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怎么办？
一个人做任何事情总有两个理由：
一个好的理由和一个真正的理由。
—约翰·皮尔庞特·摩根
1901年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写了一本革命小册子《怎么办？》。他的目的是为建立作为人民先锋队的共产主义政党辩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他字面上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而不是发问的理由；同样地，我们也对他三年后作答的那本书的书名《进一步，退两步》很感兴趣（其实语境完全不一样，不过还是挺合适的）。政治和商业的现实世界经常采取进一步退两步的方法来回应问题，导致眼前问题的解决毫无进展。领导人处理问题的方法一直是、也应该是裹足不前。这是使他们迄今为止一直能够攫取和控制资源的既有规则。贸然采取新的从政方式可能只会升高一名领导人被推翻的风险。
在经过了前面9章对政治现象愤世嫉俗的—但恐怕是准确的—描述之后，是时候终于要面对列宁的第一个问题：怎么办？我们希望在了解了有关统治术的各种教训之后，我们能够提出一个比列宁好得多且更民主的答案。
人们说“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一个困难的任务”，这话已经算相当保守。如果不是很困难的话，世界早该有进步，无数人生活于其中的悲惨境遇也早该被改变了。当股民们倾家荡产的时候CEO们照样肥得流油的局面早该成为历史了。然而，变革的一个固有问题在于：改善一个群体的生活通常意味着至少有一个他人的境遇会恶化，如果变革真的要解决人民的问题，这个他人可能就是一位领导人。如果因为变革而利益遭到损害的是一位统治者或CEO—首先发起变革的必须得是他—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变革绝对不会发生。
本书一开始我们说过，我们聚焦的是实然而不是应然的问题。现在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有关应然的问题了。为此，我们想提出一些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永远不要让对完美的追求阻碍我们做出小的改善。对于一个完美世界的各种乌托邦梦想说来说去无非还是乌托邦。幻想为所有人打造一个完美世界纯粹是浪费时间，它是个借口，用来逃避做能够改善很多人生活的艰苦工作。
让世界变得对每一个人都很完美是绝不可能的。每个人不可能想要同样的东西。想想看对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这政治生活的三个维度来说，什么东西对他们有利：对领导人及其核心支持者有利的东西几乎从来不曾对其他人也有利。如果他们全部具有共同的需要那么世界上就不会存在痛苦不幸。因此，就算我们试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也受制于政治现实的原则。一个解决方案除非确实可以被落实，否则就不能叫做解决方案。能做的事情必须满足实施变革所需的每个人的需要。一厢情愿于事无补，完美的解决方案不是我们的目标，也不应该成为任何用意良好的人们的目标。国家治理或公司治理当中哪怕是很微小的改善都可能会导致潜在千百万人民或股民福利的重大改善。
解决问题的法则
无论我们关注的是上市公司股民的福利还是民主国家公民的生活质量，亦或是生活在压迫性的、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数十亿人民的生活条件，为了改善世界，有一些共同的原则要遵守。在我们处理涉及解决特定地方特定问题的相关细节之前，必须将这些共性讲明白。
如果说本书前面章节教会了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对人们的动机要保持怀疑。诉诸意识形态原则和人权通常都是幌子。J.P.摩根说得很对：人们总能找到某种原则性的说辞去为任何立场特别是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对于某些海外国家，美国政府会支持那里的抗议活动并声称支持那里的人民决定自身命运的意愿，这是美国总统面对诸如乌戈·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时的惯用说辞。对另一些国家美国则会呼吁维持稳定，比如像巴林或沙特阿拉伯的人民试图推翻本国亲美或与美国有盟友关系的政府时，美国就会搬出这一原则。自由和稳定都是原则性的立场（好的理由），而我们会基于是否喜欢一国现任领导人而选择性地表达这些立场（真正的理由）。当我们设计世界之病的治疗方案时，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先搞清楚主人公需要什么以及不同的政策和变革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利益。把人们表面上的话当真的改革者会很快发现改革走进了死胡同。
在变革中每个人都是利益相关方，但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和领导人并不经常在需要什么样的变革上达成一致。领导人总是天然地希望可相互替代者集团非常大，有影响者集团和不可或缺者集团非常小。这就是为什么商业界存在那么多拥有千百万股民的巨型公司，这种公司有少量的有影响力的大股东，在董事会里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不可或缺者同意为首席执行官们提供诱人的薪酬，无论公司的业绩表现如何。这也是为什么人类历史上那么漫长的时间会有那么多人被卑鄙的劫贫济富的独裁者所统治。
人民大众—无论属于选择人集团还是完全没有投票权的人—都同意他们所在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团应该很大，但他们同样希望另两个集团也很大。他们过上更好生活的最佳机会来自于致胜联盟和有影响者集团的规模逐渐变大，如此一来他们才拥有成为其中一员的现实机会，即使他们仍然被排除在致胜联盟之外，他们也能从这种统治形式产生的丰富的公共物品中获益。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正是这种要改变人民命运的希望被革命者当做战斗口号来鼓动人民走上街头。但就算是在大联盟体制下，这些大众也不可能总是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他们的希望是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从一个让世界持续改良的角度来讲，不可或缺者集团的意愿最引人关注。通常情况下他们才是能够让变革发生的人。你看，对于他们有可能被清洗掉使得致胜联盟变小这样的设想，他们可不喜欢。但同时，如果能够幸存下来跻身于一个更小的致胜联盟，那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财富。想想本书先前提到过萨达姆·侯赛因举行的全程录像的党代会：一开始坐在会场里的每个人都吓傻了。到最后，还能坐在会场里的每个人都兴奋不已。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幸存下来，可以继续享用萨达姆的奖赏。牵涉到制度变革的话，政治核心圈内的人到底想要什么很难说得清，但为了明白他们有可能会支持哪些改革，又会反对哪些改革，我们必须弄清他们的需要。
致胜联盟成员喜欢很小的选择人集团。因为能够取代他们的候选人相对越少，对他们福利的提升就越有好处。在任的领导人不能通过含蓄威胁要用一个更便宜的支持者取代现有成员，来为自己截留更多利益而不付给他们应得的回报。这就在领导人和他的联盟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领导人喜欢建立虚假的、腐败舞弊的选举制度，这能为他提供大量渴望取代现有联盟成员的候选支持者。而致胜联盟青睐君主制的、神权制的或军事独裁制的制度安排，这能限制那些虎视眈眈的人进入他们这个由特定的贵族、教士或军队精英组成的联盟。
领导人和核心支持者共有的偏好是依赖一个小联盟，至少当联盟确实很小时是这样的。然而随着联盟规模持续扩张，最终在国王的需要和廷臣们的需要之间会产生分裂。当裂痕变得足够大时，会催生成熟的民主政体，这一政体将非常稳定，几乎不会倒退回独裁制。致胜联盟对于制度变革的态度发生改变是因为他们看到，私人物品随着联盟规模的扩大而减少，公共物品和社会生产力却在增加和提高，二者此消彼长。
由于私人回报和社会性回报此消彼长的过程非常复杂，我们有必要来看一张简单的图示，虽然这张图以具体的数字为例子，但它旨在帮读者加深理解本书一再强调的各种关系。假设一个只有100人的国家，一开始它的政府只有两名致胜联盟成员。由于不可或缺者极少，可相互替代者极多，税率会非常高，导致人们不愿努力工作，生产能力极低，因此这个国家的总收入很少。让我们假设这个国家的总收入为10万美元，其中一半落入联盟口袋，另一半用于人民养家糊口。先撇开领导人，我们假定两名致胜联盟成员平分了5万美元的政府收入，也就是每人从政府那里拿到2.5万美元，再加上各自的税后收入。我们假定他们的收入与联盟外任何人可能的收入不相伯仲，无论其他人从事什么工作。
现在来看看如果扩大了致胜联盟的规模会发生什么。表10.1显示的是随着越来越多人跻身致胜联盟，联盟成员获得的回报（包含私人回报和公共福利）与普通大众获得的公共福利的对比情况。假设联盟每增加一名成员，税率就减少0.5个百分点（比如说联盟成员变成3人，税率就由原来的50%下降为49.5%），国家收入增加1%。再假设联盟每增加一名成员，政府花在公共物品上的开支即增加2%。随着联盟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下来了，生产力上去了，政府花在公共福利方面的收入比例上升，私人回报减少。这正是前面章节我们解释过的变革的一般模式。
表10.1 不可或缺者与普通公民福利比较
我们在表10.1看到的情况是，联盟的规模一旦开始扩大，它的核心成员的福利就开始下降。随着新的核心支持者加入，原有成员的待遇开始劣化，因为他们获得的私人回报份额被稀释。然而随着联盟扩张的程度越来越大，稀释的程度将下降。按近似值来算，随着第三名联盟成员的加入，原先两名成员每人将损失掉近三分之一的私人好处。他们的损失部分地可由更多的公共物品以及一个更具生产力水平的社会得到补偿，但为了交换社会性利益他们必须承担巨大的个人损失。如果一开始就是一个大联盟的话，此消彼长的情况就大不一样。再次按近似值来算，我们来看看一个6人联盟的损失和收获情况。随着第7个成员加入联盟，原先6人每人要放弃大约七分之一的私人利益以交换社会性所得。随着联盟持续扩大，私人回报的损失率也在不断下降，联盟成员就不仅不再反对扩张，反而支持更多新成员加入。从这个临界点开始—在我们这个简单的例子里就是一个7人联盟—联盟成员们就偏好继续扩大联盟规模。这就使他们与领导人发生了矛盾，因为领导人此时仍然坚持掌权的第一条铁律：保持一个小联盟。
表10.1揭示了制度变革逻辑的诸多特征，适用于从萨达姆·侯赛因的清洗行动到稳定民主国家的各种情况。在一个极小联盟的背景下，领导人可以从部分现有联盟成员那里获得支持，去清洗另一些联盟成员。在表10.1中，从1人联盟到6人联盟就是这种情况。当然，除非知道自己能够幸存下来，否则没有哪个联盟成员希望看到发生清洗行动。正是这个原因使得萨达姆·侯赛因举行的录像清洗大会让在场的每一个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成员心中都充满恐惧，以及最后留在场内的人为什么那么开心能够幸存下来。在清洗行动之后他们还能留在核心集团里意味着他们甚至能够得到比以前更多的私人回报。
如果联盟规模一开始就很大，如表10.1中超过6人的情况，要发起一场清洗行动或政变将越来越困难。无论是现任领导人或密谋政变者将越来越难获得支持者同意将联盟规模缩小。举例来说，一个10人联盟的领导人的确有可能获得某些成员的支持，但联盟规模必须一路缩小到只剩3人，这些清洗后幸存下来的支持者才谈得上比以前更好。想要从这种大清洗的肮脏行动中获益，那些帮助领导人执行清洗行动的联盟成员必须绝对肯定自己不在被清洗之列。
随着联盟规模再进一步扩大，领导人将几乎不可能说服联盟成员帮他执行清洗行动，对手也几乎不可能组织起一场政变。表10.1说明了民主国家的这种稳定性。在我们的例子中，一旦联盟成员人数达到27人以上，领导人就算说服某些支持者同意采取行动将联盟规模一路缩小到只剩两名成员，他也不可能使他们的境况变得比当前更好。
政治生活的基本事实就是人们都在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因此，领导人除非遭到极端情况的胁迫，否则不会扩大联盟的规模；人民大众则迫切要求民主化；而核心支持者想要的东西各不相同。最后这个集团可以通过清洗活动或政变减少联盟人数而获益，但前提是自己能够继续留在联盟内。而民主化也能让他们获益。因此，就是这个集团提供了发生建设性变革或毁灭性变革的最大可能性。他们有可能“进一步”也有可能“退两步”。被联盟剔除的可能性会鼓励其成员往前一步，而不愿成为退两步的牺牲品。时间和环境变化升高了联盟发生剧变的风险，这在政治核心圈内会催生对民主的认同。
小联盟的成员们生活豪华奢侈，但时时处于恐惧之中：按他们的领导人所愿将联盟变得更小，他们就可能出局；将联盟变大，他们的特权就将缩减。但特权缩减也远远好过出局的危险。因此，在两种情况下联盟最有可能接受要求改善多数人生活的呼声，无论指的是人民还是股民：当领导人刚刚上台；或领导人老朽不堪、时日无多。在这两种情况下，联盟成员不能保证自己将来还能继续留在联盟内。一名领导人刚刚上台和执政末期是联盟成员被清洗的风险最高的时候，因此在这些时候联盟成员最可能接受改革。有效的改革意味着扩大联盟的规模，这又意味着包括现任联盟成员在内的每一个人有较大的机会获得明天的新领导人接纳。
不仅存在某些好的时间点可以供人追寻改革的机会，还可能出现某些能让改革变得受欢迎的情况。当领导人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时，联盟就知道奢侈光鲜的好日子屈指可数了。这是有时候一些公司进行欺诈活动的原因之一：首席执行官、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董事会成员认为他们会因公司表现糟糕而被迫出局，于是他们一边掩盖公司的糟糕表现一边想方设法要扭转这一局面以挽救自己。第一年撒一点小谎还挺管用，但如果局势没有好转，他们每年都得撒更多谎直到最后完全捏造财务报告，犯下欺诈罪行。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陷入麻烦，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足够的钱持续收买支持者的忠诚。一旦核心支持者享有的特权出现萎缩，他们有可能意识到存在即将发生变革的可能性。他们知道领导人将清洗掉一部分人以更有效地使用手头仅存的钱。他们当然不愿被清洗，将赞同扩大自己的集团，拿自己的特权交换未来的安全和福利。当形势所逼，并不是只有联盟成员在琢磨改变统治规则。如果经济危机足够严重，甚至领导人自身都会考虑实行自由化会不会改善自己的处境。民主化会威胁到他们的长远未来，但如果他们今天不付钱给支持者，就根本谈不上考虑明天能不能赢得选举的问题。
能统治国家或公司的人一般都不傻。当经济形势剥夺了他收买支持者的资金，基本上任何稍称职的领导人都会看到眼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领导人都有可能认为改革对他们的政治生存来说是最佳出路。他们甚至可能在其联盟有所行动前就采取解决措施。考虑一下蒋介石的经验教训，他当然不是傻子。我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比在大陆时成功得多。大陆尽管广泛贫困，但由于人口众多，有足够资源让他和他的联盟发财致富。但当蒋介石带着支持者败退到台湾，他们接管的是一个人口很少并且几乎没有什么资源的小岛。只有经济成功才有办法奖赏联盟。在争取经济成功的过程中他逐渐扩大了联盟的规模，也许这是来自核心支持者或美国的压力所致，直到有一天他在民主中一觉醒来。
当发生变革的时机或条件成熟，联盟成员必须意识到如果他们不施压要求扩大公共物品和公共福利，那别人就会。只要反叛的成功机会足够大以及预期收益超过冒险反叛的成本，顽固不化的联盟及其领导人将被反叛行动包围。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看到在突尼斯、埃及、也门以及中东和北非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乃至惠普公司由于卡莉·菲奥莉娜决定与康柏公司合并所引发的代理权之争中，人们愿意承受极大的风险去奋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要求的变革正是聪明的联盟成员在形势所迫之下支持的那种变革。
因此，一个聪明的联盟会与人民大众合作推动联盟的扩大。人民愿意合作是因为这将为他们带来更多公共物品；联盟愿意合作是因为这将减小他们出局的风险。2011年初埃及军方领导人和穆巴拉克政府的核心成员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他们通过与群众运动合作并支持扩大联盟来确保自己在埃及的未来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不是选择冒失去一切的风险抱残守缺。
对于变革来说，这些说明了什么？首先，联盟成员应该对自己遭清洗的可能性保持警惕。切记，当新领导刚上台、老领导垂死或破产时，情况最危急。在这些时点，核心支持者集团应该力图扩大自己的规模，创造条件去催生为所有人着想的公共政策、民主和福利。但如果清洗行动能够秘密进行的话，领导人依然会成功，因此并非绝对接近权力核心的聪明的联盟成员会赞成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以此保护自己不受意外政治动荡的伤害。而且就算他们不幸被人取代，至少可以实现软着陆。聪明的外部人也应该从相同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外部力量介入推动民主变革或提升企业责任的最佳时机应该是在领导人刚刚上台或时日无多的时候。
在了解了人们的需求、摇摆不定的联盟成员反对改革的环境因素以及赞成改革的前提条件之后，我们现在可以转入探讨有关矫正商业世界和政府统治的具体点子，哪怕只是部分矫正。
绿湾队的教训
绿湾包装工队是一支来自气候寒冷的威斯康辛州的美式橄榄球队，该队以球迷的忠诚而著称。实际上不管赢球还是输球，绿湾队的球迷们总是感到满意。基本上自从1960年以来该队的每一场主场比赛的门票都销售一空。尽管有时候天气十分恶劣，但主场平均上座率高达98.9%。在所有美国职业橄榄球队中，绿湾包装工队拥有最长之一的季票排队购买名单。[156]尽管身处一个小球市（绿湾的人口只有大约十万人），绿湾队的球迷群体却比很多大都市球队的球迷群体更大更忠诚。他们与球迷关系的成功—更不用说在球场上取得的成功—源于球队的制度结构。
在美国所有主要职业体育大联盟运动队中，绿湾包装工队是唯一一支非营利性、由公众共同拥有的球队。它的112120名股东主要是当地的球迷。这种所有权结构事先排除了少数人控制球队的可能性。任何个人不得持股超过20万股，而全部流通股总量大约为475万股。因此，小小的管理层难以轻易抗衡多数人、为个人私利而经营球队。绿湾包装工队有43名董事会成员。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绿湾队董事会和卡莉·菲奥莉娜的惠普公司董事会的规模来看绿湾队核心联盟的相对代表性。惠普董事会成员在10到14人之间，该公司的流通股大约有22亿股。粗略来讲，每名惠普董事名义上代表着1.85亿股份的利益。每名绿湾队董事代表着11000份股份。从绝对数字上来讲，绿湾队的致胜联盟比惠普大得多（43人对大约12人）。就其与各自名义选择人集团的比例来讲，绿湾队的致胜联盟也比惠普大得多—大了大约1700倍。绿湾队的所有者们对他们的球队管理层极其满意而惠普股民们对公司管理层的感情矛盾复杂，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从绿湾队的故事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如果能让企业依赖一个大联盟，他们就有可能更好地服务股民们的利益。但公司治理形式如何才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考虑一下对于股民来说主要的困难在哪里。他们有两个最大的问题：第一，大公司一般拥有成千上万的小股东、少数大机构股东以及极少数的内部人士。成千上万的小股东几乎等于不存在，他们是乌合之众，任何人想把小股东组织起来从成本上来讲不划算。第二，有关公司经营表现的信息流动基本上只有两个来源：公司本身以及财经媒体。极少股民会阅读公司年报或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呈报的材料，并且财经媒体不会长时间关注任何一家公司，除非该公司陷入大麻烦。但通常对广大股民来说为时已晚。
我们生活在网络时代。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包括股民在内，在“推特”和“脸书”上与“朋友”聊天；他们形成了“邻客音”商务化人际关系网；他们可以很轻松地实现互相交流，即使他们并不总是这么做。很显然，专门为企业设计类似“脸书”或其他类型的交流网站相当容易。
企业会维护活跃的网站以传播企业的声音，但企业主却没有更进一步帮助广大小股东组织起来，为他们交流观点提供渠道。没错，互联网上存在着大量关注一切的博客，但似乎没有任何由股民控制的网站使参与者能够互相交流有关共同持股的某家公司的想法。如果存在这样的网站，任何公司的有影响者集团、消息灵通的投票者人数将直线上升。如果这样的话，公司董事会将有史以来第一次真正由广大股民选举产生，董事会将像任何领导集团一样必须对他们的选民大联盟做出响应。将互联网当成一个扩大联盟规模的手段，这一简单的变革能将诸如美国国际集团、美国银行、通用汽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样的大公司转变为大联盟体制，使其为千百万小股东而不是一小撮高管的利益服务。
啊哈，你在想高级管理层会阻止这样的尝试。他们会的，因为他们一贯这么做，在普通股民负担不起的地方召开股东大会或者大会简短到持异议者没法表达观点（日本的股东大会喜欢采取这种策略）。另外，毕竟董事会代理权使千百万小股东的投票权集中到了一小撮董事会成员的手上。当然，就算千百万小股东拥有了便宜便捷的交流沟通渠道，也无法阻止股东控制。他们会通过多数表决为那些委托投票的小股东设立规则。他们可以派自己人去代表公司内的竞争“党派”，可以使年度股东大会成为纯粹的走过场。但以上种种质疑都忘了，社交媒体网络已经成功动员起革命，让不少政府垮台。改变公司治理结构比这容易多了。
公司没有军队可以调遣，没法对持异议者拳打脚踢。先努力将小股东联结在一起，使他们掌握知情权，我们就能看看限制CEO薪酬的股东们能否做得更好；改变行为方式以迎合社会期待的公司能否做得更好还是更差；股东们是更关心公司雇员还是更关心自己。无论千百万小股东决定做什么，他们将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公司管理层将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就像民主领导人比独裁领导人受到更多约束、必须为公民们的需求服务一样。
我们还想就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一点意见。在安然公司破产以及发生其他财务欺诈大案之后，美国国会决定对公司治理进行监管，声称要加以改善。但现在每位读者应该都知道政府领导人的利益关注点不在于让股民或大街上的男男女女过得更好。他们的利益关注点在于让自己过得更好。他们针对公司治理出台的监管措施也许受到了选民们的欢迎，因为很多选民与受监管影响的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可惜政府领导人并未能让公司治理得到改善。2002年国会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旨在限制企业管理层的贪婪，要求公司对股民在财富增值方面的利益关切做出响应。然而接二连三的研究表明这并没有发生。举例来说，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罗伯特·罗马诺对《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每一条公司治理条款进行了统计学评估，他在总结中指出《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没有达到声称的目标，反而经常让情况恶化。甚至一项很显眼的改革—公司必须聘请外部独立审计委员会—结果都显示没什么作用。是的，成本很高！但它没有改善公司治理或业绩表现。罗马诺还详细记录了国会和监管层的种种失败之处，希望他们改进。[157]由股东们组成一个大联盟、其成员在为公司的任何问题寻求正确解决办法方面利害攸关，这样的设想有可能让商业世界运行得更好。而一个由政府监管人员组成的、只顾提升自己选举前景的联盟则不大可能做到。
矫治民主国家的问题
对民主国家的公民来说，生活是美好的。但美好并不妨碍更好。在本书一开始我们曾说过我们会偷懒，不会一直在某个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的致胜联盟规模之间做细微区分。相反地，我们一直依赖“民主国家/独裁国家”这种修辞学区分。这是个有用的传统区分方法，但这样的粗线条会模糊一些真正微妙的差别。我们的研究方法确实很依赖政治三个维度在组织规模上的微妙差别。出于方便起见，本书前面章节经常搁置这些差别，但就算很小的差别都很重要。因此现在是时候认真对待这些小差别，看看哪些地方能够得到改善。
美利坚合众国在独立时由13个州组成。大致来说它们全部采用相似的简单多数选举制，然而实际表现却显著不同。人们很容易马马虎虎地认为由于它们拥有相同的政治制度—由美国宪法统治—因此它们的差别一定来自别的地方。然而事实是，它们的政治制度并不相同。涉及国家治理的很多核心问题，美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举例来说，美国宪法没有规定怎么使用投票结果。正如本书早前提到的，通过改变这一简单规则，哈维·米尔克得以在1977年当选旧金山市议会议员，从而改变了美国政治，而他在1975年做不到。在投票权和选区划分方面的一些貌似很小的差别导致了美国各州在经济（以及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不同。
平均来讲，美国北方州发展得比南方州快。人们很容易用传统的历史叙事来解释这一结果，把普遍的差异归因于气候差异或奴隶制。然而，对各州细微差别的仔细研究表明，政治制度的差别才是导致各州发展不均的主要推手。我们从前的一名学生、现在任职于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的杰弗里·简森对美国最早13个州的可相互替代者、有影响者、不可或缺者集团规模差异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158]他知道有很多人将各州发展差异归结于气候因素和奴隶制，因此希望纠正这种观念。杰夫很细心地将奴隶人口的规模和原始13个州每年各自有多长的无霜期都考虑在内。他研究了各州选举规则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各州从大小不一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团产生出大小不一的致胜联盟。他的发现不仅可能改写我们对早期美国发展史的认识，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如何改进当代的民主。
在早期美国，谁拥有投票权在各地都不一样。很显然奴隶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就众议院（以及许多州立法机构）席位分配而言，每名奴隶折算为五分之三个自由人，但他们当然没有投票权。不仅是他们，妇女在二十世纪之前也没有投票权，而在后殖民时期各州存在明显的性别比例差异。一些州对投票权施加了财产和教育程度限制，一些州则没有。选区基本上根据县域来划分。很多选区无法充分反映人口分布，于是有时候在某些选区为了竞选上一个席位所需的选票要远远多于其他选区所需选票。现代的“一人一票”原则在当时还没有被法律接受。
上述差别的结果就是各州政治领导人需要对之负责的选民—也就是可相互替代者和不可或缺者—人数相差甚远。杰夫·简森经过艰苦的研究，得出了各州构成最小限度致胜联盟的人数占各州人口比例的估计数据。他的研究结果显示，各州不可或缺者集团的规模差异巨大，最小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由8.8%的成年白人男性构成（占总人口0.9%）；最大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由23.9%的成年白人男性构成（占总人口4.9%）。
根据统治的法则我们可以料想到，其领导人所需支持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较高的那些州发展较快。这些州建立起更广泛的运河、铁路和公路交通网。它们的教育水平更高，更能吸引其他地区的美国人移居过来。很多人离开小联盟的州，涌入具有更好公共服务、提供更广泛公共物品的大联盟州。外国移民也更喜欢前往大联盟的州，即使把靠近大港口这一因素都纳入校正比较。此外，大联盟州的人均国民收入远远高于小联盟州，并且收入高低几乎与联盟规模大小直接对应，而且这一结果已经按独立前各州的差异做了相应校正。拥有较大联盟的州明显表现更好。
这里的经验教训再清楚不过了。尽管名义上各州具有相同的统治规则，但选区划分方式和投票权限制对各州政治体系的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别造成了重大影响。如果在这方面妥善着力的话，选区划分和投票权改革有可能使美国成为一个比今天更好的国家。
先从每十年一次的国会选区重划说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坚持“一人一票”的原则，这是一个很棒的指导方针。但除非是在极端条件下，否则它很容易被扭曲，使国会选举几乎变成一场闹剧。原因非常简单，掌握选区划分权力的是各州立法机构的政客们。非常糟糕的是，他们会对选区进行更易于本党候选人胜选的划分。
为一党私利而划分选区特别有害，因为它会产生两个相互冲突的后果。普通美国人一方面对国会整体的工作表现非常不满，另一方面却对他们在国会的代表相当满意。因为政客们在设计选区时会使本党在选区具有支持者多数优势，根据定义，任何选区内的多数选民当然会对他们所支持的那个党相当满意。但这是国家治理上的重大倒错。这变成了一伙由州立法者组成的小联盟在挑选选民，而不是千百万选民在挑选国会代表。当政客可以挑选投票给自己的选民，他们能够连选连任且不被问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美国，不公正选区划分的矫正机会每十年才有一次。在许多同样存在这一代议政治倒错现象的议会制国家，矫正机会比美国多。不管这种机会常有或不常有，对不公正选区划分进行矫正是很简单的事，但前提是选民们必须把这当回事并为之做斗争。
研究美国政治的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少比目前更佳的选区划分方案。所有的方法都归结于一个共同主题：选区疆界不能被操控用于聚集特定人群、排除特定人群。选区疆界必须反映基本的地理原则和地形的天然限制，比如大的河流和山脉。作为一个简单原则，有一个办法可以极大减少选区划分不公的现象，就是把选区划分工作交给一些计算机程序员或精通数学的政治科学家，他们不会针对某个特定选区制定规则，而是制定适用于所有选区的普遍规则。
加利福尼亚有一个选民组织已经朝这一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它呼吁任命一个非党派的委员会负责选区划分工作。让我们拭目以待它在“非党化”方面做得如何。一个无视任何特定选区政治偏好分布情况的计算机程序更有可能达到公平中立的目标，同时还能满足最高法院对于“一人一票”原则的坚持。
除了要扫除旨在减小联盟规模的不公正选区划分现象，现在可能是时候修正美国宪法，废除选举人团制度。当初制定这个制度的人意图相当清楚。他们想确保奴隶州能加入联邦，这意味着必须制定保护奴隶制的宪法条款。[159]选举人团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当初的原始意图不应该再指导当今的政治，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奴隶制已经被废除差不多150年，然而选举人团制度却保留至今，主要的原因尽管没人大声谈论，但就是它使政客们能够建立一个比直选之下小得多的核心支持者联盟。
今天，选举人团制度捍卫者们的辩护理由是它保护了小州的利益，因为在选举人团投票中，小州被过分代表。实际上的确如此。但如此一来置“一人一票”原则于何地？按照这个论证逻辑，很明显怀俄明州或蒙大拿州的一张选票在挑选总统（和副总统）方面比加州或纽约的一张选票更算数。这只是一个出于方便的论证—来自怀俄明州或蒙大拿州的读者请勿介意。根据选举人团的游戏规则，有可能出现在一场双人竞争中一名候选人赢得了全国多数普选票、而另一人却当选美国总统的情况。不仅如此，实际上在一场多候选人大选当中，通过合理配置选票，也能够使一名只获得较少全国普选票的候选人当选美国总统，比如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亚伯拉罕·林肯就是如此。赢得组合正确的州的选票而不用赢得全国普选多数票，你就能当上美国总统。这正是让致胜联盟小于它本该具有的规模的又一种机制，政客们的权力因此更多，人民的权力因此更少。正是这一机制一直扭曲着美国政治，直至南北战争发生—它也是导致战争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今天，这一制度对那些在正确的地方受欢迎的候选人有利，他们不用在全国各地都受欢迎。
在美国和大部分欧洲民主国家，移民政策是一个热门辩论话题。无论是在凤凰城、巴黎、什罗普郡还是旧金山，辩论的原因大同小异。各国移民政策呈现三种不同风貌。第一种，移民在他们的新家园很容易成为该国公民。第二种，移民被视为客籍工人而受到欢迎，但不能获得公民权。第三种，移民根本就不受欢迎。事实表明，一个国家采用哪种移民政策对相关政治集团的规模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政治集团决定着该国政府在自享之余是否民享。
不具有获得公民权机会的移民扩大了该国无选举权集团的规模。除非公开反抗（贫穷的移民基本不会这么做），他们无力对公共物品提出需求。他们不属于可相互替代者构成的选择人集团，他们更无法成为有影响者和不可或缺者。在采纳客籍工人移民政策的国家，移民所处的就是这一境地。中东的君主制国家最喜欢这种移民政策，因为它不会干涉少数人控制多数人，并且如果有任何移民行为不轨，直接将他遣送出境就了事。
在某些民主国家也存在相似的限制模式，那些试图成为致胜联盟一员的移民受到了阻止。比方说，移民要在日本获得公民权难度极大。尽管数百年来有好几波涌往日本的移民潮，获得公民权的诸多限制条件确保了移民没有能力要求扩大致胜联盟。
在英国，来自英联邦国家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国的移民很容易进入并获得公民权。这意味着这些移民很快就成为选择人集团的一部分。由于民主国家致胜联盟的规模至少是间接地与拥有投票权的人数挂钩，这也意味着移民扩大了致胜联盟。很多政客自然对此相当不满，因为这减少了他们对可自由裁量金钱的控制。原有的公民可能也不满，特别是如果他们支持执政党的话。扩大联盟会减少他们收到的个人回报。但对民主国家现有致胜联盟内的有识之士以及支持反对党的选民来说，增加移民数量会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这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特别是对那些不属于致胜联盟的人。
扩大移民准入机会和权利可以促进致胜联盟扩张到所需规模，在这一过程中也能提升公共政策的质量。但有这么多利益集团出于短期成本考虑而反对移民，要改变移民政策很困难。真的如此吗？
一个能提升所有人长期福利的简单办法就是取消对移民的限制。特赦非法移民—一个美国政治圈里的脏词—是一种选择机制，可以挑选出在给定时间段中通过工作、纳税、抚养孩子展现出了生产能力的移民，他们为国家经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社会结构做出了贡献。把你们的穷人送来，看看他们能不能创造更好的生活。把你们疲乏的人送来，看看他们通过参与督促一个以公共物品为导向的政府做得更好，能不能焕发生机。把你们渴望自由的蜷缩在一起的人们送来，看看他们的孩子能不能成长为一个比现在更强大、更和平、更繁荣社会的栋梁之才。一代又一代涌入美国的移民潮使美国的致胜联盟不断扩大，变得更好。他们从贫穷、疲乏、蜷缩在一起的人变成了现代美国的成功故事。这并不是时间或地点的偶然。它是美国公民权相对容易获得这一事实的直接后果，它同时产生了一个有助于改善国家治理的扩大了的致胜联盟。
消除痛苦
要在第三世界发生有益的变革是最困难的挑战之一。广泛的贫困、经常遭受的资源诅咒、根深蒂固的独裁政权，全部是阻碍。但变革能够发生也确实发生过，正如南非、突尼斯和墨西哥的故事显示的。变革的发生有两个源头：内部的政治动荡或外部的威胁，二者之中，外部威胁在削弱少数人、改善多数人生活方面的成功可能性要低得多。美国的总统们和欧洲的总理首相们长期以来支持建设一个民主的世界，他们可能还能举出某些合格的成功例子。当今的世界比五十年前要民主得多，但我们对自由的呼唤如果不以实际行动为后盾，绝不可能把众多独裁者变为自由爱好者。正如近来中东的事件显示的，有效的变革主要源于当地情况。近十年，美国政府已经花了超过1.1万亿美元用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斗和国家建设。[160]扶植起来的政府仍然与改善当地人民的福祉这一要求相去甚远。不少中东国家的人民几乎没花什么钱就在几周之内获得了更多成就。如果这些变革能因得到不可或缺者和有影响者的支持而得到巩固，他们在创造有意义的民主化方面将机会大增。
2011年冬天，抗议活动席卷了北非和中东。在突尼斯和埃及这样的地方，受过教育、失业的人们开始行动起来。这些国家25岁以下青年的失业率高达25%至30%，反叛活动的不利因素很少。有利因素很多，成功来得很快，而暴力却相对较少。而就在这些国家因人民要求推翻现政权而陷入大规模政治动荡时，利比亚和巴林也发生了起义，但结果大不相同。这两个国家乃至其他中东产油国的年轻的受教育阶层的失业率也很高。但高失业率对它们的领导人来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因为他们的财富来自石油而不是人们的工作。如果以相对匮乏程度来做比较的话，有些人可能对突尼斯人率先起义感到很奇怪，因为至少相对来讲突尼斯政府对人民照顾得不错。突尼斯人有相对自由的媒体，也能够举行集会。然而，革命并不会发生在自由被剥夺最严重的地方，也不会发生在已经有自由的地方，而是在二者之间。
对人民的压迫会吓走外国游客，由于突尼斯的经济严重依赖旅游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被迫允许人民享有超出他本意的自由。所有那些游客无意中成为了推动变革的力量。他们使突尼斯面临旨在推翻政府的反叛活动的威胁，因为突尼斯政府为了能从游客的钱袋子里掏钱，必须赋予本国人民更多的自由权利。这些自由权利转化为教育、对信息的掌握以及通过互联网互相交流的手段。这又意味着异议者们有可能组织起来协同行动，举办网上自由集会，这样的集会能够也确实演化成了真实世界的大规模自由集会。另一个旅游业占重要地位的经济体埃及的情况大概类似。胡斯尼·穆巴拉克统治着一个针对本国人民的压迫性、且经常是暴力性的政权。但他从未以世界级压迫者如天然气资源丰富的丹瑞或邪恶的柬埔寨凶手波尔布特那样的铁拳治国，因为穆巴拉克负担不起这种方式。随着美国经济援助的逐渐减少，穆巴拉克越来越需要旅游业的收入，因此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克制。利比亚没有这种克制，石油美元为卡扎菲提供了收买雇佣军的足够资金，这些士兵在屠杀反政府分子时绝不会心慈手软。
当我们寻找可作为民主化好目标的国家时，看看哪些国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旅游业大概是个好主意，比如肯尼亚、斐济和独立的巴勒斯坦，都希望成为一个大的旅游目的地。当然，依赖旅游业只是独裁者允许人民享有某些自由权利的原因之一，这些自由足以让反对派看到组织起来反叛的机会。任何重大的经济压力都能迫使领导人产生自由化的想法，只要压力深重到他没有足够的钱收买政治忠诚。
某些群众运动的组织者知道如何发动起义，但还有一个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什么时候起事。正确的时机几乎总是在国家有了一位新领导人或一位病重领导人再或者一位破产的领导人时。比方说，突尼斯的本·阿里曾被传言重病缠身，可能是前列腺癌。埃及年届八旬的穆巴拉克，大概也有病痛。一旦时机合适就准备起事的人以及海外那些希望推广民主的人可以事先做好准备。目标可能比我们有时候预想的要容易实现。
移动通讯和互联网能够改变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活，甚至是穷人的生活。甚至像农作物市场价格这样简单的信息都能对农民的收入造成重大差别，当然，挣得越多他们工作就越积极。移动技术也使贫穷的人们可以享受到诸如银行或保险这类被发达国家人民认为理所当然的服务。手机账号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转账，农民用一条简单的短信就能付钱买化肥或收到农作物的价款。[161]这样的技术给人民带来的政治上的利益远超过经济利益。采用了这种技术后，领导人不可能关掉这一人民相互沟通协调的渠道，因为他掌权所需的创造税收的商业和经济活动也会被一并关停。当经济形势迫使独裁者必须允许人民相互沟通才能获得收入，他真正处在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技术关停的日子一久，他就没有足够的钱收买联盟的忠诚。开放技术的话，人民能够协调行动推翻独裁者。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独裁者会眼光放远，他会意识到实施自由化对自己比较有好处，胜于被迫流亡、被关入大牢或被干掉。在缅甸一张手机SIM卡（用户身份模块）要价超过1000美元，这不是偶然的。加纳面临经济崩溃时，J.J.罗林斯选择了实施自由化也不是偶然的。
罗林斯从一名滥权的独裁者转变为一名好胜的民主领导人。这是因为毁灭性的经济政策加上数十年的独裁统治将加纳经济拖入了深渊，他甚至已经无法保证能为人民提供充足的食物，使他们有力气和意愿工作，为他创造收入。通过经济自由化鼓励人民回去工作，这是他能够继续收买联盟忠诚的唯一出路。自由化帮他继续掌握权力，但人民在自由化过程当中获得了自由权利。
民主化并不要求某个领导人仁慈善良。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领导人，这是一种被误导的期待。罗林斯是一位“不情愿的民主领导人”，但他毕竟成为了民主领导人。出于经济需要而赋予人民权利，这条途径可靠得多。外国援助经常会缓解领导人面临的经济重压。罗林斯最初毕恭毕敬地在国际上寻找支持者，只是因为失败了他才开始进行市场改革。罗林斯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很重要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与当今的技术力量相结合。
罗林斯面对经济灾难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是所有领导人都能被指望转变为哪怕是不情愿的民主领导人。当他们甚至面对经济灾难都不准备进行自由化时，外国援助者仍然大有可为，将潮流往个人和经济自由的方向引，甚至说服独裁者自由化符合他们的利益。利用外国援助建设覆盖全国的无线互联网、为穷人提供移动通讯设备，对受到援助影响的四方来说是一个四赢的结果。领导人会获益，因为商业活动会得到加强，为他带来更多可自由裁量的资金。援助国国内的一些人也能获益，因为他们可以将必需的技术卖给本国政府，构成对外援助的一部分。这会使他们对本国领导人感到满意，反过来又提高了援助国领导人连任的机会。与大部分外国援助不同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受援国的人民也能受益。首先，他们有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更好机会。其次，在互联网上自由聚合使他们占据了更有利的位置，能够迫使政府提供更多更大的自由并且依赖一个大联盟。我们前面说了，从资金流动中获利的聪明领导人会愿意接受相关技术，时机成熟的话还有可能实施自由化，使自己继续掌权。
那些拒绝技术的独裁者同样有助于自由事业。对有利于人民自助的技术说“不”，这些领导人就向世界清楚表明了自己是顽固不化的独裁者。外国援助者在看清事实之后不会继续在他们身上浪费资金，会腾出更多钱拿去帮助那些愿意承担政治风险以换取经济利益的地方。如果援助国通过援助换来的是经济方面的政策让步，这种援助恰恰能够满足援助国的利益需求和受援国的利益需求，也能满足援助国致胜联盟的意愿，更可以帮助到援助国一直声称要帮助的受援国的人民。对于要收买安全方面的政策让步的人来说，可叹的是，此类援助大概还会一如既往继续进行。但是，那些要收买安全方面政策让步的人可能也会想到此类援助会给手机生产商竞争对手带去多大的商业优势，却牺牲了本国企业的利益。
最后，即使援助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它可以被更有效地利用。我们知道很多外国援助并没有使受援国人民受惠。但就算援助只是为了换取受援国政策让步，它也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至少从援助国的角度来说。与其听信受援国领导人承诺将改变政策因而向其提供援助，还不如将援助资金托管给独立第三方机构。援助协议因此必须清晰界定受援国的表现标准。如果受援国达到了标准，援助资金才会到位。如果没有达到标准或者表现差强人意，资金将退还给援助国。通过这种方式，援助国只为得到想要的东西付钱，而不为坏结果浪费大好资金，特别是付了钱仍然无法改变受援国领导人的行为的话。别忘了，这正是我们就美国对巴基斯坦援助黑洞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
也许最难获得改进的国家就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君主制和独裁制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受到压迫，其领导人富有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并且他们还拥有残酷镇压反对者的手段。但就算在这些地方依然存在达到变革目的的方法，而无须遭受反对卡扎菲的人遇到的可怕后果。国际社会和内部意图反叛的人士都可以为实现从独裁制向民主制转变奠定正确的基础。让我们先从难度很大的国际社会说起。
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上台后给世界上了很重要的一堂课。可叹的是，这堂课没有被好好领会。在南非白人种族主义隔离政权垮台之后，曼德拉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目的是为曾经镇压过反对派的人提供一个忏悔罪行的平台，并获得特赦。联合国当然也可以颁布一系列国际法，鼓励面临革命的独裁者向人民和平移交权力。联合国可以为独裁制向民主制的转型制定实施计划。同时它可以规定，任何面临交权压力的独裁者将获得一定的短暂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离开本国以交换完全的永久性特赦，在任何地方得免因其罪行遭受指控。这样的政策早有先例。给予愿意作证的犯罪分子豁免权是很通行的做法。一些受害者当然会因犯下凶残罪行的作恶者逃脱法律制裁而极其不满。不幸的是，不这样做的话，独裁者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通过犯下更多罪行牢牢抓住权力赌一把。让前独裁者逃脱法律制裁当然没什么正义可言。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改善毫无前途的领导人统治下的很多人的生活，这些领导人或许有可能愿意下台以换取特赦。
促使领导人靠边站的激励因素可以进一步得到加强，比方说，如果他们愿意尽快下台，他们可以保留一笔数目可观的不义之财，流亡海外后能够获得与家人一起平静生活的安居之所。提出这样的协议本身也许会自我促成它的目的。一旦核心支持者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或许将接受这样的交易，他们自己就会开始寻找替代人选，因此就算领导人决定留下来做最后一搏，他可能再也无法获得支持。人们最好将复仇的渴望放在一边，给独裁者一个放弃的理由而不是负隅顽抗。从来没有人给过穆阿迈尔·卡扎菲这些机会，因此他面前只有很严酷的选择：要么余生被人四处追捕要么战斗到死。他选择了后者，这一选择极大伤害了利比亚人民和任何珍视人性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选择。英国从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转型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教训。领导人都希望在权力宝座上生存下来并最大限度控制金钱。但如果给他们机会用政治权力交换金钱又会如何呢？英国王室曾经既有政治权力又有钱，但后来面临极其严峻的压力，有可能像其他国家发生过的那样权财两失。俄国和法国皇室就遭受了这样的命运，英国革命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同样如此。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可以选择保留王位但将权力移交给人民选举产生的政府，比如英格兰的威廉和玛丽以及随后的汉诺威王朝。作为补偿，他们有权保留王室的财产，甚至保证未来可以长时期继续从国家获得收入，比如说100年。从独裁君主转型为极度富有的立宪君主，这是沙特阿拉伯王室、约旦王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王室更应该考虑的选项，而不是选择镇压反叛。革命者前赴后继，但领导人只要失败一次，到时再想谈判软着陆就为时已晚了。
自由公正的选举：虚假的希望
正如有的行动会促进有益的变革，有的行动却会阻碍进步。最普遍但最没用的解决方式之一就是选举。面临风险的领导人常常决定举行欺骗性的选举以给外界造成公开公正的印象。无须多言，虚假选举不会让一个国家产生更好的政策或给人民带来更多自由。相反地，虚假选举通过扩大可相互替代者集团但保持有影响者集团和不可或缺者集团不变，加大了统治者的权力。
当然，有意义的选举是人们的终极目标，但为了选举而选举绝不该成为目标。当国际社会敦促举行选举却不关注其到底有无意义，选举的结果无非是进一步巩固了一个肮脏政权。举例来说，国际观察员喜欢证实人们是否能自由前往投票站、他们的选票是否得到正确统计，仿佛如此一来就意味着这是一场自由公平的选举似的。打个比方，如果一国政府先禁止有可能成为真正对手的政党参选，或者政府设立竞选限制条件使执政党很容易宣传政见而反对党无法做到，那么还有什么理由要阻止人们去投票或在统计选票时作假呢？俄罗斯的领导人根本不需要在选票统计上作假就能得到想要的选举结果。他们也不需要阻止人们前往投票站。他们事先剥夺了反对党拥有自由的媒体宣传和举行自由集会的权利，因此观察家当然会很轻易得出结论，说俄罗斯的选举狭义上是自由和公平的，而我们很轻易就能认识到它们既不真的自由也不公平。
终极而言，选举应该跟在扩大的自由之后，而不该被视为自由的先导。
有时候世界上的问题看上去超出了我们的解决能力范围。但在如何根除世界上很大一部分贫困和压迫现象方面，没有什么神秘可言。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们极少陷入赤贫状态和遭受压迫。赋予人们权利去说他们想说的，去写他们想写的，去聚集起来分享他们有关想要的东西的观点，你一定会看到人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有保障的，他们对生活是感到满足的。你会看到人民自由地追求财富，在追求的过程中自由地丢盔卸甲。你会看到人民不仅在物质上富足，精神和身体也富足健康。当然，像新加坡证明了可以在有限自由的情况下实现富足的物质生活—然而大量证据表明这是例外而不是通则。经济成功会延迟民主化的到来，但最终而言不能取代它。
一个国家对自由的相对享有程度最终是由其领导人决定的。在痛苦压迫的世界背后是由一小撮核心支持者在运作的政府，他们只对能让他们发财的领导人效忠。在自由繁荣的世界背后，政府依赖的是由普通人构成的实质性联盟的支持，他们从一个很大的有影响者集团里产生，后者又是从一个更大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团里产生。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世界上的贫困和压迫现象与腐败的军事独裁统治者和残暴的、为了保持权力而窃取国家财富的独裁者连成一条线。政治以及政治制度，决定了人们生活的界限。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有一个天然秩序在支配着政治，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组有关统治的铁律。它们无法被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政治规律的框架内找到更好的行动途径。
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在规则范围内能够产生更好结果的行动方法。但归根结底，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会得到完美实施。这是有理由的。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使得按照我们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变得十分困难。很多人会得出结论，削减对外国的援助是残忍和冷漠的。他们会告诉我们，哪怕只有一个孩子获得了帮助，那么所有花在援助上的钱都是值得的。他们忘了问有多少孩子因为被无视而宣告死亡，因为在帮助少数人的过程中，援助只会对领导人起支撑作用，他们只有在关照了自己和核心支持者之后才会关照人民，如果真有的话。但在指责我们的“有缺陷”的民主领导人未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之前，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为什么推行那样的政策。民主领导人发过誓的职责恰恰是，要做我们—人民—想要的事。
自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的总统们反复强调支持传播民主这一理念，哪怕并非事实。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17年4月2日要求国会向德国宣战时，阐述了他的信念：“为了民主，必须让这个世界安全……我们没有自私的目的。我们不想要征服，统治。”近90年之后，他的情操在乔治·沃克·布什总统那里得到了回响，布什总统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就职演说中说：“我国自由的存续越来越依赖其他国家成功实现自由。我们这个世界和平的最佳希望在于全世界扩大自由……因此美国的政策是在全球每一个国家与文化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以及民主制度的发展。”然而，当伍德罗·威尔逊支持盟友控制下的殖民地“民族自决”时，就将他的高尚情操搁置一旁了。相似地，小布什总统在其呼唤“全世界”民主的同一篇演讲中同样提到：“我最庄严的使命就是保卫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防止进一步的袭击和新兴的威胁。”
总统们的“庄严使命”凸显了问题所在。在海外促进民主改革与保护国内人民的福利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各个自由民主的社会通常和平相处，促进本国和国家间的繁荣，这使得代议制政府对全球人民都很有吸引力。然而民主改革—如美国与霍梅尼的伊朗和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打交道时经历的—并不总能在对抗外部威胁时提升美国人（或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安全和福利，有时甚至会危及安全。
我们个人对于保护自己不受世界上不友好民主国家的伤害都很关切，这种关切通常压倒了对于民主的长远好处的信念。民主领导人要倾听选民的声音，因为这是他和他的政党保住执政权必须要做的。毕竟，民主领导人被选出来，就是要为至少是那些选他的人的当下利益服务。所谓长远，那是以后别人操心的事。如果且仅仅如果实现民主化的国家的人民想要的政策正好是我们喜欢的政策，那么海外的民主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大好事。当某个外国的人民普遍反对我们的根本利益，我们获得想要的东西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该国人民处于按美国人民意愿办事的独裁者的高压统治下。
是的，我们希望他国人民自由和享受繁荣，但我们不希望他们自由繁荣到足以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福利—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对民主国家领导人来说也是一条统治的法则。他们必须做他们的致胜联盟希望的事情，他们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致胜联盟负责，只对帮他们保持权位的那些人负责。如果我们假装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将陷入乌托邦空想，以此为借口不去解决能解决的问题。
本书一开头引用了凯歇斯恳求勃鲁托斯采取行动反对裘力斯·凯撒暴政时说的一段话，“亲爱的勃鲁托斯，那错处并不在我们的命运，而在我们自己”。我们谦卑地加上一条原因，错处在我们自己是因为，我们—人民—太关心我们自己而太不关心世界上统治者们的帮手。但我们也看到了未来有希望。每一个依赖小联盟的政府和组织最终都会将自身的生产力和创业精神消磨殆尽，在自身的腐败和低效能的重压之下面对崩溃的风险。当那些关键性的机会时点出现，当劣政的重压将独裁者困住，一些简单的变革就将改变一切。
我们已经知道几乎所有政治生活都围绕选择人集团、有影响者集团和致胜联盟这三个维度的规模展开。把它们的规模全部扩大，并且可相互替代者集团的扩张速度不再快于致胜联盟，则对绝大多数人民来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他们摆脱了束缚，为了自身而更加努力工作，变得更有教养，更健康，更富裕，更快乐而自由。他们纳的税减少，生活中的机会显著扩大。通过我们这里建议的一些矫治方案我们可以更快达到这些变革目标，但或迟或早每个社会都将跨越由于小联盟与大选择人集团割裂而造成的痛苦，走向一个大联盟—它本身就占选择人集团的很大一部分—和平富足因此指日可待。一点点艰苦的工作再加上一点点好运，这些在任何地方都将更快发生，而如果发生了我们所有人都将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