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战争，和平与世界秩序
《圣经》中对战争的首次纪录是关于创世之后两千年的时候，示拿王、以拉撒王、以拦王、戈印王这四个国王为一方与所多玛王、蛾摩拉王、押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这五个国王为一方交战。自此之后，世界上的战争间隔期从来没有那么长过。实际上可以很公平地说，我们的世界充满战争—它只有一点点和平，几乎没有任何秩序可言。我们认为人类饱受战争摧残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太多的领导人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没有获得正确的建议。也许，只是也许，以我们的政治生存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我们可以找到建设一个更和平与更有秩序世界的一些方法。
人们经常说战争超越了日常政治，超越了党派之争。但事实是，战争天生就是政治性的。19世纪的普鲁士士兵和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做了最好的描述：“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正如我们知道的，所有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领导人乔治·克列孟梭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战争太重要了，以至于不能让将军们来决定。”他是对的。与玩政治的老手相比，将军们在打仗方面很蹩脚。尽管完全违反直觉，但事实上领导军政府的军人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独裁者在打仗方面的表现远远逊色于领导民主政府的同行。因此我们要详细比较不同领导人在关于如何打仗和什么时候打仗方面获得的不同建议，这一点很重要。事实表明，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应该听取和遵循不同的专业意见。战争是关于国内政治的，我们认为最好把它放在可相互替代者和不可或缺者这种框架内来理解，把它从国家利益、国际均势这种宏大观念背景中解脱出来。
打仗[139]
2500年前，孙子写了一本关于如何打仗的书。尽管两千多年来他的建议对无数领导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美国外交政策顾问们的观点却与孙子的兵法相矛盾。
罗纳德·里根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小布什的第一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以及比尔·克林顿的第二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都曾就美国应该在什么时候和怎么打仗提出过自己的理论，但都与经过时间检验的孙子的教导彻底相悖。
25个世纪以来孙子之所以让无数领导人受益无穷，是因为他的教导对于国王、酋长和任何形式的独裁者来说都是对的。直到最近，小联盟体制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形式，极少例外。但对于一个需要向多数人负责的领导人来说，这却是错误的政策。民主国家的战争强调的是公共福利，向一个依赖大型联盟的领导人建言献策正应该强调这一点。而对小联盟领导人来说，孙子的理论是对的。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来看看孙子和温伯格的理念。
孙子对吴王阖闾阐述到：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140]
温伯格的观点与孙子形成对照，他认为：
首先，美国不应当派遣军队到海外作战，除非这一特别的军事行动或时机对我们或盟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其次，如果我们决定了确实有必要在既定情况下派出作战部队，我们就应该带着获胜这一清晰目标全心全意去做。如果我们不情愿用武力或必要资源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就根本不应该派兵……
第三，如果我们确实决定派兵到海外作战，我们必须先明确确立政治和经济目标。我们应该清晰了解我们的部队将如何达成这些明确确立的目标。我们应该具有并派出为完成这些目标所需的部队……
第四，我们的目标和我们所派部队的关系—他们的规模、构成和战略部署—必须持续接受评估和调整，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军事冲突过程中，条件和目标总在发生变化。当它们发生变化，我们的作战要求也必须变化……
第五，在美国派遣部队到海外之前，我们必须得到一些合理的保证，即我们会获得美国人民及其在国会的代表们的支持……
最后，美国派兵作战应该做为不得已才采取的最后手段。[141]
孙子的理论可以粗略总结为几点：一、军事实力的优势不如战争中的快速行动重要；二、战争动员的资源应该足够支撑一场不需要增援或从国内调拨补给品的短期战役；三、给士兵提供私人战利品对于激励士兵战斗至关重要。孙子认为，如果部队一开始就兵员不足或军需补给超过两次，就说明指挥官能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与其冒着耗尽国家资源的风险，还不如放弃作战。
温伯格的理念不强调快速取胜，而是强调不惜花掉多少资源也要取胜的意愿，这一点在鲍威尔的理论中甚至更突出。温伯格和鲍威尔都认为，如果美国没有准备好为了取胜而动用足够的资源的话，那么就不应该介入任何战争。他们以及马德琳·奥尔布赖特都认为对于战争冒险应该非常谨慎。然而一旦决定了要冒这个险，如温伯格（以及鲍威尔）认同的，美国必须准备举大军作战，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增加开支。必须先有了必胜的信心以及胜利有利于美国人民的利益，才可以开战。
孙子强调战利品对激励士兵作战的作用（取敌之利者，货也）。温伯格则强调保卫国家核心利益这一公共物品。对于孙子来说，士兵对于战斗背后的政治目标的兴趣或者他们对于公共利益的关心在决定其作战动力方面无足轻重。因此他强调士兵是为了个人之利而战。
孙子对个人回报的关注与温伯格对公共物品的强调（保卫国家利益，无论怎么理解）反映了小联盟国家和大联盟国家的巨大区别。我们的政治学观点认为，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领导人只有在相信胜利基本在望的前提下才会开战。否则他们将寻找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其他方法。对照之下，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的领导人即使胜算不大也准备打仗。如果战争过程不顺利，民主领导人会想尽办法取胜；独裁领导人一开始打得风生水起，一旦发现资源不足就放弃。1967年的六日战争很明显体现了这些战略。
尽力还是不尽力
顾名思义，六日战争为时很短，1967年6月5日开始，6月10日结束。战争一方是叙利亚、埃及（当时叫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另一方是以色列。战争结束时，以色列从埃及夺得西奈半岛；从约旦夺得东耶路撒冷、希伯伦和约旦河西岸；从叙利亚夺得戈兰高地。阿拉伯国家的空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埃及接受了无条件停火。以色列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对手。从传统的均势角度来看，战争结果令人无比吃惊，但从政治生存的观点来看，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结果毫不令人意外。
为了理解这场战争以及我们的观点如何解释它，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些背景事实。战争前夕阿拉伯参战国的总兵力达36万人，以色列只有75000人，也就是说以色列的兵力只有阿拉伯参战国的17%。[142]阿拉伯参战国的军事开支占到双方军事总开支的61%。其他先不说，光比较这两组数据就能够反映大联盟国家和小联盟国家存在根本差别。阿拉伯参战国兵力占到双方总兵力的83%，但他们在平均每个士兵身上花的钱明显少于以色列。
我们知道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必须让多数人民满意。这就意味着民主领导人在战争中必须为人民着想，当然，士兵也是人民。军事冲突将士兵置于危险之中，民主领导人想尽办法要减少这样的危险。在独裁国家，步兵不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独裁领导人不会浪费资源保护他们。
以色列花在士兵身上的人均开支实际上比数字显示的更高。以色列军队—总体而言民主国家的军队都这样—花了大量军费购买重装甲装备以保护士兵。更好的训练和更先进的装备使民主国家能发挥出每个士兵的最大作用，在取得相同军事结果的同时让尽可能少的士兵承受风险。[143]埃及军方的坦克、士兵运输车和其他装备防护简陋。他们喜欢将钱用于提供私人报偿，以获得军队将领们的忠诚。
时任埃及总统的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并非民选总统。他在一个由军方将领组成的小集团的支持下独揽大权，这些人的荣华富贵取决于该政权的生存。由于这个原因，纳赛尔无须向士兵们的妻子、母亲负责，她们因爱人本可避免的死亡而悲痛哀号。以色列的总理则是由士兵们的妻子、母亲选出来的，这反映在了为以色列士兵提供的更好的装备、身体防护措施和训练上。给我们的士兵最好的，这是民主的要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士兵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缺乏足够的防弹衣引发强烈不满，以及为什么美国要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即使有时候一些额外装甲使得一些车辆沉重到几乎无法操作。
稍微细想一下我们就明白，为了取胜而做出更多努力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极其重大，对他们的对手来说则根本没什么意义。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像以色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这样的民主领导人要倾尽全力取胜，而像埃及总统纳赛尔这样的独裁领导人则不。实际上我们将看到，对于纳赛尔这样的小联盟领导人来说，输掉战争但可以继续收买党羽比起赢得战争但必须让党羽牺牲个人利益来得更有意义。
在一个小联盟政权，军队具有两个极其重要的职能。它保护现任领导人免于国内的挑战以及设法保护领导人的政府免受外国威胁。在一个大联盟国家，军队基本上只需负责好第二个职能。当然，军队也可能时不时被征调平息一些大规模的国内骚乱，但它的工作是保护政府体制而不是保护执掌政府的某个特定团体。它的工作职责不包括铲除合法的国内政治对手。而对独裁者来说，很显然不承认任何对手是合法的。正如孙子雄辩指出的，独裁国家的士兵干活必须有回报。如果拿不到回报，他们可能会调转枪头指向雇佣他们的领导人。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一支大军会令人吃惊地输给一个小国—埃及军队的背后有1967年埃及3000万人口的53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做后盾，而260万以色列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0亿美元。
我们假设以色列政府将收入的10%用于了私人回报，这大概是个高估的比例。再假设埃及政府将收入的30%用于私人回报，也就是比以色列多，这符合我们前面几章对小联盟和大联盟国家的比较。那么战争取胜对于以色列政府的联盟和埃及政府的联盟来说，分别有多大价值呢（尽全力取胜就意味着要多花钱）？
由于预见到战争的高风险，平时争吵不休的以色列人在1967年5月组成了一个团结政府，反映了整个国家志在必胜的信念。我们知道1967年以色列政府划拨了3.81亿美元在军队身上，按照前面的假设，就意味着有3800万美元有可能成为给致胜联盟的私人回报。当然，就整体经济来说可能致胜联盟获得的钱比这多（以色列和埃及都一样），但我们只聚焦于1967年花在军队身上的这笔钱，因此我们这里的描述已经相当保守。由于以色列是一个团结政府，它的致胜联盟规模应该很大，但我们愿意冒过于保守的风险，假定以色列政府只需要25%人口的支持就能维持。这样，它的致胜联盟的规模大约为65万人。以此来计算的话，我们看到从军事预算里挪钱拿去回报政府支持者，每个支持者能够获得的钱还不到60美元（3.81亿美元军事预算×10%，再除以650000人，等于每人58.62美元）。
以色列政府致胜联盟的每个成员都有两个选择：要么拿走这份私人回报，要么同意把钱用于战争努力。把钱用于战争无疑将提高胜利的几率，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公共物品，能够抵消每个联盟成员遭受的极小额的私人损失。毫无疑问这65万以色列人认为军事胜利的价值远远大于这区区每人58.62美元！
来比较一下纳赛尔的致胜联盟的情况。几年前我们曾经做过一项初步研究，采访了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就好几个国家政府的致胜联盟的规模大小询问他们的看法。就1967年的埃及而言，我们采访的专家中认为其致胜联盟人数最少的为8人，最多的为65人。无论具体数字是这个范围里的哪个，毫无疑问规模极小。我们担心专家们可能低估了其规模，因此愿意再次冒过分保守的风险，假定这个联盟由1000名核心军官和关键文官组成。就算按照我们这个保守估计，假如军事预算当中的一部分钱被挪用做私人回报而不是加强战备，每个联盟成员可以获得15万美元（5亿美元军事开支×30%，再除以1000人，等于每人15万美元）。以色列的每个联盟成员只被要求牺牲大约60美元去帮助国家赢得战争，而埃及的每个联盟成员为了帮助国家打胜仗需要放弃15万美元。如果纳赛尔从他们每人那里拿走15万美元用于战争，他很可能丧失很多关键支持者的忠诚。假如他以牺牲党羽的利益为代价全力以赴去打仗，他实际上加大了自己被军事政变推翻的可能性。他的支持者必须评估战争胜利的价值值不值得他们个人损失15万美元。赢得战争胜利当然是好事，但对很多人来说大概没什么好的。列维·艾希科尔的面前不存在这种问题。他的支持者几乎都会认为胜利的价值远远大于58.62美元。
当然，以色列不仅仅和埃及交战，对方还有叙利亚和约旦。以色列取胜的逻辑是相同的。正如雷沙德·卡普钦斯基描述的，以色列无非更用力而已。
为什么阿拉伯人输掉了1967战争？关于这个人们谈得很多了。你会听到有人说以色列胜利是因为犹太人勇敢而阿拉伯人怯懦。犹太人聪明而阿拉伯人头脑简单。犹太人武器装备更好而阿拉伯人的较差。这些都是错的！阿拉伯人同样聪明、勇敢，同样拥有好武器。差别不在这里—而在于处理战争的方法，在于随机应变的战争理论。在以色列，每个人都参与战争，但在阿拉伯国家，只有军队参战。当战争爆发，以色列每个人都上前线，平民生活终止。而在叙利亚，很多人直到战争结束才发现刚发生过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叙利亚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戈兰高地。叙利亚正在失去戈兰高地的同时，就在同一天，就在同一个小时，离戈兰高地只有20公里的大马士革，咖啡馆里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走来走去找空位。在1967战争中，叙利亚阵亡士兵人数不到100人。此前一年，200人在大马士革死于一场宫廷政变。因政治纷争死亡的人数是因战争死亡人数的两倍，而这场战争使叙利亚丢掉了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敌人逼近到将首都纳入有效射程之内。[144]
卡普钦斯基的数字是错的，有2500名叙利亚人在战争中死亡，但他的观点没错。独裁者不愿将资源浪费在战场上。而装备精良的精英部队更主要是用来粉碎国内反对派而不是抗击意志坚定的外国对手。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就是这么做的。1982年2月，他动用大约12000名士兵包围哈马城，镇压由穆斯林兄弟会发起的武装起义。经过3个星期的炮击，哈马城被摧毁，成千上万平民被屠杀。
当有需要时，民主国家会全力以赴，但它们常常并不需要。实际上，民主国家因恃强凌弱、专挑弱小国家下手而臭名昭著，一遇到不可小觑的对手就选择谈判。因此美国很乐意与格林纳达、巴拿马、多米尼加共和国这样的弱小对手开战，另外还有许多民主国家通过对弱国殖民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当对手是苏联时，美国及其北约的民主盟友就选择和苏联谈判，无论是关于古巴问题、欧洲问题还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实际上，冷战之所以冷，就是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大联盟的国家就算倾尽全力也没有必胜的信心。而当加把劲胜利就能到手，比如增兵伊拉克，民主领导人就会很努力。
不幸的是，有时候谈判不管用，比如“二战”前英国和法国试图安抚阿道夫·希特勒。它们同意德国占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即使在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后，英国国内还有不少人反对对德宣战。然而，没有什么让步能够满足希特勒对所谓生存空间的胃口。这导致英国和法国陷入了一场非常棘手的战争，在其中英国拼尽了全力。形成对照的是，直到战争后面阶段希特勒及其党羽发现他们的政府和个人面临生存危机时，德国才将经济转入全面的战时体制。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战争过程比原先估计的要困难得多，比如美国对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面对这些困难时，民主领导人加大了战争努力。在越南，美国一直持续评估赢得战争所需的资源，直到与北越会谈达成停战协定，而该协定在美军撤军一年后就成了废纸一张。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不断增兵以推进目标的达成。也就是说，美国遵循的是温伯格的理论而不听孙子经过时间检验的忠告。独裁领导人对于将资源用于战争非常谨慎，就算取胜需要这些资源。他们知道他们的命运更多依赖于联盟的忠诚而不是战争胜利。他们一般不会在战争中做出更多努力。
关于这些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案例。它的根源很复杂，充满争议，因此我们这里只描述事件发生的链条。它的导火线是1914年6月一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青年加夫里若·普林西普枪杀了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引发奥塞两国尖锐对立。随着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后者的盟友俄罗斯开始介入。这促使德国与奥匈帝国结成同盟。由于向俄国宣战就等于向俄国的盟友法国宣战，德国于是向法国发起突袭，希望像1871年那样取得速胜。德国入侵法国时借道并进攻比利时，由于英国保证过要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地位，于是英国向德国宣战，加入协约国。
真是一团乱麻！尽管参战国众多，但战争主要在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一方与协约国法国、俄国和英国一方之间展开。在经过头几个月的你来我往之后—双方在1914年圣诞节发生过著名的短暂休战事件—战事陷入胶着，演变为战壕防御战，特别是在西线。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俄国退出战争。1917年下半年，美国加入协约国参战。[145]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交战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战争以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
表9.1给出了主要参战国的军费开支。[146]以人均军费来计算的话，俄国比其他国家花得少。俄国又大又穷。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只有英国和法国是民主国家。1914年战争爆发后，所有国家的军费开支都上升。然而1915年后战事陷入胶着，独裁国家的战争努力并没有加大多少，军费开支基本保持平稳。1917年德国军事开支再次飙升，因为此时已经很明显，战败将导致德国政府垮台。与奥地利和俄国这样的独裁国家投入不足形成对照的是，两个民主国家一直持续增加军费开支直到最终取得战争胜利。
表9.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军费开支
孙子给吴王的建议预见到了“一战”当中独裁者的行为：他们并没有想尽一切办法争取胜利。同一场战争中民主国家的行为则预示了日后温伯格以及众多谋略家对其总统说的：如果一开始打不赢，加把劲，再加把劲！
就战争而言，制度的重要性至少与实力对比的重要性相当。民主国家尽力的意愿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貌似弱小的民主国家经常打败貌似强大的独裁国家。美国曾经是一个弱国。然而在墨西哥—美国战争中（1846—1848年）美军击败了人数更多、训练更好、更具优势的墨西哥军队。小国威尼斯共和国在最终被拿破仑于1797年击败之前，一直生存了上千年。尽管国家不大且资源有限，威尼斯共和国在整个中世纪却能不断和比它大得多的国家交战。它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当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随后对拜占庭帝国财富的瓜分中威尼斯抢得了最肥的好处。普鲁士的俾斯麦政府虽然较小但较为民主，它在1866年的七周战争中击败了更大、获得更多盟友支持的奥地利皇室。普鲁士接着又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击败了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另外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一次又一次地击败比它大得多的邻国。历史上充满了民主的大卫击败独裁的歌利亚的战例。
为生存而战
在某个层面上，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是为了同一样东西而战：保住权位。在其他层面上，他们为了不同的东西而战。民主领导人诉诸战争更多时候是因为从外敌那里得到政策让步的其他手段都失败了。对照之下，独裁领导人为了追求土地、奴隶和财富，更可能随意开战。
这就产生了很重要的后果。如孙子说的，独裁者可能抢到能抢到的东西后就班师回朝。另一方面，民主领导人会在有政策重要性的地方开战，不管离本国是远是近。不仅如此，一旦战争获胜，民主领导人更可能在当地继续强化政策安排，通常包括废黜已被击败的对手、扶持愿意进行政策交易的傀儡政权。[147]
回头想想前面讨论过的对外援助我们就能明白，对民主领导人而言，战争不过是达到对外援助想要达到的目标的另一种方式。对外援助收买受援国的政策让步，战争则强加政策让步。无论哪种方式，这同时意味着，热切希望推行国内民众喜欢的政策的民主领导人，更喜欢在战败国扶持一位顺从的独裁者（当然，扶持过程会伴随虚假的民主，比如举行一场结果令民主领导人满意的选举），而不喜欢在战败国民主领导人的政策上下赌注，因为此人必须对其本国选民负责。
民主领导人和独裁者都是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而战—这个观点往好里说显得非常愤世嫉俗，往糟里说是令人极其不悦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认为证据表明政治的世界无论大小就是这么运行的。考察一下第一次海湾战争就能证实我们的怀疑。
1990年之前伊拉克和科威特长期关系紧张。伊拉克声称，拥有高效现代石油输出工业的科威特，一直在从伊拉克领土下面抽取石油。伊拉克曾多次要求科威特做出赔偿并发出入侵威胁。为了回应伊拉克的威胁，美国在这一地区部署了一支海军舰队，但同时告诉伊拉克政府，美国不关心伊拉克在科威特的所作所为。在得到美国总统老布什这样具有误导性的模糊信号后，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于1990年8月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他的目的是为自己及党羽获取石油财富—独裁者开战的代表性理由。然而，美国尽管原先送出模糊信号，事发后却没有坐视不管：老布什总统组织起一支国际联军于1991年1月发起沙漠风暴行动，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美伊双方的目标和行为大相径庭。与侯赛因的动机不同，老布什总统并不是想夺取石油财富让党羽发财，而是想促进中东地区的稳定从而恢复可靠持续的石油供应。反对这场战争的抗议者大声疾呼“不要用鲜血换石油”。如果说能源政策不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甚至是最主要决定因素，那就太天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拿士兵的生命去换石油财富。美国的目标是保护石油的供应，因为石油为世界经济机器的运转提供了能源。联盟的目标是经济稳定而不是私人回报。当然，美国和联军士兵的确在战争中死亡，尽管人数很少。在伊拉克的95.66万名多国部队士兵阵亡总数仅为358人，其中有一半并非死于战斗原因。相比之下，伊拉克军队阵亡数万人。多国部队士兵的死亡换来的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让步，而非私人战利品。
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行为也符合政治生存理论预计到的模式。美国起初试图通过谈判让伊拉克撤军。当谈判失败，美国就组织起一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训练有素、装备极为精良的多国部队。萨达姆·侯赛因也有精锐部队，比如共和国卫队，也许在训练和作战能力上与多国部队稍有一拼。但他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几乎没有与联军交战，萨达姆把共和国卫队撤到安全的地方保护他，而不是保护伊拉克。相反地，抵挡多国部队主力进攻的是经验不足、装备低劣的伊拉克部队。从死亡统计数据来看，这些部队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面临多国部队可能攻进巴格达将他废黜的威胁，萨达姆·侯赛因在1991年2月28日同意了停战条款。此后美国一直在波斯湾保留军事力量，监督萨达姆遵守停战协议。尽管随后美英建立了禁飞区，对伊拉克进行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萨达姆却不断地挑衅停战协议。他在国内的权力未受影响。在战争失败之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北部库尔德人发动起义。对他们来说很不幸的是，萨达姆保留着最精锐的部队，也有足够的资源继续收买部队的忠诚。在对起义的镇压中杀害了上万人，另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萨达姆此后一直稳坐权力宝座，直到2003年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被美国废黜。
萨达姆并不是唯一一个把生存和发财置于打好仗之上的独裁者。如果能通过打赢战争获得额外财富，独裁者们当然愿意，但保住权位才是重中之重。1974年推翻皇帝海尔·塞拉西上台的埃塞俄比亚军政府领导人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接受了共产主义，因而得到苏联的丰厚回报。在14年的时间里，苏联为他的政权提供了约90亿美元援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军事援助，用于打击寻求独立的厄立特里亚反叛武装。虽然有这么多钱，他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却进展不力。看上去门格斯图对于用苏联的钱让自己发财和维护政治生存更感兴趣，而不是打赢与厄立特里亚的战争。很明显他对士兵们的待遇毫不关心，我们稍后会看到。米盖拉·朗恩在书中写到的，苏联最终意识到门格斯图对于战争的热情完全不像他口头上说的那样。
“他不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帮他，他能够获得军事胜利”，苏联外交官阿达米辛恨恨不平地回忆道，“我记得他当时眼含泪水地对我说，‘也许我们不得不卖掉最后一件衬衫，但我们会还钱的。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是一个有自尊的民族，我们不会欠债不还。’回想起来，我几乎觉得自己恨死他了。因为我原以为他关心的是什么才对国家最有利，而实际上他只关心自己的生存。”[148]
对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来说不走运的是，随着苏联的崩溃他再也无法轻松发大财。1989年苏联人袖手而去。门格斯图需要新的财源。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他决定拿埃塞俄比亚犹太人（法拉沙人）向美国和以色列换取军事援助和不义之财。法拉沙人在北非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属于公元前586年从著名的“巴比伦之囚”逃出来的以色列人的一部分。为了重新安置他们，据称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支付了2000万美元，以色列同意支付5800万美元（但最终只支付了3500万美元）。交钱之后，这些被拯救出来的法拉沙人定居于以色列。[149]这笔不义之财不足以让门格斯图收买支持者的忠诚，它与苏联人每年提供的金援数额相去甚远。随着他的军队被弱小得多的厄立特里亚武装击溃，门格斯图带着大约50名亲信和家人逃到津巴布韦，继续过着奢华的生活。
谁能从战争中生存下来
民主领导人比独裁领导人对战争的结果敏感得多。[150]实际上，就算战争获胜也不能保证一名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举例来说，在打败萨达姆·侯赛因之后不到18个月，挟带80%以上民意支持度的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尔·布什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中被比尔·克林顿击败。相似地，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力，却被英国选民抛弃。话说回来，尽管军事胜利不一定能保证政治生存，但毕竟大有帮助。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由于在1982年的马岛战争中击败阿根廷，威望大增。她的经济改革措施和与工会的对抗导致了英国经济衰退和高失业率。战前她已经很不受欢迎。1981年年末时她的民意支持度只有25%。战争过后这一数字一下子跃升到50%以上，一年之后她在大选中干净利落地取得胜利，这在18个月之前简直不可思议。
军事胜利有助于民主领导人保住权位，而军事失败则几乎肯定会导致民主领导人下台。在越南无法取胜就断送了约翰逊总统的政治生涯。法国总理约瑟夫·拉尼埃遭遇了相似的命运。由于1954年法国军队在奠边府战役中被越南军队击败，他的政府随即垮台。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由于1956年底对埃及苏伊士运河区灾难性的入侵事件而被迫辞职。
独裁者对军事失败远远没有民主领导人那么敏感。萨达姆·侯赛因尽管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被击败，以及要持续承受两伊战争（1980—1988年）代价高昂的后果，但在位时间却超过了四任美国总统加起来（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的总和。他只是到了第二次海湾战争才被赶下台，而那次战争的主要目的本来就是除掉他。独裁领导人只要能保有资源就通常不会因军事失败而丧失权位，除非是被一个追求政策让步的民主国家击败。甚至连战争伤亡惨重都无法撼动独裁领导人的权位。与之相比，民主领导人就算打了胜仗，只要阵亡士兵稍多，他们就可能因此下台。想来这就是为什么民主领导人在保护士兵方面比独裁者下的功夫多得多。
在纳粹德国，希特勒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明白，虽然上战场的是普通人，挑起战争的却是领导人。
普通人天生不希望战争……但，毕竟是国家的领导人在决定政策；把人民拖进战争永远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无论是在民主国家或法西斯独裁国家，或议会国家，再或是其他类型独裁国家……你所要做的就是告诉他们敌人打过来了，然后谴责和平主义分子缺乏爱国心将国家置于危险之中。这套方法在任何国家都管用……[151]
戈林是对的。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有能力调派军队，而民主国家的人民更容易响应号召。但民主国家领导人不会鲁莽地将士兵置于危险的境地。而如果这么做了，领导人会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士兵。一个士兵生命的价值在小联盟体制和大联盟体制下有巨大差别。为了证明这一令人悲伤的事实，我们来比较多年前发生在非洲之角的两场军事冲突。
美国军队的作战原则是绝不落下一名士兵。想了解对于这一原则的准确而残酷的戏剧性描绘，我们建议读者观看导演雷德利·斯科特2001年的电影《黑鹰坠落》，该片讲述了1993年10月3日至4日发生的摩加迪沙之战。当时美军作为联合国发起的人道主义行动的一部分进入索马里。1993年的索马里处于军阀混战的无政府状态。1969年至1991年索马里由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统治，此人明白政策必须永远从属于生存需要。讲求实际的巴雷坦言：“我不信仰伊斯兰教，不信仰社会主义，不信仰部落主义，不信仰民族主义，也不信仰泛非主义。我信奉的意识形态是政治生存的意识形态。”[152]对政治生存的专注使他掌权了22年，直到索马里爆发的军阀混战将他逼下台。他被逼出走之后，索马里处于无政府状态，各派系军阀争夺控制权，各派武装竞相恐吓人民。“豪巴尔·吉迪”部族的首领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控制了最大的一个政治派别。艾迪德强烈反对美国在索马里的存在，因为他认为美国在支持他的对手。在多次试图杀掉或抓捕艾迪德失败之后，美国得到情报称多名艾迪德的高级助手出现在摩加迪沙一家酒店。美国的计划是用直升机将精锐特种部队送入目标酒店抓住艾迪德的高级助手，然后在地面车队的护卫下脱身。
不幸的是行动过程发生了意外。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另有两架被击伤。上千名索马里武装民兵涌上街头设置路障，将美军护卫车队困住。直升机机组人员和地面护卫车队士兵被困了一夜，与敌军展开轻武器交火，次日才获救。尽管这次行动演变成一场灾难，美国对其士兵的承诺却毫不动摇。由于高度珍视士兵的生命，美军发誓要将坠落飞机上的同袍解救出来。我们也许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对独裁者来说可不这样—同样发生在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冲突就是一个例子。
在厄立特里亚长达数十年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中，1988年3月17日至20日发生的阿法贝特之战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埃塞俄比亚拥有一支大约50万人的大军，在苏联的军事援助下配备了大量苏式装备。形成对照的是，厄立特里亚人的武器装备几乎都是从埃塞俄比亚军队手上抢来的。
厄立特里亚反叛武装（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简称厄人阵）放弃了惯常的游击战术，决定与埃军来一场正面交战。埃军顽强抵抗了16个小时，期间厄人阵的军事指挥官梅斯芬多次被要求将部队后撤，但他坚持继续进攻。埃军指挥官决定撤退到有守备部队驻守的阿法贝特城，于是集结了一支由70辆汽车组成的护卫车队。不幸的是，撤军过程中要经过天然瓶颈状的埃德·什鲁姆山隘。一辆厄人阵的坦克开火击中了埃军车队最前面的汽车，导致整支车队被堵住。
埃塞俄比亚军队司令部担心重武器会落入敌手。幸运的是，他们的空军力量相当不错。然而，埃空军不仅没有救援被困的同胞，反而发起了持续两个小时的空中打击，把所有东西都摧毁了。埃塞俄比亚方面的座右铭是：不落下任何一辆还能用的坦克。正如一名埃塞俄比亚将军说的：“当你丢掉了一块地方，你最好把所有装备都毁掉—这是战争的原则。如果你无法把你的士兵和他们的装备区分开，你就把他们一块儿炸了。”[153]
可能极少读者知道有这么一场战役，此役埃塞俄比亚军队阵亡人数可能高达18000人。相比之下，很多美国人都知道在摩加迪沙发生的那场灾难性政策失败，美军以阵亡18人的代价击毙了估计多达1000名索马里民兵。
民主国家之间的和平
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战争（有些人甚至会说从来没有）。这并不是说它们爱好和平。它们并不羞于与别国开战。但民主国家之间心照不宣的和平背后的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和平，以及要达成这一目标有多困难。
民主国家领导人需要推行成功的政策，否则会被人民赶下台。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只在认为胜券在握的前提下才发动战争。当然他们有可能估计错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他们会加倍努力去赢得战争。这就是越南战争中发生的事，美国派遣了大量部队、花了巨额军费但收效甚微。只有在努力了代价高昂的很多年之后，美国才坐下来进行和平谈判，谈判结果最终导致北越统一了越南全境。
如果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很难看到两个大联盟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根据我们的逻辑，民主领导人只在认为几乎肯定会赢的情况下才会开战。但两个对手怎么可能同时这么确信？而对于独裁者来说，如我们先前看到的，不用考虑赢不赢的问题。他们愿意承受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战败的个人后果不如无法收买核心支持者那么糟。紧紧遵循政治生存的逻辑，我们必须认识到，两个民主国家不大可能互相开战并不意味着彼此之间绝对不会武力相向。大联盟国家之间当然有可能产生争端，其中某国甚至会动用武力对付他国。这又是怎么回事？
只要一位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相信争端不可能真的升级为战争，他可以做出不惜争端升级的姿态逼迫对手让步；或者如果他觉得对方有开战的准备而自己的胜算太小，就自己让步，与对方进行谈判。想象一下争端双方都是依赖大联盟的民主国家。大联盟政治的逻辑告诉我们，一个大联盟国家进攻另一个大联盟国家的唯一前提是对方确实足够弱小，宁愿谈判而不是反击。由于目标国一旦反击的话同样会倾尽全力，挑起战争的这个民主国家就必须要么具有巨大的军事优势，要么确信对方没有足够的资源会认为有胜算。也就是说，发起进攻的民主国家必须很肯定对方对于胜利没有把握。在两个民主国家针尖对麦芒的军事对峙中，这是至关重要的。[154]这里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会进攻一些非常弱小的民主国家，比如林登·约翰逊的美国政府1965年出兵和推翻多米尼加共和国民选总统胡安·博什；法国1923年侵略魏玛共和国等，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
与其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开战，还不如说民主大国专挑弱小的国家下手，不管对手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大国的期望就是对手不会反击或反击力量不足。实际上这直接解释了历史上民主国家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扩张行为，对手都是无力保卫自己的弱小国家。
民主国家专挑软柿子捏毫不稀奇。回顾过去近200年，民主国家赢得了93%由它们挑起的战争。相比之下，非民主国家只赢下60%由它们发起的战争。[155]
保卫和平与国家建构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在其199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民主国家不会互相进攻”，因此“保障我们的安全以及建设持久和平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全世界推广民主”。这是历来美国总统们的共同主题。不幸的是，美国的实际行为与华丽的辞藻并不相符。更不幸的是，问题不在于美国总统的失败，而在于“我们，人民”。
在民主国家，不能推行选民满意政策的领导人会被赶下台。民主领导人也许嘴上会说他们在乎其他国家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权利，也许他们的确在乎，但如果他们想保住位子，就必须推行他们的人民想要的政策。先前我们考察过民主领导人如何通过对外援助收买政策让步。如果这种方式失败或价码太高，那么动用武力永远是一个选项。军事胜利可以使胜利者强加政策。
我们不该相信任何有关这些政策是出于对目标国的关爱、符合目标国最大长期利益的虚假借口。它们不是。这些强加的政策符合的是民主领导人国内支持者的利益，有时这些政策非常不友好。比如说，1839年至1842年以及1856年至1860年的鸦片战争就是因为英国希望向中国出售印度产的鸦片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中国不愿成为一个瘾君子的国度。英国人动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成为一个毒品市场。香港被英国作为确保中国开放贸易的基地。为了结束战争而达成的协议正式名称是《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在中国人眼中这都是不平等条约。
追求政策解决方案的一个问题是，一旦民主国家的军队撤走，战败国可以反悔。要贯彻政策安排可能代价非常高昂，正如波斯湾战争之后那样。一个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更换领导人，最终用来对付萨达姆的就是这个办法。民主国家领导人会将不好掌控的外国领导人除掉，换上傀儡。侵略战争之后爬上战败国权力顶峰的人通常是由战胜国挑选的。
民主领导人如果不信任哪个难对付的战败国领导人会认真遵守战后安排，通常会把他拿下。民选上台的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没有推行取悦比利时和美国政府的政策，神不知鬼不觉就死掉了，被情愿对美国和比利时俯首称臣的可怕继任人取代。法国也一样，1983年出兵到前殖民地乍得支援亲法政府，防止其被亲利比亚或亲阿拉伯政权取代。
民主领导人宣称渴望推广民主。实际情况是，民主化不符合他们的利益。随着战败国的致胜联盟规模增长，该国的领导人日渐感到压力，必须推行本国人民喜欢的政策而不是操纵国人民喜欢的政策。如果民主国家领导人希望外国领导人按他开出的政策方子施政，他必须帮他的傀儡从其国内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要缩小战败国的致胜联盟规模，以此使扶持傀儡政权和收买政策变得更便宜和更容易。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斥着这样的例子，它或明或暗地破坏外国的民主发展，因为民主会催生反美政策。1893年的夏威夷女王利留卡拉尼、1973年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1953年的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1954年的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无不遭遇这样的命运。
理论上来讲，外国的民主是件好事。在实践中，它大概不是我们人民想要的。我们再回头想想埃及和以色列的民主化案例。西方民主国家过去习惯于抱怨埃及在穆巴拉克统治下出现的选举不端行为。随着穆巴拉克倒台，他们开始担忧埃及实现真正的民主可能会有损以色列朋友的利益。虽然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西方收买埃以和平的代价很高，但随着埃及向真正的民主化迈进，维持持久和平的代价会越来越高，除非埃及发展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成熟的民主国家，它的领导人在没有必胜把握前不会轻启战端。我们可以希望经过相当长时期以后一个实现民主化的埃及与民主的以色列会产生相互信任、理解和容忍。然而同样也有可能以色列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尽管通常来说民主国家之间不会互相开战，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他们的确会发生实力失衡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以弱小一方认输而告终。假如一个民主的埃及全国动员、全民武装起来，小小的以色列几乎难以抵挡，除非美国或北约愿意尽力保护它。任何认为民主的埃及进攻以色列是异想天开的人，都应该问问19世纪北美平原上民主的原住民部落与扩张中的美国打交道是什么下场。民主化听上去不错，但只在原则上。
当然，很多人也许会认为我们太愤世嫉俗。民主化的支持者喜欢举出成功的案例。然而所有这些案例—联邦德国、日本、韩国—恰好其人民的价值观数十年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的价值观，都是为了防抗庞大的共产主义邻居。
在外国推进民主化的最大问题仍然在于我们的人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似乎希望外国做我们喜欢的事而不是他们喜欢的事。不过，假如我们的利益和外国人民的利益一致，则很有可能在该国成功实现民主化，特别是如果存在一个急于发挥影响力的强大对手的话。战后的成功民主化故事符合这一模式。一般来说，联邦德国和日本的人民宁愿遵从美国的意愿而不是苏联的那一套。创造愿意尽力抵抗共产主义的强大国家符合美国的利益。作为占领国的美国、英国和法国将战后德国置于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但只是因为对它们有利才这么做。这种利益的趋同是很罕见的，正如外来强加的成功民主化也很罕见。
孙子对战争研究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力，乃是因为他的建议对于依赖小联盟的君主和独裁者来说是正确的。温伯格的理论—与更晚的鲍威尔的理论一样—对美国的安全政策产生影响，则是因为它为依赖大联盟的领导人提供了最合适的行为指导。
我们看到了大联盟体制对于发动战争的决定具有高度选择性，小联盟体制则不。只有在谈判无效且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的情况下，或者如果不战则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机会将微乎其微，民主国家才会选择发动战争。进一步讲，一旦战争成为必要且过程遇到困难，民主国家会做出更多努力以求胜利。如果取胜需要消耗太多资源的话，小联盟领导人则不会尽力，因为这些资源还不如花在收买党羽的忠诚上。最后，当一场战争结束，大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会继续努力通过占领或扶持傀儡政权确保和平，巩固政策收获。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则大多选择拿走为之而战的有价值的私人物品班师回朝，或者接管被他们征服的领土，长期享有胜利带来的经济成果。
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的观点是对的。战争看来的确照例就是国内政治。至于一切关于“正义战争”的论调以及一切关于均势和国家利益的战略规划，归根结底应该认识到，战争与所有政治一样，只是关于保住权位和尽可能多控制资源而已。恰恰由于战争的这种可预见性和常态，使其很容易被理解和矫正，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政治病理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