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规范方法的研究实践

在政治学的实际研究实践中，实证研究方法与规范研究方法虽然各自显现出它们的特点。但由于它们并不是绝对互斥的研究方法，因此完全有可能在一个研究者的研究实践中被交替使用。这种交替，首先决定于研究者的研究问题，其次则决定于研究者对于两种方法的娴熟把握。实证研究在方法阐述上的成熟、在研究操作指引上的规程化以及在研究客观性与可靠性上累积的信任，使得愿意使用实证研究方法的研究者能够自如地运用。但长期以来规范研究的方法权威性与公信力都不是那么强烈，加之规范研究的研究成果若是为学术界公认，一般都是在大师级的学者那里才能获得高度的成功，因此，人们一般并不将规范研究的方法看做可以操作化的规程。为了使规范方法可以是操作化的，有必要对规范方法研究实践的基本要领进行概括性陈述。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研究实践要领，不是指的规范研究的方法要领，而是指规范研究方法足以被理性使用的研究者的个人条件与社会外部前提。

首先，规范方法研究实践注重研究者的个人素质。如果说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发展出一套技术性程式的话，规范研究方法的技术性程式就是远未成熟的，因此必须鼓励个体探索的方法。由于这种差别，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可以在大学与研究院的课堂或讨论班作知识性的传授，但规范研究方法还难以达到这样的知识标准。于是，规范研究方法不得不注重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性、累积性、领悟性、穿透力、认同感。所谓研究者个人的思想性，指的是研究者对于观念思索的强烈偏爱。假如说实证研究是将事实还原，因而重视将复杂的关系理顺为简单明晰的状态的话，那么规范研究在这一方面恰恰表现出努力穿透简单的事实表象，致力揭示现象背后的复杂关系结构。缺乏了研究者对于复杂世界的思想想象，这种研究就几乎是不可能开展的。所谓累积性，指的是研究者对于问题的把握必须随他的经历、阅历与知识性累积成为正相关关系。从事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没有相当的生活经历作为进入研究的前提，研究者处于一种生活状态的空白情形，他就难以将规范研究的问题当作学术问题处理，甚至他会将极为重要的基础性问题视为简单的问题忽略掉。同时，只有在生活经历的积累与体验生活三昧的基础上，一个规范研究者才能将人们漫不经心对待的问题认真地加以审视，从而凸显为人们经常忽略的基础性问题深层而微妙的含义。所谓领悟性，则是指规范研究者对于基础性问题中已经为人们所理解的界面与没有为人们所理解的界面进行判断的直觉能力。一个规范研究的实践者，不是一个可以从受教育的过程中或别人的研究经验中直接得到把握问题深邃内涵的能力的。他必须具有一种慧心领悟或穿透问题的慧根。缺少凭借直觉把握住问题深邃内涵能力的研究者，是无法真正进入规范研究的世界的。所谓穿透力，指的是规范研究者对于问题所指涉的现象，不被其表象所蒙蔽，而能够一下子切入问题实质的能力。对于一个规范研究者来讲，他不是一个社会现象的记录者或分析者，而是一个指出这些社会现象相互之间复杂关联的理解者。因此，他要一种见人所未见、察人之所未察的洞幽观微的能力。他能够直接舍弃现象描述的歧路，进入问题核心。所谓认同感，指的是规范研究者既能以自己对于问题的把握、领悟与穿透来赢得他对于问题的独特理解，也能够使研究共同体的成员们对于他的研究怀抱一种信任的态度。综观而言，规范研究的成功者，绝对都是有第一流头脑的人士。如果说实证研究能够保障研究者起码的收获的话，规范研究就毫不留情地将研究者区分为大师与小丑。大师构成规范研究的范例，小丑成为机械模仿而毫无收获的反面榜样。

其次，规范方法研究实践看重学术共同体的建构。学术问题的公认性、历史与逻辑的切入方式、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学术价值判断的独立准则，构成为规范研究实践就学术共同体而言的几个要素。学术问题的公认性，不是一个或几个具有权势的规范研究者密谋的结果，而是一个经受千百年长期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学者们逐渐承认的结果。这种公认，不仅是对于它作为学术问题的承认，而且也是对理解它的基本路径的共同挖掘，更是对它获得真正理解的检验方式的共同构建。因此，规范研究是绝对排斥那种以为好新鹜奇就是创新研究的心态的。而历史与逻辑的检验，不是一种黑格尔式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检验准则。反倒是一种将逻辑与历史检验首先进行切割的检验方式。逻辑的检验完全服从逻辑规则，历史的检验完全遵循实践的准则。就前者来讲，规范研究者注重的是逻辑自洽，即在他给出的诸研究假设之间没有矛盾、诸立论之间没有冲突、诸陈述之间保持一致、诸结论之间具有张力。当人们对于一个规范研究者的逻辑分析进行历史检验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不懂得对检验对象的研究进行逻辑分析的外行人士。在现代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中，使用历史方法检验逻辑进路的研究成果是一种常常为人们采用的方式，其实这样的检验方式是没有理据的。比如对于罗尔斯社会契约论论证设定的“原初状态”“无知之幕”，就有学者以历史上何曾有过进行批评，这其实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批评。就后者，即就历史检验的方式来看，当规范研究者进行历史陈述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将它视为顺从历史或逆反历史的建构，因此就只能在既成历史和历史走向的角度进行检验，而不能采取逻辑设定的方式进行批评。比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典型的历史主义的论述，它只能在历史的延续中为自己提供支持，而不能再返回历史进路所拒斥的书斋式逻辑功夫。前者是要解释世界，后者是要改造世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取向。至于正常的学术批评氛围，则是一个规范研究所必须谨守的学术共同体仅仅将学术批评原则视为唯一原则的抉择。由于规范研究常常携带着研究者的价值信念，甚至直接就是对研究者价值信念的论证，因此容易滑到价值对峙的地步，而将学术批评变成人身攻击。为此，规范研究者之间的学术批评，必须保持一种宽容精神，并秉承按照学术标准进行批评的原则，尽量克制研究者的个人偏好与唯我论倾向。学术价值判断的独立准则，则是一个规范研究者必须遵循的将学术判断标准独立于政治、社会和价值立场的准则。政治常常是干扰规范研究的最强有力因素，它使得规范研究丧失规范性，堕落为政治的工具。因此，不论规范研究者的价值主张是什么，都必须是在政治之外获得证明的，才能视为规范研究而不是政治表态。即便是围绕现实政治正当化的规范研究课题，也必须在脱离现实政治运行展开的研究，才足以保证规范研究真正具有价值。同时，规范研究不能被经济力量和价值偏好所主导，它也必须对于这两种因素具有理性批判的能力，才足以支持规范研究的规范性。以此避免那些以为自己不是从事实证研究就是从事规范研究的无规则方法认同。

再次，规范方法研究实践强调相关的社会性条件。 [24] 现代民主制度、多元文化结构、崇尚思想的传统、社会物质供给，构成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共享的四个社会性条件。本来，现代政治学就是以“现代”社会为依托对象的。没有“现代”社会，现代政治学就成了没有研究对象的虚构学科。但是，当政治学各学科从发达国家输入后发达国家之后，这个前提条件被忽略了。人们似乎想当然地认为政治学就是没有现代社会支撑也可以独立运思。其实这是一个莫大的误会。现代社会的制度安排——现代民主宪政制度，是构成现代社会有序运行的基础。正是现代社会的秩序化有了保证，这才可以使现代社会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这类实证研究活动得以展开。只有在一个既不能对人们进行肉体消灭，也不能进行政治迫害的国家，研究者才能获得可靠的面谈对象和实在数据，而不至于担心因为被面谈对象的政治忧惧和收集数据的难以准确而无法保证研究的可靠性。一个欠发展的非现代社会，不是现代政治学主要关注的对象，它更多的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天地。转型社会可以开展现代政治学研究，但是得保持审慎的态度：当政治忧虑与安全意识成反比关系，即政治忧虑低而安全感觉强的时候，这种研究的可靠性程度就比较高；当政治忧虑与安全意识成正比关系，即政治忧虑强而安全感觉也强时，这类研究的可靠性程度就很低。在一个现代民主宪政的国家里，文化结构的状态也是有利于政治学研究的。多元文化结构，使得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们既可以具有多元观察对象，也可以有多重观察视野，这无疑胜于单一研究对象和单一观察视角的研究结果。对于现代异质社会结构来讲，一个同质的社会提供给研究者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角度总是有很大差异的。这种差异注定了研究者审视问题的广度与高度。当然，规范研究对于思想的力度是极为看重的。一个崇尚思想的国家，对于形成缜密思维的研究者心理习性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那些仅仅想简单描述或勾画社会现象的研究者，浅尝辄止、流于浮面，这就有一个文学化地处理与哲学化地处理研究问题的不同选择。前者加工问题做抒情性的处理，后者将问题做透彻性的解析；前者对问题发表看法，后者对问题进行论证；前者对问题做简单化的归约，后者对问题做复杂化的考量。就政治学研究群体来看，精思明辨不是某个具体研究者的计较，而应当是群体成员共有的思维习性。政治学在现代社会是个花费不菲的行当。不论是人文研究需要的“养士”费用，还是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群体协作，都是一个贫困社会所无法承担的。越是发达的国家，就越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处于领先于落后国家的地位；越是富裕的社会，就越是在人文学科的研究方面担当多过落后社会的责任。一个期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普遍穷困的生活状态中生产出高质量的知识产品的国家，就是一个期待“鸡窝里飞出金凤凰”的不正常国家。

最后，规范方法的效果需要在长程历史中检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历史）符合论与真理符合论就可以为之提供验证的。首先，政治学的规范研究方法支撑的相关研究，不是一个划定时限给出成果的研究。不到社会与人能够体会到有关问题的深层次蕴含的地步，研究者无论怎么聪明睿智，也无法为人们揭示出其中包含的丰富意蕴。这不是一个主观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其次，政治学研究者提供的研究作品，品位的高下、思想的疏密、逻辑的真假、认同的高低，都需要一个长程的检验，才能显现出它是否是提供了真知的作品。因此，它是否与当下事实和过去事实符合的问题，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它是否能够吻合客观世界与主观选择，也不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政治学研究者对于问题本身解释的真诚态度、对于知识的尊重程度与对研究规则的循规蹈矩。因为无论是事实符合还是真理符合，都是将研究者的主观选择与事实世界的客观严格加以区分的结果。当人们来断定是否符合的时候，必然会遇到什么符合什么、符合的含义问题、对于符合的证明与证实等难题，并且必然会遭遇真理的认识范围急遽收缩的尴尬，加上符合论容易导致本质主义的认识结果，因此，现代哲学对于符合论进行了根本质疑。虽然有研究者仍然试图拯救符合论，但拯救者先设的价值立场与预定的拯救对象，使人们还是有理由怀疑简单的符合论的合理性。 [25] 因此，将政治学研究成果的检验交由长程历史来检验，即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研究者、不同价值主张和不同知识进路构成检验的要素，就可以真正凸显具有长久价值的政治学研究作品，而这些作品，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经典之作了。这比之于我们习惯的由领导者、学术权威或研究群体来断定一个研究或一部作品的价值，自然要合理得多。

---

[1] 本章大部分内容曾刊登于《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原题为《重提规范方法》，刊登时编辑将题目改为《试论政治学的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关系》，并有删改，收入本书时改为现题，补足了原刊杂志删节部分。

[2] 理想类型（ideal type）这个概念是马克斯·韦伯用来概括与经验事实相关，但并不直接与经验事实直接对应的理想性类型概念。它接近典型，但不会以纯粹形态出现在现实之中，然而决非向壁虚构。它是处于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的逻辑与规则。参见〔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译，“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3] 从实证方法的理论尊严来看，它远远高于规范方法获得的尊重。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相当见规模的实证方法丛书，规范研究方法的专门书籍则较为少见。同时，近年都有著名大学与国外大学联合举办实证研究方法的培训班，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与杜克大学分别合作举办的实证研究方法培训班，已经使数以百计的高校教师获得实证研究方法的专门训练。

[4] 〔英〕W.H.牛顿-史密斯主编《科学哲学指南》，成素梅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293页。

[5] W.H.牛顿-史密斯主编《科学哲学指南》，成素梅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296页。

[6] W.H.牛顿-史密斯主编《科学哲学指南》，第298～300页。

[7] 〔英〕大卫·马什等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景跃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1页。

[8] 大卫·马什等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44～46页。

[9] 万明：《政治学研究方法》，载华世安主编《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17页。

[10] 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以及译者韩水法的汉译本序。

[11] 万明：《政治学研究方法》，载华世安主编《政治学》，第22页。

[12] 参见〔美〕约翰·W.K.克雷斯威尔《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崔延强译，第9、10、11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13] 参见〔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就可以看出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界对于方法的定位，华夏出版社，2005。另参见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就可以看出国内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对于方法的限定性理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14] W.H.牛顿-史密斯主编《科学哲学指南》，第301页。

[15] 大卫·马什等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47～51页。

[16] 万明：《政治学研究方法》，载华世安主编《政治学》，第23页。

[17] 参见大卫·马什等编《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第133页。此处所列的几种方法的讨论，均参考该书的论述。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关于规范方法的几种实践形态，该书与同类书籍一样，将之列在政治理论的名目下进行讨论，其实这些研究“进路”恰恰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方法范式。

[18] 参见W.H.牛顿-史密斯主编《科学哲学指南》，第243～247页。

[19] 参见〔德〕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等译，“译者的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0] 参见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作为社会科学之先验前提的交往共同体”，第156～206页。

[21] 参见〔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4页。

[22] 〔美〕罗伯特·古丁等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钟开斌等译，下卷，三联书店，2006，第1134页。

[23] 万明：《政治学研究方法》，载华世安主编《政治学》，第23页。

[24] 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强调，在自由社会中各种传统都有平等的地位，因此它对于科学发展最为有利，为此他坚决反对科学沙文主义和教条主义。参见氏著《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二部分“自由社会中的科学”第四、第五两篇文章。

[25] 参见郭继海《真理符合论的困难及其解决》，“引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