。尽管我外表上显得又蠢又笨，但埃皮奈夫人还是让我参加舍夫雷特的娱乐活动。舍夫雷特在圣丹尼附近，是德·贝勒加尔德先生的一处公馆，公馆里有一个戏台，他们时常演戏。他们让我也担任一个角色；我把这个角色的台词整整练习了六个月，但到演出的时候还是要不断有人提示。这次演出之后，他们就不再让我担任什么角色了。

在认识埃皮奈夫人的同时，我又认识了她的小姑子德·贝勒加尔德小姐。这位小姐不久之后就出嫁，成为乌德托伯爵夫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她结婚的前夕，她以她那种天生的亲昵态度和我谈了很久。我觉得她很可爱，但压根儿没有料到这个女人将来有一天会主宰我一生的命运，而且把我推进了（虽然是无心的）我今天仍深陷其中的万丈深渊。

我从威尼斯回来以后，我虽然没有谈判狄德罗，也没有谈到我的朋友罗甘，但我既没有忘掉前者，也没有忘掉后者，尤其是目前我同前者的友谊一天比一天更亲密起来了。就如同我有一个黛莱丝一样，他也有一个纳内蒂；这在我们两人之间又多了一个共同点，但区别在于：我的黛莱丝除模样儿长得同纳内蒂一样好看以外，脾气还很温和，性格非常可爱；而他的那个纳内蒂，乃是一个成天碎嘴唠叨、吵吵闹闹的泼妇，一看就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女人。然而他却正式娶她为妻。他这样做，如果有约在先，当然好；至于我，我可没有这样事先许诺，所以我不急于照他那样办。

我还和孔狄亚克神甫时相过从。他当时同我一样，在文化界默默无闻，不过，就他的学识而论，他笃定是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名人的。我也许是第一个发现他的才能并十分器重他的人。他也乐于同我交往；当我在歌剧院附近让-圣丹尼街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写《埃西奥德》那幕戏的时候，他有时来和我一起吃顿便餐。他那时正在撰写他的第一部著作《人类知识起源论》。写完以后，很难找到一个书商出版。巴黎的书商对新手都是很傲慢的，再加上形而上学在当时也不时髦，引不起人们的兴趣。我对狄德罗谈起了孔狄亚克和他的著作，并介绍他们两人互相认识；他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狄德罗说服书商杜朗接受了孔狄亚克的稿子，于是这位大玄学家的第一本书便给他带来了一百埃居的稿酬。这笔钱，几乎等于是天外飞来之财，如果没有我，孔狄亚克就得不到这一百埃居了。由于我们住的地方彼此都离得很远，我们三人约定，每个星期在罗亚尔宫聚会一次，并一起到一家名叫“大花篮”的饭馆去吃饭。狄德罗非常喜欢这种每周一次的小聚餐会。他这个人是有约必爽的，但对这种小聚餐会却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次。在一次聚餐会上，我制订了一个出版一份期刊的计划，期刊的名称叫做《嘲笑者》，由我和狄德罗轮流主编，第一期由我执笔，这就使我认识了达朗贝尔，因为狄德罗同他谈过此事。由于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的干扰，这个计划也就搁浅了。

这两位作家最近在着手编一部《百科词典》。这本词典，原来是打算把钱伯斯的《百科词典》译成法文，同狄德罗最近翻译的詹姆士的《医学词典》差不多。他要我也为《百科词典》写点儿什么，并建议我写音乐方面的词条；我答应了。他对每个参加这项工作的作者规定的交稿期限是三个月，我只好匆匆忙忙、马马虎虎地如期完成。后来我发现，像我这样按时交稿的，只有我一人。这份稿子是我请弗兰克耶先生的一个名叫杜邦的仆人誊清的，他的书法很好，我自掏腰包给了他十个埃居。这十个埃居，后来一直没有人补偿我。狄德罗告诉我说书商将给我报酬，但后来他一直没有再提此事，而我也没有向他开口要。

《百科词典》的工作，由于狄德罗被抓进了监狱而中断了。他的《哲学思想录》给他招惹了一些麻烦；这些麻烦，后来也不了了之，没有人再过问。这一次，他那封《关于盲人的信》，情况就不一样了；其实，这篇文章除了几句涉及个人相貌的话以外，就没有其他可指摘的地方。(32)但是，就是这几句涉及个人相貌的话，得罪了杜普蕾·德·圣莫尔夫人和雷奥米尔先生，因此他被关进了万森纳监狱。我的朋友的这桩祸事，使我感到的焦急心情，简直无法形容。我头脑里的糟糕的想象力总是凡事都往坏处想，越想越坏。我认为他将在监狱里关一辈子。我简直急得晕头转向，差一点儿就急疯了。我给蓬巴杜夫人(33)写了一封信，求她说情，把狄德罗放出来，或者把我也关进监狱，让我和他在一起。我一直没有得到回信，这也许是因为我的信把道理讲得太简略了，所以没有产生效果。好在没过多久，对可怜的狄德罗的看管就松了一些。对于这一点，我不敢自诩我那封信也起了点作用，但是，如果对狄德罗的看管再继续那样严厉的话，我敢断言，我会伤心得死在那座可恶的监狱的墙根儿下的。不过，虽说我的那封信没有起多大作用，但我也没有到处宣扬，我只向很少几个人谈过，就连狄德罗本人，我也没有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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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百眼神。据说，在他的一百只眼睛中，有五十只眼睛昼夜不停地总是睁着观察周围的情况。——译者

(2) 除非他当初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就选择错了，或者他所喜欢的人后来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改变了性格（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人们刻板地理解这条“观其友便知其人”的法则的话，人们就会按苏格拉底的妻子克桑迪普来评判苏格拉底，按狄戎的朋友卡里普斯来评判狄戎。这样评判就荒谬绝伦、大错特错了。此外，人们切不可错用这条法则来评判我的妻子。是的，她的智力之有限和上当受骗之容易，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但就她的性格而言，她的确是一个非常淳朴、善良、没有一点儿坏心的女人。她值得我的衷心敬爱；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永远敬爱她。

(3) 指诗人让巴普蒂斯特·卢梭（1671—1741）。——译者

(4) 尼西阿斯（公元前470—前413）：雅典政治家和军事家；公元前415年率军远征西西里，在叙拉古战败被俘。——译者

(5) 杜克洛1741年发表的一本小说。——译者

(6) 我一直非常信任他，所以在我回到巴黎以后，就把我的《忏悔录》的稿子托他保管。我让雅克怕受骗，但不幸的是，我总是在受了骗之后才发现他人的背信弃义和虚伪。

(7) 彪龙奇尼（1670—1750）：意大利作曲家。——译者

(8) 希腊神话故事中九个分别掌管诗歌和音乐等艺术的仙女。——译者

(9)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等。——译者

(10) 奥维德（公元前43—18）：拉丁诗人，主要作品有《爱的艺术》和《变形记》等。——译者

(11) 阿纳克列翁：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抒情诗人，其作品已大部散失，只留下一些残缺不全的片段。——译者

(12)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一种金币。——译者

(13) 阿默罗当时就在朝中任职，担任外交部国务秘书。——译者

(14) 莫尔巴当时就在巴黎，担任海军部国务秘书。——译者

(15) 这里，卢梭的记忆有误。卢梭在威尼斯期间，法国驻瑞典大使是兰马利侯爵，而不是达弗兰古尔；达弗兰古尔是1749年才被任命为法国驻瑞典大使的。——译者

(16) 拉·什塔尔当时就在彼得堡，任法国驻沙皇俄国的大使。——译者

(17) 指法国。卢梭是日内瓦人，故称法国为“异国”。——译者

(18) 我记不清楚了；也可能是在圣萨穆尔戏院。专用名词我总是易于忘记的。

(19) 罗布科维茨亲王（1702—1753）是文中提到的这次战役的奥地利军队统帅。——译者

(20) 德·洛比塔尔侯爵是当时法国驻那不勒斯王国的大使。——译者

(21) 指摩德纳公国。——译者

(22) 这里，卢梭的记忆有误：他在威尼斯实际上只待了十二个月。——译者

(23) 威尼斯的一种小金币。——译者

(24) 按法国旧制，一担等于一百旧制斤。——译者

(25) 这里说的“斤”指法国旧制斤，等于四百九十克。——译者

(26) 我已经放弃了这个写作计划。

(27) 指《风流的缪斯》。——译者

(28) 赫西奥德（约公元前8世纪）：与荷马齐名的古希腊诗人。——译者

(29) 指1745年5月11日法国萨克斯元帅在丰特努瓦大败英国、奥地利、荷兰和汉诺威四国联军之役。——译者

(30) 指华伦夫人。——译者

(31) 我为这位昂塞勒先生写了一部小喜剧，题名叫做《战俘》，是在法国军队在巴伐利亚和波希米亚惨败之后写的。我一直不敢承认它是我写的，也不敢拿给任何人看。我之所以这样谨慎，其中的原因说来也很奇怪，那就是：法国的国王、法兰西这个国家和法国人从来没有受到过他们在这部喜剧里受到的那种真诚的称赞，而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和派和投石党人，所以我不敢承认我是这个其信条和我的信条完全相反的国家的吹捧者。对于法国遭受的灾难，我比法国人还要伤心。我在本书上册已经谈到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和因什么缘故使我对法国如此真诚地热爱的。这种热爱，我一直不好意思说，因为我怕人家说我胆子小，想千方百计讨好法国人。

(32) 句中的《关于盲人的信》是简称。这篇文章的全题是：《供眼睛正常的人阅读的关于盲人的信》。巴黎当局借口文章对德·圣莫尔夫人那双美丽的眼睛说了俏皮话，便把狄德罗抓进了监狱。这是表面原因，而真正的原因是：狄德罗在文章中宣扬唯物主义，他以英国盲人数学家桑德森（1682—1739）为例，说这位数学家自幼双目失明，没见过天上的光明，因此意识不到上帝的存在；他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全凭感知。狄德罗在文章中反复陈述感觉论的观点，进而达到宣扬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目的。——译者

(33) 蓬巴杜夫人（1721—1764）：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