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腐败使人有权 绝对的腐败绝对使人有权
我们已经看到领导人是如何上台，如何掌握金钱，以及如何提供公共物品，有时甚至是致力于全社会的福祉。然而，极少成功领导人是主要受到为人民做好事的愿望所激励。任何人都喜欢被别人喜欢，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权势人物就不希望被人民爱戴和尊敬。实际上，确实有可能很多追逐权力、寻求高位的人是为了成为善良的领导人，但问题在于，为人民的利益做事可能极其不利于保持权位。
政治生存的逻辑告诉我们，无论是掌管国家、企业还是哪个委员会的领导人，首先且最重要的目标是得到和保持权力。第二，他们希望最大限度地掌握收入的开支权。在他们可以随心所欲花可自由裁量的钱做好事之前，为了上台，为了留在位子上，领导人必须聚精会神于建立并保持一个足够忠诚的联盟，帮助他击退任何对手的进攻。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领导人在回报大众甚至回报自己之前，必须先回报核心支持者联盟。
我们已经看到，给联盟的回报可以以公共物品的形式出现，特别是当不可或缺者集团的规模很大。然而随着核心集团的规模变小，任何领导人该做的最有效的事就是日益强调以私人好处的形式来分配他掌握的资源，回报联盟成员。为什么？因为给少数人提供私人好处总的来说比给多数人提供公共物品便宜，即使这少数人得到的好处非常丰厚。如果联盟不仅很小、而且是从一个非常大的可相互替代者的候选池里精选出来的，领导人更应该这么做，因为候选池里的每个人都渴望能成为致胜联盟的一员，从而获得各式各样的私人利益。
成功的领导人必须把做好事的愿望放在第三位，置于自己的政治生存和掌控大局的程度之后。私人物品最能帮助领导人保持联盟忠诚度。把不可或缺者与大众区别开来的正是私人利益。
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接下来必须探究领导人如何利用私人回报作为政治生存的手段。还应该考察统治者如何花无须用来收买联盟忠诚的那部分钱，也就是领导人可以自由裁量的那些钱。随着我们对这些收入使用情况的探讨，我们将看到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往往会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腐化”一般来说是正确的—然而，它未能抓准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链条应该是双向的：权力导致腐败，而腐败导致权力。正如本章的标题告诉我们的，腐败使领导人大权在握，绝对的腐败绝对会使领导人大权在握—基本上如此。别忘了我们讲过的路易十四的事例，从来没有哪个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领导人需要有支持他的联盟成员，以及为什么联盟成员需要得到致富的机会—当他们对领导人保持忠诚、帮领导人巩固权力、让他为大家谋财花钱。
权力与腐败
对于那些愿意当支持者的人来说，腐败的政客很讨人喜欢；而渴望权力的政客发现最容易吸引腐败的支持者加入阵营。领导人都想待在位子上，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手段达到这一目标。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任何不愿意去做脏活的人最好断了当领导人的念头。很显然，任何不愿做暴徒的人都不可能长久，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没准备做出那些也许对政治生存至关重要的邪恶举动。如果一个有抱负的领导人不愿做可怕的事，可以肯定的是有大把别的人愿意做。如果他们不肯花钱让支持者去做可怕的事，他们得明白那些党羽会被别人收买，用恶行换取财富和权力。
成吉思汗（1162—1227）了解这一原则。他攻打到一个城池，如果那个城池没有立即投降，他就杀掉城里所有人，然后让下一个城池的人知晓他这么做了。通过这种方式，总的算起来其实他并不需要真的杀掉那么多人。他们明白最好还是投降，将财物乖乖送上，好让成吉思汗过去，剩下幸存者自生自灭。成吉思汗统治了很大部分的已知世界，65岁时死于睡梦中。没错，他在西方世界名誉不佳（尽管他在故乡蒙古广受尊敬），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成功的领导人。
可以很公平地说，英格兰亨利五世的名声比成吉思汗好。[76]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五世》中，他的圣克里斯宾节演讲即使今天的读者读来都会抱着感动钦佩之情。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亨利五世也是可以非常残暴的。虽然英国人非常崇敬他，他在法国可不怎么受待见。在围困哈弗娄之时，莎士比亚让他以一个残暴领导人的口吻宣布，如果哈弗娄总督拒绝投降，将会发生什么：
一旦我又发动了攻城
不到把这毁灭殆半的哈弗娄城
埋葬在灰烬底下，就决不罢休
那时，一切慈悲之门都将闭紧
那些士兵尝过了战争的甜头
就只有一颗又狠又硬的心
只有一双毫无顾忌、到处劫掠的血手
他们的良心，容纳罪恶
就像敞开大门的地狱
你们那些鲜艳娇嫩的姑娘，茁壮的婴儿……
你们怎么回答？你们愿意投降、避免这场惨剧呢
还是执迷不悟、自取杀身之祸？[77]（译注：此处采用方平先生译文）
对哈弗娄来说幸运的是，总督在听了亨利五世的话之后投降了。
历史上最有权力的领袖，比如成吉思汗、亨利五世或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往往成为只依赖一个很小联盟的独裁统治者。那些最成功的领导人，特别在现代，也拥有获得巨额收入的可靠手段，比如矿产财富。只要他们保持身体健康，这样的领导人是无懈可击的。也就是说，他们无限接近于成为一名绝对领袖。
那么，独裁者一旦开始掌权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大肆征税—据说成吉思汗每攻占一个地方之后就横征暴敛。作为游牧民族，他不需要被他攻占的地方下一年为他生产，因为届时他和他的大军已经到了别处。独裁者们还应该起劲地压迫人民—约瑟夫·斯大林明白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人民的敌人”是值得的。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人民委员们，在处决潜在的人民敌人时产生离谱的错误率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独裁者还应该给核心支持者们送上巨额奖赏—凯瑟琳大帝通过授予大片土地、成百上千的农奴以及伴生的收入，确保她的前情夫们都会对她保持忠诚。最后，独裁者们应该为自己的个人运途存钱，一旦遭遇困境能帮自己摆脱麻烦，或者确保在运气耗尽被人推翻后能软着陆—海地的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绰号“医生宝贝”）就是这么干的，流亡法国期间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直到在一场丑陋的离婚中被前妻卷走大部分钱。[78]
近乎绝对独裁者的领导人应该如何行事？一句话：腐败。
正如金钱使地球转动一样，金钱也使联盟转动。维持一个忠诚联盟的关键确实就是钱。如果一个领导人要遏制、镇压、压迫人民，甚至杀掉对手，他需要能为他干脏活的人。这种暴行可能很贵。这就是为什么成功的领导人为了这些目的花的钱最多，而且无须多言，一分钱都不会再多给。
独裁国家的领导人、不可或缺者和有影响者的富有程度令人咋舌，特别是对比他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忍饥挨饿，甚至处于死亡边缘。但不管怎样，他们对权势的垄断压制住了人民，同时金钱使得挑选出来的少数人很乐意执行政权的意志，保护领导人的权力。
为了防止有人草率得出结论认为这仅仅是对独裁者的描述，有必要考察一下民主国家的私人物品。民主领导人需要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他们不用像独裁者那样花那么多钱，但是，即使民主领导人的支持者也必须得到回报。
民主国家的私人物品
我们这个版本的政治逻辑告诉我们，当不可或缺者较少时，私人物品会占据政府支出的较大比例。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很清楚独裁国家的总体腐败情况比民主国家严重得多，情况就是这样。透明国际每年都对各国政府的腐败程度进行排名，数据证明我们对独裁国家和独裁体制的直觉判断是对的。根据透明国际2010年的腐败指数，25个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没有一个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只有一两个—比如说俄罗斯和委内瑞拉—也许会被某些人认为是准民主国家，至少在它们看上去拥有多党选举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看上去”，是因为很明显这两个国家的反对党被严格限制利用媒体发声，甚至它们举行公开集会的能力都被限制。毫无疑问，最高程度的腐败的确属于非自由的、依赖小联盟的政权。但这并不等于说依赖大型联盟就能使政府免于腐败。它甚至并不表明依赖大型联盟的政权花在腐败方面的钱绝对比独裁国家少。
由于民主的环境促使政府征较少的税、花更多的钱在提升生产力的公共物品上，对大量不可或缺者的依赖倾向于与成功的经济表现联系在一起。结果就是，比独裁国家更有可能做大收入蛋糕，正如我们早先讨论过的。整个收入蛋糕当中较少份额被大联盟政府割走，但由于政府拿走的是一块更大的蛋糕中的较少部分，他们可以获得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尽管在小联盟国家私人/公共物品的比例偏向于私人物品，但在大联盟环境下，私人回报的总额仍可能更高。
伊朗和土耳其是两个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都坐落在中东。伊朗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有人也许认为它本该减轻人民的税负。土耳其没有石油或其他实质性的自然资源财富，需要通过征税来维持政府。两个国家都拥有独裁统治史，但土耳其现在是一个成熟的（尽管仍在转型期）民主国家，而伊朗虽然有点民主制的门面却仍然是个专制主义国家。在伊朗，人民的选票和议会通过的法律全部都可以被最高领袖推翻。在土耳其，总统只有有限的否决权，跟在美国一样，因此土耳其总统必须采取类似政变的非法行动才能推翻人民的意志。
伊朗人口有7300万，土耳其有7500万，两国的规模相当。2010年伊朗的腐败严重程度排在全球第32位（也就是说，在商业往来的诚实度方面，在178个国家中它排在第146位），这使该国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土耳其的清廉度排在第56位，在反腐方面跻身于全球较好的三分之一国家之列。也就是说，有122个国家比土耳其更腐败。尽管谈不上表现如何耀眼，但对于一个转型期的民主国家来说，表现已经相当不错。土耳其的人均国民所得大概为13730美元，伊朗则为4530美元。[79]尽管伊朗拥有巨大的石油财富，伊朗人的平均收入只有土耳其人的三分之一。伊朗的税率也比土耳其高，即使有石油，伊朗征收的所得税也比土耳其多。两个国家都实行累进所得税制，但伊朗有个叫做“退伍伤残军人慈善基金会”的小集团，不仅免税，还能免于腐败指控。基金会为高级宗教领袖和军方领导人理财。基金会据称控制了每年伊朗国民所得的20%至25%—对于私人好处来说，真的不赖。
为了合理比较两国，可以来看看一名伊朗人和一名土耳其人要缴纳多少税。以年收入4530美元来算，一名伊朗人要缴纳762美元的个人所得税，一名土耳其人只要缴纳680美元（基于2010年12月2日土耳其里拉兑美元以及伊朗里亚尔兑美元的汇率折算）。[80]如果以土耳其的年人均收入13730美元计算，一名土耳其人只要缴纳2450美元个人所得税，而一名伊朗人却要缴纳2809美元。不出所料，伊朗政府从一块较小的国民收入蛋糕中切走了较大的一部分。事实上，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2008年（世行报告的最近年份）土耳其政府的收入占到GDP的22.5%；而同一年伊朗政府的收入则占其GDP的32%。根据土耳其的GDP，2009年（世行报告的最近年份）土耳其政府的收入为1388亿美元。根据伊朗的GDP，2009年伊朗政府的收入为1059亿美元。尽管伊朗税率更高，土耳其政府的收入蛋糕却更大。
伊朗政府征更多的税，收入蛋糕却只有土耳其政府的76%。于是，假如伊朗政府花掉岁入的25%用于向相对较小的核心支持者联盟提供私人物品，土耳其政府只需要拿出19%的岁入就能提供以美元计价的相同数额的私人物品。很有可能的是，土耳其政府所花的钱占收入蛋糕的比例以及绝对总金额都比伊朗花在腐败和其他私人物品上的钱少得多。但正如我们先前看到的，完全有可能一个大联盟国家花在腐败方面的绝对金额与小联盟国家花的钱相当。在小联盟的环境下，腐败会被认为更严重，这是因为毕竟这些钱占其政府收入蛋糕或GDP的比重较大。
我们要记住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民主国家千百万个人支持者所得到的个人利益在价值上很小。而在独裁国家，即使私人物品总金额与民主国家相同，每个核心个人支持者所获得的私人利益却非常可观。举例来说，土耳其的致胜联盟人数随便算算大概就有2000万人左右。在2007年的土耳其大选中，实际投票人数为堪堪3600万人，而登记选民有4250万人，所有合格选民则有4840万人。既然有3600万张选票，根据土耳其的简单多数选举制，该国的致胜联盟人数有可能超过1800万人。伊朗的致胜联盟人数大概只有区区数千人。我们不妨夸张一点，假定伊朗的致胜联盟人数为10万人，包括宗教领导人、地方和国家政治精英、重要的公务员、关键的军官以及执行镇压示威任务的政府打手。假设伊朗只花50亿美元在私人报偿上（我们不可能掌握确切的数目），那么每个联盟成员平均能得到5万美元，超过年人均国民所得的十倍。假设土耳其也花50亿美元用于个人好处（我们当然也不可能知道确切金额），每个联盟成员平均只能拿到250美元，还不到年人均所得的2%。当然，这两个国家大多数联盟成员拿到的钱远远达不到平均水平，而少数人则会拿得多得多。但很显然，在土耳其不会有多少联盟成员会为了区区250美元干出殴打甚至杀害同胞的勾当。同样明显的是，在相对较穷的伊朗，政府奖赏每个支持者5万美元，应该很容易鼓动他们四处镇压人民。
私人物品构成了世界上每个政府开支的一部分，每家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即使花在私人物品上的总金额相同，在大联盟环境下指使支持者去做真正肮脏的勾当要比在小联盟环境下困难得多。历史上出现过的依赖大联盟的领导人，没有哪个能残暴如独裁者成吉思汗。同样地，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更为民主化的制度下，私人回报更可能以扭曲的公共政策的形式出现，而不是通过诸如赤裸裸的贿赂、黑市交易或极端的徇私舞弊等形式表现出来。
那么，民主国家提供的私人报偿到底是什么东西？公共政策是如何被扭曲来为某些人创造利益却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的？
人们很时髦用诸如意识形态或左右阵营这样的概念来谈论政治。关于左右两个阵营的标准表述大概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关心穷人，愿为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奋斗。自由主义者经常受到富人和权力阶层的阻扰。那些非常富有和有权势的人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关心富人的利益，为了保护富人免受税收和自由主义开支政策的侵害而斗争。不奇怪的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相比保守主义的支持者来说往往是相对较穷的人。作为对政治的简单化处理，这样的表述没问题。我们除了提出一个思考政治的迥然不同的思路之外，不想挑战这一表述。
决定统治者如何统治的那些规则不可避免地将政客内心真正属意的政策与其嘴上说的、手上做的区别开来。这并不是说我们怀疑政客对于公共政策的好坏没有真诚的看法—而是说这些看法并不重要，不仅如此，很少有办法能辨别基于机会主义政治权宜之计所宣称的东西与基于真实信念而宣称的东西。
从本书的角度出发，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和所谓的保守主义者只不过是在各自建立能帮助他们赢得权位的利基。美国的民主党人喜欢提供针对富人的税收，改善穷人的福利，并寻求给予中产阶级摇摆选民大量好处。美国共和党人喜欢减少对富人征税，削减穷人的福利，提倡重返工作岗位计划，相似地，他们也寻求给摇摆中间选民提供大量利益。许多税收和开支政策以及分肥项目等，无非是把私人物品分发给相关党派的核心支持者联盟。两党都特别关注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选民人数众多且左右摇摆。在中产阶级眼中，任何比他们收入高的人都叫富人—这些人被要求缴纳更多的税。他们认为福利开支充满了欺诈，必须被曝光。如果政府政策特别关照他们，他们会很开心—毫不奇怪—比如降低按揭贷款利息，扩大医疗保健福利，为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提供学费补助，以及提高社会保障金，即使在没有出现通胀的情况下。
赤贫的人不大可能去投票，但有工作的穷人会，而且当然他们最可能将选票投给那些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候选人。收入一般的人喜欢累进税制，痛恨消费税。那些希望扩大和加强职业培训、医疗补助、长期失业保险以及低税或免税的人，倾向于将选票投给能满足他们愿望的候选人。这些愿望毫无疑问是公共政策，但这些公共政策主要有利于特定集团，他们的选票对于民主党候选人获胜至关重要。他们不可能将票投给共和党，因为现实就是获胜的共和党人不可能支持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计划，至少在规模上不会与民主党人相同。所以说这些政策就是为了收买政治支持，与任何其他形式的私人报酬毫无二致。
富人也喜欢补助。围绕相对小康的人群建立支持者联盟的共和党候选人最有可能提供这些补助。比方说，富裕人群和共和党候选人总的来说赞成政府对癌症、阿尔茨海默症以及其他老年病的医学研究提供支持，这些老人恰好构成了美国最富有的年龄层。不仅如此，小康人群更有可能活得够久以至于患上这些老年病。他们喜欢较低的资本利得税，因为他们有足够的钱去追逐股票投资收益；他们讨厌遗产税，因为他们想把可观的钱留给后代。穷人几乎无缘享受这些福利，但他们却得为此缴税帮助富人—假如他们缴税的话。但随着民主党在联邦和各州比共和党更经常控制立法机关，值得注意的是，超过40%的美国人—大部分是低收入阶层—根本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81]归根结底，这就是这部分美国人渴望的私人报偿的一种，正如在小联盟国家富人缴纳极少的税、渴望私人利益一样。无论在大联盟还是小联盟环境下，私人利益正是以我们应该预料到的自私自利的方式扭曲了经济。即使在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这些私人利益无须诉诸冠冕堂皇的公平、效率或意识形态原则也完全解释得通。哪个领导人的政策特别有利于他们，他们就支持谁。这就是为什么特殊拨款—在口语中被称为“猪肉”—通常情况下会被大众口诛笔伐，然而一旦钱拨给了某个选区，则该选区的人就会欢呼雀跃。
在美国之外，情况也是如此。随着政府离民主化的距离远近或领导人在不同地区依赖的联盟大小程度的差异，他们会相应调整私人物品的提供。就这一点，我们可以来比较两个转型民主国家：坦桑尼亚和俄罗斯。前者貌似正在扩大其致胜联盟规模，而后者似乎正在萎缩。
本书早前曾谈到坦桑尼亚的议会“邦吉”如何从表面上反映出一个大联盟政府的结构。我们知道，在民主的表象之下，它其实是一个转型期的政权，保留了很多小联盟政府的特征。也就是说，它的选择人集团的扩张速度比致胜联盟快，这使它与操纵型体制很像。这种转型国家出现的典型局面是由一系列能够限制联盟规模大小的方法促成的，即使该国已经实现了普选权。坦桑尼亚人为维持小规模致胜联盟的方法之一是，议会中设置了很多妇女席位，她们是由议会各政党非直接选出的；另外，总统有权指定多名邦吉议员。结果就是，所需的致胜联盟的真实规模远远小于议会多数。我们再来看坦桑尼亚地区层级的选举，我们知道正如加州贝尔城的多候选人选举一样，在坦桑尼亚各个议会选区的多党竞争中，致胜联盟只需要比得票数第二的政党多一票就够。这相当于连10%得票率都不用，甚至经常远远低于10%。为了获得关键性的得票率，政府派发了各种私人好处。
坦桑尼亚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于是政府有选择地提供购买玉米种子的补助代金券。派发给不同地区的代金券的价值不同，这给我们考察代金券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两种角度。第一种角度是看看谁能获得代金券，以及代金券的价值如何根据各个地区致胜联盟规模不同而变动。毕竟，代金券计划也许只是中央政府对忠诚的、小联盟选区的回报。而大联盟选区则很可能得不到代金券或只获得价值很小的代金券，即便该地区严重依赖玉米生产并十分贫瘠。[82]
通过提供代金券，坦桑尼亚中央政府有机会平衡或扰乱经济社会状况。它可以单纯从实际需要出发做决策（贫穷和低生产力）；它也可以基于政治生存的需要做决策来分派资源，也就是奖赏政治上忠诚的人，而不给经济上有需要的人。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呢？我们这里不想拿对于数据的烦琐统计分析细节来烦大家，直接给出坦桑尼亚玉米代金券的关键事实就好。
正如我们不幸猜中的，联盟的规模大小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果一个选区的致胜联盟规模翻倍，它获得代金券的可能性会锐减69%。而比起获得代金券的可能性，代金券的价值更受到联盟规模的影响。我们只考察那些确实收到了代金券的选区（别忘了它们就是因为联盟规模比较小才获得代金券的），我们发现将选区中不可或缺者的人数翻倍，他们获得的代金券的价值将缩减大约三分之一。这就是说，即使同样都是小联盟选区—它们最可能收到代金券—坦桑尼亚中央政府也会严格区分那些最看重私人物品的选区（联盟规模最小的选区）和那些不那么看重私人物品的选区（联盟规模稍大一点的小联盟选区）。
如果是基于实际需要而分发代金券，情况又会如何呢？事实表明生产力与获得代金券的可能性和它们的价值有关—但却是生产力高的地区更受照顾，而不是那些需要帮助提高生产力的地区。至于贫困与代金券的关系，情况显示实际需求对于政府如何使用代金券以刺激农业经济产生不了作用，而这本来是政府代金券计划应该要达到的目的。领导人的自私再一次压倒了对人民有利的决策，除了那些致胜联盟比较大的选区。在致胜联盟较大的地区，正如我们可想而知的，有比较有效的公共政策。居住在大联盟地区的人民相比小联盟地区的人民更容易得到医疗保健，具有较低的婴儿死亡率以及更充分的住宅电气化，等等。
毫无疑问，在小联盟国家腐败就像传染病一样。在从独裁制向民主制转型过程中，政府会逐渐减少腐败。比方说，坦桑尼亚就在缓慢地改善其国家治理。2010年透明国际的政府清廉度排行榜中，坦桑尼亚排在所有178个国家的第116名，明显好于（比如说）俄罗斯。正如我们能预料到的，类似俄罗斯这样的政府，正在相反的方向上进行转型，逐渐放弃了朝民主制迈进，取而代之的是小联盟的独裁制，把腐败当做领导层政治生存的至关重要手段。
我们已经注意到，俄罗斯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正因如此，私人物品的政治逻辑在该国的腐败运作方式当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在小联盟国家，警察工资很低是一个普遍现象，俄罗斯也不例外。粗略想想，这似乎很令人意外。警察对于一个政权的生存非常重要。警官被赋予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责任—经常表现为镇压反政府示威，打击反政府活动分子头目。要鼓励这种行为的话需要警察要么对政府高度忠诚，要么必须得到很好的报偿。但与其他地方一样，腐败的逻辑发挥了更复杂的作用。
尽管私人报偿可以直接由政府财政拨给警察，补偿警察忠诚表现—包括愿意镇压同胞—的最简单方式就是给予他们自由腐败的空间。工资这么少，他们必定会意识到腐败不仅可以接受也是必须的。然后他们会加倍效忠于政权：首先，他们会感谢政权给他们敛财的机会；其次，他们会明白，如果他们三心二意，将很可能失去特权并被检控。还记得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吗？他曾经是俄罗斯首富。我们不知道他是否腐败，但我们知道他不忠于普京政府，然后就很快以腐败罪名被起诉。警察面临着相似的威胁。
来看看少校警官、自揭家丑的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的案例。[83]迪莫夫斯基先生自己承认是新罗西斯克的一名腐败的警察，这座城市有22.5万人口。他说，那里刚参加工作的警察月薪只有413美元（约合12000卢布），这无法满足生活需求，因此必须腐败。迪莫夫斯基宣称他个人只贪污了很少的钱。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但我们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在他制作并寄给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一个视频中（该视频随后在Youtube上变得非常有名），“迪莫夫斯基先生还描述了俄罗斯警界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当警察们每天值完班，他们每人必须将受贿所得的一小部分上交给所谓的出纳员，其实就是一名警察局里的高级官员。一般每天上交25美元到100美元。如果有人不交就会受到处分。”根据迪莫夫斯基自己的说法，他渐渐对腐败感到厌烦，感觉是被强迫腐败。《纽约时报》报道称，他质问普京，“警察怎么能够收受贿赂？……您明白我们的社会正走向哪里吗？您谈论要减少腐败，”他接着说，“您说腐败不仅是一种罪行，也是不道德的。但情况并非如此，我向上级报告说警察很腐败，他对我说，这种事没法消除。”
迪莫夫斯基在俄罗斯差不多成了民族英雄。他自揭家丑得到了很多普通俄罗斯人的高度赞许。然而官方的回应却大相径庭。人们有意回避他，他被解职、被骚扰、被起诉，还遭到监禁。公众的强烈不满才使得他被释放。不再是警察的他当起了导游，带人游览他的一些前同事们的豪宅。这些豪宅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幢是属于警察局长切尔诺斯托夫的。局长的年薪大概在25000美元—却拥有一幢估价80万美元的海边豪宅。局长从未解释过他如何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然而依然稳坐局长宝座。他显然没有因为明显的腐败而锒铛入狱，不像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或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这位新罗西斯克的警界老大一直对俄罗斯政府忠心耿耿。至于迪莫夫斯基的自揭家丑行为，倒确实促使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项行动。俄罗斯中央政府通过一项法令，对于那些敢于批评上级的警察将施以严厉惩罚。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这项法令随后被人称为“迪莫夫斯基法”。
腐败是私人物品的一种选择形式，原因就是迪莫夫斯基所揭发的那些事。它确保政权获得忠诚，又不用支付高额的薪水，它还保证检察机关能将那些不再忠诚的受惠者抓出来。从领导人的角度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棒的吗？
小联盟体制下的私人物品
就“头脑清醒”的小联盟领导人而言，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明白私人物品对其党羽的重要性。美国政府一份有关他如何使用美国援助的报告指出：“这位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和肉体安全。他优先考虑的事项有违经济复苏……多伊总统对他的部落人民和核心圈子非常眷顾。他支持地方群体的糟糕政策破坏了更大的社会目标。”[84]一言以蔽之，这正是私人报偿—肉体和政治生存，而非更大的社会目标。多伊军士对政府资金的“错用”所具有的最重大意义是，这让他掌权了十年。多伊的故事并非特例，在非洲毫不稀奇，甚至对任何政府来说都不稀奇。任何组织都这样，特别是当它们依赖一个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在考察世界上更多独裁者的案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私人物品如何在某些多数人认为无害甚至值得称道的小联盟组织下发挥作用。我们想到的是两个体育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掌管足球事务的国际性组织）。归根结底，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还有什么能比促进国际体育竞赛的质量（或许数量）、不受政治和个人干扰更重要的呢？答案是：奢侈的招待以及金钱。
2002年的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因舞弊与贿赂丑闻而被人记住的程度恐怕与赛场上取得的体育成就差不多。盐湖城冬奥会申办委员会花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招待和贿赂，包括现金、奢侈的娱乐项目和旅行开支、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亲戚提供奖学金和工作、房地产交易，甚至整形手术。事件曝光后，有10名国际奥委会委员被解职或主动辞职，另有10人遭到惩戒，而盐湖城申奥委员会的负责人汤姆·韦尔奇和戴夫·约翰逊因欺诈和贿赂遭到起诉。
然而这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实际上，盐湖城申奥委员会认为他们在申办1998年冬奥会时遭到了不公平的忽视。获得那届冬奥会主办权的日本长野市花了440万美元用于款待国际奥委会官员。实际上几乎任何申办活动背后都充斥着这样的不轨行为。在申办1996年夏季奥运会的过程中，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为墨尔本交响乐团安排了一场特别的音乐会，目的就在于让一位来自韩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女儿进行钢琴演奏。很显然，任何想要获得主办权的城市都必须提供豪华旅游和款待。
腐败和私人交易并不仅限于大规模的贿赂；几乎在每个层面上都存在把钱转入支持者私人口袋的事。事实上，1996年的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表明，任何有可能威胁到国际奥委会将钱转给党羽和核心支持者的行为，无论多小，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英国的《独立报》曾在商业版进行过报道（1995年3月26日）：
甚至连小企业主—从T恤供应商到希腊餐馆主人—都得当心！根据一项1978年的美国法律—业余体育法案—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对于任何与奥林匹克相关的符号和文字拥有“超级商标权”……
法律的严格规定对于亚特兰大奥运组委会吸引官方赞助商至关重要。部分赞助商甚至需要支付高达4000万美元以获得特许权。已经签约的公司包括总部就在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和IBM、柯达、施乐，以及汽车制造商通用和宝马公司……
然而，人们开始质疑奥林匹克商标受到的保护措施。一位亚特兰大艺术家希望用“USAtlanta”作为她作品的商标，遭到亚特兰大奥组委的拒绝，理由是该商标牵涉到1996年奥运会。
“我认为这有点过分了，我觉得很难相信任何人会认为她设计这个商标是用来从奥运会中获利，”亚特兰大的一位体育赞助顾问约翰·贝维尔拉瓜说，不过他仍然对组委会的做法表示理解。
也许最奇怪的案例就是泰奥多勒斯·瓦扎卡斯的遭遇。他1983年就在亚特兰大开了一家希腊餐馆—远远早于亚特兰大获得1996年奥运会主办权—取名叫做“奥林匹克”。1991年他被亚特兰大奥组委告知侵犯了1978年的法案，必须将餐馆改名。最终他花了1000美元，将名字改为“奥林匹亚餐馆和披萨”。
“对此我非常恼火，”他抱怨说，“但我没有钱和这帮家伙抗争，只能改名。真的，我觉得这事实在太疯狂了。”[85]
甚至本书作者之一的布鲁斯·德·梅斯奎塔都亲身领教过奥委会对于控制金钱和获得私人好处的机会是多么饥渴。他的妻子阿琳和两个朋友成立了一家叫做“侧手翻”的公司（最终被他们卖掉了），为体操运动员生产有趣的商品，如T恤、首饰、文具和音乐CD，所有产品都基于某个体操主题。阿琳回想起1996年奥运会举办之前“侧手翻”公司遭到的来自国际奥委会和亚特兰大奥组委的干涉：
我们的公司为体操运动员设计T恤和其他产品。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我们想设计一些带有五环、火炬或其他与奥运相关图案的产品，但被告知不得印制，否则将陷入巨大的法律麻烦。他们根本不管我们是否采用了与官方设计完全不同的风格或颜色。我们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奥林匹克”这个字眼，也不得使用五环或火炬图案。我们甚至必须避开官方颜色。为了满足我们的顾客对于奥运商品的需求，我们不得不以高价购买美国奥委会的官方产品，其中一些产品质量极其糟糕，我们都怀疑这些公司是怎么拿到赞助商身份的。
根据我们的思路，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就像其他许多公司一样，“侧手翻”公司被迫支付高价，从国际奥委会或美国奥委会挑选的供应商那里购买产品，来为国际奥委会和美国奥委会中饱私囊以及向别人分发巨额私人好处提供资金。毫不奇怪，产品质低价高。
伴随奥运会几乎所有商业层面的丢脸的腐败行为最终在盐湖城达到顶峰。由腐败丑闻引发的公众质疑确实促使国际奥委会承诺进行改革，严格限制委员接受礼品、豪华旅行和申办城市提供的津贴。但政治生存的规则使我们认为这种禁令不可能持续，因为奥林匹克组织全部都是小联盟体制。实际上，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全景》所做的卧底调查表明，贿赂行为仍然很活跃。在2012年奥运会主办地即将宣布之前的冲刺阶段，一些被人秘密录音的会议透露，国际奥委会委员每一票的价码大概在10万美元至20万美元之间。[86]体育爱好者当然会对此很痛心，但对于任何明白政治生存的人来说，这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
当我们探究国际奥委会的组织结构时会看到，它受到贿赂和腐败指控毫不稀奇。成立于1894年的国际奥委会掌管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所有方面。国际奥委会只有115名委员，包括现役运动员（最多15人）、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成员（最多15人）、各国奥委会高级官员（最多15人）以及70位独立个人委员。国际奥委会委员由现任委员提名选举产生。国际奥委会负责挑选高级执行官员和执行委员会，指导协调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奥委会，挑选奥运会主办地。
要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或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只需要得到58票。毫不奇怪，国际奥委会主席长期在任，并维持巨额开销。自从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以来，总共只有7名国际奥委会主席。实际上，甚至经常都不需要58票，因为并不是全部115个国际奥委会委员职务都被占满，而且某些委员有可能由于涉及其母国的动议而丧失投票权。比方说，在申办2012年夏季奥运会时，伦敦只以54票击败了巴黎的50票。《全景》节目估计伦敦为了胜出所花的钱不超过1000万美元。尽管这一数目已经相当可观，不过与国际奥委会的收入（2005年至2008年收入接近50亿美元，涵盖了北京奥运会）和伦敦预计在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开支93亿英镑（约合150亿美元）相比就不值一提了。[87]通过建设更好的体育场馆、造福整个奥林匹克运动—运动员、官员以及观众—来收买支持比花1000万美元私人好处费给少数人要贵得多。
国际奥委会丑闻的核心在于它的制度设计。当只要58票就能确保胜利，以及国际奥委会主席可以挑选委员，政治和控制就将永远和腐败贿赂行为共生。只要国际奥委会的组织机构不改变，选票收买和贪腐行为就将一直存在，因为这对任何想要生存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来说都是“正确”的策略。严控“礼品”和旅行无法改变通过私人利益、而不是通过为赛事提供更好的组织管理和设施进行竞争的深层动因。
当牵涉到数十亿美元的利益并且只需58个人的支持就能胜出，任何单纯依靠体育方面的条件进行申办的国家都会是输家。盐湖城从申办1998年冬奥会的失败当中吸取了教训。如果他们在申办2002年冬奥会时不这么干将是个错误，尽管后来他们被逮着了。盐湖城很多人也许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但有很多人也许在背后开心地偷笑。毕竟，冬奥会并没有因为随之而来的贪腐指控而更换主办城市。
在制造腐败方面国际奥委会并不是唯一的。掌管足球事务的国际组织—国际足球联合会甚至更糟。2010年12月1日，国际足联宣布俄罗斯和卡塔尔将分别主办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比赛。俄罗斯击败了其他欧洲申办对手，包括英格兰、联合申办的比利时和荷兰以及联合申办的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俄罗斯有很多吸引人的申办条件也就罢了，但人们越来越难理解为什么卡塔尔能够击败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美国获得主办权。
作为波斯湾的一个小国，卡塔尔拥有世界第三大的天然气探明储量，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然而要作为一个大型足球赛事的主办地，它的问题多多。伊斯兰教教义是卡塔尔法律的基础，在该国饮酒行为会被严厉惩罚，同性恋被禁止，而国际足联主席塞普·布拉特在这些方面发表的某些不当言论曾饱受谴责。除开这些，卡塔尔主办比赛的最大麻烦是气候。它太热太潮湿了，甚至很多卡塔尔人在夏季都会出国避暑。为了让球员能够比赛，卡塔尔承诺将特别建造被空调完全覆盖的体育场。国际足联现在考虑把世界杯决赛阶段比赛从传统的6、7月挪到凉爽的冬天。这将严重影响到世界上众多顶尖球员效力的欧洲各大国内联赛。无须多言，如果国际足联的确爱护足球这项运动的话，我们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在投票之前抛出这个话题，而是在投票之后。
由于国际足联的24位执行委员会委员决定着世界杯主办地，赢家最多只需获得13票支持就够了。在2010年12月的投票中，由于有两名执委被指控卖选票而丧失了投票权，赢家只需获得12票。由《星期日泰晤士报》策划的“钓鱼取证”报道行动逮到了其中一名叫做阿莫斯·阿达姆的委员索贿80万美元。尽管阿达姆声称这笔钱将用来在尼日利亚家乡建设人工草皮的足球场，但要求钱直接支付给他。在投票前三天，热衷于揭露体育领域腐败行为的英国广播公司《全景》节目播出了一个纪录片，名为《国际足联的肮脏秘密》，揭露了多名国际足联高级官员涉及索贿和腐败的细节。外界认为这严重损害到英国对2018年世界杯的申办，因为片中曝光的一群高级官员中，有三人正是拥有投票权的执委会委员。而包括英国首相戴维·卡梅隆在内的英国申办支持者们随后立刻表达对受到指控的国际足联高级官员拥有完全的信心，也许这一事实生动说明了腐败在国际足联司空见惯。毕竟，如果会损害到英国赢得主办权的前景，你们媒体何苦去做这种调查呢？
幸运的是，拨乱反正的改革措施很简单，对比一下这两家体育机构的腐败情况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赢得奥运会主办权所需的票数大约是赢得世界杯主办权所需票数的四倍，也就是58票对13票。假如被揭发出来的腐败细节属实的话，那么赢得奥运会主办权的贿赂金额要比赢得世界杯的金额低得多，也就是每票10至20万美元对每票80万美元。这直接说明了现行制度所起的作用，也让解决方法一目了然。
随着所需的支持票数上升，私人物品的重要性随之降低。直接扩大国际奥委会的规模就可以很容易让贿赂行为成为历史。比如说，所有参加奥运会的选手都有资格投票选举执行委员会官员以及未来的奥运会主办地。北京夏季奥运会有接近11000名参赛运动员，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也有超过2500名参赛运动员。或者，奖牌获得者（为了避免团体项目产生过多代表，一枚奖牌产生一名代表）可以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不管哪种方法，不出数年国际奥委会的规模就将扩大，参选的官员和申办城市就不得不在领导力、赛事和设施的质量上展开竞争，而不是比拼奢华的旅行（本书作者之一阿拉斯泰尔哀叹，重振英格兰足球队比这个任务艰难多了）。
华尔街：运作中的小联盟
从任何老板的角度来说，组织一家企业的最佳方式与组织一个政府的最佳方式没两样：依赖一个很小的不可或缺者集团，他们从一个很小的有影响力的选择人集团产生，而这个集团相应地又是从千百万可相互替代的选择人当中产生的。显然，这是对当今大多数公开上市的企业的完美描述。它恰好也是对有组织犯罪家族的很好描述。这是巧合吗？大概不是—理由也许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大公司并不强迫人们消费它们的服务。实际上，它们提供有价值的服务，诱使人们自愿花钱在这些服务上面，并且人们通常能享受到服务带来的好处。但就像黑手党、君主专制国家和卑劣的独裁国家一样，公开上市企业也是由一个小联盟、一个小的有影响者集团以及无数可相互替代者构成的。这意味着它们的领导人—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必须为由核心支持者组成的小联盟提供大量私人物品，才能生存下来。
媒体（其本身的构成和这些公司一样）喜欢用麻木不仁和贪婪来描绘华尔街的公司。我们把视野拓宽一点：大概我们所有人都很贪婪，某些人贪钱，某些人贪虚荣，某些人贪权，总之都贪婪。我们当中的少数人有机会从我们的贪婪中牟利，而大多数人仅限于小打小闹。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有机会以大手笔满足他们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欲望，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意外。
众所周知，世界经济近年来遭遇了剧烈动荡。近乎萧条的经济危机袭击过后数年，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然而—这正是媒体指责的基础—尽管银行业早已丢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华尔街的红利仍然高得离谱。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总共派发了184亿美元的奖金，尽管不少华尔街最大的公司向联邦政府乞讨了数十亿美元的纾困资金。当然，这些发给领导人、他们的联盟以及有影响的支持者的奖金，正是帮助高管们保住职位的私人物品。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奖金的总额比金融危机发生前一年的2007年少了40%。私人物品是从收入当中拿出来的。如果收入减少，私人物品大概也会跟着减少，毕竟，领导人希望尽可能保留能供自己支配的资源。而当钱不够时，那些获得私人物品的人也不可能通过转投他人麾下而轻松获得更好的待遇。
对付做好事的人
我们前面说过一句话：“成功的领导人不会不屑于使用遏制、镇压、压迫手段，甚至是杀掉真实或想象中的对手。”这句话在世界上一些联盟最小的国家一再得到印证。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在俄罗斯的不愉快遭遇与那些联盟规模确实很小的国家发生的反腐败斗争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非洲提供了不少最糟糕的案例。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丹尼尔·考夫曼估计，每年全球花在贿赂上的资金高达1万亿美元，据推测其中大部分流向了政府官员。涉及到这么多钱，难怪他同时指出，“我们正在目睹一个反腐败斗争遭遇重大挫折的时代。最深切的例子之一来自于少数拥有无畏领导人的反腐败机构的命运。他们要么腹背受敌，要么死掉了。”其中两个案例是布隆迪的欧内斯特·曼尼奴姆瓦之死和刚果共和国的布鲁诺·雅凯·奥赛比之死。曼尼奴姆瓦先生被人刺死前，正在调查布隆迪高层腐败情况。他的个人财物并没有被抢走，但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工作的非盈利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他床上躺着一个沾染血迹的空文件夹。文件和一块电脑硬盘不见了。”这难道是巧合吗？毫无疑问！
奥赛比先生的错误就是不该与透明国际合作发起法律诉讼，讨要据称被刚果总统夺走的财产。奥赛比先生死于家中发生的一场可疑大火。阿里克谢·迪莫夫斯基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一定会把自己的好运归结于好歹生活在一个偏离民主制的国家，而不是生活在一个与民主根本沾不上边的国家。
借鉴故事：别将联盟的忠诚视作理所当然
被人揭发并不是唯一会让领导人陷入麻烦的事。领导人如果将联盟的忠诚看做理所当然，将面临极大风险。支配统治者的那些规则教导我们，领导人给联盟的钱绝对不能缺斤少两，无论这么做是为了给自己留下好处还是为普通人民谋福利。想要自己发财的领导人，应该从可以自由裁量的资金里面拿，不能动用给联盟的钱。同样地，那些想为人民谋福利的领导人，必须从自己口袋里掏钱，不能损害到联盟的利益。领导人有时候会错误估算了让联盟开心需要付出什么。当他们犯下这种错误，不仅将丢掉权位，而且常常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犯罪头目“巨头”保罗·卡斯特拉诺和罗马皇帝裘里斯·凯撒的故事对于任何不打算足额付钱给联盟的领导人都是值得借鉴的教训。
“巨头”保罗·卡斯特拉诺于1976年继承了甘比诺犯罪家族的掌控权，他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把犯罪家族的事业重心放在对建筑业的勒索控制上。据称纽约市凡是价值超过200万美元的建筑项目，没有黑手党的许可不得开工。如果从这些新犯罪项目产生的钱能够流进黑手党成员们的口袋，或者他对传统收入来源保持足够重视的话，原本没什么问题。然而，他忽视了传统犯罪勾当，比如敲诈、放高利贷、组织卖淫等，而这些都是他的联盟小弟们的收入来源。随着他的一名核心支持者安尼罗·尼尔·德拉克罗齐的死亡以及面临来自美国联邦检察官鲁迪·朱利亚尼主导的“黑手党委员会大审判”的压力，他的手下看到了机会，背叛了他。绰号“戴珀·唐”的约翰·高蒂、弗兰克·德西科、“公牛”萨米·格拉瓦诺以及其他黑手党头目合谋将保罗·卡斯特拉诺枪杀于纽约46街的斯巴克斯牛排馆外。[88]
卡斯特拉诺自己发财，却损害了支持者的利益，这让他丢掉了性命。几千年前，裘里斯·凯撒的错误是不顾支持者的利益而去帮助人民，这同样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裘里斯·凯撒死在一些他最亲密的支持者手上，这一事件经常被人描绘为“暴君之死”，但事实并不支持这样的描述。
裘里斯·凯撒是一位改革家。他改善了很多重要的公共事务，从改进历法、缓解交通拥堵到稳定粮食供应。他还采取了很多帮助穷人的特别措施。比如，他拨赠土地给退伍的士兵，取消保税制，改为更有规则、可估算的税制。不仅如此，他还免除了人民25%的债务。
毫不奇怪，尽管这些政策受到人民的欢迎，却损害到罗马显贵阶层的利益。很显然，保税制对于那些少数幸运者来说是从人民那里搜刮财富的生财之道；高额债权对那些有钱人来说同样是生财之道。这些集团发现凯撒的改革直接打击了他们落伍的钱袋子，当然完全开心不起来。凯撒的改革尽管也许让普通人民感到满意，却损害了权势集团的福祉，理所当然这些人要除掉他。[89]
凯撒的错误在于，他动用了给联盟的回报的一部分去帮助人民。领导人帮助人民致富本来没错，但必须从领导人自己的口袋里掏出钱来，而不应该从联盟的口袋里掏钱。凯撒和卡斯特拉诺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结局是失去联盟的支持，那么做太多好事或太贪婪都会遭到惩罚。
我们已经看到，在给联盟足够的私人物品保持其忠诚和给得太多或太少之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点。把本该给联盟的钱花在别的地方，领导人会面临政变的严重风险。而当付给联盟的钱超过了应有的份额，领导人就浪费了本该进自己腰包的钱。
可供自由裁量的钱
对于那些不用拿去收买联盟忠诚的钱，领导人可以用来做什么？有两个答案：藏到秘密账户里，或者拿去帮助人民。那些为自己侵吞财富做得最成功的人打开了进入我们的“收赃名人堂”的大门。那些比较有公心的人拿出可供自由裁量的钱帮助人民，但只有少数人做得好。成功的人加入了我们的“名人堂”，不成功的人—对于如何改善公共福祉的想法很糟糕—则进入了我们的“耻辱名人堂”。
根据墨西哥民主化之前一位政治人物汉克·冈萨雷斯的说法，“政治家如果一直很穷的话，说明他不擅于政治”。[90]就这方面而言，扎伊尔的蒙博托是一个政治天才。据说他侵吞了数十亿美元财产。他的传记作者米盖拉·朗恩写道：“没有任何其他非洲独裁者比得上这位狡猾的生存者。没有哪个总统拥有潜能这么大的国家，却取得如此可怜的成就。没有哪个领导人能像他那样有效地劫掠本国的经济或生活到那种奢侈的地步。”[91]实际上，“窃国者”这个词—通过偷窃来治国—正是用来形容蒙博托这类统治方式的词。不过，虽然蒙博托让“盗贼统治”名扬世界，他却不是发明者。
所罗门王据说有700个老婆。我们不仅好奇她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心甘情愿的，或者都是所罗门王自己的主意。此外，谁能忘了哈里发对财富的劫掠？根据一份严肃的估算，阿拉伯帝国918—919年的收入大概为1550万第纳尔，其中1050万第纳尔花在了哈里发皇室身上。[92]为了好理解，假设巴拉克·奥巴马能从美国经济中获得相同比例的个人收入，他和米歇尔将轻松控制5万亿美元资产，误差在一两千亿美元左右。事实上，这就是人们甘冒天大风险也要当上哈里发的原因。
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有数不完的可供自由裁量的钱。尽管他们必须充分奖赏核心支持者联盟，但由于需要贿赂的人极少，还是能剩下大量的钱。一些领导人也许会选择把这些钱用在更具公益心的目的上—我们稍后探讨“羞愧堂”和“名人堂”时会讲到他们—但多数领导人想把钱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秘密银行账户的存在正是为了迎合这些领导人的需要。
在世界领导人当中，“大盗”之多令人震惊。有些人的成功程度相对较低，比如1990年至2000年之间的秘鲁总统阿尔维托·藤森（期间包括一次发生于1992年的所谓自我政变，他终止了自己的国会和宪法）。他大概也就侵吞了数亿美元。随着秘鲁回归民主制，自我流亡海外的藤森被引渡回秘鲁受审，因谋杀、侵犯人权、受贿以及其他多项罪名而被判入狱。他做了任何小联盟国家的领导人都会做的事，不走运的是，他被不满他腐败的人民赶下台，被一个大联盟政府所取代。
一些领导人比藤森成功得多，特别是考虑到其所在国的贫困程度。比如说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据信聚敛了10亿美元财富，而在他统治期间塞尔维亚的年人均收入下降了50%。他遵循最关键的政治原则：他的联盟很小；他征收重税，压榨贫穷的塞尔维亚人民；他想方设法镇压人民的反抗。可靠的调查显示，他针对反对他的塞尔维亚人故意制造食物短缺和大规模失业，让数百万人陷入绝望的境地，却养肥了一万名有权势的支持者。
我们继续按照成功程度往上找，有的领导人把国库当成了私人账户，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赫然在列。他建造了多处价值以十亿美元计的个人行宫，却让国内的婴儿死于很容易治疗的疾病。基于国家的贫困程度，因其侵吞财富的相对规模而著称的国贼还包括乌干达的伊迪·阿明、海地的“医生老爹”杜瓦利埃及其儿子“医生宝贝”杜瓦利埃等人，这个名单还有很长。他们都是成功独裁者的统治规则的典型代表—他们知道如何在自己发财的同时建立、维护、资金支持一个紧密的小联盟。不过他们与真正最顶尖的“贪赃名人堂”成员相比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蒙博托除外。
当我们谈论最出类拔萃的窃国者，至少包括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1967年至1997年任总统），扎伊尔的蒙博托（1965年至1998年任总统），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1965年至1986年在位），或许还包括目前仍在位的领先人物苏丹的奥马尔·巴希尔。他1993年上台，到本书写作期间仍然在位，尽管国际刑事法院以他犯有反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屠杀罪向他发出了逮捕令。
被《经济学人》杂志形容为窃国者之王的苏哈托先生被透明国际指控侵吞了350亿美元财富。[93]他的妻子提恩女士，经常被人称为“百分之十女士”。当然，我们不可能知道苏哈托家族所聚敛财富的确切数额，但我们知道他依赖的是一个小联盟，他具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他在位超过30年，他在印尼以自由身去世（他死于2008年）。他因健康恶化而免遭起诉。
与苏哈托相似，扎伊尔的蒙博托当政超过30年，只因癌症晚期才被赶走。蒙博托侵吞了数十亿美元，生活奢侈高调；苏哈托生活相对低调，就其财富而言。蒙博托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葡萄牙、法国的里维埃拉拥有豪华别墅，在布鲁塞尔还有大量房产。除此之外，他在扎伊尔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总统行宫，包括在他的家乡戈巴多莱。这个地方人口只有11.4万人，人们不会觉得有必要建个机场来容纳协和超音速飞机的起降，可惜蒙博托曾经是这里的居民。他从法国航空公司租用了一架协和飞机作为私人用途，需要有个能够起降的机场，于是就为自己建了一个。
与苏哈托一样，费迪南德·马科斯在发展经济方面貌似颇为成功。他统治期间有许多年份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相当不错，但菲律宾人口增长的速度比经济增长快。苏哈托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做得很成功，马科斯不行。但他通过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让自己和联盟在致富方面做得很棒。透明国际估计马科斯从国家侵吞的财富数额也在数十亿美元。他的那位因海量鞋子收藏而臭名昭著的妻子伊梅尔达，因其家族涉嫌盗窃国家财富而受到指控，菲律宾政府成功收回了6.84亿美元，这只是马科斯家族被控侵吞财富总数的相对很小一部分。尽管被控盗窃国家财富，马科斯家族后来还是非常引人关注地重返了菲律宾政坛。看来，金钱的确让世界—政治世界—转动。
苏丹总统奥马尔·巴希尔被指控截至目前侵吞了90亿美元财富。这是2010年下半年维基解密泄露的美国外交电报当中透露的信息之一。由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路易斯·莫雷诺·奥坎波做出的指控还包括指出巴希尔的钱存放在伦敦劳埃德银行。当然，银行和巴希尔均予以否认。实际上，根据《卫报》的报道，苏丹驻伦敦大使馆发言人哈立德·穆巴拉克回应称：“说我们的总统能够控制国库并把钱存入私人账户是荒唐的—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做出的指控很可笑。”
我们的思考方式告诉我们，这不仅一点都不荒唐，而恰恰正是小联盟国家的可鄙独裁者们的统治方式，而且这对他们很管用。从政治生存的角度来看，如果巴希尔没有“控制国库并把钱存入私人账户”这才是荒唐的。迄今为止巴希尔已经在位17年，尽管遇到外部的法律麻烦，他依然牢牢掌控权力和苏丹颇为可观的钱袋子。
自由裁量权意味着领导人可以做出各种选择。目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利用这一权力侵吞财富的领导人，但我们并不是说掌权的人必然都像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和巴希尔那么贪婪。独裁者也具有公益精神，心存善意，热衷于为人民谋福祉，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信赖这些心存善意者的问题在于，他们不受大型联盟的问责约束。一个领导人很难知道人民真正需要什么，除非领导人是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并且允许新闻自由和人民自由集会表达诉求。没有自由公平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带来的问责，小联盟统治者们即使心存善念也只会做他们和联盟参谋们认为是最好的事。
我们来考察心存善意的领导人当中的一些例子，我们把他们称为“羞愧堂”成员和“名人堂”成员—也就是那些想做好事却没做成以及想做好事并做成的人。苏联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羞愧堂”成员的典型代表。
赫鲁晓夫于1959年访问美国并宣布了一项新的农业政策。他宣称苏联将在肉类、牛奶和黄油生产方面超过美国。他既对农业知之甚少，又不直接管理那些了解农业并将尽力实现他的目标的专家。没有理由认为赫鲁晓夫想从这个考虑欠周的农业政策中获取私人利益。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将公帑挪作己用。相反地，他貌似真心想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
尽管出发点是善良的，他的农业计划和实施却是一场灾难。为了取悦赫鲁晓夫，并出于对达不到期望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的可能担忧，地方官员们承诺尽力去完成他对于提高产量的要求。以苏联原始的农业技术来说，他们的承诺当然不可能实现。赫鲁晓夫的善意理念的结果就是，农民甚至不得不连种牛都杀掉以完成他们的肉类生产配额。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国营商店买肉，随后谎称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再卖回给政府。这不仅造成了肉类产量提升的错觉，还导致接下来价格上涨，因为杀掉种牛减少了未来的牛群养殖数量。
计划实施没几年，食品价格飙升，导致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苏联的官方报告显示22人被打死，87人被打伤，116名示威者被定罪，其中7人被处死以回应人民上街游行。[94]两年之后，由于苏联经济混乱不堪，到处食物短缺，并且国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丧失颜面，赫鲁晓夫被一场和平政变推翻。二十多年之后，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追随赫鲁晓夫的脚步，推行经济改革以稳定经济。他的计划同样没能产生期望中的效果，但这一次失败不仅导致他被罢免，还导致苏联的解体。
但与他们不同的是，李光耀确实知道如何改善经济表现。
李光耀毫无疑问是当代世界名人堂中最伟大的一尊偶像。他不曾将钱转到自己的秘密账户里（就我们所知而言），也不曾像蒙博托·塞塞·塞科或萨达姆·侯赛因那样过奢华的生活。他使用对政府收入的自由裁量权力进行成功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使新加坡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他的一切作为都符合成功和持续统治的规则。
大部分人认为减少腐败是一个可期的目标。一个通常的做法是增加立法，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程度。不幸的是，这些做法达不到预期目标。当一个体制是围绕腐败而建立的，任何重要人物无论是领导人还是支持者，都被腐败污染。他们如果从来不曾把手伸进钱箱，就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提高法律惩处力度无非是使领导人又多了一项惩戒他人的工具。改革者和揭发者被以各种理由起诉，这种情况太常见了。有传言称亚西尔·阿拉法特保存着巴勒斯坦政府内阁成员的所有腐败资料。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只会增加类似阿拉法特这样的人针对其党羽的筹码。阿拉法特一方面通过允许、另一方面通过监控核心层的腐败活动而有效敦促党羽对他忠诚。另外，他在宣称巴勒斯坦政府破产的同时，据称个人侵吞了巨额财富，根据卡达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数额在42亿至65亿美元之间。
旨在消除腐败的法律手段从来不会奏效，反而常常让情况恶化。对付腐败的最佳方式就是改变深层诱因。随着联盟规模增大，腐败会逐渐消失。正如我们建议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做的，增加负责选择比赛主办地的委员人数将终结贪渎行为。相同的逻辑在所有种类的组织中都适用。如果政治家们要终结银行家领取巨额奖金，他们必须通过立法来敦促公司改变治理结构，使得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们必须真正仰赖千百万股民的意志（而不是仰赖一小撮政府监管者）。只要公司老板们仍然仅对少数人负责，他们就会给那些少数关键支持者提供丰厚红利。公众甚至股民们也许对这样的丰厚红利很不满，但公众和无组织的股民们没法罢免他们。银行的内部人可以。通过立法限制薪酬只会迫使首席执行官们转而采取隐晦的、半合法的手段。这样的措施无法改善公司的透明度或让资产负债表变得更好懂。
那些试图通过对公司薪酬进行监管从而把商业行为限制在提升股民权益这一直行窄道上的人，最好还是仔细研究一下统治公司的规则。类似政府官员常常建议的那些改进措施很讨他们选民的欢心，但同时也会违反公司治理的基本逻辑，反而削弱了良好的公司治理。考虑一下公司欺诈的问题。我们掌握的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出现财务困难并且有一个大型联盟的公司比起遭遇相似财务困难但联盟比较小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证券欺诈行为。毕竟，仰赖一个相对较大联盟的公司高管们，在公司表现不佳时更容易被人取代。由于被罢免的风险较大，大联盟公司的高管们试图通过虚假财务报告隐瞒公司表现欠佳的事实。[95]此外，公司发生欺诈行为的最佳早期预警信号是，高级管理层的薪酬低于—而不是高于—财务报表所显示的公司表现所对应的薪酬水平。
我们考察政府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政治人物可以推出各种立法和行政监管措施来揪出和检控腐败行为。对选民来说，这看上去挺棒的。但是，这些措施要么只是门面功夫，背后的勾当一如既往；要么成为用来对付政敌的武器。烟雾弹或猎巫行动都无法消除腐败。但如果让政治领导人对更多的人负责，政治就将成为良好理念的竞争，而不再是贿赂和腐败的竞争。当然，领导人不愿意负更多责任，因为这将缩短他们的在位期，减少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要探讨如何让领导人对此心甘情愿这一困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