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 台

几个世纪来，“约翰·多伊”成为不明身份的无名氏的代名词。利比里亚军士长多伊的名字尽管是萨缪尔而不是约翰，但在1980年4月12日之前，他在其他任何方面都算是无名之辈。多伊出生于利比里亚偏远的内陆部族，差不多目不识丁，与无数境况相似的人一样，他走出了西非的丛林到外面讨生活。他来到了首都蒙罗维亚，在那里他发现军队甚至为他这样身无一技之长的人提供了大把机会。4月12日在总统威廉·托尔伯特的卧室里，多伊就发现了这么一个机会。多伊用刺刀捅死总统，将他的内脏丢去喂狗，然后宣布自己是利比里亚的新总统。[17]就这样，他从籍籍无名之辈一跃成为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多伊与另外16名士官早前一起翻过总统官邸的围墙，本来是希望面见总统，质询为什么没有发工资。他抓住了眼前的这个机会，一举终结了托尔伯特的“真正独立党”的统治，该党于1847年由美国遣返的黑人成立。他立即抓捕了13名内阁部长，将他们拉到海边，在欢呼的群众面前公开处决。更多的杀戮随之而来。多伊就任人民拯救委员会主席，宣布废除宪法，禁止一切政党活动。

多伊根本不知道当一名总统应该做什么，更不知道如何统治一个国家。但他知道如何夺取和保持权力：除掉以前的统治者；找到钱；建立一个小联盟；给他们刚刚好足以保持对他忠诚的钱。在极短时间内，他把政府和军队中几乎所有人都替换为他的克兰族族人，这个部族的人口只占利比里亚总人口的4%左右。他把部队士兵的月工资从85美元提高到250美元。他清洗掉任何不信任的人。经过秘密审判，他将至少50名早先的政变伙伴处决。

和他的前任一样，多伊政府的收入有如下几个来源：其一为费尔斯通公司，该公司租了大片土地种植橡胶；其二为利比里亚矿业公司，该公司对外出口铁矿石；其三是不经安全检查，开放登记超过2500艘远洋船舶（收取登记费和吨位费）。不仅如此，多伊从美国政府获得了直接的经济援助。在十年时间里，美国给了多伊政府5亿美元。作为交换，美国获得了驻军权并将利比里亚设为情报和宣传基地。据称多伊和他的党羽个人聚敛了3亿美元财富。

至于多伊的政策则不能称之为成功。实际上他几乎没有制定什么政策。他非常懒惰，成天和总统卫队士兵的老婆们厮混。经济崩溃、外债飙升，犯罪几乎成为利比里亚唯一成功的行当。蒙罗维亚的银行成为洗钱工具。利比里亚人民后来痛恨多伊就一点不奇怪了。尽管如此，只要他知道钱在哪里，知道该收买谁，他就成功地在权力宝座上生存下来。

去他的什么善治理念，别把人民关心的事置于你和你的支持者之上：这是给那些想要成为独裁者的人的金玉良言。如此这般，任何“约翰·多伊”甚至一个萨缪尔·多伊都能攫取并保持权力。

支持者很少的情况下如何夺权

一名挑战者要想夺取权力只需做三件事。第一，他必须除掉在位者。第二，他必须控制政府机关。第三，他需要成立一个由支持者组成的、足以确保他成为新在位者的联盟。这些行动的每一个都面临独特的挑战。成功的相对难易程度在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各不相同。

有三种办法能除掉一名在位者。第一个也是最容易的一个，就是巴望该领导人自己死掉。第二，如果没这么凑巧的话，挑战者可以开出足够诱人的价码收买在位者的核心联盟成员，使他们转投到挑战者的大计中来。第三，现存的政治体制可以被外部力量压垮，无论是军事上被外国打败，还是革命和叛乱，这种情况下人民会起来造反，摧毁现有制度。

尽管造反需要技巧和协作，它的成功最终极大依赖于联盟的忠诚，更准确点讲，是人们对旧政权忠诚的缺失。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被大规模抗议活动击败就是一个适当的例子。2011年2月穆巴拉克下台背后最关键的因素是埃及军方最高将领们决定允许示威者占据街头，人们无须担心军队镇压。为什么会这样？正如2010年5月5日笔者在一次座谈会上解释的，基于我们这里阐述的理由，美国削减对埃及的援助加上严重的经济困难导致高失业率，意味着穆巴拉克的盟友很可能得不到报偿，人们可能相信造反的风险和代价比正常情况下小。[18]也就是说，革命的一般经验法则是，当现存制度的守卫者们对报偿十分不满、有意寻找新的领导人来关照他们时，革命就会发生。另一方面，通过镇压人民可以击退造反—这永远是令人不快的任务—联盟成员必须从领导人那里获得足够的利益才会去做令人极其不齿的事以维持现有体制。如果在现存体制下他们拿不到足够好处，他们不会阻止人民起来反抗现政权。

速度是关键

一旦旧领导人倒台，尽快夺取权力工具就非常关键，比如说国库。这在小联盟体系下特别重要。在权力的竞夺中，任何等待者都将失败。

速度是关键所在。在大多数政治体系内，联盟的规模都远远小于选择人集团。不仅如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一名领导人拥有足够的选票或支持者，那么他的竞争对手情况将相反，这是错的！有可能同时存在很多不同的集团试图推翻现政权，每个集团都可能拥有足够数量的半心半意或三心两意的支持者，能够帮助它夺取权力—如果价码合适的话也很容易帮别人。这就是为什么尽快夺取政权、确保你的集团而不是别人掌握国家机器是绝对关键的事情。

萨缪尔·多伊能统治国家是因为他的集团掌握枪杆子。他不需要半个国家都支持他。他只需要足够的同党以控制军队和镇压其余的人民。本来可以形成很多其他联盟，但多伊先掌握了权力，镇压了它们。这就是上台的关键所在。

设想一间屋子里有100个人。任何人只要有5名支持者拿枪指着其他人，他就可以完全控制这间屋子。只要这5名枪手一直挺他，他就能一直掌权。除了先抓到枪杆子这一点外，他或枪手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假设别人先拿到枪发给自己的5名支持者，那就是别人发号施令了。

等待是非常冒险的行为。来得晚什么都没了。

给钱好办事

统治的关键在于支付报酬给支持者，而不是善治或代表普遍意志。对一名刚刚上台的领导人来说，收买忠诚特别困难。在决定是否要支持一名新领导人时，精明的人不仅要看新领导人今天能给他们多少，还要寻思将来预期能得到多少。

任何新崛起领导人的过渡期联盟成员必须意识到他们有可能时日无多。多伊在夺取了利比里亚政权之后，大大提升了军队工资。这立即吸引了军中伙伴对他的支持。但他们心知肚明可能不会永远受眷顾。别忘了，50名多伊最早的支持者后来落得个被处决的下场。

消除支持者对被抛弃的恐惧是上台掌权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支持者不会幼稚到相信他们在联盟中地位无虞的政治承诺。但是，做这样的政治承诺可比泄露底牌强多了。一旦走漏风声说支持者将被替换，他们将展开反击。举个例子，在198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罗纳德·里根获得了赞成堕胎选民的支持，战胜了反堕胎的时任总统吉米·卡特。随着里根真实的反堕胎立场显现，大量赞成堕胎选民抛弃了他。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尽管里根获得了压倒性胜利，但却是他的竞选对手沃尔特·蒙代尔获得了赞成堕胎选民的支持。

领导人都明白自己有可能断送在致胜联盟手里。这就是为什么领导人要尽全力给予核心党羽足够的报偿，以使这些同伙真心保持忠诚。这对刚上台的人来说是挺困难的。但有时候，各种机缘共同为一名新统治者创造了条件。

必死性：上台的最佳机会

领导人被废黜的最无可避免、从而也是第一大的风险就是一个谁都躲不了的简单事实：人都会死。死掉的领导人没法给他的联盟报偿。快死的领导人面临的问题同样严重。一旦关键支持者得知领导人快死了，他们就知道必须另找新人确保财源不断。这是将不治之症秘而不宣的一个好理由，因为不治之症必然会导致某些人蠢蠢欲动，不管是致胜联盟内部成员或是外部看到机会想要一举改朝换代的人。

伊朗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和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都选择了在合适的时机夺取政权。我们以阿亚图拉·霍梅尼为例。他曾经是最高级的什叶派教士之一，也是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世俗政权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霍梅尼开始公开反对现政权并组织抗议示威。他的活动导致他多次被捕。1964年他被迫流亡，一开始去了土耳其，接着到了伊拉克，最后来到法国，无论在哪都不断宣扬他对国王的反对立场。他演讲的录音带在伊朗广为流传。

1977年，国王的政治对手阿里·沙里阿提逝世，霍梅尼旋即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反对派领袖。尽管他敦促其他人反对国王，但在国王倒台之前他拒绝回到伊朗。除了极少数特权阶级，几乎所有伊朗人都渴望变革。国王政权和依附于它的人遭到广泛厌恶。人们看到了一个真正变革的机会，于是将支持一股脑儿给予了唯一的可选替代者：霍梅尼。在国王逃离伊朗之后，霍梅尼返国，受到约600万人夹道欢迎。

一回到伊朗，霍梅尼立即开始反对由前国王政权外交部长领导的临时政府。大量军方人士投向了霍梅尼阵营。在他发起了针对忠于旧政权军人的圣战后，临时政府的抵抗崩溃。接着他下令举行全民公投，让人民在旧君主政体和伊斯兰共和国之间做选择。98%的人选择了后者。霍梅尼修改了宪法，将之建立在宗教统治的基础上。霍梅尼成为最高领袖，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有权否决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法律和政府官员人选。

霍梅尼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为反对派树立了一面旗帜，也因为军方没有出面阻止人民起来反抗国王。一旦国王被赶走，霍梅尼立即宣称，是他而不是临时政府或什么代表各方利益的委员会在掌管国家。

霍梅尼的成功并无什么特别或独一无二之处。千百万伊朗人希望推翻旧政权并不稀奇。在国王残酷暴虐的政府统治下，有成千上万人失踪。监禁、酷刑和死亡司空见惯。在14年前霍梅尼流亡时，情况已经是如此，而且国王政权看起来无懈可击。霍梅尼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获得成功，关键在于军队拒绝阻止不满的人民走上街头。他们以前从未允许过这样的抗议活动。到底什么发生了变化？军队不愿意再为维持旧政权而出力，是因为他们知道国王命不久矣。《纽约时报》[19]曾经刊文详述了巴列维如何绝望地掩盖癌症病情的发展。死掉的国王当然无法保证报偿，他的继任者也不行。在位优势烟消云散。军队面临着镇压人民这一令人不快的任务，继续享有奢侈报偿的前景变得渺茫，因而选择了袖手旁观，为革命铺平了道路。

在菲律宾，民主崛起的故事也没有多大不同。贝尼尼奥·阿基诺是一个出色的人，年仅18岁就因他在朝鲜战争中的记者工作而获颁菲律宾军团荣誉勋章。他曾说服一个反叛组织投降。22岁出任菲律宾康塞普西翁市长，29岁担任菲律宾打拉省省长，34岁当上参议员。他不畏危险，成为时任总统费迪南·马科斯的公开批评者。1983年，流亡美国的贝尼尼奥返回菲律宾。在飞回马尼拉的班机上他警告随行的记者们，说一切可能很快结束。的确如此。他立刻被人带下飞机，在停机坪上被暗杀。他本应该效仿霍梅尼，耐心等待时机。

他的妻子科拉松并不具备他的政治才能或经验，但她有一个关键优势：她活着！1985年末，费迪南·马科斯宣布将提前一年举行总统大选。科拉松·阿基诺代替已故丈夫参加竞选并成为马科斯最大的对手。在1986年2月7日举行的大选中发生了大规模舞弊行为，毫不奇怪，一个星期后选举委员会宣布马科斯胜选。但马科斯的支持者迅速抛弃了他。罗纳德·里根对选举结果表示关切。非常有影响的菲律宾天主教会领导人辛梅枢机主教出面发声。在科拉松·阿基诺的策动下，人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军方关键人物和其他重要政治人物从政府辞职，加入了阿基诺夫人的阵营。没有军队的阻止，成千上万人加入了抗议队伍，又导致更多的军方人士背离了马科斯。

为了避免大规模流血事件，马科斯和家人向美国寻求避难。他们离开菲律宾，在夏威夷落脚，不过，内幕人士和其他人都知道马科斯活不了多久。实际上，疾病一直伴随着他。他即将死于红斑狼疮，所有他的核心支持者都知道。他可没法从坟墓里派发糖果，于是他的支持者必须寻找能给他们好处的新的谄媚对象。科拉松·阿基诺没有政府经验，然而在她更有才能的丈夫失败的地方她却成功了。她挑战马科斯的时机正是后者的支持者知道他行将就木的时候。他们在寻找新的拥护对象以换取回报。科拉松·阿基诺就任总统并被《时代》杂志评为1986年的年度女性。

这些不是孤立的例子。洛朗·卡比拉曾经被切·格瓦拉嗤之以鼻，称其缺乏“革命严肃性”以及“过度沉迷于酒精与女色”，但此人在扎伊尔挑战强大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取得了胜利。[20]卡比拉才能平平，但他时机掌握得非常好。当时蒙博托患了前列腺癌，所有人都知道他时日无多。当卡比拉的叛军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之时，蒙博托的军队干脆拒绝反击。蒙博托从前的支持者明白只有抛弃垂死的主公，未来才有前途，正如老话说的“国王已死。国王万岁！”

垂死的状态常常导致政治死亡。悲伤的事实是：在一个独裁国家如果你想上台的话，与其想方设法医治国家的弊病，还不如偷到在位者的病历。

继承权与亲戚们的麻烦

我们并不是说健康的领导人就高枕无忧。如果一名在位者手头拮据，他就无法给支持者继续支付报酬。他为什么会手头拮据呢？因为他征税太重、窃取太多，人民宁愿休而不作，国库收入因此遇到麻烦。更不妙的是，人民一想到如果不采取行动推翻他们的主人，情况将更糟，因此可能干脆不歇着，起来造反。对致胜联盟管理不善以及革命的诱因都可能会在体制内催生变化，导致现政权的垮台和新领导人上台。

一般来讲，挑战者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除掉在位者。但如果领导人死掉或者如威廉·托尔伯特那样被谋杀，这个任务便立刻达成。一旦在位者死掉，还有个阻击其他权力竞争者的问题。有雄心壮志的挑战者必须掌握国家机器、奖赏支持者以及除掉竞争对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299年至1923年统治现土耳其的奥斯曼人最终制定了“新君弑杀兄弟法”。[21]

当苏丹驾崩之后，谁能继承大位取决于谁能控制国家机器和回报他的联盟。实践中这意味着必须控制国库以养活军队。皇位继承变成了一场适者生存的战斗，看看哪个皇子能成为下一位苏丹。每个皇子都各自统治着自己的领地。当苏丹死去，皇子们纷纷火速赶往首都君士坦丁堡，抢夺国库以赢得军队支持。结果常常是发生内战，每个皇子都带着自己的人马试图夺取唯一的、完全的国家统治权。苏丹生前可能已经中意某一个皇子，将他的领地安排在靠近首都的地方，这样在坟墓里都能继续支持他。

奥斯曼土耳其的皇位继承非常血腥。不成功的兄弟通常被杀掉。穆罕默德二世（1429—1481）通过“新君弑杀兄弟法”将这种行为制度化。根据这项法律，所有不成功的皇位继承人都将被丝绳勒死。一个世纪之后，穆罕默德三世据说杀掉了19个兄弟、两个儿子以及15个怀孕的父王的妻妾，以此清除了眼前或未来所有潜在的威胁者。到了17世纪中叶，这种行为被较为仁慈温和的做法取代—将所有男性亲戚关在托普卡帕宫的第四庭院—几乎可算是最早的黄金牢笼。有类似这样的亲戚，难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罗伯特·格雷夫斯的克劳迪斯要装疯。

奥斯曼人的皇位继承窘境绝非个例。英国国王“狮心王”理查死于1199年。由于他没有直接继承人，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权继承王位。理查的父亲是先王亨利二世，第一位有权继承王位的便是亨利二世的王后阿基坦的埃莉诺，她已经年近八旬。第二位是理查最小的弟弟约翰。第三位是理查的另一位早死的弟弟杰弗里最大的儿子亚瑟（时年仅11岁）。

鉴于早年的经历，老于世故的埃莉诺不愿意冒险参与角逐王冠。她深知这么做的后果。她选择扮演好一位仁慈母亲和祖母的角色，主动靠边站，让约翰和亚瑟去争夺王位。更准确地说，她是在静观谁更有可能胜出便支持谁，世事变幻难料，她这么做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想要登上大位的独裁者必须准备好杀掉一切竞争者—包括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奥斯曼土耳其人将这种做法制度化，而英国人这么做只是出于传统。专制王权更迭过程所带来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使谋杀成为这种极端环境下受人偏爱的解决方案。约翰是怎么做的呢？在他已经继位之后他仍然担心亚瑟的挑战。这种挑战随着亚瑟日益年长而愈显强烈。最终在1203年，约翰将亚瑟投入监狱并将他杀害。传说是约翰亲手杀掉了侄子。除掉亚瑟之后，再也无人对他的王位构成威胁—直到12年后贵族们集结起来武装讨伐他，英国《大宪章》随之颁布。

对领导人和他的支持者来说，继承权意味着拥有一系列优势。要想顺利统治，收买合适的人是关键—而王子们有条件也有能力继续回报支持者。他们知道钱在哪里，也知道该收买谁。话说回来，宫廷中人为什么非得热切趋附继承人呢？毕竟，一旦王子继承了王位，其他人就当不上国王（或独裁者、总统）了。支持王位继承人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放弃你自己当上国王的机会。不过，这只是一方面。由于有太多人觊觎王位，成功的机会是很渺茫的。在现实中，先王的支持者们最好还是选择拥戴王子，希望他能眷顾助他登顶的人们。

新上位的领导人需要支持者助他稳固权力，对继承人来说，那些支持者本来就已经各就各位。王子知道那些人的底细，也知道该怎么收买他们。当然，我们在路易十四的例子里看到，王子有可能对致胜联盟进行彻底改组。不过，先王的支持者们正确地相信古老箴言“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对他们来说不算一场糟糕的赌博。比起权力传给外人来说，如果权力在王室内部从父传到子、从国王传给王子，核心支持者们有大得多的机会继续保持他们的特权地位。如果你是一位王子，如果你想当上国王，你就绝不要扼杀父王的支持者们继续被你倚重的机会。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唯你马首是瞻。让他们这样做。你需要他们帮你平稳过渡。如果你要他们走人（也可能不会），可以等到以后把他们从宫里逐走。切记，让他们第一次知道你的真实想法的时机，就只能是你已经登上王位把他们从宫中逐出的那个时刻，一秒钟都不能提早。

当然，如果你是一名想登上王位的年轻王子，你首先要确保活得比“支持者”久。众所周知，历史上那些摄政者们无一不是邪恶的看护人。假如一名摄政者起了杀心，受托照看未来国王是自己成为国王的极好机会。英国国王理查三世就是一个例子。当爱德华四世于1483年死后，他12岁的儿子爱德华五世继承了王位。爱德华四世的弟弟理查三世被封为护国公，受命照顾幼王。他本该主理朝政若干年后将权力交还给爱德华五世，然而与许多统治者一样，理查三世对放权之说不以为然。

作为哥哥爱德华四世的遗愿执行人，理查可以操控事态为自己服务。首先他把12岁的爱德华和弟弟关进伦敦塔，接着他指使议会质疑他们父母婚姻的合法性，宣布两个王子是私生子。兄弟俩从此失踪。理查三世也许根本谈不上是一个“执行人”，但对执行死刑却心安理得。（一般认为，1674年在一处楼梯下发现的两具骸骨就属于这两个孩子）。

即使在依赖家族继承的体制下，机会对于非血亲的指定继承人也是存在的。统治者们往往会指定自己的继承人，而且有时候会从血亲以外的人当中挑选，也许是因为他们明白如果在家族内部厚此薄彼会带来何等恐怖的后果。举例来说，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正式收养了他的继承人提比略。黑帮首脑也经常这么做。卡洛·甘比诺指定保罗·卡斯特拉诺为他这个纽约黑手党家族的下一任老大。在这些情形里，被指定的继承人一般被认为将继续发扬光大前任的事业。于是，就没有什么必要急于干掉前任。新的指定继承人甚至还有助于提升旧老大的威望。

对年老体衰的统治者来说，指定一名新的继承人将帮助他们在掌权中度过余生。然而只要联盟里的关键支持者相信继承人将保持联盟人员构成的足够连续性，那么家族内继承人便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联盟成员期望从“父—子”传承中得到的东西，外人很难给得比这更多。

教皇的登顶之路

一些最伟大的传说和电影描绘了个人的行为如何影响整个国家、人民和信仰的结局。无论是天行者卢克纠结于与父亲的关系还是弗罗多摧毁魔戒，大众的战斗比起个人胜利来说是次要的。当然，这是虚构作品的主题，然而这样的事情历史上确曾发生过。

基督教的头几百年里，罗马主教—即教皇—即使在基督教内部都只是相对次要的人物。主教们是基督教实践和信仰的主宰者，但直到336至384年在位的达玛苏斯一世，罗马主教才真正跃居所有其他主教之上，成为西方的罗马天主教会最高领袖。[22]达玛苏斯最终因其卓越的成就被尊为圣徒，他的行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如何操控不可或缺者、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的个案。

4世纪晚期，在东西方基督教会的较量中，东方看上去具有一个无可比拟的优势。使徒们以及耶稣本人都来自东方。圣地都在耶路撒冷、加利利以及位于今日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和叙利亚的附近城市。有这样无可争辩的事实，基督教怎么能不首先被视为是一个东方的宗教呢？见识超卓的达玛苏斯找到了一个答案。没错，使徒们确实来自东方，但彼得和保罗却是在罗马殉道且葬于罗马。于是他争辩道，罗马是使徒传道行为的发生地，并且影响深远的殉道榜样从东方来到了这里，基于上述事实，罗马具有特殊地位。达玛苏斯雄辩地指出，只有彼得在罗马的教会才能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因为耶稣说过（马太福音16:17—20）：“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于是，比起东方的教区来说，罗马必定具有优越性。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明显的宗教论辩—然而，强有力的宗教论辩背后却隐藏着建立致胜联盟的战略，达玛苏斯因此得以当上教皇并使罗马教会成为新的权力中心。

在当今，老教皇死去后，新教皇是由枢机主教团投票选举产生的。在达玛苏斯的时代，选举方法大不相同。可相互替代者—即选择人集团—由罗马教区的所有基督徒构成；有影响者至少包括当地教士和行省其他地方的主教。而确立致胜联盟—即不可或缺者—正是达玛苏斯成功故事的起点。

达玛苏斯有一个竞争对手乌尔西努斯。乌尔西努斯在普通教众和很大一部分教士当中相当受欢迎。与他相反的是，达玛苏斯受到贵族阶级的支持。这两人与前任教皇利贝里乌斯均关系密切。354年，利贝里乌斯被罗马皇帝君士坦提乌斯二世放逐到庇哩亚，达玛苏斯与乌尔西努斯一起跟随他到了流放地。然而与乌尔西努斯不同的是，达玛苏斯迅即抛弃利贝里乌斯返回罗马，转而支持受到皇帝喜爱的对立教皇菲利克斯二世。这一举动毫无疑问加强了统治阶级对达玛苏斯的欢迎，但疏远了普通教徒和教士阶层。

利贝里乌斯死后，两场教皇选举同时举行，达玛苏斯和乌尔西努斯各自宣称当选。乌尔西努斯由忠实的平民信徒选出，而达玛苏斯则受到权势人物眷顾。暴乱接踵而来，导致在罗马很受欢迎的西希尼努斯教堂发生了一场血腥屠杀，137人遇害。罗马的行政长官—世俗统治者—随即介入，通过将达玛苏斯确立为唯一的教皇而恢复了秩序。他们将乌尔西努斯流放到高卢以消除他的威胁。总而言之，乌尔西努斯背后由普通信徒构成的较大联盟被达玛苏斯背后较小但强大得多的联盟击败。

达玛苏斯得到贵族阶级的支持不是偶然的。我们前面提到他支持菲利克斯二世，而反对利贝里乌斯。他锲而不舍地寻求罗马上层阶级的支持，很多贵族在他担任教皇之前（以及期间）都是异教徒，他通过忠心执行有利于贵族的政策来换取贵族对他的忠心。举个例子，达玛苏斯养成了结交罗马上层阶级妇女的癖好。他的诋毁者直指他和罗马头面妇女们的关系密切，便指控他犯了通奸罪（以及谋杀罪）。在罗马皇帝的亲自直接干预下，他被免于罪责。与此相反，他的鼓吹者们指出，他使许多贵族异教徒妇女改信了基督教，她们又把丈夫们拉了进来，从而扩大了罗马基督教人口中的选择人集团乃至有影响之人的数量。这当然有利于教会的成长，同时也有利于达玛苏斯把持权力。与乌尔西努斯不同，达玛苏斯依靠的是一个小型联盟，他设法从人数扩张的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当中精选出了这个联盟。

作为一名老谋深算的战略家，达玛苏斯还通过对罗马普通基督教大众做工作，进一步扩大了可相互替代者的数量。这有利于他稳固政治权力，有利于他强化对教会财产的任意处置权，这项权力使他日后能够发展重要的公共事业，使他能聘请（圣)耶柔米翻译出第一部拉丁文圣经，而这进一步巩固了罗马教皇对圣经意义的解释权。

达玛苏斯是如何做到扩大自己对普通教众—可相互替代者的吸引力的呢？要知道很多人一直反对他担任教皇。在日渐衰落的罗马帝国，貌似很多刚刚改信基督教的普通民众仍然怀念他们的异教罗马神祇。达玛苏斯发现，这些人似乎愿意将罗马神祇替换为基督教殉道者。于是，达玛苏斯全力寻找基督教殉道者们的埋葬之所并竖立起雄伟的大理石纪念碑。其中一些纪念碑和其上的碑文在今天的罗马城依然可见。

达玛苏斯的努力结出了硕果。他扩大了普通基督教众的规模并赢得了他们的好感，他得到了上层阶级的支持，他甚至获得了罗马皇帝本人的支持，皇帝认可了他有关罗马教会地位超凡的观点。380年2月28日，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任何人都必须遵守基督教的原则，这些原则由“耶稣门徒彼得和继承人达玛苏斯主教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彼得向罗马人阐明”。[23]

达玛苏斯知道为了爬上权力顶峰并保持权力应该做什么。实际上，在他通过不光彩的方式当选教皇之后，他为罗马天主教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为自己赢得了圣徒地位。达玛苏斯通往权力之门之所以敞开，缘于他的前任利贝利乌斯的失误，后者不仅没有与罗马皇帝建立同盟关系反而得罪他。达玛苏斯没有犯这种错误。他在规模扩大的有影响者和可相互替代者中建立起一个小型的致胜联盟，因此确保了他个人和教皇权位得到忠诚持久的支持。在他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他使基督教偏离了它的东方起源，转而日益成为一种西方的信仰。

类似利贝里乌斯这样的领导人未能做正确的事，结果为新人上台提供了机会。但切记，我们必须从一个潜在支持者的视角来理解什么东西构成了“正确的事”。它可能与对社群或国家最有利的东西毫无关系。如果有人以为统治者在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即对国家最有利的事—他最好去当学究而千万不要涉足政治。在政治中，上台掌权与做好事毫无关系，而永远与做有用之事有关系。

从破产中攫取权力

实践表明，有一件事永远有用，那就是保持清偿能力。如果一个统治者用于收买支持者的钱出现短缺，别人就非常容易开出诱人的价码策反他的联盟成员。财政危机是发起进攻的绝佳时机。

人们通常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阶级战争的棱镜来看待俄国革命。事实也许要简单得多。1917年2月，克伦斯基的革命者们之所以能够占领冬宫，是因为军队没有阻止他们。而军队之所以没有阻止他们是因为沙皇拨给军队的钱不够。沙皇之所以没有足够的钱是因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愚蠢地砍掉了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伏特加税。

沙皇尼古拉没有分清楚貌似好的公共政策与坏的政治决策。他有一种糊涂想法，即一支清醒的军队比一支醉醺醺的军队应该更能打仗。尼古拉看来是认为禁止伏特加买卖将改善俄国军队在一战战场上的表现。然而他忽略了明显的负面影响。饮用伏特加在俄国大众特别是军队中极为盛行。伏特加如此受欢迎且消费量巨大，它构成了俄国政府岁入的三分之一。一旦禁止伏特加买卖，沙皇的收入立刻锐减。而由于战争，他的开销却在持续增长。

沙皇很快就没有能力继续收买忠诚。结果就是他的军队拒绝镇压罢工群众和示威者。在推翻沙皇政权之后，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成立了短命的民主政府。但他未能长久掌权。他的错误恰恰就在于建立了民主政府—这需要一个比较大的致胜联盟，他还推行不得人心的政策—继续参加一战—因此从一开始就得罪了他的联盟。

一旦没有人阻止革命，沙皇立刻倒台。路易十六在法国革命中的遭遇相当类似。成功的领导人必须从这些例子中吸取教训，将开源创收和收买支持者置于一切之上。再来看罗伯特·穆加贝成功稳坐津巴布韦总统宝座的例子。由于穆加贝糟糕的政策，津巴布韦的经济崩溃。到处是饥荒，霍乱疫情时不时横扫全国。穆加贝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明白只要确保能付钱给军队，人民水深火热并不重要。尽管媒体经常猜测他的状况，但到目前为止穆加贝始终能做到这一点，并在年近八旬之际依然稳坐总统宝座。他把一个一度繁荣的农业输出国搞成了一个仰赖外国援助的国家。对他统治下的人民来说，穆加贝的所作所为无疑糟糕透顶，但他却是一个了解统治规则的大师。对于凡是与收买党羽有关的一些最重大政策，他都一概推行。这就是为什么没人想罢黜他。

沉默是金

我们从小都被教导“沉默是金”。实践证明，破坏了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也会导致在位者被政治对手搞垮。

一旦致胜联盟成员开始怀疑自己有朝一日将拿不到个人好处，在位者因提供报偿而具有的优势将立刻丧失。在位者如果无法让联盟成员确信他将继续关照他们，他就给竞争者提供了夺权的黄金机会。1965年，阿尔及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本·贝拉愚蠢地开口之后，旋即被胡阿里·布迈丁夺走了总统宝座。他本该保持沉默。

本·贝拉在足球场上和战场上都声誉卓著。1936年他加入法国军队，驻扎在马赛期间，他在当地的职业足球队踢球。因在二战中的英勇表现，他被授予法国十字军功章和法国军事奖章。二战结束后，他投身于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统治的解放运动，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并于1963年当选总统。尽管才能出众，他却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1965年6月12日，他宣布一周之后将举行政治局会议，会上将讨论三个重大事项：（1）改组内阁；（2）撤换军队领导人；（3）清算军中反对派。他随后离开阿尔及尔前往奥兰。

这一宣示无疑等于告诉他的核心支持者，他将撤换掉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他并没有透露打算具体清除谁，共同的危机感使所有人都起念要除掉他。

本·贝拉的愚蠢预告为胡阿里·布迈丁提供了起事的缘由。没有人知道谁会被撤换，但根据本·贝拉咄咄逼人的宣告，肯定有不少人会落马。由于这个非受迫性失误，本·贝拉失去了他的在位优势，给了胡阿里·布迈丁一周的时间密谋政变。在预定开会日期的前一天，本·贝拉回到了阿尔及尔，当昔日朋友塔哈尔·兹比里上校将枪口对准他时，他才如梦初醒。布迈丁抓住了机会，而本·贝拉的核心支持者选择了背叛。[24]沉默确实是金，只可惜本·贝拉知道得太晚了。在你必须做某事之前，绝不要提前摊牌，这无疑将断送你的好局。

制度变革

一般人有一种看法，认为政客们不会改变使他们掌权的规则。这是错的。他们时刻准备着要削减致胜联盟的规模。政客们想方设法要避免的是那些会导致需关照人数增加的制度变革。不过尽管他们极力要避免，但有时制度却必须变得更有包容性。这会削弱独裁者的地位，因为他所建立的联盟和支付的报酬将不足以维持他的权力。

在旧苏联体制下，鲍里斯·叶利钦本来没有可能爬上权力顶峰。[25]他试图出人头地的第一次尝试是建立在和沙皇尼古拉禁止伏特加买卖一样愚蠢的政见上。他要取消官僚们享有的特供商店、上最好大学的特权以及广大苏联人民无权享受的其他各种好处。当然，这样的政见受到普通群众的欢迎，但群众在选择苏联领导人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官僚们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认为叶利钦是一匹脱缰野马，将他黜贬。经历了这次挫折，叶利钦在时局变化中只能依靠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创造性生存下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联经济停滞。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面临严重的两难局面。除非他能使苏联经济有所起色，不然将很容易丧失财源。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种情况会让领导人深陷麻烦。为了搞活经济从而有足够的钱，戈尔巴乔夫必须放松对人民的管制，解放他们被压制的创造潜能。

对苏联人来说，经济上的解放并非小事一桩。它意味着给予苏联公民更多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好的一面是，这使人民得以交流、协作和互动，有利于经济增长；坏的一面是，允许人民交流、协作和互动将助长大规模的政治抗议。戈尔巴乔夫并非傻子，想来他也知道自由化会让他陷入麻烦。可惜他进退两难。没有强大的经济，苏联肯定将无法与美国竞争，无法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将无法继续为党内成员提供回报。为了经济好转他不得不拿政治控制去冒险，风险不仅来自于急于致富的普通大众，也来自于担心丧失特权地位的联盟内部。戈尔巴乔夫扔出了骰子，最终失掉了赌局。

首先，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联盟内部遭遇了一次政变。1991年，反改革的党内强硬派担忧丧失特权（这正是叶利钦的公开目标），遂罢免戈尔巴乔夫，控制了政府。叶利钦在红场登上坦克顶，说服苏联军队不要向渴望改革的示威者开枪。以叶利钦为首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挫败了这次企图重回苏联压迫体制的政变。群众运动也让戈尔巴乔夫短暂重回总统宝座，但苏维埃联盟已经摇摇欲坠，几个月之后，苏联帝国解体。

叶利钦经历了反特权的惨败，明白他不可能在苏共内部建立自己的致胜联盟，但他可以通过大大提升俄罗斯联邦官僚们的预算自主权来赢得这些人的支持。比起留在苏联内，他们在俄罗斯可以更加有钱有权。通过这种方式，叶利钦瓦解了戈尔巴乔夫的联盟，自己成了赢家。实践证明，比起治理国家，叶利钦更擅长的是如何上台。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民主国家如何上台

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例子都是关于独裁者的。而在民主国家，尽管权力交替一般来说远为平和，但遵循的机制是一样的。正如在专制国家，一位民主国家的挑战者也必须废黜在位者、掌握国家机器、充分回报支持者联盟，使他们力挺他上位。不过在民主国家，达到这些目标的方式相当不同。

某些方面来说，在民主国家要达到这些目标比较容易。比方说，在民主国家要挖致胜联盟的墙角相对不那么困难，因为民主领导人需要的支持者人数非常庞大。领导人严重依赖公共物品来回报支持者，但恰恰因为主要回报方式是每个人都能获益的公共物品，联盟内的人获得的好处并不比联盟外的人多多少。不仅如此，由于联盟规模如此巨大，联盟内部个人得到的好处就相对有限，忠诚度被进一步稀释，被下一任领导人的联盟排除在外的风险也相对较小—毕竟，下一任领导人同样需要人数众多的支持者—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在位者的优势。

挑战者开出比现政府更高的回报价码，就能成功。由于有太多人需要回报，这就意味着必须提出更好或至少更受欢迎的公共政策。不幸的是，尽管比较容易侵蚀现任领导人的支持者联盟，挑战者必须面对如何报答自己的支持者这个难题。

民主领导人必须控制政府机构才能上台，但却不是像在专制国家那样迅即达到目标。比方说在美国，11月当选的领导人直到次年1月才宣誓就职。这段时间差给了候任领导人准备的时间，提名自己的内阁成员，安插人马到各个关键岗位。最早的时候，这段时间差（迟至次年3月）是考虑到候任领导人从他所在的州赶到首都需要花几个月时间。而独裁者或君主大位的竞争者们可从来不会好心等待他们远方的亲戚千里迢迢赶来和他们竞争。在接管权力这方面，民主国家领导人无须着急，因为判定现任领导人失败的民主规则已经同时为他们创生了一个新的支持者联盟。

民主国家里的家族继承

由于依赖一个很大的致胜联盟，民主领导人没法给支持者提供非常慷慨的个人回报。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足够的钱。于是民主领导人需要找到支持者喜欢的有效的公共政策，以这种形式来回报支持者的忠诚。但这不等于说在民主政治中就不存在私相授受。确实存在。这解释了为什么王朝式规则就算在民主国家都很常见。举例来说，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研究表明31.2%的美国女性议员（以及8.4%的男性议员）有近亲此前担任过相同职务。[26]历史上20%的美国总统互相之间有近亲关系。偶然和公平竞争可解释不了这一现象。

王朝式规则在民主国家司空见惯的原因与在独裁国家和君主制国家毫无二致。有谁比家族成员还能更好地保护家族财富和威望？民选官员花小钱赚大钱，享受权力，他们与奥古斯都皇帝或卡洛·甘比诺一样，渴望让自己的子孙享有一样的好处，保护他们的遗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俄亥俄州的塔夫脱家族一代又一代身居高位。1999年至2007年当政的俄亥俄州州长鲍勃·塔夫脱家世显赫。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曾是美国参议员。他的曾祖父是美国总统，高曾祖父是司法部长和战争部长。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罗斯福家族、布什家族以及很多其他美国家族都具有漫长而显耀的从政史。

当然，王朝式规则在民主国家以外更普遍。不过即便你没有走运到出生于一个政治王朝，只要你有好的或至少受欢迎的理念，你也有望在民主国家上台。而在独裁专制国家，造福人民的好的理念几乎不可能助你掌权。

民主是关于好理念的“军备竞赛”

在民主国家，竞争是智力上的，而非肉体上的。对于独裁者来说，杀掉对手很奏效，但在民主国家这样做无疑会让自己在政治上万劫不复。当然，从道德的立场来看，这是一件好事。但从一位民主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推论就是，即使好的公共政策都未必能收买到多少忠诚。

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政策带来的好处，不管他是否支持现任领导人。如果一名领导人整治了环境、解决了全球暖化问题，那么每个人都是赢家，尽管每个个人看重这些事情的程度各不相同。但过去的行为买不来忠诚。当一名竞争对手出现，拿出整治环境的更便宜的方案，或者拿出人们更关心的其他问题的应对政策，那么这名对手就可能通过选票上台。独裁政治是关于个人回报的争夺战，而民主政治则是关于好的政策理念的争夺战。只要你依赖的是规模巨大的支持者联盟，那么如果你牺牲公共利益来回报你的党羽（一如你在独裁国家会干的），你肯定会被赶下台。

温斯顿·丘吉尔无疑跻身于英国历史上最伟大政治家之列。他因其精彩的演讲而著称。然而，单靠爱国主义修辞不足以在二战中击败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丘吉尔并不只会发表辞藻虚华的演讲，他也带来了政策成果。他说服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实施《租借法案》，使基本上已经破产的英国能继续战斗。他将英国经济转入有效的战时状态，想方设法逼迫轴心国在多线作战。战争快结束时，他广受英国人民的爱戴和赞扬。然而在1945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克莱门特·阿特利领导的工党大胜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从技术上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甚至还没结束，而温斯顿·丘吉尔为赢得这场战争做出的功劳不逊于任何人。然而英国人民已经迫不及待地抛弃了他。

在英国取得阿拉曼战役胜利后的1942年11月，丘吉尔说了一番著名的话：“我作为国王的首席大臣不是为了负责清算大英帝国。”英国选民使他不必如此。丘吉尔继续推行紧缩政策以期重塑英国昔日荣光。然而经过了6年艰苦的战争、物资配给和牺牲，这些政策已经丧失吸引力。阿特利则选择提升英国国家医疗服务，建立一个福利国家而不是重塑国际霸权。他赢得了好理念的战斗。很少人否认丘吉尔功勋卓著，他也广受喜爱。但赢得大选的却是阿特利。

联盟动力学

民主领导人需要大量支持者，这是他们的弱点。如果你能发现令现任领导人的支持者不满的某个问题，很快就轮到你来当领导人了。在一个民主国家，分而破之是上台掌权的完美法则—这一策略最伟大的践行者之一就是亚伯拉罕·林肯，他通过分化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于1860年夺取了总统宝座。

在1858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竞选中，林肯逼迫斯蒂芬·道格拉斯就奴隶制的立场表态，而就在此前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德雷德·斯科特一案中裁决美国国会无权在联邦准州废止奴隶制。道格拉斯被将了一军。如果他表态说奴隶制可以被准州人民排除在疆界之外，他可能会赢得在伊利诺伊州的选举，但将动摇党的根基；如果他说奴隶制不能被排除，他可能败选并大大削弱成为1860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的机会。道格拉斯最终表态称准州人民可以拒绝奴隶制，他赢得了参议员选举，但他对于奴隶制的这一表态在两年之后的1860年总统大选中分化了民主党，为林肯上台铺平了道路。

与历史上其他美国总统不同的是，林肯预见到在总统大选中，他在非常大一部分选民中不受欢迎。他知道自己在1860年大选中的最佳机会、可能也是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分而破之。假设道格拉斯以赞成奴隶制来回答林肯的问题（也就是支持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符合国家法律），他几乎肯定会在参议员选举中输给林肯。这可能在1860年能够保住民主党的团结，但又会提升林肯作为在任参议员获得的支持度。而道格拉斯实际做出的回答则无疑让民主党在他参选的问题上产生分化。随着党内竞争对手布雷肯里奇和贝尔的挑战，道格拉斯失掉了赢得南方选票的机会，这使他和他的党内对手注定在大选中失败，尽管林肯取得的票数优势很小。林肯只获得不到40%的普选票就击败了分裂的民主党对手，他在南方甚至一票未得。相似地，1992年比尔·克林顿获得了43%的普选票击败时任总统乔治·W·H.布什（他获得38%的普选票），在不小的程度上这得感谢另一位角逐者亨利·罗斯·佩罗（他获得了19%的普选票）。[27]林肯明白，他必须尽可能缩小致胜联盟的规模，尽管他处在一个本质上是大联盟的体制内。

1864年寻求连任时，林肯没有忘记这一重要原则。眼见自己前景堪忧，林肯设法扩大了可相互替代者和有影响者的规模，这样他可以从那些此前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人当中建立致胜联盟。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引入了缺席投票，这样服役的士兵也可以投票，这在纽约产生了尤其重要的影响。一般认为，在1864年林肯与乔治·麦克莱伦将军的选举对决中，正是士兵票帮助林肯拿下了纽约州。在利用政治规则为己服务方面，林肯是一位大师，他在非常大一部分美国人民不欢迎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获胜。

在民主国家，政治是关于理念的军备竞赛。正如在统治期间民主领导人必须回应人民的诉求一样，提出选民喜欢的政策有助于竞逐公职，愿意多做事是有好处的（相比少做事）—哪怕将来会产生极其严重的经济后果（不过届时你已经卸任了）。务必在短期内满足你的联盟。当政客们哀叹你在“拿孩子们的未来作抵押”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懊恼不是他们想出了选民真正需要的政策。当然，选民有可能对近来奥巴马的一万亿美元计划感到内疚，但他们是否会投票拒绝该计划，让我们走着瞧。有这般父母，孩子们何需敌人？

关于上台的最后评论：多伊军士的终极命运

我们关于上台的描述始于利比里亚军士多伊的故事。他的结局对那些寻求权力的人很有警示意义。正如本书余下部分将阐明的，上台和保持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多伊军士知道利比里亚的钱在哪里。而只要他知道钱在哪里并用它维持军队的忠诚，就能够无数次挫败推翻他的企图。麻烦在于，你只要失败一次就完蛋了，而“钱在哪里”这个问题成了多伊军士最后听到的事。

随着冷战结束，美国不再需要多伊的帮助，1989年美国政府终止了对他的进一步经济援助。政敌查尔斯·泰勒和约翰逊王子在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政府的支持下看到了机会，发动叛乱。多伊派兵反击，但他的士兵不仅没有像职业军队那样行事，反而烧杀抢掠，一点都不在乎得罪有可能拯救多伊的人民。

平民成群结队加入叛军。多伊决定亲自坐车去找刚刚抵达的尼日利亚维和部队，这一举动显示了他有多么缺乏政治才能或判断力。经过一番激战，多伊的卫队被全歼，约翰逊王子将多伊活捉并用摄像机拍下了拷问过程。在约翰逊割下多伊的耳朵并生吞前，审讯人员一遍又一遍地逼问多伊：“钱在哪里？银行账户是多少？”多伊拒不回答。也许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得死，拒不张口能让他的家人享有他的劳动果实，在舒适的流亡生活中度过余生。

在治理国家方面多伊十分无能。他将一个本已贫困的国家拖入了更深的贫困和内战。但他知道上台的奥秘。尽管形式多样，成功的挑战者都遵循基本的原则。他们对现任领导人的关键支持者提出了比当前所得更高的预期回报。但对挑战者来说不利的是，现任领导人有一个重大优势，即当前致胜联盟的成员们可能相信该领导人会继续填满他们的私囊或提供他们想要的公共政策。而一旦现任领导人被人知道病入膏肓、个人拿得太多、选择错误的政策或关键支持者的忠诚度很弱，那么挑战者登堂入室废黜现任领导人的大门就敞开了。

获取权力意味着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快速果敢地行动，只争朝夕。此外，上台还意味着要逮捕任何反对者，在民主国家这是比喻意义上的，在独裁专制国家则是肉体上的。上台这件事不适合心虚胆小者。

然而，当上领导人并不是政治的结束。就算你已经大权在握，享受权力的好处，其他人仍在虎视眈眈。他们也想要你这个拼命得来的职位！政治是危险的职业。我们将看到，成功的领导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是紧紧依靠一个忠诚的联盟。那些在这第一个任务上失败的人，为别人推翻他们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