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发生学歧见

为全球治理寻求到为全球所认同的价值基础，是一个可以为认同全球治理的人们所承诺的事情。只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困难是，在全球治理来到之前，并不存在一个现存的全球性的价值体系，可以为全球治理自然地提供一个价值支持。

在历史的幅度上，全球化是一个晚近发生的事件。与全球化时代对应的是一个区域化时代。区域化时代是一个长时段，它的时间延绵几乎占据了一部人类历史。在人类区域化发展阶段中，尽管有广泛的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但是，从整体上讲，在相对封闭的区域中发展出来的各大文化体系，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价值理念、政治体制、经济模式和文化系统。这是至今人类文化多元而丰富的构成状况的历史基础。一方面，区域化的文化体系驱使区域化的价值主张的自我论证和自我迷恋，这使得区域化时代生成的价值体系具有一种明显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区域化价值一旦进入一个全球化时代，也会有一个自我辨认的边界意识，而难以相互兼容。所以，各古典文明体系从“真实的历史”到“写的历史”都必须以国别或地区为基本的参照坐标。 [9]

仅就我们自己的文化经验而言，中西文化在整体相遇之前，虽然存在着文化的交流，但是对于彼此的文化没有一种结构性的制约和重塑功能。 [10] 由希腊理性传统、罗马民法传统与希伯来宗教传统逐渐塑造出来的“西方”文化，自有其基本一致的价值理念、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汤因比就此强调欧洲的国家很难以一个个单独的国家来理解其历史文化传统，除开后来的英国有自己的某种特殊性以外。而由儒家与道家互补结构起来的中国人心灵传统、由儒家与法家结构起来的中国人政治传统，以及三者交互作用形成的古典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也具有自己文化的价值理念的自足性。就是在中西文化全面相遇的现代，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与相互接受，也还是一个艰涩的话题和困难的互容过程。

所以，今天为人们所认定的全球治理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完全都是产生于区域化发展阶段、都潜蛰在地方性知识之中、都隐匿在民族-国家的权力体系间。仿照鲍曼的“全球法律，地方秩序”的说法， [11] 可以说就是“全球治理，地方价值”。所谓全球治理，地方价值，指的就是全球治理的价值支持来源于“西方”的价值传统。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诸如人权、民主、平等、公正等，都不是自来就有“全球”性的价值，它们的历史源头在“西方”。即使就它们的历史演变来看，它们也仅仅是西方文化自身演变的结果，而不是相异文化体系冲突的成就。对于全球治理来讲，来自西方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全球治理价值，因为它在发生学意义上的地方性，也就必然决定了它在普适性上的限度，即它不可能自然就具有与其他素有渊源的历史文化传统或文明体系的天然一致性。或者甚至是相反，它也许天然就具有与西方之外的文化价值体系的冲突性质。这种冲突性，既可以从它们的历史发生时期的不相关性上认知，也可以从它们的历史相关性一旦发生就显现为长期、广泛而尖锐的冲突上观察得到，更可以从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获得的具体阐释体现的差异性上得到进一步的认证。

在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中，系统的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的相关性论证是不存在的。在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统治与治理中，这些价值的发生，既与它们对西方价值的曲折认同有密切关系，也与它们挖掘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价值相似历史资源有紧密关联。但是，历史发生时代具有的价值取向的重大差异，使得非西方国家在认取这些价值的时候，自始就带有误读的色彩：它们或会将自己的认同建立在这些价值的世俗有效性上，或会将自己认同这些价值的基础建立在理性屈从与感性排斥的矛盾基点上。这实际上就限定了全球治理基本价值获得合理理解并得到内在认同的可能性。在西方与非西方共同言说这些全球治理基本价值的时候，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是十分巨大的。前者往往着意于它们的普世性，尽力阐述这些发源于西方的价值理念所具有的普适性，并将它们自然地视为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理念。后者则大致落在它们的反抗含义上，将之视为自己民族挣脱西方控制获得民族解放的价值工具。 [12]

于是，从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如何可以获得它的历史起点上看问题，就有一个地方性知识蕴含的价值理念如何获得全球性的问题在。很显然需要强调两个意思：其一，由于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天然的全球价值体系，因此，我们只能在各种地域性、民族性价值理念中寻求全球治理的价值资源。为此，我们绝对没有理由将地域性、民族性价值理念限定在它的发生学意义上，以一种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姿态，拒斥任何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异的文化价值理念。于是越出发生学视野，建立类型学观念——某种价值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话，就具有全球治理的价值蕴含——就变得非常必要。其二，必须理性地区分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在发生学角度具有的地域意义和在类型学角度具有的精神理念两个不同含义。前者强调的是全球治理基本价值诸如民主、平等等确实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后者强调的是这些基本价值对于非西方地区建立现代精神观念的可借鉴性质。两种区分凸显的都是论道全球治理的价值问题时，我们有必要走出全球治理的基本价值的发生学境地，将全球治理基本价值做地域与传统之外的宽泛处理，摒弃狭隘的考究价值最初发源与原生意义的发生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