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泽信夫（信州大学医学部长，一九三五年出生）

前言中也说了，书中所收证言全部是以笔者（村上）实际采访和面谈形式进行的。但唯独采访柳泽教授的时候，笔者无论如何没能在指定日期找出时间，而由高桥秀美一人前往长野县松本市聆听介绍。

最初只想以事发当天为背景问一下情况，没打算以采访形式收进书中。但由于内容饶有兴味且很宝贵，就加了一次采访进去。采访是在信州大学医学部的学部长室进行的，用了一个小时。文责当然全在村上身上。

地铁沙林事件发生的三月二十日是信州大学毕业典礼的日子。我当时是医院院长，是必须出席的，礼服已穿好了。另外那天还要开入学考试评审会，此外没有任何安排，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还有，那天正好是《松本沙林事件报告书》预定出版的日子，我是那本书的责任人。地铁事件又恰好发生在那天，真是一种巧合。

那天早晨《信浓每日新闻》的记者给我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东京出了件怪事，我总感觉这件事很像松本沙林事件。”我是九点左右得知的。于是打开电视，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患者们正在诉说有机磷急性中毒症状。具体说来就是头疼啦，流眼泪啦，流鼻涕啦，看不清啦，呕吐什么的。但仅凭这些并不能断定就是沙林中毒，因为其他毒物也会导致这些症状。

只有一个人提到了缩瞳现象，他是偶然出现在电视荧屏中的。他说：“我照了下镜子发现瞳孔变得很小。”把这些综合起来用一个专业术语说就是“毒蝇碱作用”，即有机磷中毒。另外，在地铁中引起如此重大事故的，估计是气状毒物。这样看来，毒物就肯定是作为化学武器的有机磷，也就是沙林、梭曼、塔崩之类的东西。这跟松本事件就是一样的了。

我看到了太多的受害者，就在我看电视的时间里就有一百多人被送到了圣路加医院。那么多患者在不清楚病因的情况下被紧急送往医院，现场一定很混乱，有可能陷入恐慌。这样一想我就担心起来。

松本事件发生时我们也很辛苦。看了那些被送进来的原因不明的患者症状，初步判断大概是有机磷中毒，就按这个进行了治疗。当时我们头脑中完全没有沙林这种东西的概念。不过在有机磷中毒的治疗上我们还是有一定经验的，这使我们能够幸运地救助那些重症患者。我想不管怎样还是把我们这些经验告诉其他医院好。

于是我马上把神经内科和急救科的两个医生叫到院长室，让他们不管怎样也要跟圣路加医院等接纳患者的医院取得联系，逐个给电视上出现名字的医院用传真发治疗信息。信息的内容是：“请用硫酸阿托品和解磷定等解毒剂输液，或者用安定等镇静剂治疗。”

起始是我亲自打电话跟圣路加医院联系的，那时应该是九点十分到九点半之间。圣路加的电话怎么都打不通。试着打了个手机，马上接通了，可能因为线路不同吧。接通后我说：“请让急救部的负责人接电话！”然后大致讲了治疗方法，对他说：“这样治就可以，详细情况稍后传真过去。”本来应该跟院长谈的，但不管怎么说这是紧急情况，所以我决定还是直接跟现场的医生谈，这样会更快。可是不知哪里出了问题，后来我问了一下圣路加医院的神经内科，他们说直到十一点还在图书馆检索那是什么毒品。不过传真倒是见效了。

开始发传真时已经十点多了。我还要去参加毕业典礼，就把联系工作交给了神经内科和急救科的医生，随后离开了医院。当时“松本沙林事件报告书”的最终校样正好放在院长室的桌子上，上面概括写着沙林中毒的症状和治疗要点。我就让他们用传真大量传送出去。事后想来手头上偶然有这种东西真是万幸。但数量毕竟太多了，费时间，发送的对象又多，相当麻烦。

在这种集体灾难中最重要的是“伤病员鉴别分类”，也就是为患者安排治疗顺序。沙林中毒的治疗顺序是先治重症患者，轻度患者稍微放一下也没关系，因为他们会自然恢复的。如果不严格按照这个方式进行，谁来的早就先给谁治疗的话，那么能救的人也救不了。从轻度患者开始一个一个打点滴就无法有效地救助重症患者。但如果不了解情况，比如只要患者一说“我眼睛看不见了”，现场就有可能陷入恐慌。要是有人说呼吸困难，有人说眼睛看不见了，就需要医生选择先救谁。这很难判断，作为医生最头疼的事就是陷入这种危机之中。

但只要事先收到准确信息，医生就能冷静地告诉患者：“时间长了你的眼睛肯定能看见，别担心，没问题的。请暂时保持安静。”这样，即使患者也不会陷入恐慌，医生也好护士也好都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治疗。

——应对这种突发性集体灾难的实践指南那样的东西，平时在医疗现场就能学到吗？

不，根本学不到。在松本事件实际发生之前，我们对此类情况也几乎一无所知。不过“伤病员鉴别分类”这个重要概念即使在大学医学院读书时也是必学的。比如以松本市为中心的大医疗圈里就有医师车，医生们轮流值班坐救护车去现场。那一事件发生时是脑外科医生值班，一接到通知他就马上坐车去了，在现场准确做了伤病员鉴别分类。已身亡的放在现场不动，只把有救治希望的人先送到医院。这点很重要。这种情况是有的。

中午我回去时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医疗机构都要求传送资料，毕竟有一百多家机构收纳了患者。那一整天真是天昏地暗，感觉上只是一遍又一遍发传真。

如果那天不是毕业典礼而是平常的日子，那么医院八点半开始就排满了工作。我们都将一件接一件地赶着工作，即使有人说东京出怪事了，估计午休前我也不会打开电视看，很难那么快地应对，在这一点上运气还真是好。

其实最有效率的做法应该是我们跟消防厅联系，让他们把资料统一发送到现场。但据我们的经验，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受理这件事。即使是信州大学医院院长打电话联系，他们也可能不会认真对待。所以我判断，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还是直接联系现场最快。实际上我也跟消防厅联系了，可电话根本打不通。

如果要问我们从这次地铁沙林事件和松本沙林事件中得到的最大教训是什么，那就是：出大事时，虽然各现场都能极其迅速做出应对，但整体不行。日本不存在迅速高效和有胆识地处理这类重大灾难的体制。没有像样的指挥系统是不行的。这跟阪神大地震时别无二致。

我觉得无论是地铁事件还是松本事件，医疗机构都处理得很好，急救队员也都表现出色，应该给予表扬。用美国专家的话说就是：“五千人沙林中毒，仅有十一人身亡，这已经接近奇迹了。”但这是现场努力的结果，上层应有的系统几乎没有发挥什么有效作用。

我们同大约三十家医疗机构取得了联系并传送了资料。不料第二天早上七点的新闻报道说仍有七十名重症患者。如果治疗得当，即使是重度沙林中毒，几个小时之内也是能够恢复的。我认为事态很严重，必须充分传送资料，就给东京都的卫生局打了电话，但没人接。八点半多终于接通了，可是最终也没有解决问题。接电话的人说：“我们正自己酌情处理。”但他们晚上连值班的人都没有，真是缺乏常识。

另外，消防厅应该马上派车去现场全面监控，切实下达指示，比如指定伤病员鉴别分类负责人什么的。这样，救护车上的队员就能在现场做出反应。还应该在那里配备急诊专家，因为医学角度上的行动非常重要。如果是那个领域的专家，有些情况可能一目了然，而若无法判断就可能造成致命性恐慌。

还有，地铁中发生此类事件时，必须指定一个负责人迅速做出指示，比如去现场的队员必须配备什么，搬运患者时必须注意什么等等。否则，肯定会发生次生灾害。

说实话，在医生这个圈子里，对方并没相求而我们特意联系其他医院并传送资料这样的事一般是不会做的，这好比说多余的话，首先会被认为是多管闲事。

但关于这次事件，我有我自身的感触。这是因为，在松本沙林事件中身亡的七个人中有一个是信州大学医学部的学生。虽是女生，但非常优秀，本来那天应该作为毕业生参加毕业典礼的。那件事让我非常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