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野贡三（当时三十九岁）

石野君从防卫大学毕业后进入航空自卫队。现在的军衔是二等空佐，以旧军队来说相当于中佐(3)，相当了得。

不过，本来不是很想进自卫队才进去的。总的说来是个没有政治意识的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心想只要考上一所大体过得去的大学，毕业后进一家大体过得去的公司就可以了。哥哥考进防卫大学时前去观看入学典礼，虽然觉得非常可观是事实，但根本不曾想像自己也去那里上学。说实话，报考时也没太当回事：“试一试罢了！”

但考完后，转而心想当普通的工薪职员也没意思，来一段与人不同的人生倒也不坏，于是一咬牙进了那里。就是说，并没有什么“忧虑日本的国防”那样的念头。让石野说来——倒是不能高声——“带着那种念头进防卫大学的人实际没有多少”。

举止稳重，如果不问，根本看不出同防卫厅有关。西装十分合体（每天上班穿西装），说话也面带笑容，思路清晰，完全一副专家型年轻能干领导者形象。不过，也许职业关系——理所当然——世界观和价值观十分地道，中规中矩。没有刻意装出的派头——太有派头倒也麻烦……。

工作繁忙，慢性睡眠不足。这种时候仍欣然接受采访，值得感谢。

我以前就很喜欢飞机，不过并没有天天闷在家里收集各种模型。因为我觉得，人既然这么渺小，那么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庞然大物的话，应该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因此，当时我想既然要加入自卫队，那么就当飞行员好了。哥哥也在航空自卫队，可那也只不过是偶然而已。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和自卫队、和飞行员都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可惜的是，最后我没能当上飞行员。因为有规定说视力达不到1.0不能当飞行员。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大学那四年时间里，我的视力一个劲儿地下降。其实也不是因为努力学习才下降的……我一直都觉得学习这东西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就行。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不顺（笑）。在登机测验（飞行适应性检查）的时候被淘汰了。这样一来，我的飞行员之路就被切断了，最后不得已才做起了地勤。

自那以来，我的职务就是所谓歼击管制干部。日本全国各地共有二十八处雷达站，负责监视日本周边的空中区域。工作任务是：一旦发现有不明国籍的飞机接近领空，就紧急派出歼击机为其领航。并且一边观察雷达，一边向歼击机发出指令。

说实话，知道自己没办法当飞行员的时候，心里有点儿不安，心想这以后该怎么办啊。可是，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我觉得即使当不了飞行员，也一定会有自己以后要走的路，就朝这个方向一直走了下来。

最初任职的地方是石川县能登半岛上轮岛的一个雷达站。一开始，大家基本上都被分配到这类部队。我的军衔是三等空尉，以前叫做少尉。我在那儿工作了大约六年时间。

当时正是冷战期，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对日本海，几乎每天都有不明国籍的飞机接近日本领空。这当然需要不停地派出歼击机执行任务。我实际上任是在昭和五十五年(4)，苏联刚侵占阿富汗不久，感觉整个气氛特别紧张。

我上任不久，还是新兵的时候，发生过一次苏联飞机侵犯日本海领空事件。通过雷达画面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之后，我才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人如果没有过亲身经历，根本不可能去想所谓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快要侵入我们领空范围内的航天器，我们立刻发出警告：“继续行驶会侵入我国领空，请迅速改变航线。”可他们根本没什么反应，也不改变航线，只管一个劲儿接近领空界线，最后还是过界了。那种时候心里的无助感，真的没办法形容。

轮岛那地方很偏僻。夏天还好，有很多人来旅游，其中也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子。可是一到冬天，剩下的就只有中小学生了，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总之给人的感觉很冷清。休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干。就算有新鲜事儿从外界传进来也没什么意思，和我们基本扯不上什么关系。当时我还没有结婚，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加之，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在现场接受老兵的指导，记住就行，有点类似学徒制。所以，精神上很有压力。若是夏天的话，潜潜水，开车兜兜风什么的还可以换换心情。可是到了冬天，什么也干不了。我出生在大阪，不太习惯这种太冷的冬天。所以，刚刚到这儿的时候，费了好大劲儿才慢慢习惯的。但轮岛的确是个好地方，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故乡。

在那儿经过六年严格训练之后，我突然被调往东京工作，这件事情来的很突然（笑）。自从那次调职以来，我一直都在六本木防卫厅的航空幕僚监部(5)做中央勤务工作。在那儿工作期间，我还在市谷（当时叫市谷）一个干部学校的指挥幕僚课程班（相当于以前部队里的陆军大学、海军大学）学习过。后来又被派到外务省。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六本木，那期间里我又得到一个去法国综合国防大学留学的机会，时间是一年零七个月。

——出类拔萃啊！

哪里哪里，只不过碰巧赶上了罢了（笑）。只是，那里全部使用法语授课，语言本身学起来就很吃力。日常会话倒还说得过去，可是我们还要学欧洲经济、金融制度之类的课程，要求特别严格，还要写论文什么的。

我是十年前结的婚，那是从轮岛调到东京过一段时间以后的事了，妻子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我有两个小孩儿，一个八岁男孩儿，一个五岁女孩儿，现在住在埼玉。房子是六年前买的，嗯……可是不巧碰上了泡沫经济……其实当时只是想碰碰运气赌一把。

我一般从××站坐有乐町线，如果不下雨的话，就从樱田门下车，出地铁走到霞关，再坐日比谷线到六本木站，大约得花一小时十五分钟。

我们自卫官的工作可以说没有上班时间，各部队一直处于二十四小时工作状态。为了能对突发事件迅速作出反应，晚上也有人轮流值班。但我现在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提出构想和制定计划什么的，与如何指挥部队的实际行动没什么直接关系。上班实行的是两班制，八点半或者九点十五，哪个时间过来都可以。大家基本上都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来，因为会议一般从九点左右开始。

下班很晚，要十二点才能回到家。孩子们当然都已经睡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比如说，今后的防卫力量应该如何调整，怎么样才能促进日美合作关系更好地发展。还有，应该为联合国维和活动做点儿什么等等……议案从小到大，我们都要一个一个处理。小的例如“复印机坏了，希望能配置一台新的”，大的例如“下次增援战斗机应该选哪一种”等等。就算是一台小小的复印机也是国有资产，不能说买就买，因为这是在花纳税人的钱。

三月二十日前后那段时间，正赶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就一年来看还是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工作量也比平常少了很多，正是休息的好时候，我们部门有很多人休假。我当然也想放个长假稍微休息一下，可大家总不能一起休息吧，所以我还是上班了。

感觉那天车上的人比平时要少很多，记得我到樱田门站那一路都是坐着的，那天正好不用开会，心想今天终于可以慢慢来了。到樱田门的时间大约是八点二十。然后从那儿穿过警察厅到霞关，从这个入口（指着地图上A2的入口）走下去就是站台。

那天，我刚要进检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儿立了一个类似广告牌一样的东西。好像写的是：“因刚才发生爆炸事件，电车停止运行。”我当时也没仔细看，内容大概就是那样的吧。走下去一看，站台上有很多人在等车。大家可能觉得过一会儿就能恢复通车才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也排在队伍里等了起来。可是电车完全没有要来的意思。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朝千代田线的站台走了过去。从乃木坂站走到防卫厅也很近。

可站台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想往千代田线那边走也半天挪不了一步。当时对面站台上停着一列电车，车门是开着的，所以我正好可以从车中间穿过去。那列车从中目黑过来，要开往北千住方向，属于日比谷线。嗯，记得大概穿过了四五节车厢的距离。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和我一起抄近路的人倒是还有几个。从车厢经过的时候，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站台上也没有可疑的地方，电线之类的也很正常（这列车在第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可疑物之后，就停在霞关站了。可是车就那么停在站台上，车门好像也一直开着）。

千代田线还在正常运行。虽然说运行时刻表稍微有点儿乱，可过了一会儿就调整好了。快到乃木坂的时候，我感觉浑身乏力，一点劲儿也没有。下车后感觉心跳得特别厉害，连上台阶都很费劲儿。可是，因为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忙，有点慢性睡眠不足，自己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以为可能是睡眠不足引起的过度疲劳。那天明明是个大晴天，却感觉周围特别阴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进入防卫厅大楼里以后，才意识到有些不太正常，还以为楼里正在调试照明线路呢。

过了一会儿，就有电视报道说霞关的地铁站一片混乱，电车也停止运行了。上司劝我说：“你还是打个电话回家吧，告诉家里你已经安全到了。”我觉得言之有理，就往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还不知道是沙林，以为只是普通事故。然后就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忙自己的工作。打字的时候，我感觉周围特别暗，荧屏也看不清楚。后来有通知说地铁里投放的是沙林。我马上想到自己很有可能吸入了沙林毒气。

不，也并不是所有的自卫官都熟悉沙林这种东西。我在外务省工作的时候，所属部门是联合国局的裁军科，虽说不是主要负责人，可当时曾经参与过“化学武器禁用条约”的起草工作。所以我对沙林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松本沙林事件我也知道。可我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说句实话，当时我觉得那不是沙林，可能是另外某种有毒成分。我没想到在日本国内会制造出那种化学武器，况且，那种东西绝对不是轻易造得出来的。

我想，要是沙林中毒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瞳孔缩小的现象，所以赶紧跑到洗手间去洗眼睛，一照镜子，才发现我的瞳孔已经缩成一个点了。我又跑到医务室，发现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大家都因为吸入了沙林气体而出现了不良反应。防卫厅里受害人特别多，有可能是最多的。因为一来上班时间比其他单位早一些，二来大多数人都坐日比谷线、千代田线上下班。不过据我所知，现在倒是没有人留下什么后遗症。

（石野先生后来被迅速送往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治疗。幸亏病情不很严重，住了一晚上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身体很疲劳，瞳孔缩小的现象也是过了一个月才消失的。）

在欧洲，恐怖活动即使不能说是家常便饭，也还是经常发生的。可在日本，以前几乎没有发生过。我在法国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心想还是日本比较安全啊！大家也都这么说，说日本治安很好，很羡慕我。可没想到一回来就碰上了这种事。这和恐怖活动没什么区别，而且使用的是沙林这种化学武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双重打击。

我在想，这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比如爱尔兰共和军，先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真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一下的话，也不是不能理解。可我觉得这次沙林事件真是太不可理喻了。还好，我只是有一点儿轻微反应，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而那些因此丧命的人，还有那些遭受后遗症折磨的人，甚至连个发泄的地方也没有。虽然对于每个人来说，死就是死，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死也有值得和不值得之分吧。

对于这次事故，我觉得应该从许多角度进行深入、认真思考。当然，作为个人来讲，大家都认为决不能轻饶了那些家伙。但是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借此机会广泛讨论，直到能够得出一个让民众都能接受的结论为止。另外，还要搞清楚的是，下次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如何追究责任，要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确立下来。人到底应该如何抵罪？应该如何判定抵罪的方式？对此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才行。所谓“洗脑”这个东西，是没有判例可以用来做参考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出一个适当的标准，今后这个就可以被当作先例来用了。另外，为了防止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对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进行国民性大讨论，使其得到落实。

经历了这次事故以后，我强烈意识到，对于先辈们竭尽全力亲手打造的繁荣安定的国家，我们必须努力守护好，并把它传到后代手中。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追求精神的富足。如果继续像从前那样仅仅追求物质享乐的话，那么日本岂不是就没有明天了。

——就这一点来说，对于日本的将来，石野先生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如果是非要说的话，我的确是有些悲观。

还有一点也是我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才意识到的。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长期以来只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干活，我觉得今后应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了。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这一次我真是生平第一回知道了什么叫做“怨恨”。虽说我一直在自卫队工作，可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一次也没有亲身感受到真正的恐惧。

“我抱起那个女孩子朝检票口奔去，踉踉跄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