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获取与花费
终于，一名新的统治者对当初助他上台的联盟完成了重组，现在他拥有了各就各位的合适的支持者。征税使得财源滚滚。现在他面临统治的真正任务：分配钱财让联盟开心—但不能太开心—以及为确保可相互替代者不起来造反而提供刚好足够的钱。正如我们看到过去几年发生在北非和中东的事，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生在东欧的事，这个任务对任何领导人来说都是一根踩上去险象环生的钢丝。过去数十年的历史显示，很多独裁统治者从钢丝上栽了下来，这让我们深受鼓舞。要在给予联盟的利益和给予可相互替代的大众的利益之间搞好平衡，真的非常困难。
任何新上台的领导人想要长期掌权必须精心拿捏花钱的艺术。当然，他可以对联盟或人民十分慷慨—前提是只能花打理好联盟之后剩下的那部分可供他自由裁量的钱。他最好不要亏待任何有可能发起政变或革命的人。亏待了不该亏待的人，任何领导人的下场将印证威廉·华兹华斯的著名诗句：“无论获取与花费，我们损耗了力量。”
因此我们转向所有民主国家的核心问题：如何分配资源以推行惠及社会中所有人的政策。这些公共物品以多种形式出现，取决于那些有能力要求得到这些政策的人的喜好。当然，那些有能力的人正是在位者的核心支持者。不同的核心支持者集团属意的以公共物品为导向的政策组合也各不相同。一些集团想要在某项社会福利保障方面有更多开支；其他集团希望花更多钱在教育事业上；再或者有的集团希望多花钱照顾老年人或年轻人，扶持艺术，如此等等。尽管所有这些都值得关注，我们也会简单涉及，不过我们特别关注那些核心的公共利益，比如教育、健康以及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自由权利。
抵御外部侵略的安全保障毫无疑问是一项核心的公共物品，不过我们将在稍后的章节再讨论有关外部威胁的话题，这里先聚焦于国内的政策选择。当下，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公共物品如何有助于作为整体的社会以及如何帮助领导人稳固权力。
有效的政策无须着眼公益
为了在有利于大众的开支政策和有利于关键支持者的开支政策之间搞好平衡，领导人仔细琢磨一下霍布斯政府哲学中的相关部分是大有裨益的，我们在导言部分曾简单涉及。霍布斯的理论有很多对的地方，但他关于政府的理念并非始终正确。尽管他认识到任何想要社会富足的人都会避免类似他在英国经历到的革命，但他未能分清楚使人民安分守己的必要条件和避免核心支持者背叛其领导人的必要条件—无论这里的领导人指的是霍布斯的利维坦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或是卢梭的公共意志，再或是麦迪逊的派系林立的人民代表。霍布斯确信他的利维坦必须是一位仁慈的统治者。霍布斯似乎认为这才能避免发生类似他经历过的革命。霍布斯担心，如果没有一位使人们安居乐业的统治者，许多人—按他精妙的用语—将过孤独、肮脏、贫穷、粗野和短寿的生活。
霍布斯只对了一半。确实如霍布斯相信的，快乐的、得到良好照料的人民不太可能造反。让民众富裕和愉快，他们就不太可能起而反对你。然而似乎同样正确的是，病怏怏的、忍饥挨饿和无知的人民也不太可能造反。有些国家的民众似乎就完全安顺，他们将敬爱的领袖奉若神明，将他视作任何他们拥有的粗劣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谁会进行革命？是了不起的中间派，是那些既不穷困潦倒也未被娇纵的人。前者太弱，畏惧造反；后者心满意足，没理由造反。确实，只有广大的中间派才对政权稳定及其领导人真正构成威胁。于是，精明的领导人要搞资源平衡，一方面让联盟成员满意，另一方面让人民刚好愿意去生产所需财富以养肥核心支持者和在位领导人。那些其政府依赖于少数支持者的国家—即那些最不民主的国家—正是最可能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来恰当描绘其民众生活的地方，对这一点我们无须感到意外。我们前面看到了，它们也正是领导人最可能长年累月掌权的地方。
依赖大型联盟的领导人必须努力工作才能确保公民们的生活不会孤独、肮脏、贫困、粗野。这并不意味着民主领导人必须事事从公益出发，他们也不需要对公民们心怀温厚慈爱之情。他们所需的一切就是确保有丰裕的公共利益来提供高质量生活。他们只需要遵循成功领导人进行统治的法则，使其适应任何民主领导人都会面临的困难局面：无可避免地依赖于大量难以驾驭的核心支持者以保住权位。
正如民主领导人无须成为满怀公益心的理想主义者，独裁领导人也并非一定会制造悲惨生活。情况常常是，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但也有例外，这些例外恰恰重申了遵循政治规则的重要性。我们前面注意到了，领导人动用他能自由裁量的钱去改善人民的生活，这并没有什么不对。根据定义，所谓自由裁量的钱无须用来保持联盟的忠诚；因为在任何资源可以由他自由裁量之前，联盟已经获得了回报。举例来说，新加坡通过仁慈专制为其公民提供了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尽管缺乏其他人觉得宝贵的诸多自由。也许新加坡长期的恩主李光耀正是霍布斯的化身。但类似新加坡这样的仁慈独裁者很少见。
对普通人民来说，制度激励是确保获得良好生活的最可靠保障，这个制度在形式上就是政府依赖大型联盟，迫使追逐权力的政客们为人民的利益而统治。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那些很少或几乎不存在集团投票的民主国家，制度激励使得政客们谋取自身利益特别是保住权力的最佳方式就是去提升较广大人民的福利。我们认为，这就是多数民主国家比较繁荣、稳定和安全的原因。
也许你会质疑通往良好生活之路是由于大型联盟的存在才得以确保的。与你有相似想法的人大有人在。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甚至不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认为提升民主的最好方法是提升经济繁荣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看到经济危机的征兆，比如说政府债台高筑，濒临债务违约和破产，他们就呼吁提供债务减免，增加新的贷款，寻求大量外国援助以及采取其他经济修补手段。他们抗拒像我们这样的人的呼吁，即任何纾困资金拿去拯救独裁国家深陷麻烦的经济之前，必须以该国改善治理为前提。这些经济学家坚信，财富—而不是政治—才是逃脱霍布斯自然状态的更佳路径。简单回顾一下上一章我们讲到的历史上的经济援助，很明显在一个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发生金融危机时，极少寻求类似第三世界发生金融危机时渴望的那种没有伴随政治变革的单纯经济救援。
纾困与联盟规模
根据联盟规模的大小，经济纾困大为不同。纾困有很多方式：国内税收和开支调整；来自国内外银行的贷款；债务减免；或外国援助。任何纾困都伴随着经济改革的要求，无论资金是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德国中央银行或纳税人。接受纾困的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和依赖小联盟的国家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前者几乎总是会进行改革，而后者很少这么做。
正如债务减免一样，对于面临经济重压的独裁者来说，纾困是解决迫在眉睫政治危机的一种方法。当他们的经济虚弱到不足以提供足够的金钱收买政治忠诚时，独裁者面临着要么被对手要么被革命推翻的险境。这就是2011年类似突尼斯和埃及等地发生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情况。无论是通过内部或外部贷款和援助，纾困可以买通反对派，遏阻对领导人权力的威胁。正因如此，在经济危机期间，独裁者以缓解国家经济灾难的名义四处寻求纾困资金，实则是为了挽救自己。
对于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的领导人来说，纾困是一个诅咒，或至少是一件必然的恶事。糟糕的经济表现可能被选民理解为领导人的政策失败，结果就是一有机会领导人就被选民赶下台。2008年美国共和党在总统大选中失利有很大部分就是这个原因。当经济没有足够快速好转到让选民满意，2010年民主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就遭到失败。对于经济纾困的需要本身就向选民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应该换换有新政策理念的新领导人了。外国援助极少前来拯救民主国家领导人，原因我们稍后解释。于是，金融危机和对纾困的需要对民主领导人来说几乎永远是坏消息。
世界上一些富裕国家在2008年和2009年遭遇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布什政权和奥巴马政权阻止发生最坏情况的方式都是通过提供大规模财政纾困来挽救银行业和其他大行业，以恢复市场流动性，将美国经济带回到持续增长的轨道上来。欧洲采取了相似的策略。这些纾困措施伴随着监管方面的变革。奥巴马2010年签署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是其中之一。在严重的经济衰退面前，美国国会通过了这项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来最大的改革法案。
形成对照的是，在依赖小联盟的国家，纾困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保持原有商业运行模式的手段。独裁国家的经济纾困极少触发对经济或商业政策的严肃评估。它们几乎从未伴随监管改革。后果就是，经济危机比在民主国家发生得更频繁，而且只要富裕国家仍然愿意为其提供贷款、债务减免或援助，社会就几乎不会改善，当然，卑鄙的领导人们倒是安全了。
民主是奢侈品吗？
独裁者和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偿付能力必须先于政治变革，这是对的吗？难道享受民主必须以物质上的丰裕为前提吗？我们不这么认为。有许多富裕国家遭受压迫性政府的统治，其人民过着孤独、肮脏、贫困、粗野而短寿的生活，恰如穷国里的人民一样。看一看几乎任何一个非民主制的产油国或产钻国就知道了。
是的，这个世界产生过一些智慧的、善意的领导人，甚至是在那些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的国家。但这样的领导人并不多，也不敢保证他们就懂得如何改善他人的生活。事实上，那些依赖小联盟的国家领导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说辞是，能够促进政府改善人民福利的那些自由权利太奢侈—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特别是集会自由—只可能在获得经济繁荣之后才能让民众享有，而不是之前。这看上去正是那些让人民受穷受迫的领导人们的自私主张。
许多经济学家得出了与独裁者们相同的结论，尽管是从完全不同的角度。不少经济学家持有的国家应该先富裕再自由的观点来源于他们对于政治的思考方式。他们觉得政治充满太多矛盾与摩擦，恨不能将其一笔勾销，而不是去认真对待。
毫无疑问，富裕是好事，世界上不少富裕国家是民主国家。但依赖大型联盟才是这些国家拥有高质量生活的强有力解释，即便现在不富裕，它也预示着将来的富裕。相形之下，经济增长和成功看来并不能确保国家治理的改善，实际上反倒有可能产生阻碍。[61]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挖的问题，不过目前我们关心的是核心支持者集团和可相互替代者集团的规模大小如何决定了资源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分配，使领导人在恰当回报自己的联盟的同时，又足以防止大众制造麻烦。
并非为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
从一个领导人的角度来说，人民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缴税。任何政权都需要钱。结果就是，即使最自私的独裁者都必须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物品，除非他能从类似石油或外国援助这样的资源获得重要收入，这种收入不依赖纳税者。他必须提供诸如必要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这样的公共福利，以确保劳动者有足够的生产力去纳税，填满统治者及其核心支持者们的腰包。这些政策不是为了改善大众生活而制定的，尽管如此，当然，大众当中的某些人，特别是工人，会从中受益。
作为在生活中出人头地的手段，教育对任何国家的公民来说都是头等大事。实际上，不乏许多思想开明的人高度赞扬压迫政权下的教育质量，他们说的有根有据。像现代的某些独裁制国家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初等教育。举例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些独裁制国家的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的表现大大超过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有些更是拥有100%的识字率。相比之下，民主国家印度只有81%的人具有读写能力。[62]但这些事实可能具有欺骗性，甚至完全有问题。基础教育在这些国家是强制性和广泛的，这一点经常被人用来证明独裁制度也没那么糟糕。
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几乎不可能不深究在这些现象的背后，为什么独裁者要付钱培养三年级生，却不将那种教育质量延伸到高等教育当中。政治生存背后的逻辑告诉我们要保持怀疑态度。我们实在是认为这些公共物品并非为了帮助不幸生活在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如我们了解的，政治的规则教导统治者们，除了做防止人民造反的绝对必要的事之外，不要为人民做更多的事。领导人以牺牲关键支持者的利益为代价，花钱在公共福利上，无疑会招灾惹祸。
不论是独裁者还是民主领导人都面临相似的问题：什么范围的教育才是适量的？对于那些依赖极少数支持者的领导人来说，答案显而易见。教育机会不能太广泛，以至于普通人，也就是可相互替代者因受到教育而质疑政府的权威。天真的人也许会在观察许多糟糕的政权之后得出结论：这些政权对待自己的人民比民主国家对待自己的人民更好，因为它们提供了诸如国家包办的医疗保健或坚实的基础教育这样的公共福利。这是无稽之谈，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独裁者会让农民保持足够健康以工作，让他们受足够的教育以干好活。无论怎样，不管识字还是文盲，他们仍然是农民，而且永远都将是农民。
考察领导人对教育的兴趣，有一个更好的衡量办法，就是看顶尖大学在世界上的分布情况。除了几个特例之外，没有任何一个非民主国家拥有排名世界200强的大学。独裁历史悠久的俄罗斯在世界上排名最高的大学仅排在第210名。相比之下，那些人口较少、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比如以色列、芬兰、挪威、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无一不拥有多所大学进入世界200强。[63]顶尖大学集中在拥有大型联盟的国家，这种不均衡的分布情况并不是偶然的。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独裁者来说是潜在的威胁，因此独裁者要限制教育机会。独裁者们希望工人具有基本的劳动技能，比如识字，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可能的继承人—受到真正良好的教育，把他们送到诸如瑞士这样的地方上学。独裁者们也喜欢把孩子送到美国的顶尖大学读书，有的特别中意英国的牛津大学。实际上，人们几乎认为牛津大学是独裁主义者的温床。该大学是很多独裁者的母校，包括津巴布韦的罗伯特·穆加贝，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约旦、不丹、马来西亚乃至小国汤加的国王们。英国的大联盟体制为高等教育广开方便之门。
当领导人依赖少数核心支持者，高等教育只提供给有权阶层的孩子；当支持者规模巨大，高等教育是为了让每个人更好。可以举个例子，鲍里斯·叶利钦最想改变的老苏联的特征之一就是苏共领导人的子女享有进入最好大学的特权，无论能力如何。忠诚家庭的孩子得到帮助而进步，而潜在不安分家庭的有能力的孩子则被排除了进入最好学校的机会。[64]
独裁国家和民主国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内部人士在进入顶尖大学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即使在依赖大量核心支持者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不过这种特权是由大学们自己给予的，而非政府要求它们这么做。美国总统不会告诉哈佛大学应该录取谁。对于这种体制的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哈佛和其他许多名牌大学青睐“遗产”，也就是校友的子女，因为这些学生有可能为大学带来更多来自富裕校友的捐赠。在其他方面很公开的大型联盟体制下，这种进入大学的特权实际上反映了大学本身的内部机制。
我们不应该忽视，大学机构本身是一种小联盟政治体制，拥有相当大规模的可相互替代者。因此不奇怪，大学就像独裁国家一样运行，青睐富裕、有关系的人，低看缺乏政治影响力的人。如果你质疑这一点，你可以看看大学校长们喜欢聘请多少行政管理人员，再比比教职员工的数量。行政管理配角们的工作取决于高层人物是否开心，这些人不可能太多。另一方面，教职员工则无须依赖“老板们”的开心，他们靠的是让同事们一直开心以获得教职，因此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做任何想做的事的自由—不然你以为笔者怎么能写下这一段话。不可否认，这里有一种相当微妙的平衡，因此成功的大学领导人特别善于对那些可能构成威胁的人施以私人好处。那些为学校筹来资金的人经常会得到其中的一部分钱作为奖励。愿意合作的教师多半更容易得到公休假期、研究经费、挑选所教班级（通常是小班）的权利，如此等等。我们无须为大学里这种扭曲的价值感到惊讶，大学真的就是小联盟体制。
在中等教育方面，在那些依赖极少数不可或缺者的国家，我们也许指望能看到美好一点的局面。所有政治领导人为什么都不赞成开放的中等学校入学权利呢，在这里学生们不是能够学到高一级的数学、科学、语言、文学、历史和社会思想吗？答案很简单。这些都是危险的公共物品，必须小心地给予。没有必要那么多拥有技能、但为独裁政权贡献收入又非绝对必需的人。举例来说，渴望长久掌权的独裁者干吗要为那些不大可能为联盟的财富和安全做出贡献的人开放中等学校？数学和科学在独裁国家是很棒的学科，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则是民主国家的学科。
谁不爱乖宝宝？
提供医疗保健的动机与提供基本教育的动机没什么不同。对于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让劳动力大军保持活力是头等大事—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和任何人都是次要的。把大量的钱花在那些不是劳动者以及不是长期劳动者的健康上面毫无意义。看清这个问题有一个更令人沮丧的方法，就是考察一下婴幼儿医疗体系的表现与政府致胜联盟的规模之间的关系。
貌似为数不少的非民主制国家的领导人和他们的不可或缺支持者不爱宝宝。无论我们想到的是恶魔般的萨达姆·侯赛因还是其他同行们，这一点都是对的。
萨达姆·侯赛因在人民因经济制裁饱受苦难之时还大建奢华宫殿。联合国为了减轻孩子们受到的影响，为伊拉克提供婴幼儿配方奶粉—然而，萨达姆默许他的党羽进行窃取。这些奶粉被拿到中东各地的市场上出售，为萨达姆带来收入，即便奶粉短缺造成伊拉克婴儿死亡率翻番。毫无疑问萨达姆是一个卑劣的人—一种情况可能是，他的纪录并不比任何其他无情暴徒更好或更坏；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由于他依赖一个很小的党羽集团，他不得不像一个暴徒那样行事。也许换一种地方和环境，他说不定会到处亲吻宝宝以获取政治支持。说不定化学阿里说的是对的，萨达姆太仁慈。[65]实际上，在那些据说具有良好医疗体系的独裁国家，婴儿死亡率也居高不下。这也许是因为，帮助小朋友对于领导人的权力生存提供不了什么特别的帮助。这倒不是说他们就像憎恨竞争对手一样憎恨可爱的宝宝，而是说他们认识到，帮助宝宝帮不了自己。
在拉丁美洲，古巴拥有最低的婴儿死亡率，这当然是一个值得称赞的成就。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这应该归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古巴建立高质量医疗体系的善行，还是应该归功于从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治下的古巴继承了良好的医疗体系。
巴蒂斯塔最早因参与1933年古巴政变而崭露头角。虽然有一系列人物随后担任古巴总统，作为陆军参谋长的巴蒂斯塔却是整个过渡时期“王位”背后的真正操控者。在1940年的自由民主选举中，他击败了政变政权时期的前总统拉蒙·格劳·圣马丁。巴蒂斯塔于是从1940年开始担任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直至1944年任期结束。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由于巴蒂斯塔坚定推行亲劳工和工会的政策，因而获得古巴共产党的支持。实际上，在他根据1940年古巴宪法担任民主领导人期间，巴蒂斯塔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高效的社会改革家，他同时也推行了成功的经济政策。[66]简而言之，他的统治方式正是我们认为的大联盟体制下领导人该有的方式。
在任期结束后巴蒂斯塔前往美国。他属意的继承人在1944年古巴总统大选中输给了拉蒙·格劳·圣马丁。1948年，身在美国的巴蒂斯塔被选为古巴参议员。他回国就职，并于1952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意测验中落后于罗伯特·阿格拉蒙蒂和卡洛斯·赫维亚，仅居第三。亲美的巴蒂斯塔看到自己当选无望，又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于是在选举前发动政变。在军队的支持下，巴蒂斯塔这回当上了小联盟的独裁总统，而不再是一位民选的大联盟领导人。当然这是权力凌驾于政治原则之上的又一个例子。
古巴经济严重依赖农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甘蔗种植业。结果就是，巴蒂斯塔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必须依赖劳动者创造收入。他从大量外国援助那里获得额外收入。除此之外，为了维持生存，他还必须保持一支健康且受过适当教育的劳动力大军。于是，巴蒂斯塔需要良好的医保体系和基础教育。
尽管一个醒目的事实是古巴拥有拉丁美洲最低的婴儿死亡率，但细节显示，婴儿保健的相对质量在下降。在巴蒂斯塔统治下，古巴同样拥有拉丁美洲最低的婴儿死亡率。一般来说，小联盟国家的经济会每况愈下，因为它效率低下，并会牺牲长期生产力来满足领导人和核心支持者的短期利益。福利丧失的速度部分取决于能获得什么样的外国援助来弥补小联盟统治方式造成的困境。相比在巴蒂斯塔统治下，我们应该看到后来古巴的医疗质量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并不是说前者比后者更具公益心，而是因为在大多数可悲的独裁国家，时间会渐渐无情地削弱普通人的生活质量。
在巴蒂斯塔被推翻后，古巴的婴儿死亡率发生了显著的好转，但婴儿保健的相对质量却没有跟上世界其他地方的步伐。二战之后，医疗技术大幅度提升了卫生保健的质量，特别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古巴在婴儿死亡率方面的改善尽管很可观，但落后于其他很多国家的改善幅度。1957年，就在巴蒂斯塔下台前不久，古巴的婴儿死亡率是每1000名新生儿当中有32例。这个死亡率之低在当时的世界上能排在第13名。拿这个可观的纪录来做比较，当时古巴的表现比奥地利、比利时、法国、以色列、日本、西班牙、葡萄牙和联邦德国都要好。而今天，所有这些国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的表现都超过了古巴。然而，直到苏联解体前，古巴的经济增长率在拉丁美洲都是名列前茅。而古特马赫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它的堕胎率—旨在终止困难的高风险妊娠过程—高达58.6%。[67]
在非民主制的国家当中，古巴婴儿死亡率的案例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事实上，在预防孩子过早夭折方面，有钱都不是好办法。拥有一个大型联盟才是最好的疫苗。与所有的药一样，它并不完美，但它会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在世界上，政府所依赖的关键支持者集团规模最大的36个国家，比起规模最小的44个国家，在婴儿死亡率方面每1000个婴儿少31例。再从人均国民收入来比较这80个国家，最穷的国家婴儿死亡率每1000个婴儿比最富国家多15例。成为富裕国家确实有助于挽救孩子的生命，但效果不如成为民主国家！
清洁的饮用水
对于独裁者来说，把钱花在无法为经济做贡献的婴儿和儿童身上完全是浪费。资源必须用在那些现在有助于统治者维持权力的人身上，而不是那些在遥远的未来或许可能有用的人身上。当我们看看从危机国家流出来的照片和图像，很明显独裁国家人民的生命遭受磨难是很常见的。并不是说这些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可逆转，而是独裁者仅仅出于成本的考虑就必定选择不去扭转。因为所需的资金必须从独裁者和联盟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
考察一下清洁饮用水这一最基本和必须的公共物品。与水有关的疾病如霍乱、痢疾和腹泻夺走了这个世界上千百万年幼和年老的非劳动者的生命。这本来是可以很容易预防的，清洁的水就是巨大的救星。问题在于，独裁者似乎认为这些生命不足珍惜。
毫无疑问，在民主国家饮用水比小联盟国家更清洁、人民更广泛拥有，这与各自的人均国民收入的重要影响无关。举例来说，洪都拉斯是一个相当穷的国家，它的人均国民所得只有4100美元。然而，90%的洪都拉斯人口能喝到清洁的饮用水。赤道几内亚的人均国民所得高达37000美元，是洪都拉斯的9倍。[68]然而只有44%的赤道几内亚人拥有干净的饮用水。这两个国家都属于热带气候，都曾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而且都是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最大的差异在于，比起赤道几内亚，洪都拉斯相当大程度上更民主化，具有更大的不可或缺者集团。这个对比很不同寻常吗？一点都不！诚然，收入更高的国家一般来说比穷国享有更高质量的饮用水。然而，拿人均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来对比，那些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基本上100%人民都能喝到高质量的饮用水，而依赖较小联盟的国家要落后20个百分点或以上。清洁水资源和技术并不偏爱民主国家，而是民主国家偏爱确保其饮用水是清洁的。
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已经证明了，即便再恶劣的独裁者也得为人民提供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健，这样人民才能工作以养肥独裁者。要把劳动力转换为独裁者的财富，还得有一个必要的公共物品—劳动者生产的任何东西都必须送到市场上去卖，这就意味着必须要有公路将产品运输到市场上。
尽管如此，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然也有一个平衡点。因为公路通向两头，独裁者必须很谨慎，不能修建太多路，特别是不能把路修往错误的地方。修路的成本很高，而且很容易掩瞒真正的成本。这使得修路成为营私舞弊的好源头，相应地又使得修路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是把国家建设成交通太良好会导致产生新的地区权力中心—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方面—这将削弱独裁者的统治。如果局势升温到足以刺激叛乱的地步，独裁者修建的这些道路反过来将是他的梦魇。许多国家的基础设施之所以质量低劣，往往是统治者故意为之的，并不是什么被迫忍受的灾祸。
扎伊尔（即今天的民主刚果共和国）的蒙博托·塞塞·塞科曾经对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说：“我在扎伊尔已经掌权30年，而我没修过任何公路。”为什么？他对哈比亚利马纳解释道：“他们现在正沿路过来抓你呢。”[69]事实上，1965年蒙博托上台时，扎伊尔有大约9万英里的公路。32年之后当他最终垮台时，只剩下6000英里，刚好仅够用来卖产品，不够别人轻易来抓他。于是，修建通往市场的路：可以。能把你带出国的路：可以。其他用途的路：没门。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各国首都通往各自最大机场的公路的直弯问题。当然，路应该修得多直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地形、首都延展的形状、修路的技术以及国家的财力。还有一个就是致胜联盟的规模。
财富并不是随机分布的。那些政府权力须依赖广泛支持者的国家通常也比较富裕。这可能会让我们以为在富裕的、文化程度高且依赖大型联盟的国家，机场高速路特别直，因为富裕国家的政府比较容易为修路提供拆迁补偿。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与财富不同，地形不受政治左右。水道分布广泛且多山地形可能会导致一国首都通往机场的道路非常曲折，无论该国掌权的是什么类型的政府。要笔直穿过这样的地形，意味着要修建很多隧道和桥梁。这些成本很高。穿过村庄的成本同样很高，因为当政府征用土地要拆人房子时，人们必须得到妥当赔偿。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赔偿的人有可能恰恰是有影响力的人和关键支持者。如果房屋的主人不是什么有影响者或关键支持者，那么笔直修路当然比逢村必绕便宜。
如果路线的选择仅仅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有人可能就会觉得富裕国家的首都通往机场的道路普遍比较直。但如果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那么笔直的路在独裁国家比在代议制的民主国家更普遍。驾驶距离与直线距离之间的差异与政治有关，特别是与领导人需要多少核心支持者有关—这一点相当有意思，也许很让人意外，但确实有关。
我们将158个国家的首都到其主要机场的驾驶距离除以直线距离，得出比值。[70]比值越小说明道路较直，比值越大说明道路较弯。30个最低的比值（即驾驶距离几乎等于直线距离）当中只有两个出自民主国家，我们考虑进了过去30年（1981—2010）政府致胜联盟的平均规模。在政府领导人须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的国家当中，葡萄牙和加拿大拥有最直的首都机场公路。葡萄牙的比值在世界上排倒数第13，而加拿大的比值排倒数第28。那么比值最低的10个国家是哪些呢？答案是：几内亚、古巴、多米尼加、哥伦比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也门、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和赤道几内亚。这显然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名单。在这些国家当中只有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政府朝着依赖大型联盟迈出了实质步伐。根据我们的估算方法，这10个国家的致胜联盟平均规模是42分，满分为100分。[71]世界平均水平为62分，比它们高出50%！[72]
结论就是，当独裁者需要一条通往机场的公路（逃跑的好路线），他可以征用人民的财产，把路修得尽可能直，跑起来尽可能快。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1年1月5日发表国情咨文讲话针对修建铁路这一相似问题时说的，“如果中央政府想要一条铁路，他们就能得到一条铁路—不管有多少人的房子要被铲平。”他比较的是独裁者能做的事与他这位民主国家领导人不能做的事。
民主领导人认识到，动用征地权在政治上要付出代价，他们更愿意绕开村庄或房屋而不是将其铲平。一旦哪个民主领导人无视财产权，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民将诉诸法律或走上街头去矫正任何他们认为不公义的行为，这就是民主领导人所必须提供的各种自由权利的最高表现。一个聪明的民主领导人当然要尽量避免出现这种麻烦，他只有在有利于多数人特别是他的选民（也就是有影响者）的前提下才能动用征地权。当关键支持者只有极少数人，大概任何东西都保不住了。
公路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在独裁国家具有私人利益属性而在民主国家强调其公共福利属性的基础设施。独裁者和民主领导人都需要电网。举例来说，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当政府扩大其对大型联盟的依赖程度，它们会将电价和电力可获性方面的政策从偏袒企业向有利于消费者的方向调整，也就是照顾大众而不是社会上最富裕的人群。[73]然而世界上还有像蒙博托·塞塞·塞科这样的人，却是想尽办法利用电力来保护他们的政治生存。
蒙博托的一个著名做法是用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水电站取代扎伊尔国内铜矿附近的发电站。切断电力的按钮掌握在他手中，这确保了是他本人而不是某些地方企业家控制扎伊尔的铜矿财富。值得注意的是，整条电力输送线路避开了所有沿途居民。这正是那些利用公共政策维护自身权位的人才干得出来的基础设施建设。
类似埃及阿斯旺水坝这样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很像蒙博托的电网。这种工程对独裁者们来说太有利可图了。尽管这种工程必须搬迁走数量庞大的库区居民，它们也创造了巨大的贪腐机会，在成为基本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者的同时成为私人报偿的绝佳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建造成本远远高于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类似水坝，而这些国家的水坝主要是用来造福大众而不是个人。
为了让人民工作纳税，所有领导人都必须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在其他组织类型里同样如此。大企业的老板们不希望员工在与世隔绝中进行生产。交流、培训以及团队建设将促进生产力，尽管这些也可能有助于员工们协同反抗老板。出于这个原因，并非所有企业的电话都能随便接通到任何地方。
甚至黑帮家族的首脑都必须提供某些公共物品来帮助帮众谋生，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声望。如果人们不相信他们背后有强力靠山，歹徒们将很难收取到保护费。黑手党同样要有威信和威慑力以保护其成员。谁要是杀了一个黑手党分子不会被轻易放过。黑帮也提供律师。上述种种都是很有价值的奖赏。更重要的是它们能让黑手党保持盈利。正如独裁者一样，黑帮老大们提供这些公共物品，以使帮众生产老大们掌权所需的财富。
为了公共利益的公共物品
在小联盟国家，公共物品主要服务于小范围的领导层利益，只间接服务于人民的利益。在大联盟国家情况则几乎完全不同。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为了满足自己持续掌权的欲望，他们必须满足大型联盟的欲望，包括在各个层面获得高质量教育；在各个层面获得高质量健保；以及最重要的，在各个层面获得使联盟的愿望很容易被政府知晓的手段。当今世界人均国民所得最高的25个国家，除了新加坡之外，全部都是自由民主国家，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些国家依法治国，具有透明和负责任的政府、自由的媒体以及集会自由。这些国家鼓励而不是压制或阻碍政治竞争。它们的领导人鼓励这样的竞争并非源自公心，更多是出于聚集起一个大型支持者联盟的必要性。
世界上最富裕的人当中，有一些生活在人口很少的小国家，比如冰岛和卢森堡。有些生活在人口众多的大国，比如美国或日本；还有一些生活在人口相对适中而幅员辽阔的国家，比如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最富的一些人生活在宗教单一的国家，比如丹麦或意大利；还有人生活在宗教成分复杂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不少最富裕的国家在欧洲，但也有一些在亚洲、北美洲或大洋洲。一些国家曾是传统帝国，如英国和法国；而一些国家曾是殖民地，如加拿大或新西兰。
那么，这些国家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不是它们的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历史或版图大小。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民主国家，因此都依赖一个大型的支持者联盟，尽管结构和规模各不相同。由于都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所有这些政权都提供便宜却极具价值的公共物品：自由。
尽管诸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新闻自由这样至关重要的自由权利很便宜就能提供，独裁者们却视之为瘟疫，避之唯恐不及。毫无疑问，民主领导人也巴不得避开这些自由权利，因为正是这些公共物品使得竞争对手组织起来推翻他们变得容易。但依赖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无法规避这些自由，因为如果他们无法保证很大数量的人们拥有自由言说、阅读、书写的权利、能够聚到一起自由探讨和辩论，他们将不可能聚集起一个致胜联盟。民主领导人必须倾听选民的声音，回应选民的期望，不然就有别人会上台来做。
而当领导人依赖的是一个很小的党羽联盟，联盟成员通过贪腐和营私舞弊而发财，很容易得到满足。他们不会冒着失去这些财富的危险要求领导人把钱从他们的口袋挪走，投到有效的公共政策上。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很乐意限制公共物品的提供，特别是自由。于是，民主国家逃脱了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而独裁国家一般来说不能。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在大自然发威造成巨大灾难时发生了什么，就能明白两类国家在逃脱自然状态方面的巨大差别。我们想想诸如地震、飓风、海啸、干旱这类自然灾害的后果。这些当然不是政治事件，但它们的后续结果却反映了统治者如何分配资源以及人民的集会自由如何影响分配决策。
地震与统治形式
一场里氏7级地震比一场6级地震猛烈10倍，而里氏8级地震又比7级地震猛烈10倍，比6级地震猛烈100倍。2003年12月26日，伊朗的巴姆城遭受了一场可怕的地震，震级在里氏6.5和6.6级之间。全市大约97000名居民当中，有26271人死亡。2005年6月14日，与伊朗人均国民所得相当的智利发生了一场里氏7.9级的地震。这次地震比伊朗巴姆地震猛烈25倍，而且发生在人口更多的地区。智利的这场地震袭击了人口有238000人的伊基克城，引人瞩目的是，只有11人死于震灾。起作用的是好运气还是好政策呢？
智利和伊朗都经常发生重大的地震活动。我们应该期待它们的政府都很关注地震的风险以及可能对人民造成的灾难。但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一切都促使我们，要对这种有关统治方式的乐观看法保持谨慎态度。
回头看看过去50年的历史，伊朗一直是一个依赖小联盟的国家。伊朗国王政府依赖的关键支持者集团也许比现在的政权的支持者集团更小，但这两种政权实际上差别并不大。根据我们的标准，不可能指望伊朗会促进那些政治自由，使人民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意愿，使政府严肃认真地去满足这些愿望。
智利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情况稍微有点复杂。从1960年到1973年，该国是一个还算相当民主的国家，然后突变为一个小联盟政权，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到1989年，智利开始渐渐回到其政府依赖相对大型联盟的道路上来。也就是说至少在整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以后，我们能期待智利比伊朗在对待地震方面采取更注重公共物品的政策。
1960年，智利遭受了一场罕见的里氏9.5级大地震。它夺走了1655名智利人的生命（后续海啸夺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夏威夷61条生命），使200万人无家可归。当时还算相当民主的智利政府立即着手制定一部新的严格的建筑防震法规，以保护人民将来免遭类似的灾难。在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期间，这部法规基本上没变动过，1993年已恢复民主的智利根据技术进步对这部法规进行了修订升级。智利这部防震法规不仅看上去非常严格，而且得到了很好的贯彻落实，大大提升了在面对地震灾害时人民的安全度。
不像智利，伊朗在过去半个世纪没有经历过民主统治。结果就是，政府没有动力采取有力政策保护公众免受自然灾难的伤害。在巴姆地震发生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伊朗研究小组表示，“鉴于伊朗地震活动高度频繁，一个全面的减灾项目于1991年启动，但措施的有效性因缺乏足够资金和制度性协调而受限……该地区脆弱性的主要根源包括……无效率的公共政策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和投资的盲目性。（斜体为笔者所加）”[74]说白了就是：小联盟的伊朗国王和阿亚图拉政权把资金挪做满足私人利益，而不是用于提高公共安全度以抵抗可预见的地震灾害。他们没有为人民提供清晰表达愿望的途径，他们在人民遭受可预见地震灾害带来的死亡毁灭威胁时坐视不管。
智利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对比远不是特例。与智利一样，值得指出的是，2009年5月民主国家洪都拉斯发生里氏7.1级地震，仅6人死亡；2009年4月意大利发生6.3级地震，207人死亡。即使2011年日本发生的可怕的8.9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毫无疑问会比同等规模灾难发生在小联盟国家造成的死亡人数低。日本不遗余力地重视建筑质量以抵抗地震，但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抵挡住日本遭受的这种强度的地震和海啸。大型联盟能够拯救生命，因为大型联盟的领导人明白如果他们不能保护自己的普通国民，他们将被能够做到的其他人取代。
地震和海啸很难预测。但它们的后果不难预测。当政府依赖很多关键支持者，救灾行动就迅速，重建工作也快速高效。如果不如人民期待中的快速高效的话—在大联盟体制下人民的期待非常高—那么政治领导人很快就得卷铺盖走人。这就是随后我们将看到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美国发生的事。我们也将看到，在关键支持者很少的国家，糟糕的救灾工作表现并不会导致领导人下台。相反地，独裁者更喜欢夸大灾害的严重程度以吸引更多的救灾资金。一旦资金到位就会被挪进政治精英们的私人账户，而不是被用于灾后重建。看看2004年海啸之后斯里兰卡的救灾行动就知道了。
这样的差别在一个国家的内部也能看到。2004年海啸之后，爱德华·鲁斯前往印度南部东海岸的泰米尔纳德邦，探访那里的难民营。[75]尽管灾害导致15000人至20000人死亡并造成大范围毁坏，在一年之内几乎所有灾民都得到重新安置，政府还对灾民的生命财产损失进行赔偿。灾民尽管相对贫穷，但对整个过程非常了解。原因就在于：泰米尔纳德邦的选举非常激烈，仍然盛行于印度北方的庇护式集团投票在这里已经崩溃。当2006年鲁斯前往更靠北的奥里萨邦，他发现人们仍然挤在10个村子里，但他们根本不是2004年海啸的灾民，他们承受的是1999年一场飓风灾难的后果。
有关自然灾害的所有这些例子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的不同变奏。当政府依赖大量关键支持者，它们必须分配政府资源，提供有价值的公共物品，比如可靠的建筑规范、自然灾害之后的救援行动以及如果可能的话，预防灾害的堤坝、沟渠等。为了了解人民的需要，政府必须让公众能够很容易表达他们想要什么样的公共物品。做到这点的最佳方法就是提供所有公共物品当中最便宜但最有价值的那个：自由。
公共物品能够服务公共利益。然而它们也可能成为压榨公众的手段。在大型联盟的环境下，公共物品普遍提升公众的福利。在小联盟的体制下，情况则否。
民主国家并非运气好。它们不是靠运气来吸引富有公益心的领导人。倒不如说，它们吸引的是以生存为念的领导人，他们明白，由于自己依赖的是大量关键支持者，他们只有搞清楚应该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才有可能上台和持续掌权。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在解答这完全一样的生存问题。只不过由于他们所依赖的联盟很小，他们提供的公共物品缺斤少两。在这两种情形下，公共物品都被用来达到政治生存的目的。
我们无须诉诸公益精神来解释为什么民主国家人民生活远胜独裁国家。当联盟较大，每个人都能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当联盟较小，只有基础教育。而当联盟较小，医疗保健只为那些有生产能力的人提供；当联盟较大，宝宝和老人不会被排除在医保体系之外。联盟较大，每个人都能享用高质量饮用水；否则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享用。最重要的是，在大联盟体制下，表达愿望的自由以及当要求未获满足而表达不满的自由十分充分；在小联盟体制下，这种自由极其匮乏。
在探讨了生活在大联盟体制下的种种好处之后，下一章我们将考察民主制度的阴暗面—大联盟政权并不能杜绝为特定国民提供私人好处。我们也将看到，贪腐是小联盟领导人的好帮手，实际上，为党羽们提供贪污、贿赂机会和其他私人好处，有助于领导人维持权位。提供相似的好处会让民主领导人丢掉乌纱帽。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总是由小联盟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