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田三郎（当时六十二岁）

出生于昭和七年(7)七月七日，生日极为好记。说起“all-seven”（全部是七），让人觉得生来就十分幸运。我问“怎么样？”对方歪头沉思一下回答：“哪里，倒也算不上有多么幸运。”——其中到底含有“不很糟”（用英语说就是fair）的意味。

在一家专门卖螺丝的公司一直认真干到六十岁退休。孩子们也终于独立了，本来很早就计划舒一口气，到乡下新房子安享晚年，但公司说人手不够，劝他再多少干一段时间，于是再次成了上班一族，计划落空。并且在上班途中不幸碰上了地铁沙林事件。

在位于一桥的这家螺丝经销公司的仓库楼一个房间里听他谈了一个小时，最后他叹息着自言自语说的一句话给了我很深印象：“近来周围忽然有很多事找到头上，什么原因不晓得，可实在是……”

或许因为太累了——每天乘满员地铁列车花两个半小时赶来上班。倒是很难断定岛田出现这样的心境同沙林事件有关，不过将倾听众多受害者讲述的体会综合起来，我可以坦率地推测：那恐怕是有不小关系的。

我工作的地方是物流中心，就像公司的大仓库一样。根据各地营业所来的订单，把公司经营的数万种螺丝从这里送往全国各地。我们必须时刻记着那么多种螺丝，工作非常细致。所以，即使雇了新人，也不可能让他们马上投入工作。这里的负责人——也是我的老朋友——问我：“岛田君，无论如何再来帮帮忙好吗？”六十岁退休后，我就在筑波养老了，过得很舒服。可朋友的邀请不好拒绝，于是又开始工作了。退休前，我在田町的总公司工作，不在这儿。准备退休的时候，公司也挽留了，但我说：“不管怎样还是让我退了吧。”就这样拒绝了，怎么说这里也该辞了……

毕业后，我做了很多工作。一开始在保龄球中心，就是昭和二十七八年(8)时的那家东京保龄球场。客人大多是驻日美军，还有他们的家属。那时，玩一场要二百五十或三百日元，普通人是玩不起的，所以那是个有着特殊气氛的地方。跟现在不一样的是，要在后台操作机器，用手摆球，不是自动的。大家都叫我“球童”。

不低的工资引来众多的应聘者，在外苑的橄榄球场旁边排成了长龙。那个橄榄球场现在已经没了。如果在后台拼命工作的话，就会有外国人把钱塞在球的指孔里投过来，不知算不算是额外收入，叫小费也不为过。但这种事偶尔才有一次，有还是有的。毕竟，那时候日本还很穷。

我在那里干了两年后辞职了。想自己干点什么，就在鹭宫开了养鸡场。那时鹭宫还是一片田地，养鸡场很容易就建成了。我是都立农业高中毕业的，所以想开养鸡场。养了大约200只鸡，地是从学长那里借的，我们合伙经营。本来是想养鸡卖鸡蛋的，但没赚到钱（笑）。就算那时候，不养1000只以上也成不了气候，200只简直是开玩笑。所以一年左右我就不干了，剩下的鸡都当肉鸡卖了。

之后经叔叔介绍进了这家公司。那时我们家也有自营工场（现在倒是没了），叔叔是场长。进公司时，我才二十三四岁，还是单身。二十九岁时结婚。在公司我差不多一直做营销工作，每天开车在外面跑。

在公司工作期间我一直住在所泽的公团(9)住宅，后来在筑波买地建了房子，退休后就搬到那里去了。我有两个孩子，现在都成家立业了，不过出事时女儿还没嫁人。我老婆在东京城内也有工作，她说还想干一段时间，就跟女儿一起留在了所泽。那时我自己住在筑波——房子长时间没人住就会荒掉——所以看起来就像单身赴任一样。老婆只在周末来筑波给我打扫打扫房间，洗洗一周的衣服。至于吃饭，中午在公司吃，晚上在附近凑合吃点就完了，自己只好歹做个早饭。

我星期五下班后去所泽住一晚，星期六开车带老婆回筑波，星期天晚上再开车把她送回去，星期一从所泽去广尾的公司上班。过了这样一段不规律的生活。去年五月我老婆终于离开所泽，搬到筑波来了。

出事时是星期一早晨，当时我从所泽出发去上班。三月二十日很少有人休假，不过我那天休息也未尝不可，自己也想尽量在筑波的家里休息一下，但我又想不管怎么说公司就在回筑波的路上，还是去看看吧，也算顺路。我老婆很意外地看着我说：“什么？今天还上班？你今天就休息一天不行吗？”但我说：“回筑波也是一样的路线，我先去趟公司再回去。”说完就出门了。

我习惯按这样的路线坐车——坐西武线到池袋，转丸之内线到霞关，再转日比谷线到广尾。到霞关之前车内广播说：“日比谷线发生药品事故，列车停止运行。”确实说是药品，但不清楚是什么事。

在霞关一下车，乘客们就打起电话来，说可能上班要迟到，或者商量怎么走等等。当时大约八点半，车站并没有因此发生混乱、恐慌之类的情况。大家都在车站里到处转悠，好像在想日比谷线不行该怎么走。我也给公司打了电话说：“日比谷线停了，今天去不成了。”但他们说：“都到那儿了，还是想办法过来吧。”于是我去问站务员怎么去好，他告诉我千代田线还在运行，我想既然这样就坐千代田线到日比谷，再转都营三田线到田町，再从那里坐公交车去就行了，就让站务员给我调换了车票。

要去千代田线站台就必须穿过整个日比谷线站台。我下到日比谷线站台时遇到了警视厅的司法鉴定员，大概有四五个人。我跟他们一起下楼梯，当时并没感觉到紧张，一点儿出大事的感觉都没有。鉴定员们也都轻松地聊着天往前走，他们只穿带臂章的蓝色工作服，没有戴防毒面具。

站台上停着一列开往北千住方向的空车。车门全都大开着，司法鉴定员进了最前面的那节车厢。站台上一个乘客也没有了，不过车站小卖部还开着，里面有一个女店员。在日比谷线站台我只看到她一个人。我没管那么多，很快走到了千代田线站台。

千代田线也没有明显的混乱，很正常地运行着，只是没有多少人。我记得开往代代木上原方向的车在霞关没停，直接开了过去。但开往北千住方向的的确停了，我才得以上车。

最后到公司时都十点半左右了。那天我老是流鼻水，还一边工作一边开玩笑说：“我也终于染上花粉症了。”因为当时是花粉症多发期。可是没多久我就开始看不清架上的东西了，以前看得清楚的东西都变得很模糊。我说：“真是的，连眼睛都出毛病了，商品上的字也看不到了。”出去的时候感觉天色暗了下来，我说：“哦？变天了啊！”其他人却说：“没有啊，晴得很好的嘛！”当时我心想这可真是奇怪。

午休时打开电视看新闻才知道出大事了。经大家劝说我才去了广尾医院。总之鼻水很严重，一个劲儿流个不停，怎么也止不住。去医院的路上我看到很多东西都变成了褐色。

向公司请了近一个月的假。我只住了一天院，医生就说我的各项指标已经恢复正常可以出院了。可是回家后更严重了，一吃饭就困得不得了。起床就吃饭，明明刚起床却又困得不得了。总之一吃饭就困，而且一睡就昏昏沉沉睡一两个小时。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极度的困，根本没法不睡。一天吃三次就要睡三次。可能你会问睡那么多晚上不是睡不着了吗？没那回事，晚上也一样睡得很沉。我的睡眠时间也因此得以大大延长了。医生让我暂停工作好好休息一个月，我就按他说的办了。一个月后症状慢慢消失，又能去上班了。公司也正因人手不足而烦恼呢。

我没留下什么后遗症。记性倒确实是变差了，但也没办法，毕竟上了年纪啊。我还是跟以前一样挤电车上班，从牛久站到广尾一直站两个半小时。这样真是很累，我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特别是出事后的几个月我打心底不想去上班。总是很紧张，怕周围有什么异常情况。

战后出了很多事，可是像联合赤军什么的是针对国家权力的，不会给普通人造成什么大的影响。但这次完全不分国家和个人，这让我很生气。我想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了。

“那种恐怖怎么忘都忘不掉的。记忆怕是一辈子都消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