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岛克之（当时四十八岁）

中岛先生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日在地铁的经历同前面出现的石野贡三先生同一天的经历惊人相似。两人以同样路线在霞关站遭遇沙林事件，受害情形也大同小异。虽然年龄略有差距，但两人都是航空自卫队的干部、防卫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没能当成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只好含泪做地勤，在此百炼成钢——人生途径也很相似。两人因同期在同样职场工作，自然相互认识，但采访两个人则完全出于偶然。

两人都很潇洒，态度温和，但说话干脆利落。事件采访当然难能可贵，而得以同这种第一线自卫队干部直接见面私下交谈，对于我也是饶有兴味的事。这么说或许失礼，作为形象，感觉上与其说这两人是“军人”，莫如说“体育教练”更为确切。

通过这次采访，我才得知采访国家公务员是多么困难。他们说话非常谨慎，把“匿名性”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总之“守口如瓶”。毕竟事情发生在霞关附近，事件受害者当中想必有相当多一部分人在中央政府机关工作，但遗憾的是这次没能从他们口中听得情况。惟独防卫厅方面的人例外予以协助，欣然答应接受采访，借此机会表示感谢。

采访是在两人所在的入间航空自卫队基地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进行的。中岛先生体形也显得年轻，满头乌发，姿势端正，无论如何看不出有四十九岁，身居幕僚长要职。

我进入防卫大学最主要的原因是没考上自己想上的大学。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家世代都是军人。父亲和爷爷都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到我已经连续三代了。我叔叔也毕业于士官学校，现在已经退休了，他战后进了陆上自卫队。叔叔的推荐也是我进军校的原因之一。

我本来是想当飞行员的，但中途给辞退了。飞行员训练一般是从驾驶螺旋桨单引擎机开始，接下去是简单的单引擎喷气式练习机，之后升级到战斗机。但我在喷气式练习机阶段就不行了。一个人驾机起飞、着陆都还好，但编组飞行的时候，一边观察周围一边维持三元空间位置却相当吃力。编组飞行的飞行间距大致是一米，要跟上是很困难的。于是他们说：“还是地勤工作比较适合你。”

我当时特受打击，都想要离队了。可离队了我也没有就业门路（笑）。那是昭和四十七年(10)的事，也就是我入伍第一年的时候。

我最初做的地勤工作是在雷达基地，在千叶县的雷达基地工作了一年。以前有“东京急行”一说，就是说苏联战机（都是大型轰炸机和侦察机）为了详细观察日本的电波状况从太平洋一侧绕圈飞来，为此要紧急出动。现在很少了，以前要有好几百次的。

后来我回到防卫大学做技术研究，专业是电子工学。主要还是研究雷达，跟所谓的硕士课程差不多。然后去入间基地工作。我的工作就是地面雷达新产品出来后，测定它能发挥多大性能。

现在自卫队使用的雷达都是国产的，主要是三菱和日本电气（NEC）的产品。我们先写设计说明书，让他们按照说明书做。做出来后确认产品是否符合设计意图。大多都是严格按照设计生产的，倒不至于重做等等。但也不是没发现过像软件故障等大的失误。

后来我被调到很多地方。从府中的航空总司令部到市谷的干部学校，直到在六本木的空幕(11)做人事工作。做人事要决定别人的人事调动和晋升等，实在劳神费力。

之后在那个空幕的技术科做了一年，防卫科做了一年，后来去了防卫研究所一年。又去了高知县的地方联络部两年，在那儿做自卫队员的招收工作。说是招收，其实也没有多难。虽然也有标准，但由于人太多基本上都是回绝。当时正是泡沫经济全面崩溃的时候。泡沫经济时期，应届毕业生一般都去前景较好的民间公司就职。但泡沫经济一崩溃，公司不景气了，公务员就变得很抢手。况且高知县本来就是自卫队员较为集中的地方。最为集中的是九州，到底是有尚武传统的地方。

后来我又回到空幕技术一科做了科长。就是这时候遭遇了这次沙林事件。

我结婚时二十四岁，当时还是飞行员学员。防卫大学在横须贺，我老婆是那儿的人，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我有两个孩子，大的二十三（女）小的二十一（男）。女儿说明年结婚，儿子还在上大学，他没有进自卫队的打算。

我家在西武池袋线的东久留米。正是在昭和六十年(12)泡沫经济前买的。那时候买房子还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我要么在入间基地要么在东京某个地方工作，所以想在这之间买房子。但东京城内房价太高买不起，就在东久留米买了一套。那时候这附近还很便宜，我买房一年后原来那个不动产商说：“我再给你加一千万，把这房子卖了吧。”要卖也行，可是再买不是一样吗（笑）？

——这么听来，你在短时间内确实换了很多部门。这到底是为了培养全才吧？

是啊，也许仅仅靠技术还是无法成为高层管理者啊。话虽这么说，可调动和我自己的意志无关，说不清楚啊（笑）。

去年三月二十日出事的时候我正从东久留米去六本木上班。那是很平常的一天，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只是出门比平时早了三十分钟。我必须早早向上司也就是技术部长做报告。另外我的部下也说：“科长，明天能大约提前三十分钟来吗？”所以我决定八点半左右到六本木。若是平时，早晨九点十五分之前到就行。

我上班一般是从家步行十分钟到西武线东久留米站，从池袋坐丸之内线到霞关，然后转日比谷线到六本木，大约要两个小时。上班虽然很辛苦，但每天都这样就习惯了。眼下在入间基地工作，跟原来的方向相反。车上很空，花的时间也短，这回算是彻底轻松了。但这样一来，上班也就不需要耗费多少体力，甚至有点担心运动量不足。

我一般穿西装打领带去上班，虽说也可以穿制服去，但部队规定在城里上班要尽量穿自己的衣服而不要穿制服。地方上穿制服的人也挺多的，但穿着制服戴着帽子去挤电车看上去有点不成体统。倒是没规定必须打领带什么的，这方面随意，实际也有上班不打领带的。

在霞关站下了丸之内线后，站内广播说：“茅场町某处发生事故，日比谷线暂停，何时恢复还不清楚。”那时候应该是八点十分左右。我过去一看，日比谷线站台上有很多人，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好像以为车一会儿就来似的。

我也站在中目黑方向的最后面等，跟其他人一起在日比谷线站台等了大约五分钟。当时站台上没有停着的车，后来相反方向上来了一列空车。我要坐的是中目黑方向的车，但进站的方向相反，是北千住方向的。那列电车进站后，门大敞四开，广播要人们不要乘坐。车方向相反，我当然不会坐。

可无论怎么等中目黑方向的电车都不来，这时站内广播说：“千代田线就要发车了”，没办法，我决定坐千代田线到乃木坂。于是往千代田站走，几乎是挤过去的。站台上非常拥挤，还有一段路我不得不从停着的电车里走过去，当时电车门都是开着的。不过我没在里面走多久，也就是几秒钟。到千代田线时正好来了一列车，我就跳了上去。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一上车就剧烈咳嗽起来。和被烟呛了不同，那种憋闷有点特别。

我想或许是空气的流通引起的吧，车进站使空气流通发生变化，沙林就飘到这里来了。但我不太清楚沙林是从哪儿来的。

——我倒不敢断定，会不会是在日比谷线站台等车时吸入的呢？从中目黑始发的电车在神谷町遭遇重大事故是八点十三分，而后直接开到霞关站。果真如此，那么第一节车厢的地面上应该洒了很多沙林。到霞关时，第一节车厢是空的，不过其他车厢应该还有一些乘客。

我记得是来了一列空车，不过也说不定还有一些人。我是在这儿等的车（指着地图），对啊，若车是从中目黑始发的话，那么就是最前面洒有沙林的那节车厢。

——等电车时，相反方向的电车进站了，车门开着，沙林淌了出来，被你吸了进去。当时你并没感觉到什么，但走着走着症状就出现了——我想这个推论较为稳妥。

若是那样我也太不走运了，就因为在那儿等车就遇上了这种事。不过我什么味儿都没闻到。

坐千代田线时并没觉得有什么异常。只记得在国会议事堂前站的站台上，两个女的坐在长椅上垂着头，旁边有站务员照顾她们。当时我想可能是贫血什么的吧。女的经常会这样的，对吧？但两人同时贫血就不像是偶然了，还真有点奇怪。说异常也是异常。除此之外倒没有不正常的。

我是在乃木坂站下的车，上到地面时不知为什么总感觉很暗。抬头看天，看今天是不是阴天，可天上一片云都没有。我感觉很奇怪，不过除了感觉暗之外也没有什么症状，走路也没受什么影响。所以只是暂时觉得不对劲，没有多想。

进办公室时电视正开着，好像发生什么事引起了混乱，上面有很多救护车。当时也只是觉得房间里有点暗，一点都没觉察自己跟那件事有关，身体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

那天九点半开始有个报告会，我们把它叫做“Morning Report”（早间报告），我也列席了。当时部长坐在前面，他说自己看到了沙林袋子，眼睛受到伤害，视野变得昏暗了。我说自己也看不清了。他说那么你的眼睛也受伤了吧？“啊？是吗？”我说。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件事的严重性。我当然知道松本事件，但没想到自己竟会遭遇到这种事。

中午过后我去了世田谷的自卫队中央医院，但只住了一天院。第二天出院后，仍然感觉周围非常昏暗。这种缩瞳现象持续了一个月左右。这期间我一直戴着薄太阳镜。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那次事故之后我很快戴上了老花镜。

这样一说我又想起一件事来，大约是沙林事件前一周出了这样一件事：在樱田门的入口处，丸之内线到日比谷线的路上放着一个可疑的皮包，我目睹了那件事。当时那条路已经禁止通行了，消防队员拿着水管，警察和站务员正远远地围着。我确实看到了那个皮包，那是在早晨八点半左右。

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在意。现在想来，如果那真是炸弹，并且实际爆炸了，那里的人都会受伤或被炸死，放水也是无法防止爆炸的。可是即使被告知危险，让大家避难，大家也都半信半疑的。要是没有危机感，很多事都会视而不见。

“日本不存在迅速高效和有组织地处理这类重大灾难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