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切身利害：反脆弱性與犧牲他人的可選擇性
讓空談變廉價—看看戰利品—隨機表示難過的企業？—預測與反預測
本章將探討當某個人得到上檔利益，另一個人承受下檔損失，我們會讓自己置身於什麼狀況。
現代化的最糟糕問題在於將脆弱性和反脆弱性從一方惡意地移轉到另一方，結果使另一方得到利益，另一方（在不知情之下）受到損害，並且這種移轉正因為倫理和法律之間的缺口日益增大而變本加厲。這種情形自古已然，但於今尤烈——現代化將它隱藏得特別好。
這當然是一種代理問題。
代理問題當然是一種不對稱性。
我們正見到從根本發生的一種改變。想想比較古老的社會——也就是那些存活下來的社會。我們和他們的主要不同點，在於英雄感消失：以前的人對為他人承受下檔風險的人相當尊敬，但現在這種尊敬——和權力——移轉到別的地方。英雄主義正好是代理問題的相反：某個人為了其他人，而選擇承受對自己不利的狀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或者傷害自己，或者接受比較溫和的形式，願意放棄自身的一些利益）。我們現在的所作所為剛好相反：權力似乎落到從社會偷走免費選擇權的人手中，例如銀行家、企業高階主管（非創業家）和政治人物。
英雄主義不只和暴動、戰爭有關。舉個反代理問題的例子：小時候，聽到一個故事說，有位保母為了救小孩不被車子撞到而死掉，深受感動。我認為，沒什麼事情比代人受死更可敬了。
換句話說，這就是所謂的犧牲。「犧牲」一詞和神聖有關。這是屬於聖潔的領域，不同於褻瀆。
傳統社會中，一個人只會因為他（或者遠高於一般的預期，她）願意為他人承擔下檔損失的多寡而受到等量的尊敬。最勇敢或豪邁的人，例如騎士、將軍、指揮官，在社會中的位階最高。連黑手黨頭子也接受這樣的位階，使他們最容易暴露在競爭對手的傷害和主管當局最嚴重的懲罰之中。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願意捨身為人的聖人——他們幫助弱者、被剝奪者、一無所有的人。
所以表七列出另一套三元組：有些人沒有切身利害，但從別人那裡受益，有些人既不從別人那裡受益，也不傷害別人，最後是一種高尚的類別，願意為別人犧牲自己，承受傷害。
表七 倫理和基礎不對稱
沒有切身利害 有切身利害 為了他人而承受切身利害，或者心口合一
（留住上檔利益，將下檔損失移轉給他人，犧牲其他某個人，而擁有隱形選擇權） （留下自己的下檔損失，承受自己的風險） （代替別人或普世價值而承受下檔損失）
官僚 公民 聖人、騎士、戰士、士兵
隨口說說（胖子東尼的術語叫「閒扯淡」） 行動，不閒扯淡 惜言如金
顧問師、詭辯家 商人、企業人士 先知、哲學家（以現代之前的意義來說）
企業 工匠 藝術家、若干工匠
企業高階主管（穿西裝） 創業家 創業家╲創新家
理論家、資料採擷者、觀察性研究 實驗室和現場實驗 自行其是的科學家
沒有切身利害 有切身利害 為了他人而承受切身利害，或者心口合一
集權式政府 城邦國家政府 自治市政府
編輯 作家 偉大的作家
做「分析」和預測的新聞人 投機客 承受風險，揭發（力量強大的政權、企業）弊案的新聞人
政治人物 行動主義者 反叛者、異議者、革命者
銀行家 交易員 （他們不參與庸俗商務）
脆弱推手教授約瑟夫．史迪格里茲 胖子東尼 尼洛．屠利普
風險販子 納稅人（不是相當自願性的心口合一，但他們是受害人）
社會的強固性——甚至反脆弱性——有賴於這些人：我們今天能夠在這裡，是因為某個人在某個階段，為我們冒某些風險。但是勇敢和英雄主義並不表示盲目地承受風險——這不見得是輕率魯莽的行為。有一種假勇敢是來自風險盲，他們低估失敗的可能性。我們有無數的證據顯示，同樣一些人面對真正的風險時，變得膽小懦弱和過度反應；這和勇敢正好相反。在斯多噶學派看來，審慎和勇敢的性質相同——有勇氣對抗你自己的衝動（普珀里琉斯．西魯斯——要不然還有誰？——講過一句名言，說審慎被視為一般人展現的勇氣）。
英雄主義隨著文明而進化，從武術競技場演進到各種觀念。起初在古典時期之前，荷馬的英雄主要是有身體上天賦的勇氣——因為每一件事情都得靠體力。古典時期稍後，在偉大的古斯巴達國王阿格西勞斯（Agiselaus）等人看來，真正快樂的生活，是以有幸馬革裹屍為極致，其它很少事情比得上，甚至沒有任何事情能與之比擬。但是對阿格西勞斯來說，勇氣已經從純粹的武功，進化成更大的某樣東西。勇氣往往在放棄一切的行為中看到，例如一個人為了別人、集體的利益，或者某些利他的原因，而準備犧牲自己。
最後，一種新的勇氣形式誕生了，也就是蘇格拉底、柏拉圖的那種勇氣。他定義了現代人類的勇氣：有勇氣站出來衛護某個觀念，在亢奮的狀態中享受死亡，原因很簡單，因為他享有為真理而死、挺身衛護一個人的價值。這成了最高的榮譽形式。歷史上找不到有人比這兩位思想家有更大的特權，能夠公開悍然不顧一切，為了自己的觀念而犧牲生命——這兩個人住在東地中海地區，一個是希臘人，另一個是閃米特人。
在我們聽到快樂是以經濟狀況或者其他稍帶唯物主義的條件去定義時，應該暫時打住。當我聽到不帶英雄主義的「中產階級價值」受到推崇，你可以想像我抓狂的場面。由於全球化和網際網路，「中產階級價值」傳播到英國航空（British Air）很容易抵達的地方，膜拜被神化的階級平常所吸食的鴉片：為一家銀行或一家菸草公司「賣力工作」、勤快閱報、服從大多數（但不是所有）的交通法規、被某種企業結構束縛、被主管的意見牽著鼻子走（因為員工的工作紀錄保存在人事部門）、遵守法律、依賴股市的投資、到熱帶地區度假、過著市郊生活（背負一些抵押貸款）、養一隻好看的狗、週六晚上喝葡萄酒。那些事業有成的人，進了年度億萬富翁排行榜，希望在他們的肥料銷售遭到中國競爭對手挑釁之前，繼續待在榜內一段時間。他們被稱為英雄——沒人說他們運氣好。此外，如果成功是隨機獲得的，有意識的英雄主義則是非隨機的。而且，「合乎倫理」的中產階級可能在一家菸草公司工作——這得歸功於某些人的詭辯，自稱合乎倫理。
當我見到華盛頓特區有個書呆子坐在電腦前面，走幾步路就到星巴克（Starbucks）咖啡廳或者某座購物商場，卻能炸掉遙遠地方（例如巴基斯坦）的一整座營區，然後若無其事地前往健身房「鍛鍊身體」（並將自己的文化和騎士或武士相提並論），令我對人類的未來更感到無力。在科技進步的協助之下，懦弱的人全部連起來：社會因為沒有骨氣的政治人物而變得脆弱、逃避兵役的人擔心民意測驗，新聞記者則不斷地在寫故事，他們製造爆炸性的赤字，使得代理問題更加嚴重，因為他們希望短期內看起來相當美好。
聲明一下。表七並不表示那些心口合一的人必然是對的，或者為一個人的理念而死，對我們其他這些人必然有好處：許多和救世主降臨有關的烏托邦說法，造成相當大的傷害。我們也不見得需要轟轟烈烈慷慨赴義：許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相當有耐性，不辭辛勞，努力打擊邪惡，但看在別人眼裡，並不像英雄；他們甚至遭到社會的忘恩負義——而對媒體友善的假英雄，身分地位卻節節高升。未來的世代，不會為這些人豎立雕像。
半人（half-man或者half-person）不是指沒有意見的人，而是指不為自己的意見承擔風險的人。
偉大的歷史學家保羅．維尼（Paul Veyne）最近指出，有人說角鬥士是強迫勞工，但這是很大的迷思。大部分角鬥士都是自願者。他們希望有機會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險和贏得勝利，而成為英雄，或者就算失敗，也能在世界上最多的群眾面前，展現自己能夠死得叫人尊敬，一點都不膽怯——當角鬥士格鬥失敗，群眾會決定是否應該寬恕他，或者讓對手致他於死。觀眾不喜歡非自願者，因為這些人沒有將靈魂帶來格鬥場。
關於勇氣，我學到的最寶貴的一課，是來自家父——小時候，我曾經讚歎他的博學，但不過度嚮往，因為單單博學不會使人完整。他自視甚高，要求別人尊重。黎巴嫩戰爭期間，他曾經在一處路檢遭到民兵侮辱。他拒絕遵從，對於民兵的無禮非常生氣。開車離去時，槍手從背後開槍射他。子彈留在他胸部，陪他度過一生，所以在通過機場大廈時，必須攜帶Ｘ光片。對我來說，這立下很高的標竿：除非努力爭取，否則尊嚴一文不值；除非你願意為它付出代價。
我從古文化學到的一課，是氣度（megalopsychon）的概念（亞里士多德談倫理時用到這個字）。這種看重自己的感覺，後來被基督教的「謙卑」價值取代。羅曼（Romance）語中沒有這個字；阿拉伯語稱作Shhm——最好翻譯成不妄自菲薄（nonsmall）。如果你願意承受風險，有尊嚴地面對你的命運，那就不會做出貶低自己的任何事情；如果你不承受風險，那就沒辦法做任何事情，使自己偉大。而當你承受風險，半人（小人，也就是不肯冒任何風險的人）的侮辱，和非人類動物的吠叫沒有兩樣：你不會覺得遭到一隻狗侮辱。
漢摩拉比
我們現在來談表七的一些元素，將貫穿其間（上檔利益和下檔損失之間）的基礎不對稱性帶進我們的中心主題，也就是倫理之中。就像只有商學院教授和類似的脆弱推手會去區分強固和成長，我們沒辦法區隔脆弱性和倫理。
有些人會犧牲別人，而擁有選擇權或者可選擇性。而其他人並不知道這件事。
移轉脆弱性造成的影響愈來愈激烈，因為現代化正使愈來愈多人落在上欄——可以說他們是反英雄。因此許多專業（大都起於現代化）受到影響，藉犧牲我們的脆弱性，而使它們的反脆弱性增強——例如終身職政府雇員、學術界的研究工作者、新聞人（不會揭穿迷思的那一種）、醫療機構、大藥廠，以及其他許多。我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同以往，古人能幫上大忙。
漢摩拉比的法典——距今約三千八百年——發現有必要重新建立脆弱性的對稱，如下所述：
如果建築商蓋了一棟房子，而房子倒下來，造成屋主死亡——建築商應該執行死刑。如果造成屋主的兒子死亡，那麼建築商的兒子應該執行死刑。如果造成屋主的奴僕死亡——他應該還給屋主價值相等的奴僕。
看起來，三千八百年前的他們，遠比我們今天要進步。這整個觀念在於建築商所知遠比任何安全檢查人員要多，尤其是在地基隱藏了什麼東西方面——這成了有史以來最好的風險管理準則，因為在延後崩垮的情形中，地基是隱藏風險的最好地方。漢摩拉比和他的策士了解小機率問題。
他們的目標顯然不在事後懲罰，而是事前提供反誘因，在一個人執行專業期間，避免傷害別人而拯救人命。
一旦小機率的極端事件發生，也就是出現「黑天鵝」，這些不對稱便特別嚴重——因為這些事件最容易遭到誤解，也最容易將承受的風險隱藏起來。
胖子東尼有兩個試探啟發法：
第一，如果駕駛員沒在飛機上，絕對不上飛機。
第二，務必確定飛機上也有個副駕駛。
第一個試探啟發法談的是獎酬和懲罰的不對稱性，或者在個人之間移轉脆弱性。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有個簡單的準則：投票贊成打仗的人，至少需要派一個子孫上戰場。羅馬人要求工程師在他們興建的橋梁底下待上一段時間——這樣的做法，也應該要求今天的金融工程師。英國人更進一步，要求工程師的家人和他們一起在新建的橋樑底下待一段時間。
在我看來，每一個提出意見的人，都應該在別人依賴他提供資訊或意見，而受到傷害的事件中有「切身利害」（不能有人在犯下入侵伊拉克的罪行之後，毫髮無損地離開）。此外，任何提出預測或者做出經濟分析的人，必須因為所言不準而失去一些東西，因為別人依賴那些預測（再說一遍，預測會誘發冒險行為；它們比人類造成的其他任何形式的污染，對我們毒害更大）。
我們可以從胖子東尼的準則，導出許多種試探啟發法，尤其是用於減輕預測系統的弱點。少了切身利害的預測——任何預測——對別人造成的危險，就像沒有工程師睡在現場的核子發電廠。駕駛員應該在飛機上。
第二個試探啟發法是說我們需要建立備餘、安全邊際、避免優化、緩和（甚至消除）我們的風險敏感度中的不對稱性。
本章的其餘部分將提出一些症候群，當然也有古人開出的一些藥方。
空談者的免費選擇權
結束第一冊時，我們表示應該將創業家和承受風險的人（不論是否「失敗」）置於金字塔的頂端，而且，如果他們使別人暴露在風險中，自己並沒有承受風險，那麼他們應該和學術化的學者、空談者、政治人物一樣放在底端。問題在於現在的社會做的事正好相反，給那些只知空談的人免費選擇權。
胖子東尼從湧向逃生門的冤大頭身上牟利，這樣的做法，看在尼洛眼裡，起初覺得有欠厚道。從別人的不幸中獲利——不管這些不幸有多可怕，或者可能多可怕——並不是十分高雅的生活方式。但是東尼自己也承受風險，萬一結果對他不利，也會受到傷害。胖子東尼沒有代理問題。他的做法因此是容許的。因為和相反的做法有關的問題更為嚴重：有些人只知空談、預言、理論化。
事實上，投機性的冒險不只容許，更是非做不可。沒有一個意見不承受風險，而且當然了，沒有一種風險不抱著得到報酬的期望。如果胖子東尼有意見（他覺得需要有意見），那麼基於倫理上的理由，他必須相對承受某些風險。就像班森赫斯特那裡的人說的，如果你有意見，就必須這麼做。否則，你根本不能算是有意見。光有意見，卻沒有下檔損失，這樣的人需要指定他們在社會上居於特殊地位，或許應該低於一般公民。評論者的地位應該低於一般公民。普通公民至少講了話之後，需要面對下檔損失。
所以我反對持有一種觀念，認為知識分子和評論家是社會上超然且應該受保護的一群人。我要在這裡指出，我覺得光說不練、不暴露在傷害之中、沒有切身利害、沒有任何東西承受風險，是十分不合倫理的事。你表達意見之後，有可能傷害別人（因為別人依賴你所說的意見），可是你不必負責任。這樣公平嗎？
但這是資訊時代。移轉脆弱性造成影響，歷史上可能一直存在，但現在造成的影響尤為劇烈，因為現代世界的連結性高，而且因果鏈趨於無形是種新現象。今天的知識分子遠比從前有更大的力量且帶來危險。「知識世界」導致「知」和「做」分離（不是同一個人既知道又動手做），使得社會呈現脆弱性。怎麼說？
以前，負起責任的人才享有特權——除了少數一些知識分子當別人的食客，有時則為國家效力。如果你想當封建領主，那麼你必須先別人而死。想要打仗，那就先上戰場。不要忘了美國憲法中說：總統是三軍統帥。凱撒、亞歷山大和漢尼拔都上戰場——李維指出，漢尼拔總是身先士卒進入戰區，最後離開。華盛頓也上戰場，不像雷根和小布希以打電動遊戲的方式，威脅其他人的生命。連拿破崙也親自暴露在風險之中；他在戰鬥中現身，有如增添二萬五千大軍。邱吉爾展現了驚人的身體勇氣。他們都置身其中，也相信自己所說的事。享有某種身分地位，你就必須承受身體上的風險。
請注意傳統社會中，連那些失敗——但已經承受風險——的人，也比沒有暴露在風險中的人，享有較高的身分地位。
預測系統的愚蠢，再度激起我的情緒。我們今天的社會正義，可能高於啟蒙時期之前，但我們移轉的可選擇性，也遠高於從前——這是明顯的倒退。且聽我道來。這個「知識個頭」的行業，必然轉向空談。學者、顧問師和新聞人喜歡空談，在預測上當然便只是空談而已，沒有具體的東西，也缺乏真正的證據。和任何靠嘴巴吃飯的事情一樣，勝利的不是最正確的，而是最迷人的——或者能夠生產聽起來最有學問的東西。
前面提過，儘管政治哲學家阿弘的預測能力很強，講起話來卻一點都不有趣，而那些錯看史達林主義的人卻活得光鮮亮麗。阿弘和他們一樣乏善可陳：儘管他有先知般的洞見，但他的外表、寫作和生活卻像個稅務會計師，而他的敵人，例如讓——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卻過著華奢的日子，每件事情都說錯，甚至以極其懦弱的方式苟且偷生，忍受占領國家的德國人。懦夫沙特看起來十分燦爛、令人感動，他寫的書也活了下來（請不要再稱他是伏爾泰學派；他根本不是伏爾泰學派的一員）。
在達沃斯，我和脆弱推手新聞人佛利曼四目交接時，心中一陣作噁。這個人在報紙言論版上的文章影響力很大，結果促成伊拉克戰爭爆發。他沒有因為這個錯誤而付出代價。我身體上的不適，或許不只是因為見到我認為卑劣和有害的人。當我見到錯誤，卻束手無策時，便會坐立不安；這是生物上的反應。老天，這是罪惡感，而罪惡感是我沒辦法忍受的。古地中海地區倫理的另一個中心要素是：沉默的好人，是邪惡的同謀。在普珀里琉斯．西魯斯看來，沒辦法制止犯罪的人，也是共犯。（我在前言說過自己這方面的事，可是需要再次強調：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詐騙而不說出來，那麼你也是在詐騙）。
佛利曼需要為二○○三年入侵伊拉克負一點責任，卻不但沒有因這件事而受到懲罰，反而繼續在《紐約時報》的言論版寫文章，混淆無知的人。他得到且保有上檔利益，其他人則受到下檔損失。一個作家如果有自己的看法，傷害的人可以多於任何連續罪犯。這裡將他單挑出來，是因為追根究柢，問題在於他促使人們誤解深奧系統中的醫療傷害。他推廣「地球扁平」的全球化觀念，卻不知道全球化帶來脆弱性，副作用是造成更多的極端事件，而且需要大量的備餘才能適當運作。同樣的錯誤在入侵伊拉克一事上也出現：在這樣的深奧系統中，後果的可預測性很低，所以入侵在認識論上是不負責任的。
大自然和先人的系統是靠懲罰在運作：不會將永遠免費的選擇權給任何人。許多事情會有明顯效應的社會也是一樣。如果有人蒙著眼睛開校車，並且發生車禍，他不是會以古老的方式從基因庫消失，就是如果由於某個原因沒有遭到車禍的傷害，則將來會承受夠多的懲罰，被禁止再度開車載人。問題是佛利曼仍然在開車。我們沒有懲罰傷害社會的輿論製造者，而這是非常糟的教 訓。二○○八年的危機之後，歐巴馬政府充斥蒙眼開車的人，造成醫療傷害的人還得到升遷。
事後預測
言詞很危險：事後預測者是在事後解釋事情——因為他們做的是空談的事——看起來總是比預測者聰明。
由於事後扭曲，有些人當然沒事先看到事件來臨，卻記得他們想過那件事產生的影響，因此成功說服自己，相信自己預測到那件事會發生，之後繼續說服別人。每件事發生之後，事後預測者總是多於真正的預測者。這些人在淋浴的時候，想到某些事情，但沒有一路想到合乎邏輯的結論。而由於許多人需要淋浴許多次，例如一天兩次（如果包括去健身房或者和情婦幽會），他們會有一大堆想法可以取用。他們不會記得以前無數次洗澡時產生的想法不是雜訊，就是和眼前觀察到的事實相互抵觸——但由於人類渴望能有自我一致性，他們會保留曾經想過、與他們認知的現狀相符的那些要素。
所以輿論製造者非常驕傲且專業地喋喋不休，最後好像贏得某個論點，因為下筆寫文章的人是他們，看他們的文章而陷入麻煩的冤大頭，會在將來再次尋求他們提供指引，而且會再次陷入麻煩。
過去變動不居，因為選擇偏誤和不斷修正的記憶而毀損。冤大頭的一個核心特質，是他們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是冤大頭，因為我們的心靈就是那麼運作的（即使如此，看了下面所說的事實，我們還是會驚訝不已：起於二○○七年至二○○八年的脆弱推手危機，近似預測者的人數，遠比隨機猜測的人少得多）。
不對稱性（事後預測者的反脆弱性）：事後預測者可以盡揀好的來說，並且製造一些狀況，讓他們的意見如當初所料那般演出，並將錯誤的預測丟進歷史的深處。這就像是免費選擇權——對他們來說是如此；我們卻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由於脆弱推手擁有選擇權，所以他們個人具有反脆弱性：波動通常對他們有利：波動愈激烈，他們覺得自己聰明的錯覺愈強。
但是一個人是否是冤大頭或非冤大頭，證據很容易挖出來，只要看實際的紀錄和行為就行了。行為是對稱的，不允許盡揀好的來說，所以會消除免費選擇權。當你看一個人所做事情的實際歷史，而不去看他在事後發表的想法，情況就會十分透澈清楚。選擇權不見了。現實消除了不確定性、不精確、含糊不清、讓我們看起來更為聰明、自圓其說的心理偏誤。錯誤的成本很高，不再是免費的，但是做對會帶來實際的獎酬。當然了，我們還可以檢查其他事情，以評估生活中的鬼扯成分：透過人們本身的投資，觀察他們實際做了什麼樣的決定。你會發現許多人宣稱他們預見金融體系崩潰，卻在他們的投資組合中擁有金融公司。事實上，像東尼和尼洛那樣的人，不需要從各種事件「獲利」，才能顯現他們不是冤大頭：只要避免不受那些事件傷害，就已足夠。
我希望預測者因為預測錯誤，而在自己的身體留下明顯的傷疤，而不是將那些錯誤分散到整個社會。
你不可以坐在那邊，抱怨整個世界。你需要設法出人頭地。所以東尼堅持要尼洛奉行一個儀式是對的：去看實際的戰利品，例如銀行帳戶的報表——我們說過，這和財物價值無關，也和購買力無關，而只是一種象徵價值。我們在第九章說過，凱撒不惜花費成本，將韋辛格托里克斯帶到羅馬遊行示眾。看不見的勝利沒有價值。
講得口沫橫飛的人出頭了。以前的人不像現代那麼明顯地只說不做，而且憑一張嘴便能扮演比較重要的角色。這是現代主義和分工的產物。
記得我說過美國的力量在於冒險和包容冒險者（指的是正確的冒險，也就是像泰勒斯那種失敗率很高、但是擁有長期可選擇性的冒險）。很抱歉，但是我們已經脫離這個模式。
史迪格里茲症候群
有一件事比佛利曼的問題更加嚴重，可以推而廣之，用來說明某個人促使行動發生，卻完全不必為自己的言詞負責。
我把這種現象稱作史迪格里茲症候群，名稱來自所謂「聰明」的一位學術界經濟學家，叫約瑟夫．史迪格里茲。且聽我道來。
記得十九章談到如何察覺脆弱性，而且特別以房利美為例。幸運的是，我發表的意見是有切身利害在內，因為我暴露在抹黑的攻勢之中。二○○八年，房利美倒閉，一點也不叫人驚訝。我要再說一遍，這件事花了美國納稅人數千億美元（而且還在計算之中）——整體而言，承受類似風險的金融體系爆掉了。整個銀行體系也有類似的暴露程度。
但是在大約同一期間，史迪格里茲卻和彼得．奧斯澤格（Peter Orszag）、喬納山．奧斯澤格（Jonathan Orszag）兄弟同事，探討相同的房利美問題。他們在一篇報告中評估：「根據歷史經驗，政府承受ＧＳＥ債務違約止付的風險可說是零。」①據推測，他們跑了模擬——但是沒看到顯而易見的事。他們也說，違約止付的機率「小到很難察覺的地步」。類似這樣的聲明，以及在我看來，只有像這樣的聲明（知識分子的狂傲自大和了解稀有事件的錯覺），才會導致經濟暴露在稀有事件的程度日積月累。這是我努力對抗的「黑天鵝」問題。這是福島。
高潮好戲來了，史迪格里茲在二○一○年寫的《早告訴過你》一書中，宣稱他「預測到」起於二○○七至二○○八年的危機。
且來看看社會提供給史迪格里茲和他的同事反脆弱性這件異常的案例。我們發現史迪格里茲不只不是預測家（依我的標準），更是造成那些事件的問題之一，也就是使我們暴露在小機率的程度逐漸累積變大。但他並沒有注意到！學者並不是設計來記住自己發表過的意見，因為他沒有任何東西會因為發表的意見而暴露在風險之中。
追根究柢，一些人擁有奇怪的能力，論文送到期刊發表，卻降低自己對風險的了解。這樣的人十分危險。所以造成問題發生的同一位經濟學家，接著在事後預測危機發生，然後成了所發生事情的理論家。怪不得我們會有更大的危機。
核心要點是：如果史迪格里茲是企業人士，拿自己的錢去冒險，那麼他一定已經爆掉，一蹶不振。或者，如果他存在於大自然之中，他的基因勢必已經滅絕——所以誤解機率的人，最後會從我們的ＤＮＡ中消失。令我感到噁心的是，政府後來聘用他的共同作者之一。②
我很不想將這種症候群冠上史迪格里茲的姓，因為我發現他是經濟學家中最聰明的，發表在紙上的東西也是知識發展程度最高——但他對系統的脆弱性毫無頭緒除外。經濟學界誤解小機率造成的有害影響，史迪格里茲正是象徵性代表。這是極為嚴重的病，可以解釋為什麼經濟學家會再次將我們爆掉。
史迪格里茲症候群對應於一種「盡揀好的來說」形式，而這是最卑劣的一種，因為犯下這種錯誤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這種情況中，某個人不只沒有察覺危險，更對危險的肇因有所貢獻，而且最後說服自己——有時是說服別人——相反的事情，也就是他預測到那件事，也曾經發出警告。這相當於將出色的分析能力、無視於脆弱性、選擇性記憶、缺乏切身利害集於一身。
史迪格里茲症候群 = （出發點良善的）脆弱推手＋事後盡揀好的來說
這方面還有其他的教訓和缺乏懲罰有關。但是這件事說明了寫論文且空談的學者症候群最為嚴重的狀況（除非如同我們將看到的，他們心口合一）。因此許多學者在一篇論文中主張某件事，卻在另一篇論文主張相反的事情，不會因為第一篇論文的錯誤而懲罰自己，因為只需求得一篇論文內部的一致性就行，不必管一個人整個生涯的一致性。這並無不可，因為人都會進化，後來相信的事情可能和以前的信念抵觸，可是這麼一來，以前的「成果」應該撤回來，不再流通，並用新的成果去取代——就書籍來說，是指用新版本取代舊版本。缺乏懲罰使得他們擁有反脆弱性，卻犧牲了接受他們所提成果「十分嚴謹」的社會。此外，我並不懷疑史迪格里茲的真誠，或者他有某種薄弱的真誠形式：我相信他真的認為自己預測到金融危機，所以且讓我將問題改為：一個人不必承受傷害，問題出在他能從過去講的話，盡揀好的來說；以前說過的話有許多相互抵觸之處，可是他們最後竟然說服自己，相信他們在知識上十分清明，所以能夠跑到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大放厥詞。
醫療騙子和蛇油推銷員會造成醫療傷害，但他曉得這件事，一旦被逮，總是放低姿態。醫療傷害還有遠比這要邪惡的一種形式，那就是專家利用他們比較能為人接受的身分地位，稍後宣稱他們曾經警告會有傷害來臨。這些人並不知道是他們造成醫療傷害，所以用醫療傷害治療醫療傷害，然後事情就爆炸開來。
最後，要治療許多倫理問題，需要治療史迪格里茲效應，現在就來探討。
絕對不要請任何人發表他們的意見、預測或建議。只要問他們的投資組合裡面有什麼，或者沒有什麼就行。
我們現在知道許多無辜的退休人士遭到無能的評等機構傷害——而且這不只是無能的問題而已。許多次級貸款是有毒的廢棄物，卻被美化為「ＡＡＡ」級，意思是說它們的安全性接近政府發行的公債。不知情的人信以為真，於是將積蓄投入購買它們——此外，主管機管強迫投資組合經理人使用評等機構所做的評估。但評等機構受到保護：它們認為自己有如新聞媒體——卻不必像新聞媒體那樣，負有揭發弊端的崇高使命。而且它們因為受到言論自由的保護而受益——「第一修正案」深根柢固於美國人的習慣之中。我有個謙卑的建議：一個人想說什麼，就可以說什麼，但他的投資組合需要裝滿他所說的東西。而且，主管機關當然不應該當脆弱推手，認可他們的預測方法——因此而認可他們的垃圾科學。
心理學家捷爾德．蓋格連澤有個簡單的試探啟發法。不要問醫生你應該怎麼做。問他如果置身於和你相同的情況，他會怎麼做。兩者的差異會令你大吃一驚。
頻率的問題，或者爭論如何爭輸
記得胖子東尼喜歡的只是「賺錢」，而不是「證明正確」。其中的要點有個統計上的維度。且讓我們暫時回頭談談泰勒斯法和亞里士多德法之間的差別，並且觀察從下述觀點而來的進化。頻率，也就是一個人多常做對，在真實的世界中大致無關緊要，但我們必須是實務工作者，而非空談者，才能明瞭它的意思。表面上，正確的頻率很重要，但那只是表面上——一般來說，脆弱的報償只有很小的（有時是沒有）上檔利益，而反脆弱的報償是下檔損失很小。這表示在脆弱的情況中，一個人只能賺很少，卻會賠很多錢；在反脆弱的情況中，則會賺大錢，但賠小錢。所以反脆弱可以賠很長的時間，但損傷不大，只要後來做對那麼一次；對於脆弱來說，單單一次損失就會讓人一蹶不振。
因此，如果你因為金融機構的脆弱性，而賭某個投資組合會下跌，那麼在二○○八年金融機構終於崩垮之前的年頭中，你會像尼洛和東尼那樣賠小錢（請再次注意，站在脆弱的另一邊，會使你具有反脆弱性）。你錯了很多年，只對那麼麼一刻，賠小錢，賺大錢，所以遠比另一種做法要成功（事實上，另一種做法會破產）。所以你會像泰勒斯那樣賺到舍客勒，因為和脆弱對賭，就是反脆弱。但是僅僅用言詞「預測」事件的人，會被新聞人稱作「錯了許多年」、「大部分時候都錯」等等。
如果我們繼續計數輿論製造者的「對」和「錯」，兩者的比例多寡並不重要，因為我們需要將後果考慮在內。而由於這種事情不可能辦到，所以我們現在左右為難。
再拿創業家來說。他們通常會看錯，並且犯下「錯誤」——許多錯誤。但他們展現凸性。所以重要的是從成功得到的報償。
且讓我用不同的方式再說一次。真實世界中的決策，也就是放手去做，屬於泰勒斯法；而用言詞去預測，則屬於亞里士多德法。我們在第十二章的討論中看到，你所做決定的一邊，後果比另一邊要大——我們沒有證據證明人是恐怖份子，但還是會去檢查他們是否攜帶武器；我們不相信水有毒，但我們會避免去喝；在狹隘地應用亞里士多德法邏輯的人看來，這樣的行為很荒謬。用胖子東尼的話來說：冤大頭試著表現正確，非冤大頭則是試著賺錢，或者：
冤大頭試著贏得爭論，非冤大頭則是試著贏。
再用不同的話來說：輸掉爭論是相當好的一件事。
因為錯誤的原因而做對決定
推而廣之，對大自然來說，意見和預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存。
這裡有個進化論點。進化對個人實幹者（也就是亞當．斯密所說的「冒險家」）驅動的自由企業和社會有利，不是對中央計畫者和官僚機構有利，但這個論點似乎最為人低估。我們見到官僚（不管是在政府裡面，還是在大公司裡面）所在的系統，是根據敘事、「閒扯淡」，以及其他人的意見給予獎酬。他們的工作會受到考核，也會受到同儕的審查——換句話說，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行銷，也就是採行亞里士多德法。可是生物世界的進化是靠生存，不是靠意見和「我預測」和「早告訴過你」。進化不喜歡確認謬誤，而這是社會特有的現象。
經濟世界也應該如此，但各個機構卻將事情搞亂，使得冤大頭可能變得更大——各個機構以紓困和中央集權封殺進化。於是長期而言，社會和經濟進化以令人驚訝、不連續和跳躍的方式，慘不忍睹地進行。③
我們曾經提到波普爾的進化認識論觀念；他不是做決定的人，因此有個錯覺，以為觀念彼此競爭，任何時點，錯誤最少的觀念會存活下去。他忽視了一個要點，那就是生存下來的不是觀念，而是有正確觀念的人，或者擁有正確試探啟發法的社會，或者不論觀念對錯，都能使他們做出好事。他漏掉了泰勒斯的效應，也就是錯誤的觀念沒有造成傷害，也能存活下來。那些擁有錯誤——但在發生錯誤時，造成的傷害很小——的試探啟發法的人會生存下去。稱作「不理性」的行為，如果無害，可能是好行為。
舉個例子來說明有一種錯誤的信念有助於生存。依你的看法，下列何者比較危險：誤將一隻熊看成石頭，或者誤將一塊石頭看成熊？人類很難犯第一種錯誤；我們的直覺會在一有受到傷害最小可能性的情形下過度反應，而且會對某一類錯誤的型態信以為真——那些看到可能像熊而過度反應的人，擁有生存優勢，犯下相反錯誤的人，則會離開基因庫。
我們背負的使命，是使空談不那麼廉價。
古人和史迪格里茲症候群
我們見到古人相當清楚史迪格里茲症候群——以及相關的症候群。事實上，不管是個人或集體（隱藏在集體背後的循環影響），他們有相當複雜的機制，以對抗代理問題的大部分層面。前面曾經提到羅馬人強迫工程師在他們興建的橋梁底下待一段時間。他們會要史迪格里茲、奧斯澤格睡在房利美的橋樑之下，並且退出基因庫（好讓他們不再傷害我們）。
羅馬人針對今天很少人想到的情況，甚至有更強而有力的試探啟發法，以解決力量強大的賽局理論問題。羅馬的士兵被強迫簽署誓約（sacramentum），在作戰失敗時接受懲罰——存在於士兵和軍隊之間的這紙合約，詳述了上檔利益和下檔損失的承諾。
假設你我在叢林中遇到一隻小美洲豹或野生動物。合我們兩人之力，有可能制服牠——但你我分開來，力量便顯得薄弱。如果你逃開，那麼你只需要跑得比我快就行，不必跑得比動物快。所以對跑得最快的人來說，這是最適當的做法，而跑得最快的人是最懦弱的；只要顯得懦弱，讓另一個人死亡就行。
羅馬人透過稱作十殺其一（decimation）的方法，消除士兵當懦夫和傷害別人的誘因。如果一個軍團打敗仗，而且懷疑是懦弱造成的，那麼會有一○％的士兵和指揮官被處死，方法通常是採隨機抽籤的方式。十殺其一的意義，遭到現代的語言毀損。十分之一（或者與這個數字差不多）是個魔術數字：處死一○％以上的人，會損傷軍隊的戰力；太少的話，懦弱便會居於主宰地位的策略。
這套機制一定運作得相當良好，能夠威懾懦弱的行為，因為不常派上用場。
英國人的做法不同。海軍艦隊司令官約翰．拜恩（John Byng）遭軍法審判，判處死刑，因為被認為沒有「盡其全力」，在一七五七年的米諾卡（Minorca）戰役之後，防止米諾卡落入法國人手中，而被認為有罪。
燒毀船隻，背水一戰
利用一個人內心的代理問題，可以超越對稱性：不讓士兵有選擇，看看他們會變得多麼具有反脆弱性。
西元七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阿拉伯司令官塔里克（Tarek）率領一小支軍隊，從摩洛哥橫渡直布羅陀海峽，進入西班牙（直布羅陀一詞，是從阿拉伯語Jabal Tarek而來，意思是「塔里克山」）。登陸之後，塔里克放火燒掉船隻，接著發表有名的演說，我在學校念書時，每位同學都記得，大意是：「你們後面是海，前面是敵人。我們的人數少得多。你們有的只是劍和勇氣。」
塔里克和他的一小支軍隊最後控制了西班牙。從八百年後的墨西哥科爾特斯（Cortés）到八百年前的敘拉古的阿加索克利斯（Agathocles of Syracuse），整個歷史中，相同的試探啟發法似乎都發揮功效——諷刺的是，阿加索克利斯行進的方向和塔里克相反，他和迦太基人戰鬥，並且登陸非洲。
千萬別把敵人逼到牆邊。
詩如何殺死你
詢問懂得包括阿拉伯語在內數種語言的人，誰是最優秀的詩人——不拘哪一種語言——他很可能答說約一千年前的艾爾穆太奈比（Almutanabbi）；他用原始文字寫的詩，對讀者（聽者）具有催眠效果，只有普希金（Pushkin）對講俄羅斯語的人能夠展現可相比擬的魔力。問題在於艾爾穆太奈比曉得這件事；他的名字在字面上的意義，就是「他認為自己是個先知」，可見他過度膨脹自我。舉個例子來看他高調到什麼地步。他有一首詩，提到他的詩作力量十分強大，「盲人能讀」，「聾子能聽」。可是極少詩人像艾爾穆太奈比那樣，和自己的作品產生切身利害的關係，勇於為他的詩而死。
艾爾穆太奈比在同樣自負的詩中，用令人屏息的方式，展現語言的魔力，誇稱他說做就做，而不只是最會想像的有力詩人。——我堅信他是——他懂「馬、夜晚、沙漠、筆、書」——而且由於他的勇氣，連獅子都尊敬他。
他寫的詩令他賠上了生命。艾爾穆太奈比——依他特有的性格——在一首詩中誣衊一個沙漠部落，氣得他們追殺他，並在他旅行途中找到他。由於寡不敵眾，他開始做出理性的事，也就是一點都不羞恥地逃跑，但一個同伴回頭對他吟誦「馬、夜晚⋯⋯」。於是他回過身來，正面對抗那個部落，因而被殺死。直到一千年後，艾爾穆太奈比仍然是只因為不想落跑蒙羞而死的詩人。所以當我們吟誦他的詩句，我們曉得那是發自真心的。
法國冒險家兼作家安德烈．馬勒侯是我兒時的角色典範。他筆下的文字，充滿冒險精神：馬勒侯是學校中輟生——但好讀不倦——二十來歲到亞洲冒險。西班牙內戰期間，他是非常活躍的飛機駕駛員，也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地下反抗勢力的活躍成員。他後來變得有點喜歡渲染，愛談他和偉大的人物、政治家見過面的事。他無法忍受作家是知識分子的觀念。但是和海明威（Hemingway）主要著力於形象的塑造不同，他寫的是真人實事。他絕不和人閒談——為他寫傳的人說，當其他作家談起著作權和版稅，他會將話題轉移到神學（據稱他說過，二十一世紀將是宗教的世紀，或者不是）。他的去世令我十分哀傷。
隔絕問題
我們的系統不會給研究工作者當馬勒侯的誘因。偉大的懷疑論者休謨據說將令他懷疑而感到焦慮的事情丟進哲學的櫃子裡，然後和朋友參加愛丁堡的聚會（但是他的聚會觀念太過⋯⋯愛丁堡）。哲學家邁爾斯．伯恩耶特（Myles Burnyeat）稱這為「隔絕問題」（problem of insulation），尤其是在某個領域感到懷疑，在其他領域卻不懷疑。他舉了一個例子，有位哲學家苦思時間的真實性問題，卻還是申請了隔年休假期間的研究補助，以繼續探討時間的哲學問題——他竟然沒有懷疑隔年是否真的會到來。在伯恩耶特看來，這位哲學家「將他普通的一階判斷和哲學思考的影響隔絕開來」。對不起，伯恩耶特教授；我同意只有哲學這個領域（以及它的兄弟純數學）不需要和真實連結在一起。但是接著將它變成一種室內遊戲，給它另一個名稱就⋯⋯
同樣的，蓋格連澤談到哈里．馬可維茨（Harry Markowitz）一個更為嚴重的違規行為。馬可維茨首創一種方法，稱作「投資組合選擇」，而且和莫頓、史迪格里茲等其他的脆弱推手一樣，都得到造成醫療傷害的瑞典中央銀行獎（稱作「諾貝爾」經濟學獎）。長大成人之後，我有一部分時間稱它為騙子，因為它在學術界的背書之外站不住腳，並且製造了爆炸（附錄會解釋）。原來脆弱推手馬可維茨博士教授並沒有在自己的投資組合使用他的方法；他改用比較複雜（也比較容易執行）的計程車司機方法，比較接近曼德伯和我所提出者。
我相信，只要有可能，就強迫研究工作者吃下自己煮的東西。這將能解決科學上的嚴重問題。這個試探啟發法很簡單——科學研究工作者提出用在現實世界上的觀念，但有沒有同樣將他的觀念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上？如果有的話，那就正視他。否則，別理他（如果這個傢伙正在研究純數學或神學，或者在教詩，那就沒有問題。但如果他做的是將觀念應用到現實世界，那就得提高警覺）。
這把我們帶到不同於塞內加的特里費特式造假行為，也就是實幹者相對於空談者。有一位研究快樂問題的人，認為一個人賺的錢超過五萬美元，不會帶來額外的快樂。我和他見面，便是用這種方法，也就是不理會一位學者到底寫了什麼，轉而將注意焦點集中在他實際上怎麼做——他後來在某所大學賺的錢是這個數字的兩倍以上，所以根據他自己的量尺，他相當安全。經由他的「實驗」產生的這個論點發表之後，成為「高度引用的論文」（也就是被其他學者引用），在理論上似乎相當具有說服力——但我不是特別熱中「快樂」的概念，或者現代對於「追求快樂」所做的庸俗解讀。所以我像白癡那樣，相信他說的話。大約一年以後，我聽說他汲汲營營、馬不停蹄地到處演講賺取收入。在我看來，這樣的證據比被人引用幾千次還要充分。
香檳社會主義
再舉另一個大言不慚的隔絕例子。有時一個人的「閒扯淡」和他的生活分道揚鑣，可以到達明目張膽、路人皆知的地步。例如有人希望別人以某種方式過活，自己卻不是真正喜歡那種生活。
左派分子如果沒有放棄自己的財富，或者沒有像他希望別人如何生活那樣過活，千萬別信他的話。法國人所說的「魚子醬左派」，或者盎格魯撒克遜人說的香檳社會主義者，是指主張社會主義，有時甚至是共產主義，或者抑制生活揮霍的某種政治制度，自己卻公然過著豪奢生活的人（往往是靠繼承下來的財富過活）——他們並不知道這和他們希望別人避開的生活方式恰好抵觸。這和約翰十二世或波吉亞（Borgias）等淫亂的教皇沒有太大的不同。所說和所做抵觸，可以像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那樣超越荒唐可笑的地步。密特朗以社會主義的政見上台，卻仿效法國君王那樣過著奢華的生活。更諷刺的是，他的死對頭、保守派的戴高樂將軍，卻過著老式的簡樸生活，太太為他縫襪子。
我親眼看過更糟的情形。我曾經有個客戶非常有錢，背負著社會使命，試圖向我施壓，要我開支票給主張提高稅負的一位候選人。我基於倫理上的理由婉拒，但覺得那個人是個英雄，因為萬一他支持的候選人勝出，他自己要繳的稅額會大幅增加。一年後，我聽說這位客戶涉及金額非常龐大的避稅手法而遭到調查。原來他只是希望別人支付更多的稅款。
過去幾年來，我和行動主義者納德發展出一段友誼，見到他和上面所說截然不同的特質。他除了驚人的勇氣和完全無畏於抹黑，所主張的事情和他所過的生活毫不背離。就像聖人心口合一，這個人是世俗的聖人。
心口合一
有一種人，不像官僚——新聞人那樣「閒扯淡」：他們不只說到做到，更是心口合一。
以先知為例來說。所謂的預言，就是押上自己的信念，此外沒有別的。先知不是首先有某個觀念的人；他是首先相信那個觀念的人——而且自始至終相信。
第二十章談過預言，如果做得正確，也就是用減法去做，便能察覺脆弱性。但是有切身利害（並且接受下檔損失），才能區分真正的思想者和事後的「閒扯淡」。可是要達到先知的階級，必須再進一步。這和承諾有關，哲學家稱之為信念的許定（doxastic commitment），或者押上信念。但是胖子東尼和尼洛需要將信念化為行動（也就是反史迪格里茲）。希臘文中的doxa用來表示「信念」，但不同於「知識」（episteme）；要了解它如何包含超越言詞的承諾，不妨想想在教會希臘語中，它帶有讚頌的意義。
順帶一提，這個概念也適用於各式各樣的觀念和理論：一個理論背後的主要人物、稱作原創者的人，是真心誠意信之不疑的人，並以很高的代價，承諾將它帶到自然的結局；他們不見得是在喝甜酒或在附註中首先提到它的人。
只有真正相信的人，才會避免最後自相抵觸，並且犯下事後預測的錯誤。
選擇權、反脆弱性和社會公平
由於邪惡的不對稱切身利害形式，股票市場展開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脆弱性移轉。我在這裡談的不是投資——而是目前的體系，將投資包裝成「公開上市」公司的股票，允許經理人對體系上下其手，而且當然了，還能比真正冒險犯難的人（也就是創業家）得到更多的威望。
代理問題的一種公然表現如下所述。經理人為人經營公司和企業主自己經營是不同的，因為經理人除了向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報告數字，也不必承受下檔損失。企業經理人有誘因，卻沒有反誘因——這是一般大眾不太清楚的，因為他們有個錯覺，以為經理人受到適當的「誘因激勵」。不知道為什麼，無辜的存款人和投資人給了這些經理人免費選擇權。我在這裡談的並非是業主自行經營的企業之經理人。
我在寫這些段落時，十二年來，美國的股票市場給退休人士造成的損失，和將錢留在政府貨幣市場基金相比，超過三兆美元（我所提的數字還只是保守估計，兩者的差異甚至更大），而由於認股權的不對稱性，企業經理人靠股票市場，比以前富有將近四千億美元。他們就像泰勒斯，從這些可憐的存款人身上榨出錢來。更叫人難以容忍的是銀行業的命運：銀行業從它有史以來，損失的錢就多於賺進的錢，可是經理人拿的薪酬卻高達數十億美元——納稅人承擔下檔損失，銀行人員則享受上檔利益。為了矯正問題而實施的政策，正傷害無辜的人民，銀行家卻在聖特魯佩斯（St. Tropez）的遊艇上，輕啜普羅旺斯粉紅夏日葡萄酒。
不對稱性很明顯看得到：波動對經理人有利，因為他們只得到一邊的報償。要點（幾乎每個人都漏掉了）在於他們勢必從波動得到好處——變動愈大，這種不對稱性的價值愈高。因此他們具有反脆弱性。
要了解反脆弱性的移轉如何運作，來看看兩個情境。這兩個情境，市場所做的事情平均而言相同，但是遵循兩條不同的路徑。
路徑一：市場上漲五○％，然後回跌，漲幅一掃而光。
路徑二：市場文風不動。
路徑一很明顯，也就是波動愈大，經理人獲得的利益愈多，因為他們可以將認股權換成鈔票。所以這一條路徑的鋸齒狀愈激烈，對他們愈好。
當然了，整個社會——這裡是指退休人士——得到恰好相反的報償，因為他們必須把錢奉送給銀行家和企業執行長。退休人士得到的上檔利益低於下檔損失。銀行家的損失由社會支付，卻沒辦法從他們那裡得到紅利。如果你不認為這種反脆弱性的移轉是偷竊行為，那麼你的腦子肯定有問題。
更糟的是，這個系統稱作「以誘因為基礎」，而且據稱符合資本主義。經理人的利益據稱與股東的利益取得一致。誘因在哪裡？只有上檔利益，沒有下檔損失，因此根本沒有反誘因。
羅伯．魯賓免費選擇權
美國前財政部長羅伯．魯賓大約十年內從花旗銀行賺得一億二千萬美元。這個機構承受的風險被隱藏起來，營運數字看起來很好⋯⋯直到看起來不好（火雞大為驚訝）的那一天。花旗銀行崩垮，但他的錢還是留著——我們納稅人必須事後給他薪酬，因為政府接下這家銀行的虧損，並且協助它站起來。這種報償十分常見，其他數以千計的高階主管也擁有。
這樣的故事，和建築師將風險隱藏在地下室，房屋直到一段時間之後才崩塌，但現在除了領得鉅額支票，還受到法律體系複雜性的保護相同。
有人建議執行「沒回條款」作為補救，也就是在機構經營失敗之後，要一些人將過去的獎金吐回來。做法如下所述：經理人不能立即領得獎金，只能在三或五年後不發生虧損才能領出獎金。但是這並沒有解決問題：經理人仍然享有淨上檔利益，卻不承受淨下檔損失。他們自己的財富淨值不會遭到損傷。所以這樣的系統，仍然包含程度很高的可選擇性和脆弱性移轉。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管理退休基金的基金經理人——他也不承受下檔損失。
但是以前的銀行家需要接受漢摩拉比規則的管理。西班牙加泰隆尼亞的傳統做法，是在銀行前面砍銀行家的頭（銀行家往往在經營失敗為人所知之前落荒而逃，但至少有位銀行家，也就是佛朗西斯科．卡斯特羅〔Francesco Castello〕，於一三六○年落到這樣的下場）。現代只有黑手黨執行這種策略，以消除免費選擇權。一九八○年，「梵蒂岡銀行家」、安布羅西亞諾銀行（Banco Ambrosiano）的執行長羅伯托．卡爾維（Roberto Calvi）在銀行倒閉之後，逃到倫敦尋求庇護。據說他在那裡自殺——好像義大利不再是演出自行了結劇碼的好地方。最近才知道，那不是自殺，而是賠掉錢的黑手黨找人將他作掉。拉斯維加斯的開路先鋒巴格西．希格爾（Bugsy Siegel）遭遇相同的命運，因為他經營的賭場沒賺錢，而黑道剛好投資那家賭場。
即使時至今日，在巴西等國家，銀行高階幹部必須視自己擁有多少資產，無條件負起經營責任。
哪一個亞當．斯密？
許多主張大公司的右翼人士，不斷引用亞當．斯密這位著名的「資本主義」守護神講的話，但他其實不曾講過「資本主義」這個字。他們沒有去讀他，只以滿足自己的選擇性方式消費他的觀念——這些觀念以那樣的形式呈現，亞當．斯密絕對不會背書。④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第四卷中，對於給某人上檔利益，卻不必承受下檔損失的觀念，抱持十分謹慎的態度，並且質疑股份有限公司（現代的有限責任公司的前身）的有限責任。他並沒有想到反脆弱性移轉的概念，但已經夠接近了。而且，他可說察覺到管理他人業務的問題，也就是飛機上沒有駕駛員的問題：
但是這種公司的董事管理的是別人的錢，不是自己的錢，所以不能抱著很高的期望，認為他們會像私人合夥事業的合夥人經常照管自己的事業那樣，用同樣熱切且提高警覺的方式，照顧公司的業務。
此外，亞當．斯密甚至懷疑它們的經濟表現，所以寫道：「從事外貿業務的股份有限公司很少能與私人冒險家競爭。」
且讓我把要點講得更為清楚：「資本主義」的版本或者你需要擁有的任何經濟體系，落在三元組上欄的人數必須最少。沒人了解蘇聯系統的中心問題，在於它將負責經濟生活的每個人，放在醜陋、造成脆弱的上欄。
反脆弱性和（大）公司的倫理
你有注意到企業賣給你垃圾飲料，工匠卻賣給你乳酪和葡萄酒嗎？而且我們注意到反脆弱性從小公司移轉給大公司——直到大公司倒閉。
商務世界的問題，在於它只靠加法（肯定法），不是靠減法（否定法）：如果你避開糖不吃，製藥公司就得不到好處；如果你決定搬石頭健身和在岩石上行走（不帶行動電話），生產健身俱樂部機器的製造商得不到好處；如果你決定只投資於兩眼見得到的東西，例如表親的餐廳，或者正在所住社區興建公寓的公司，你的證券經紀商也撈不到好處；所有這些公司都必須創造「營業收入成長」，才能滿足坐在紐約辦公室、思想遲鈍或者至少半遲鈍的企業管理碩士分析師所用的量尺。他們最後當然會毀滅自我，但那是另一回事。
現在來談談可口可樂或百事可樂（Pepsi）之類的公司。我想，在讀者看這些段落的時候，它們仍然存在——而這是很不幸的事。它們經營的是什麼業務？賣你加糖的水，或者糖的替代物。送進你身體的東西，弄亂了你的生物傳訊系統，造成糖尿病，讓生產代償性藥物的公司發大財。大公司賣你自來水，絕對賺不到錢，生產葡萄酒也賺不到（葡萄酒似乎是對工藝經濟有利的最好論點）。但它們以龐大的行銷組織，將它們銷售的產品美化，用一些圖像欺騙喝飲料的人，並且喊出「提供歡樂一百二十五年」之類的口號。我不懂為什麼我們用來反對菸草公司的論點，不——在某種種程度內——也用於其他所有這些大公司，因為它們試圖賣給我們的東西，可能損害我們的健康。
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我曾經在紐約公共圖書館舉辦的活動上，和百事可樂的董事長辯論。這是反脆弱性很棒的一課，因為尼爾和我都不在乎她是誰（我甚至不想知道她的姓名）。作家是具有反脆弱性的。我們兩個人完全沒有準備（甚至沒帶一張紙），她卻帶著一群助理亮相，而從那些助理所拿厚厚的檔案判斷，他們可能已經把我們研究得十分透澈，連鞋子穿幾號都知道（我在演說人的休息室，看到一位助理翻閱的文件中，有在下迷上骨頭和練習舉重之前的醜照）。我們可以毫無顧忌，說自己想說的話，她卻必須照本宣科，以免證券分析師發表不好的評論，在年底發放紅利之前，造成股價下跌二．三○美元。此外，根據我和企業高階主管往來的經驗，從他們喜歡花費數千個小時開沉悶無聊的會議，或者閱讀寫得很糟的備忘錄，曉得他們不可能表現得非常亮麗。他們不是創業家——只是演員，圓滑的演員（商學院比較像是戲劇學校）。聰明人——或者自由人——在這樣的體制內，很可能內爆。所以尼爾立即察覺到她的弱點，直接攻其要害：她掛在嘴上的說詞是，她雇用了六十萬人，所以對就業有貢獻。尼爾馬上用相反的論點——實際上是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發展出來的——揭穿她的宣傳內容，說大官僚企業以「大雇主」的方式，控制住國家，然後犧牲小企業牟取利益。因此，雇用六十萬人的公司，獲准殘害公民的健康，卻什麼責任也不必負擔，並從紓困行動（就像美國的汽車公司那樣）隱含的保護，得到利益，而美容師和補鞋匠等工匠，卻得不到這種免疫力。
我突然想到一個準則：可能除了毒販例外，小公司和工匠總是賣給我們健康的產品。這些產品似乎相當自然，也是我們自發性需要的；比較大的公司——包括大藥廠——經營的業務可能製造大規模的醫療傷害，拿走我們的錢，然後在傷口撒鹽。而且，他們還派出遊說大軍，綁架了國家。此外，任何需要行銷的東西，似乎都帶有這種副作用。你當然需要廣告組織，去說服人們相信可口可樂帶給他們「歡樂」——而且這一招管用。
當然也有一些例外：具有工匠靈魂的公司，有些甚至擁有藝術家的靈魂。羅漢．席爾瓦曾說，賈伯斯希望蘋果產品的內部，也要有吸引人的美感，雖然顧客看不到內部的設計。只有真正的工匠，才會做這種事——以個人的手藝為豪的木匠，如果處理櫃子內部的方法和外部不同，會覺得自己很虛假。同樣的，這是一種備餘形式，具有美學和倫理上的報償。但在高談闊論卻完全誤解效率是什麼意思的企業全球經濟中，賈伯斯是極少數的例外。
工匠、行銷和交付最廉價的東西
再來談工匠的另一個特質。我從廣告和行銷發現的產品，沒有一樣是特別喜歡的：包括乳酪、葡萄酒、肉類、蛋類、番茄、紫蘇葉、蘋果、餐廳、理髮師、藝術品、書籍、飯店、鞋類、襯衫、眼鏡、長褲（家父和我在貝魯特用過三代的亞美尼亞裁縫師）、橄欖、橄欖油等等。城市、博物館、小說、音樂、繪畫、雕刻（有一陣子，我很迷人工物品和羅馬的人頭）也是。這些東西在某種意義上是「被行銷」的，目的是要人們曉得它們的存在，但這不是我用它們的方式——口碑才是強而有力的自然過濾器。事實上，是唯一的過濾器。
不管你在架子上看到什麼，一定的規格交付最廉價的東西這個機制彌漫各處。企業在賣給你它們所說的乳酪時，會有誘因提供你生產起來最便宜的橡膠，裡面含有適當的成分，所以還是可以稱之為乳酪——它們也會做家庭功課，研究如何欺騙你的味蕾。事實上，這不只是誘因而已：它們在結構上設計得極為擅長於交付符合規格、生產起來最為便宜的產品。商業書籍也是一樣：出版商和作者想要抓住你的注意力，把最容易損壞的新聞作品，但仍能稱為書的東西，塞到你手裡。這是優化在最大化（圖像和包裝）或者最小化（成本和努力）等方面發揮作用。
我說過，清涼飲料公司的行銷活動，目的是盡可能混淆喝飲料的人。任何需要大力行銷的東西，不是產品品質不好，就是邪惡的東西。而把某樣東西講得比實際上要好，是非常不道德的。行銷商可以設法使人知道某種產品的存在，例如新的肚皮舞腰帶，但我不懂為什麼人們不了解，依照定義，凡是正在行銷的東西必然差勁，否則就不需要做廣告。
行銷是不好的方式——所以我依賴自己的自然主義和生態本能。假設你搭船旅遊，遇到一個人。如果他開始吹噓自己的成就，告訴你他有多出色、富有、高大、引人注意、才能出眾、有名、肌肉結實、受過良好的教育、辦事有效率、在床上多行，加上其他的特質，你會怎麼做？你當然會掉頭而去（或者將他和另一個令人討厭、愛講話的人送作堆，好一次擺脫兩個人）。如果是別人說他好（最好不是他的母親），那會好得多，而如果他謙卑一點，那更好。
事實上，這種事情並非遠在天邊。我寫這本書時，無意間在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班上，聽一位紳士和空服員講話不到兩秒（一開始是談他的咖啡要不要加奶精和糖），就說自己除了是一家有名的皇家學院校長，也榮獲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空服員不懂諾貝爾是什麼，但彬彬有禮，所以他一再提起「諾貝爾獎」，希望她能從無知中覺醒過來。我轉過身子，認出他是誰，他突然之間就像洩了氣的皮球。常言道，一個人最難在女僕面前表現得偉大。行銷超越傳遞資訊的功能，是不安全的。
我們同意愛吹噓的人一定自負，並且使人掉頭而去。企業呢？對於那些大做廣告說自己有多棒的公司，我們為什麼沒有掉頭而去？這方面的違規可分三層：
第一層，輕微的違規：企業恬不知恥，自吹自擂，就像英國航空公司班機上的那個男人，而這麼做只會傷害自己。第二層是比較嚴重的違規：企業試圖以盡可能對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表述自己，將產品的瑕疵隱藏起來——這仍然無害，因為我們通常料得到他們會這麼做，而且會參考其他使用者的意見。第三層是更為嚴重的違規：企業玩弄我們的認知偏誤、我們無意識中的聯想，試圖用錯誤的方式表述他們的產品，而這是卑劣的行徑。後面這一層做法的例子有：在如詩如畫的落日背景中，一個牛仔在抽菸。這樣的畫面，強迫我們將美好的浪漫時刻和某種產品產生聯想，而這在邏輯上，根本不可能連結在一起。你想要浪漫時刻，得到的卻是癌症。
企業體系似乎將公司逐步推向第三層。資本主義——同樣的，請不要想起亞當．斯密——的問題核心，在於「單位」不同於「個人」的問題。一家公司不會有自然的倫理；它只看資產負債表。問題在於它唯一的使命，是滿足證券分析師訂定的某個量尺，而證券分析師本身（非常）傾向於行騙。
一家（公開上市）公司不會覺得羞恥。我們人類才會因為身體上的自然障礙而受到限制。
一家公司不會覺得難過。
一家公司不會有榮譽感——雖然行銷文件會提到它們對自己的產品「引以為傲」。
一家公司不會慷慨大方。它只會接受對自己有利的行動。不妨想想，一家公司——只是因為想當好人——片面決定勾銷應收帳款，那會發生什麼事？可是人類社會的運作，得感謝人與人之間隨機出現的慷慨行為，即使有時對待陌生人也是如此。
所有這些缺點，是不論在文化上，還是在生物上，缺乏切身利害的結果——這種不對稱性會損人利己。
這種系統傾向於內爆，而且到頭來一定內爆。俗話說，你沒辦法欺騙太多人太長的時間。但是內爆的問題，在於這件事對經理人來說根本無關緊要——由於代理問題，他們效忠的是自己私人的現金流量。公司後來經營失敗，不會傷害他們；他們會將獎金據為己有，因為現在並沒有所謂負經理人薪酬的那種東西。
總而言之，長期而言，企業是脆弱的，最後一定會在代理問題的重負之下崩垮，而經理人卻是從公司榨取紅利，並將骨頭丟給納稅人。要不是靠遊說機器，它們會更早崩垮：它們開始綁架國家，協助它們將含糖的飲料注入你的食道。在美國，大公司控制了一些國會議員。這樣的事情，延緩了企業的死亡，卻犧牲我們。⑤
阿拉伯的勞倫斯或邁耶．蘭斯基
最後，如果你必須在黑道大哥的承諾和公務人員的承諾之間做一選擇，那就聽信黑道大哥的話。任何時候都是這樣。機構沒有榮譽感，個人才有。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勞倫斯（T. E. Lawrence；暱稱是阿拉伯的勞倫斯）和阿拉伯的沙漠部落達成協議，同意幫助英國人對抗鄂圖曼帝國。他承諾：回報他們一個阿拉伯國家。那些部落信以為真，做了他們答應做的事。但後來發現，法國和英國政府竟然訂立賽科斯—皮科協定（Sykes-Picot Agreement）密約，瓜分他們所說的地區。戰後，勞倫斯應該是在沮喪的情況下回到英國居住，但是除此之外，當然別無其他好說的。但是他留給我們很好的一課：絕對不要信任並不自由的人所說的話。
另一方面，黑道最大的資產是「一諾千金」。據說「和著名的黑道老大邁耶．蘭斯基（Meyer Lansky）握個手，價值比一大堆律師拼湊出來的最強合約還高」。事實上，他心裡記掛的是西西里島黑手黨的資產與負債，以及他們的銀行帳戶，但沒有留下紀錄。留下的只有他的榮譽。
身為交易員，我絕不信任與機構「代表」做成的交易。場內交易員會信守他們的承諾。長達二十年的生涯中，我不曾見過有哪個自力營生的交易員，在握手之後不認帳的。
只有榮譽感才能成就商務。任何商務都是如此。
接下來
由於對反脆弱性（和不對稱性或凸性）的誤解，我們見到有些人如何運用隱形選擇權，傷害集體的利益，卻沒有任何人發現。我們也見到解決方案在於強迫他們付出切身利害。接下來，我們要觀察另一種形式的可選擇性：人們面對倫理準則，如何盡揀好的來說，以合理化自己的行為。或者他們如何利用公職，作為滿足個人貪欲的管道。
①ＧＳＥ是指房利美和房地美（Freddie Mac）——兩個機構都爆掉。↑
②奧斯澤格兄弟之一的彼得，在危機爆發之後，任職於歐巴馬政府——這等於重新雇用蒙眼開車的校車司機——令我厭惡至極。他後來當上花旗銀行（Citibank）的副董事長，而這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花旗銀行會再度爆掉（而我們納稅人最後不得不補貼他的高薪）。↑
③關於如何防止「大到不能倒」和阻止雇主占大眾便宜，我的建議如下：一家公司如果被歸類為一旦倒閉，可以出手拯救，那就不應該比相對應的公僕，更有能力付錢給任何人。否則就應該允許人民彼此自由地支付他們想要支付的人，因為這並不影響納稅人。這種限制，將迫使公司保持夠小的規模，而不必在經營失敗時，被考慮是否要出手紓困。↑
④我有相同的經驗，那就是新聞記者彼此引用我書中講的話，卻不肯翻開我的書，去看看我到底怎麼說——我的經驗是，大部分新聞記者、專業學者和類似虛假專業中的其他人，不會去閱讀原始出處，而只是彼此引用，主要是因為他們需要曉得一致性的看法是什麼，才敢講出來。↑
⑤中小型業主自行經營的公司或者家族企業，似乎享有生存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