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配適倫理到一種專業上
奴隸如何奪取控制權—消除懦弱—一山望一山高階級，永遠一山望一山高
人類歷史上，不曾見過下述的情況以那麼劇烈的形式呈現。假設小約翰．史密斯先生受雇於菸草工業，在華盛頓特區當說客，而我們都知道，菸草工業從事的是謀財害命的行業（我們見過減法的力量，如果藉禁菸之類的做法而使這個工業不存在，那麼醫藥所做的其他每一件事都將成為註腳）。問他的親戚（或者朋友）為什麼要容忍這件事，而不排斥他或騷擾他，讓他痛哭流涕，或者在下一次的家族葬禮上當作沒看到他。他們可能答說「每個人都需要謀生啊」——好像他們在為自己終有一天落入相同的處境鋪哏似的。
我們需要測試箭頭的方向（利用我們在討論教鳥怎麼飛所用的相同邏輯）：
倫理（和信念）→專業
或者
專業→倫理（和信念）
在胖子東尼和蘇格拉底開始辯論之前，兩人相遇的第一分鐘，尼洛就很感好奇，因為他們存在的時間相差約二十五個世紀。要找出我們的實體環境中，最令蘇格拉底驚訝的元素，可不簡單。胖子東尼對尼洛的歷史知識不怎麼尊敬，卻還是問了這個問題，尼洛投機性地答道：「最有可能的元素，是現在沒有奴隸。」
「這些人不曾自己動手做過一點小小的家事。因此不妨想像蘇格拉底小腹凸出，雙腿細長，那副醜樣，正想著僕人不知在哪兒。」
「但是，尼洛．屠利普，現在仍有奴隸啊，」胖子東尼脫口而出。「他們往往打著稱作領帶那種精巧的玩意兒，用來顯示自己和別人不一樣。」
尼洛：「東尼先生，一些打領帶的人可是非常富有，甚至比你有錢。」
東尼：「尼洛，你這個冤大頭，別被金錢愚弄，這些只是數字。自主是一種心態。」
有錢卻不能獨立自主
有一種現象，稱作跑步機效應，和我們見過的嗜新狂類似：你需要賺更多的錢，才能待在相同的位置。貪婪具有反脆弱性——但貪婪的受害者不然。
回到財富會使人更為獨立的冤大頭問題上。看看現在發生的事，我們根本不需要更多的證據：我們說過，在人類的歷史上，我們不曾那麼富有，卻也不曾背負那麼多債務（對古人來說，背負債務的人不自由，身陷束縛之中）。「經濟成長」也不過如此。
在地方的層級，我們好像是在某個環境中社會化，因此就像在跑步機上跑步。與其搬到康乃狄克州的格林威治去住，隔壁有一棟二千萬美元的豪宅，主人肯砸下百萬美元辦生日宴會，相形之下使你變成窮人，不如待在原地不動更好。而且，你會愈來愈依賴你的工作，尤其是當鄰居得到納稅人贊助，從華爾街撈取一大筆紅利時。
這種人就像希臘神話中的坦塔羅斯（Tantalus），遭受無止境的懲罰：他站在一株水果樹下的水池裡，每當伸手去摘果子，樹就移開，每當他想要喝水，水就退去。
這種一山望一山高階級，正是現代生活的寫照。羅馬人有他們的一套，能夠避開這種社會跑步機效應：大部分社交生活發生在恩主和比較不幸的門客之間。門客因為恩主的慷慨而受益，也在他的餐桌上吃飯——遇到麻煩時，更需要他的幫忙。那個時候沒有福利，也沒有教堂分發善款：每一件事都是私底下進行的（前面提過的塞內加所寫《論恩惠》，談的正是在這些情況之下，一個人應該負起的責任）。人們很少暴露在其他的大戶人家面前，就像黑手黨頭目不和其他的黑手黨頭目社交，只和自己的兄弟往來。我的祖父和曾祖父在很大的程度內就是這麼生活的。他們是地方上的地主和政治人物；權力隨著一小群的依賴者而來。鄉下的地主需要偶爾「開放房子」，並且開流水席讓人自行享用財富的果實。另一方面，宮廷生活會使人腐敗——貴族來自各地，現在卻被比了下去；他面對生活更加奢華、講話更為詼諧的人，承受著必須自抬身價的壓力。在都市中會失去身分地位的人，能在鄉下保有身分地位。
你不可能相信站在跑步機上的人。
專業人士與群體
一個人可以在一段灌輸階段之後，迅速成為一種專業的奴隸，針對任何主題發表的意見，出發點都只是為了自己，因此對群體來說變得不可靠。這是希臘人對專業人士有意見的原因。
我最初找的工作之一，是在華爾街一家公司工作。上班幾個月之後，常務董事把我們叫過去，說有必要捐錢給幾位政治人物，並且「建議」從收入提出一定的百分率。他說，那些政治人物「不錯」。所謂「不錯」，是指對公司的投資銀行業務不錯，因為這些政治人物會在立法上幫忙，保護公司的業務。要是我曾經這麼做，在倫理上就再也沒有立場，能夠振振有詞「為大眾」發表政治意見。
在爭辯了好幾個世紀的一個故事中，雅典的狄馬德斯（Demades the Athenian）譴責某個人買賣喪葬用品，理由是他只能靠許多人的死亡賺取利潤。蒙田重新講述塞內加在他的《論恩惠》中所提的論點，指出這麼一來，我們就有責任譴責每一項專業。他表示，商人只能靠年輕人的墮落增進業績，農民依賴穀物價格變貴，建築師依賴建築物倒塌，律師和司法官員依賴人與人之間互打官司和發生爭議。就算是朋友，醫生也不會因為別人身體健康而高興，士兵不希望國泰民安等等。更糟的是，我們如果進入一個人的內心，去看他不為外人道的想法與動機，一定會見到他的願望和期待，幾乎總是犧牲別人以成就自己的目的。
但是蒙田和塞內加有點太過著重自私自利，錯過了某件相當重要的事情。他們顯然了解經濟生活不見得需要依賴利他的動機，而且群體的運作不同於個人。叫人驚訝的是，塞內加生於亞當．斯密之前約一千八百年，蒙田則早亞當．斯密約三百年，所以他們的思想存有對人的根本不誠實感到某種程度的痛恨，令我們印象相當深刻。自亞當．斯密以來，我們曉得群體不需要靠個人的善行，而且自利可以是成長的推動力量。但是所有這些，並沒有使一個人對群體表達個人意見時，變得比較不可靠。可以說，他們參與了別人的切身利害。
除了切身利害，蒙田和塞內加漏掉的一點是：一個人可以和公共事務劃清界線。他們錯過了代理問題——雖然透過試探啟發法而知道有這個問題存在（例如漢摩拉比，黃金準則），但這不是他們意識中的一部分。
重點不在於靠一種專業營生，本質上是壞的；而是要說，這種人在處理公共事務上，也就是和別人有關的事情時，自然而然就值得懷疑。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自由人的定義是指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這是能夠自由運用時間的副產品。
以這個意義來說，自由只是真心誠意表達政治意見的問題。
希臘人把世界分成三種專業：工藝、武術、農耕。後面兩種專業，也就是武術和農耕，適合紳士從事，主要是因為它們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的利益，而且和群體的利益不發生衝突。但是雅典人鄙視工藝，也就是那些躲在暗室中製作物品的工匠——一般來說，他們坐著做事。在色諾芬看來，這種技藝會使工匠的體力退化，令他的精神衰弱，使他沒有時間留給朋友和城市。這種狹隘的藝術，將一個人侷限在工作室，使他的興趣變得狹窄，只顧本身的福利；武術和農耕則給人較為寬廣的空間，因此便有時間照顧朋友和城市。色諾芬認為，農村是其他技藝之母和護士（古人沒有公司；如果色諾芬活在今天，他會將對工匠的不信任，移轉到對企業員工的不信任）。
阿拉伯和希伯來有句俗話說：「自由之手是一具天秤。」但是人們並不十分理解自由的定義：自由的人有自己的意見。
在梅特涅（Metternich）看來，人文起於貴族階級；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也是一樣，但形式不一樣，在二十世紀英國人崛起之前，人文是起於閒散的自由人，也就是不被工作占據的人。它的意思不是不工作，而只是說不從你的工作得到個人和情感上的認同，並將工作看成可有可無的東西，比較像是一種嗜好。就某方面來說，你的專業和你的認同之間的關係，不像其他特質那麼重要，例如你出生於何處（但也可能是其他東西）。×錢讓米利都的泰勒斯能夠衡量本身的真誠。對斯巴達人來說，一切都和勇氣有關。對胖子東尼來說，人文起於「自主」的層級。
我們的發福朋友所說的自主，遠比思想上的老前輩更為民主。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意見是你自己的。而且這和財富、出身、智慧、外表、鞋子的尺寸無關，而是和個人的勇氣有關。
換句話說，在胖子東尼看來，這是非常明確的自由人定義：你無法逼他去做他本來不會做的事。
想想從雅典的精明跳躍到布魯克林的精明：如果對希臘人來說，只有時間自由的人才能自由表達意見，那麼對我們的發福朋友和顧問師來說，只有勇敢的人，才能自由表達意見。懦弱是天生的，不是後天造就的。不管你讓他們多麼獨立，不管他們多麼富有，他們依然懦弱。
抽象的現代單一民族國家和地方政府之間的不同，還有另一個面向。在古代的城邦國家，或者現代的市政府，羞恥是對違反倫理的懲罰——這使得事情更為對稱。充軍和放逐，或者更糟的是，貝殼流放（ostracism），是十分嚴重的懲罰——人們並非自願遷徙，而且認為被連根拔起是件可怕的不幸。在巨大的神聖單一民族國家等比較大的有機體中，面對面的接觸扮演比較不重要的角色，社會的根，或者羞恥，不再履行它的懲戒任務。我們需要將它重新建立起來。
而且，除了羞恥，還有在特定環境中的友誼、社會化，也就是成為興趣和群體不同的某個團體中的一員。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的英雄克里昂（Cleon）主張在接管公共事務的時候，公開斷絕和朋友的關係——他付出的代價，是遭到歷史學家謾罵。
一個簡單、但相當激烈的做法是：出任公職的任何人，以後從任何商務賺到的錢，都不能高於待遇最高的公僕的收入。這就像是自動設定的上限（如此便能防止有些人利用公職，作為累積資歷的臨時落腳處，然後前往華爾街賺取數百萬美元）。這一來，清廉之士才會進入政府。
正如克里昂遭到咒罵，在現代世界中，做正確事情的人，似乎遇到反代理問題：為公眾服務，卻會遭到抹黑和羞辱。行動主義者兼代言人的納德便因為汽車工業緊咬不放，遭遇不計其數的抹黑。
倫理與法律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因為沒有揭露下述的詐騙手法而慚愧不已（我說過，如果你看到有人在詐騙⋯⋯）。且讓我們稱之為艾倫．布林德（Alan Blinder）問題。
故事如下：在達沃斯一次私底下的喝咖啡閒聊中，我本來以為目的是拯救世界不受道德風險和代理問題的傷害。但是我被美國聯邦準備銀行前副董事長布林德打斷。他想賣我一種特別的投資商品，可以合法矇騙納稅人。財富淨值高的投資人，買了它之後，可以規避存款保險有其上限的規定（那時是十萬美元），而取得金額幾乎沒有限制的保障。投資人可以將任何金額的錢存進來，布林德教授的公司會將它拆分成較小的金額，投資到銀行，因而規避存款保險的金額限制；這看起來像是單一帳戶，但實際上獲得全額保險。換句話說，超級巨富可以免費得到政府資助的保險，因而詐騙納稅人。是的，詐騙納稅人。而且是合法的。還有，是在享有內部人優勢的前公僕的幫助之下。
我脫口而出：「這不是不合倫理嗎？」我聽到的答覆是：「這是絕對合法的。」然後補上一句更膽大包天的話：「我們有許多工作人員曾經當過主管官員。」 ⒜這意味著合法的事情是合乎倫理的，以及 ⒝強調前主管官員相對於一般公民占有優勢。
過了一段很長時間，也就是兩三年之後，我才對這件事有所反應，公開指控。和我的倫理感抵觸的人，布林德當然不是最嚴重的一位；他之所以激怒我，可能是因為擔任過顯赫的公職，而達沃斯的對話，用意是在拯救世界不受邪惡力量的影響（我當時還跟他提到銀行家如何犧牲納稅人而去冒險）。但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人們如何在某個時點利用公職，從公眾身上合法撈取利潤。
請告訴我，你是否了解這個簡單的問題：受雇於公民，照顧他們最佳利益的前主管官員和公務員，可以利用他們在工作上取得的專長和人脈，進入民間機構（例如法律事務所）服務之後，鑽體系的漏洞而牟取利益。
再進一步想：法令規定愈是複雜，整個網絡愈是官僚，懂得門道和漏洞的主管官員，日後受益愈大，因為他的主管官員優勢，是他的差別化知識的凸性函數。這是一種特權，犧牲他人的一種不對稱性（請注意這種特權散布在整個經濟的不同地方，例如汽車公司豐田雇用前美國主管官員，利用他們的「專長」，以因應汽車瑕疵所引起的調查）。
現在到了第二個階段——事情更為嚴重。布林德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寫了一篇言論版文章，反對政府提高個人保險的上限。這篇文章辯稱，民眾不應該享有無限制的保險，可是布林德的客戶卻能享受。
我想說幾句話。
第一，法令規定愈是繁複，內部人愈有可能上下其手套利。這是我們主張試探啟發法的一個論點。厚達二千三百頁的法令規定——我可以用漢摩拉比法則來取代——會是前主管官員的金礦。所以對主管官員產生誘因，希望法令規定變得愈繁複愈好。在這方面，內部人又是少即是多準則的大敵。
第二，在複雜的系統中，法令規定的字面和精神兩者之間的差異很難察覺。要點雖然是在技術上，但是具有非線性的複雜環境，比起只有少數變數的線性環境，更容易揩油。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法律和倫理之間的缺口上。
第三，非洲國家的政府官員公然索賄。但在美國，他們得到的是不曾公開表示的默許，允許日後在銀行坐領乾薪，例如一年五百萬美元，只要他們受那個行業歡迎。而且，這種行為的「法令規定」很容易規避。
關於艾倫．布林德問題，最叫我不安的是聽我談這件事的人的反應：他們認為，前官員試圖利用以前的職位去「賺錢」——但是犧牲我們——是很自然的事。他們表示：人不都喜歡賺錢嗎？
拿詭辯當作可選擇性
你總是能在事後找到一個論點或合乎倫理的理由，去為某個意見辯護。這是很冒險的做法，但是就像盡揀好的來說，一個人應該在行動之前，就提出合乎倫理的準則，不是在之後才找。我們必須防止編一套故事，配適到自己的所作所為上——長久以來，「詭辯」，也就是辯稱自己所做的決定有微妙道理的藝術，所做的正是那樣，也就是編一套合情合理的故事。
我們先來定義什麼叫作欺人之論。這很簡單，也就是將個人的既得利益，概化成公益——例如理髮師說理髮「有益民眾的健康」，或者遊說槍枝買賣的人宣稱擁槍自重「對美國有好處」，都只是在說對自己有利的話，卻將那些話美化成看起來好像是為了群體的利益。換句話說，他是不是落在表七的上欄？同樣的，布林德寫文章反對普遍提高存款保險金額，理由不是他的公司將損失業務，而是為了公益。
但是問個簡單的問題，很容易執行試探啟發法。我在塞普勒斯參加一場研討會的晚宴，另一位演說者是在美國一所大學教石化工程的塞普勒斯教授，高聲批評氣候行動人士尼可拉斯．史特恩（Nicholas Stern）勳爵。史特恩也參加研討會，但沒有出席晚宴。那位塞普勒斯人精力旺盛。我對於他談的問題毫無概念，但聽到他將「沒有證明」和「證明沒有」混為一談，於是炮火對準他，為不曾謀面的史特恩辯護。那位石化工程師表示，我們沒有證據證明化石燃料對地球造成傷害，然後在語義上話鋒一轉，變成我們有證據顯示化石燃料沒有造成傷害。他犯下的錯誤是說，史特恩建議的是沒用的保險。我忍不住跳起來問他，他的汽車、健康和其他保險，是不是為了還沒發生的事件而投保的？然後我開始介紹一個觀念，說我們正在對地球做一些新的事情，舉證的責任落在擾亂自然系統的人肩上，以及大自然懂得比他將來會知道的還要多，而不能反過來說。但那就像是對辯護律師講話——他們只會詭辯，不會想要往真相靠攏。
然後我想到一個試探啟發法。我偷偷問坐在旁邊的一位主持人：這個人是不是能從他的論點得到好處：原來他涉足石油工業很深，是顧問師，也是投資人。我馬上對他必須要講的話失去興趣，也沒那個力氣，在別人面前和他辯論——他說的話毫無價值，一派胡言亂語。
請注意這和切身利害觀念的關係。如果某個人發表意見，例如說銀行體系十分脆弱，應該會崩垮，我會希望他做相關的投資，如此當聽信他意見的聽眾受到傷害，他也會受到傷害——這樣他才不會空口無憑。但是相反的，如果有人對群體的福利發表一般性的聲明，那麼我們要求他不應該投資。這就是否定法。
我剛提的是合乎倫理的可選擇性機制，說人應該根據信念，採取行動，而不是視他們的行動，選用信念。表八比較各種專業的倫理向後配適（back-fitting）做法。
表八 比較各種專業和活動
受邀成為見機而作者（將倫理套用到專業） 被保護，不受玩弄假倫理遊戲的傷害
淘金者 妓女
網路人 社交人
妥協 不妥協
「來這裡幫忙」的人 博學、業餘愛好者、玩家
商人、專業人士（古典時期） 地主（古典時期）
員工 工匠
研究型大學的學者、依賴「獎助」的研究工作者 鏡片製造者、大學或中學的哲學老師、獨立學者
有一種反艾倫．布林德問題存在，稱作「有違個人利益的證據」。當一個人提出的見證和意見，與利益衝突剛好相反，我們應該更重視它們。藥劑師或大藥廠的高階主管如果主張用飢餓和否定法來治療糖尿病患者，會比主張服用藥物的另一個人更為可信。
巨量資料和研究工作者的選擇權
這一節有點技術性，讀者即使跳過不看，也不會有任何損失。但是可選擇性到處都有，我們這裡要討論一種「盡揀好的來說」的版本。它摧毀了整個研究精神，並使豐富的資料對知識產生極大的害處。更多的資料或許意味著更多的資訊，但也意味著更多的假資訊。我們發現重製的論文愈來愈少——例如，心理學的教科書需要修訂。至於經濟學，不曉得在談些什麼。你很難信任以統計為取向的許多科學——尤其是當研究工作者承受壓力，必須為了自己的生涯發表論文。可是他們總是宣稱是為了「增進知識」。
記得我們利用副現象的概念，區分真實生活和圖書館。從圖書館的角度去看歷史的人，和觀察正在發展中事情（以我們觀察真實生活的一般順序）的人比起來，必然見到更多的虛假關係。他會被更多的副現象欺騙，其中之一是和真實的訊號相比，資料過多的直接結果。
我們在第七章討論過雜訊增加的情形。在這裡，問題變得更為嚴重，因為研究工作者這一邊擁有可選擇性，而這和銀行家擁有可選擇性沒有兩樣。研究工作者獲得上檔利益，真相則承受下檔損失。研究工作者的免費選擇權，是指他可以選取任何能夠證實他所持信念——或者顯示好結果——的統計數字，同時拋棄其他的統計數字。一旦他得到正確的結果，便有就此打住的選擇權。但是更進一步探討，他可以發現統計關係——虛假的東西會浮現到表面。資料有一種特質：在大資料集裡面，大偏差可歸因於雜訊（或者變異）的部分，遠比可歸因於資訊（或者訊號）的部分要多。①
⒜觀察性研究（研究工作者在他的電腦上觀察統計關係）和 ⒝雙盲隊列實驗（double-blind cohort experiments；以實際的方式模仿真實生活，以擷取資訊）的醫學研究之間存有差異。
前者，也就是從電腦觀察，會產生各式各樣的結果，而根據約翰．約安尼季斯（John Ioannides）最近的計算，現在有超過十分之八的結果是虛假的——可是報紙和一些科學期刊，總是報告這些觀察性研究的結果。幸好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不接受這些觀察性研究，因為這個機構的科學家頭腦十分清楚。偉大的史丹．楊格（Stan Young）是個反虛假統計學的行動人士，而且我發現《新英格蘭醫學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有一篇以基因為基礎的研究，宣稱從統計資料找到顯著性——可是在我們看來，那些結果不比隨機得到的要好。我們寫信給那本期刊，但徒勞無功。
圖十八畫出潛在的假關係數量激增的情形。說明如下：如果我有一組二百個隨機變數，彼此完全無關，但我們幾乎不可能不在其中約三○％找到高度相關，不過那完全是假的。有一些技術可以控制這種「盡揀好的來說」行為（其中一種稱作邦費朗尼校正〔Bonferoni adjustment〕），但即使如此，還是抓不出元兇——就像法令規定無法制止內部人詐騙系統那樣。這解釋了為什麼從我們將人類基因組解碼以來約十二年，發現的顯著性始終不多的原因。我並不是說資料裡面找不到資訊：問題在於針是藏在乾草堆裡。
圖十八
巨量資料的悲劇。變數愈多，「熟練的」研究工作者手上的顯著相關愈多。虛假成長得比資訊要快；資料呈現的是非線性（凸性）。
連實驗也受到偏誤的傷害：研究工作者有那個誘因，去選擇執行某種實驗，以得到符合他想要的結果，並把失敗的實驗隱藏起來。他也能在實驗結果出來之後才擬定假說——因此這是先有實驗，再配適假說的行為。但是這方面的偏誤比前面所說的要小。
被資料愚弄的影響正在加快速度。有一種稱作「巨量資料」的討厭現象，研究工作者將「盡揀好的來說」用到數量十分龐大的資料上。現在的世界供應我們太多的變數（但是每個變數的資料太少），而且假關係成長得遠比真正的資訊要快，因為雜訊呈現凸性，而資訊呈現凹性。
資料日增，只能交付否定法式的知識——可以有效用來揭穿某些事情的真相，而不是證實某些事情。
不幸的是，我們很難找到資金，去重製——和駁斥——現有的研究。即使有資金，也很難找到願意接受資金的人，因為重製研究不會使任何人成為英雄。所以除了那些負面的結果，我們被不信任實證結果所癱瘓。想起我說過的業餘玩家和喝茶的英國神職人員那個充滿浪漫的觀念。但專業研究工作者竟然競相「尋找」關係。科學不應該是競賽；它不能有排名——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系統最後會如何爆炸。知識不能有代理問題。
群體的專制
有組織的知識一個正字標記是群體犯錯，而不是個人犯錯——這是我們反對這種知識的最好論點。「因為每個人都這麼做」或者「別人就是這麼做的」之類的說法，隨處可聞。這可不是一件小事：人們本來自己不會做某些事情，因為他們覺得那些事情很蠢，可現在卻會做相同的事，不過是在群體裡面做。這是學術界以其機構性的結構，傾向於違背科學的原因。
麻州大學一位博士生克里斯（Chris S.），曾經告訴我，他相信我的「厚尾」觀念，以及我對目前所用的風險管理方法抱持的懷疑態度，但是這對於他在學術界找工作沒幫助。「每個人教的，以及論文中用的，是另外一套，」他說。另一個學生解釋道，他想在好大學找一份工作，賺錢養家活口，但他以專家證人的身分作證說：他們不會接受我的強固風險管理觀念，因為「每個人都用那些教科書」。同樣的，某大學的行政單位曾經請我教標準的風險方法，但我相信那全在騙人（所以拒絕了）。身為教授，我的責任是讓學生犧牲社會但找到工作，還是要履行我的公民義務？嗯，如果是前者，那麼經濟學和商學院都有嚴重的倫理問題。由於這種情形普遍存在，所以儘管經濟學明顯胡說八道——而且有科學上的證據，證明它胡說八道——卻還沒有崩垮（在我的第四象限論文中——見附錄的討論——我說明了這些方法在實證上如何站不住腳，也指出它們在數學上有嚴重的不足，換句話說，那是科學騙術）。記得我們說過，教授教你的東西，導致金融體系爆炸，卻不會因此受到懲罰，於是這方面的詐欺永遠存在。各個系所需要教些東西，好讓學生找到工作，即使它們教的是蛇油——這導致我們陷在循環系統中，每個人都知道所用的教材錯了，卻沒人擁有足夠的自由，或者有足夠的勇氣，去對它做出任何事情。
問題在於，這個世界上，可以使用「其他人都這麼想」作為論點的最後一個地方是科學：科學談的應該是自己站得住腳的論點，而且，在實證上或數學上證明是錯的事情，絕對是錯的，不管是不是有一百位「專家」，或者三兆人不同意這句話。而利用「別人」來支撐自己的論點，正好顯示那個人——或者構成「其他人」的整體——軟弱無力。附錄指出經濟學上的哪些事情被戳破，以及有哪些事情，人們一直在使用，因為他們沒有被錯誤傷害，而這是保住工作或得到升遷的最適當策略。
但好消息是，我相信一個有勇氣的人，可以扳倒由軟弱無力的人所組成的群體。
在這方面，我們同樣需要回到歷史，尋求矯治方法。古人相當清楚分散責任的問題，並且指出，追隨眾人作惡是犯罪行為——作偽證以求從眾也是一樣。
我用一個想法，為第七冊畫下句點。每當我聽到有人說「我合乎倫理」，神經就會緊繃。當我聽到談倫理的課程，神經繃得更厲害。我只想要消除可選擇性，以減少某些人犧牲他人以取得反脆弱性的行為。這是簡單的否定法。其餘的會照顧好自己。
①這是一種抽樣特質。真實生活中，如果你即時觀察事情，那麼大偏差很重要。但當研究工作者尋找它們，它們便有可能是假的——真實生活中無法盡撿好的來說，但在研究工作者的電腦上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