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比较的合理定位
如果说我们指出了中西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有着历史和理论的双重理由，那还只是指出了这种研究的底线正当性的话，那么，实际展开的比较研究处于什么样的情形，就对于这种研究的正当性产生直接的影响。可以想见这类研究实践的两种状态。其一种状态是，当我们将西方的现代性政治作为比较的基准的时候，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适应性就成了问题。这样，“中”“西”“古”“今”的对峙性分割，就显示为“中”“古”与“西”“今”的隔离状态。这样，一个雷同的研究结论自然而然地就浮现出来：只有西方现代性政治系统才是具有唯一正当性的政治系统，而中国传统政治系统的存在合理性与现代适应性，都成了问题。人们就会因此怀疑这种比较研究是否秉持着一种抬高一方（西方）而贬低另一方（中国甚或非西方）的理念。这势必引起后发外生的现代性政治转轨国家的普遍反感。近期西方国家里对东方国家似乎怀抱同情态度、具有显见的左翼倾向的学者到中国来演讲现代性，所持的“西方的现代性方案是唯一的现代性方案”的观点，遭到几乎所有关心这次访问的中国学者的批评，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7] 可见这种比较研究状态是不可取的。另一种状态则显示着一种似乎相反的情形。这种研究的定势显示出这样一种状态，即深怀抵抗正当性而对西方的现代性政治抱持敌意或疑虑的研究者，对于自己所在的非西方政治传统的赞美。一方面他们批评或质疑西方现代性政治的所有构成内容具有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们尽力申述自己所置身其中的传统政治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对于现代性政治的质疑与对于传统性政治的赞美，恰好构成这一比较不可缺少的两个端点。但是着眼点显然是在传统政治的辩护上面，对于西方现代性政治的关注，在这里不过是为了说明传统政治从理念到制度再到政治生活的正当性铺垫基础而已。这种研究推进到极端，就会滑到“良知的迷惘”的研究陷阱之中。 [8]
这两种比较实践所处的状态，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的状态。问题在于，我们的比较实践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令人满意一些？简单地讲，相对满意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实践，依赖于两个内部条件与两个外部条件的具备。
内部条件，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较对于中国与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在脉络进行正当比较研究的条件，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构成是，其一，我们对于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是否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价。其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耐心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文本进行细致的解读与分析，进而对于政治思想的历史延续、文本对比和个案研究具有可靠的把握能力。就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整体结构的了解而言，我们对于二者进行比较之前，需要首先把握清楚它们各自在政治理念、制度诉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关联状态，并在对等的意义上对于相同时代、不同社会、差异时空中的政治思想进行比较，而不能在完全不考虑政治思想的整体处境的条件下，进行随意的比附。在这里，比较与比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选择。就此必须强调，中西方社会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习俗、教育、技术、历史诸相关因素的关联式思考，是得以把握它们的政治思想整体结构的前提。就对于中西政治思想的文本解读而言，我们首先需要确立起尊重他们的思维习性、表达习惯的观念，从而对于它们的历史处境表示同情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从古至今的中西方政治思想经典文本加以细致的分析与勾画，既避免粗疏的浏览造成的误读，又避免在误读的基础上对于中西方政治思想做出的误解。这两个条件的具备，要求我们在中西政治思想比较实践中拒斥那种比较就是价值高低的比较的基本思路。
外部条件，即中西政治思想比较对于中国与西方政治发展的外部结构与历史走向进行比较研究的条件。这两个条件，一方面是现代的政治理念的认取。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政治心态的树立。就此而言，我们必须确立起政治思想外部功能效用的比较思路。这是一种检验政治思想上的有效性的必然选择。政治思想研究与表达不是单纯满足个人趣味的智性游戏，而是用于改进我们的政治生活的理性致思活动。因此，树立还是不树立现代政治信念，就不是一个研究者所注定得了的事情，而是人们对于现代政治信念的认取的普遍性，关系到他们所在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水准。而是否具有健康的政治心态，则关系到一个社会是否能够（不是愿意）理性地对待自己的政治处境与理智地考量政治问题。
内部条件的具备依赖于研究者的个人深思，外部条件的具备依赖于群体性的社会认同。两者对于中西政治思想比较处于良性状态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两者处于较为理想的互动状态时，即从事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实践的研究者个人，负责地向社会公众传达他们的比较研究成果并寻求公众的理性理解，真正给我们的政治生活带来积极力量的中西政治思想比较才是值得肯定的，也才能为自身的正当性赢得丰厚的支援性研究资源。
[1] 本章曾以同题论文刊登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 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可以直接看出这一思维定势，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 参见时下刊登政治思想史研究文献的各类期刊和思想文化类网站里选刊的政治思想史文章，就会同意这一断定的。
[4] 这里使用的正当性一词，是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当现代政治哲学将正当性与合法性联系使用的时候，正当性一词具有特定的道德化含义。本章所使用的正当性一词，是在扩展的意义上借用的。其中既包含道德上得到辩护的含义，也包含逻辑上能够成立的意思。
[5] 正如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凡例开篇陈述的“本书采政治学之观点，用历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来二千五百年间政治思想之大概”。可以想见，假如不是西方政治学提供一个陈述框架，还真不知道“中国”政治思想史怎么个写法。这种状况，对于以“中国”命名的各类专门思想、学术史的写作，都是一样的。可以进一步参见冯友兰写《中国哲学史》时对于类似问题的陈述。参见冯氏《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卷），绪论，中华书局，1961。
[6] 参见〔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唐长庚等译，前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作者对西方、非西方国家反现代化思潮有相当精彩的评论。但需要指出的是，开明的文化守成主义与顽固的文化守成主义之间，是具有重大差异的。前者在政治现代性的认同上抱持一种同情的态度，而后者对于政治现代性的反对则非常坚决。因此前者通常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而后者被称为政治保守主义。
[7] 参见中国思想文化的门户网站“世纪中国”，以及上海《社会科学报》对美国著名学者詹明信访问中国时发表的“西方的现代性是唯一的”讲演的相关报道。
[8] 当年钱穆为中国传统政治的专制因素辩护时，同样为传统辩护但是对现代性政治秉持开放态度的徐复观就撰文批评钱穆的主张为“良知的迷惘”。