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窃贫济富
不管你是掌管奥斯曼帝国、一家企业还是利比里亚，控制现金流对收买支持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一旦你为了收买关键支持者和他们的替代者而将政府或公司掏空之后，如果需要，你将面对全新的挑战：将钱袋子重新填满。如果一名领导人找不到可靠的收入来源，别人向他的支持者提出更高回报只是个时间问题。
对于掌管任何组织的任何人来说，钱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政府的奖赏里没法分一杯羹的话，几乎没有人会长久地忠于在位者。利比里亚的约翰逊王子在折磨萨缪尔·多伊、逼问银行账号时对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得不到答案的话，约翰逊的权力得不到稳固。实际上在多伊被推翻后，约翰逊和对手查尔斯·泰勒都无法立即获得足够的国家财富来控制利比里亚政府。结局就是：萨缪尔·多伊在约翰逊的严刑拷问之下到死都没有吐露答案，利比里亚陷入内战。每个派别都能获得足够资源在很小的区域内收买支持者，但没有谁有能力控制整个国家。
奥斯曼帝国的帝位继承过程是另一个例子。父皇一死，皇子们从各自的领地飞涌而至，抢夺国库以收买军队支持，将潜在对手（也就是兄弟）勒死。谁最先抢到钱，谁最有可能胜出。如果没有哪个皇子能干净利落地从兄弟们那里抢到国库，就没有人有足够的财源收买支持者。通常的结果就是内战，正如利比里亚那样。
“知道钱在哪里”在独裁国家尤其重要—也特别困难。独裁体制处于保密状态。支持者必须获得报偿，但关于财富在哪里储藏和流动又没有详细准确的记录。当然，这种不透明是有意为之的。[47]因此，混乱的簿记成为一种保险策略：对手承诺回报支持者将变得极其困难，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匹配现有的贿赂水平，要么就是他根本摸不到钱。实际上，保密不仅为防备敌手提供了保障，也让支持者对其他人获得什么回报茫然无知。任何阅读上市公司年报的人会很快意识到，这种形式是基于对很小的致胜联盟的依赖。在公司的背景下，尽管必须满足严格的监管和会计准则，不透明性依旧存在。保密状态确保每个联盟成员得偿所愿，但对于替换掉他们得花多少钱一无所知。这样的话，每个人的价码就被压得尽可能低，并且对于任何被发现串通其他联盟成员提高要价的人来说，下场会很可悲。
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末看到的，独裁领导人要熬过掌权的头几个月非常困难。在他们还急于四处找钱的时候，得心应手的统治对他们来说就是件奢侈的事情。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经常看到在政治过渡期充斥着洗劫、没收、压榨和资产贱卖等行为，或者反过来，也许很有讽刺意味，未来的独裁者会推行暂时的自由化改革，因为他们知道一名创造公共品的民主领导人比一名独裁者更容易挺过上台后的头几个月。因此我们看到在领导人更迭之后有少数新领导人会装作在乎人民，而大量新领导人则抓紧对人民财富的巧取豪夺。这样的掠夺也许会损害长远的收入，但如果一名领导人无法在短期内找到钱，那么“长远”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民主领导人一般来说足够幸运地知道大部分钱在哪里。当戴维·卡梅伦当上英国首相或巴拉克·奥巴马当上美国总统，他们都无须通过折磨前任来找到钱。因为民主国家具有条理井然和相对透明的国家财政，领导人更迭不会干扰到资金流动。这种透明度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民主领导人确保生存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实施开放政府的政策。第二，比起在独裁国家，民主国家更大一部分收入来自于向工作的人们征税。这些税必须以清晰和透明的方式征收，因为正如领导人肯定需要钱一样，他们的选民试图逃税。
征 税
我们都讨厌纳税，并且千方百计想办法逃税。然而领导人喜欢征税—只要他们自己不纳税。做一名独裁者非常美妙，但同时也可能压力沉重，特别是当钱快花光的时候。对政府首脑们来说，征税是缓解焦虑的良药之一。毕竟，征税带来了急需的收入，可以用来报偿支持者。作为一个普遍法则，领导人们总是想提高税收。这给他们带来更多的资源去奖赏支持者—别忘了，还有奖赏他们自己。尽管如此，他们会发现想提高税收而不受惩罚是很困难的。
领导人在从臣民那里能搜刮多少钱方面面临三个限制。第一，征税会削弱人们工作的热情。第二，一些税收方面的负担不可避免地会落到领导人的关键支持者身上。（一般来讲，第一点限制了独裁国家的税收，第二点限制了民主国家的税收。）第三，收税需要专业知识和资源。收税的成本限制了领导人能够榨取什么并影响到征税方法的制定。
关于税收的第一个并且是最普遍的抱怨就是，它会阻碍辛勤工作、创业精神和投资。这是对的。比起把钱放在自己口袋里，人们不可能愿意同样辛勤工作却把钱丢进了政府的金库里。经济学家们经常用“饼”来比喻税收和经济活动—他们说，当税收水平低时，人们辛勤工作把饼做大，但政府只拿到薄薄的一小片。当政府提高税收，它分到的饼加大，但人们开始不那么辛勤工作，于是整张饼变小。当政府把税率定在极低或极高的水平，它分到的饼趋向于零。在前一种情况下，政府拿到一张大饼里极小的部分；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几乎没有饼，因为几乎没人工作。在这两种极端情况的中间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税率，使政府能从征税行为中获得最大的收入。这个理想税率是什么，取决于致胜联盟的确切规模。实际上，根据一个组织依赖多少关键支持者来谈论问题比起使用独裁制或民主制这样不精确的概念更有用，刚才的那一点正是原因之一。一般的规则是，关键支持者集团的规模越大，税率越低。这一点清楚之后，我们可以返回到独裁制和民主制这样不那么精确的词汇，但永远要记住它们只是意味着比较小或比较大的致胜联盟。
独裁者希望制定出将收入最大化的税率。他们想为自己和党羽拿到尽可能多的钱。形成对照的是，好的统治形式要求税收只能被用于解决市场无法提供的东西，比如国防和大型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征收相对少的税会鼓励人们过一种更富生产性的生活，创造更大的饼。民主领导人比独裁者更接近这种善政理想，但其实他们也征税过度。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1981—1989年在位）的经济计划，即所谓里根经济学的中心思想就是，当时的美国税收水平实际上超过了能够产生收入最大化的水平。里根认为，通过减税，人们会做更多的工作，政府收入实际上会因此增加。换句话说，从一张更大的饼里分到小一点的份额，也比从一张小一点的饼里分到的大一点的份额大。实践证明这种双赢政策很受欢迎，这就是为什么相似的主张现在又流行起来。当然，实际上它并没那么事遂人愿。
在某种程度上里根是对的：低税率鼓励人们工作因此将饼做大。然而，关键的一点是，致胜联盟承担税负的意愿才是民主国家税收水平的真正限制因素。因为当时美国的税率本来就没有高到扼杀人们创业热情的地步，里根减税的后果并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饼大了一点点，但没有增大到使政府收入增加的地步。
今天，共和党的茶党一派寻求推动与里根计划相似的减税政策。和他一样，茶党认为减税能够刺激经济增长。茶党运动在2010年选举中的成功告诉我们，人们不喜欢纳税。那些主张提高或哪怕维持现有税收水平的政客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而那些未能提出令致胜联盟中意的政策的政客们同样如此。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虽然一方面减税增大了经济大饼，但又没有大到足够产生更多财富和更多有效率的政府政策。问题是且永远是，私人部门财富的有效但不平等分配在多大程度上凌驾于政府较为平等、效率较低但却受欢迎的经济计划之上。
统治与善政无关，与留在权位上有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领导人通过奖赏关键者来收买支持。在制造这种忠诚方面，征税扮演了双重角色。首先它为领导人提供资源以使最关键支持者发财致富。其次，它降低了联盟以外的人的福利。特别是在小联盟的情况下，征税从联盟以外的人（穷人）那里向联盟以内的人（富人）进行财富再分配。小联盟体制充分展现了这一法则，富人之所以致富恰恰因为他们身在致胜联盟之内，其他人之所以穷正是因为他们不在联盟内。津巴布韦总统罗伯特·穆加贝的一名门徒菲利普·齐昂瓦赤裸裸地宣称：“我之所以富有，是因为我属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穆加贝的执政党）。”[48]当联盟发生变化，谁富谁穷也会发生变化。
津巴布韦绝非孤例。一位哈佛大学政府学的教授罗伯特·贝茨这样描述在肯尼亚财富与政治支持之间的关系：
我记得在丹尼尔·阿拉普·莫伊接替乔莫·肯雅塔担任肯尼亚总统之后不久，我在西肯尼亚工作。随着权力更迭，精英政客们的政治命运发生了变化。当我开车穿行在高原上，我看见农场门口挂着显眼的标牌，写着拍卖牲口、农场机具、房舍和土地。当政客们不再受赏识，他们的贷款被取消或收回，他们的补贴被撤销，或者曾经受政府庇佑的生意开始面临竞争。我曾经在内罗毕的宾馆里见过的某些光鲜满足的人，如今混迹于乡村酒吧，看上去瘦弱而焦虑，咀嚼着命运的颠倒无常。[49]
无须多言，人们想要光鲜满足，不想瘦弱焦虑。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保持忠诚。沉重的税负强化了富裕与贫穷—在联盟内或在联盟外—之间的差别。与此同时，得来的收入养肥了幸运的极少数人，几乎没给此外的任何人留下什么。不仅如此，重税给一般大众造成的痛苦使得加入联盟变得更有价值。由于害怕换一个领导人自己会被排除在外受穷，支持者们对现领导人格外忠诚。为了保住他们所拥有的并能继续吃香喝辣，他们愿意做任何事。伦敦经济学院的杰拉德·帕德罗·艾·米盖尔指出，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课税“太”重（也就是超过了收入最大化的那个点位），然后转身给选定的团体提供补助。这也许是经济上的疯狂行为，但何尝不是政治上的“天才之举”。[50]
民主领导人也征重税，原因和独裁者一样：他们要给选举时支持他们的团体提供补助，以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的利益为代价。我们将看到，比如说，只要能够的话，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通过征税把财富从反对者向支持者进行再分配。民主政府也有征税的嗜好，不过它们不能将这一嗜好发挥到独裁政府那种地步。因为独裁者的关键支持者人数很少，他很容易补偿落到他们身上的税负。这对民主领导人来说行不通，因为他的支持者的数量很大。税率因此被限制在一个需要的水平，就是让联盟成员不指望在别的领导人统治下能获得更好的待遇。在竞选巡回演讲中，老布什对美国人民说：“听清楚了，没有新的税。”然而，预算不足的他被迫想方设法找钱。结果就是更多的税。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也就是仅仅18个月之前，老布什的支持率高达90%以上。但持续下滑的经济和在税收方面的食言让他在1992年的大选中出局。尽管所有的领导人都要寻找收入来奖赏支持者，民主政府在位者受到限制，将税收水平定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民主领导人征税高于维持良好统治的最低限度，但他不能将税提高到独裁者那种收入最大化的点位。
政权类型与税收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最近墨西哥的历史中看到。墨西哥在1994年举行了第一次自由选举，2000年执政党革命制度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败选。我们从表4.1可以看到，从墨西哥举行竞争性选举（以及民主化）开始，政府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随着致胜联盟的规模扩大，墨西哥的税率随之下降，这是必然的，因为政客们必须取悦多数人而不再是极少数人。举例来说，墨西哥1979年的边际税率最高达55%，当时革命制度党牢牢掌握着政权。随着革命制度党一党统治日渐削弱，税率随之下降。到了2000年举行第一次真正自由和竞争性的总统大选时，墨西哥的最高税率是40%。[51]
表4.1 墨西哥的税收与民主化
任何独裁者的小联盟成员也讨厌纳税，但他们很乐意支持高税率，只要这些税能汇集成巨额财富返回到他们身上。这正是加利福尼亚州贝尔市的情况。市政经理罗伯特·里佐提高了财产税，市议会本来可以阻止他，但如果他们这么做了，市政府将无法支付给他们丰厚的顾问费。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里佐的联盟人数只占贝尔市36600名居民的1%。每个居民增加1美元的税，里佐就能给每名联盟成员多转移100美元。如果他的联盟由一半的贝尔市居民构成，每个居民多缴1美元的税，他只能多给每个联盟成员2美元。很容易就明白为什么在第一种情况下，联盟迫不及待地要支持高税率。
话说回来，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我们大多数人，认为我们缴纳的税确实比其他制度下的人们缴得少的观点可能是很荒唐的。如果你像本书作者一样生活在纽约市，你要缴纳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以及社会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和营业税）。如果你收入可观，所得税将拿走你40%的收入。一旦再把营业税、财产税以及其他各项税收算进去，一位相当富裕的纽约人超过一半的收入将用于缴税，这数字可不低。欧洲的民主国家拥有广泛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全民健康保险，税率更高。相比之下，一些独裁国家甚至不存在所得税。不过，比较平均税率会产生误导。
在世界上多数贫穷独裁国家进行征税的收入水平上，欧洲和美国的税率为零。我们必须在给定的收入水平上比较税率，而不能跨界，因为大多数所得税体系被设计为累进制，收入越高征税越多。考察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给定收入水平上征税多少，这才有可比性。举例来说，在美国，拥有一个孩子的一对夫妇，年收入在大约32400美元以下无须缴纳所得税。假如他们的年收入只有20000美元，他们将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1000美元补助金以抚养孩子。
2004年的时候，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的首富，也是世界上第16名最富的人。他通过经营尤科斯石油公司大发横财，这家公司成立于俄罗斯私有化浪潮时期的1993年。尤科斯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国有石油公司，石油产量占俄罗斯石油总产量的大约20%。霍多尔科夫斯基曾经和政府关系密切，后来开始批评普京的独裁统治，并资助不少反对党。2003年，他因商业诈骗被捕，随后被定罪。俄罗斯政府指控尤科斯公司逃税。尤科斯方面则声称，俄罗斯政府从该公司征的税远远高于其他石油公司，在某些年份甚至超过了收入总额。沉重的税收负担将尤科斯逼向破产。在霍多尔科夫斯基行将服完第一个8年刑期时，俄罗斯政府显然仍将他视为眼中钉，最近他又以盗用公款和洗钱的罪名被追加了第二个8年刑期。
在独裁国家，做个富人是很不明智的，除非是政府让你致富。而如果是政府让你致富，没有什么比忠于政府更重要。正如我们提到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可能确实犯有欺诈和行贿罪。这是他这类人各自所在国家的商业本质。就算是这样，很多犯下同样罪行的人却能逍遥法外。他之所以成为靶子是因为他不支持政府并且拥有巨额财富。津巴布韦的白人农场主遭遇到相似命运。罗伯特·穆加贝的政府没收了他们的土地，理由是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黑人，他们在前殖民统治和少数白人统治下一无所有。实际情况与此大相径庭。土地终究还是聚集到了穆加贝的党羽们手上，他们当中没有哪个是农民。当这些土地的新主人们放任土地荒废，农民丧失了投资，农场工人被赶出农舍，而曾经一度是农业输出大国的津巴布韦变得更加贫瘠。但在另一方面，罗伯特·穆加贝依然稳坐权力宝座。
民主主义者较不愿意改变规则和夺取财富。尽管额外收入相当诱人，它只能以损害大众生产率为代价获得。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女主人公鲍西娅假扮律师，代为裁决安东尼奥和夏洛克之间的契约纠纷案：安东尼奥以身上一磅肉为担保向夏洛克借了一笔贷款，在他逾期无法还债后，夏洛克坚持要履行合约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52]安东尼奥的好友（同时也是鲍西娅的丈夫）巴萨尼奥愿意数倍偿还贷款但遭到夏洛克的拒绝，他恳求法庭的仁慈：“请堂上运用权力，把法律稍为变通一下，犯一次小小的错误，积一件大大的功德……”。
但鲍西娅认识到法律的神圣性：“那可不行，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变更既成的法律；要是开了这一个恶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例可援，什么坏事情都可以干了。这是不行的。”
《威尼斯商人》中很多段落具有复杂性和争议性。但上述引用的段落传递的信息（而不是剧中稍后发生的有关履行合约的剧情反转）提醒我们，法治对于成功的商业至为关键。正如有学者在研究《威尼斯商人》体现出的商业要求时指出的：“契约并不要求友谊，但它的确要求一定程度的信任，即市场有章可循，或确保执行契约的机构适当地强大。”[53]
收税者
民主领导人需要资源来回报他们的联盟，但又不能拿太多，否则会疏远同一批支持者。相似的顾虑也影响到了征税的方式。领导人想以一种“公平”或至少透明的方式征税。极少美国公民会认为美国国家税务局是一个透明的税务机构，但至少它按规则办事（尽管大量规则很糟糕），并有独立的司法制度监督执行。至于将美国税法搞得无比复杂的所有那些规则和例外条款，无可避免地源自于政治家们无可避免要做的事：以牺牲其他人为代价来回报他们的支持者。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税法中有大量篇幅献给了农民：对一些政客来说，农民是关键联盟，如果他们选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要保住权位，就得给他们回报。
独裁者不那么透明。正如我们在不走运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先生的案例里看到的，当机会来临，独裁者将夺走能夺走的一切。然而，就算他们的行为可以无视人民的感受，独裁者在如何收税上面临着真正的问题。高税率将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隐瞒工作和收益，这使监控他们的收入很困难。除此之外，要维持一个全面性的税收体系需要一个大型的官僚机构，其成本高得吓人，正如美国的情况。让数字来说话：美国国税局从每一个纳税者那里平均征收到7614美元，[54]但需要在每一个征税者身上花掉大约38美元，占到收税额的0.5%。这在一个人均国民收入46000美元的国家不算什么，但在那些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美元的国家，这样的收税成本就占到税收收入的23%。不仅如此，设立一个大型的官僚机构会让一名独裁者受制于那些管理这家机构的人。而掌权的第一条铁律就是要尽可能减少支持者的数量。为了避免成为自己手下收税者的奴隶，独裁者们往往转而采用间接征税。通过间接税收，成本可以转嫁给实际纳税者以外的其他人。比如说，销售商向市政府缴纳营业税，但销售商将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这就将营业税间接化。
在独裁国家，农业经销机构是向农民征税的一种间接工具。这些机构的功能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差不多。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对农产品提供了最低价格保障，给农民带来了一些利益。在许多民主国家，比如在美国，农村地区在选举中被过分代表。由于民主领导人都希望把核心支持者人数降到最低，因此毫不奇怪他们通常将农业团体纳入致胜联盟，并提供相应回报。[55]
相比之下，独裁国家的农民几乎成不了核心支持者。农业经销机构被设立来剥削农民而不是帮助他们。来考察一下加纳的可可经销局。可可是加纳的主要农业输出品。加纳可可经销局为可可设定了一个固定价格—一种隐性的税—坚持让农民按这个价格将可可卖给经销局，也就是间接征税。然后可可经销局以更高的价格在全球市场卖出可可，从差价中获利：“榨取可可种植农辛苦劳动的一长串吸血鬼的最顶端就是可可经销局。”[56]这些钱一直是加纳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
向穷人征税以向富人输送利益会产生大量糟糕的经济后果，不过这是“长期来讲”—换句话说，那是以后的领导人的事了。比如说在加纳，对农民征收重税长期来说降低了产量。加纳农民干脆停止种植和照料可可树。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加纳的可可生产崩溃，农民想方设法把少量生产的一些可可走私去邻国科特迪瓦。各种各样的事例都证明了一点：当税收太高，人民要么停止工作，要么想办法逃避正规的经济活动。
私人化征税
当发现连间接征税都太麻烦时，独裁领导人有时候会向外界寻求帮助，以便从人民那里榨取资金。对于独裁者和他们的收税者来说，这种方式有利有弊。那些被雇佣来为政府收税的人有权截留一部分钱归自己所有，他们有很强烈的动机想拿走大量的钱。这对他们和领导人来说都不错，因为后者也可以拿到本分的收税者没有私吞的那部分可观收入。但被雇佣者有可能因为那些钱而成为领导人的一大威胁，这样一来，局势对他们和对领导人来说都相当危险。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死后，阿拉伯人通过军事扩张建立起阿拉伯帝国，统治了中东和北非大部和欧洲部分地区，一直到1258年。历朝哈里发沿袭了以前罗马人的传统，为了逃避征税的技术性难题，他们将征税任务外包。一名包税人在向国库缴纳一笔钱后可以获得在某一地区的征税权。很显然，既然他们为此特权付了钱，必然在包税区内横征暴敛。他们的残暴臭名昭著，永远在绞尽脑汁如何搜刮更多。比方说，他们要求以银币支付税款而不要农作物，然后串通商人锁定价格。那些缴不起税的人要么被惩罚要么被处死。
很自然地，人民必然要反抗。包税人持续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缴税。为了阻止这一情况，包税人设立巡逻队查验每个人的身份。非穆斯林常常要被文身，或被强制戴上“狗牌”，上面注明姓名和地址，防止他们逃离。[57]一开始，某些税种曾经只向非穆斯林征收，这被证明是鼓励人们改信伊斯兰教的一种可能并非有意为之但非常成功的方法。许多非穆斯林意识到，通过成为穆斯林他们可以减少被征的税，因而纷纷放弃了原先的宗教信仰，改信了伊斯兰教。只要改教者占人口的比例不大，包税人通过压榨非教徒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而随着改教越来越普遍，包税人调整了政策，不再将穆斯林排除在某些税种的征收范围之外。从哈里发的角度来看，包税人确保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对人民的恐吓威逼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重要性：被剥夺财产和遭迫害的农民并不是致胜联盟的组成部分。
独裁统治者避免征敛财富和再分配的技术难题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允许支持者直接自我回报。对很多领导人来说，腐败并不是什么需要根除的坏事，反而是一种很关键的政治工具。领导人默许甚至公然纵容腐败。他们实际上授权支持者收受贿赂。这避免了管理上令人头疼的难题，也就是如何组织征税并将钱转给支持者。在伊拉克遭受制裁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萨达姆·侯赛因的儿子们因走私活动而臭名昭著。原本是要削弱萨达姆政权的制裁却让他的儿子们大发横财。
开采资源
“石油是魔鬼的粪便”，至少委内瑞拉人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是这么说的，他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创始人之一，欧佩克是由产油国组成的联合组织。“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将看到：石油将带给我们毁灭”。他说的没错。
很多领导人都意识到通过征税来获取收入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要求人们工作。征税太凶或者未能提供有助于经济活动的环境，人民将干脆不工作。实际上，从土地本身榨取财富是一种很方便的替代方式，根本不用考虑人民的问题。
以石油为例。无论税率是零还是100%，石油都会从地底涌出。人力成本只占石油开采价值的很小一部分。这让石油成为领导人的美梦和人民的噩梦。这是一种经常被称为“资源诅咒”的现象，拥有丰富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国家系统性地落后于资源稀缺的国家。[58]资源丰富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差，容易发生内战，比资源稀缺国家更具有独裁性。
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1960年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独立时它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但人们的期待很高。随着石油的发现，这些期待愈加高涨。尼日利亚据称拥有世界第十大的石油储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和末期，随着石油价格在石油危机期间上升，尼日利亚赚得盆满钵满。然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这个国家却深陷债务和贫困的泥潭。从1970年到2000年，尼日利亚累计获得350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59]但对人民毫无助益。尽管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在这段时间内，尼日利亚的人均年收入从1970年的1113美元降至2000年的1084美元，该国成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贫困问题持续恶化。通常用每天1美元生活费来作为评估贫困的标准：1970年，有36%的尼日利亚人生活在这个标准之下；到了2000年，比例飙升到接近70%。2000年至今的情况很难说有什么改善。即使考虑到现在美元通货膨胀，绝大部分尼日利亚人还是一天挣不到1美元，人均国民收入持续下降。经通胀调整后，收入低于尼日利亚独立时的水平。
尼日利亚并不是个特例。表4.2反映的正是这一点。横轴表示的是1970年时自然资源出口占GDP的比重，纵轴表示的是1970年到1990年间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趋势非常明显。那些拥有丰富的石油、铜、黄金、钻石或其他矿产资源的国家经济增长更慢。
表4.2 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丰富度 1970—1990年
话说回来，对领导人来说，自然资源当然妙极了。领导人不必鼓动自然资源去工作，不像得驱使臣民去工作那样。尽管矿产需要开采，但大体而言独裁者无须仰赖当地人口。比如说在尼日利亚，石油集中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外国公司的外国工人承担了大部分开采工作。极少尼日利亚人参与开采。石油公司建立起保安机构，实际上就是小型的私人军队，防止当地人破坏生意或者抱怨环境恶化。英国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外国公司能够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只要能向政府缴纳特许经营费就行。与其说这是这些公司的错，不如说是在那些领导人仰赖少数朋党支持的国家，商业运作必须以这种方式进行。一家守规矩的公司交给政府的钱必然较少，而这就足以导致它被其他更愿意“合作”的公司取代。
在资源丰富国家，有一个反映贫富差距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侨民的生活成本。我们很容易想当然以为类似奥斯陆、东京或伦敦这样的城市是世界上最贵的地方，其实不是。最贵的地方是非洲西南部国家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住在像样点的社区的生活成本超过了每个月1万美元，而且水电供应还不稳定。周遭的贫穷使这一切令人感到格外震惊。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68%的安哥拉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四分之一的儿童活不到5岁生日，男性的平均寿命低于45岁。我们能够拿到的最近年份的收入不平等数据是2000年的。这些数据显示，最穷的20%人口只占有2%的财富。就平均人类发展总体水平来说，安哥拉在182个国家中排名第143位。安哥拉的物价与许多其他西非国家一样，是被石油拱起来的。
资源诅咒使独裁统治者有能力大规模地回报支持者并聚集起庞大的财富。这使得罗安达的物价直冲云霄，而外国侨民和幸运的联盟成员却能享用到每天从法国进口的鹅肝酱。为了确保人民无法协同造反、夺取国家控制权，领导人竭力让联盟以外的人保持贫困、无知和散漫状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可以用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石油反倒给领导人提供了将这些问题故意变得更糟的政治动机。
这种效应的危害性在民主国家要远远小得多。问题就在于，一旦某个国家从矿产财富中获利，它就不可能民主化。鼓励领导人采取自由化政策的最简单方式是迫使他依赖税收来获得收入。一旦做到这一点，在位者将无法再压迫人民，否则人民就拒绝工作。
结论就是，资源诅咒是可以被破解的。如果各类援助组织想要帮助产油国的人民，那么我们基于生存的论证逻辑建议，把他们的捐款花在游说民主国家政府对汽油增税会收到更多成效，而不是到海外去提供援助。通过提高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这样的增税会减少全球对石油的需求。接下来会减少石油收入，使领导人更依赖税收。
有效的税收要求人民有工作积极性，但如果人们被剥夺了诸如与同伴一起集会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就将无法有效地生产—言论自由使得人们可以谈论思考很多事，包括如何建设更有效率的工作环境，以及如何减轻政府管制对工人造成的压力。
借 钱
借钱对领导人来说是件美妙的事。今天他们必须花钱使支持者开心，并且如果他们够精明的话，还能将一些钱收入自己囊中。除非他们幸运到真的能够长期待在权位上，否则偿还今天的贷款就是下一位领导人的问题了。独裁领导人尽可能多地借钱，而民主领导人的借钱热情也不遑多让。
我们每个人都至少有些不够耐心。当精打细算之下本应该存钱的时候，我们却喜欢今天就买东西，这是我们的本性。政治使得财政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加可疑。为了理解这其中的逻辑以及看清为什么政治家都是肆意借债者，我们假设现在在某个国家每个人每年挣100美元，并且这一情况未来不会改变。我们今天花的越多，明天要偿还的利息和本金就越多。举例来说，假设今天额外多花100美元，未来每年必须还10美元作为利息。人们很自然对这种做法是否明智意见不一，但显然政治使它变得更有吸引力。我们把这个问题大大简化一下，假设领导人只是把借来的钱平均分给联盟成员。这会鼓励领导人借更多的钱。假如领导人的联盟由半数人民构成，他借到的钱相当于全体人民每人100美元，那么以后每年每个人都得失掉10美元（作为偿还利息的税）。然而，由于联盟只由半数人民构成，每个联盟成员从借款中得到的直接好处就是200美元。尽管对某些联盟成员来说这也许仍然算不了什么，但显然总比为了100美元背上相同的债好。无论哪种类型的政府，比起它们统治的人民来说，都是更加肆意的花钱者和借钱者。而在小联盟的政权，这种肆无忌惮的程度更是变本加厉。
联盟的规模越小，它从借债中获得的利益就越大。比如说，假如每一百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联盟成员，偿债义务不变，每个联盟成员现在可以拿到10000美元，而不仅仅是前面那个例子里的200美元。这当然是一笔我们大多数人恨不能有份的交易。随着联盟规模越来越小，借钱的欲望就越来越高。
当然，今天借的越多就意味着债台高筑，并且将来借钱的能力就越小。但这样的考虑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如果他在财政上采取谨慎合理的立场，拒绝借债，他用于回报联盟成员的钱就少了。对他的挑战者来说不存在这种问题，挑战者可以通过许诺借这样的债来换取现任领导人联盟成员的支持。这样一来，现任领导人就危险了。现在借债之所以很有诱惑力，是因为毕竟这笔债务是由下一任领导人继承。如此一来，现在借债也能绑住任何未来挑战者的手脚。
在得到联盟支持和市场能够提供的前提下，领导人应该借尽可能多的债。外面总是会有挑战者愿意借这么多钱，并用这些钱来从现任领导人手里夺权。于是，不借钱就会危及现任领导人的权位。举重债是小联盟政权的一个特征。它不是某些经济学家认为的是第三世界领导人无视基本经济学原理的结果。
在一个独裁国家，联盟的规模很小意味着它的领导人几乎总是想多借债。独裁领导人们到底能借多少钱的唯一实际限度就是，人们愿意借多少钱给他们。我们前面看到了尼日利亚石油收入增长的同时债务也在攀升这一悖论式的局面。并不是说石油本身会助长借债—独裁领导人总是想多借债。而是说，石油收入意味着尼日利亚有能力负担更多的债务，因此人们就更愿意借钱给它。
而在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很大的联盟规模会对借债水平施加若干限制，民主领导人仍然同样很喜欢在财政上不负责任。别忘了，虽然债务是由每个人来承担，但好处却不按比例地流向了联盟成员。在过去10年，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这本来是一个削减债务的绝佳时机，但很多情况下并没有发生。1990年美国的债务是2.4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2%。到了2000年，按名义价值计算的债务增加到了3.41万亿美元，尽管按相对价值计算占GDP的比重降到了35.1%。然而，随着2000年以来经济的繁荣，债务仍在继续缓慢攀升而不是减少。在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7年，美国的债务高达5.04万亿美元，占GDP的36.9%。更大的经济总量意味着更大的偿债能力和借更多债的能力。
我们可能喜欢用掌权者的政党政治来解释债务的扩张。然而，意识形态解释不了这些趋势。二战之后美国主要的债务增长期都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罗纳德·里根（1981—1989）和乔治·W.布什（2001—2009）。这一债务在2007年至2010年的三年经济衰退期间惊人地增长，当时美国政府为深陷麻烦的银行纾困并开始采取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政策。到了2010年的第三季度，美国的债务高达9.13万亿美元，即GDP的62%。英国的债务增长经历了相似模式。2002年英国的债务占GDP的29%，到了2007年攀升到37%，紧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时飙涨到了GDP的71%。
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来看，许多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试图削减开支而不是刺激需求的做法是大逆不道的。其实这并不反映政治家们想少借钱。实际情况是，冰岛、希腊和爱尔兰的债务危机让很多投资者怀疑这些国家的偿债能力。这就推升了借贷成本，并使举新债变得困难得多。是供给在萎缩，而不是需求。
市场限定了一个国家到底能借多少钱。如果是个人借太多钱并且无力或不愿偿还，那么银行和其他债权人可以通过没收其资产来抵消其债务。然而，如果是借给国家的主权债务，债权人可没办法夺回资产。历史上曾经有债权人试图这么做。比如说法国曾在1862年入侵墨西哥，要求其偿还贷款。法国还曾在1923年入侵德国的鲁尔工业区，收取到期未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赔款。这两次行动都失败了。在实践中，贷款方相对于国家只有一个筹码，就是未来不再借钱给这些国家。话说回来，这件事具有深远的影响，在金融市场上能够借到钱的能力是非常宝贵的，由于这个原因，一般情况下国家都会还钱。
然而，一旦“有能力借钱”的重要性赶不上偿债的成本，领导人就应该违约。如果他不这么做，总会有挑战者出现，提出来愿意这么做。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阿道夫·希特勒对德国人民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德国面临巨额债务，其中部分是偿还一战的战争赔款。希特勒在这项债务上违约。这个决定大受德国人民欢迎，因为偿债的成本很高。
随着债务水平达到了“有能力借钱”的重要性等于偿债成本的平衡点，贷款人拒绝提高债务规模。这个时候，如果领导人想借更多的钱，他们必须提高政府收入以对这部分新增债务偿本付息。在尼日利亚的例子里，可开采自然资源的发现提供了一种方式来增加偿债能力并因此借到更多钱。然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发现，增加借贷规模的唯一办法只有提高税收收入。对独裁统治者来说这意味着必须采取自由化政策，鼓励人民更加努力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以非常高的（隐性）税率对人民征税。只有在面临财政困局时领导人才有可能愿意考虑这种政治上有风险的松绑政策。他们可不会经常或开心地这么干。只有在他们无路可走、舍此之外无法挽救自己下台的命运之时，他们才会实施自由化，向一个更具民主性、代表性和负责任的政府演变。
债务减免
债务减免是一项很受欢迎的政策，但却经常受错误观念引导。那些赞成减免高负债穷国债务的人认为，沉重的债务负担落在了穷国人民的身上，他们并没有从借来的资金中得到应有的好处。这当然没错。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好处都被领导人和联盟拿走了，债务却要由每个人负担。但主张减免债务的人的想法是基于他们认为世界应该如何运作，而不是实际上如何运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有许多穷国为偿还债务而挣扎，债权国协调对债务进行重新安排或减免。法国经济、金融与工业部成为协商的重要中心，确保债权国共担损失。这些商讨形成了所谓的巴黎俱乐部。199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起了“重债穷国计划”。与先前的个案处理方式不同，这一计划通过债务减免对穷国提供系统性的帮助。然而，穷国必须达到缓解贫困和预算改革方面的明确标准、或朝着这些标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债务减免。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下，计划得到了强力推进。2006年以来，不少重债穷国大幅减少了债务。这些计划的后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不过，我们有必要回头看一看2000年以前的一些大规模减债工作。考察一下政府形式的重要性特别能说明问题。尽管债权国谨慎选择了它们认为会理智行事的穷国，不少穷国在获得债务减免之后不久，债务就开始重新攀升。
就减免债务的比例而言，2000年以前获得最大减债好处的国家分别是1999年的埃塞俄比亚（减免了42%债务），1997年的也门（34%），1996年的白俄罗斯（33%），1996年的安哥拉（33%），1996年的尼加拉瓜（30%）和1990年的莫桑比克（27%）。[60]除了安哥拉和尼加拉瓜之外，这些国家又立即开始累积新的债务。比如，在经过一系列小规模减债之后，埃塞俄比亚在1999年一下子被免债44亿美元，债务总额只剩下57亿美元，但到了2003年债务又回升到69亿美元。1996年白俄罗斯被免债5亿8900万美元，但它的债务总额从1995年的18亿美元稳步上升到了2005年的超过41亿美元。尽管减债计划都会精心挑选候选国家，这些例子还是说明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进行制度改革，减债只会让领导人重新开始借债。
民主领导人也喜欢借债，但他们不像独裁领导人那般肆意妄为。他们相对来说倾向于较低的债务水平。民主化成功推进了债务削减，正如莫桑比克和尼加拉瓜的例子显示的。1990年，莫桑比克27%的债务被减免，结果却是债务重新开始累积。到了莫桑比克实施民主化的1994年，债务总额超过了80亿美元。然而如表4.3所示，这笔债务开始逐年下降，部分得益于进一步的债务减免。
重债穷国计划招致很多批评，认为它在减免穷国债务方面步伐太慢。我们对它的批评恰恰相反。实际上这些计划太急于免除债务。债务减免只会让领导人重新开始借债。我们稍后将会看到，金融危机是迫使领导人实施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债务减免却缓解了财政压力，使独裁领导人无须改革仍能坐在位子上，继续让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表4.3 莫桑比克的债务和减免
毫不奇怪独裁领导人欢迎债务减免。但在那些愿意改善治理以及像我们这样试图客观理解领导人如何行事的人眼中，债务减免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让我们暂且离开领导人看待治理的视点，转而看看如何才能改变一个独裁者的视野。也就是说，我们来思考一下如何能够利用独裁规则的逻辑，给独裁领导人正确的诱因以改善他们的政府。我们考虑的是，能不能让至少某一些独裁者意识到，为人民的利益而统治是确保政治生存的最佳方式？
债务减免在民主国家可能有效。因为这些国家无论如何都希望削减过多的债务，债务减免显然会加速这一过程。但正如我们在表4.3看到的，莫桑比克在2001年和2006年两次获得大规模债务减免之前已经在有效解决债务问题。因此，我们提倡将提供很少债务减免或不减免作为一种保守方法来改善可恶的压迫性政权的统治，并改善当前生活在这些政权统治之下的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认为债务减免反而会巩固独裁统治者的权位。独裁者的民主化承诺从来不靠谱。一名独裁者为了换取资金，也许诚心愿意举行有意义的选举，然而一旦他克服了金融危机，能够借债安抚他的联盟，任何他承诺的选举都是骗人的。对民主领导人来说，债务减免虽然有帮助，但不是必要的。通过取消给予独裁者债务减免，我们可以帮助催生类似2011年发生在中东的那种人民反叛行动，稍后我们将看到，这样的反抗行动可能为将来出现更好的政府打开了大门。
税收、资源开采和借债是喂饱致胜联盟的最主要方式。人们对于税收的其他解释，要么是为了使其变得较易让人接受所做的粉饰美化，要么就是基于人们希望世界如何运作。领导人征税是因为他们必须在联盟身上花钱。成功的领导人尽其所能地筹措收入。税收的限度是：（1）被征税的人们工作的意愿；（2）联盟愿意负担什么；以及（3）收税的成本。
政府财源充足之后，领导人以三种方式花钱：第一，他们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推出惠及所有人的政策。第二，他们为联盟成员提供私人好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混合方式也不相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回报联盟之后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可以由领导人自由裁量。于是领导人就有了第三种花钱方式。他们可以把这些自由裁量的钱花在钟意的项目上，或者，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他们往往将其藏入应急储备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