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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肯尼迪(当时六十三岁)
迈克尔先生是在世界上也有名的爱尔兰骑手,参加过无数大型比赛,拿到冠军。现已引退,应日本中央赛马会邀请,在设在千叶县的赛马学校向年轻骑手们讲授职业骑马法。
出生在都柏林郊区一个名叫邓德劳的小镇,至今仍在都柏林郊区有房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结婚,居住范围距迈克尔家不出十英里。家族非常和睦,“我家简直就像总部似的”,迈克尔说。两个孙子。
个子不高,无比健康,性格开朗,充满好奇心,看上去特别愿意与人接触交谈。完全喜欢上了日本,四年间过得无忧无虑。只是,离开故乡让他最为怀念的是“谈话”。毕竟住在偏离大城市的地方,周围几乎没有能用英语谈话的人,多少显得有些寂寞。
通过这次采访我得以知道赛马学校的存在,设施非常可观,令人赞叹。赛马场尤其出色。在这么好的设施中向有潜力的年轻日本骑手传授自己的经验,对于他似乎是非常值得的愉快体验。每次提起自己所教学生都喜笑颜开。
这次采访是用英语进行的。但事后听录音带,有一部分极难听清,就是迈克尔先生讲述事发当天地铁车厢内发生的情况那一部分。此外部分他是以容易听懂的清晰明了的英语讲的,但讲到那部分的时候,语速突然加快,含糊不清,爱尔兰口音也重了起来。而且时不时缺头少尾。听录音带听几次也听不清,有几处怎么听也听不懂,不得不请在爱尔兰长大的英国朋友帮忙。
这一事件对迈克尔先生的冲击想必就是这般强烈,至今——本人是否意识到另当别论——恐怕也未能完全从精神打击中挣脱出来。
在因事件受害上面,日本人和外国人当然没有区别。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不对迈克尔表示同情——他在言语基本不通的异国他乡不巧卷入如此凄惨的事件之中,虽然他一句也没有抱怨。
对了,采访完几个星期后,他结束赛马学校的工作,返回了爱尔兰。
我来日本已有四年了。长期呆在这儿,特别想念家里的人。家人不在身边,一个人感觉特别寂寞。好在一年能休两次假,妻子一年也必定来日本两次,所以感觉上一年好像可以度两次蜜月(笑),这倒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退休以前,在家乡做过三十年赛马骑手。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骑手专业训练了。从那时起的六年半时间里,我作为一名见习骑手接受了严格训练。一般情况下,见习五年就结束了,可因为我的成绩特别好,老板跟我说:“你还年轻,很有前途,再继续留在这儿好好训练一下吧。”这样,我的见习期就比一般人长一些。老板说的显然是反话。可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从一个技术比较熟练的骑手最终成长为专业骑手。
那个时候,根本找不到现在这么好的赛马学校,我们是住在赛马场里接受训练的。刚刚开始的时候,尽让我们干一些又脏又累的活儿,像清理马粪、打扫马厩之类的……又干这个,又干那个,非把我们搞得筋疲力尽才罢休。后来学校开始慢慢允许我们练习骑马了。那个赛马场有好几个人都是很出色的骑手,我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有关骑马的宝贵知识。
见习期间是没有工资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只是给点儿吃的充充饥。生活很苦,根本没有钱。好在学校有时发一些生活必需品,但也都是一些别人用旧了的东西,平常就只有两件衬衫可穿。咳,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肯定不会再有了。可在当时,如果想要做骑手的话,骑手生涯只有从底层的底层的底层开始。
唔……你问我为什么要当骑手?当时,我家附近有个赛马场,我经常去那里玩儿,自己也特别想和那些人一样骑马。就这样,我开始慢慢憧憬骑手这个职业了。在爱尔兰,赛马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项运动。要是按人均计算的话,恐怕是世界上赛马场最多的国家了。爱尔兰虽然国土面积小,可是赛马场出奇地多。
我还是见习生的时候,就在好几个大型比赛中得过冠军。刚过二十岁我就已经是一名骑师了。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我第一次夺冠的那场比赛。一九四九年,我十七岁,那天是个星期三,那场比赛用马的年龄是三岁。说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呢。
我所在的那个赛马场有四个见习骑手。在这四个人当中,我是年龄最小的,论资历也是倒数第一。别人都看不起我,歧视我。所以,我根本没想到会让我去参加比赛。那场比赛的规模可大着呢。
那个星期三的早晨,我和平常一样早早来到马棚,埋头清扫马粪。这时教练大步流星朝我这个方向走过来说:“喂,你去参加今天的比赛吧,赶快准备准备!”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跟我说这个。我真是被吓了一跳,张着嘴,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定了定神,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为、为什么是我?”这一问不要紧,他火了,大声吼了起来:“什么为什么?按我说的去做就是。”他没多做什么解释,只是命令我去参加比赛。我当时感觉膝盖哆哆嗦嗦抖个不停。我旁边那些和我一起见习的家伙也都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大家跑到角落里,叽叽喳喳议论个不停:“怎么会是那小子……”
我赢了,就是“那小子”出色地赢了比赛。嗬!简直像神话一样。我死也不会忘记这件事。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可就像是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特别清楚。这绝对是个神话。
——从你的话里,我能感觉到你是一个很有骑马才能的人。那么,你认为作为一名骑手最重要的才能是什么?
我认为是和马沟通的能力。这对于一个骑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人天生的一种能力。这个光靠教是教不出来的。
我经常苦口婆心地劝日本的年轻骑手:“要多和马说话”,可实际上去做的人很少。特别是日本的骑手,他们普遍很有男人气。总的说来,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用蛮力命令马。我特别喜欢这些学生,他们真的是很优秀,可我还是不得不提一下这点,这是普遍存在的倾向。
当然,使用蛮力能够让马按照你的意志行动。因为马为了少受点儿罪,肯定会拼出全力比赛的。比如说,当马遇到火的时候,它们会不顾一切地狂奔。可以说,他们的奔跑向来是趋利避害的。
可我想说的是,与其那样,还不如说服马,和它们讲道理,这样效果会好得多。要和马成为同伴、成为朋友,为了一个目标共同努力,并肩作战,这样人和马就变成一个整体了。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有一些马脾气比较坏,性格怪僻。可是,这类马多数是以前受过打击(比如,被训马师虐待过等等)才变成这样的,没有一出生就性格怪僻的马。所以,只要有毅力,肯花时间,就一定能和马成为好朋友。
你能明白吧?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比赛,无论什么样的马,都有一个障碍点,当到达这一障碍点的时候,马就会产生放弃的念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恐慌。这一点,骑手们都知道。这时候,马就会“哇嘎呼”、“啊……呼”叫个不停(这部分是迈克尔模仿的马的叫声,因此用和它相近的拟声词记录下来)。比赛时,虽然四周欢呼声很大,可我们骑手仍然能够很清楚地听到马的叫声。在这个时候,骑手就必须鼓励马才行,我一般都会主动地跟马搭话。比赛时快到最后那段跑道的时候,我会发自内心地大声和马说话。我的声音马能听得到,绝对能听得到,这点是肯定的。
这一招可比鞭子好用多了。用鞭子抽马,马只不过是本能地、无意识地狂奔到终点而已。可是我对马说:“喂,跑吧!好,就是这样!一块儿跑吧!”这类鼓励话在比赛中是必不可少的,马非常需要它。能否把握住这一点特别重要,而我恰恰就能。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能做到这一点。不,应该说我从小就无意中掌握了这个技巧。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力量,当你和马说话的时候,马会积极地回应你,我能感觉到这种力量的存在,这是一种驾驭力。
后来,我成了一名专业骑手,专业骑手的生活就是旅行。我经常出去旅行,那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多的时候,一年要参加二百五十多场比赛,特别忙,那种生活的压力还是很大的。人嘛,总是浮浮沉沉,比赛也是,有赢的时候,当然也有输的时候,有时还伴随一定的危险性。
我基本上没怎么受过大伤,这点我觉得很幸运。说实话,我全身上下也有不少伤,大部分都是骨折,肩膀啦、腰啦、肋骨啦……值得庆幸的是一处大伤也没有。
在所有参加过的比赛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那场大赛。我骑的是一匹特别强悍的马。当时的美国总统和我一样都是爱尔兰人,就连名字也叫肯尼迪。那时候明明有个机会可以见到总统,可是因为我怕见生人,最后还是没有去。白宫邀请了两百多名骑手,我一直一个人呆在宾馆里。就在那年的秋天,总统被暗杀了,我特别难过。
一九七九年我选择了退役。退役之后,我在爱尔兰一家马术训练中心做经理,负责训练一百多匹马。另外,业余时间我还一周去两次一个叫做“RAC”的骑马学校,教一批年轻骑手学骑马。也可以说是把我做骑手的经验传授给他们。我在那儿认识了几个日本中央赛马会的朋友,他们当时正在找外国老师,就问起我要不要去日本工作。
我在爱尔兰有一大堆的工作要忙,家人也在那儿,所以我只是笑了笑说:“不行,不行,日本怕去不成啊!”那些日本朋友一个劲儿地劝我:“来看看也行啊!一定过来看一次啊!”他们那么热情,我只好来日本一次。去了京都,还去了赛马场,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很吃惊。日本是个很美的国家,人也很热情。虽然只住了两周就回国了,但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被日本迷住了。现在也是,被彻底征服了。
回到爱尔兰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决定了,我要去日本。”大家都目瞪口呆。哈哈哈哈(笑)。
这四年时间里,日本骑手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截。我刚来的时候,说实话,他们的技术还比较老套。而最近,这些年轻人已经可以怀着巨大的想象力去驾驭马匹了。这一点非常好。技术方面也有不小进步。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没有自吹自擂的意思。我确实给他们讲过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可说到底还得归功于他们每个人本身所具有的天赋。我可以大胆地说,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真的很特别,特别出色。
不过仍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这我刚才也提到过了,那就是“在沟通能力上再下一些功夫就好了。”要和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这不是技术,绝对不是。这是和马之间最完美的一种沟通方式。
说说三月二十日事故发生那天的事吧。我当时在东京。因为那个周末是圣帕特里克节(6),你知道圣帕特里克节吧。对爱尔兰人来说,那是个很大的节日。十七日,也就是星期五那天,住在东京的爱尔兰人都会聚集到位于表参道的“爱尔兰贸易协会”跳舞什么的,场面相当盛大。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那里。其实每年都一样,到东京参加完聚会以后,我都在“爱尔兰贸易协会”住一晚。
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我又去了朋友矢口家。他家住在世田谷,我又在那儿借宿了一晚。因为星期天在表参道还有一个游行活动,所以我早早离开矢口家,回到东京市中心。当然在那之前我先去了一趟教堂。在世田谷有座圣方济各会教堂,很小,可我还是去了一趟。
在游行队伍里,我碰到了爱尔兰驻日大使。大使的名字叫沙基。他劝我来参加当晚的晚餐会,说大家都会来的。那天晚餐会的地点选在了六本木的“激情摇滚咖啡馆”,规模很大。聚会结束的时候已是深夜了,再坐电车折回千叶实在是太麻烦了。大使对我说:“住到我这儿来吧,明天坐早班电车回去就行了。”他家就住在六本木,于是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住到了他家里。那天,我没喝多少酒,最多也就两杯啤酒。
第二天早上我六点半起床,对大使说:“真是太谢谢了,给你添麻烦了,我该告辞了。”可大使说不用着急,硬留我吃早饭。我也没客气,就在那儿吃了早饭。反正前前后后磨蹭了半天。吃完早饭,我这才和他道别离开。从他家出来,我直奔六本木车站,打算坐日比谷线到茅场町,然后换乘东西线,再到西船桥站下车。
第一列车上人满满的。具体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应该已经过了七点半吧。车上挤得根本上不去人。没办法,我只好放弃,等下一列。不知为什么,下一列车的第一节车厢有一半是空的,特别奇怪。这到底是怎么了?可又一想,人少不也挺好的吗?于是我从第一节车厢的后门上了车。上车以后,发现地上有一摊液体状的东西,旁边散落着报纸,感觉像是谁用报纸擦过液体一样。
我感到不解,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大家都远远地躲开那摊东西,挤到车厢的前半部分去了。虽然我觉得很奇怪,可是因为当时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我直接绕过去找了个空座位坐了下来。后来,不知谁把窗户打开了,一股味道忽一下扑鼻而来,虽说味道不是很大,可我的鼻子特别好用,一下子就闻到了。
那味道特别难闻,绝不是什么好闻的味道。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开始疼了起来。当时,车门已经关上,电车开动了。
不一会儿,我旁边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身体像散了架儿似的,摇摇晃晃倒了下去。年龄大概也就二十一二岁吧。至于后来她是获救了还是死了,我就不太清楚了。电车开到神谷町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踉踉跄跄走上站台。乘客很多,感觉就像是决了堤的洪水。那场面真是一片混乱,不是一般的混乱。大家相互搀扶着往外走。我们当时一直蹲在那儿起不来,心想要是一直这样蹲着的话,就没事了,起码不会摔着。可事实上根本不是,当时整个神谷町站都已被毒气污染了。
电车在神谷町站停车以后,乘客中有几个人跑到驾驶室告诉司机说出事了。司机了解头一节车厢情况以后,马上用无绳电话跟总部紧急联系。
当时有好几个人已经躺在了站台上,我也一屁股坐在了那儿。我一手摁着自己的背包,一手抱着那个女孩子的头。她当时已经完全没有意识了。我的眼泪不住地往外流,怎么也止不住,就像瀑布一样。眼睛的视野越来越小,而且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时无论看什么,都感觉那东西开了很多小小的洞。站台上的正方形瓷砖也不例外,一个一个小洞密密麻麻的。我有点懵了,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我的眼睛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我抱起那个女孩子朝检票口奔去,踉踉跄跄的。到检票口时,那儿的人特别多。我们竭尽全力想要挤出去,可是还有很多人正从阶梯往站里走,怎么挤也挤不出去。工作人员要求我们先在检票口前面等着,可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大声地喊:“求求大家了!求求大家了!求求大家了!”(用日语)我就这样朝着那些上班路过的人一遍又一遍地大喊着。我们俩的身体当时紧紧地靠在一起,就像钉在那儿一样。
这时,来了一个手拿公文包的男人,他从我手上一把将那个女孩儿抱过去,带走了。检票口有一条横杆,他把女孩子扛起来才迈了过去。他扶着女孩子上楼梯,离开了。其他人也都相互搀扶着走了出去。我不知被谁扶着,总算摇摇晃晃地爬上阶梯出来了。感觉外边的空气特别新鲜,呼吸到新鲜空气,这才感觉自己终于得救了。
可我又突然感到特别恶心,东倒西歪地坐在那儿拼命吐个不停,把胃几乎都吐空了。大概我的情况看起来很严重,有很多人围过来问这问那。其他人有坐着的,有躺着的,还有很多人用手帕捂着眼睛,大家都不知所措地愣在那儿。
“救命啊!快叫救护车!”我大喊。当时的我完全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十分钟以后,救护车来了,大概六七辆吧。是的,那儿有三四十人。有蹲着的,有躺着的。我很快被抬上担架,送到医院去了。我应该是最先被运走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
我感觉当时闻到的是某种气体的味道,自己可能是毒气中毒。不过一开始的时候,只是闻到一种怪怪的味道,感到眼睛有点儿疼,根本没有多想。后来,感觉越来越难受,我这才意识到有可能是毒气。
按理,车上的乘客应该在神谷町站都下车才对,可我下车以后,电车继续向前行驶。从那儿下车的人大概都觉得没什么大事儿吧。就连我,当时也想等下一列车来了,坐上继续赶路呢。现在想想真是不可理喻,可当时我的确是那么想的。实际上也有很多人下了车又在那儿等下一班车的。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因此丧命。大家一定都觉得一列车出了问题,而别的车应该不要紧。
我现在还在想,那女孩子最后怎么样了?后来听说神谷町站有一位二十一岁的女性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她年纪很小,对毒气没有丝毫的免疫力,很容易受到伤害,真是太可怜了。她当时穿了一身职业装,衣着打扮很时尚,给人的感觉很不错。我很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在医院住了四天,多亏了有JRA(日本中央赛马会)的工作人员陪着我。也真巧,JRA的总部就在神谷町。
住院不久,生理性疼痛症状就基本感觉不到了。我觉得没问题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岂料,这起事故给我带来的精神打击绝不算小。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比以前更容易烦躁不安。到了后来,就算是呼吸到新鲜空气,也还是觉得透不过气,这些都让我感到无比恐惧。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不停地安慰自己:已经得救了,已经没事了。这样一来,我终于安心了一些,终于松了一口气。当然,恢复到这种程度还是花了不少时间的。
眼睛和头那以后还是痛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就是好不利索。渐渐地,这些症状也开始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出院以后,我又到大使家里住了两三天,他们确实给了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不过,出院以来我就没怎么睡过觉。大概有三周时间我干脆放弃了睡觉。因为睡觉对我来说特别可怕。只要睡着就一定做梦,这是一定的,而且都是同样的梦。梦到有人走到我跟前,用锤子“嗵嗵”敲我的脑袋。
那种梦真是太奇怪了。刚开始的时候,觉得那个锤子特别硬,敲在头上特别疼。可是慢慢、慢慢地,锤子居然变得越来越软,对头的打击力也越来越弱。到了最后,怎么敲都不觉得疼了,就好像敲在枕头上似的。
可恐惧感一点儿也没减少。梦里总会有一个陌生男人走到我跟前,用锤子敲我的头,他一敲,我就会被惊醒。就这样,我一遍又一遍重复做着同一个梦。我很害怕睡觉,一睡着就会做梦。晚上也一直开着灯,我对黑暗充满了恐惧。
整整三个星期时间,我晚上都没有睡觉,真的是一点儿也没睡,实在太痛苦了。事情发生后我还继续在学校工作,可因为睡不好觉,头经常昏昏沉沉的。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无法恢复正常。
这起事故带来的一切,只有留给时间化解了。不过现在已经没什么了。我已经百分之百地恢复了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了。
电视上当时好像播出了我倒在地上的场面,爱尔兰电视台也播了,听说女儿看到后大惊失色:“妈妈,快过来呀!爸爸好像在地铁里出事了!”妻子一听吓了一跳,慌忙跑到楼下去看电视,“真的,那不是你爸爸吗?”就是说,事情发生后还没等我和家里人联系,国内的人就都知道了。很多人写信过来问候我,大家实在太关心我了。
——东京一向以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知名,可你居然遭遇了这种事,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吧?
是啊。可我的想法仍然没变,仍觉得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日本是个很不错的国家,人们可以安心地在大街上闲逛,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事发后我又去坐了几次地铁,没什么可怕的。
知道吗?我属于那种不会轻易觉得害怕的人。这一点希望你能了解。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觉得可怕。虽说骑马参加比赛有一定的危险性,可我一点儿也不害怕。我就是这样一直生活过来的,我想这种性格是不会变的。我已经老了,不过我几乎没觉得自己老了。咳,这么觉得或许是件危险事。(笑)
——经过这件事以后,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变化呢?
噢,或许我开始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也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似是而非的小事情,我们根本不会在意。而这些不起眼的小事不知哪一天会突然爆发,就像晴天霹雳一样。我们多半会惊慌失措,不知怎样应对。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想来想去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将来的事情任何人都没办法预测,对吧?
骑马,这是我人生的全部。自懂事起就开始骑马了,还参加过世界级的大赛,得过好几次冠军。这实在是极美好的事情。现在我教年轻人骑马,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也和他们一样重新骑上了马背,这也非常美好。这就是我现在的人生。
“一吃饭就困得不得了,差不多一个月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