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雄介（当时十五岁）

武田雄介君刚上高二，和母亲一起来到采访地点。身体虽然比母亲大得多，但脸胖乎乎仍带有稚气。提起城内“公子哥儿”高中，想必谁都晓得大体是这样的气氛。一看就知有旺盛的好奇心，却又全无贪婪的样子。显然是在平和的家庭中在父母的关爱和提醒下健康成长的。

对我的提问也回答得不卑不亢畅所欲言。相比之下，陪同的母亲倒好像有些紧张。至于现在的高中生是不是大致都像雄介君这样自是不得而知，但和他交谈极有意思。作为我基本没有同当下的高中生交谈的机会。

东京出生，现在住在广尾，有个弟弟。他说将来的理想是当警察。母亲也不大明白他为何想当警察，但本人以前就对此相当认真，电视上凡与警察有关的节目都看得很专心。听她母亲介绍，从小就不放过列车脱轨什么的，每当电视上出现现场验证和救助活动等场面，总是盯住不放。不过，对于迄今堪称“悲剧中的悲剧”的地铁沙林事件，不知何故，雄介君却不感兴趣，尽管自己也实际受害……

在学校里练过柔道，爱好是做铁道模型和听音乐。两样都和父亲相同，所以乐得两人在一起。

眼下的愿望是想快到十八岁，好拿到驾驶证。非常喜欢汽车。现在也一有时间就冲洗家里的车或给车打蜡。不过，拿驾驶证之前必先考上大学，每星期不得不上三天补习学校。

那时我在上附中，从荻洼站大约走十五分钟就到学校了。我是直升高中的，所以去的地方跟以前完全一样。本来也可以从车站坐公交车去的，但学校希望尽量走路去，虽说不必勉强，但基本要走路去。

学校上课分夏季和冬季时间，夏季是八点三十五分开始自习，三月执行冬季时间，所以应该八点五十五分到校。但那天很特别，到校时间跟平时不同，因为两天后也就是二十二日要举行毕业典礼，那天是预演，可以比平时晚一点儿。虽说晚也不过是五分钟。

我大约是八点出门的。八点出门，九点左右就能到。坐地铁上学正好需要一个小时。从出门到坐上广尾站地铁有五分钟就足够了。嗯，很近。我当时上学的路线是先坐日比谷线到霞关，再从霞关转丸之内线。

出事之后我就不坐丸之内线了，改从惠比寿转JR了。我并不是因为那件事才改变路线的，因为这样上学路上花的时间比较短，差不多用四十五分钟就能到。最近早晨起床的时候我总想现在比以前花的时间少了，反而经常因此迟到，挺痛苦的。一般上了高中就会学习到很晚，不过这种事我一般不干（笑）。

虽说是毕业典礼，但我们还是原班人马一起升上去，不同的只是要去旁边的高中部罢了，所以也没什么可感动的，只是按吩咐参加罢了。

那天我八点出的门，但到站前发觉忘带东西了。学校说要带教科书申请表，可我忘了。大概走到车站和家正中间时想起来的，我就马上回去取。我很少忘东西的。

回去拿了趟东西，时间就很紧张了。日比谷线的地铁三四分钟一班，所以我可能晚了一班。车上虽然没座，但一直都不太挤，站着的也就几个人。

那天上车不久我就发现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在咳嗽。大概是从电车出了广尾快到六本木的时候开始的，记得我当时还想今天这种情况真是少见。

我一向从前数第二节车厢最后面上车，那儿离换乘的地方很近。但那天我一到站车就来了，所以没能走到最后，是从第二节车厢正中间上的车。我站在门附近发呆，但那天跟平时不一样，总觉得很奇怪，感觉呼吸困难，可实际上并不是呼吸不畅。我一直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呢？的确觉得呼吸困难，但实际上呼吸跟平时也没什么不同，也没感到有异味什么的。

后来出了六本木到神谷町站时车在那儿停了一会。到底怎么回事？正纳闷时，广播说：“八丁崛车站发生了爆炸事件，列车将在本站稍作停留。”如果是爆炸事件，车暂时不会开了吧？我一边这样想一边看地铁路线牌，这时眼前突然变暗了，不过当时并没太在意。

我想应该用站台上的公用电话跟家里联系一下，但那里人密密麻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当这时，广播又开始了，这次说的是：“本站前方也有人晕倒，站内有恶性异物，请上到地面躲避。”

——听到“恶性异物”，你想像会是什么呢？

我猜想会有什么，但几乎没怎么在意，我本来就是个乐天派。我最先浮上脑海的，是今天不用上学了这个念头。地铁停了，我就有理由了。

不过实际上那列车没停，只是让第一节车厢的人下了车就往下一站开了。车上说：“请不要坐第一节车厢，后方列车受阻。”所以我觉得第二节车厢往后应该还是有人的。可当时我如果坐到霞关就必须再坐丸之内线回来，况且我不想去学校了，就没再上车。

为了给家里打电话，我从检票口出来上到地面，一出站口就有个电话亭，我在那儿打了电话。上阶梯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个人拿手帕捂着鼻子蹲在那儿，当时我就觉得这应该都是“恶性异物”引起的。

我自己也仍然呼吸困难，但上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症状忘得一干二净了。我一心想着太好了，今天不用上学了。但打完电话不一会儿，我突然觉得很难受。总觉得要吐似的，眼前也应该暗了下来。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第一次在神谷町下车，也不清楚那里本来是什么样子。可我回家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暗，心想可能那时候视野变窄了吧。

母亲——雄介第一次电话说：“八丁崛发生了突发事件，地铁停驶了。”我想那天是毕业典礼预演，而且要交书费，就告诉他：“你在那儿等等，我先跟学校联系看看，过会儿再打电话。”

于是我挂了电话跟学校联系了一下，学校也不清楚当时的情况，说：“如果他本人身体没有什么不适的话，希望他转车过来，预演还是大家都到齐了的好。”

后来雄介又打来电话，我说：“既然老师都这样说了，你还是想办法去学校吧。”结果他说：“我很难受。”我当时正好开着电视，综合节目已经在热议地铁事件了，好像是说有什么有毒物，所以我说：“好了好了，快回来吧。”

我从神谷町搭出租车回的家，可能司机都听说了那次事故，车站附近到处是出租车，我没费什么劲就上了车。到家的时候，身体就几乎没什么不舒服了。后来妈妈看了看我的眼睛，说我瞳孔正在缩小，就马上去了广尾医院。

医院还没有多少人来，我大概是第三个，院方很清楚情况，我一说坐了地铁就马上被带进紧急病房。可能没做检查，什么也没做就直接打了点滴。当时并没觉得有多疼，可我到底有点儿不安：莫非事情有那么严重不成？

我一直坐在里面椅子上，直到打完一瓶点滴。医生来看了看说：“没什么大问题了，这瓶打完就可以回去了。”可是过了一会我的瞳孔也没有恢复，医生说：“为防万一，还是住院吧！”

住院期间连续打了好几瓶点滴，无聊得不得了。病床也是简易的，又硬又差，根本没法睡。即便这样，十二点左右也还是睡着了。我住的不是正规病房，不过是把大会议室收拾了一下，一溜摆了二十张左右的简易病床罢了。我并不是在发牢骚，我想说的是没想到那次事故竟然那么严重。

我的食欲跟往常一样，医院的晚饭不够吃，就让爸爸给我带了点吃的，还有随身听……头疼啦、恶心啦，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

母亲——我和丈夫两人陪着他，午饭后出去买饮料时我看到有人过世了，丈夫说：“他死了。”那个人旁边放着担架，确实是去世了。后来医院叫来了他的太太，医生告诉她节哀，她当即哭倒在地。在走廊长椅上坐成一排打点滴的，包括雄介在内都属于轻伤。那之前我还只是稍微觉得有点可怕。看到那个人之后我才想：走错一步，说不定我们家雄介也会那样，这才觉得毛骨悚然。那时真是觉得恐怖。

当时我也在场，但并没觉得走错一步会怎么样，或许因为我是天生的乐天派吧。

第二天七点吧，应该是那时候起的床，又抽了一次血检查了一下。然后医生把我叫到另外一个房间说：“你的胆碱酯酶值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不过以后一个月左右，不要做剧烈运动。”我们一家本来要在放春假时去安比滑雪的，所以我跟医生强调说：“我身体很好的。”但医生说：“你的胆碱酯酶值还是稍有点低，这种状态是不能运动的。”虽然我自己没有感觉到任何症状……最终还是取消了滑雪旅行，真是太遗憾了，我盼望很久了。

我参加了第二天的毕业典礼。医生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出事那天穿的衣服扔掉，可是毕业典礼上又必须要穿学生制服。所以妈妈拿到浴室手洗后晒干我又穿去了。之后就扔了，尽管那是不久前新做的。

——常看电视报道什么的？

唔，怎么说呢……我不太懂奥姆真理教，觉得那完全是个奇怪的团体。为什么非要像宗教似的做到那一步呢？如出家后把全部财产交出去等等，真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不喜欢宗教这东西，对那件事也不怎么感兴趣。我的兴趣在其他犯重罪的犯人身上。对了，比如说宫崎勤……

我现在几乎彻底忘掉了自己跟地铁事件有关系，也没怎么跟谁提起过。出事的时候大家都关心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即便那时候，我的回答也只是：“我很好，没什么。”老师很为我担心，但我觉得同学们好像对我的名字出现在电视上更感兴趣。

母亲——这孩子很酷，或者说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很冷静，不太受外界影响。还有，这种事可能不该说，出事后亲戚们都很担心，送来了很多慰问金。雄介好像更在意这个。他升高中收到了礼金，亲戚朋友又送来了不少慰问金，地铁也送来了一万日元慰问金。我想地铁本身也是受害者，够他们受的。

嗯，我买了电车模型什么的，钱都花掉了。

“要是没有危机感，很多事就会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