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掌 权
经过千辛万苦，雄心勃勃者终于成功攀上高位。无论是通过家族继承、政变、选举、起义、谋杀还是骚乱，他终于夺取了权力。现在他面临着一个新挑战：如何紧紧掌权。
正如多伊军士的残酷生涯教导我们的，爬上高位所需的技能与维持大权所需的本领完全不同。不仅如此，权力的生存法则与统治得当所需的必要技能并不总是相同。小说家伊塔洛·卡尔维诺曾经简洁明了地描绘了那些攀上权力顶峰者的痛苦：“一旦你王冠加顶，王座就是你安坐之处，你最好日日夜夜一动别动。你以前所有的人生不过是等待成为国王，现在你已经是国王，你只需统治。没有这长久的等待成何统治？等待你被废黜，不得不与王座、权杖、王冠和你的脑袋告别的时刻。”[28]
那么，一位新上位的统治者该做什么来保住他的（或她的）脑袋？一个好的起点就是强化支持者联盟。这看起来是个着实简单的任务。毕竟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支持者联盟去击退对手，一个人不可能攀上权力顶峰。然而，一个聪明的领导人不会过分依赖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在推翻从前的统治者之后，他们迟早会意识到他们可以把相同的事再干一次。
一名老谋深算的新领导人会迅速采取行动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之后，一名领导人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不仅对独裁者来说是这样。在似乎不那么残酷的商业世界里，建立一个修正后的联盟是同样迫切的要求，我们来看看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卡莉·菲奥莉娜的沉浮录。
追求人头数的治理方式
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与国家领导人一样面临下台的风险。由于易受政变攻击，他们需要调整公司内的联盟（通常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引进忠心耿耿的人，踢掉潜在的麻烦制造者。一般情况下，他们有大把的人可供挑选，也有丰富的经验做各种决策。但与国家领导人一样，他们会遭遇既成联盟内某些成员的挑战，这些人很难搞定。
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都具有千百万可相互替代者（股民），一个人数少而股份多的有影响者集团（大的个人股东和机构股东），以及一个非常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一般不超过10—15人。在这么小的一个团体里，哪怕成员人数有极微小的变动都会引起影响公司运作的深刻后果。我们将看到，这一点对惠普公司来说尤其正确，因为正如在所有的公司，联盟成员人数的微小变动会导致公司给的预期报酬占比的巨大变化。
就惠普公司来说，首席执行官的致胜联盟由相对来说很大一块实际选择人构成，因为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按照成员人数来衡量公司联盟的规模，也可以按照他们占有的股权多少来衡量。在惠普公司这个例子里，不可或缺者集团和有影响者集团只占所有选择人的极小部分，因为公司的创始人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家族保持着大量股份，长年以来这一情况与福特汽车、贺曼等不少其他公司相似。
与在任何形式的政府中一样，参与一家企业也可以获得利益。这些利益可以是给所有人的回报，也可以是只付给不可或缺者的私人报酬。在公司背景下，私人利益通常的表现形式有薪水、额外津贴和股票期权。而给所有人的回报—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公共物品”—则采取股息（每股数量相同）和股价上涨的形式。对首席执行官来说，当致胜联盟很大时，通过私人报酬来收买不可或缺者的忠诚就不是一种划算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才是上策。联盟成员通常都渴望获得私人好处。然而，非常大的股东更青睐股息和股价上涨而不是私人报偿—而他们恰好也是致胜联盟的一员—因为这使他们成为了公共物品的最大接收者。惠普公司恰恰就是这种情况，威廉·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家族拥有着举足轻重的股份。
在一个公司里，到底是谁构成了不可或缺之人？这个联盟通常包括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里的少数人。这些董事来自高级管理人员、大机构股东、首席执行官亲自选定的朋友和亲戚（当然一般都冠以公民领袖之名）以及首席执行官本人。按照研究公司的经济学家的术语，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可分为内部人士（雇员）、灰色成员（朋友和亲戚）和外部人士。任何公司的董事会职责之一是任命、留用或免除首席执行官。一般来说首席执行官的任期都很长，至少惠普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和创始人戴维·帕卡德是这样的。1992年他被内部人士路易斯·普莱特取代，后者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公司效力。普莱特在1999年退休，由外部人士卡莉·菲奥莉娜接任。此后，惠普的董事会就频繁罢免首席执行官。
显而易见的是，任何牵涉到罢免上任首席执行官的董事会成员，都有可能对新任首席执行官造成麻烦。既然曾经是“政变”发动者，毫无疑问他们在形势所迫之下随时有可能再来一次。这里所说的形势无非就是首席执行官开始实施我们前面阐述过的一个或多个统治规则，特别是当这些规则的实施损害到了他们的利益。
对首席执行官任期长短的研究表明，不出意外地，首席执行官与董事会成员的个人关系越紧密任期就越长。正如在独裁国家子女可能成为受宠的权力继承者一样，首席执行官上台后会预期朋友、亲戚和同事将是更忠诚的支持者。路易斯·普莱特升任惠普的首席执行官大概就是出于这个逻辑。越多的外部人士进入董事会一般来说会转化为对投资者的更多回报，也就是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与此同时，首席执行官面临的风险却将大增。[29]因为首席执行官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极少相同，首席执行官巴不得董事会里的外部人士越少越好。
公司里的麻烦，特别是那些严重到足以扳倒现任首席执行官的问题会激起董事会的关注和加强监管，这会让现有的联盟变得不那么可靠。不仅如此，在前任首席执行官被罢免之后，新的接替者在建立和调整董事会时可能会遇到真正的阻碍。毕竟，旧董事会成员罢黜前任首席执行官可不是为了让新首席执行官来轻易罢黜他们。然而，任何称职能干的新首席执行官想干的正是这个。凡是长命的首席执行官都在这点上获得了成功。
卡莉·菲奥莉娜在1999年成为了惠普的首席执行官。经过六年动荡的岁月，她于2005年年初被免去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职务。在被免职之前，她曾是一场不成功的代理权争夺战的靶子，这场争夺战由惠普两位创始人的儿子沃尔特·休利特和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发起。为了持续保持董事会里内部人的影响力，创始人戴维·帕卡德的女儿苏珊·奥尔当时也在董事会里。这些人全都拥有大量公司股份。作为大股东，休利特、帕卡德和奥尔更关心公司的总体表现，而不那么在意作为董事会成员获得的私人回报。这对投资者来说是好事，然而对卡莉·菲奥莉娜来说却是潜在的坏事。
选择卡莉·菲奥莉娜出任首席执行官的董事会有14名成员。我们已经看到，里面包括了3名公司创始人的亲属；此外还有3名惠普现任和退休的雇员。[30]换句话说，菲奥莉娜一开始面对的董事会里有一个由内部人和灰色成员组成的实力团体，他们都不是她选定的，并且都与公司股价存在重大利害关系。显而易见，卡莉·菲奥莉娜必须采取措施精简董事会，使之对自己有更强的依附性。这不是个简单任务—尽管先前的董事会挑选了她，他们却不是她亲自选定的忠诚分子。
不管怎么说，她达到了目的。在菲奥莉娜上任一年之后，2000年惠普给股东的委托声明书里只列出了11名董事，比先前人数少了20%。包括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在内的3人消失了。随着菲奥莉娜的地位日益稳固，董事会持续萎缩—2001年的委托书里只列出了10名董事，与当初的董事会相比缩水了30%。菲奥莉娜对自己的控制力越来越有信心，她发起了对康柏公司的并购，这一举动一方面有利可图，另一方面却为她的持续统治带来了严重的风险。
当然，菲奥莉娜将两家公司合并说成是惠普及其股东的福音。她在2002年2月4日解释说：
一家技术公司能在大大提升市场地位的同时大幅缩减成本结构，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康柏和惠普处于同一行业，遵循同样的战略，也处于相同的市场，具有互补性。所以，没错，我们是想过要慢慢来。但在经过两年半的深思熟虑和准备之后，我们认为停滞不前会带来严重的风险……停滞不前意味着选择了退缩之路，而不是去领导。[31]
没有理由怀疑菲奥莉娜对收购康柏充满了真心诚意的期待。不过，检视一下当初她的任命和她的观点如何与更广大的市场情绪想契合，这点会很有启示意义。就在宣布卡莉·菲奥莉娜出任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前一天，惠普的股价是每股53.43美元。恰当地说，市场对她被任命这一消息的反应可以说是不确定的。随着消息公布，惠普的股价应声下跌，然后一路走低，到了大约3个月之后的1999年10月，股价跌至每股39美元。当然，市场会往前看，投资者也在观望和了解当中，并修正对于菲奥莉娜执掌惠普的预期。消息面和修正后的预期一度非常正面，因为到了2000年4月初惠普的股价引人注目地蹿升到了每股78美元。然而好景不长。4月7日之后，惠普股价开始狂泻，到2002年9月跌至最低点每股约12美元，大大跑输主要股指的表现。到了2005年2月菲奥莉娜辞职时，惠普的股价也仅回升至每股20美元左右。
就与康柏的并购案而言，市场的反应同样悲观。惠普在2001年9月3日宣布了将收购康柏的计划。股价应声而涨，当年12月来到高点每股23美元左右，然而仍然远远低于菲奥莉娜接任惠普首席执行官前的股价。从1999年7月（宣布菲奥莉娜任命那天）到2001年12月末，调整后的道·琼斯指数下跌了9.4%，而惠普的股价却缩水了47%。
从任何惠普的大投资者的角度来看（包括休利特和帕卡德家族），菲奥莉娜肯定是一位灾星。他们的公司表现跑输大盘，财富大大缩水。她是一名麻烦不断的首席执行官。尽管如此，宣布收购康柏的计划之后一度上升的股价显示了重新恢复的、尽管是短暂的乐观情绪。然而市场讨厌公司内讧，当沃尔特·休利特和戴维·伍德利·帕卡德宣布他们反对并购康柏之后，情况开始逆转。很快股价崩盘，几近被腰斩，原因是休利特和帕卡德计划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发起代理权竞夺战，寻求足够数量股东的支持以推翻董事会提出的对康柏的并购案。菲奥莉娜显然意识到她的日子不会好过，可能在她公开宣布并购计划之前就意识到了，尽管该计划后来最终实现了。她可能事先也知道休利特和帕卡德的态度。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场关于重大政策变革的赌博，它将—也的确—对惠普大股东们（比如现任或前任董事休利特和帕卡德）的财富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康柏—惠普合并案的话，我们能看到很多严肃的主题。由于持续下跌的股价，菲奥莉娜已经面临不少麻烦。她成功地缩小了董事会的规模并重组了人员结构，这两点对一位希望长期在位的首席执行官来说都是明智之举。但尽管采取了这些行动，她仍然面临来自内部不可或缺者和有影响者的严重反对。她仍然没有牢固掌握董事会的忠诚。康柏并购案本来可能具有正面的商业意义，对提升股价是件好事，因此能缓解内部对她的反对。或者，她的对手们看到并购案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也许会放弃抗争。可是这些都没有发生。满腹抱怨的董事会成员因重度投资在公司股票上，是不可能通过私人报酬被安抚的。
然而，回头来看似乎注定没有胜机的政治输家菲奥莉娜，其实当时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比如说，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康柏并购案对董事会的构成有什么潜在影响？一旦交易达成，菲奥莉娜必须将部分原康柏领导人带入合并后的惠普董事会。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扩大现有的董事会规模以容纳原康柏公司的有影响者；一种是清理掉现有董事会的某些人，为康柏的选择人集团里挑出来的代表腾出位子。很显然菲奥莉娜看到了合并案为她重组董事会、削弱董事会里的反对力量提供了绝好机会。这恰恰就是她力图去做的。
当然，她的对手不会坐以待毙。她的图谋面临切实的失败风险，除非它是经过暗箱操作、作为既成事实摆在旧的有影响者集团面前。但是美国证券交易监管委员会要求公司并购案必须公开透明。当把清洗董事会的希望寄托在预期中的合并案上时，美国证监会的规定会导致想把董事会洗牌变成既成事实的图谋变得极其困难。
当遇到类似菲奥莉娜这样因股价下跌和康柏并购案而遭到反对的情况时，有两种应对措施。一名首席执行官可以清洗不可或缺者并大幅提高剩余联盟成员的私人好处，或者扩大联盟规模并提高可相互替代的普通选择人（也就是一般股东）的回报。在2002年的代理权竞夺中菲奥莉娜获得了胜利，她面前的董事会有11位成员，作为并购案的一部分，其中5人来自原康柏公司。惠普的董事会得到了实质性改组，只有6名原董事会成员留下来。由于菲奥莉娜是并购案的主导者和推手，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她相信新成员会和她合作，而不是与支持沃尔特·休利特反对并购案的原董事会成员结盟。与此同时，沃尔特·休利特与罗伯特·P.韦曼离开了惠普董事会。到这个时候，菲奥莉娜将董事会规模由10人扩大到了11人，赶走了多名原董事，为来自康柏的5位代表腾出了位子。她当然有理由相信能获得新董事会的多数支持。
也许是为了获得留下来的几位原董事会成员的支持，或也许只是巧合，董事会成员们的报酬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菲奥莉娜成为惠普的首席执行官之前，董事会成员获得的报酬（也就是私人好处）在105700美元至110700美元之间。随着菲奥莉娜上台和董事会规模变小，这一数字略微缩减为100000美元至105000美元之间，并在2000年至2003年之间保持不变。但到了2004年，根据惠普公司委托声明书里公布的数据，董事会成员拿到的钱在200000美元至220000美元之间。同一时期，惠普的年化股息稳定在每股0.32美元，惠普的股票表现显著跑输主要股指。事实再清楚不过了：惠普的股价表现低劣、股息不变，而董事们的报酬却翻倍。
菲奥莉娜对董事会进行洗牌以及提高董事会成员待遇似乎都是为了让忠诚分子能各就各位助她生存下去。尽管并购康柏使董事会规模由10人扩大到了11人，但最值得关注的是，人数增加一人的同时却换得了5名新成员（其中一人在当年年末辞职）。这样，老成员仅构成董事会的一半，权力的天平得以向菲奥莉娜倾斜。我们推测这就是当时她希望看到的结果，尽管日后局势发展并不如她所愿。
一般来讲，扩大董事会规模并不是应对内部威胁的最优选择。从政治逻辑的角度来看，值得赞扬的是，菲奥莉娜通过将康柏的股东加入惠普的股东名录，大大扩展了可相互替代者的规模。通常情况下这有助于加强她获得的忠诚，但持续下跌的股价对董事会里的新成员来说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们都是原康柏的重要投资者，他们的经济利益现在却与惠普的股价表现息息相关。菲奥莉娜也无法再通过更高的私人报酬来安抚董事会里的惠普大股东，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于公司为股东带来更大回报的“公共品”。就投票权而言，那些拥有大量股份的董事会灰色成员使得看似很小的11人董事会规模变得实际上很大。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菲奥莉娜被迫辞职下台。她的董事会主席职务被帕特里夏·邓恩取代，而惠普的首席财务官罗伯特·P.韦曼也再次扮演重要角色，他出任临时首席执行官。韦曼无法或无意将这一临时职务变成全职职务，一个月之后就辞职，继续去当他的董事和高级雇员。马克·赫德取代他担任了首席执行官。
菲奥莉娜下台之后，董事会立刻将两个关键职位分开，也就是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这大概算是一种孟德斯鸠式的做法，一方面是加强分权，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未来首席执行官的不利做法的威胁。如果这就是董事会成员们的意图，显然他们失败了。在赫德登上首席执行官宝座之后，他成功地又将两大职位置于一人控制之下：他本人。
在菲奥莉娜下台之后的一年内，所有当初她的主要反对者都走人了。马克·赫德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正如伊塔洛·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他必须日日夜夜谨防被人砍头。四年之后，尽管惠普公司表现辉煌，赫德却因一起私人丑闻下台。这就是政治的本质教训：归根结底，统治本身就是目标，而不是统治得当。
能人的危险性
从马克·赫德被最终解除惠普首席执行官职务一事可得出一个教训：工作表现优异并不足以确保政治生存。这点不管是掌管一家企业、一家慈善基金会或一国政府都成立。一名领导人的工作表现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的在位时间，这是一个高度主观性的问题。可能有人想当然认为，在由关键支持者组成的联盟里拥有能够尽职尽责执行领导人政策的能人很重要。但实际上独裁统治与好的统治毫无关系。独裁统治只关心对领导人有利的东西，不关心对人民有利的东西。事实上，拥有能干的部长或能干的董事会成员是很危险的错误。毕竟，能人是潜在的（以及潜在有能耐的）对手。
一个联盟的最重要的三个特征是：（1）忠诚；（2）忠诚；（3）忠诚。成功的领导人让周围充满自己信赖的朋友和家人，而将任何有野心的支持者清除掉。卡莉·菲奥莉娜费尽心思无法达到这一目标，结果就是未能长期掌权。
政治逻辑这个方面的意涵十分深远，特别是在小联盟的体制下。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从一名街头暴徒起家，正如乌干达的伊迪·阿明和其他不少后来当上国家领导人的人一样。独裁统治者不需要西点军校毕业生来保护他们。一旦掌权，像阿明或萨达姆这样的人很明智地让周围充满来自自己部族或家族的可靠成员，将他们安置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跟强力与金钱有关的岗位—杀掉任何有可能成为对手的人。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逼迫前任（也是表亲）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辞职，从而上台。[32]在此之前，他已经为掌管伊拉克做了周密准备。比如说在1972年，他将国际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资产国有化。在伊拉克，石油当然就是钱的所在，于是他就具备了上台所需的核心要素：知道钱在哪里。上台之后，他开始无情地修理支持者基础。
在贝克尔总统“辞职”六天之后，萨达姆·侯赛因召开了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领导人全国大会（革命指挥委员会）。在萨达姆·侯赛因的坚持下，大会全程录像。会上，革命指挥委员会秘书长穆哈伊·阿布尔·侯赛因宣读了一份忏悔书，称自己密谋反对萨达姆·侯赛因。随后又有68名“国家的敌人”被认定为共谋者。他们挨个被逐出大会，其中的22人被行刑队宣判死刑并由复兴党党员动手处决。复兴党每个派系都被要求派一名代表拿枪参加行刑。接下来几天又有数百人被处决。萨达姆·侯赛因的传记作者问他为什么要除掉这些在他的支持下才在党内爬升的人，他回答：“答案就是，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33]正如我们前面说到的，帮助领导人上台的人也能让他倒台。因此最好清除掉那些有威胁的人，让那些最受器重的人保持忠诚。
在萨达姆集权化过程中被处决的这450名左右复兴党领导人有多能干？从这次清洗行动中很难判定，但我们知道他们当中有教授、军官、律师、法官、商业领袖、记者、宗教领袖以及其他许多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成就的人。除此之外，萨达姆还清洗掉其他政党的领导人，毕竟这些人有可能密谋推翻他。
幸存者当中包括萨达姆的表弟“化学阿里”阿里·哈桑·马吉德这样的人。化学阿里在1988年最为显著地展现了他的忠诚。在萨达姆的命令下，他发起了针对不安分的库尔德人的种族清洗。不过在这之前很久马吉德就已经对萨达姆·侯赛因忠心耿耿。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录像带里可以看见马吉德在和萨达姆说话，他对萨达姆说：“你过去所作所为很好，你将来要做的也会很好。但有一个小缺点。你太温柔，太仁慈了。”[34]与众多在1979年7月22日党内大会后被处决的人不同的是，马吉德早年只是一名骑摩托车送货的小弟，没受过多少正式教育。尽管他身居伊拉克国防部长、内政部长、情报机构领导人等要职，他的主要能干之处在于谋杀。
萨达姆·侯赛因的用人模式相当有代表性。他的继任者努里·马利基将安全机构里的所有逊尼派清洗掉，换成了什叶派的人马，虽然手段比前任萨达姆温和一些。[35]这些换上来的人并不具备原安全机构人员的经验和训练。前后两任领导人都认为，与其拥有一批能干的对手，还不如找一批忠心的无能者。
当然，有些时候拥有一些能干的顾问是必不可少的。拜占庭、莫卧儿、中国、伊斯兰王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君主想出了一种很有创意的方法来防止这些顾问成为敌手：他们全都在不同时期仰赖宦官。在9世纪和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之下的三个最高级职位全部由宦官担任。其中最高级的执事长官一职由早期的圣宫大总管一职演变而来，其职责包括部署阉人卫队，保护就寝的皇帝。米凯尔三世破例将这个职位交给了宠臣巴希尔而非宦官。这个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巴希尔发觉米凯尔开始宠信另一名廷臣，便一举谋杀掉皇帝并篡位。[36]
就算到了现代，选择无法登顶的亲密顾问这一原则仍然有效。萨达姆·侯赛因作为伊斯兰国家伊拉克的总统，却挑选了一名基督徒塔里克·阿齐兹作为二号人物，这不是偶然的。
让关键者保持失衡状态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无论一名专制统治者将他的联盟打造得如何好，重要的是要让联盟本身失衡。熟悉会产生蔑视。如前说述，牢固掌权的最佳方式是保持很小的联盟规模，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让联盟里的每个人都意识到有大把人可以取代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专制国家里也搞定期选举。所有人都知道这些选举根本不算数，然而人们还是要随大流。操纵下的选举与挑选领导人无关，也与获取合法性无关。假如一场选举的结果在投票前就一清二楚，这样的选举何来合法性？操纵下的选举是对有能力的政治家们的警告：如果他们不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是可抛弃的。
在萨缪尔·多伊夺权之前，利比里亚一直受“真正独立党”的统治。当年，一些美国自由派组织惊骇于奴隶制的罪恶，花钱遣送大量获得自由的黑人返回西非，利比里亚这个国家因而诞生。尽管国家起源于慈善理念，但那些前黑奴从以前的经历中学到的最重要教训似乎却是：奴隶制和强迫劳动对主人的影响比对奴隶的影响大得多。这些黑人移民在1904年确立起成年普选权，但却加入了财产限制条件，实际上将本地黑人排除在了权力核心之外，结果就是利比里亚的选举人集团规模很大，但有影响者集团规模相对很小。于是，他们建立起一个为圈内小集团服务的体制，尽管表面上人民有普选权。这种结构使在位者获得了极高的忠诚度，使其能镇压任何强迫劳动政策的反对者。这一体制下的政策与苏联不同，但掌权的安稳度是一样的。[37]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公开上市的公司采取的都是极易被操纵的选举体制，理由也大致相似。这种体制再加上一个人员紧凑的董事会，是确保表现糟糕的首席执行官几乎从来不会被解雇的主要原因之一。很不幸的是，卡莉·菲奥莉娜领导的惠普公司表面上看像是这样一个操纵选举的专制国家，但实质上更接近君主制。尽管理论上有千百万股东能对惠普的政策产生影响，但大量股份却集中在少数人手上，这导致惠普更具有如下特征：一个很小的联盟从一个很小的有影响者集团里产生，这个集团本身又来自于一个很小的集中化的可相互替代者集团，也就是休利特和帕卡德家族成员。
让联盟成员处于失衡状态的要义是，确保他们的忠诚收买可得，并让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的可靠度存疑，他们会被人取代。苏联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尽管被西方政治圈认为是一个好人，却显然明白收买忠诚和清除不忠分子的必要性。在他上台的头两年里，他就对政治局进行了大改组，从苏共内（真正的选择人集团）挑选最忠于自己的人马。不过事实证明，戈尔巴乔夫远不如他那一代独裁者们那般残酷无情。他确实将政治对手鲍里斯·叶利钦赶出了政治局，但叶利钦显然也知道，如果是在斯大林统治下自己早就被杀掉了。不仅如此，叶利钦和其他人也知道，与戈尔巴乔夫这样的理智改革家交锋远远好过挑战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这样的同代人物。而我们看到，戈尔巴乔夫尽管在国外使用武力毫不犹豫，在国内却未曾杀害过自己的政治对手。他的下场就是很快丧失权力，首先是因为他被强硬派共产党人发起的政变软禁，其次是因为他允许叶利钦获得政治重生，后者通过瓦解那场政变取代了他。
在大多数独裁者那里，处死敌对者是经久不衰的做法。我们不应该无视戈尔巴乔夫克制行为的道德重要性。阿道夫·希特勒、萨缪尔·多伊以及无数其他人没有这样的克制。一旦他们搞清楚了谁最有可能忠心耿耿而谁不是，他们就将往日的支持者除掉。当一家公司因一位新任首席执行官而发生变动时，无一例外我们会看到类似的行为，尽管版本会好一些。尽管首席执行官名义上要对董事会负责，但新首席执行官上任之后对董事会进行改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正所谓本末倒置、反客为主。
被从最早的联盟里清洗出去常常是致命的。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在他通往权力之路上，一度非常倚重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简写为SA，或者因其制服颜色也被称为“褐衫队”。希特勒觉察到冲锋队领导人恩斯特·罗姆是个威胁。他成立了另一支准军事组织党卫军，简称为SS，接下来在被称为“长刀之夜”的行动中他下令杀害了至少85人，并在1934年6月30日至7月2日杀害多达数百人，另将数千人监禁。尽管恩斯特·罗姆是希特勒的长期和主要支持者，希特勒还是没有心慈手软（罗姆曾和希特勒一起发起了啤酒馆暴动）。希特勒还是用他认为更忠诚的党卫军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样的人取代了罗姆。
在让联盟保持失衡状态方面，罗伯特·穆加贝同样是一位大师。在为结束长期内战举行的谈判之后，他于1980年被选为津巴布韦总统。在反抗前罗德西亚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解放运动中，曾有两个主要派别后来形成政党：一是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一是约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一开始，穆加贝大力宣扬和解精神：
如果说过去我将你视作敌人，今天你已经成为朋友和同盟者，和我拥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忠诚、权利和职责。如果过去你恨我，你现在无法回避我们彼此之间爱的纽带……让我们将过去一笔勾销……过去的罪行现在应该原谅和忘却。假如我们非要回顾过去，也只是为了从过去吸取教训，那就是压迫和种族主义这样的不平等绝对不能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里占有一席之地。因为过去白人掌权时压迫我们，所以现在黑人掌权时就应该压迫白人，这点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罪行就是罪行，无论是白人对黑人犯下的还是黑人对白人犯下的。[38]
天真的观察者可能以为穆加贝会将非洲人民联盟的精英人物引入他的致胜联盟。一开始也许是这样的，但一旦非洲民族联盟的权力得到稳固，就没有理由再理会非洲人民联盟的人。而一旦穆加贝本人的权力得到稳固，也同样不再需要非洲民族联盟内的一些老朋友。
穆加贝也接纳了不少白人，特别是前政府领导人和官员，帮他治理国家。许多先前对过渡时期感到恐慌的白人开始称他为“善良的老鲍勃”。穆加贝需要他们的支持。他无法在缺少他们的情况下统治国家，他也需要知道钱在哪里。在这方面，他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帮助。在他上台第一年得到了9亿美元的抵押贷款。然而，一旦穆加贝的权力稳固，他的态度就变了。
1981年他鼓吹一党制国家，开始抓捕白人，声称：“我们将干掉我们当中的奸险之徒，我们将把他们彻底粉碎。”穆加贝对待他从前的同志甚至更严酷。他将恩科莫赶出内阁，并派了一支由朝鲜人训练的准军事组织“第五旅”前去恐吓恩科莫的根据地马塔贝勒兰。正如一名非洲民族联盟部长说的：“恩科莫和他的游击队是这个国家伤口上的细菌，我们必须用碘来消除干净。病人当然会哼哼叫。”行动代号叫做“谷库拉洪迪”，这是一个修纳语词汇，意思是“春雨来临前将谷壳吹走的风”。许多过去反抗过白人统治的老兵发起了抵抗。作为报复，穆加贝对马塔贝勒兰实施封锁，导致40万人面临饥荒。正如穆加贝的一名打手、第五旅军官所说的：“一开始你会吃掉鸡，接着吃掉羊、牛、驴，然后你会吃掉自己的孩子，最后你会吃掉对你有意见的人。”[39]
穆加贝需要非洲人民联盟的战士帮他推翻白人统治。他需要白人农民和前官员以及国际社会帮他找到钱以稳固对国家的控制。直到他牢牢掌权之后，“善良的老鲍勃”才露出了真面目。
民主领导人不是天使
众所周知，历史是由胜者书写的。因此，领导人只要能逃脱追究，就不应该放弃使用欺骗手段。为了保住权位，民主人士也许不得不经受真正的、有意义的选举的考验，但任何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都会很乐意向操纵选举的独裁者学习，这一点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有哪种选举会比操纵下的选举更棒了，只要你就是操纵者。
被人运用过的可靠的欺骗手段可以列出长长一串。防止不端行为的选举规则一出台，政客们立刻就能找到其他手段。比如说，领导人可以限定谁有投票资格谁没有。在马来西亚，在一项名为“身份卡计划”的制度下，外来移民被控制来产生对执政党有利的人口特征。在纽约市，臭名昭著的民主党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在爱尔兰移民一上岸的时候就会见并招募他们，通过许诺给以公民权和工作来收买他们的选票。
当领导人无法限制谁有投票权或者无法收买到足够选票，他们可以使用恐吓暴力手段限制人们前往投票点。在印度北部的一些地方比如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发生过“投票站占领”事件，政党支持者占领投票站后，将所有合格选民的票都投给自己的党。
当然，投票结束之后作弊行为也不会停止。领导人从来不惮于点错或销毁选票。在政治中，上台和维持权位是重中之重。不愿意作弊的候选人通常都会被作弊者击败。由于民主国家一般都想尽办法让作弊行为变得很困难，民主国家里掌权的政客们因而发明了无数完全合法的手段确保选举胜利和持续掌权。
有一个间接的策略就是鼓励额外竞争者。这就是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存在如此众多的政党，尽管只有一个党是真正的赢家。关于美国两党制的传统智慧告诉我们，边缘政党的存在有助于产生更有活力、更有响应度的政府。但就算在多党制国家也总是有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你必须问问自己，居于领导地位的政党是否允许边缘政党存在，如果它们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坦桑尼亚的议会和总统职位长期被坦桑尼亚革命党把持，尽管该国有多达17个政党定期参与自由公平选举。实际上，坦桑尼亚革命党政府直到最近都一直在暗中为小党参加选举提供财政支持，鼓动他们抢夺和瓜分反对票。这让相对中间立场的坦桑尼亚革命党更容易在选举中获胜。尽管坦桑尼亚革命党赢得了多数选票，实际上他们只需要在半数议会选区里比得票数第二的党多得一票就够了。事实上这意味着坦桑尼亚革命党在多数选区需要获得的得票率连10%都远远不用。一个政党的支持者的人数会影响该党采取的政策。在坦桑尼亚那些由反对党鼓动的投票人数较多的选区，坦桑尼亚革命党必须吸引众多选民的支持，因此一般会提供较好的医疗保健、教育和其他服务。在那些坦桑尼亚革命党所需票数较少的选区，现金调拨则较为通行，比如提供肥料补贴代金券。[40]
在从博茨瓦纳到日本再到以色列的民主国家，多党民主制为一党或两党把控政府提供了一种相似的手段。代表人民可不仅仅意味着允许人民去投票，尽管也许投票是诚实的。
为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群指定席位，这是领导人所依赖人数的另一种手段。这样的政策通常被标榜为是为了赋予少数族群权利，不管指的是妇女还是某一特定阶层或宗教的成员。实际上，这种政策帮助的是领导人。一名候选人由人口中的一个小的子集选举而来，这可以减少保住权位所需的关键者数量。从基本上来讲，在两党制议会制度下要想获得选举胜利需要得到半数选区里半数选民的支持，也就是总选票的25%。假设把10%的席位拿出来由一个恰好在地理分布上相当集中的特定族群来选举产生（比如本书前面所述哈维·米尔克在旧金山卡斯特罗选区的同性恋投票者）。为了保住议会里的半数席位，执政党只需要拿下40%的普通单一席位选区的席位，这只要拿到总投票数的22%多一点就可以轻松达到。所以，通过重点着力于那些特许少数族群聚集的选区，一个政党可以将胜选所需的选票减少12%。
通过指派席位也能让形成一个小联盟更容易。我们来看看坦桑尼亚议会邦吉的情形。邦吉里面有232个直选议席、75个由各政党按照直选得票比例推荐的妇女议席、5个由桑给巴尔议会推荐的议席。（桑给巴尔是非洲大陆东部的一个美丽海岛，1964年与大陆的坦噶尼喀组成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除了这些席位之外，总统提名十个内阁指定议员和一名总检察长。这样，议会的总议席为323席，总统需要拿下162席才能控制议会。由于他指定了11席，并且坦桑尼亚革命党大本营就在桑给巴尔，这样他已经拿下了16席。只要坦桑尼亚革命党再拿下111个直选议席，他就能控制议会。我们再计算一下：111个直选议席，16个指定议席，以及35个指定妇女议席（75×111/232），总数就是162席。坦桑尼亚革命党需要拿下的直选议席明显少于总议席的半数。不仅如此，我们前面说到，通过资助许多反对党，坦桑尼亚革命党不用获得总票数的10%就能拿下很多席位。在实践中，总统控制了几乎所有妇女议席的指定权，他倾向于指定那些缺乏独立支持者基础的妇女。事实上，在坦桑尼亚议会选举中，几乎没有妇女能在直选中获胜。
尽管坦桑尼亚确实有自由和公平的选举，现实是，执政的坦桑尼亚革命党以少至总票数5%的选票就能保住执政地位。当然，在大部分选区他们获得的支持率比这多得多，因为政客们找到了众多很有创造性的方法来激励选民，其中一种就是建立投票集团。[41]
集团投票
集团投票在很多新生民主国家是普遍现象。过去在政党机器控制下的美国大城市里这也是常态。比如说在纽约市，坦慕尼协会影响下的街区会集体投票给民主党。印度现在的很多选区遵循着与过去坦慕尼协会相似的模式。也就是说，一个由地方名流或乡绅组成的小团体可以统合整个社区投票，为自己换得极大的回报。
1969年至1970年布尔诺·德·梅斯奎塔在印度进行实地考察工作期间，他亲眼目睹人们对权力的追逐以及权势集团的影响是如何侵蚀了所有政治原则，除开“赢”和“获得回报”这两个原则。
印度各邦的乡村、城镇乃至所有各个统治层级里的权势人物会向某个政党承诺给予其麾下人民的支持。作为回报，他们将得到各种利益和特权。总体来说，所有这些“庇护者”的“委托人”都会按照“庇护者”的指示将选票投给指定的政党。最有意思的是，投票者和政党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或理由。举例来说，1967年大选之后，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主张自由市场、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党和保守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以及印度共产党组成了一个三党联合政府。事实就是如此，尽管自由党领导人将印度共产党形容为“印度的头号公敌”。这些政党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只有一个，就是联合起来击败印度国民大会党，享有权力带来的好处。在印度各地，这样奇怪的同盟战略屡见不鲜。[42]
也许称得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行径发生在比哈尔邦。在那里，意识形态上千差万别的各政党组成了政府，他们必须极力讨好蓝姆迦的拉贾。拉贾拥有比哈尔邦大量矿产，他每几个月就改换支持的政党，导致联合政府垮台。他每次这么做都能为自己和支持者带来巨大好处，包括撤销针对他的各种犯罪指控。1968年他又改换支持的联盟，导致一个新政府产生之后，《爱国者报》在当年6月26号报道称：“拉贾过去可以从（比哈尔邦政府前领导人）马哈玛雅·普拉萨德先生那里得到各种好处，现在他认为可以向（比哈尔邦政府现领导人）帕斯万先生提出更高要价，包括为自己谋得内阁次长职务和矿产开采权，让比哈尔邦政府撤销针对他和家族成员的无数犯罪指控。”[43]拉贾很清楚自己可以操控他的支持者建立或搞垮政府，这么做可以为他带来大量财富，还能分一点给自己的支持者。这就是集团投票给人的启示，无论它是基于比哈尔邦的个人纽带、美国的教师工会、伊拉克的部族、比利时的语区或北爱尔兰的宗教。集团领导人收获丰厚，成员们收获较少，社会的其余部分人则为此买单。
集团投票表面上采取民主的制度形式，这使它们看上去很像公开上市交易的企业。每个投票者或股东名义上都有投票权，但实际上所有权力集中在少数关键人物手上，他们控制着大量股东选票或村民的选票。集团投票导致名义上具有大联盟的民主制实际上像独裁制那样运行，它使有影响者的数量—也就是那些具有实质影响力的人—大大少于名义选择人的剩余部分。由于这是胜选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必须探究一下政客们是怎么做的。
传统观点认为新生的民主国家盛行私人庇荫制，在其中，政客们对个人投票者施以小恩小惠。比如说，《纽约时报》2010年9月17日一篇以《阿富汗选票廉价 常常可大批量收买》为标题的文章中指出，收买一名阿富汗选民的通常价钱是5或6美元。不过这篇文章同时指出，由于存在大范围的投票欺诈行为，花钱收买选票可能根本没必要。
用出卖选票换取庇荫来解释选举欺诈结果比较省事，但不完整。首先，政党不可能贿赂到足够多的人，其次，一旦进入了投票站，选民有可能食言。历史上有一些政党曾经自己印制选票。比方说，你的党可能用粉红色的纸张印选票。这样，政党工作人员会盯着那些拿了钱的选民投下粉红色的选票。尽管关于政党曾经如何想方设法监督投票行为我们可以写出一整本书，现实是，当今世界投票一般采取匿名方式，至少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是这样。
在集团的层次上贿赂选民远远有效得多。假设只有三个村子，有一个政党姑且叫做A党，它与村子里的权势人物谈判后给出了条件：如果A党胜选，它将为三个村子里最支持它的那个村子修建一座医院（或修一条路、清理垃圾、派遣警察巡逻、铲雪，诸如此类），一旦有一名村里长老宣布支持A党，村里的选民除了也支持这个党别无更好选择，就算他们不喜欢这个党。现实情况是，由于选民人数众多，任何单个选民的投票能够产生影响的机会微乎其微。然而，比起谁能赢得选举这个问题，选民们在有关哪里能建起医院或谁的街道能得到清扫的问题上，影响力要大得多。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假设有两个或三个村子的长老宣布支持A党，并且这些村里的多数选民附和他们。
考虑这种情况下单个选民面对的诱因。既然至少已经有两个村子宣布支持A党，那么其他的党就不可能获得选举胜利，因此某个选民的投票影响不了选举结果。将选票投给B党完全是浪费时间。但这个选民却能通过将票投给A党而影响到医院建在哪里。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投票支持了A党而她不，她所在的这个村子就比其他村子少了一张支持A党的票，从而失去了得到医院的机会。如果她投给了A党，她这个村子还有机会。在极端的情形下，即所有选民都绝对支持A党，如果她不投，她将断送三分之一在本村建医院的机会。除了追随村里长老的意愿之外，选民面临的诱因极少。
通过奖赏支持度最高的群体，能够激励单个选民遵循她所在群体的领导人的选择，无论是村里长老、选区组织者、教会领袖还是工会主席。真正的决定是由能够掌控集团投票的领导人做出的。他们是真正的有影响者。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奖赏通常是在他们之中流动，这样他们可以分肥，而不是直接给到人民身上。弥尔顿·拉科夫这样描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在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的政党机器控制下，奖赏分发给不同族群的流程：“政党机器拉拢了黑人和西班牙语社区里那些涌现出来的愿意合作的领导人；将利益和特权拨给这些黑人和讲西班牙语的人，而从其他族群那里拿走，比如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他们并不像父辈那样忠诚于政党机器……”[44]
当然，领导人除了使用胡萝卜之外，也可以使用大棒。李光耀从1959年一直到1990年都在统治新加坡，我们认为他是全球在位时间最久的总理。他的人民行动党控制着选举，这种控制又因大部分新加坡人依赖的公屋分配制度而得到强化。每到选举，不投票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街区会被削减公屋分配和维护。[45]在津巴布韦，罗伯特·穆加贝更过分。在一场名为“驱逐垃圾”的行动中，他动用推土机将2005年选举中不支持他的街区的房屋和市场铲平。
一家上市公司的所有权运作方式和集团投票一样。我们可以持有股票并在股东大会上投票，然而，除开一些非常有钱的极少数人之外，我们的投票无足轻重，我们的到场多此一举。因此我们通过互惠基金和养老基金来持有股票（也有一些税收和管理方面的原因需要这么做，但想想谁有动机去游说制定这些规定呢）。这些机构投资者，正如村里的长老一样，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使得CEO们要巴结他们。但比起通过优异的股市表现使一名机构投资者代表的广大小股民也能受惠，通过私人好处来收买该机构投资者的成本要小得多，比如董事会薪酬。
那么，如果选举是公平的，并且败选的风险在升高时，一名政客会怎么做呢？当一名在位者面临败选的风险时，他可以通过重新划定选民范围来排除敌对选民，从而减少败选风险。也就是说，选区是可以被人为改划的，尽管这种机会并非年年有，也许对这位不受欢迎的在位者来说远水救不了近火。通过操控选区改划使得一名国会议员落选的几率是极小的。另外，选区改划一方面基本上确保了再次当选，一方面也使得该国会选区里的选民高兴。毕竟，选区改划意味着候选人获得区内多数选民的支持。假如选区改划行不通，还可以进行其他的规则改变，比如说禁止集会—当然，是以公共安全的名义。
我们来看看表3.1美国马里兰州第三国会选区的地图。在许多选区某个党永远会胜选，原因还需要多说吗？
表3.1 美国马里兰州第三国会选区
领导人的生存
建立一个小的联盟是生存的关键。需要她打理的人数越少，她越容易保住位子。独裁者和民主领导人一样，都力图精简支持者。精确地估量联盟的规模当然非常困难。但是，如果我们把政治体系大致划分为独裁制和民主制两大类，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政治领导人的生存法则。
表3.2给出了独裁领导人和民主领导人根据在位长短所面临的下台风险。比如说一般来讲，挺过头6个月的民主领导人在任期第二年末有43%的下台可能性；而在相同的时间里，独裁者只有29%的下台可能性。[46]如果在位10年以上，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几率达到小联盟独裁者的三倍。
表3.2 根据政府类型划分的下台风险
不过，这些简单的对比忽略了一个有意思并且很重要的细节。尽管独裁者生存的时间更久，但他们在掌权初期要生存下来特别困难。在他们掌权的前半年，他们被废黜的几率几乎达到民主领导人的两倍。然而，一旦他们熬过了这段动荡期，他们保住权位的机会就大大超过民主领导人。掌权的最初几个月之所以特别困难，是因为他们还没搞清钱在哪里，在他们的联盟眼里，他们是财富的不可靠来源。另外，他们还没搞清真正需要哪些人的支持，又可以抛弃过渡联盟里的哪些人。一旦独裁者对支持者完成了重整和清洗，生存就变得简单多了。形成对照的是，民主领导人始终要推出最好的施政理念让巨大的选民群体满意。结果就是，民主领导人在上台头几个月生存比较容易（他们有一个蜜月期），然而对于好政策的不间断的要求终于使他们撑不住，只有4%的民主领导人能在位10年以上。达到这一目标的独裁者则接近三倍，比例为11%。
刚刚上台要保住权位很困难，但一名成功的领导人能够攫取权力、对助他上台的联盟重新洗牌从而大大加强自身力量。一名聪明的领导人会将一些早先的支持者炒鱿鱼，替换成更可靠和更便宜的人。但不管他如何将朋友亲信塞满联盟，除非他回报他们，否则他们不会保持忠诚。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回报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