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辩护进路

我们试图为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进行正当性辩护，但是这种辩护必须依托在我们为之辩护的理据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上面。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之所以具有自我辩护的理据，是因为这种研究具有理性上自我支持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实践上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以及这种研究实践展示的未来前景具有的显示人类政治生活新景象的潜力。基于这些理由，我们既可以反驳反对这种研究的主张，也可以获得支持这种研究的根据。

一方面，关于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种种反驳，是具有某些道理的。这些道理起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它提示我们要对这种比较保持历史的警惕性。假如我们在这种比较中仅仅试图证明西方现代性政治的唯一正当性和唯一发展模式的话。那么，这种比较的正当性资源就会处于自我耗损的状态。不对现代性政治抱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尤其是不对西方现代性政治怀抱一种批判的态度，我们就不足以看到现代性政治在理念结构上的缺陷、在制度设计上的漏洞、在政治生活方式的不足。其实，在历史中形成的政治体系之间，他们本身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历史中的存在已经由历史自身提供了正当性证明。从现代性政治出发进行的比较，不是要说明传统政治如何不如现代性政治，仅仅只是在说明从传统政治到现代性政治的演变的历史轴线上，它才足以显示它的意义。二是它启发我们对这种比较保持理论的警觉性。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结构特质，与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结构特质，各依据它们的历史渊源、思维焦点、思想兴趣、表达习惯，而各自具有它们的思想价值。假如我们进行的比较，试图对它们在自身逻辑的延伸中不平等地设想的所谓优劣进行判断，那这种比较的理论正当性或合理性就下降了许多。仅仅是在他们的现代性处境中，而不是在前现代处境中或后现代处境中，它们之间的比较才具有理论上的、限定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

但是我们也必须对质疑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正当性的主张进行理性的反驳。这种反驳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分别从不同维度体现出来。从反驳的必要性上讲，乃是基于相关质疑主要的是依托在抵抗现代化的基点上的。这种抵抗，又是基于反历史的假设，以及反普世化的心态。反历史，意味着相关质疑的历史真实性没有保证；反普世化，意味着相关质疑缺乏普遍的眼光，而仅有特殊主义的视角。从反驳的重要性上讲，乃是基于相关质疑对于中国的现代进程产生着消极的影响，而不是积极的引导。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九死一生”的艰难历程。现代化对于古老中国的意义，从“古老常新”的角度讲也是可以获得起码的证明的。在现代化的西方典范国家那里学习相关经验，总结相关教训，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我们按照相关质疑进行思考，我们就少了现代化的坐标，少了现代化的前行参照。在这个意义上讲，相关质疑仅仅具有提点的价值，而不具有颠覆相关思考的意义。落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论域中，我们起码对于理想类型意义上的现代性政治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现代性政治制度安排诸如宪政、民主、法治，现代性政治生活方式诸如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等加以认取。否则，现代性政治的基本理念就会徘徊在我们的政治心门之外，我们就缺乏支撑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起码精神基础。同时也就缺乏审视和评价中国政治传统、描述和分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参照。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对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进行理智的辩护。所谓理智的辩护，是一种消解了将这种研究神圣化之后的底线正当性辩护，也是拒绝从方法无政府主义的角度粗暴地为其辩解。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是否具有正当性支持，在这个意义上主要是由相关研究实践提供支持理由的，而不是一个由研究者的价值主张提供意气性说法可以保障的。假如相关研究实践不足以提供给人们具有说服力的成果，而处于申述某种价值立场、捍卫某种价值主张的境地，那么它就缺乏获得人们支持并介入这种研究的理由。就此而言，从传统的视点看现代和从现代的视点看传统，构成为相互支持的两个关节点。从现代性政治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正当性角度看，我们不能采取一种为传统而传统的政治态度，只能怀抱像徐复观那样的“为自由卫道”的理念，清理中国传统政治遗产，接引现代政治在中国大地的降临。从传统自身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现代转换的再创造性角度看，我们不能采取为现代而现代的政治立场，似乎现代性政治就是完美无缺的政治，传统政治就是历史的博物遗存。而应当怀抱像唐君毅那样的“灵根自植”的信念。这就是现代新儒家之所以可以在个体心性儒学和社会政治儒学两个方面获得丰硕成果和公认的研究成就的原因。简单的西化视域和单纯的传统回归，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思考的盲点：这种思考，既使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现代性政治处境，也使我们看不到传统政治现代转换的真实情景。

因此，当我们力图为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研究实践进行辩护的时候，一个可以优先选择的辩护进路是，将中西政治思想的价值实质结构与形式表达结构作为审视二者的关联架构，乃是一个它们各自获得清晰说明的条件。比较的正当性在这里就有了底线的保障。前述的种族主义质疑、理论可靠性质疑就会得到化解。因为就前者说，这种比较不是为了证明西方现代性政治的唯一性和理想性，而是为了说明西方与非西方政治发展的诸种可能性，以及它们在现代处境中实际的处境与可能的走向。而就后者说，这种比较不是为了确认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政治之理论的形式化结构有什么普遍的蕴含，从而将西方政治学的形式表达方式加以美化，而是为了说明中西政治思想理论表达的形式结构之差异性，对于他们各自获得的社会理解与影响社会运动的差异之理论的结构形式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