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反叛中的人民

一名成功的领导人总是把核心支持者的需要置于人民的需要之上。[121]没有他的致胜联盟的支持，一名领导人什么都不是，很快就会被对手横扫出局。但如果领导人的统治权只依赖于少数人，让联盟满意是得花钱的。通常来说，联盟成员获得的酬劳以牺牲社会其他部分的利益为代价。没错，是有一些独裁者让人民生活过得更好而成了名人堂成员。大多数独裁者不这么做。那些不这么做的独裁者将坐在办公室里为了自己和联盟的利益将国家的经济搞得一蹶不振。最终形势发展到足够恶化的地步，导致一些人民开始厌倦身上的重负。他们也会对领导人的生存产生威胁。

尽管来自于人民的威胁不如联盟背叛的风险那么无处不在，但大批人民走上街头还是有可能成功推翻当局的统治。因此，如何防止和对付这样的革命威胁对独裁者和潜在的革命者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接着我们就要来探讨。

抗议还是不抗议

独裁国家的人民遭遇极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劳动税入被领导人搜刮，并被大把地花费在了核心支持者身上。领导人为人民提供的东西则仅限于必要的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以及保证他们有力气干活的食品。假如一个小联盟领导人足够幸运到拥有其他收入来源，比如说自然资源或外国的善心捐助，他可能连上述那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提供。独裁者当然不提供政治自由。在大部分小联盟国家，人民的生活肮脏、孤独、贫穷、粗野。处在绝望道路上的人民总是会要求变革。他们想要一个能提供生活保障的政府，使他们过上安全、快乐、有创造性的生活。

在忍受了长期的艰辛困苦之后，他们为什么有可能突然群起反抗政府呢？答案在于找到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一个临界点，在这个点上人们认为未来继续在这个政府统治下的生活仍将足够糟糕，值得他们付出革命的代价。他们必须相信那些自告奋勇率先反叛的人有相当大的成功机会，让普通老百姓生活改善的机会。

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如果一个政权非常擅于说服人民越雷池一步意味着极其悲惨的后果甚至死亡，反叛就不大可能发生。是的，生活在这样一个政府统治之下十分可怕，但失败的风险和代价太高使人们不敢起而反叛。他们有可能丧命或被关入大牢，有可能失去工作、家甚至孩子。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希特勒们能够避免反叛。如果统治确实极其严酷，人们的确不敢起来造反。

一开始，一些特别勇敢的人可能率先造反，他们宣称将把国家变成民主国家。每一次革命和每一次群众运动都肇始于承诺进行民主改革，承诺建立一个解放受压迫者、减轻人民苦难的新政府。这是发动大众走上街头必不可少的因素。当然，它并不常常奏效。

举例而言，肯尼亚独立运动领导人和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在1952年7月26日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一次集会上做了相似的宣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部落，现在团结起来，我们将在这个国家实现欧洲人所称的民主。真正的民主没有肤色的区分。它不分黑人和白人。我们今天在这个浩大的集会上，在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旗帜下寻找从黑暗走向民主的道路。为了找到它，我们非洲人首先必须获得选举我们自己代表的权利。这毫无疑问是民主的第一原则。我们是肯尼亚唯一一个不能选举自己在议会代表的种族，我们要着手改变这种情况……一个国家没有平等却能繁荣，这在历史上闻所未闻。我们鄙视贪污和腐败，欧洲人不断提到这两个词。贪污和腐败在这个国家很普遍，但我并不感到意外。只要人民受到压制，腐败肯定横生，对此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平等政策。[122]

以上是来自肯雅塔的崇高言辞。他没有实现为肯尼亚大众带来平等、民主、自由的承诺，没有消除党内忠诚分子的腐败和特权。大多数革命者一旦上台—只要他们能侥幸成功—就倾向于成为卑鄙的独裁者。毕竟，民主制度除了催生人民想要的政策之外，也会让领导人的政治生存变得更难。领导人不会顺从人民的意愿，除非人民有能力迫使他们。那么人民什么时候才有能力迫使一个顽固不化的老独裁者或一个刚刚获胜初掌大权的革命者为人民着想而不是为自己着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是另一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时候一个政权选择通往民主之路而不是维持独裁统治。

在决定将赌注压在革命者的承诺之前，每一个潜在抗议者都会先评估一下自己所能承受的代价和风险，把它们与假如不反叛的情况或反叛成功后的收获进行比较。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中庸派独裁者比如古巴的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而不是斯大林）相比最残暴的独裁者来说更容易面临大规模群众抗议。这并不是说这些人民起而反叛的时候真的认为生活会改善，他们只是在冒经过计算的风险。他们当然明白革命成功是有可能带来生活的改善，但并非所有革命运动都会导致民主、都会一下子汹涌迸发出人民需要的公共物品。

很多革命的结果无非是让一个专制政权取代了另一个而已。某些情况下新政权实际上比前政权更坏。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推翻“真正独立党”政府大概就属于这种情况。但对于参加革命运动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希望在于可以改变命运，要么通过实现民主化扩大致胜联盟的规模，要么至少成为新联盟的一部分。

未雨绸缪

独裁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应对革命的威胁。他可以提升民主，大大改善人民的待遇，使他们不再想着反叛。他也可以加强专制独裁，让人民的境遇变得更加悲惨，同时一举扼杀人民造反成功的机会。

面对初生的革命威胁，领导人预期的军队效忠程度是影响他采取何种对策的重大决定因素之一。领导人明白，作为孤立的个人，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了威胁。这正是政府领导人不愿放任人民自由集会形成组织的原因。一旦人民大规模走上街头，领导人想要生存的话当然需要有非常忠诚的支持者为他干镇压人民的脏活。

我们前面谈到过很多领导人在生死攸关时刻被支持者抛弃。1990年多伊政权面临反政府叛乱时，他的士兵不仅不愿与叛军战斗，反而对利比里亚人民大肆恐吓劫掠。1979年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士兵加入到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支持者行列，国王被废黜。相似地，1986年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因安全部队叛变而被赶下台。1917年起义群众攻入圣彼得堡冬宫，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他的军队由于待遇极差，又不愿被派往一战前线，因此拒绝阻止起义群众。近代以来不少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从法国大革命到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崩溃，都缘于政权的核心支持者不愿在关键时刻镇压人民。近年来的所谓“颜色革命”（格鲁吉亚2003年的玫瑰革命、乌克兰2004—2005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都展现了同一现象。

在上述每一个案例中，联盟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消失了，因为此时领导人再也无力承诺支持者干脏活能得到充分报答。俄国沙皇、法国的路易十六和苏联都缺钱回报支持者。菲律宾的马科斯和伊朗国王当时都被外界获知得了不治之症。新领导人通常要对联盟进行重新洗牌，旧政权的核心支持者对于是否能被新政权留用没有把握。于是他们选择袖手旁观，放任人民造反。

革命运动也许看上去是自发的，但我们应该明白，它们的发生是因为有足够的人民相信他们有了现实的成功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独裁领导人都会消除反叛的吸引力。他们迅速采取行动严酷惩罚率先走上街头的人。这就是2009年总统大选之后我们看到伊朗发生的情况。政府迅速采取行动，殴打、逮捕、枪杀示威者，直到人民害怕继续上街。

谨慎老到的独裁者都将反叛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重申，只有那些愿意做真正肮脏勾当的人才适合盘算成为独裁者。心慈手软的人一眨眼工夫就会被人搞掉。

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的抗议活动

在民主国家对政府所作所为表达不满与在独裁国家完全两样。在一个民主国家，抗议相对便宜和简单。人民有集会的自由，事实上这是权利。他们也有很方便的协调组织手段。我们已从先前几章了解到，依赖大型联盟的政府创造了大量公共物品，包括统称为自由的一揽子特殊公共物品，包括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这些自由权利使数量巨大的人民交换对于政府的看法、表达对任何不喜欢政策的反对意见变得容易得多。

这些自由也让抗议变得容易。但由于人民喜欢这些自由，将它们赋予人民也能消解他们想搞垮政府的欲望。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一件很普通的事，但旨在推翻政府制度的反叛行为则很罕见。民主领导人必须奉行人民想要的政策，否则会遭到抗议，而由于人民可以自由集会，领导人除了给他们想要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他们。当然，有时候领导人未能给予人民想要的，于是人民就很可能走上街头表达对某些特定政策的不满。比方说，当一个民主国家准备参战时通常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些人支持这样的决定，一些人反对。反对者常常通过上街示威让政府知晓他们的不悦；而如果人数足够多，示威活动持续足够久，他们能够促使政策发生改变。林登·约翰逊面对人们对其越南战争政策的极度不满，选择了放弃寻求连任。

在民主国家，抗议是为了警告领导人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人民不高兴了，而如果政策不改变，他们将把无赖赶下台。然而在独裁国家，抗议具有更深层的目的：摧毁政府的整套制度，改变人民被统治的方式。

独裁者讨厌各种自由权利，因为它们使人民能更容易了解彼此共有的悲惨境况并相互协作起而反抗政府。任何时候只要可以的话，独裁者都要取缔集会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把自己和人民的威胁隔离开来。对独裁者来说不幸的是，由于缺少源自于这些自由的公共物品，人民很难有效地工作，因为他们很难方便地交换意见，哪怕是有关如何改善工作环境。而如果人民工作效率低下，独裁领导人就无法获得足够多的税收收入。

独裁者必须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没有足够的自由，人民的生产力就不足，干的活很少；但如果给予他们太多自由，他们会对领导人构成威胁。独裁者对税收财源的依赖程度限制了他们对人民的压迫程度。

自然资源充沛或外国援助源源不绝的国家罕有进行民主化的。它们是世界上压迫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的领导人拥有回报核心支持者的资源，无须赋予人民权利。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民确实渴望变革，但不能依照这些愿望行事。缺乏集会的能力，协同对抗政府是件很困难的事。不仅如此，人民知道领导人有能力付钱让联盟来镇压他们。看到成功的希望如此渺茫，人民选择了低下头。抗议活动变得很罕见，有的话会带来更严酷的镇压。

但如果钱耗尽了会发生什么？

回头看看表7.1显示的截止2010年埃及获得的外国援助情况。随着埃及和以色列实现和平多年和成熟化，美国对埃及的援助一直在持续减少。减少的幅度相当可观，这意味着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在收买军队的忠诚支持方面越来越困难。全球经济增长减缓加大了援助对埃及的重要性。随着政府财源枯竭，反对派叛乱的机会来了。2011年初，穆巴拉克除了面对糟糕的经济和缩减的美援，也面临大规模的群众示威。

当独裁者缺乏充足的资源，统治人民就变得更加困难。首先以及最重要的，领导人必须奖赏核心支持者，否则他们就全跑了。领导人如果缺乏来自于外援、自然资源或借贷而来的收入，必须通过鼓励人民工作并进行征税来获得。不幸的是，有助于提升生产力的许多公共物品同时也会提升人民的协调能力，从而提高反抗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领导人需要源自人民工作的税收收入，面对人民的反抗更可能做出让步，这与自然资源或现金储备丰富的国家情况不同。

导致人民反抗的因素相对不那么复杂。领导人通过提供公共物品、为提高人民的福利付出多少，决定了人民是否反抗。自由度水平决定了人民是否依照这些愿望走上街头。

然而，尽管全球很多国家中这两个因素都很突出，抗议行动还是比较罕见。它们需要导火索。

冲击性事件引发反叛

引发反叛的冲击性事件有多种形式。抗议行动极少自发发生。通常需要有某个事件来撼动现有体制并引发抗议活动。1989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剧变时，传染效应发生了重要作用。一旦有一个国家出事，周边国家的人民意识到自己的政府也许也不再刀枪不入。波兰举行自由选举在东德引发了抗议示威活动。当局势清晰显示东德安全部队不会执行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的命令进行镇压时，示威抗议活动日益高涨。东德成功的抗议活动鼓舞了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相似的抗议活动，如此这般。一个个国家发生剧变都对剩余国家发出更加强烈的信号。东欧各国政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倒台。倒台前每个国家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东欧的独裁者们再也无力向支持者承诺私人好处。相反，他们的很多党羽明白与其跟着失败的政权在荣耀中灰飞烟灭，不如抛弃。相似的故事在2011年的中东再次上演。随着突尼斯剧变，埃及人民意识到他们的领导人可能也不再坚不可摧。反叛能够成功的信念如此具有传染性，曾经铁板一块的中东迅速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温床。巴林、约旦、也门、叙利亚、利比亚乃至其他国家的人民决定试试运气。

一次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一次未曾料到的权力更迭危机，或者一次将独裁国家经济推向崩溃破产边缘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同样会向抗议者发出战斗号角。还有一些冲击性事件则可以事先“策划”，指的是独裁者错误估计风险而做出的一些事。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操纵选举。

独裁者看来很喜欢举行选举。不管他们这么做是出于应付国际压力（并获得更多外国援助）、缓解国内紧张局势，或为了获得一丝虚假的合法性，他们喜欢在选票统计上弄虚作假。选举当然好，获胜就更棒了。尽管如此，有时候人民会抓住某次选举的机会让领导人震惊，压倒性地将选票投给别人，让隐瞒真实投票结果变得很困难。

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愚蠢到举行了一次选举。他这么做为抗议活动提供了动力，不过被他侥幸逃过一劫。1985年，在利比里亚选举委员会花了几个星期时间“统计”选票之后，托马斯·奎翁巴发动政变向多伊发起挑战。也许奎翁巴把选举委员会的拖拉看做自己获得广泛支持的信号，同时也是选举委员会对他不支持的信号。当他的政变部队进入首都蒙罗维亚，群众走上街头游行庆祝时，不幸地，多伊的核心支持者保持了忠诚。反叛的代价现实而残酷，多伊的军队杀了数百名奎翁巴的支持者作为报复。

在后苏联时代的东欧，“合法化”的选举助长了公民反抗活动。选举创造了取代而不是维持现有政权的机会。2004年，已经执政两个任期的时任乌克兰领导人列昂尼德·库奇马决定遵守“不得超过两个任期”的规定而退休，这或许相当出乎他的核心支持者的意料。他选择的继承人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选举过程发生的故事简直像约翰·勒卡雷的间谍小说。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反对派领导人维克托·尤先科，选举前据称因二恶英中毒，导致面部受损。

在2004年10月举行的第一轮选举中，两名主要候选人各获得约39%的得票率，不得不在11月21日举行第二轮决胜投票，但官方的票数统计结果与出口民调结果大相径庭。甚至在第二轮投票结束之前，尤先科就已经号召支持者走上街头。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亚努科维奇胜选。然而，尤先科支持者举行的抗议活动持续高涨，前去镇压的安全部队被召回。最终乌克兰最高法院裁定第二轮投票当中存在大量舞弊行为，决定重新举行第二轮大选投票。结果尤先科轻松获胜。

联盟的动态是解释为什么安全部队允许人民上街示威抗议的关键因素。总统要换人了。尽管准备退休的现任领导人库奇马支持亚努科维奇，但他无法保证安全部队里的核心支持者在权力交替之后仍能获得留用。正如我们在路易十六和其他许多案例里看到的。安全部队拿不准是否能保住长期的特权，拒绝镇压群众，两面下注。没有安全部队控制街上的示威人群，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纷纷倒戈。人民将尤先科送上了权力宝座，但促使他们上街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看到安全部队明显不支持亚努科维奇。

有时候，触发一场反叛运动的冲击性事件纯属意外。自然灾难虽然给人民带来痛苦，但也有可能给人民带来权力。地震、飓风和旱灾的一个常见后果就是大量灾民流离失所。如果他们被允许在难民营里聚集，他们就有了机会组织起来反对政府。你瞧，难民营居然具有助长自由集会的意外作用。地震、风暴、火山爆发会聚集起大量几乎一无所有的绝望人民。它们也会极大削弱政府控制人民的能力。

1989年9月19日早晨，距离墨西哥城大约三百五十公里的太平洋米却肯断层发生里氏8.1级的大地震。墨西哥城的地质条件非常脆弱，因为它建立在特斯科科湖松软的湖积层地基之上。在地震期间，构成湖床的沉积沙土再加上高含水率导致土壤液化（也就是地面像液体一样活动）。这个城市的建设也没有民主可言，极少建筑物的抗震能力经过强化。结果就是，遥远的地震在全城造成严重破坏。确切的死亡人数有很大争议，但一般认为在1万到3万人之间。另有25万人无家可归。墨西哥政府几乎没做什么，人民被迫自我救援，组成救灾队挖掘幸存者和建立难民营。

因为需要而建立的这些难民营成了墨西哥城一支重要政治力量的基础。地震将绝望的人民聚合起来，他们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他们蜂拥涌入拥挤的难民营，共担对政府救援希望的幻灭。组织一场抗议集会突然变得相当容易。愿意参加的人是现成的，他们无可再失。由于政府几乎缺席，这些社会团体变成重要的政治力量，迅速展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由于无力对抗这些团体，政府只能迁就它们。人们普遍认为这些团体在墨西哥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123]

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当中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被赶下台的故事大致相似。1972年，一场里氏6.2级的地震袭击了首都马那瓜，造成大约五千人死亡并迫使25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涌入难民营。索摩查及其党羽从外界援助中捞取好处，却在妥善安置如此大量无家可归者方面什么也没做。这些难民营成为活动分子的组织基地，他们最终终结了索摩查的统治。

并非所有的独裁者都会犯忽视天灾或忽视难民营的产生这样的错误。看一下2008年缅甸的案例。丹瑞是缅甸（全称为缅甸联邦共和国）军政府领导人。尽管他被外界形容成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人，却深谙掌权之道。[124]2008年5月2日，一个名为纳尔吉斯的超强飓风横扫了缅甸南部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造成极大破坏。三角洲当地居民主要是贫穷的渔民和农民，灾难来临前没有收到任何警告。风暴摧毁了整片整片村镇。缅甸官方的死亡统计数据是13.8万人，不过其他机构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万人。

没有人会因风暴发生或地势低洼地带的村子抵挡不住风暴潮而指责丹瑞。然而，缅甸的军政府没有发出任何预警以及在发生灾难后在救灾方面毫无作为，这就应该受到指责。实际上他们比毫不作为更糟糕：他们拼命阻挠国际救援人员和物资进入缅甸。位于缅甸南部的大城市仰光本身也遭到风暴重创，很多仰光人试图前往三角洲地区救助那里的灾民。但他们不被允许。小商小贩只能私运少量食物进入灾区。

国际社会行动起来提供救灾援助。当成千上万灾民死于饥渴，装满救灾物资的大量船只却只能停靠在海岸。军政府拒绝国际救援人员入境。几乎不可能获得签证。信息极端匮乏。缅甸军政府向国际社会请求援助，但只能以政府对政府的形式。事实上丹瑞相当于对外界说：“拿钱来，但人不能进来！”

灾难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军队进入三角洲地区一些较大的村镇。他们不是去帮忙，而是去驱散聚集在学校和寺庙的难民。尽管每个场所的难民人数不超过几百人，军队还是把他们从避难所赶出来，要他们回家。这毫无意义，因为他们的整个村镇都已经被摧毁，他们没有食物、饮用水、衣物或可以避难的地方可以回去。事实上，有人观察到：

幸存者被塞上小船运回他们刚刚逃离的已遭摧毁的村子。在一些地区清扫工作迅速展开，随着紧急阶段正式结束，官方要求人们在6月2日之前回到他们的村子，这是新学期开始的日子。但幸存者根本不知道要回到哪里；他们以前称之为家的地方难道还有什么东西留下吗？在那里他们又如何获得食物和水？[125]

政府连这些问题都懒得回答。

在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纪录片《风暴之眼》中可以看到一名缅甸军政府高级将领在向一群幸存者发表讲话。[126]忍饥挨饿、极端贫困的灾民请求政府提供一点米。这名将军对他们说现在他来了（但仍然没有提供帮助），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村子并“努力工作”。军队一边夺走允许入境的少量救援物资（拿到黑市去贩售），一边告诉灾民他们可以吃青蛙。实际上政府是在告诉这些幸存者滚开，默默死掉：惨无人道到极限，但却是上等的小联盟政治。死人是不会抗议的。

自然灾难总是政府生存的灾难吗？

地震或其他自然灾难会撼动政治体系。然而在不同制度下，这种撼动的性质大不相同。民主国家领导人对与自然灾害相关的伤亡非常敏感。眼睁睁看着人民死亡会显示出严重的政策失败。民主领导人需要施行好的公共政策以回报数量庞大的支持者。如果他们做不到，他们就很容易被赶下台。在民主国家，因自然灾害引起的死亡会引发抗议以及导致领导人下台。

为了揭示非民主国家和民主国家因拙劣的救灾表现所造成的政治后果的不同，我们来比较纳尔吉斯飓风和卡特里娜飓风。卡特里娜飓风于2005年8月袭击了美国的墨西哥湾沿岸地区。这是美国历史上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一次自然灾难，估计损失高达810亿美元。因灾死亡人数为1836人。

从小布什总统到新奥尔良市长雷·纳金，美国政府饱受救灾不力和缺乏领导力的指责。纳金延误了发布撤离令的时间，直到飓风来袭前19个小时才下令全城撤离。结果就是很多民众被困。接下来，新奥尔良“超级巨蛋”橄榄球场设立紧急避难中心，一下子被3万人挤满，而不是原先预计的800人。联邦救灾行动姗姗来迟。许多伤亡者是被炎热和脱水击垮的病人和老人。

美国领导人的乌纱帽在灾难面前岌岌可危。不少观察家认为卡特里娜飓风是造成共和党在2006年中期选举乃至2008年总统大选失利的重大原因。不过，虽然很明显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救灾行动原本不该这么差，但与纳尔吉斯飓风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对照起来，尽管至少13.8万人因灾死亡，2010年丹瑞有恃无恐地允许举行一场荒唐的大选，军政府在背后支持的政党轻松获胜（至少根据官方公布的结果）。

从墨西哥和尼加拉瓜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在独裁国家，自然灾难可以演变成一股号召力量。灾难会聚集起现政权的反对者，使他们的相互协调变得相对容易。不过，因灾死亡人数多少对独裁者能否继续掌权几乎产生不了影响。事实上，别的不说，灾难中死的人越多越有利于独裁者的政治生存。

正如我们知道的，独裁者并非通过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去收买政治支持。把资源用于拯救人民生命就没法用在党羽身上了。不仅如此，我们也知道，独裁者非常擅于利用国际社会。让更多人死掉实际上可能会帮他获得更多国际援助。这些结果的含义令人不寒而栗。因此没什么好奇怪的，独裁国家的天灾死亡人数大大超过民主国家的天灾死亡人数。

让人民死掉在独裁国家是一种上佳的治理方式，如果是在民主国家则会对领导人任期造成灾难性后果。对天灾[127]、死亡人数和领导人任期三者之间关系的详细统计分析非常复杂，我们来比较一下一个国家发生里氏5级以上地震造成200人或200人以上死亡的情况和发生相同规模地震但死亡人数较少的情况。我们要特别关注在各自的情况下该国领导人在地震发生后两年内被赶下台的几率。

一场地震本身不会对民主领导人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胁。但是如果有200人以上因灾死亡，领导人几乎肯定会下台。在通常的情况下，在任何给定的两年时间段里，任何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几率是40%。但如果国内发生造成200人以上死亡的地震，民主领导人下台的几率飙升到91%。我们认为情况就是这样，因为民主领导人本应该奉行有效的公共政策，而所谓有效的公共政策就包括贯彻执行严格的建筑标准以及灾后实施优秀的救援和重建工作。在这样一场震灾中死亡人数过多无异于向每个人发出信号，即领导人没有做足够的工作保护人民，因此他必须下台。

独裁领导人下台的风险要小于民主领导人，与地震相关的死亡人数对他能否继续掌权几乎不会造成影响。在任意一个两年时间段内，有22%的独裁者会丢掉权力。如果在这个两年时间段的第一年他们的国家遭受里氏5级或以上的地震，独裁者下台的风险上升到30%。然而，如果因灾死亡人数超过200人，独裁者下台的几率反而回落到24%。地震灾民被迫涌入难民营并组织起来反抗政府，这会对独裁者构成威胁。如果人民在地震当中死掉当然就没法组织起来，就不会对独裁者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胁。基于这些事实及其内在诱因，地震中死亡超过200人的案例在独裁国家比民主国家普遍得多。[128]

对革命或其威胁做出反应

无论是一场无法预测的地震、一次权力更迭危机还是一次金融危机都会造成反叛的威胁，像雷电一样袭击领导人。面对这样的威胁，什么才是正确的回应方式？历史告诉我们，有人严厉镇压反叛者，有人屈服，有人主动进行改革。政治的规则会帮助我们理解不同的情况导致不同的选项。

成功的反叛活动、群众运动和革命并不常有，但也并非极其罕见。成功的叛乱活动最终催生了民主制虽然相当少见，但确实有过先例。革命或革命者确实做到他们承诺的：创造一个民主国家改善人民生活—这样的革命或革命者有什么特点？革命失败或革命者根本不进行民主化，这样的革命又有什么特点？我们还是从老朋友缅甸将军丹瑞说起。

丹瑞军政府想尽办法让缅甸人民保持贫穷、孤立和无知。那里没有新闻自由，不允许人民聚集。极少外国人能获准入境，就算有，警察也会全程监视。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让人民协同组织反抗政府变得非常困难。人民渴望变革，但政府让他们的愿望几乎不可能实现。2005年《经济学人》杂志一篇文章生动描绘了缅甸人民到底有多不开心，记者回想起当地人不断问他怎样才能说服美国入侵缅甸：“外国入侵是美好的希望，而不是令人担忧的事情。”[129]缅甸人民希望成为第二个伊拉克！人民对变革的渴望如此强烈，难怪丹瑞对抗议活动如临大敌，聚精会神予以阻止。

像许多人一样，丹瑞采取独裁者都爱的方式消除大规模政治运动带来的威胁。他镇压人民。他不需要收买人民，因为缅甸被自然资源所祝福，或诅咒，看你从哪个角度理解了。缅甸是天然气、硬木、宝石、黄金、铜和铁的出口大国。[130]举例来说，它每年出口140万到160万立方米的硬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价值昂贵的柚木，据估计每年因此创汇3.45亿美元。我们说“据估计”是因为无法掌握确切的数据。2001年，中国的报告显示从缅甸进口了51.4万立方米硬木，但缅甸方面对应的出口数据只有3240立方米。未被记录在案的硬木出口所带来的收入大概都进了将军们的口袋，而不是用于提高人民福利。它肯定没有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缅甸木材业在出口前的产品加工几乎完全停滞，因为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当然，缺乏道路也会让人民更难进行集会从而威胁到政府。2005年之后这一点尤其明显，政府将首都由仰光迁到中部一个山区城市内比都，很少人被允许访问该城。

缅甸也是世界上主要的翡翠和红宝石生产国。2007年的宝石拍卖据估计为缅甸带来了3.7亿美元收入。不过，缅甸最大的出口产品是天然气。目前近海天然气田的年产值在10亿到15亿美元之间。随着其他新气田的开发以及中缅天然气管道的开通，未来几年缅甸的天然气收入还将继续增加。这些收入的极少部分进入了缅甸政府的经济账。缅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是6∶1左右，然而实际汇率比这高200倍。这意味着政府可以把出口天然气的美元收入按官方汇率折算为缅币存进政府账户，私吞掉99.5%的实际收入。

缅甸很穷，丹瑞很富。他是一个幸运的领导人。由于他不用依赖人民的劳动，因此可以无情地进行镇压。这意味着缅甸人民虽然境况悲惨，但不容易造反。如果他们这么做，丹瑞有足够资源收买军队的忠诚，确保自己掌权。

2007年2月，多家报纸报道了发生在缅甸的一场微型抗议活动。有15人（有的报道称25人）聚集在一起抗议政府。他们要求基本的人权。不到30分钟，许多抗议者以及一名采访的记者就被逮捕。政府把任何形式的抗议活动都视为生存的潜在威胁，这不是没有理由的。1962年，吴奈温将军通过政变上台，施行社会主义政策。1988年爆发了抗议活动和骚乱。在1988年8月8日（1988/8/8，这在许多亚洲文化当中都是一组幸运数字），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杀害了数千人。暴行引发的抗议活动迫使吴奈温退居二线，同意在1990年举行全国大选。昂山素季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获得压倒性胜利，得票率为58.7%，赢得了议会492个议席中的392席。然而，随着示威抗议活动得到控制，缅甸军政府直接无视选举结果，继续军人统治。

丹瑞于1992年上台。他的政权迅速扑灭了上述2007年2月的抗议活动，不过，2007年8月发生的事证明了他这么做是对的。8月19日，大约500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油价上涨，活动领导者是一些参加过1988年抗议行动的学生领袖。这次示威活动持续了许多天。随着军队展开大范围抓捕行动，示威人数降到了百人以内，但到了9月，随着数百名佛教僧侣加入示威游行，活动再次升级。军队对僧侣大打出手。两名僧人被绑在一根灯柱上遭到毒打，有报道称其中一人被打死。

佛教僧侣在缅甸很受尊敬。僧人遭到的暴力对待引发了更进一步的示威抗议活动。一名政府代表被示威群众围困了六个小时。全国各地的僧侣做出倒扣钵盂的象征性动作表达对政府的抗议，这一仪式被称为“塔贝茂克”。宗教服务活动拒绝对任何军队人员开放。各地僧侣团体纷纷展开游行，抗议活动日益升级。人们开始谈论“藏红色革命”，藏红色是僧袍的颜色。这正是丹瑞最害怕的。

从9月25日开始，政府下令对示威群众展开武力镇压，军警一开始使用橡胶子弹，随后就动用真枪实弹。军方还搜捕寺庙，将不少僧人连夜抓走。其余僧人被驱赶回乡下，防止他们聚集。三天之后，示威活动完全平息。尽管缅甸政府动用武力最终击溃了所有反对者，但代价高昂。僧侣的崇高地位意味着许多士兵不太愿意伤害他们。政府曾一度担心军队可能不愿袭击寺庙。虽然最终军队还是动手了，但无疑政府要耗掉很多资源来收买这样的忠诚。

丹瑞采取的行动虽然残暴无情，却代表上佳的独裁政治。他延续了自己的统治。做一个领导人比做一个好人重要，在这方面丹瑞并不孤单。在世界上众多自然资源丰富的独裁国家，人民生活相当悲惨。在这些国家，政府阻止人民协调沟通。他们的生活孤立、痛苦、缺乏生产性。但革命和抗议活动并非无望的行动，下一组例子将揭示这一点。

权力归于人民

历史上有一些革命不仅成功推翻了肮脏的旧政权，还成功建立起与民友善的政府。美利坚的乔治·华盛顿、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是其中的一些例子。也许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面临革命威胁的领导人主动民主化以保留权位。加纳的杰瑞·约翰·罗林斯就是一个绝佳例子。在这些实现民主化的革命当中有一条共同的主线，这条主线在那些新独裁者取代旧独裁者的革命当中是没有的，比如波费里奥·迪亚斯领导的墨西哥革命以及乔莫·肯雅塔领导的肯尼亚革命。

如果一旦在推翻旧政权之后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财富可以依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常常会争取民主革命。这些“好”革命家没有利比亚的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或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那么走运。2011年到处蔓延的革命运动对卡扎菲造成了致命威胁，但他的石油财富为他带来了抗衡反叛者的坚实基础。他有钱收买军队的忠诚，这是他资源匮乏的突尼斯和埃及邻居没有的。他们与好革命者一样，必须依赖人民的生产活动才能获得用于回报支持者的收入。为了提高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好的革命领导人必须增加人民的自由。如果人民可以会面、交流，会挣得更多。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农民用上了电话、能读到报纸或收听广播，他们就可以了解市场价格信息。这让他们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将农产品拿到合适的市场上出售。道路和运输网络会减少交易成本。由于可以挣得更多，农民工作更加努力，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不过对领导人来说很头疼的是，同样的自由权利也会让人民组织起来。同样是这些有助于提升生产力的媒体、电子交流手段和道路交通也会让同样这些农民很容易了解到反政府示威活动的信息并参与进去。正如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降低了人民协调组织的门槛一样，增加人民的自由权利也会让抗议活动更可能发生。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面临着两难局面。苏联的经济在恶化。没有额外收入的话，他无力回报核心支持者。他可能指望过俄罗斯丰富的石油资源，可惜那时候国际油价不振。对他来说，遏制反叛发生的最佳方式就是为苏联经济松绑，尽管这意味着要赋予人民更多掌控自己生活的能力。戈尔巴乔夫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愿意承担这一风险。

一些人可能会提出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比缅甸的丹瑞将军更好的人。也许他是，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镇压了阿塞拜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发生的受到宪法保护的分离主义运动。苏联军队对那些共和国的人民争取自由的行动采取的应对措施绝不是一位开明领导人该采取的措施。苏联黑色贝雷帽部队在立陶宛打死了14人，打伤150人。[131]一周之后，苏联军队在镇压拉脱维亚的独立运动时又打死4人，打伤20人。[132]

为什么开明的戈尔巴乔夫要采取这些严酷的行为？他是在回应来自他的致胜联盟内部的政治压力。苏军高级将领以及其他人敦促戈尔巴乔夫在分离主义地区实施中央直接统治。他们在一封流传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中提出：“如果宪法手段被证明在反对分裂主义者、犯罪投机者和持续导致人民流血的准军事势力方面无能为力，我们建议在主要冲突地区实施紧急状态并由总统直接管理。”[133]戈尔巴乔夫明白无视他的联盟中关键军方人物和政治人物会造成什么政治风险。

戈尔巴乔夫未能彻底消除分离主义运动是党内强硬派决定发动政变推翻他的重要诱因。鲍里斯·叶利钦的支持群众占领红场，逼退政变势力后，戈尔巴乔夫短暂地恢复权力。但对他来说伤害已经造成。恢复权力之后，他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独立，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继续维持自己的政府乃至苏联的存在。三个月后，苏联正式解体。

戈尔巴乔夫施行的旨在重构苏联政治经济体系的改革政策，可以被解读为他试图增加政府的收入以阻止出现类似分离主义运动及其政治后果这样的麻烦问题。他和他的政府的努力失败了，不过这就是所谓冒险的含义。有时候事情如你所愿，有时候不。

今天俄罗斯的民主化道路充满曲折。在鲍里斯·叶利钦的后戈尔巴乔夫政府统治下，俄罗斯曾维持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不过现在的情况有些微妙。俄罗斯刚刚开始依赖大联盟和善治的政治体制出现变化。之所以如此，我们前面说到，俄罗斯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不像可怜的戈尔巴乔夫执政期，现在的俄罗斯恰逢国际油价创下历史新高，当局有能力收买核心支持者为其粉碎反对派，并且很可能还有充足的额外的钱可以让老百姓足够开心，使他们不会因为丧失了自由而反叛。

自由权利的扩大是即将民主化的明显信号。经济必然性是促使领导人做出让步的决定因素之一。另一种情况是，领导人本身就是在大联盟的支持下上台的，比如乔治·华盛顿、纳尔逊·曼德拉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原因各不相同，但他们每个人都在一个大联盟的支持下开始行使权力，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尽力维持联盟至少一段时期作为政府生存的必要支撑。

当华盛顿成为美国总统时，“美利坚合众国”被人视为一个复数名词。那时候人们更认同自己所在的州而不是整个国家。华盛顿领导的军队依赖于从十三个殖民地招募士兵，每个殖民地都有自己的政府，每个殖民地政府自己支付殖民地军团的军饷。华盛顿需要得到各殖民地的广泛支持，因此他打从一开始就被迫接受了一个大联盟。在那种情况下他必须做凡是大联盟领导人都必须做的事—优先大量提供公共物品而不是私人好处。在这些公共物品当中首要的就是《权利法案》，保障对民主的、大联盟的统治具有核心意义的自由权利。没有这些权利的话，各州不可能批准宪法，不可能居于一个单一政府统治之下。

纳尔逊·曼德拉的故事相当类似。他领导的政治运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花了几十年时间反抗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经过长期努力和暴力斗争，还是无法推翻白人压迫者的统治。坐了27年大牢、多次拒绝以放弃暴力主张为条件提前出狱的曼德拉最终看到了另一条道路。

可能由于受到国际制裁的影响，南非经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急剧下滑。1980年南非的人均年收入为3463美元，但到了1993年下降至2903美元，[134]这一年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的白人政权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为举行不分种族大选铺平了道路。德克勒克和长期当政的前任总统博塔都深陷麻烦，因为经济衰退使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持续收买压迫人民所需的忠诚。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政府需要更多的钱。钱只能从人民那里拿来，但很多人民已经在反抗种族隔离政府。面对困境，种族隔离政权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殊死斗争到最后，要么与曼德拉达成交易。他们—以及他—选择了后者。

与曼德拉和非国大的交易意味着所有南非人获得平等权利。实际上就意味着绝大部分选民是种族隔离时代遭最严重歧视的人。结果就是国家民主程度和人民自由程度都得到了提高。随着非国大控制政府的欲望日益强烈，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改变还有待观察。这是将来南非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危险，除非反对党赢得职位以及各党轮流执政，否则南非有可能走上津巴布韦的老路。

与南非相似，以约舒亚·恩科莫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罗伯特·穆加贝领导的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和伊安·史密斯的白人政权达成的协议为基础，津巴布韦走上了通往民主的道路。但一旦穆加贝权力足够稳固，他就像俄罗斯的普京一样，逆转了津巴布韦的民主化进程。他把津巴布韦变为一个腐败、寻租、小联盟的政权，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无论黑人还是白人。

加纳的案例复制了华盛顿、曼德拉和其他人的成功，但出发点大不相同。在那里，与其说是革命导致了民主还不如说是革命的预期导致了民主。

加纳的杰瑞·约翰·罗林斯非常明白，解放加纳的经济和赋予人民权力将危及他的权位。但他同样认识到自由化并不意味着人民必然会起而反叛，或必然引起联盟的不满。罗林斯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模范人物。他实施了它们要求的经济改革，使加纳经济充满活力。他还进行了民主改革，在担任两届加纳总统之后下台。不过，罗林斯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而且人民也并非如这幅美好画面可能暗示的那样对他感到十分满意，如果你相信他的一位主要政治对手阿杜·博亨教授所说的。

博亨描述了罗林斯对于加纳人民表现出来的顺从性所做的解释。他说：

根据罗林斯的说法，“人民面对并且将继续面对艰难困苦。很自然地，人民会抱怨。但加纳人民忍受住了物资匮乏、交通困难、低工资以及其他各种问题，却没有发生大规模抗议，这个事实表明他们对我们的正直有信心，对‘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政府的正直和良好用心有信心。来自其他国家的访问者都感叹，假如他们国家的情况和这里相似，早就发生骚乱了。但加纳人民明白，他们受苦根本不是为了让一个腐败的政府发财，我们受苦是为了集中所有的资源去建设一个公正繁荣的社会。”

对此，博亨回应到，“很抱歉我无法赞同罗林斯对于加纳人民顺从性的解释。我们没有举行抗议活动或制造骚乱并不是因为我们信任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而是因为我们怕它！我们害怕被拘禁，被整肃，被拖到公民审查委员会或国家调查委员会面前，或遭到各种各样的折磨……他们一直在抗议，只不过采取一种微妙而安静的方式—这就是沉默的文化。”[135]在博亨的描述中，1989年的加纳弥漫着压抑氛围。不过，1989年的情况其实已经比以前好很多，博亨能做出上述言论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

1982年1月11日罗林斯攫取权力的故事经常被人以圣经般的语言描绘。由于他名字的开头字母缩写为“J.J.”，他经常被人称为“耶稣二世”。而这是他的第二次降临。他在1979年就曾经领导过一次军事政变。罗林斯拥有电影明星般的俊朗外表，魅力横溢。但魅力不是让他稳坐权力宝座的原因。在小联盟体制下，压迫人民和对核心支持者提供丰厚回报是领导人的必做功课，罗林斯也不例外。在他统治的头六个月里，有180人被杀害，上千人被逮捕和拷打。罗林斯的忠诚士兵因残暴而闻名，他通过大规模提高军费开支收买了军队的忠诚。尽管经济和政府财政完全崩溃，罗林斯知道他最需要谁的支持，并优先付钱给他们。

罗林斯拥有阻止抗议活动的天才。他通过限制纸张供应来扼杀任何自由的媒体。同时他的支持者渗透进工会，在很多年里使罢工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任何时候都预防发生自由集会。1983年1月，尼日利亚宣布驱逐140万名在尼日利亚工作的加纳人。在几周时间内，加纳人口的10%—其中大部分是年轻人—从尼日利亚潮水般返回贫困的加纳。成千上万满腹抱怨的失业者将在首都到处晃荡，这样的前景吓坏了加纳政府中的很多人，有人建议关闭边境阻止他们回来。罗林斯没有这么做，而是敞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国，但回来的人立即被运送回他们家乡的村子。这一大规模运送工程避免了出现在墨西哥和尼加拉瓜那样的难民营。这一处理方法远远比丹瑞人道。

罗林斯面临的最根本问题在于加纳破产，经济几乎彻底崩溃。加纳的粮食产量在非洲排名倒数第二，只比垫底的乍得多。加纳经济困局和政治回报体系的核心是汇率操纵。加纳货币塞地的官方汇率比黑市汇率高很多。核心支持者被允许以官方汇率兑钱，然后再去黑市倒手。不幸的是，这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民把农产品运到市场上销售的收入还不足以支付汽油的费用。市场上70%的农产品是农民扛在脑袋上运过去的。农作物走私到邻国成为常态。政府于是将走私行为定为重罪。由于没有什么产品可供出口，加纳丧失了借贷能力，因而破产。

罗林斯遇到了大麻烦。他夺取了政权，想推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策，但他需要钱。正如娜奥米·哈赞所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资源在哪里，而是它们到底存在不存在。”[136]为了解决经济问题，罗林斯首先关闭了所有大学，叫学生去帮助农民收割农作物。但这样的措施远远不够。人民饱受饥饿之苦。加纳没有足够资金进口粮食和发放军饷。作为一名遵守规则的优秀独裁者，罗林斯知道最该优先做什么：付钱给军队！很快，骨瘦如柴的人民突出的锁骨有了一个很流行的委婉说法，叫做“罗林斯项链”。他向苏联寻求帮助，怎奈苏联正在面对自己的财政问题，尽管罗林斯的政治立场已经向左转，苏联还是拒绝了他的请求。

此时的J.J.（杰瑞·约翰）进退两难。他需要钱，而唯一能来钱的方法就是鼓励人民回去工作。1983年初他开始进行政策大逆转。加纳塞地被允许贬值。付给农民的农产品价格得到提高，对汽油、电力和医保的补贴被取消。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很高兴看到有人奉行他们的政策，但许多罗林斯的亲密盟友却不高兴。政策改变也伴随着人事变动。他导演了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调整行动，在他的目标人物能够组织起来反对他之前造成既成事实。他的一些最亲密盟友一夜之间丧失了影响力。其中一些人被处死，比如劳工活动分子约阿希姆·阿马提·克维（据称参与了一项谋杀法官的著名案件）。还有些人流亡国外，比如激进的学生活动分子克里斯·阿提姆。

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到1985年，“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最早的那批委员只剩下罗林斯自己一个人。罗林斯统治路线调整的进一步标志就是，“临时全国保卫委员会”的规模由当初的6人扩大到了10人。没有哪个领导人会自愿增加联盟人数，除非他认为这么做有助于维护自己的权力生存。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罗林斯是不得已才走上民主道路。他几乎没有什么选择余地。他需要钱。为了得到钱，他实行了赋予人民权利的政策。渐渐地，人民的胃口变大了。“罗林斯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通过解放经济和开放电波，人民获得了发言权。人们感受到增强的信心。随着经济危机缓解，人民开始觉得“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些，不需要有人教我们怎么做”。[137]

我们前面看到，到1989年博亨教授已经可以轻松地公平批评罗林斯。就算是博亨都必须承认改革改善了经济。“罗林斯项链”被“罗林斯马甲”取代（肚子胖了）。为了实行让人民满意的政策，罗林斯允许联盟逐渐扩张，同时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1988年和1989年，地方被允许举行选举。罗林斯总是快人一步，而不是去激怒群众。当一些关系松散的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发起“追求自由公平运动”并要求举行多党制选举时，罗林斯趁着反对派仍然组织混乱，抢先提出举行大选，以此将威胁消弭于无形。在1992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他干脆利落地击败了新爱国党领导人阿杜·博亨。尽管有一些争议，但国际观察家认为选举结果基本上是公平的。

加纳以后举行的大选也基本上公平。罗林斯和他的全国民主大会党在1996年再次赢得大选，他击败了新爱国党的约翰·库福尔。2000年罗林斯下台后，约翰·库福尔当了两届总统。2008年全国民主大会党的候选人约翰·阿塔·米尔斯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大选中为该党夺回了总统宝座。

罗林斯需要钱，来钱的唯一方式就是赋权给人民。通过允许人民自由集会和交流，他提高了人民的生产力。但这同时使人民更容易协调组织起来反对他。他通过妥协使自己占得先机，成功避免了抗议和革命的发生。不过他无法永远避免遭到抗议。1995年大约有5万到10万人在首都阿克拉举行“库米·普里科”游行，或称“我们受够了”游行。政府原本想阻止游行但被法院否决。独立的司法体系不仅鼓励创业精神，还保护人民的公民权利。

今天的加纳是一个经济上非常有活力的民主国家。它从独裁制向民主制的转型发生在极具传奇色彩的J.J.罗林斯的领导之下。不过我们得记住，他是一个不情愿的民主领导人。假如他当初能获得所需资源的话，他肯定会固守他的社会主义革命。最近加纳正在开发一处近海油田，如果当初罗林斯有这样的收入或者苏联有资源为他提供支持，很可能他到现在还在掌权，加纳会变得更穷更压抑。

我们从加纳、南非和苏联的案例中看到，当一国经济濒临崩溃时常常会出现革命时机—这时领导人已无力再收买军队的支持。实际上绝大多数独裁国家不可避免会发生这种情况。它们的寻租、腐败、低效的经济模式使其成为必然。

在这种时机，受到威胁的政府经常将遇到的困难归罪于国际社会。毕竟，压迫性政权的领导人曾经用政策让步换取以相对宽松的条件从富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现在这些政府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无力偿还。恰恰由于他们陷入债务违约危机，他们很难进一步获得更多钱。这时候很多善心人士在大声疾呼什么呢？债务减免。

我们必须重申先前说过的观点。对独裁者来说，金融危机就是政治危机。独裁领导人毫不在意从人民那里窃取财富，摧毁本国经济。而现在资金捉襟见肘，他无法保持联盟的忠诚，发生政治变革的机会就出现了。如果国际社会减免了他的债务，独裁领导人就可以再次开始借钱支付给党羽，使自己继续掌权。尼古拉斯·范德瓦尔比较了危机期间贝宁、赞比亚和喀麦隆、象牙海岸的命运。[138]对于前两个国家，国际金融机构撤回了对它们的支持，这两个国家实现了民主化。对于后两个国家，法国提供了金融支持，结果什么改革都没发生。

当一个独裁者面临国家经济崩溃、有可能发生人民抗议活动时，我们对外部观察者提供的第一条政策建议是：别去拯救独裁者；不要减免他的债务，除非独裁者首先让自己的权力接受真正风险的考验，包括允许集会自由、新闻自由、组党自由以及举行自由竞争性选举，在其中独裁者所在政党不得在竞选资金、集会权利以及其他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只有在确立了这些自由以及政治竞争之后，才能考虑任何的债务减免。只要出现一丁点的选举欺诈或自由倒退的迹象，就应该立刻中止资金供给。

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外国援助对可鄙的独裁者和民主国家捐助人和领导人来说是福利。因此实际上很难说服人们通过切断对受援国的援助以促进该国民主化。但如果机会来临，人们应当抓住它。与提供债务减免或新贷款一样，对外援助也应该和受援国真正进行政治改革挂钩，而不是与相关承诺挂钩。只有当独裁领导人接受有可能被人民推翻这种风险的考验，他们才值得获得援助。只有当领导人同意接受财务审计以调查并公布腐败行为，他们才能成为旨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外国援助的候选人。那些拒绝接受竞争性政治、拒绝曝光并纠正腐败行为的领导人只会窃取外国援助，如果没有压倒性的国家安全方面的正当理由，他们不应该得到外国援助。

领导人发生更迭—无论是通过革命还是因为现任领导人出人意料死亡或退休—会产生一个民主变革的机会窗口。我们以前说过，就新领导人容易被废黜而言，一个领导人执政的初期岁月是他最危险的时候。实际上，在他们执政的最初几年有强烈的动机要装出一副民主的样子，这正是因为执政初期民主领导人生存下来的机会高于独裁领导人。举例来说，劳尔·卡斯特罗从哥哥那里继承统治权之后，即着手进行了一些改革。劳尔需要巩固自己的权力，需要让他的支持者安心，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必须改善国家的经济。他的解决方案：引进某些经济竞争，采取一些自由化的政治行动。自革命之后，现在的古巴从私人商业获得的好处前所未有。人民用上了移动电话，有了一些互联网使用权，扩大了信息接触面，增加了与同胞的交流，即使不是面对面。但将来会怎样，这是个问题。

上面提到的种种方法正是自由主义国家促进民主改革进入锁定状态所能采纳的手段。但他们有意愿这么做吗？悲哀的是，这不太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