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你多早晚来的？”马夫人问。
“来了一会儿了。”锦儿答说，“在雪芹屋子里琢磨太太求的那支签呢。”
“喔，”马夫人闲闲说道，“你们连我问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琢磨得出来？”
“太太不是在问秋澄的终身吗？”
此言一出，实时吸住了马夫人的心，“你们怎么知道？”她的语气不同了。
“太太先说，咱们琢磨得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就讲给太太听。”
由于一上来便猜透了马夫人的心事，秋澄也承认她有时候曾梦见去世的父母，怀念在江南的寡嫂，便显得那首诗中的“玄机”，格外中听。
一直听完最后两句的解释，马夫人方始开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看来咱们以后的日子，都还不坏。”
看到一家之主的老人，有这样的话，大家都有无可言喻的欣慰。其中秋澄的感想，更多且深，她真是没有想到，马夫人这一回求签，问的竟是她的将来！只为所见不同，觉得签语不祥，而又不便明言，以致抑郁寡欢。如果不是锦儿来解开了这个结，马夫人不会化忧为喜，便是自己没来由造了孽。转念到此，不由得对锦儿投以感激的一瞥。
锦儿却并无得色，倒是曹雪芹大为兴奋，吃晚饭时，大声说道：“锦儿姊，我真是服了你了，偏就是你能洞鉴表里，把‘有梦常为客，无家尚忆归’解得那么妥帖。我看，太太不高兴，就是因为一联之故。”
得意非凡的锦儿，正待矜持地谦虚一番，而就构思时，秋澄已举起了酒杯。
接着，曹雪芹举杯相敬，等他们喝过了，秋澄说道：“我也得敬杯酒谢谢你。”
“你敬的什么？”锦儿笑道，“就为我那句‘依人冉冉飞’解得好？”
秋澄先不作声，然后说道：“我要说不是，你一定说我矫情。我是没有想到太太会为我求签，如果不是你，太太为我上了心事，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罪过？”
“你这么说，我得干一杯。你也干吧！”
两人都干了酒，秋澄一面为锦儿斟酒，一面说道：“太太得了那支签，不大高兴，是谁都看得出来的，原先我在琢磨，总还得出前面去看房子，这回我要劝太太到东月城的观音大士庙也去求一求，想个什么法子，弄它一支上上签，让太太心里也好过一点儿。”
“你这是空想。”曹雪芹说道，“那里根本就没有签，因为原来就没有打算在那里建一座观音大士庙。”
“对了！都说观音大士是女身，怎么不叫白衣庵叫观音庙？而且在那个车马纷纷的月城里头，地方一点点大，且不说妇道人家烧香不便，观音大士有灵，也不爱在那里受香火。”锦儿接下来问，“你说原来就没有打算在那里供奉观音大士，那就无怪其然了。可是，这座庙，又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明朝崇祯十五年的事——”
崇祯十五年，洪承畴以陕西三边总督东调，总督蓟、辽军务，统率总兵八员、马步精锐十三万人，驻扎山海关外，不意连番大败，洪承畴在松山被围六个月，食尽城破，辽东巡抚邱民仰被杀，洪承畴下落不明。
消息传到京师，明思宗大为震悼，总以为他一定殉国了，为了激励士气，赐祭十六坛，另在正阳门外东月城建立专祠，塑造洪承畴的像，以与西月城的关壮缪庙匹配。及至赐祭到第九坛，来了一个非常确实的消息，洪承畴投降清朝了。
明思宗自然不能期望洪承畴能像关壮缪那样，身在曹营，心存汉室，赐祭停止，专祠亦不成立，改祀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京师流传的洪承畴的故事很多，但这一段却是闻所未闻。“我听老太太谈过，”秋澄说道，“有一年老太爷进京，在德州起旱，路过保定，听人说起，洪承畴的孙女儿，苦得没饭吃，老太爷特为派人送了几十两银子给他。功臣下场，会这样子惨，真想不到。”
“他不是福建人吗？”锦儿问道，“怎么会住在保定？”
“他是镶黄旗汉军，不能回福建。”曹雪芹答说，“就像咱们不能住江宁，是一样的道理。”
“可又何至于穷得没饭吃，他的爵爷的禄米呢？”
“他没有封爵。”曹雪芹说，“只是三等轻车都尉一个世职而已，而且也不是世袭罔替，准袭三次，还是四次？大概早就袭完了。”
“当时待他也实在太薄了一点儿。”
“这有原因的。”曹雪芹沉吟了好一会说，“总而言之，五伦之中，第一伦跟第五伦，要全始全终很难。”
这话锦儿不大听得懂，秋澄想一想，倒是明白了他的意思，五伦的第一伦是君臣，第五伦是朋友。洪承畴与人不能全始全终，是属于哪一伦？
这样想着，不由得问了出来，曹雪芹觉得百年前事，谈谈亦自无妨，便细谈了洪承畴所以失宠的由来。
原来当时西南一隅，尚未归入清朝版图，桂王由榔频年转战，到了顺治十年，终于能够立足下来，云南、贵州两省，仍奉永历正朔。
当初太宗看中洪承畴的本意，就是要利用他来对付明朝，招抚江南之后，此时又用得着他了，这年五月，特授一连串荣衔：太保兼太子太师、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同时颁发一道授权的敕谕：文至巡抚，武至总兵，皆听节制，攻守便宜行事。满兵当留当撤，即行具奏。便宜行事的条款，在敕谕中一一列明。信任之专，可说无以复加。
但洪承畴却始终以持重为名，不肯大举进兵，而且一再以年老多病，请求解任。到了顺治十六年正月，清军三路会师，攻克云南省城，桂王奔往缅甸，洪承畴到了昆明，上了一道奏疏说：“云南险远，请仿照元、明故事，以王公坐镇。”朝命平西王吴三桂移镇云南。
原来洪承畴、吴三桂都在观望，其时郑成功经营台湾，舟师强大，浙东义师在张苍水率领之下，亦日趋坚实，回过来看八旗从龙的宿将，日渐凋零，而后起的亲贵及勋臣之后，习于富贵，无复先人的那股凌厉无前的斗志。而南北的遗民志士，倒在顾炎武、钱谦益的策动之下，已经规划出一套复明方略，决定规复江南，与清朝划江而守，先造成偏安之局，再徐图进窥中原。以当时彼此形势实力而论，这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如果郑成功与江南义师有了动静，洪承畴跟吴三桂，毫无疑问地会举兵响应。
久已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临了。顺治十六年六月底，郑成功的海舶，会同浙东义师，浩浩荡荡自崇明岛入口，溯江上驶，轻而易举地攻下镇江。警报到京，朝廷震动，顺治皇帝且已准备亲征。
“顺治皇帝那年二十二岁。”曹雪芹说，“年纪虽轻，已经饱尝世味，七情六欲都经历过，觉得人世间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
“不说他看破红尘，当了和尚了吗？”锦儿问道，“有这回事没有？”
“‘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曹雪芹念了两句吴梅村的诗，说，“和尚没有当成。”
他的话还没有完，秋澄便推一推锦儿的肘弯说：“你别打岔！听他说下去。”
“顺治皇帝看破红尘想出家，这话不假。不过他的出家是逃世，只要能让他心里踏实平静，他亦不是非当和尚不可。”
在这空隙之间，锦儿又忍不住插嘴了，“不当和尚当什么？”她问，“当什么才能让他过清静安闲的日子？”
“要清静安闲，只有出家。出家不一定当和尚，当天主教士也可以。大家都知道的，孝庄太后的‘教父’，是天主教的长老汤若望，顺治皇帝管他叫‘玛法’，满洲话里头，只有‘阿玛’，没有‘玛法’，有人说，那不是满洲话，是西洋话‘我父’的意思。那时他既参禅，又对天主教义着迷，如果汤若望的势力比明朝留下来的那班太监来得大，顺治皇帝说不定就当了天主教士。”
“越说越玄了，也越说越远了。”秋澄提醒他说，“你别忘了，你刚才是在说顺治皇帝亲征。”
“不错。”曹雪芹说，“我为什么谈这一段呢？为的是，要让你们知道，顺治皇帝那时候脑袋里装的玄理太多了，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京师九门都贴出黄告示，说要亲征了，盼望大家同仇敌忾，灭此朝食。哪知道事与愿违……”
“雪芹，”这回是秋澄打断了他的话，“亲征了没有呢？”
“没有。”
“为什么？”
“亲征非同小可，调兵遣将，囤积粮草，起码也得半年的工夫。孝庄太后跟汤若望都知道他的毛病，凡事一过去了，就会忘得光光，从不往后打算，所以都极力劝他，想拖过那几天，自然没有事。先是劝不听，最后劝动他的，竟是明朝最后一任的漕河总督，他从从容容地问道：‘皇上这一回亲征，打算什么时候班师？’
顺治皇帝愕然：‘尚未出师，先谈班师，你不太心急了一点吗？’他说，‘不过照我的估计，一年之内，必可奏凯。’”
此人认为郑成功不取崇明岛控制由江入海的通路，是一大失策，只需降旨命江南的将帅，封锁长江，郑成功就非急急退走不可，同时亦就显示了庙算的高明。如果一定要御驾亲征，反而会稽延克敌致果的日期。
这是什么道理呢？此人引明武宗平宸濠的故事说，江南的将帅一定会想到，既已御驾亲征，不能无功而返，既会有击败郑成功的机会，亦必姑缓其死，将这场盗魁就擒的大功劳，让给皇帝。犹如当年虽已生擒宸濠，欲假作元凶未获，等车驾到达江南，将宸濠从囚车中放出来，由明武宗亲手活捉那样。不但旷日持久，而且成了绝大的笑柄，有伤开国之君的神武英名。这下，顺治皇帝总算将亲征之议打消了。
至于郑成功在江宁城外屯兵半月，士卒“释戈而嬉”，不知身在何处，以致原守崇明岛的清朝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率所部三千人，得由间道援江宁，以狮子山为屏障，立三营于神策门西的锺阜门，侦得实情后，先攻破前营，第二天五更时分，破人家门户做通路，展开奇袭。郑成功仓皇遁走，深恐海口被封，竟连镇江亦放弃不守，径自扬帆出海。
其时张苍水奉郑成功将令，越过江宁，径攻芜湖，长江两岸父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二十余天之中，西至舒城，西南至贵池，直逼安庆，由此迤逦而东，直至宁国，皖南已有其半，克复了太平、宁国、池州、徽州四府，广德、无为、和阳三州，总计二十四县。及至郑成功弃而不顾，孤军深入的浙东义师骤临绝路，不能不在巢湖弃舟登陆，由于有眷属拖累，境况极其凄惨。张苍水单骑突围，间关百折，跋涉两千多里，直到冬天方回舟山，而所谓“浙东义师”，亦就名实俱亡了。
“现在回头来要谈洪承畴了。”曹雪芹说，“兵部看江宁转危为安，东南已经没有顾虑，便催他从速进攻缅甸。洪承畴找了一大套理由，说这年秋冬不宜进兵，明年春天亦怕不行，因为‘二月青草将生，瘴即复起，其间可以用师，不过四月，虑未能穷追。’桂王的大将李定国，‘若闻我师西进，必且避实就虚，合力内犯。我军相隔已远，不能回顾，昆明留兵，亦未遑堵御’，如果已逐出国界以外的李定国，因而又得流窜西南，所关匪细。”
趁他停顿的当儿，锦儿问道：“照这么说，永远不必进攻了？”
“当然，洪承畴另有一番说词。洪承畴以为‘明年尽力春耕，渐图生聚，我军亦得养锐蓄威，居中制外’，‘绝残兵之勾结，断降卒之反侧，李定国等潜藏边界，无居无食，瘴疠相侵，内变易生，机有可俟。是时刍粮辏备，苗蛮辑服，调发将卒，次第齐集，然后进兵，庶为一劳永逸，安内剿外长计。’”
“那得等到哪一天？完全是搪塞嘛！”
“正是这话。”曹雪芹深深点头，“到了十月里，洪承畴告病，说不能干经略大臣了。”
“准了他没有呢？”
“当然准了。”曹雪芹说，“朝廷知道你不愿意做张弘范，勉强无益。”
锦儿问秋澄：“张弘范是谁？”
这个名字，秋澄仿佛听说过，不知其人，自然仍须曹雪芹来解答。
“他是元朝的一员大将。”曹雪芹说，“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四岁即位，年号德祐，在位两年，元军入临安，就是杭州，把太后跟小皇帝都俘虏了，可是宋朝不算亡。”
谈到这里，曹雪芹把酒沉吟，因为曹家久居江宁，习闻南明的故事，他是想到史可法是否可与文天祥相提并论，而如福王左右有张士杰、陆秀夫，局面又会如何？
“你怎么不讲下去？”锦儿问道，“为什么宋朝不算亡？”
曹雪芹定定神答说：“因为德祐还有一兄封益王，一弟封卫王。宋朝的遗臣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等人立益王于福州，改元景炎。元军入闽，张世杰奉益王由海道到两广。宋朝的臣子这时分投元、抗元两派，前一派占了上风，张世杰领兵复回福州。第二年，十一岁的益王，一病呜呼。陆秀夫便倡议拥立卫王，这才是宋朝最后的一个皇帝，改元祥兴。这年闰十一月，张弘范……”
宋祥兴元年闰十一月，张弘范擒文天祥于广东海丰。第二年二月，大败张世杰于广东新会县南，大海中的崖山，陆秀夫背负卫王蹈海而死，至此宋亡。
“张弘范父子都是元朝的勋臣，但他是直隶定兴人，到底生在宋朝的土地上，就是宋朝人。因此，后来有人在崖山立了一块碑，一共八个字：‘宋张弘范灭宋于此。’这就是所谓‘一字之诛，严于斧钺。’”
“原来张弘范父子早就是元朝的臣子了。”锦儿说道，“他的情形跟洪承畴不一样。”
“应该说，洪承畴的情形跟他不一样。”秋澄说道，“如果那时候洪承畴抓住桂王，立一块碑说：‘明洪承畴灭明于此。’那才真的受不了啦！”
“可是，”锦儿顿了一下，换了个话题问，“后来呢？桂王怎么样了呢？”
“那比宋朝的卫王惨得多了。”曹雪芹说，“洪承畴不愿意做张弘范第二，有人愿意，就是吴三桂，他有个亲信叫马珅，劝他杀桂王，以绝天下之望，然后再相机自立为帝。吴三桂听他的话，逼缅甸交出桂王，拿弓弦勒死了。”
“这样说起来，洪承畴还算是有良心的。”锦儿亦大为感叹，“可惜郑成功不争气！”
“雪芹，”秋澄问道，“你这些故事是从哪儿来的呢？”
“这你就不必问了。”
“我看靠不住。”锦儿又用激将法了，“我看是你杜撰的。”
“有《宫门抄》在那里，莫非上谕亦是我杜撰的？”
“上谕上莫非也说，吴三桂的亲信姓马的劝他杀桂王？这话当时一定是私下说的，外人怎么会知道？”
曹雪芹笑道：“你们一定要知道，我就跟你们说了吧！我又不是四老爷，逛琉璃厂一定是去看字画古董，我是常去找旧书，找抄本，久而久之，终有所获。”
“什么抄本？”
“总是不能刻出来的书，才只有抄本。”秋澄说道，“当初老太爷在日，常有人送抄本来，多半是想换几个钱，老太爷从不让那些人空手而回。老太太说：留下来的那些抄本，老太爷一定亲自过目，有的能刻，有的不能刻，不能刻的，多半烧掉，也有一些是进到宫里的。”
“为什么要烧掉？”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因为有忌讳，流传出去会出事。”
听这一说，锦儿大为紧张，“雪芹，”她说，“你找来的是些什么抄本？”
“你要看？”
“对了！”锦儿答说，“我今儿睡在这里。最近常常半夜里醒了就睡不着，得找本闲书看着等天亮，有时看倦了，还能睡一。”她将手一伸，“把抄本给我。”
“好吧！回头拣给你。”
“都找给我，我说不定还挑一两部带回家看呢！”
曹雪芹答应着，吃完饭到他自己书房，点起灯来，找来三部抄本、一部刻本，叫小丫头捧了，来到秋澄那里。
“这部刻本《鹿樵纪闻》是吴梅村做的。”曹雪芹一一指点，“三部抄本，以这部《广阳杂记》最好，《秋思草堂遗集》是杭州一个姓陆的才女，记他老父陆丽京云游始末……”
话未说完，秋澄插嘴说道：“这部书不必看。”
“为什么？”锦儿愕然相问。
“你看了会一夜睡不着。”
锦儿还茫然不知其故，曹雪芹却被提醒了，因为陆丽京被牵涉在一桩极严酷的文字狱中，陆丽京之女陆莘行，所记的即是她家籍没的经过，一字一血，惨不忍睹，怕锦儿看了，枨触旧怀，故而阻止。
“那部书也没有什么好看。”曹雪芹移开《秋思草堂遗集》，指着另一部抄本说，“这部《研堂见闻杂记》很有意思。洪承畴以外，还有金圣叹、张献忠的故事。”
“都在这里了？”锦儿问说：
“还有一部《读书堂西征随笔》，是雍正年间奉了明文的禁书，你就不必看了。”
“是谁做的？”
“汪景祺。”秋澄提醒锦儿，“就是海宁查家，抄家的那一案，牵涉在里头的汪景祺。”
“不对，”曹雪芹说，“是年羹尧那一案，不过查家那一案也有关联就是。”
原来杭州人汪景祺是康熙五十三年的举人，为人放荡不羁，雍正二年游陕西，其时年羹尧正在红得发紫之时，汪景祺写了一封信，将沿途所记的一部随笔，送请年羹尧指教，目的亦不过打打秋风而已。哪知年羹尧获罪，抄家时搜得此书，因为上面有首诗，对圣祖有欠恭敬，交刑部议罪，照大逆不道律，拟斩立决。
这首诗是在一篇题名《诙谐之语》的结尾，说康熙南巡至无锡，有个秀才名叫杜诏，道旁献诗，圣祖颇为见许，特赐书于白绫上的御书一幅，捧回家打开一看，写的是：“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这首诗收入蒙童所读的《千家诗》，竟劳御笔，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而且秀才献诗，报以御书，亦似对笔墨太不珍惜。
汪景祺便来了一首七绝：“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
“大不敬”的罪名，即由此而来。雍正四年查嗣庭当江西主考，为副主考俞鸿图所出卖，以试题有意讥刺，竟兴大狱，其实是查嗣庭在雍正即位时，奉旨在南书房行走，草拟诏旨，知道了世宗的许多阴私秘密，而又在词气之间，流露出不乐为世宗所用的本心，因而世宗要杀他灭口。这一案亦有好些连篇累牍的上谕，往往拿汪景祺与查嗣庭相提并论。前后时间，相距甚近，而李煦充军，又适与查嗣庭发遣宁古塔同时，因而秋澄才会误记。
“好了，”锦儿在听曹雪芹谈完这一案以后说道，“你请吧！我们也得睡了。”
这是托词。实在锦儿忽然有一桩心事，要跟秋澄谈，这桩突如其来的心事，是由于偶然有所发现而引起来的。
“我看，咱们对雪芹抱的满怀希望，怕要落空了。”
这话相当突兀，秋澄无以为答，只怔怔地望着她，等她往下说。
“我看他不是做官的材料，做了官不但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还会惹祸。”
“你这话怎么说。”秋澄问道，“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锦儿是从发觉曹雪芹不识忌讳这一点，连类推想，越想越觉得他的性情，与官场无一相合，有许多要跟秋澄谈的话，如骨鲠喉，片刻都不能忍耐。
秋澄是看着曹雪芹长大的，从小任性、好奇，及至曹老太太去世，接着遭逢家变，北上归旗，渐渐成年，由于一连串的挫折，及本性孝顺，不敢惹马夫人生气，加以马夫人持家，与曹老太太在日，恩威并用的手段的不同，不谈家法，只讲情理，而又把理性看得比情分更重，上上下下不见得如何亲密，却都能各守分际，和睦相处，这样才将曹老太太常说的，曹雪芹的牛性子，渐渐磨掉。
但好奇的本性，依旧如故，而且愈来愈重，秋澄认为曹雪芹不是不识忌讳，而是好奇心驱使，明知忌讳而不顾。
做官要识忌讳是天经地义，否则金殿射策时，不必在结尾上赘上“罔识忌讳，干冒宸严”的话。因为不识轻重，犯了忌讳，犹有可解，明知忌讳而不顾，当然自速其祸，这就比锦儿的顾虑更严重了。
两人细细数去，曹雪芹真不是做官的材料，第一是不耐衣冠礼数的拘束；第二是不喜奔竞，甚至上官照应，派了好差使他亦未必见情；第三是凡事看得太容易，且又最重情面，易受人欺；第四就是不顾忌讳，明明知道不应该去过问的事，偏要插手，不应该说的话，偏要多嘴，以致祸从口出。
“还有一样，”锦儿又说，“他肚子里知道的‘奇事’太多，我也替他担心。震二爷回来说，过年的时候，圣母皇太后的一个娘家人，进慈宁宫谢恩，不由神武门而是另外走了一道门，据说是总管太监奉了懿旨领进去的。皇上知道了这件事，把总管太监狗血喷头骂了一顿。据说皇上很讨厌有人去见太后，对知道太后底细的人，常在暗中查访，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震二爷识得轻重，从不谈当年到热河去接圣母皇太后的事，四老爷也是这样。我就怕雪芹不懂忌讳。反正，一个人多知道别人的隐私秘密，绝不是好事。这一层，你还得跟他好好说一说。”
“这一层，太太就早跟他说过好几回，想来他还不至于这么不识轻重。不过，你说多知道别人的隐私秘密，绝不是好事，这倒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来了。”
这是个康熙朝权臣相互钩心斗角、倾轧排挤的故事，她曾听曹老太太谈过，但枝枝节节，不成片段。而那时的秋澄对朝廷的情形，也不甚了然，所以只是些断续的记忆，以后看了好些曹雪芹从琉璃厂、慈仁寺那些冷书摊上觅来的笔记，印证当日得诸曹老太太的传闻，才知道始末因果，尤其是那部《读书堂西征随笔》，记得更详细，也更传神。
不过，要她在此时原原本本讲这个故事——实在是讲一个人，她亦还记不周全，因而说道：“今儿晚了，明天讲给你听。睡吧！”
两人同榻并头而枕，锦儿睡在外面，将灯火移近榻前，躺着看曹雪芹携来的抄本，直到三更天方始熄灯入梦。第二天上午，曹震派车来接，锦儿匆匆忙忙地上车而去，但临行之前，却郑重其事地告诉秋澄，务必要将前一天她们细谈曹雪芹的性情，那许多不合时宜的脾气，说与曹雪芹痛切改过。
因此，下午无事，她便到梦陶轩来看曹雪芹，见了面先问汪景祺的那部书。
“你不是看过？”
“我想再看一看。”秋澄答说，“我要查一查高士奇在索额图门下的那段故事。”
“你怎么忽然想到了这个人？”曹雪芹一面说，一面开书箱，将那部《西征随笔》取了出来。
“索额图是康熙爷的什么人？”秋澄问说，“是舅舅不是？”
“你弄错辈分了。庆太子才管他叫舅舅，他是圣祖元后的胞弟。”
“那不应该袭承恩公吗？”
“他行二，承恩公是他长兄噶布拉承袭。”
原来圣祖元后孝诚仁皇后之父索尼，是世祖临崩所指定的顾命四大臣之一，有女又为皇后，家世贵盛无比，索额图一兄两弟都有爵位，但为圣祖重用的却是索额图，一亲政便拔擢他为大学士，与明珠同执朝政，互植私党，设法荐引到圣祖左右，以为耳目。
明珠的长子，便是有名的大词人纳兰性德，以翰林改为御前侍卫，颇得宠信，但却不及索额图所荐举的高士奇。
高士奇字江村，杭州人，流落京师，在报国寺廊下卖字为生，仅足糊口。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在他的摊子前逗留不去，但非看字，而是看相。
“贵姓？”那人开口了，是辽东口音。
“敝姓高。”
“我看尊驾的相，主大贵。”
“哪里？”高士奇只以为他在拿他消遣，“一身潦倒，能不饿死，已是万幸，哪里敢望富贵。”
“不然！你别妄自菲薄。”接着，那人又要他的手看，看了右手，又看左手，“你的相，在相法上应该当宰相。即无宰相之位，亦有宰相之权。”
高士奇报以苦笑，懒得再理他了。但那人却说了一句令人意想不到的话。
“你愿不愿意跟我回去？”
看他不像开玩笑，高士奇方始请教姓名。此人是祖大寿的侄子，名叫祖泽深，祖大寿是吴三桂嫡亲的母舅，所以他跟吴三桂亦算是中表。
吴三桂自从杀了桂王以后，势焰熏天，平西王府可以自行选任官吏，号为“西选”。他的儿子吴应熊，尚太宗幼女，是圣祖的姑夫，封子爵，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祖泽深以此奥援，当吏部主事，将高士奇带回家后，相待甚厚，高士奇因而执贽称弟子。
祖泽深有个朋友，名叫周大全，是索额图的管家，“宰相家人七品官”，周大全管的事很多，亦要想用一个懂书算的人做助手，有一天跟祖泽深谈起，而祖泽深恰好外放，正为高士奇的出处在踌躇，有此机会，毫不迟疑地将高士奇转荐给周大全，宾主相处甚得。
不久，周大全出了事，受人贿赂，为索额图发觉，盛怒之下，严究其事。周大全大起恐慌，找人商量，多劝他否认，即令动严刑，只要咬定了没有这件事，索额图亦无可奈何，但高士奇的看法不同。
他劝周大全说：“索大人把老师当作左右手，当然是有感情的，问到这件事，老师应该痛哭流涕，自己承认负恩。人孰无过，索大人看老师如此，想起往日的情分，一定高高手，放老师过去。如果不承认，一动了刑，老师自己估量，熬得过，熬不过？熬得过，不死亦成残废；熬不过承认了，哪里还有命？送了命还要先吃一顿苦头，这样做太划不来了。”
周大全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等索额图叫了他去一问，随即如高士奇之教，在砖地上“咚咚”地磕响头，涕泗横流地表示做错了事，自请处死。索额图怒气一消，喝一声：“滚！”就此无事。
过了几天，索额图回想此事，觉得奇怪，因为在他的经验中，这样的事在别人必是抵赖得干干净净，何以周大全一问就会承认，其中或许别有缘故，因而又将他叫了来问。
“这是我请一位书算师爷高士奇教我的。”
“喔，”索额图说，“你把他叫来我看看。”
唤来一问，话很投机，再看他写的字，一笔端端正正的小楷，正好留下他来缮写密折。于是高士奇由“奴下奴”一变而为宰相的门客了。
如是数月，又有一重机缘。圣祖想找一个与官场毫无往来的人，置诸左右为他备顾问、做耳目，这番意思透露给索额图后，他很想引荐高士奇而踌躇未决，恰好祖泽深进京来谋求升官，去谒见索额图，索额图知道他会看相，便问他高士奇的面相如何。
“此人以相法而论，位极人臣。”
原来是大贵之相！但既贵之后如何？不能不做考虑。见此光景，周大全便进言了。
“高某人很诚实，老爷举荐了他，一定不会辜负老爷。就像上一次教我跟老爷认罪，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不欺。”
索额图即此意决，举荐给圣祖以后，凭他的机警深沉，以及他那肚子里的墨水，不多不少，恰好够到能让圣祖赏识称妙的程度，因而不到一年，便权倾天下了。
高士奇算是圣祖的文学侍从之臣，圣祖曾经自道：“我初读书的时候，只是太监教我经书，而且是没有批注的‘本经’，还教我做八股文章，自从高士奇在我左右，我才知道学问的门径。古人的诗文，他一看就知道出于哪一朝、哪一代，我很佩服他这一点本事。”其实高士奇的本事是工于心计，在南书房行走时，绝早上朝，装了一口袋的金豆，坐定下来找小太监来细问“皇上昨晚上看了哪些书？”问完了，抓一把金豆赏小太监，然后找了那些书来看过，等圣祖一问，现贩现卖，自然对答如流。
因为如此，当索额图初荐时，授职詹事府录事，仍是一名书手，有一回内廷所供的关公神龛上要题几个字，高士奇肚子里只有“幼学琼林”“神童诗”“千家诗”之类，想起神童诗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而清朝自太宗以来，一直尊崇关壮缪，高士奇便借来一用，哪知为圣祖所见，大为赞赏，因而升授内阁中书，食六品俸，并赐居西安门内，到康熙十九年授为额外翰林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开坊迁右庶子，升詹事府少詹。其时索额图先因病解大学士任，病愈复起，改授为内大臣，兼充议政大臣，势力渐渐不如明珠，高士奇跟索额图亦就慢慢疏远了。
当时朝廷两大，非杨即墨，跟索额图疏远，必与明珠亲近。高士奇的转向，先是由祖泽深荐引他到内阁学士徐乾学门下，徐乾学是纳兰性德的业师，自然而然地成为明珠的党羽，以此渊源，高士奇与明珠亦有了勾结，他在左右逢源之际，不免想到祖泽深——高士奇平生唯一所不负的人，总想对他有所报答。
报答的机会来了。那时的祖泽深在湖北当荆宜道，由于三峡水路，是上通四川的孔道，货物吞吐，必经荆宜，所以是个肥缺。而巡抚张汧是走了明珠的门路，花了大把银子，方始谋得此缺，为了捞回本钱，想把祖泽深撵走，另派私人接替，因而搜集了祖泽深的许多贪黜劣迹，打算一本将他参倒。
湖广是督抚同城，在武昌的两个大衙门，只隔一道蛇山，历来巡抚有什么大举动，不敢置同城的总督于不顾，所以张汧在拜折以前，特为请总督徐国相吃饭，后花园有个小戏台，找了伶人来承应，戏唱两出，酒过三巡，看徐国相的兴致很好，是进言的机会，便传话停戏，而且伶人都要回避。
有个小旦这天临时得病，睡在大衣箱里面起不来，管衣箱的便将箱盖一合，管自己走了。睡在戏箱里面的小旦，将张汧与徐国相的谈话听得清清楚楚，当天便到祖泽深那里去告密，原来祖泽深便是这个小旦的“老计”。
于是祖泽深先下手为强，他手里也握有好些张汧贪污的证据，派遣专差，星夜进京，投书高士奇，请高士奇与徐乾学设法解救。
两人密密商议后，决定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由高士奇先根据祖泽深信中所谈的张汧的劣迹，面奏圣祖；一方面由徐乾学找了他的一名现任御史的门生，“闻风言事”，参劾张汧贪污渎职。
在祖泽深抢到了一个“原告”的半个月以后，张汧参祖泽深的奏折，方始到京。由于有祖泽深的先入之言，本来一面倒的官司，变成抚道互控之局，对张汧颇为不利，圣祖无法遥断，特派内阁学士色楞额到武昌查办，临行特加告诫，务须秉公办理，不得敷衍了事。
色楞额到武昌一查，张、祖二人都有交代不清之处，认为都应该罢官。祖泽深得到消息，又遣急足进京通知高士奇，信中有些捕风捉影的揣测之词，说色楞额可能受了张汧的贿。高士奇其时是宠信正专，便将可能的话，说成实有其事。圣祖震怒，朱笔谕示刑部，色楞额革职，连同家属，一并充军吉林乌拉打牲地方。方在归途中的色楞额，无端大祸临头，惊惧莫名，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跌断了一条腿。扶伤到了北京郊外，才知道奉旨不准入京，家属亦被逐至城外，在等他一同充发吉林。
湖北抚道互控之案未结，高士奇建议，请派亲信大臣到湖北审问。圣祖亲信的大臣很多，但派出去查案，须身份相当，张汧只是巡抚，而另一方更只是道员，以派二品的侍郎、阁学往查，最为适当，而在这个层次上的“亲信大臣”，只有一个徐乾学，谁知圣祖所派的竟是直隶巡抚于成龙。
高士奇大惊失色，徐乾学落空是一大意外，于成龙竟膺斯任，更是意外。原来康熙朝有两个于成龙，一个是贵州人，字北溪，由州县起家，官至两江总督，是有名的清官，也是有名的好官。另一个于成龙是镶黄旗汉军，字振甲，以萌生当乐亭知县，为圣祖出巡时所识拔，清介廉能，一如以前的于成龙，圣祖特为放他当直隶巡抚，因为这也是以前的于成龙所做过的官，后先辉映，成此佳话，兼有勉励他效法同名前贤的至意在内。
这个小于成龙一到湖北，祖泽深必无幸理。高士奇为此大伤脑筋，与徐乾学商量，勉强找到一条路子，可以一试，直隶有个道员叫胡献征，浙江绍兴人，是于成龙最信任的属员，胡献征有个族兄，是徐乾学的得意门生，必能为师门效力。
他的这个门生是已经开坊的翰林，官居詹事府右中允，奉了老师之命去看胡献征，开门见山地道明来意，而且表示师门重托，务必尽力。
胡献征大吃一惊，“大哥，”他说，“你在开玩笑了！此公哪里是可以说私话的，而且，据我所知，张、祖二人是他平日所痛恶的。大哥，你饶了我吧！”说着，不断打躬作揖。
见此光景，胡中允什么话都不用说了，可是老师那里怎么交代呢？无可奈何，只能撒个谎，回报老师说道：“已经关照舍弟，在于中丞面前进言了。”
不多几天，于成龙自保定进京请训，明珠亦当面拜托，请他照应祖泽深。
于成龙默然不答，带了胡献征到武昌，将张汧、祖泽深的劣迹，一一审问明白，祖泽深结交了明珠的亲信，大学士余国柱、张汧亦曾派人行贿。其时余国柱已为御史郭琇参劾罢官，而刑部讯问张汧向何人行贿时，张汧断然决然地回答：“徐乾学。”
徐乾学与高士奇招权纳贿，原是事实，当时有“四方玉帛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谣，“东海”指徐，“澹人”则是高士奇的别号。但张汧说向徐乾学行贿，这就有点离奇了。
于是高士奇向圣祖进言：“湖北抚道互控，臣跟徐乾学将祖泽深所开张汧劣迹，据实呈进。如果徐乾学曾受张汧的贿，情理上要为张汧隐饰。现在明明是张汧怀恨在心，故意乱咬。即令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圣明天子，不会蒙冤，但到案情水落石出，已经大感困扰，只恐将来大家都要做乡愿，不敢据实奏陈。”
圣祖也觉得张汧说向徐乾学行贿，是件情理上说不通的事；而且徐乾学刚升了左都御史，如果因此案牵连，解职听勘，许多应该整饬纪纲的案子都会停顿下来，因此特为降谕：“不必株连。”也就是对徐乾学是否被诬一事，不再追究。这一来，徐乾学内心当然不安。
原来上谕虽戒株连，刑部搁置不问，但道路流传，张汧亦全非诬陷，穴既不空，风自何来？不能不有所辩解，特为上了一道奏疏说：“臣蒙特达之处，感激矢报，苞苴馈遗，一切禁绝。前任湖北巡抚张汧横肆污蔑，缘臣为宪长，拒其币问，是以衔憾诬攀。非圣明在上，是非几至混淆。臣备位卿僚，乃为贪吏诬构，皇上覆载之仁，不加谴责，臣复何颜出入禁廷，有玷清班？伏冀圣慈，放归田里。”
这本来是一种试探，但圣祖居然准他解任，但不放他归田，在京修书，仍是文学侍从之臣。因为徐乾学的门生很多，有的当翰林，有的当御史，圣祖想利用徐乾学授意他的门生建言，来整饬吏治。
当然，徐乾学与高士奇，在大家看来是不可分的，徐乾学既然有了表示，高士奇亦非明一明心迹不可，他在奏疏上说：“臣等遍摩纂辑，堆在直庐，宣谕奏对，悉经中使，非进讲，或数月不睹天颜，从未干涉政事。”接下来列举过去及目前在南书房行走的翰林，说是莫不皆然，“独是供奉日久，嫌疑日滋，张汧无端疑怨，含沙污蔑，臣将无以自明，幸赖圣明在上，诬构难施。但不容仍玷清班，伏乞赐归田里。”
奏疏的措词与徐乾学相彷，圣祖的处置，亦与徐乾学相同，解任后在京修书。下一年——康熙二十八年随扈南巡，由于左都御史郭琇的严劾，休致回籍。但圣祖眷顾之恩独厚，三十三年特召来京，仍值南书房，三十六年母老告终养，至四十二年圣祖南巡，高士奇特至淮安迎驾，扈跸至杭州，回銮时，复又随从进京。
到京以后当然要去看索额图，这是高士奇最痛苦的事。因为高士奇虽已贵盛无比，但在索家，仍旧是类似家奴的身份，见了索额图要磕头，回话时并无座位，家人称他“高相公”，索额图则直呼其名，动辄破口大骂。可是索额图对门下亦并非全然无礼，有个浙江绍兴人江潢，索额图便很尊重，称之为“江先生”。这江潢身材魁伟，一把大胡子，以奇士自命。对高士奇当然亦不会有什么好脸嘴，因此，高士奇忍无可忍，在倾向明珠打击索额图之际，总想同时除掉江潢。
这些情形，索额图亦有耳闻，这几年高士奇与明珠常有信使往还，更是一件瞒不过人的事，蓄恨在心，已非一日。这天很热，正在花厅里光着脊梁喝冰茶纳凉，听说高士奇来了，便命传见。
等满头大汗的高士奇，给半裸的索额图磕完头，只听大喝一声：“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居然敢来见我！”
接下来便大骂特骂，高士奇只是不断磕头，否认与明珠勾结。这样骂了有一下午，好不容易才得脱身，已是灰头土脸，汗湿重衣，不成人形了。
咬牙切齿了好几天，高士奇终于想到一条一石两鸟的毒计。原来江潢为索额图所策划的长保富贵之策，便是拥护皇太子，他倡议皇太子服御俱用黄色，一切仪制与皇帝相仿佛。本来就是骄恣任性的皇太子，受此纵容，行为越发不检，皇帝颇为不满。
高士奇的毒计便是由明珠向皇帝进言，说索额图谨事太子，出于江潢的献议，太子年将三十，未能接任，渐露狂悖之形，皆是江潢、索额图之过。
这意思是皇太子有逼皇帝退位的企图。圣祖读过纲鉴，对历代帝皇的生平，颇有所知。唐太宗之于高祖、唐肃宗之于玄宗、宋孝宗之于高宗，子道都有可议。如果太子亦有此举，岂不令天下后世腾笑，一世英名，付诸东流？圣祖自然动心。
于是不久便下令拘捕索额图，交宗人府拘禁，同时当面训斥索额图说：“你当大学士，以贪恶革退，后来起用，不知悔改，你家人告你如何不法，我把你留在我身边，还想宽免你。哪知道你结党横行，妄议国事，你所做的事，我随便举一件，你就应该处死。可是我心有不忍，姑且再饶你一次。”
除了索额图以外，党附的亦多被捕下狱。江潢则因在家中搜出索额图给他的信，谈到拥立皇太子，下刑部议罪，当然不能活命了。
不久，索额图死在宗人府的“高墙”之中，而且还抄了家，明珠自然大为快意。但早在高士奇为索额图所提拔时，高士奇在圣祖面前进过无数次的谗言，因此明珠报了索额图的宿仇，心上便只记得高士奇的旧怨。此时表面上很客气，其实一直在等机会要收拾高士奇。
高士奇当然亦有警觉，明珠在这十几年之中，虽未柄政，但一直以内大臣的身份，为皇帝的侧近之臣，门生故吏，遍布中外，潜在的势力，颇为可观。
高士奇觉得以对他敬而远之为妙，年力衰迈，家业殷富，不如回老家去摩挲古董，整治园林，安享清福。因而自陈衰病，请求放归田里，邀准以后，朝贵排日饯行，明珠尤其殷勤，一连请了他好几次，依依不舍地话别，但据说在食物中下了毒，是一种不会当时发作的秘方，俗称“慢药”。因此，回到原籍浙江平湖，不多几天，便已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