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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比谷线(中目黑始发)
石野贡三(当时三十九岁)
石野君从防卫大学毕业后进入航空自卫队。现在的军衔是二等空佐,以旧军队来说相当于中佐(3),相当了得。
不过,本来不是很想进自卫队才进去的。总的说来是个没有政治意识的普普通通的青年人,心想只要考上一所大体过得去的大学,毕业后进一家大体过得去的公司就可以了。哥哥考进防卫大学时前去观看入学典礼,虽然觉得非常可观是事实,但根本不曾想像自己也去那里上学。说实话,报考时也没太当回事:“试一试罢了!”
但考完后,转而心想当普通的工薪职员也没意思,来一段与人不同的人生倒也不坏,于是一咬牙进了那里。就是说,并没有什么“忧虑日本的国防”那样的念头。让石野说来——倒是不能高声——“带着那种念头进防卫大学的人实际没有多少”。
举止稳重,如果不问,根本看不出同防卫厅有关。西装十分合体(每天上班穿西装),说话也面带笑容,思路清晰,完全一副专家型年轻能干领导者形象。不过,也许职业关系——理所当然——世界观和价值观十分地道,中规中矩。没有刻意装出的派头——太有派头倒也麻烦……。
工作繁忙,慢性睡眠不足。这种时候仍欣然接受采访,值得感谢。
我以前就很喜欢飞机,不过并没有天天闷在家里收集各种模型。因为我觉得,人既然这么渺小,那么如果有机会接触到庞然大物的话,应该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因此,当时我想既然要加入自卫队,那么就当飞行员好了。哥哥也在航空自卫队,可那也只不过是偶然而已。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和自卫队、和飞行员都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可惜的是,最后我没能当上飞行员。因为有规定说视力达不到1.0不能当飞行员。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大学那四年时间里,我的视力一个劲儿地下降。其实也不是因为努力学习才下降的……我一直都觉得学习这东西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就行。怎么说呢,反正就是不顺(笑)。在登机测验(飞行适应性检查)的时候被淘汰了。这样一来,我的飞行员之路就被切断了,最后不得已才做起了地勤。
自那以来,我的职务就是所谓歼击管制干部。日本全国各地共有二十八处雷达站,负责监视日本周边的空中区域。工作任务是:一旦发现有不明国籍的飞机接近领空,就紧急派出歼击机为其领航。并且一边观察雷达,一边向歼击机发出指令。
说实话,知道自己没办法当飞行员的时候,心里有点儿不安,心想这以后该怎么办啊。可是,在经过认真考虑之后,我觉得即使当不了飞行员,也一定会有自己以后要走的路,就朝这个方向一直走了下来。
最初任职的地方是石川县能登半岛上轮岛的一个雷达站。一开始,大家基本上都被分配到这类部队。我的军衔是三等空尉,以前叫做少尉。我在那儿工作了大约六年时间。
当时正是冷战期,我们所处的位置正对日本海,几乎每天都有不明国籍的飞机接近日本领空。这当然需要不停地派出歼击机执行任务。我实际上任是在昭和五十五年(4),苏联刚侵占阿富汗不久,感觉整个气氛特别紧张。
我上任不久,还是新兵的时候,发生过一次苏联飞机侵犯日本海领空事件。通过雷达画面亲眼目睹了这一事件的经过之后,我才第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当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人如果没有过亲身经历,根本不可能去想所谓国家主权受到侵犯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快要侵入我们领空范围内的航天器,我们立刻发出警告:“继续行驶会侵入我国领空,请迅速改变航线。”可他们根本没什么反应,也不改变航线,只管一个劲儿接近领空界线,最后还是过界了。那种时候心里的无助感,真的没办法形容。
轮岛那地方很偏僻。夏天还好,有很多人来旅游,其中也有不少年轻的女孩子。可是一到冬天,剩下的就只有中小学生了,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总之给人的感觉很冷清。休息的时候也没什么事干。就算有新鲜事儿从外界传进来也没什么意思,和我们基本扯不上什么关系。当时我还没有结婚,这对我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压力。加之,我们这种工作,就是在现场接受老兵的指导,记住就行,有点类似学徒制。所以,精神上很有压力。若是夏天的话,潜潜水,开车兜兜风什么的还可以换换心情。可是到了冬天,什么也干不了。我出生在大阪,不太习惯这种太冷的冬天。所以,刚刚到这儿的时候,费了好大劲儿才慢慢习惯的。但轮岛的确是个好地方,对我来说就是第二故乡。
在那儿经过六年严格训练之后,我突然被调往东京工作,这件事情来的很突然(笑)。自从那次调职以来,我一直都在六本木防卫厅的航空幕僚监部(5)做中央勤务工作。在那儿工作期间,我还在市谷(当时叫市谷)一个干部学校的指挥幕僚课程班(相当于以前部队里的陆军大学、海军大学)学习过。后来又被派到外务省。在那儿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了六本木,那期间里我又得到一个去法国综合国防大学留学的机会,时间是一年零七个月。
——出类拔萃啊!
哪里哪里,只不过碰巧赶上了罢了(笑)。只是,那里全部使用法语授课,语言本身学起来就很吃力。日常会话倒还说得过去,可是我们还要学欧洲经济、金融制度之类的课程,要求特别严格,还要写论文什么的。
我是十年前结的婚,那是从轮岛调到东京过一段时间以后的事了,妻子是经朋友的朋友介绍认识的。我有两个小孩儿,一个八岁男孩儿,一个五岁女孩儿,现在住在埼玉。房子是六年前买的,嗯……可是不巧碰上了泡沫经济……其实当时只是想碰碰运气赌一把。
我一般从××站坐有乐町线,如果不下雨的话,就从樱田门下车,出地铁走到霞关,再坐日比谷线到六本木站,大约得花一小时十五分钟。
我们自卫官的工作可以说没有上班时间,各部队一直处于二十四小时工作状态。为了能对突发事件迅速作出反应,晚上也有人轮流值班。但我现在所在的部门主要负责提出构想和制定计划什么的,与如何指挥部队的实际行动没什么直接关系。上班实行的是两班制,八点半或者九点十五,哪个时间过来都可以。大家基本上都在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来,因为会议一般从九点左右开始。
下班很晚,要十二点才能回到家。孩子们当然都已经睡了。我们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比如说,今后的防卫力量应该如何调整,怎么样才能促进日美合作关系更好地发展。还有,应该为联合国维和活动做点儿什么等等……议案从小到大,我们都要一个一个处理。小的例如“复印机坏了,希望能配置一台新的”,大的例如“下次增援战斗机应该选哪一种”等等。就算是一台小小的复印机也是国有资产,不能说买就买,因为这是在花纳税人的钱。
三月二十日前后那段时间,正赶上一个会计年度结束,就一年来看还是一段比较轻松的时间。工作量也比平常少了很多,正是休息的好时候,我们部门有很多人休假。我当然也想放个长假稍微休息一下,可大家总不能一起休息吧,所以我还是上班了。
感觉那天车上的人比平时要少很多,记得我到樱田门站那一路都是坐着的,那天正好不用开会,心想今天终于可以慢慢来了。到樱田门的时间大约是八点二十。然后从那儿穿过警察厅到霞关,从这个入口(指着地图上A2的入口)走下去就是站台。
那天,我刚要进检票口的时候,突然发现那儿立了一个类似广告牌一样的东西。好像写的是:“因刚才发生爆炸事件,电车停止运行。”我当时也没仔细看,内容大概就是那样的吧。走下去一看,站台上有很多人在等车。大家可能觉得过一会儿就能恢复通车才一直在那儿等着,我也排在队伍里等了起来。可是电车完全没有要来的意思。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朝千代田线的站台走了过去。从乃木坂站走到防卫厅也很近。
可站台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就是想往千代田线那边走也半天挪不了一步。当时对面站台上停着一列电车,车门是开着的,所以我正好可以从车中间穿过去。那列车从中目黑过来,要开往北千住方向,属于日比谷线。嗯,记得大概穿过了四五节车厢的距离。车厢里一个人也没有,和我一起抄近路的人倒是还有几个。从车厢经过的时候,我没感觉到有什么奇怪的,站台上也没有可疑的地方,电线之类的也很正常(这列车在第一节车厢里发现了可疑物之后,就停在霞关站了。可是车就那么停在站台上,车门好像也一直开着)。
千代田线还在正常运行。虽然说运行时刻表稍微有点儿乱,可过了一会儿就调整好了。快到乃木坂的时候,我感觉浑身乏力,一点劲儿也没有。下车后感觉心跳得特别厉害,连上台阶都很费劲儿。可是,因为我的工作一直都很忙,有点慢性睡眠不足,自己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没什么信心,所以我以为可能是睡眠不足引起的过度疲劳。那天明明是个大晴天,却感觉周围特别阴暗,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呢?进入防卫厅大楼里以后,才意识到有些不太正常,还以为楼里正在调试照明线路呢。
过了一会儿,就有电视报道说霞关的地铁站一片混乱,电车也停止运行了。上司劝我说:“你还是打个电话回家吧,告诉家里你已经安全到了。”我觉得言之有理,就往家里打了个电话。那时还不知道是沙林,以为只是普通事故。然后就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忙自己的工作。打字的时候,我感觉周围特别暗,荧屏也看不清楚。后来有通知说地铁里投放的是沙林。我马上想到自己很有可能吸入了沙林毒气。
不,也并不是所有的自卫官都熟悉沙林这种东西。我在外务省工作的时候,所属部门是联合国局的裁军科,虽说不是主要负责人,可当时曾经参与过“化学武器禁用条约”的起草工作。所以我对沙林还是有某种程度的了解的,松本沙林事件我也知道。可我对这些并不是很感兴趣。说句实话,当时我觉得那不是沙林,可能是另外某种有毒成分。我没想到在日本国内会制造出那种化学武器,况且,那种东西绝对不是轻易造得出来的。
我想,要是沙林中毒的话,有可能会出现瞳孔缩小的现象,所以赶紧跑到洗手间去洗眼睛,一照镜子,才发现我的瞳孔已经缩成一个点了。我又跑到医务室,发现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大家都因为吸入了沙林气体而出现了不良反应。防卫厅里受害人特别多,有可能是最多的。因为一来上班时间比其他单位早一些,二来大多数人都坐日比谷线、千代田线上下班。不过据我所知,现在倒是没有人留下什么后遗症。
(石野先生后来被迅速送往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治疗。幸亏病情不很严重,住了一晚上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感觉身体很疲劳,瞳孔缩小的现象也是过了一个月才消失的。)
在欧洲,恐怖活动即使不能说是家常便饭,也还是经常发生的。可在日本,以前几乎没有发生过。我在法国的时候感触特别深,心想还是日本比较安全啊!大家也都这么说,说日本治安很好,很羡慕我。可没想到一回来就碰上了这种事。这和恐怖活动没什么区别,而且使用的是沙林这种化学武器,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双重打击。
我在想,这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比如爱尔兰共和军,先不管他们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真的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考虑一下的话,也不是不能理解。可我觉得这次沙林事件真是太不可理喻了。还好,我只是有一点儿轻微反应,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而那些因此丧命的人,还有那些遭受后遗症折磨的人,甚至连个发泄的地方也没有。虽然对于每个人来说,死就是死,没有什么差别,可是死也有值得和不值得之分吧。
对于这次事故,我觉得应该从许多角度进行深入、认真思考。当然,作为个人来讲,大家都认为决不能轻饶了那些家伙。但是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应该借此机会广泛讨论,直到能够得出一个让民众都能接受的结论为止。另外,还要搞清楚的是,下次再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应该如何追究责任,要把它作为一个标准确立下来。人到底应该如何抵罪?应该如何判定抵罪的方式?对此我们必须慎重考虑才行。所谓“洗脑”这个东西,是没有判例可以用来做参考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出一个适当的标准,今后这个就可以被当作先例来用了。另外,为了防止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对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进行国民性大讨论,使其得到落实。
经历了这次事故以后,我强烈意识到,对于先辈们竭尽全力亲手打造的繁荣安定的国家,我们必须努力守护好,并把它传到后代手中。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日本来说,最重要的是追求精神的富足。如果继续像从前那样仅仅追求物质享乐的话,那么日本岂不是就没有明天了。
——就这一点来说,对于日本的将来,石野先生你是乐观还是悲观呢?
如果是非要说的话,我的确是有些悲观。
还有一点也是我经过这次事情之后才意识到的。我今年已经四十岁了,长期以来只是不顾一切地拼命干活,我觉得今后应该好好梳理一下自己了。应该好好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什么?这一次我真是生平第一回知道了什么叫做“怨恨”。虽说我一直在自卫队工作,可幸运的是,在此之前一次也没有亲身感受到真正的恐惧。
“我抱起那个女孩子朝检票口奔去,踉踉跄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